○《古文尚书》真伪源流通考
△《伪古文尚书》之成立
唐、宋以来，世所传《尚书》凡五十八篇：其自《尧典》以下至於《秦誓》三十三篇，世以为《今文尚书》；自《大禹谟》以下至於《ぁ命》二十五篇，世以为《古文尚书》。余年十三，初读《尚书》，亦但沿旧说，不觉其有异也，读之数年，始觉《禹谟》、《汤诰》等篇文义平浅，殊与三十三篇不类；然犹未敢遽疑之也。又数年，渐觉其义理亦多剌谬，又数年，复渐觉其事实亦多兴他经传不符，於是始大骇怪：均为帝王遗书，何独悬殊若此？乃取《史》、《汉》诸书覆考而细核之，然後恍然大悟，知旧说之非是。所谓《古文尚书》者，非孔壁之《古文尚书》，乃齐、梁以来江左之《伪尚书》；所谓《今文尚书者》？乃孔壁之《古文尚书》也。《今文尚书》者，伏生壁中所藏，凡二十八篇（後或分为三十一篇），皆隶书，故谓之“今文”；与今《尧典》以下三十三篇，篇目虽同而字句多异。《古文尚书》者，孔氏壁中所藏，皆科斗字，故谓之“古文”。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得多十六篇。其二十八篇，即今《尧典》以下三十三篇，原止分为三十一篇，马融、郑康成之所注者是也。其十六篇，残缺不全，绝无师说，谓之《古文尚书逸篇》。西汉之时，《今文》先立於学官。迨东汉时，《古文》乃立。自是学者皆诵《古文》，而《今文》渐微。永嘉之乱，《今文》遂亡，《古文》孤行於世，伪《尚书》者出於齐、梁之间而盛於隋世，凡增二十五篇；又於三十一篇中别出《舜典》、《益稷》两篇；共五十八篇，有《传》及《序》，伪称汉孔安国所作。唐孔颖达作《正义》，遂黜马、郑相传之《真古文尚书》，而用《伪书》、《伪传》取士。由是学者童而习之，不复考其源流首尾，遂忄吴以此为即《古文尚书》，而孔壁《古文》之三十一篇反指为伏生之《今文》，遂致帝王之事迹为邪说所淆诬而不能白者千有馀年。余深悼之，故於《考信录》中逐事详为之辨，以期不没圣人之真。然恐学者狃於旧说，不能考其源流，察其真伪，循其名而不知核其实也，故复溯流穷源，为“六证”、“六驳”，因究作伪之由，并述异真之故，历历列之如左，庶伪者无所匿其情云尔。
△六证之一──孔安国古文篇数
一，孔安国於壁中得《古文尚书》，《史记》、《汉书》之文甚明，但於二十九篇之外复得多十六篇；并无得此二十五篇之事。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馀篇。盖《尚书》滋多於是矣。”（《史记儒林列传》。《汉书》文同，不复举）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於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後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於学官。”（《汉书艺文志》）
按：二十九篇者，《尧典》（今《舜典》“慎徽五典”以下在内）、《皋陶谟》（今《益稷篇》在内）、《禹贡》、《甘誓》、《汤誓》、《盘庚》（三篇合为一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在内）、《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凡二十八篇，并《序》为二十九篇，与《今文》篇数同，《史记》所谓“以今文读之”者是也。其十六篇，《舜典》、《汨作》、《九共》（後或分为九篇，故《正义》谓之二十四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ぁ命》，《史记》所谓“起其家，《逸书》得十馀篇”者是也。而今所传二十五篇，则有《仲虺之诰》、《太甲》三篇、《说命》三篇，《泰誓》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十有六篇，而无《汨作》、《九共》、《典宝》、《肆命》、《原命》，五篇；惟《舜典》等十有一篇，与汉儒所传篇目同，而《舜典》、《益稷》又皆自《尧典》、《皋陶谟》分出，非别有一篇。篇目既殊，篇数亦异，其非孔壁之书明甚。使孔壁果得多此二十五篇，班固何以称为十六篇，司马迁何以亦云十馀篇乎？盖撰《伪书》者闻有五十八篇之目（刘向《别录》云五十八篇，盖分《盘庚》为三篇，《九共》为九篇，出《康王之诰》，而增河内女子之《伪泰誓》三篇也）。不知其详，故撰此二十五篇，而别出《舜典》、《益稷》二篇，以当其数。惜乎，学者之不察也！
△六证之二──东汉古文篇数
一，自东汉以後传《古文尚书》者，杜林、贾逵、马融、郑康成诸儒，历历可指，皆止二十九篇；并无今书二十五篇。
“杜林，茂陵人，尝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宝爱之；每遭困厄，握抱叹息曰：‘古文之学将绝於此邪！’建武初，束归，征拜侍御史。至京师，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皆推服焉。济南徐兆始事卫宏，後皆更从林学。林以所得《尚书》示宏曰：‘林危厄西州时，常以为此道将绝也，何意东海卫宏、济南徐生，复得之邪！是道不坠於地矣！’”（《後汉纪》光武帝第八卷）
“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於世。”（《後汉书儒林传》）
“《尚书》十一卷（马融注）。《尚书》九卷（郑玄注）。《尚书》十一卷（王肃注）”，“後汉扶风杜林博《古文尚书》。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亦为之注。然其所传唯二十九篇。”（《隋书经籍志》）
按：王莽之末，赤眉焚掠，典籍沦亡略尽，是以杜林死守此书以传於後。其二十九篇者？即《史记》所谓“以今文读之”，本纪世家之所引者是也。马、郑皆传杜林之书，而止二十九篇，然则非但《仲虺之诰》等十有六篇为《古文》所无，即《大禹谟》等九篇亦非杜林、贾逵所传之《古文》矣。如果二十五篇出於孔壁，经传历历惧全，何以杜林漆书无之，贾、马、郑诸儒皆不为之传注乎？然则二十五篇决非安国壁中之书明矣。
△六证之三──《伪书》文体
一，伪书所增二十五篇，较之马、郑旧传三十一篇文体迥异，显为後人所撰。
大禹谟与《皋陶谟不类；篇末誓词亦与《甘誓》不类。
《五子之歌》、《胤征》摭拾经传为多；其所自撰则皆浅陋不成文理。
《泰誓》三篇，誓也，与《汤誓》、《牧誓》、《费誓》皆不类。
《仲虺之诰》、《汤诰》、《武成》、《周官》，皆诰也，与《盘庚》、《大诰》、《多士》、《多方》皆不类。
《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旅獒》，皆训也，与《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无逸》、《立政》皆不类。
《说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陈》、《毕命》、《君牙》、《ぁ命》九篇，皆命也，与《顾命》、《文侯之命》皆不类。
按：《皋陶谟》高古谨严；《大禹谟》则平衍浅弱，《汤》、《牧》二誓和平简切；《泰誓》三篇则繁冗愤激，而章法亦杂乱。《盘庚》诸诰，诘曲聱牙之中具有委婉恳挚之意；《仲虺》三诰则皆浅易平直。惟《武成》多摘取传记之文，较为近古，然亦杂乱无章。训在商者简劲切实，在周者则周详笃挚，迥然两体也，而各极其妙。《伊训》、《太甲》诸篇，在《肜日》、《戡黎》前数百馀年，乃反冗泛平弱，固已异矣；而《周书》之《旅獒》乃与《伊训》等篇如出一手，何也？至於命词九篇，浅陋尤甚，较之《文侯之命》，犹且远出其下，况《顾命》乎！且三十一篇中命止二篇，而二十五篇命乃居其九，岂非因命词中无多事迹可叙，易於完局，故尔多为之乎？试取此二十五篇与三十一篇分而读之，合而较之，则黑白判然，无待辨者。无如世之学者自童子时即连属而读之，长遂不复分别，且多不知其孰为马、郑所传，孰为晋以後始出者，况欲其较量高下，分别真伪，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其亦可叹也夫！
△六证之四──《史记》引《尚书》
一，二十九篇之文，《史记》所引甚多，并无今书二十五篇一语。
《五帝本纪》，《尧典》之文（《舜典》“慎徽五典”以下在内）全载。
《夏本纪》，《禹贡》、《皋陶谟》（《益稷》在内），《甘誓》之文全载。《伪书》之《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三篇，无载其一语者。
《殷本纪宋世家》，《汤誓》、《洪范》（今在《周书》中）《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文全载。《微子》载其半。《盘庚》略载大意。《伪商书》凡十篇，无载其一语者。《汤诰》颇载有数十言，乃今《伪书》所无。
《周本纪鲁世家》，《牧誓》、《金》之文全载。《无逸》、《吕刑》、《费誓》皆载其半。《多士》、《顾命》（《康王之诰》在内）略载大意。《燕世家》之《君》，《卫世家》之《康诰》、《酒诰》、《梓材》，《秦本纪》之《秦誓》，皆略载大意。《伪周书》十二篇，无载其一语者。
按：《真古文尚书》二十八篇，《史记》全载其文者十篇，载其半者四篇，略载其大意者八篇；其未载者，《周书》六篇而已。盖此十四篇者，诰体为多，文词繁冗而罕涉於时事，故或摘其略而载之，或竟不载，从省文也。然所载者亦不可谓少矣。《伪书》二十五篇乃无一篇载者，何也？《皋陶谟》载矣，《大禹谟》何以反不载？《甘誓》、《汤誓》、《牧誓》皆载矣，《泰誓》何以独不载？《吕刑》，衰世之法，犹载之；《周官》，开国之制，而反不载。至於《武成》乃纪武王伐商之事，尤不容以不载。然则司马氏之未尝见此书也明矣！夫迁既知有《古文》而从安国问故矣，何以不尽取而观之？安国既出二十八篇以示迁矣，即何吝此二十五篇而秘不以示也？然则此二十五篇之书不出於安国，显然易见。惜乎後儒之不思也！
△六证之五──《汉书律历志》引逸书
一，十六篇之文，《汉书律历志》尝引之，与今书二十五篇不同。
《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诞资有牧方明。”（《汉书律历志》）
《武成篇》：“惟一月壬辰<勹方>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於征伐纣。”“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勹方>生霸，粤六日甲戌，武王燎於周庙。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於周庙。”（并同上）
“《尚书逸篇》二卷。”“《尚书逸篇》出於齐梁之间。考其篇目，似孔壁中书之残缺者，故附《尚书》之末。”（《隋书经籍志》）
按：《汉志》所引《伊训》、《武成》之文皆与今书《伊训》、《武成》不同，则今之《伊训》、《武成》非孔安国壁中之书明矣。《伊训》、《武成》既非孔壁《古文》，则《大禹谟》等七篇亦必非孔壁《古文》矣。况《仲虺之诰》等十有六篇乃孔壁之所本无者乎！盖所得多之十六篇，文多残缺难解，故《汉志》虽间有征引，而学者皆罕所诵习，马融所谓“《逸》十六篇，绝无师说”者也。既无师说，则日益以湮没，是以迨隋仅存二卷；至唐以《伪书》取士，人益不复观览，遂并此二卷而亡之耳。由是言之，《尚书逸篇》即马融之“《逸》十六篇”，刘歆、班固所引《伊训》、《武成》之文，此乃孔壁之《真古文》，而二十五篇为後人所伪撰，不待言矣。
△六证之六，──东汉、吴、晋诸儒道逸害
一，自东汉逮於吴晋数百馀年，注书之儒未有一人见此二十五篇者。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注：“《书》，《尚书》逸篇也。”（赵岐《孟子注》）
“《书》曰：‘汤一征，自葛始。’”“《书》曰：‘我後；後来其苏！’”注：“此二篇皆《尚书》逸篇之文也。”（同上）
“《书》曰：‘洚水警余。’”注：“《尚书》逸篇。”（同上）
“《兑命》曰：‘念终始，典於学。’”注：“兑当为说字之误也。高宗梦传说，求而得之，作《说命》三篇；在《尚书》。今亡。”（郑康成《学记注》）
“《君陈》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於内；女乃顺之於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显哉！’”注：“君陈，盖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书》。今亡。”（郑康成《坊记注》）
“《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注：“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忄吴也。《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郑康成《缁灾注》）
“《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注：“《夏书》，逸书也。”（韦昭《国语注》）
“《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注：“逸书。”（杜预《春秋左传集解》）
“《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於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注：“逸书。”（同上）
“《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注：“《周书》，逸书。”（同上）
右十则，皆见於今《伪书》，而赵、郑、韦、杜诸儒皆注以为“逸书”，或云“今亡”。然则自汉逮晋，无一人之见此书也。无一人见此书，则此书不出於安国明矣。此四书中所引《尚书》之文尚多，不可悉载；姑举数则，以见其凡。
孔氏《正义》云：“刘向作《别录》，班固作《艺文志》，并不见《孔传》。刘歆作《三统历》，引《泰誓》、《武成》，并不与孔同。贾逵奏《尚书疏》，与孔亦异。马融《书序》云：‘经传所引《泰誓》，《泰誓》并无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是融亦不见也。服虔、杜预注《左传》‘乱其纪纲’，并云：‘夏桀时作。’服虔、杜预皆不见也。郑玄亦不见之，故《仲虺之诰》、《太甲》、《说命》等篇见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宝》等十三篇见亡而云已逸，是不见《古文》也。”余按：自孔安国以後学之博者，西汉无过向、歌，东汉无过赵、班、贾、马、服、郑，吴、晋无过韦、杜。之数人者皆不见，天下岂复有见此书者！藉令安国果有此书，一人偶未之见，遗之可也，必无四百年中博学多闻之士竟无一人见之之理。然则当时原无此书，而此书为後人所伪撰，不待言矣。
△传《伪书》者之自解五说
据此六端观之，此二十五篇者乃後人所伪撰，非孔壁中之书，不待明者而知之矣。然自隋、唐以来，学者皆信之而不疑，何也？盖缘传《伪书》者恐人之不之信，巧为之词，曲为之解，学者不复考其源委，遽信以为实然故也。其说大抵有五。其一谓马、郑所传乃《今文》，非《古文》，故与伏生之篇数同，而无二十五篇，──由是学者遂真以三十一篇为《今文》，而不复疑此书晚出之非真矣。其二谓《今文》乃伏生之女所口授，因齐音难晓，而晁错以意属读之者，故多艰涩难解，不若二十五篇平易，──由是学者遂真以三十一篇为口授，而不复疑此书文体之不类矣。其三因《汉书》有张霸伪作《百两篇》一事，遂诬《汉志》所载安国多得篇目乃霸伪书之目，所引《伊训》、《武成》篇文乃霸伪书之文，──由是学者遂不复疑东晋以後出者非真，而反谓西汉之时得者为伪矣。其四因《汉书》有“武帝末未列学官”一语，遂诬终汉之世不列学官，以故不行於世，儒者皆不之见，──由是学者遂不复疑此书为晋以後之书，而反谓司马、赵、郑、韦、杜诸儒为未尝学问矣。至其尤诬妄者，《正义》引《晋书》云：“皇甫谧於姑子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又引《晋书》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宏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於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由是学者遂以此二十五篇为真有所传，而不复疑其为後人之伪撰矣。而岂知其莫非子虚乌有之事也哉！嗟夫，两汉、晋、隋之书昭然在耳目间，非天下之秘书，世所不经见也，何为皆若不见不闻然者，而惟伪说之是信乎？故今复采汉、晋诸书之文足证其伪妄者列之左方，学者一一核之可矣。
△六驳之一──古文、今文篇第不异
一，《古文》、《今文》分於文字之同异，不分於篇第之多寡：马、郑所传虽止二十九篇，与《今文》同，而文字则与《今文》异，两汉之书所载甚明。
“济南伏生传《尚书》，授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欧阳生授同郡儿宽；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相传，至曾孙欧阳高，为‘《尚书》欧阳氏学’。张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氏学’。胜传从兄子建；建别为‘小夏侯氏学’。三家皆立博士。”
“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馀，脱字数十。”（《汉书艺文志》）
“中兴，北海牟融习《大夏侯尚书》，东海王良习《小夏侯尚书》，沛国桓荣习《欧阳尚书》。荣世习相传授，东京最盛。”（《後汉书儒林传》）
“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於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命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後汉书贾逵传》）
“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济南伏生之传，惟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隋书经籍志》）
按：《欧阳》，《大小夏侯尚书》，皆《今文》也。刘向以《古文》校之而有异文脱简，贾逵又撰三家与《古文尚书》同异，则刘、贾所见者《真古文》也。若仍是《今文》，则与三家有同而无异，何有异文脱简，又何撰同异之有哉！是以《尹敏传》云：“初习《欧阳尚书》（即今文），後受古文。”东汉所谓《古文》之非《今文》明矣。况永嘉之乱，《今文》已亡，安得复有存者！後世学者不知《古文》、《今文》之分，乃以篇数多者为《古文》，少者为《今文》，遂以今书三十三篇为《今文》，谬矣！
孔氏《正义》称刘向作《别录》不见《孔传》？後世耳食者遂以为刘向未见《古文》。夫刘向以《古文尚书》校《今文》，若不见《古文》，以何校之？然则刘向但见《真古文》，未见《伪古文》耳。且云“中古文”，则安国之《古文尚书》已上於朝矣，安有藏於家之事！然则马、郑相传之《尚书》决为《古文》而非《今文》明矣。
△六驳之二──今文亦壁藏
一，无论马、刘所传之为《古文》而非《今文》也，即伏生之《今文》亦其壁中所藏之书，井无其女口授之事，不得与二十五篇文体互异。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於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儿宽，（《汉书》无此八字而有“张生为博士”五字）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史记儒林列传》。《汉书》略同，但文异者十馀，增者一，删者十馀耳。故不重录）
按此文，则伏生之《今文》乃壁中所藏书。故刘歆《移博士书》亦云：“《尚书》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则是二十九篇之策现存，错何难自以目览之，而必待夫女子之口授乎？且云伏生能“治”《尚书》而不云能“诵”《尚书》，则是所以欲召之者，谓伏生能通达其义，非徒诵其文也。错所受者《尚书》之义，乌用以意属读！若徒诵其文，则伏生之门人若张生、欧阳生等众矣，何人不可以授，又不必其女而後能授也。由是言之，伏生并无口授之事；此二十五篇之所以浅近易知而与马、郑相传之《尚书》大不类者，正以其作於魏、晋之後，原非二帝、三王之言故尔，无他故也。盖作《伪书》者目知其文不类，而恐人之讥己，故伪造此说以弥缝之。乃後之学者沿讹踵谬，皆信之而不疑，岂《史记》、《汉书》唐以後之人皆不复观乎？真天下之怪事也已！
“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於今传於世。後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作《训旨》。时济南徐巡师事宏，後更从林学，亦以儒显。由是古学大兴。”（《後汉书儒林传》）
按：此文言作《训旨》而不言作《序》，言作《毛诗序》而不言作《尚书序》，则世所传宏《序》非宏所自作也。孔安国之作《书传》与《序》，班固不知，则巧为之说曰，书未行於世也。今蔚宗乃宋元嘉时人，梅赜果於东晋奏上其书，宏《序》行於世矣，蔚宗何以亦不之知？且云“宏受《古文尚书》，由是古文大兴”然则宏果有序，班固见之熟矣，何以为《儒林传》乃绝不载伏生口授之事，而仍录《史记》之文乎？盖由作《伪书》者自知其文不类而恐人之讥己，是以造为此说，之孔、卫以弥缝之。乃後之学者沿讹踵谬，皆信之而不疑，岂《史记》、《前後汉书》唐以後之人皆不复观乎？真天下之怪事也已！
△六驳之三──班固斥张霸伪书
一，张霸之《伪书》乃百二篇，并非二十四篇，班固《汉书》业已斥之，必无反以《伪书》为《古文》之理。
“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大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後樊并谋反，乃黜其书。”（《汉书儒林列传》）
按：《汉书》此文称霸书“文义浅陋”，又云“以中书校之非是”，是班氏明明以张霸之书为伪矣；乌有作《儒林传》则痛诋其伪，作《艺文志》又深信其真，作《律历志》反引其书为证者哉！班氏所引《伊训》、《武成》之文，非霸伪书而为孔壁之《真古文》明矣。《汉书》所引者为真，则梁、陈所出者为伪可知也。况霸所撰乃百二篇，非二十四篇；乃分析二十九篇为之，亦非别有二十四篇也。今颖达但欲表章伪书，遂公然以安国以来相传之《逸》十六篇（即二十四篇）为伪，复公然以百二篇为二十四篇，，亦妄之至矣！且十六篇之语不始於固，《史记儒林传》言之矣。司马迁，汉武帝时人，张霸，成帝时人，迁作《史记》，何由预知後世之有张霸《伪书》，并其篇第之多寡乎！盖凡颖达之说，颠倒矛盾，类皆如此；学者少留意焉，则其谬不攻自破矣。
△六驳之四──《古文尚书》立学官
一，孔安国《古文》，当时已传於世，王莽及章帝时又已立於学官，两汉之书所载甚明，并未散轶，不容诸儒皆不之见。
“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汉书儒林列传》）
“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後汉书贾逵传》）
按此文，则《古文尚书》当孔安国时已传於人而行於世，至王莽时而立於学官，至东汉章帝时而再立於学官，且为帝所崇重，习《古文》者皆授官，而为世所欣慕矣，安得诸儒皆不之见，至梁、陈时而突出乎！盖《汉志》所谓“未列於学官”者，谓未置博士及弟子耳，非谓其书不行於世，但藏於家也；谓武帝时未列於学官耳，亦非终已不列於学官也。且《毛诗》、《左氏》、《梁春秋》当武帝时皆未列於学官，皆至王莽时而始立，至章帝时而再立，何以皆行於世，马、郑、服、杜皆得见之而笺注之，独《古文尚书》遂以不列学官之故，致无一人之见之乎？甚矣不学而耳食者多也！
△六之五──《晋书》无古文授受事
一，《正义》称郑冲传《古文尚书》，皇甫谧采之作《世纪》，至梅赜奏上其书於朝，考之《晋书》，并无此事。
《本纪》无文。
《儒林传》中不载此事。苏愉、梁柳、臧曹、梅赜亦皆无传。《郑冲传》中但有高贵乡公讲《尚书》，冲执经亲授之语，并无所讲乃孔氏五十八篇之文。
《皇甫谧传》中但有梁柳为太守，谧不为加礼一事，并无柳传《古文尚书》及谧得之之文。
按：梅赜果尝奏上此书，《本纪》即不之载，《儒林传》中岂得并无一言及之；乃非惟无其事，亦并无苏愉等三人之名，然则三人亦皆子虚乌有者也。且凡纪事之体，必书年月，而《尚书正义》、《隋书》记此事，皆不言为某帝之时，某年之事，盖缘当时本无此事，系之以时，则人覆检而知其诬，故传《伪书》者为此含混之词，使人无从辨其真伪；孔氏道听涂说，逐从而录之耳。且夫五十八篇之书，魏以前未行於世也。当魏主讲《尚书》之时，冲所执者果系孔氏之五十八篇，《传》岂得不大书特书，而乃但云《尚书》。既但云《尚书》，则即马、郑之二十九篇可知矣。柳为太守，谧不加礼，琐事耳，然犹载之传中，若谧果从柳得《古文尚书》而作《帝王世纪》，此乃经术之显晦，著作之本原？何得反略之而不记乎？嗟夫，《史记》、《两汉》之书，人所共读者也，乃明明与《今文》相校之《古文》，而谓之《今文》；明明别有百二篇，而谓之即二十四篇；明明壁藏其书者，而谓之口授；明明立学官，置弟子，而谓之私藏於家。彼其於共读之《史》、《汉》尚不难以黑为白，况人不多读之《晋书》，亦何难以无为有乎！
△六驳之六──郑、孔解诂与《伪书》之牾
一，非但梅赜未尝奏上此书也，即郑冲亦未尝见此书，孔安国亦不知有此书，考之《论语集解》可见。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注：“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词。友於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与为改同。’”（《论语集解》）
按：《集解》乃郑冲与何晏同纂辑者。所引包说，以“孝乎惟孝”为句，以“施於有政”为一家之政。今《伪书》此文无“孝乎”二字，而“施於有政”作“克施有政”，乃指治民之政而言，与包所说迥异。若冲果见此书？岂容复采乐包说！今何、郑既以包训为是，则其未尝见此书明矣。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注：“孔曰：‘履，殷汤名。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论语集解》）
按：今《伪书》此文乃汤灭夏之後告诸侯百姓者。安国果见此文，不当谓之“伐桀告天”。且今《伪书汤诰》现有此文，安国何不注云“今《尚书汤诰》有之”，乃反引《墨子》以为证乎？安国既引《墨子》为证，则是安国所见之《古文尚书》并无此文也明矣。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注：“孔曰：‘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微子、箕子，来则用之。’”（《论语集解》）
按此注，是以此言为泛论周之事，以“周亲”指周之公族，以“仁人”指商之贤臣也。今《伪书》此文乃武王誓师之词，不惟管、蔡未叛，微、箕亦尚未来。安国果见此篇，何容复作此解！且《伪传》云：“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反以周亲属商，以仁人属周，与安国《论语》之注正相悖。然则《伪书》、《伪传》之不出於安国明矣。
孔氏《正义》云：“此文与彼正同，而孔注与此异者，盖孔意以彼为伐纣誓众之词，此泛言周家政治之法，欲两通其义，故不同也。”夫圣人之言，一也，岂得忽以为彼，忽以为此。安国宁有此一口两舌之事乎！此理显然易见，而颖达犹欲曲全《伪传》之说，抑亦异矣！嗟夫，安国，西汉名儒乃为妄人所诬如是，为颖达者不能为乃祖辨其诬，顾反附会焯、炫而表章之，以致後儒摘斯传之纰缪，动辄归咎安国，使安国蒙不白之冤於千载之上，谁之过与！此余之所为长太息者也！
△《伪书》之著者及其推行之年代
曰：五十八篇经传非孔安国所传，梅赜所奏上，果何人所撰，至何时始行於世邪？曰：江左士大夫於经学皆不留意，罕有言及此者，此不可详考矣、但据其时所著之书观之，王坦之，东晋人也，范蔚宗，宋元嘉时人也，藉令东晋之初此书果已奏上行世，坦之、蔚宗必无不见之者，而坦之著《废庄论》，引“人心，道心”二语，不言其为《虞书》（详见《唐虞考信录》中），是坦之未见此书也；蔚宗著《後汉书儒林传》，但云“贾逵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於世”，若不知别有二十五篇者，是莳宗亦未见此书也。直至梁刘勰作《文心雕龙》，始引此二十五篇之文。然则是元嘉以前，此书初未尝行於世，至齐、粱之际始出於江左也。然但行於江左已耳，中原犹未有此书。故《隋书经籍志》云：“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惟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然则是隋灭陈以後，此书乃渐传於北方，刘焯、刘炫之辈以为奇货而注释之，然後此书大行而《郑注》渐废也。至其撰书之人，则梅惊、李巨来皆以为皇甫谧所作。以余观之，不然。西晋之时，《今文》、《古文》并存於世，安能指《古文》为《今文》，而别撰一《古文尚书》以欺当世。况谧果著此书，必已行世，何以蔚宗犹不之知；又何以江左盛行而中原反无之？然则此书乃南渡以後，晋、宋之间，宗王肃者之所伪撰，以驳郑义而伸肃说者耳。何以言之？《左传》“乱其纪纲”，旧说以为夏桀之时，而肃以为太康之世；《无逸》“其在祖甲”，马、郑以为武丁之子，而肃以为太甲之事。今《伪经》以“乱其纪纲”入《五子之歌》，《伪传》以祖甲为太甲，明明祖述肃说，暗攻先儒，其为宗肃学者之所伪撰？毫无疑义。盖汉末说经者皆宗康成，逮王肃起，恃其门阀，始好与郑为难。其说不无一二之胜於郑，而荒唐悖谬者实多。但肃父为魏三公，女为晋太后，以故其徒遂盛，其说大行，天下之说经者分为二派，一宗郑学，一宗王学。宗郑者黜王；宗王者驳郑。值永嘉之乱，《今文》失传，江左学者目不之见，耳不之闻，又其时俊桀之材，非务清谈，即殚心於诗赋笔札，经术之士绝少，但见马、郑所传与《今文》篇数同，遂误以为《今文》。由是宗肃学者得以伪撰此书以攻郑氏。书既撰於晋、宋之间，故至齐、梁之际姑行於当世也。孔氏见《伪书》、《伪传》之说多与肃同，不知其由，遂疑肃私见《孔氏》而秘之。夫肃专攻郑氏，如果此书在前，肃尝见之，其攻郑氏之失，必引此书为证，云《尚书》某篇云云，某传云云，世人谁敢谓其说之不然，何为若出之於已然者？然则是《伪书》之采於肃说，非肃说之本於《伪书》明矣。即《正义》所称“皇甫谧从梁柳得此书，故作《帝王世纪》，多载其语”者，亦作《伪书》者之采於《世纪》，正如《冠子》采贾谊之《鹏鸟赋》，而人反谓谊赋之采於《冠子》耳。但南北朝中无穷经博古之人察知其伪，遂使其书得行。然马、郑之本书尚在，後之人犹可考而知之。至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作《五经正义》，既不能辨其真伪，又误以其传真为其祖安国所著，遂废《郑注》而用之，自是郑氏古本遂亡，士人之应明经试者，莫不遵功令，读《伪传》，二十五篇之文遂与三十三篇之经并重，习而不察，以为固然，竟不知《史》、《汉》以来汉、晋诸儒所述并无此文，而出於後人之伪撰者矣。
△《家语》之伪撰者
然不但今《尚书》二十五篇为宗王肃者之所伪撰也，即今所传《家语》亦肃之徒之所伪撰。《汉书艺文志》云：“《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师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语》。”是今《家语》乃後人所伪撰，非汉所传孔氏之《家语》也。今《家语》序云：“郑氏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於学，而学郑氏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於人。”又云“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以来。与予所论，有若重规叠矩。”然则今之《家语》乃肃之徒所撰，以助肃而攻康成者，是以其文多与肃同而与郑说互异。此序虽称肃撰，亦未必果肃所自为，疑亦其徒所作而名於肃者。由是言之，伪撰古书乃肃党之长技，今《伪古文尚书》亦多与肃说同而与郑氏异者，非肃党为之而谁为之乎！
△《孝经》之《伪孔氏经传》
亦不但《尚书》有《伪孔氏古文经传》也，即《孝经》亦有《伪孔氏古文经传》。《孝经正义》云：“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生王逸於京市陈人处买得一本，送与著作王邵，以示河间刘炫。”则是後世所谓《古文孝经》者，出於隋世，非汉儒所传孔壁之《古文孝经》也。又云：“开元七年，国子博士司马贞议曰：‘《今文孝经》是汉河间王所得颜芝本。至刘向，以此参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学，妄作传学，假称孔氏，辄穿凿更改，又伪作《闺门》一章，以应二十二之数，非但经文不真，抑亦传文浅伪。’由是明皇自注《孝经》，颁於天下，以十八章为定。”则是南北分王之时，经术荒废，好事者造为伪书以惑当世，乃其常事也。但彼二十二章者，幸而有司马贞驳其谬戾，以故不行於世，而此二十五篇者，不幸而遇孔颖达谬相推奉，黜真书而用伪者以取士，遂致唐人奉为不刊之书耳。惜乎後世之儒之不能以三隅反也！
△《伪书》破绽三端
曰：“二十五篇之文果出後人所撰，何其似圣人之言也？曰：乌得似！後世学者不之察耳。三十三篇中，无一道学陈腐之语，然其所载行政用人之略及训诰中所与其君及群臣百姓言者，无一非修身经国之要务，不言道而道莫大焉，不言学而学莫纯焉。其二十五篇则不然：自其所采经传旧文而外，大率皆道学语。然按之乃陈腐肤浅，亦有杂入於异端者。其义不逮，一也。三十三篇之中，事多於言，事亦皆与经传相应，无可议者。二十五篇则言多而事少，其事皆杂采於诸子及汉儒之注说，考之於经既不合，揆之以理亦多谬。其事不经，二也。三十三篇，四代之书，迥然四代之文，古今升降，一望了然，典谟誓诰各有其体，不相混也。二十五篇则自《大禹谟》至《ぁ命》其文如出一手，谟训命诰约略相似，更无分别。其文不类，三也。昔宋阮逸伪造《元经》，称隋王通所撰，而《河汾王氏书目》无之，《唐艺文志》亦无之；且避唐景帝（神尧之祖）讳，称石虎为季龙，又避唐神尧讳，称戴渊为若思。”以故直斋陈氏得知其伪，谓“逸心劳日拙，自不能掩”。今此二十五篇，《史记》无之，班、范《两汉》之书无之，贾逵、马融、郑康成之所传亦无之，赵岐、杜预、韦昭诸儒皆不之见，而其中杂以异端之言，小说之事，魏晋排偶组练之文，与三十三篇之书高下悬绝，较之阮逸伪书尤为易辨。惜乎後世学者震於其名而皆不之察也！
△《伪书》剽窃经传
曰：经传所引《尚书》之文，二十五篇之中皆有之，何以言其伪也？曰：此作《伪书》者剽窃经传之文入其中耳。子不见夫铁器乎，铸者无痕而补者有痕。凡经传所引之语在三十三篇中者，与上下文义皆自然相属；在二十五篇中者，其上下承接皆有补缀之迹，其有痕无痕至易辨也。且其中有传记所引逸书之文而剽窃之者，亦有传记之所自言，并非引书，而亦剽窃之者。“六府三事”，缺自解经文，“同德度义”，苌弘自抒己见，岂得牵帅之以入经！至於“除恶务本”，乃权谋之士所言，尤不得入圣人口中也。有采经传之意而改其词者。“有攸不为臣，东征”，删其首句而移之伐纣，可乎！“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改以为“予”而属之武王，谬矣！有采经传之词而失其意者。周亲之不如仁人，谓己不私其亲，可也；以周亲属之纣，则不伦。嘉谋之归於我後，臣下自相勉励，可也；成王以之命官，则失言。此剽窃之不能掩者也。且《尚书》凡百篇，而凡经传所引略已尽於二十五篇之中，然则其馀四十二篇（五十八篇外，尚当有《逸书》四十二篇）经传遂无引其一语者乎？是以传记所引在三十三篇中者少，在二十五篇中者多。何者？彼固专以裒集传记之语成文者也。即以其引传记观之，而其伪已不能掩矣！
△识别《伪书》之不易
曰：三代有三代之文，两汉有两汉之文，魏、晋以还，文体益变，二十五篇之文岂後世文人之所能赝为。此固不得疑为伪也。曰：能膺为者多矣！魏、晋之世，文士多好摩拟古人之文，其习尚然也。若夏侯湛之《昆弟诰》，其声音笑貌俨然《尚书》矣，试隐其名而加以古人之名，使无识之人观之，岂复有疑其伪者乎，宋文彦博帅永兴，得褚遂良《圣教序》墨迹，因令子弟临摹一本；会宴僚属，乃并出二本，令坐客别之，客皆以摹者为真迹也。夫书法，其浅者也，犹且如是，况文之难知乎！嗟夫，《管》、《晏》、《冠》诸子大率皆後人所伪撰，至於昭明所选《高唐》、《风赋》、《黄鹄怨歌》之属，为俊人所拟作者尤多，乃传之日久，而人遂莫不信以为真。故凡世之以伪乱真者，惟实有学术而能文章者然後乃能辫之；悠悠世俗之目，其视莠莫非稷也，视鱼目莫非珠也，乌乎其能知之！昔隋牛宏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刘炫遂伪造书百馀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後有人讼之，坐除名。然则伪造古书乃昔人之常事，使不遇讼之者，则至今必奉为圣人之言矣。古今之如此者，岂可胜道，特难为不学而耳食者言耳。纵使梅赜果尝奏上此书，尚不可据为实，况并无此事乎！此所关於圣人之政事言行者非小，故余不辞尤谤而考辫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