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在总角时，即敏悟异常儿。八岁入小学，师事道士张易简。观其自述云：
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
东坡受业于张道士之门，在此三年中间，气质之变化如何，学业之进步又如何，今虽不知其详。可是他的才气，已往往流露于无意间，甚至对于张老师，也不免要加以戏弄。只要观其在《范文正公集》中所做的一篇序文，便可知之。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窥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
入学从师
时在庆历三年，年八岁。《东坡志林》：“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
所谓《庆历圣德诗》，系当时国子直讲石守道纪念庆历更化而作的。何谓庆历更化？庆历是宋仁宗的年号。原来在庆历以前，吕夷简为相，群奸满朝，贤人远飏，朝政大乱。及仁宗改元庆历，乃大振纲纪，如王素、欧阳修，余靖、蔡襄一时名流，都为谏官，杜衍为枢密使，韩琦、范仲淹为枢密副使，于是小人远飏，朝政一新。《圣德诗》之作，即为此也。以总角的童子，即已能狎侮其师。则其幼时矜尚之气，亦可想见。
东坡幼时轶事，尚有数则，俱见于《侯鲭录》，兹不多述。后东坡年事渐长，其学殖文思，亦与年俱进，洋洋千言，倚马可待。所以子由于其所撰墓志铭上，有“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之句了。后游成都，谒名人张安道。安道一见即待以国士之礼，东坡之名声物望，因之益为人所重视。
嘉祐元年，东坡年二十一岁举进士。明年，与其父洵及弟辙同时入都，赴试礼部。此时人家对于他们父子三人，已很注目，三苏之名，啧啧人口。三月，仁宗亲召至崇政殿御试。时欧阳修权知贡举，梅圣俞参与其事，欧阳修疾恨时文诡异，凡当代之所推誉者，都被黜罢。及出榜，一般浇薄之士，俟修之晨朝也，都去和他为难。计当时发表及第出身者，共八百七十七人，东坡和其弟子由，同时在这一榜发表出来的。他曾自述云：
昔吾辈举进士，试于礼部，欧阳文忠公见吾文曰：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方是时，士以剽裂为文，聚而见讪，且讪公者，所在成市。
欧阳修最爱东坡之文，列入第二。观其《寄梅圣俞书》中，有几句说道：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又观东坡《上梅圣俞书》云：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斗升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诚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人，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
足见东坡的往来于名公巨卿之间，全以文字为因缘，非一般幸进之徒，借亲戚故旧为之运动者所可比拟了。
东坡方试罢，即丁母忧。嘉祐四年除服，十二月，和其弟子由，侍父，下长江，至湖北，再遵陆北上至京。此行也，东坡有《南行前集》，专记其事。其序云：
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博弈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盖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焉，凡一百篇，谓之《南行集》。
在此山河千里间，既富名胜，又饶古迹，诗人俯仰其间，自然文思汩汩，有如泉水的倾泻而出了。
五年，授东坡河南福昌县主簿，未赴任。明年八月，欧阳公以东坡才学兼茂，免其应试，列其制策入三等。在宋初以制策而列入第三等的，仅东坡一人。后司马光考其所对策，亦列入第三等，将其所为之拟议，列入第四等。又在制科的那一年，适逢其弟子由病，韩魏公言于朝廷，谓今年制科，唯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苏辙偶病，请展期二十天，后遂成为常例。
是年十二月，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判官，旋即到任。惟如此刀笔小吏，岂东坡真心所欲为，仅借此以行其隐居生活而已。东坡隐居终南山，在竹林中，构一茅屋，名避世堂。有诗云：
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尘埃虽未脱，暂憩得一潄。
终南山境甚幽邃，唐张乔有诗云：
带雪复御春，横天占半秦。势奇看不定，景变难写真。
洞远皆通岳，川多更有神。白云幽绝处，自古属樵人。
唐诗人李白，也在终南山隐居过，东坡的居于此，仅贪其清闲。其诗云：
犹恨溪堂浅，更穿修竹林。高人不畏虎，避世已无心。
隐几颓如病，忘言兀似瘖。茆茨追上古，冠盖谢当今。
晓梦猿呼觉，秋怀鸟伴吟。暂来聊解带，屡去欲携衾。
湖上行人绝，阶前暮雪深。应逢绿毛叟，扣户夜抽簪。
治平二年，任满归京师。是时仁宗已经晏驾，以太宗之曾孙入继，是英宗。英宗在为皇子时，即闻东坡之名，及即位，拟召之为翰林。时韩魏公为相，此事为其所知，即以东坡骤然登用为不利之说，以告英宗，劝他不如先召东坡赴秘阁一试之。英宗谓：试之者以尚未知其能否故也。如轼则众皆知其贤，又何试焉。及试，果列入第三等，得直史馆，其时东坡适为三十岁。先是，当苏洵到京师时，欧阳公见其为文有如荀子，请其编订礼书。治平三年四月，书方成而卒。东坡在前一年，已遭鼓盆之痛（妻王氏亡）。今又骤丁父忧，埋玉之恨，风木之悲，一朝齐集。东坡心境，何等悲伤！乃扶护灵柩归西蜀，直至除服。始返京，其时英宗已死。神宗即位，已是熙宁二年了。
神宗重用王安石，东坡和王安石，是始终不合作的。
原来赵宋自开国到神宗即位时，已经更代六（朝），历百年了。在这百年内，外患内忧，交迫而至。以言外患，西有西夏的叛服无常，每年虽赂以岁币，仍不能止其侵略的野心。北面又有契丹的崛起。治平中，改国号曰辽，和西夏互相联合，乘机共窥宋室。处此外患危急四郊多垒之秋，而中央政府，偏又纲纪废弛，百弊丛生，吏治偷惰，兵备不振，夫如此环境，如此政府，国是又乌能望其振作。神宗是一位年富力强英明有为之主，即位之后，他深恨国家之积弱，蓄意要想内振纲纪，外攘四夷，涤除积弊，一新面目。然而环顾朝臣，大都是因循守旧，泄泄沓沓，未足以语此。独有王安石其人，才堪任用，颇合己意，所以就重用他了。
王安石临川人，好学多闻，兼工诗文。幼时与曾子固相友善，曾因其富有才干荐于欧阳公，欧阳公擢为进士。仁宗时，召他做过度支判官，并累进至知制诰，然终未得重用。但此时王安石已隐然负有重名，一般士子，争相趋向。只有东坡父亲洵，不之赞许，曾为《辨奸论》一文，指为大奸慝。（惟此文据蔡上翔《辨奸论考证》及李绂《书辨奸论后》谓为后人所伪作，详见柯敦伯所著《王安石》一书）神宗初召他为翰林学士时，安石即隐以天下自任，有矫世变俗创建非常之志。此种思想，自然很为神宗所赞许，神宗正求其人而不得也，因之愈为神宗所倾信，继任参知政事，后来便进一步请他为宰相了。安石既专政，为实行他平生的主张起见，和吕惠卿等谋，劝帝行新法，设立三司条例司，改良制举，行青苗、保甲、募役、方田、均税等法。安石的变法，平心论之，亦未可厚非，且有许多新法，至今仍在仿行。惟当时变法之范围既广，实行起来，自不免发生流弊，因之反对之声以起。东坡之弟子由，适任条例司官属，曾言于安石曰：
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礼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恐鞭笞必用，州县之事烦矣。
安石不从。新法既行，物议甚嚣尘上。安石乃在京师设立选卒，伺察谤议新法者。东坡观此情形，岂肯默尔而息，乃上书神宗，洋洋数千言，沈德潜评论他的文章，谓有贾长沙的雄姿，有陆宣公的整饬，字字挟风霜。观其论青苗，则曰：
“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职事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人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盈余，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余，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食自足，无操觚乞丐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斛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
又论免役法曰：
“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予赋敛之数以立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常税之外，别出科名，万一不幸，后世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人怨讟，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
神宗是好名的，所以东坡即利用此弱点，力加攻击。东坡且进一步以国家之兴亡盛衰，在德不在法的论调，把王安石之新法，根本的掀荡以去。他说道：
“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获元气，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顾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
又驳安石“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一段道：
“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
更就制举之法而痛论之，其言曰：
“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裕德，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使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人，不过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欲废之。”
这一段文章，仿佛似《韩非》。又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臣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谓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辨？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今所欲改变，不过数端。或欲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欲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变经生贴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大者，此数者皆非也，区区之法可预焉。”
读完这篇文章，东坡的面目，已跃然生动于纸上。盖东坡系一豪放浪漫者，对于一切，咸主听其自然，不喜平地起风波，扰扰自劳，所以他说：“风俗之变，法制随之，强而复之难为力。”以主张万事不受绳墨规矩之苏东坡，而与固执不能容人的王安石，并立于朝，宜乎要各不相容，背道而驰了。试将此二人一比较之，则安石致密，东坡粗放。惟其致密，故度量偏狭，动辄猜忌，不能容人；惟其粗放，故胸襟豁大如海，清浊都能容纳。安石峭刻，东坡傲岸。唯其峭刻，故不苟言，不苟行；唯其傲岸，故逞志妄情，不加检束。安石立言，必以尧舜三代为准则；东坡所言，仅较量汉唐。安石自信心笃，失之执拗；东坡则与时推移，适应环境。东坡似长江汪洋，浑然雄厚；安石如孤峰兀立，峭然廉洁。性情既不同，见之于诗文，亦迥然异其趣：
穰侯老擅关中事，长恐诸侯客子来。
我亦暮年专一壑，每逢车马便惊猜。
这是安石的咏史诗。
平生不识高将军，何事却来污我足。
这是东坡赞李白的诗句。
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
这是安石咏谢公墩（谢安字安石）的诗。
欲将同异较锱铢，肝胆犹能楚越如。
若信万殊归一理，子今知我我知鱼。
这是东坡《濠州观鱼台》的诗句。他们两人的性情，看了以上几首小诗，也就不言而喻了。
司马光在当时是一个能直言极谏的巨公，于是东坡得到同志了。二人便不顾忌讳，痛诋安石的坏处。安石性本偏激，何能堪此？为报复计，也就吹毛求疵的来说东坡坏话了。原来东坡有个外弟，与东坡不合。安石即利用此弱点，召之来，探刺东坡的过失。其外弟对于东坡，果大加攻讦，说什么当其丁忧时，有贩私盐等等不端行为。安石闻之大喜，即命其姻戚谢景温，上书于帝，弹劾东坡。神宗有一天谓司马光曰：“谁谓东坡佳士？卿其误矣！”说罢即以谢景温弹劾之事见告。司马光曰：“凡责人当责其情。贩私盐之事，岂东坡所愿为？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之？谢景温为其姻戚，是以乐于承安石之意，来攻击东坡了。”帝终不信。东坡因此不安于朝，不得不请知杭州通判，以求自免，时在熙宁四年十一月。东坡去后，在朝名士，如司马光、欧阳修、富弼及其弟子由，都先后相继，或自求去官，或自请致仕，一时在朝的，乃全是安石的党羽了。所谓：
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
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
圣明宽大许全身，衰病摧颓自畏人。
莫上冈头苦相望，吾方祭灶请比邻。
又云：
近来愈觉世路隘，每到觉处差安便。
东坡在杭州，因法便民，民赖以安。留杭三年，于熙宁七年五月，上书请调密州，因为其弟子由，其时在济南，想借此和他接近些。案子由《超然台序》云：
子瞻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以辙之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既得请高密，乃有移知密州之命。
十一月，东坡到任，呼其居曰超然台，盖从其弟子由所命也。并为文以记之：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铺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以为求褔而辞祸者，以褔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褔。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哉！
此等思想，全是从庄子胎息而来，盖东坡的性情，和其境遇，既不相容，自不得不俯就现实，顺性安适，超然物外了。
是年天下大旱，岁饥，东北各地流民，大都展转入京，络绎不绝。当时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目击饥民流离困顿，妻啼子哭，惨不忍睹，因绘成流民图一幅，献呈皇上，并上书曰：
“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今春不雨，麦苗干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种，五谷涌贵，民情忧惶，什九惧死，逃移南北，困苦道路。方春斩伐，竭泽而渔，大营官钱，小营升米，草木鱼鳖，亦莫生遂，夷狄轻肆，敢侮中国，皆由大臣辅佐陛下不以道，以至于此。臣愿陛下开仓廪以振贫乏，诸有司所行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庶几早召和气，上应天心，以延苍生垂死之命。臣又见南征北伐，皆以其盛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上者多矣。今天下忧苦，质妻卖女，父子不保，迁徙逃窜，困顿蓝缕，拆屋伐桑，争货于市，输官籴米，皇皇不给之状，绘为一图。此臣安上门日所见百不及一，已可咨嗟涕泣，而况于千万里之外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自今已往，至于十日，不雨，即乞斩臣，以正欺罔之罪。”
神宗阅后，颇为担忧，下诏求直言，言者皆归咎新法之不善。安石乃不安于位，自求罢免，荐韩绛为代理，吕惠卿参知政事。二人守其成规，不少失，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当时惠卿以为免役出钱的不平均，由于簿书奉行手实法之未善，乃重定户籍，其中有不实者，得准人民随时告发，一时风行雷厉，有不奉行惟谨者，以违制论。只有东坡以其令非朝廷之所出，不去理会，未几朝廷罢手实法，以故密州人民，未蒙其害，乃东坡所赐也。
九年十二月，受命移知徐州，十年五月到任。明年，改元元丰。又明年二月，移至湖州。将动身的时候，他作诗戏赠莘老云：
余杭自是山水窟，久闻吴兴更清绝。
湖中橘林新著霜，溪上苕花正浮雪。
顾渚茶牙白于齿，梅溪木瓜红胜颊。
吴儿鲙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涎垂。
亦知谢公到郡久，应怪杜牧寻春迟。
鬓丝只好封禅榻，湖亭不用张水嬉。
岂知到任后，席未及暖，山水秀丽之色未及餐，木瓜鲙缕未及饱尝，而东坡的命运，又受一大挫打。
先是惠卿得势的时候，恐安石复入为相，百方构陷，又屡和韩绛反对，绛白于帝，请仍起用安石。于是安石罢未及一年，复入为相，韩绛惠卿，相继罢免。安石自入相后，又及二载，新法功效未见，国未加富，而天下已骚然，兵未变强，而边事日亟。交趾王李乾德且大举攻宋，声言中国青苗助役之病民，此次出兵，全在救民。因之安石终不能安于位，复出判江宁府，以王珪、吴充同平章事。是年七月二日，御史李定、舒亶等告于上，谓东坡诗文中，颇有怨恨君父之言。盖东坡前后共试过三次，皆名列前茅，自谓可得志行道。岂知神宗即位，重用王安石，因意见与安石相左，终被排除。东坡于失望之余，自不免要借诗文来一吐胸中不平之气，而且东坡心既直，口又快，宜乎要触犯忌讳了。所以当他通判杭州时，其族人及与东坡有旧者，即预先警戒他，并于送别诗中有云：
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
然而东坡终在杭州纪事诗上贾祸了。御史奏言，谓东坡愚弄朝廷，讥切时事，如陛下发钱给贫民复本业，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如此讥谤，实属大不敬，虽万死不足以赎罪，请陛下明付有司，以正典刑。于是东坡遂下台狱了。东坡居狱久，自知不免，作诗寄其弟子由。当时叶梦得记其事云：
苏子瞻元丰间，赴诏狱，与其长子迈俱行，与之期，送食唯药与肉；不测，撤二物，而送以鱼，使伺外间以为候。迈谨守逾月，而粮尽，出谋于陈留，委其一亲戚代送，而忘语其约。亲戚偶得鲜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骇，知不免，以祈哀于上，而无以自达，乃作二诗寄子由，神宗见之心动。
其诗云：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是时子由在应天府做判官，上书乞以现任官职，赎子瞻之罪。而神宗亦以东坡犯的是无意罪，尝乘间问直舍人王安礼。安礼曰：“东坡系一文人，彼以为如我之才，功名可以立致。顾郁郁不得志到如此地步，所以要不平了，不平则鸣，亦人情之常。今一旦致之于法，恐非陛下容纳人才之道。”神宗以为然，因赦免之，使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时在元丰二年十二月。
此时子由也因营救东坡，坐贬筠州，其他被累及者，有司马光、曾子固、钱世雄、黄庭坚等以下二十余人。盖自熙宁以来，朝廷上只有王安石和司马光两党，互相对峙。此时安石虽不在朝，不过如王珪之流，亦系安石余党，所以便借东坡之触犯忌讳，来实行其扑灭敌党之阴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