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之论者，于人治法治两途每持极端之论调，误以其为绝不相容：持人治主义者，辄以法治易流于刻薄寡恩之弊；持法治主义者，又以人治难免于舞文弄法之讥。实则二者固系相辅而成，未可或有偏废。盖以人治之利在于富有弹性，每足以济法治之穷；法治之长则在公正无私，更足以补人治之短。而况良法莫由自举，惟恃人之善于推行，始获倍彰其效；良吏非必天生，惟赖法之善于将持，始克敬恭厥职。孟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者此也。江陵深明斯旨，故其为政虽一本法治之精神，而于吏治与用人固亦斤斤致意。其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之政治主张，于此因亦获得具体之表现。关于此点，《行实》曾有如左之记述：

太师……自登仕籍，伉厉守高，不植党与。既入政府，调剂宇内，遂杜绝私门，戒阍者无敢通一刺，为人造请。已诸公咸亮其特介，不为私谒……百司庶府，罣于吏议者，即不挠法回芘，终能自效，寻复振之。襟度汪夷，不憙苛察，不以一眚掩大节，有人指摘细过，置而不问；独于人劳勚记存不忘，推奖恐后。诸司建白，惟良是采；若窾言无当，虽文弗录。士一见其姓名，即得其材指高下；他日遇事，握铨者或难其人，必指某某优为之，卒能其官，如所鉴不谬。……先皇帝时，专务资格，人莫得竟其才，官职至耗乱也。今上诏行久，一简众职，尊礼公卿大臣。郡国守相有治行异等者，皆进于廷陛，上亲慰劳之，赐玺书金绮羊酒。六曹尚书郎积有功能，得拜卿寺，不得更相除调。外臣有所调选，悉就近其地，察繁简通塞，并用三途。督府部使者，论荐所部吏，与简台谏，皆以四分之一待孝廉明经茂才，有举不及格者罚。小吏如杨果、赵腾蛟等得为令长行。……暴官墨吏，下所司论罪，悉尽本法。然禁诽谤，理诖误，许所系治吏得执奏；设举刺失实，或有异同，必令推详；其或有赏罚疑误者，许觐吏得廷辨之。以故凡在有位，感激怀奋，皆抱功修职，不肯谒告，不以趋走逢上，其已得除书及以使事修觐入贺行者不宿于家。各务教养实政，不肯取办簿书期会。众贤辐辏，仕路廓清，即虞廷师师，周士济济，不是过矣。

公之吏治用人，大体具见于此。兹再择其有关吏治用人之文字，次而录之，以见公之以人治佐法治者，其努力为何如也。

公生平泛论吏治用人之文字，不可胜数，兹摘录数节于左：

窃惟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安邦固，即有水旱盗贼敌国外侮之虞，而人心爱戴乎上，无土崩瓦解之势，则久安长治之术也。然欲安民，又必加意于牧民之官。（《请择有司以安民生疏》）

致理之要，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前代令主，欲兴道致治，未有不加意于此者。（《请定面奖廉能仪注疏》）

安民之要，在于知人；辨论官材，必考其索。（《进职官书屏疏》）

窃闻致理之要，在于安民，欲民之安，责在守令。……故今振举纲维，精核吏治，章之以雷电，悬之以象魏，要在啮其物，去其鲠，使上泽得以下究，下隐得以上通而已。（《答山东抚院李渐庵言吏治河漕》）

为国之法似理身：元气欲固，神气欲扬。广中患不在盗贼，而患吏治之不清，纪纲之不振，故元气日耗，神气日索。数年之前，论者谓朝廷已无广中矣。自公一振之，而倾者安，黠者戮，炎州以宁。岂易地易民哉？元气渐固，神气始畅耳。今……仆日斤斤焉以振纪纲察吏治安民生为事。愿公持而行之，毋渝其初心，毋畏于群议，则元元之幸也。（《与殷石汀论吏治》）

近来吏治颇为清肃，惟司牧者不以民事为急，崇尚虚文，计日待迁，终鲜实效。夫均徭、赋役、里甲、驿递，乃有司第一议，余皆非其所急也。四事举则百姓安，百姓安则邦本固，外侮可无患矣。惟公留意焉！（《答保定巡抚孙立亭》）

广中数年多盗，非民之好乱，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耳。夫官贪则良民不怀，奸民不畏，而盗贼利足以啖之，威足以慑之，何惮而不为盗？（《答两广殷石汀》）

吾观今之为治者，而知吏之难也。夫吏之难，非治民之难也，事人之难也；非得下之难也，悦上之难也。夫事使之数不同，而人之材力有限。譬以什计也：闲僻之地，事简而虑优，吏之材力五在上而五在下，其半犹及民也，稍繁，则逮下者什三而已；又繁，则逮下者什一而已。为人上者，可以爱憎喜怒殿最之，则虽有倜傥卓荦之士，必不能以什一者事上，而以什九者逮下。何则？势所趋便也。（《赠荆门守黄君升开封贰守序》）

人之所以畏吏而必欲赂之者，非祈其作福，盖畏其作祸也。（《杂著》）

夫吏也者，所以治民者也，所以“使上泽得以下究，下隐得以上通”，以固其元气畅其神气者也；今乃一反其所应为，对下则贿赂公行，对上则趋承恐后，至使良民不怀，奸民不畏，甚且挺身为盗，摇动国基，孰令致之，至于此极？此江陵所以不得不亟亟焉以整饬吏治为治国安民之要道也。公之整饬吏治，就其一般的原则言之，固不外乎本法家严正之精神，以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为要务；至就其具体的方法言之，则其致力以实施者，约有六端，今试分述如次：

一曰明职守 在昔专制时代，为君上者类多猜忌性成，防闲心切。其于设置官职，或则权责不分，借使互相牵制；或则名实不符，竟令位同虚设。此其作用固在谋集权于君主，免太阿之倒持。无如事权既属不明，责任即难确定，驯致趋利避害，诿责争权，怠玩者固多尸位素餐，跋扈者更易越权生事。即以明制而论，在中央则内阁虽司相职而权不集中，致阁部之纠纷时起；在各省则抚按既属同僚而责可互诿，致有司之督导无方，积弊相沿，吏治遂不堪究诘矣。江陵有见及此，故于柄政以后，对中央则力求提高相权，使政权集于内阁，阁权集于首辅，而以六部隶诸内阁，俾收指臂相助之功，其经过情形已具见前述；至其对于各省则务在画清抚按之职掌，而严令分工合作，以负督导有司之责，公自述其主张云：

抚按职掌不同，政体亦异。振举维贤，察举奸弊，摘发幽隐，绳纠贪残，如疾风迅雷，一过而不留者，巡按之职也。措处钱粮，调停赋役，整饬武备，抚安军民，如高山大河，奠润一方而无壅者，巡抚之职也。近来抚按诸君不思各举其职，每致混杂，下司观望，不知所守，以故实惠不流。至于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职而侵越巡抚之事，违道以干誉，徇情以养交，此大谬也。因忆嘉靖间有周如斗者，巡按苏松，信豪宦之言，博流俗之誉，将应征钱粮概行停免；士民悦之，为建生祠，奏留再历，遂超陟苏松巡抚。及为巡抚，则钱粮征发，百责攸萃，不复能行其宽贷之政，将以前免停逋赋复行征派；于是士民怨之，毁其生祠，刊布谤书。向之称颂德美者，转而为怨怼忿恨矣。何则？驩虞之术易穷，众庶之欲难厌也。况此中人情叵测，众庶难调，惟一以大公至正行之，庶得无咎无誉耳。（《答苏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抚按职掌不同》）

此明示抚按之职掌各有不同，而使其无相侵越或推诿也。然公之意固不仅在画清其职掌，而在使其分别督导有司，故曰：

夫有司官卑，岂敢与大官相抗？所赖以行法振弊者，全在抚按耳。抚按官狃于故常，牵于私意，而责有司以奉法令，抗大官，势不能也。朝廷欲法之行，惟责之抚按，不责之有司。异日倘有犯者，或别有所闻，则抗命之罪，必当有归。（《答总宪李渐庵言驿递条编任怨》）

以我国幅员之广，各省区域之大，中央之政令纵极严明，亦难免鞭长莫及，计惟责成抚按督导有司以奉行法令，庶几纲举目张，令行政肃，在版图辽阔之国家，非如此固不足以使其法令推行全国，而收风行草偃之功也。

夫中央既有集中政权之首辅以平章政令，各省复有职守分明之抚按以督导有司，权责既各有攸归，事功乃计程可待。凡一政令之行，朝廷以责之内阁，内阁以责之六部，六部以责之抚按，其下则阁部责之在朝之臣工，抚按责之该管之僚佐，系统既有条不紊，自无怪百僚之奉令惟谨，政治风气且因之而日趋严肃也。

二曰慎甄选 自来治国之要，首在得人。虽有贤君良相，势难事必躬亲，而必有待于慎选贤才，以资佐理。江陵用人之术，于《陈六事疏》中已可略见梗概。其言曰：

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毋徒炫于虚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生平，毋以一眚掩其大节。

公于贤才之甄选，其矜慎公正有如此者。此外关于引用人才之言论尚多，兹摘录数条于左：

夫人才难知，知人固未易也。不谷平日无他长，惟不以毁誉为用舍。其所拔识，或出于杯酒谈笑，或望其丰神意态，或平生未识一面，徒察其行事而得之，皆虚心独鉴，匪借人言。故有已跻通显而其人终身不知者。如公所言，成冀援于众力，借誉于先容，若而人者，焉足以得国士，而士亦孰肯为之用哉？（《答藩伯贺澹庵言得国士》）

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顾持衡者每杂之以私意，持之以偏见，遂致品流混杂，措置违宜，乃委咎云乏才，误矣！仆之浅薄，虽不足以与知人，然一念为国之公，实无所作。故自当事以来，谆谆以此意告于铨曹，无问是谁亲故乡党，无计从来所作眚过，但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答冏卿李渐庵论用人才》）

所荐诸贤，皆一时之俊，处吾夹袋中，宁止朝夕；虽未免各有所短，然取其所长，皆为国器。若诸公能不恃其长，刮磨微颣，致其莹美，则希世之宝矣。（《答总宪张崌崃言用人》）

右举各条，泛论用人，足与《陈六事疏》所言相表里。至其衡论人才，则务以质实为归，同时慎别其诚伪，以免为所蒙蔽。公之言曰：

学之利用也诚难哉！三代亡论已。先汉人才瑰玮卓荦，彬彬鲜与为俪。后世诸儒，或谓不学无术，或谓适道之难，且犹慊然少之。假令今肤言润论之士，诚得际会操柄，共所与发建树，视彼何如？大都任本质者诚以达材，骛空言者辨而无当；此其大较不可明见耶？（《赠罗惟德擢守宁国叙》）

此言人才贵质实也。又曰：

今吴中制器者竞为古拙，其耗费财力，类三年而成楮叶者，是以拙为巧也。今之仕者，以上之恶虚文责实效，又骛为拙直任事之状，以为善宦之资，是以忠为诈也。呜呼！以巧为巧，其弊犹可救也；以拙为巧，其弊不可救也。以诈为诈，其术犹可窥也；以忠为诈，其术不可窥也。（《杂著》）

此言为忠为诈者宜慎防也。公不嫌反复叮咛以出之，可知诚笃质实者之不易得矣。

三曰专责成 专责成者，谓用人当假以事权，勤予指导，俾能展其所长，补其所短；而尤贵在信而任之，庶几事无掣肘，功可期成，驭下之方殆不外是矣。公于甄选人才既备致矜慎，而于其登庸以后，即推心置腹，信任惟专。其《陈六事疏》所谓“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者，意即在此。公持此主张以用当世诸贤，如“蜀则曾省吾，闽则殷正茂，两粤则凌云翼，河道则潘季驯，蓟辽各镇，则张学颜、王崇古、梁梦龙、谭纶辈”（见《全集》附录二沈鲤张文忠公论》），皆以专任一方而勋业烂然。《明史》所谓“居正喜建树，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乐为之尽力”者，实未足为定论，盖江陵之所以得人，纯系专责成笃信任有以致之，固非恃其“智数”以牢笼天下士也。公于所用诸人信任之笃，责成之专，指导之勤，每于其所致书牍中见之，兹略举一二以示例证：

先后奉手教，皆有钉封，捧读数回，不胜于邑。窃谓古人居官，有解组弃印，浩然求去。咸以不获知于主，志不得行；或其主虽知之，而为当时执政者所排忌；或有硕画妙算，而当事者不为之主持，使其忠谋不售；则其去宜矣。仆自去岁曾面奏主上曰：今南北督抚诸臣，皆臣所选用，能为国家尽忠任事者，主上宜加信任，勿听浮言苛求，使不得展布。主上深以为然，且奖谕云：先生公忠为国，用人岂有不当者？故自公当事以来，一切许以便宜从事，虽毁言日至，而属任日坚。然仆所以敢冒嫌违众而不顾者，亦恃主上之见信耳。主上信仆，故亦信公。则公今之求去者，为不获于上乎，为不合于执政乎？二者无之，而独以浮忌之口，即欲引去；是忍于背君相之知，而重于犯庸众之口也。愿公勿复以为言。（《答殷石汀言宜终功名答知遇》）

广事之坏已非一日。今欲振之，必宽文法假便宜乃可。近来议者纷纷然。朝廷既以阃外托公，任公自择，便宜行之，期于地方安宁而已。虽弹章盈公车，终不为摇也。（《答殷石汀》）

治河之役，朝廷以付托于公者甚重。……承示恐流言之摇惑，虑任事之致怨。古人临事而惧，公今肩巨任事，安得不为兢兢？若夫流议怨谤，则愿公勿虑焉。孤浅劣无他肠，惟一念任贤保善之心，则有植诸性而不可渝者。若诚贤者也，诚志于国家者也，必多方引荐，始终保全，虽因此冒嫌蒙谤，亦无闷焉。……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图其终，行无越思，如农人之有畔。”愿公固审熟虑，集思广益，计定而后发，发必期成。至于力排众议，居中握算，则孤之责也。（《答河道司空吴自湖言任用的人任事》）

四曰重久任 今日泰西各国于所谓事务官，类皆予以服务之保障，非有违法黩职情事，绝不随意更动，借资熟练，甚且有终身任职之规定者，其于司法官行之尤严。盖以历任既久，则消极方面固可使安于其位，无复五日京兆之心；积极方面更可使忠于所司，俾睹三年有成之效。意美法良，莫逾于此。江陵既注重吏治用人，于久任之利自早经见及。《陈六事疏》谓：“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如此则真才实能之士何由得进，而百官有司之职何由得举哉？”所言可谓深中时弊。故公于一切官吏皆重久任，尤于守令为然，其言曰：

在京各衙门佐贰官，须量其才气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则使之讲究职业，赞佐长官；如长官有缺，即以佐贰代之，不必另索。其属官有谙练故事尽心官守者，九年任满，亦照吏部升授京职，高者即转本衙门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级相同者，不必更相调用。各处巡抚官果于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迁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参议久者，即可升参政，佥事久者，即可升副使，不必互转数易，以滋劳扰。（《陈六事疏》）

君子之政，任必久而后洽，功必久而后成。汉时守令，便于民者，辄赐玺书褒美，稍增其秩，不数易之，故世之言吏治者称两汉。然余不敢远引异代，即如国初，守令久者至十余年；而何文渊、刘德皆用太守积劳，擢拜九卿，重任而责成，故良吏辈出，治亦近古。（《赠袁太守入觐奏绩序》）

如右所述，守令既以久任而舆情日洽，百官亦以久任而历练日深，再加以责成必专，信任必笃，如此则人以感激而乐于为用，事以熟练而易于观成。江陵柄政以还，吏治之精明卓绝，夫岂偶然也哉？

五曰严考察 责专任久，固可使人尽其才，事尽其功；然以中国之大，内而中央，外而各省，庶政既繁，百官尤众，势难使人无不贤，事无不举。于此而欲甄别人之勤惰贤愚，判明事之废兴因革，借为进退黜陟之准绳，而生提高效能之作用，则考察尚已。考明自洪武以来，早有定期考察京内外臣工之成法。据《明史·选举志》载称：

考满、考察二者相辅而行。考满论一身所历之俸，其目有三：曰称职，曰平常，曰不称职，为上中下三等。考察通天下内外官计之，其目有八：曰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罢，曰不谨。考满之法：三年给由曰初考，六年曰再考，九年曰通考，依职掌事例考核升降。诸部寺所属，初止署职，必考满始实授。外官率递考以待核。杂考或一二年，或三年。郡县之繁简或不相当，则互换其官，谓之调繁调简。……考察之法：京官六年，以巳、亥之岁，四品以上，自陈以取上裁，五品以下，分别致仕降调闲住为民者有差，具册奏请，谓之京察。自弘治时，定外官三年一朝觐，以辰、戌、丑、未岁……察典随之，谓之外察。州县以月计上之府；府上下其考，以岁计上之布政司；至三岁，抚按通核其属事状，造册具报，丽以八法而处分，察例有四，与京官同。明初行之，相沿不废，谓之大计，计处者不复叙用，定为永制。（《明史》卷七十一《选举志》三）

似此规定，以与现代科学性的考成方法相较，虽犹远逊其正确；然果使严格执行，亦未始不足为综核名实之一助。所惜历时既久，类多视同具文，敷衍将事，一暴十寒，张弛靡定，吏治之坏，此其一端矣。江陵初登枢府，即以厉行考察为首务，盖非徒实施其法治之主张，亦以应付当时之局势。结果卒使既坠之朝纲，因之而一振。由斯可知苟能执法以绳，则法纵未尽臻妥善，固犹愈于无法也。自后公遂按期举行京察外察，以为综核名实之依据。至其考察方法，则视定制尤为严厉。公于万历四年七月所上《请择有司以安民生疏》，曾述其所拟之方法如次：

明春又当外官考察之期……伏望特敕吏部，令其预先虚心访核各有司官贤否，惟以安静宜民者为最，其沿袭旧套虚文矫饰者，虽浮誉素隆，亦列下等。抚按以此核属官之贤否，吏部以此别抚按之品流，朝廷以此观吏部之藻鉴。若抚按官不能悉心甄别，而以旧套了事，则抚按官为不称职矣，吏部宜秉公汰黜之；吏部不能悉心精核，而以旧套了事，则吏部为不称职矣，朝廷宜秉公更置之。庶有司不敢以虚伪蒙上，而实惠旁敷，元元之大幸也……

此法以逐级考核为体，以负责连坐为用，可谓精密已极。顾公仍恐百僚乐于苟安，难免不尽不实，又实施随事考成以补其不足。关于随事考成之方法，公于《陈六事疏》“重诏令”一节已略加陈述，后于《请稽核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中，又为详细之规画，略如左述：

请自今伊始，申明旧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奉明旨，或覆奉钦依，转行各该衙门，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除通行章奏不必查考者，照常开具手本外，其有转行覆勘、提问议处、催督查核等项，另造文册二本，各注紧关略节及原立程限，一本送科注销，一本送内阁查考。该科照册内前件逐一附簿候查，下月陆续完销，通行注簿。每于上下半年缴本，类查簿内事件有无违限未销，如有停阁稽迟，即开列具题。候旨下各衙门诘问，责令对状。次年春夏季终缴本，仍通查上年未完，如有规避重情，指实参奏；秋冬二季亦照此行。又明年仍复挨查，必俟完销乃已。若各该抚按官奏行事理有稽迟延阁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如此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可中实，事可责成；而参验综核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致理之要，无逾于此。

此种随事考成之法，注重平时效率，以视定期考察之历时久而始见成效者，自属更进一步。顾公犹以为未足，则以奏报倘与事实不符，其易被察觉者无论矣，万一竟为所欺蔽，将恃何术以发其奸而纠其失乎？于此公又采用探访诰诫之法以资补救。公于京内外重要事件，辄设法详为探访，随时听取情报，一旦发觉奏报不实或隐匿不报，轻则予以私函之诰诫，重则施以朝旨之申斥，务使其不敢稍存欺罔。试举《答应天巡抚孙小溪言捕盗》一书以为例证：

承俯询奏报贼情事，谓别处不报，而独责之江南，似以朝廷为多事烦苛者，是未细绎前旨也。夫奏之与报，事体不同，奏谓奏闻朝廷，报谓申报上司，详前旨云。抚按严督兵备等官整饬武备，时常体访，如有盗贼生发，务要即时从实申报，重大者奏闻，宽限设法缉捕。夫谓如有盗发即时申报，则不问城内外皆当申报上司矣；谓重大者奏闻，则非重大者虽城内亦不必奏闻矣。然盗发虽有远近，贼情虽有大小，抚按皆当一体严督有司设法缉捕者，此旨意也。昨镇江之事，朝廷原未责其不奏，但恶其不报，及报不以实耳。贺氏之贼发于去秋，而今岁三月间抚按始知之，是曾申报否乎？南都已获蔡朋，行该府缉捕夥盗，而该府不认，以为乌有，是曾失事否乎？范良吕、袁漳等家被盗，皆以未尝失财为解，乃其赃固获于浙中也，其所报实乎否也？江南以隐匿盗情为常事，数年之间，一发于扬州，再发于太平，今三发于镇江，至使失主被伤而不敢承，大盗公行而莫之问，则法纪荡然矣，别处曾有是乎？朝廷以四方之耳目为耳目。今地方官扶同欺罔，抚按耳目已尽为所涂；乃朝廷别有所闻，一行诘究，遂以为多事，为烦苛，是欲使欺隐之弊驯至如秦、元之末季而后已也。承问，敢直陈其愚，幸惟鉴原！

似此厉行严格考察，既以定期考察核其实，又以随事考成责其效，复以探访诰诫戒其欺，三者备而综核名实之功毕矣。公之为此，固非以察察为明，要在整饬纪纲，责求功效，以提高行政之机能而已。但以因循怠玩之臣僚当之，自难免因其督责过严而心怀怨望。而素以宽大自命之所谓儒者，对之尤深感不满。如万历八年刑部侍郎刘一儒上书江陵，即可见若辈心理之一斑。其书云：

窃闻论治功者贵精明，论治体者尚浑厚。自明公辅政，立省成之典，复久任之规，申考宪之条，严迟限之罚，大小臣工鳃鳃奉职，治功能精明矣。愚所过虑者，政严则苛，法密则扰。今综核既详，弊端剔尽，而督责复急，人情不堪，非所以培元气而养敦厚之体也。昔皋陶以宽简赞帝舜，姬公以敦大告成王，沦洽当代，矩矱后世，愿明公法之。（见《明史纪事本末》江陵柄政节）

夫公之所尚者事功，所重者效率，公之异于一般儒臣者在此，公之卓然成为大政治家者亦系于此。公既自有其独到之政见，则于此等浑厚之说，宁肯降心相从耶？宜其虽身为怨府而终毅然不顾也。

六曰明赏罚 既经严格考察以后，对于臣工之功过已有明确之认识，自须继之以公平而严峻之赏罚，始足以完成真正的法治主义之使命。公于此力本法家之严正的精神，一以信赏必罚为原则。其所着重之点凡三：曰公平，曰严峻，曰不重资格而重劳绩。其言曰：

慎重名器，爱惜爵赏，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有功于国家，即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国家，虽嚬笑之微，敝裤之贱，亦勿轻予。（《陈六事疏》）

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书》）。

韩信驱市人而用之，卒以成功，赏罚明信，任当其才也。（《答耿楚侗》）

人之才具亦不甚相远，唯赏罚明而信任笃，则人皆可使也。（《答福建巡抚耿楚侗》）

此其主张法贵公平之说也。又曰：

但导民以行不以言。《孙子》云：“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过也；约束已明，申令已熟，而士不用命，则士之过也，杀之无赦。”故能使妇人女子皆赴汤火冒白刃而不避。今治吏亦然，科条既布，以身先之；有不如令者，姑令之申之，申令已熟，则不问官职崇卑，出身资格，一体惩之，必罪无赦。如是，即欲今之为吏者，皆龚、黄、卓、鲁可也。若徒以言语教诏之，虽口破唇焦，毕竟何益。（《答四川巡抚张澞滨》）

旧染颓俗，久难骤变。彼顽梗玩肆之人，以为法虽如是，未必行也。今量处数人，以示大信于天下，庶几有所惮而不敢犯乎！（《答顺天张巡抚》）

古之贤圣，所遇之时不同，而处之之道亦异。易大过栋挠，《象》曰：刚过乎中。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扶倾而安国，栋挠而本末弱矣。……仆以一竖儒，拥十余龄幼主而立于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况自隆庆以来，议论滋多，国是靡定，纪纲倒植，名实混淆。自仆当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开众正之路，杜群枉之门，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为异说，欲以抑损主威，摇乱朝政，故不得不重处一二人，以定国是，以一人心。盖所谓刚过乎中，处大过之时者也。（《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

此其主张法贵严峻之说也。又曰：

不择难易而受任者，人臣之分也；均节劳逸而效功者，劝臣之道也。余窃见今用守令与迁转之法，不重地之难易，事之繁简，一以资格为断。太守治郡有效，满岁称职，才得拜一级为按察使副。即有卓绝异等，殚精毕力，亦不得蓦常格。而优游简僻，纵无他长，亦得积日累岁，擢升是官。如是劳逸无等也，即人心何劝？方今吏治颓靡，民俗疲瘵，意者且将少变今法，以重择守令而后可耶？夫欲重守令，则必显能治剧难有劳苦功多者，以风天下。（《赠袁太守入觐奏绩序又一首》）

此其主张法宜不重资格而重劳绩之说也。公对于赏罚所持之主张大致如此。其见诸行事者，如万历五年慈圣太后以神宗大婚期近，谕令停刑，而公以“若弃有德而不用，释有罪而不诛，则刑赏失中，惨舒异用”，坚持不可，即其例证也。

综上六端，盖即公法治精神之所系。亦即公整饬吏治之所归。公之所以能振废起堕，拨乱反正，蔚为一代之大政治家者，非幸也，彼固有以致之也。善夫王氏振先之言曰：

吾国历史数千年间，其足以称大政治家者，未有不具法治之精神也。……古来崇法治者，于春秋得二人焉，曰齐管仲，曰郑子产；于战国得一人焉，曰秦公孙鞅；于汉季得一人焉，曰蜀诸葛亮；于晋得一人焉，曰前秦王猛；于宋得一人焉，曰王安石；于明得一人焉，曰张居正。之数子者，皆身当危局，排众议，出明断，持之以刚健之精神，纳民于公正之轨物，卒能易弱为强、易贫为富，措一国于泰山之安。果操何道以致此乎？曰惟真知法治故。（见王振先著《中国古代法理学·附录·古来崇法治者之功效》）

又曰：

大凡法治之效，在于信赏必罚，综核名实，举一国之朝野上下，无不受成于法之中，故能立儒廉顽，蒸成郅治。江陵有然，即管、商、郑侨、诸葛、二王诸贤，无不本此以善其治也。（见同上）

明乎此义，则于江陵之政术思过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