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非以理财名家，其视荆公之创法设官，积极以发展国家经济为务者，固自微有不逮；然其理财政策，惟在“苏国民之困而增其富，乃就其富取赢焉，以为国家政费”（见本书第五编《王荆公传》），则适与荆公不谋而合。公屡诫神宗以节用爱人，并谏止营造，争停织造，请蠲逋赋，其详已见前述（见本编第九章），其意固非止望神宗以尧、舜之君，而实欲以苏国民之困也。盖“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圣训昭垂，颠扑不破，理财之道，舍此安适？故公之理财政策，除以节用爱民之道时时进谏外，尤致意于国计之开源节流，与夫民生之安居乐业。其事迹之垂于简策，历历可考者，约有左列诸端：
一曰严清丈也。万历七年十一月公奏准诏度民田，谓：“高皇帝（太祖）时天下土田八百五十万顷。至弘治十五年已减二十七万。岁久滋伪，弊孔百出，有所谓飞诡者，影射者，养号者，挂虚者，过都者，受献者。久久相沿，豪民有田无粮，穷民摊派受病矣。民穷逃亡，势又不得不请减额，而国课日以益亏。”（见周圣楷所撰公本传）职是之故，公乃疏“请料田，凡庄田、屯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皆就疆理，无有隐奸，贫民不至独困，豪民不能兼并。又民间新所垦治，皆赋其贡税，以新赋均旧额，则国初故额不失而民赋以轻。其挠法者皆下明诏切责”。自是豪强无从兼并，贫民生计少苏。此与荆公诗所谓“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由来”者，庶几近似，虽未克如荆公青苗均输市易诸法之积极图功，要亦不失为富国裕民之道也。
一曰度河工也。万历七年二月河工成，公力荐潘季驯治河之功也。“先是淮安故有水患，然或所及仅一二县道邑，扬固无恙也。至嘉靖中，河决崔镇、吕泗、冲龙窝、周营等处，往往夺淮流入海。淮势不敌，则或决高家堰，或决黄浦，或决八浅，淮、扬诸郡，悉为巨浸。河高出民屋上，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算。”（《行实》）公深以为忧。“河漕尚书吴桂芳议复老黄河故道，而总河都御史傅希挚欲塞决口，束水归漕，二人议不合。”（《明史·潘季驯传》）“上以问执政。公因言故河道御史潘季驯可使，乃（于六年夏）降玺书，即其家拜都御史。”（周圣楷所撰公本传）季驯前曾两度总理河道，绰有经验，既受命再起，“以（黄河）故道久湮，虽浚复，其深广必不能如今河。议筑崔镇以塞决口，筑遥堤以防溃决。又淮清河浊，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非极湍急，必至停滞。当借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即桂芳所问草湾，亦可不复修治。遂条上六事，诏如议。”（《明史》驯本传）上用公言，“一切假以便宜，久任责成。出帑藏及留所折科漕粟八十余万金，不问潘公出入。又令诸臣得条上所见，治其诸方命不及事事者，下诏狱鞫治之。于是当事者人人惴恐，建官舍河上，胼胝沾涂，日夜焦劳。盖逾年而告成事，为土堤若干，石堤若干，塞决口若干，建灭水闸若干，计费不过五十余万，省羡金二十四万以归水衡，今徐、淮之间，延袤八百余里，两堤相望，蜿蟺绵亘，殆如长山夹峙，而河流其中。且黄河以归仁堤，势不得南决，其势既不能及陵寝（按指凤、泗一带明室祖墓所在），又高家堰既塞，淮不能奔黄浦，皆尽趋清口，会黄河由安东云梯关入海。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河上万艘，得捷于灌输，入大司农矣。”（《行实》）季驯又以“旧黄河自嘉靖中北徙，河道既浅，迁徙不常，曹、单、丰、沛常苦昏垫，上疏请复故河”（《明史》季驯本传），惜为众议所格，议未果行。然自此徐、淮之间，河不为患。虽以未遑治本，致河患与明室相终始（参考《明史·河渠志》二），然受命原在治标，纵大利未溥，而局部之功则已昭垂不朽，是则季驯之勋为不可没。而以江陵之知人善任，水利卒因之而敷畅，漕运更赖之而流通，拯饥溺之民而登诸祍席，其有造于国计民生者实至深且巨，固非徒充裕国课，为理财之要端已也。
一曰兴水利也。公于水利一端特加重视。除整顿黄河工程以消极的灭除民害而外，复着力于苏、松一带河流之疏浚及整理，以积极增进人民之福利。故于万历四年因巡抚都御史宋仪望请于松江设水利佥事，以裨国计，遂从部议遣御史董之。六年复从林应训、胡执礼等议，浚吴淞江、长桥、黄浦。八年应训又言苏、松诸郡干河支港凡数百，大则泄水入海，次则通湖达江，小则引流灌田。今吴淞江、白茆塘、秀州塘、蒲汇塘、孟渎河、舜河、青晹港俱已告成，支河数十，宜悉开浚。遂用仪望前议，“特设苏松水利副使，以许应逵领之。乃浚黄浦八十余里，筑塘九十余处，开新河百二十三道，浚内河百三十九道，筑上海李家洪、老鸦嘴海岸十八里。发帑金二十万，应逵以其半讫工”（参考《明史·河渠志》六）。自是东南河港纵横交错，水利富饶甲天下。皆公倡导之力也。
一曰重粮政也。明初赋役之法，仍沿唐杨炎两税法之旧。洎世宗时，因边供费紧，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遂致帑藏匮竭，司农仰屋兴嗟。而是时东南以倭寇时时侵扰，多额外提编，以充军饷。所谓提编者，即系加派之名。“其法以银力差排编十甲，如一甲足，则提下甲补之，故谓之提编。”其后倭患虽平，而提编之额不能减。至神宗继位，增额既仍如故，又多无艺之征，于是逋粮愈多，规避益巧。公之请蠲逋赋，固在导上以节用爱民之道，实亦以逋欠既多，民力势难清缴，与其年年带征而徒滋拖欠，孰若举旧欠而悉于蠲免，庶使民得以全力缴纳见年应征之数。如此则一方面民力可以稍宽，而同时国库亦可略增收入，此公所谓“足国裕民，一举而两得”者也。（参考《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民生疏》及《明史·食货志》二）同时，自嘉靖以来数行数止之“一条鞭法”，复于万历九年颁行天下，永著为令，民力更赖以少纾。“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明史·食货志》二）此法既行，其他科扰乃一扫而空，其嘉惠小民，良非浅鲜也。虽然，公之理财政策，固非仅以爱民为务，而忽于国库之收入也，其所加惠于民者，仍在“苏国民之困而增其富，乃就其富取赢焉，以为国家政费”已耳。逋赋既悉加蠲免，一条鞭法复立予颁行，民困既已稍苏矣，则于其见年应缴之计亩收征银数，绝不再少有宽假，而督饬有司严行催征。并即以催科之成绩，定为有司考成之标准，视其催科之缓急与赢绌，而赏罚随之。其间虽以有司贪功畏祸，不无奉行过急，勒缴过严，致不免有扰民之举。然当农业经济之时代，国库大宗之收入，厥惟田赋是赖，为防止偷漏以维帑藏起见，催科自有不得不特别从严之必要。要之公立法原意，本非在扰民；有司奉行之不善，固不能因以苛责其严令催科之不当也。史又谓公“以岁赋逾春发，水横溢，非决则涸，乃采漕臣议，督艘卒，以孟冬月兑运，及岁初毕发，少罹水患，行之久，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明史》江陵本传）然则公之抑私以奉公，裕民以富国，厥功伟矣！
右所称述，于公之理财政策已可略见一斑。此外尚有一事，虽非直接与理财相关，然以其影响所及足以富国裕民，自亦可认为公理财政策之副产品，则严查驿递是已。在昔交通不便时代，举凡奉公差遣之官吏，下及传递公文之隶役，均由地方官验牌按驿护送，供应伕马舟车，俾资趱程前进。此其初意，原在便利公务，借免贻误。乃其流弊所趋，几至任何官吏及其亲属均可假公济私，乘驿来去，此其骚扰地方，浪费公帑，不问可知。及公柄政，遂严令限制，切实稽查。于是小而地方吏民，大而国家财用，公私咸蒙其利，适与公裕民富国之旨相吻合。至于交通赖以增其便利，公务赖以免于耽延，更无论矣。要而言之，公之理财政策无他，惟以节用爱民视为君上利用厚生之道，休养生息储为人民应役纳税之资，俾使国计民生交受其益而已。以与《大学》所谓生众食寡为疾用舒之旨相衡，不且殊途而同归哉！呜呼，夐乎尚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