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台弹劾张居正，说：“进言的人都希望陛下（指神宗）像尧、舜一样，而却没听说责求辅臣（指张居正）像皋陶、夔一样”（见《明史·刘台传》，详见下章）。唉！刘台说这句话，多么荒谬之极啊！而神宗只是一个昏庸无知的孩童罢了。只因为凭借祖父的余荫，庆幸得以统治中原。假如没有张居正以辅佐而匡正侍奉他，那么他肆意作恶的行径，一定会从幼年就已经明显，恐怕不能等到闯王李自成聚众作乱以及清兵入关，而明朝的社稷宗庙就已经灭亡很久了。在张居正生前，本来依赖他的辅佐之功，来挽回长期衰弱的国家局势；就在张居正死后，仍然享受他的余荫，以勉强支撑二十年的太平。张居正对神宗皇帝的功劳确实不能说不厚重，但看他是用什么来报答张居正的呢？张居正作为前朝接受遗诏的元老，积累十年公正忠诚的辛劳，而就在他尸骨未寒之际，这么快就忘记每天倚靠信任他的深切，只因为像水润物那样暗中挑拨的坏话很多，差点导致张居正被戮尸的惨毒。呜呼！像张居正这样身为臣子，或许无愧于皋陶、夔，而神宗作为君王，他与尧、舜的差距，又怎么能用里数来计算呢？这就是为什么史学家考察他们君臣相遇合的遗迹，而禁不住感慨了。
张居正做内阁首辅十年，功在国家。他在诸方面都卓有成效，有关一个朝代兴衰转移，容请以后另用专门章节详细叙述；现在就先以他关于辅佐君主匡正王室的内容，概括地谈一谈。倘若了知张居正于君臣的本分，大义凛然，用当时所推崇的伦理观念加以约束，固然不失为一代完人啊。
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高拱已经离职，神宗驾临平台，召见张居正慰劳他说：“先皇多次称赞先生是忠臣”。张居正叩头流泪谢罪说：“现在国家重要的政务，只在遵守旧的典制，不必变更。至于讲求学问亲近贤臣，爱护百姓节省开支，又是先君所道。请陛下留意！”神宗认为好。这是张居正教导神宗的开端。不久，张居正就请斟酌安排朝讲日期，奉旨“常朝定在三、六、九日在御门听政，其余的时间里就到文华殿讲读”。每逢讲学的日子，确定在日出的时候用完早膳立即讲读，一直到吃午饭为止。张居正不久又进献《帝鉴图说》。神宗看到有人捧册进来，突然站起来，命令左右侍者展开册子。张居正在一旁陈述大义，神宗对答如流，于是立即给付史馆。有一天神宗驾临文华殿，讲授完毕，浏览到汉文帝在细柳慰劳驻军之事，张居正就说：“皇上应当留意军备。祖宗以武功平定天下，太平日子过久了，武备日渐松弛，不能不及早谋划。”神宗称赞。又上奏请求第二年正月上旬即御殿日讲。万历元年（1573年）十月，张居正进见讲学，谈到宋仁宗不喜欢用珠子装饰。神宗说：“贤臣为宝，珠玉有什么好处！”张居正说：“明君看重五谷而轻视珠宝，五谷能养人，而珠玉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神宗说：“是的！宫里的人喜欢打扮得很艳丽，我每年所赐给的未尝不节省的。”张居正说：“皇上说到这里，那是国家百姓的灾祸。”神宗又问：“秦始皇销毁兵器。棍棒都可以伤人，为何要销毁兵器呢？”张居正说：“君王布施恩德修身理政，以凝聚民心为本。天下的祸害，每次都出于所防备之外。秦国灭亡在戍守的士兵手里。所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神宗说：“是的！人心坚定了就真的能够战胜上天。”万历二年（1574年）正月，张居正上奏请求接见廉能的官吏，以仿照祖宗午朝的礼仪。神宗听从了，于是驾临皇极门，召见上朝觐见的清廉卓越的浙江布政使谢鹏举等二十五人，特别奖励。张居正又把所删定的《大学讲章》一册、《虞书讲章》一册和《通鉴讲章》四册进献，以供给神宗温故知新之用。不久，由于神宗谈到建文帝在外题诗之事，张居正又上书太祖所撰的《皇陵碑》。张居正等到神宗看完后，就说：“祖宗当时艰难，大概以上天之心为心，所以能够创立基业、功劳显著。皇上以圣祖之心为心，于是就能永保大业。”于是就趁机叙说太祖贫贱时的事情以及即位后的勤劳节俭。神宗悲伤地说：“我敢不努力效法祖宗！然而还要依赖先生您的辅导。”这一年十二月，张居正率领大臣献上屏风。屏风上绘制全国疆域和职官姓名，采用浮贴以便于更换。神宗命令设置在文华殿后，经常审阅。万历四年（1576年）五月，张居正和大臣等请求神宗阅览奏章，当时就让神宗阅览太祖亲自批复的疏稿作为参照。神宗说：“是的！”张居正于是就挑选内阁所收藏的太祖手谕六十三道、御制四十四道、圣旨和帖共六十道，献上去。万历七年（1578年），神宗患有疾病，慈圣太后命令僧人在戒坛上设置法会救度众生。张居正上奏说“戒坛遵奉太祖的命令禁止到现在，因为当时僧众好几万，恐怕发生变故败坏风俗。现在怎么能又开这个祸端呢？”在戒坛上创立法会之事于是就停止了。不久神宗的病痊愈，征收光禄寺十万货币。张居正上奏说：“财货赋税有限，浪费挥霍无穷。就会导致储存空虚，不幸赶上四方水旱之灾，战场上意外的变故，就会令人寒心。从这以后，希望皇上努力节省，如果再征收货币，我们就不敢奉诏了。”当时神宗逐渐完备六宫，太仓所储备的粮食屡次都应有进账。张居正上交户部所呈的钱粮数目供皇帝观览，请把它放在座位旁边，经常审阅，量入为出。就说道：“万历初年收入四百三十五万有余，万历六年的收入只有三百五十五万有余，就已经少了八十多万了。万历五年每年拿出三百四十万有余，而万历六年所出就达到三百八十八万有余，就已经多出了四十万。年支出超支在前，年收入就会减少在前，这不能不留意啊。帝王的规制要量入为出，计划三年支出，一定要有一年余出来才可以。更何况财物只有这个数，想方设法巧取，不能有所增加，只有注意节省，那么需用才会满足。”神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七月，给事中顾九思、王道成等以江南水灾，请求罢除江浙织造内臣。神宗把奏折拿给张居正看。张居正上奏说：“百姓困苦重重，应当召回孙隆。”神宗说：“他们织造用作礼物的丝织品快要完了，应当等到明年春天罢免。”张居正说：“地方上多一件事情，那么就有一事的困扰；宽一分，就得到一分的恩惠。遭受灾害地区的百姓疲惫，不能催收租税，就暂时除去，等到庄稼逐渐成熟，就可以恢复了”。神宗听从了。万历八年（1580年）十二月，张居正请求嘱托儒臣做成一册历朝《宝训实录》，分四十多则，即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法祖、保民、谨祭祀、崇孝敬、端好尚、慎起居、戒游佚、正宫闱、教储贰、睦宗藩、亲贤臣、去奸邪、纳谏、守法、敬戒、务实、正纪纲、审官、久任、重守令、驭近习、待外戚、重农、兴教化、明赏罚、信诏令、谨名分、却贡献、慎赏赍、甘节俭、慎刑狱、褒功德、屏异端、饬武备、御寇盗；又命令依次进呈，等到第二年开始讲学，各个有关部门的奏章关键重要的，就讲完当面裁定。当时神宗注重书画文辞，张居正认为那是写作的小技巧，和君主修身立德治国理政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有这个请求。万历九年（1581年）正月，张居正请求命令翰林轮流值班，应对文章，或者让他们侍奉皇上饮宴，请教经书的义理，陈说治理之道，如同唐宋旧例。万历十年（1582年）二月，张居正上奏说：“使百姓安定的措施，在于了解他们的疾苦。现在还有一件事是对百姓有害的，就是带征税粮（另立名目加收或将累年积欠一并征收）。老百姓财力有限，一年的收入只够供给一年需用，不幸一年歉收，眼下还不能度过，难道还有余力进一步完善多年累欠的赋税吗？有关部门逃避职责，往往将今年所征收的税赋抵挡完累欠的赋税，就今年所欠下的赋税又成为将来的带征了。更何况征收的份额繁多，年份混杂，百姓们竭尽民脂民膏，小吏们欲壑难填，更严重的是那些没有出息的官吏甚至豪取掠夺。……乞求告知户部核实万历七年以前所拖欠的全部赋税都免除掉，将出现一年征额责令全部收完，在老百姓容易办，在有关部门容易征收，这对官府和百姓都有利。”神宗听从了。诏令下达，朝廷中外都非常高兴。
综上所述可知，张居正之所以劝勉引导神宗，让他讲求学问勤于政事，节省用度爱护百姓，以期望他不流于恶而不愧为君，已可略见一斑。但是由于期望过于急切，督察责求自然难免过于严格。就有一天神宗在御前讲席读论语读到“色勃如也”，错读成“背”字。张居正在一旁严厉地说道：“当作勃字读！”神宗害怕得汗毛直竖，一同列席的人都因惊恐而失去原来的容色，这是一件事情。慈圣皇太后李氏训导皇帝严格，每次严厉责备，并且说：“让张先生听说了该怎么办呢？”于是神宗非常害怕张居正。等到神宗渐渐长大，心里开始厌烦，这又是一个问题。这凡是在贤明的君主，自然可以明鉴他的忠诚而委婉地加以宽恕，甚至赞赏他的匡弼而加倍给予尊贵与荣耀。但是因为神宗皇帝的昏庸，即使有慈圣皇太后督促告诫，不能不虚心地听取，实际上回顾却难以忍受，早就生出厌恶之心，这也是张居正为什么最终没能免于死后祸患的原因。
以上所述的，特别专为张居正直接纠正和教导神宗来说的。除此之外还有两件事，即张公考虑国家隐患的预防策略，间接将君主及其皇室安置于泰山般的安定稳固之中，那就是控制宦官和节制亲王贵臣而已。
呜呼！以张居正忠贞侍奉皇上，而神宗却三心二意，只以刻薄无情来回报他。是张居正有负于神宗吗？还是神宗有负于张居正呢？如果神宗死而有知，我知道他也很难自行解说！
以上所述的，专门就张居正用来匡正辅导神宗的内容来说的。此外还有两件事，是张居正用来防患于未然的谋略，间接来说就是把君主和皇室安置在如泰山磐石这样稳固的地方，控制宦官和节制皇亲贵戚罢了。
历代宦官的祸乱，汉朝和唐朝最为厉害。明太祖虽然出身平民，考虑到宦官的害处，了解最深，防范最严。看他所说的“在宦官之中求取善良的，一百个之中难得一二。用他们作为耳目，就会遮蔽耳目；用他们作左右亲信，就要驾驭有道，只要让他们畏惧法纪，不能让他们有功劳。有功劳就会骄横恣肆；畏惧法纪就会检点约束”（见《明鉴》卷一）。可以说是明了控制驾驭宦官的方法了。然而，从明成祖以后，宦官又渐渐得势。如永乐（成祖年号）年间，郑和以一个内侍的身份，竟然有远征南洋的成就，他的权势有多么大可想而知。但还没有到有害社稷。到明英宗的时候，由于宦官王振的鼓励而亲征也先，以致有“土木之变”，那么英宗已经亲自蒙受他的祸害了。到明宪宗任用宦官汪直掌管西厂，后来又命令他处理边防事务、军队和百姓就已经交相遭受他的困扰了。等到明武宗宠幸任用刘瑾，宦官刘瑾独揽朝政大权，残害忠良，甚至想要把整个天下都让给他而“任他来取”，那么，国家差点都被他动摇了。追究宦官为祸作乱的根源，大概是因为那些人每天住在宫里，侍奉在皇帝的左右，如果遇到昏庸的君主，没有不受其蛊惑蒙蔽，以致倒行逆施的。明朝的国政不能振作，这也是其中的一个症结。但是当张居正执政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大都俯首听命，甘于就范，没有人敢独断专行的。（参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这也是张居正擅长控制他们才得以如此。张居正执掌朝政，政治权力集中在内阁，内阁权力又集中在张居正一人身上，凡是军国大事，内侍都不得参与，这样就足可以杜绝他们这些人专权的迹象。立即派去京城外采买织造的内臣，也因为张居正严厉制裁而不敢仗势作恶。至于张居正所能掌控驾驭的人，就在善于利用冯保。观看以下两件事就可以得知：
神宗刚刚登基，冯保日夜侍奉神宗起居，照顾护理很是上心，有一点小的摩擦就立即上报给了慈圣皇太后。……乾清宫年轻的内监孙海、客用等引导神宗嬉笑娱乐，都很被宠爱，慈圣皇太后派遣冯保抓捕孙海、客用，杖击后就把他们驱逐出去。张居正又列出他党羽的罪恶，请求驱逐，而命令司礼监孙德秀等以及各个内侍自己陈述，皇上裁定去留。（《明史·张居正传》）
南京有位小宦官喝醉侮辱给事中，言官请求追究查办。张居正将很偏激的赵参鲁贬到外地以此取悦冯保，而慢慢说服冯保压制他的党羽，不要参与六部事务，奉命出使的人时常命令锦衣卫暗地里探听。他的党羽因此怨恨张居正而心里不再依附冯保。（同上）
张居正就是这样善于令他们相互制约，因此即使以冯保的才能足可以帮助他们作恶，而最终都不敢稍有放纵，其他的宦官更不用说了。等到张居正死后不久，而征税采矿的内臣，竟然老样子再次萌生，肆无忌惮，激成民变而动摇国家根基的，史上的记载不断。到明熹宗朝，宦官魏忠贤的祸乱又起。于是内忧未停，外患乘势而起，明朝最终得以亡国。然而，张居正在祸患尚未萌生的时候就根治消除的功劳，没想到将由这个反证而更加明显了吗！
在过去专制时代，外戚宗室的祸乱，屡见不鲜。大概因为皇后的尊贵，宗室的亲近，如果没有防微杜渐的良方，每次都会引起傲慢专横不守臣节的祸乱。其事理显明，不用再重复叙述了。张居正在外戚上力主制止。就以慈圣皇太后李氏对张居正礼遇隆重，信任深厚，考虑到太后生父李伟请求赐封的时候，张居正也坚持封他为伯爵，不允许违反规定世代承袭，至于上书力谏，大略说道：
现在皇上孝敬慈圣太后，怎么能有比明世宗的庙更好呢？而慈圣皇太后李氏厚待外戚之家，怎么能还有比慈孝献皇后更好呢？现在以世宗皇帝不能超过，慈孝献皇后也不能逾越，而慈圣皇太后李氏和皇上一定要破例处理，这是我们臣子之所以害怕而不敢擅自仿效的。孝道在于不违背礼制，而必须依照礼节侍奉他们；恩泽虽然无穷，但一定要用道义来裁定。权贵外戚之家，不怕不富有，怕不知礼节；富有而遵循礼节，富贵才能长久。逾越本分的恩典，这不是厚待之理；超过界限的请求，这不是用来保护自己的方法。（《请裁抑外戚疏》）
这本奏疏在严格公正之中，讲明利害所在，因此最终获得批准。到神宗大婚之后，又命令内阁为皇后的父亲王伟等拟定旨意封为伯爵。张居正又上疏，引用太祖的规定非军功不能封爵，明世宗命令告知外戚不允许封爵，尽力劝阻皇上不要违背祖宗定制。神宗勉强采纳了他的意见，只封王伟伯爵而不允许世袭，至于王伟的弟弟王俊、其子王栋等，却最终都没有得到赐封。凡是这些不仅仅是慎重爵位的赏赐来看重名号，尤其在防止后患而安定王室，他的用意确实非常深刻而且细致。至于分封宗藩，就在教导之外，尤其重视安抚。明代宗藩的权势，起初本来失之太重，最终导致开启燕王（成祖）“靖难之役”，朱高煦在乐安聚兵的叛乱。到了明世宗一朝，鉴于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于是在宗藩上严加限制，所定“宗藩条例”，尤其务必要严厉苛刻。这固然在力求惩戒前面的过失，然而权衡亲爱亲人的感情，就又未免矫枉过正。张居正为了力求两相兼顾起见，一方面教导宗藩，劝勉他们要沉着稳重不要扰民，慎守臣节自求保全，正如集子中《寿襄王殿下序》中所说：
凡物用有利于自己的，就希望常常对自己有利；没有利于自己的，就一天不能相守。……贤能的人令人喜爱而推崇，令人顺利而保全。……你积累的很厚重了，我不能多加给你；你就核算你所拥有的，谨慎使用罢了。……精神不能过度消耗、爱惜它就会凝聚；福禄不能突然享用，珍惜它就会长久；强盛不能大大地依靠，爱惜它就会坚固。所以圣人的言论说：“治理百姓和存心养性，没有比少私寡欲、保养精气更为重要的了”。
由此就见，他教导皇帝的苦心。另一方面则尽力引导神宗以亲厚和睦的道理，正如《请裁定宗藩事例疏》所说：
命令是用来宣布诚信，改变数次就会招致怀疑；纲纪是用来防止奸恶，经常改变就会被忽视轻慢。……只要想编成史册，昭示将来，就必须考察国家体制，审查人事情理，在上不亏于彰显亲睦宗族的仁爱之情，在下不失斟酌盈虚裒多益寡的方法，使情理法理公允协和，损益得当，就足以作为常道久远的规划，垂教万世不变的典章。
就可以知道他安抚的宗旨。接着又就不恰当的十一条案例，请求下令让礼官集合商议，记作法令。各个诸侯宗室于是感激皇上，但厚薄亲疏就有了礼节。唉！像张居正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善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骨肉亲情吗？
我的书由于篇幅限制，所记述张居正辅佐君主的谋略暂且写到这里。然而由上述来看，张居正致君尧、舜的苦心确实已经清楚可见。只是可惜神宗虽有皋陶、夔这样的臣子，而不足以大有作为！明朝最终不振，虽说是天意，难道不是由于人的谋划不够完善吗？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