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蒙元入主中国
南宋政权向为中国传统政治，但其由盛而衰，遂由北方南迁江淮流域，以致覆亡。
蒙古入主中国，为中国之统治权首次落入异族之手中。中国之政治社会，随即有一大变动。
蒙古之兵震烁欧、亚两洲，蒙古所向无敌，今次遇中国之对手，为蒙古首次之遭遇，因此蒙古逐步部署，终于吞并整个中国。此时即元、明两代来临之先兆也。
元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灭宋，凡历五世，历时七十四载。当时之中国，分宋、金、夏三部，元人用兵，亦先灭金，再平定夏，再取金黄河之南岸，再得长江及南方之地，灭了宋。元灭上述三部，费力不少。
成吉思汗未能灭金而崩。六年后元才攻下金所占据之汴京。初，金哀宗走避蔡州，宋兵与蒙军合围，历时一年而亡金。后蒙宋交恶，蒙用六年时间仅攻下襄阳一城。嗣后再灭宋，又耗时六年。
中国地广人众，蒙古征服中国，乃最艰困之一关。自此蒙古抽调部分军队，统治宋地中国，绵延一百余年之久。元之入主中国，凡十一帝，一百零九年。
元代世祖最初管治中国之三十多年，几乎每年均用兵，计元世祖十六年灭南宋，此下尚有十五年，而元政府以武力夺取财物，于文治鲜有成绩。且元代帝位之传承并无完美之系统，全靠诸王大臣之拥护，故易生纷争。
元代未入主中国时，已拥有欧、亚两洲，包含四大汗国。故其来中国，只专注于中国之物阜民富，而不重视文治。统治中国各省之大臣，无一通中国之文墨。治理手法，迥异于中国传统之政制。
首先，元蒙在政治上划分等级，一切地位不平等。元代将人民分为四等级：
（一）蒙古人
（二）色目人含西域三十余部族
（三）汉人黄河流域中原人
（四）南人长江流域及以南之中原人，即宋时人民
四不同等级，所受之待遇亦各有不同。
汉人、南人，不能任正官，汉人不得任丞相、左右丞，及参知政事诸官职。
元世祖时，有入台省任官之汉人。成宗以后，台省有汉人，无南人。亦即等级很严，对汉人、南人有所歧视也。
元顺帝至正十三年，江淮兵起，遂任南人，依元世祖例，可做台御史台、省中书省、院枢密院之官。
至于地方行政长官，均由元人世袭。
至州县之官，则由将校提升，县尉多属色目人，因不识汉文，盗贼滋扰大盛。
汉人、南人如欲谋求州县低职，可由纳粟、获功两途升任。富有者以此得入州县低职官员。
要而言之，元人对汉人、南人持歧视态度，亦不思整顿文治，故亦并非善用汉人、南人，所用悉属坏人，亦不思有好之文治，只求防制反动及征敛赋税两项而已。
第三十五章 元代税收与经济政策
元代税收有扑买之制 [1] 。蒙古太宗十一年，有富人刘廷玉等请以银一百四十万两扑买天下课税，耶律楚材反对，后有回人奥都剌合蛮请以二百二十万两扑买，楚材虽阻而不得。
元世祖虽为贤王，亦重敛财，亦重聚敛。各种商税课额，日增月涨，无有停息。
除常赋外，又有“科差”，其银额极重。元世祖初统汉人，尚知体恤南方之农民。至元七年立司农司，专管农桑水利，并有劝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视郡邑地方；又在农村设“社长”，并疏浚水利，使丧乱后之民生，稍有疏解。
但自元灭宋以后，即以财务为重，而忽于民事。
元代又行钞法，北宋时，蜀人已有用“交子”，至南宋又用“会子”，金人则推行钞法。元承金制，专行钞法而废钱矣。
元先造“中统钞”，后造“至元钞”，新钞旧钞一概通用，发军饷亦以中统钞为准，后钞日贬值，凡十锭钞已不能换斗粟矣。
至明代，钞不能通用，而有银币代起了。
第三十六章 元代军政及军民争地
蒙古的军队也是分等级的。
最高等级的一种是蒙古军，其次是由蒙古族人担任用来镇守边境的探马赤军，再其次是由中原汉人担任的汉军，最后的一级是由南方宋人担任的新附军。
蒙古军与探马赤军军籍严密，是不让汉人知道的。
住家并建立里甲制度，二十家为一甲，每一甲的甲主则必定是蒙古人。并禁止汉人去山泽捕猎；亦同时禁汉人习武艺，持兵器；亦不准有集体的汉人做祷告，做买卖；亦不准汉人夜行。这些都是为了防汉人有异动，使蒙古人易于统治。
蒙古人管理下，又多次搜括民间马匹。如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收民间马十万二千匹。至元二十七年，收马九千一百匹。至元三十年，收十一万八千五百匹。元成宗大德二年，搜括马十一万匹以上。元武宗至大三年，收马四万多匹。仁宗延祐四年，收二十五万五千匹。延祐七年，二万五千匹。天顺帝天历元年，十一万余匹。数十年之间，共搜括民间马共七十余万匹之多。蒙古人本为游牧民族，善于骑兵作战，因此亟需良马备用，其理甚明。
蒙古人擅长作战，不善管理财政，故有关钱财赋敛之事，便交给色目、回人办理。但凡于蒙古军所到之处，便强抢民户，作为蒙古人之家奴。如至元十四年，荆湖行省一地方官将三千八百户降民没入作为家奴，由自己设官治理之，并每年规定其应缴赋税。
又如至元十七年，阿尔哈雅等将所俘三万二千多汉人赦为民，当然亦成为蒙古人的家奴了。政府将此种措施作为对汉人的恩典，其实汉人成了家奴，只是被剥削的苦民而已。
至元十八年，蒙古人平定江南后，将江南之汉人民户分赐给诸王、贵戚、功臣，此次受赐之诸王共有十六人，后妃公主九人，功臣三十六人。高级的王有受封一二万户甚至十万户者，功臣受封的自四万户以下，至数千户或百数十户不等，视其功勋高低而定多少。当时此种奴隶的献赐、买卖和投靠，是经常发生的。蒙古人一方面拥有汉人家奴，一方面又霸占民间田地。据赵天麟写的《太平金镜策》书中记载，当时的王公大人家中，有占民田近千顷之多者，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供马羊吃草之用。于是牧场与农田很难分清界线，便时常发生冲突。据一本《和尚传》的书中所记，当时诸王的牧地、草场，与民间的耕地混杂一起，于是互相侵夺，有司视何者势力强大，便让何者占用。亦就是没有道理可讲。又在《塔里赤传》一书中记载说，南北方的民户的农地好坏杂凑在一起，和蒙古军的牧马草地，大家互相争夺霸占，这些都是元世祖至元年间所发生的事。
第三十七章 元政府赐田及设官政策
元政府常有赐田之举，元代历朝以官田赐给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太监、寺庙道观。
以军人而兼贵族的，当然都是蒙古人，他们一面享有政治上的特权，一面又多用回人经营赚钱的各种业务，以剥削生息。有鞑王及伪诸王、伪太子、伪公主等，均将银两交给回人或借贷给民间而收息。如借出一锭五十两银辗转十年后，便获息一千零二十四锭，称为“羊羔儿息”。但民间则通常只取三分息。
汉、回两民族在待遇上有种种的不平等。如元世祖时，政府搜括各方面的马匹，但色目人有马者只三取其二，汉人之马则全数没收。如在政府任官职，定等级时，往往诸色目人要比汉人高一等级。
汉人中以工匠地位最高。如某次保州屠城，但工匠可免。很多非工匠的汉人，便冒充是工匠，于是得免于难。
又如蒙古人入汴，依照旧制，攻城不降者则格杀之。当时耶律楚材劝也不听，便说：“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工匠，都聚居在这城中，如果把他们全杀了，则一无所得。但他们都是可利用的工匠，岂不可惜？”于是诏令可免，汴城一百四十万户居民得以保全性命。
元时凡蒙古人或金人，对工匠均相当优待。如《静修文集》载：“金人南徙，迁诸州工人实燕京。”又《元史·张惠传》云：“灭宋，籍江南民为工匠凡三十万户。选其有艺业者十余万户为匠户。”
元人任用官职，亦分为军、民、匠三种等级。
匠职的官员甚多，与军职、民职的官员地位相等，称为“局院官”，可见工匠的地位不俗。
元时对工匠地位特别尊重。如元世祖时，有浑源人名孙成者善于制甲，后人赠他神川郡公称号，死后谥为忠惠；子孙继承其业，亦赠其神川郡公，谥文庄。又如当时回人中有善制枕者，有善装塑者，亦均赠以公并予谥号。至于天文星历、阴阳卜筮之人，元人均给予他们匠医地位。蒙古人之统治有点像古代贵族封建的统治。他们缺少精神生活之陶冶，只有一种宗教的迷信。
第三十八章 元代之宗教信仰
元代的僧侣在政治领域里占到很高的位置，因元人很重视宗教信仰。在世祖六年之前，蒙古尚是一没有文字的蛮族。到世祖六年时，国师八思巴才创造文字，这之前他们需用文字时，则借用畏兀儿文。到了八思巴创造新文字，元世祖还封赐他“大宝法王”的称号。泰定帝时，以鲜卑僧言，为全天下立祠，其地位与孔子相当。世祖时，有僧侣杨琏真迦为江南释教总统，更为骄纵蛮横，竟发掘故宋赵氏诸王陵在钱塘、绍兴两地者，及其大臣冢墓，计共一百零一所，并私自庇护平民不输公赋者达三万二千户之多。
依照元制，在帝师、国师之下，僧侣可封为王公，可见僧侣在当时极受尊重。
又皇室重视做佛事，所支出之费用超过国家政费之大半。元成宗时，有张养浩上时政书，书中谓：“国家经费如分为三分，则僧侣要占二分……如明宗时，中书省言佛事，其费用要增多金一千一百五十两，银六千二百两，钞五万六千二百锭，币帛三万四千余匹。”可见银数之巨大。
同时寺庙亦拥有庞大之财产物业，与贵族王公不遑多让，可谓是一种封建势力之延伸。至元二十八年时，当时有僧寺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其中如大承天护圣寺，顺帝至正七年时拨山东十六万二千余顷地。前后两次共赐地达三十二万三千顷。又如大护国仁王寺，便有水陆田地十万顷，赐户三万七千五十九。可见僧侣们财雄势大。
更有甚者，当时僧侣祸害社会，罄竹难书。如武宗至大三年时，监察御史张养浩上书，谓“异端太横”，称有佛老之徒，蓄妻育子，饮酒食肉。又如泰定帝二年，在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西番僧人身佩金字圆符，络绎道路。传舍不能容纳，则借宿民舍，奸污妇女。如奉元一路，七个月之间，有僧侣往返达一百八十五次，用马八百四十多匹，比诸王行省之使，还多泰半，可见其扰民之甚。
第三十九章 元代之科举制度
元代，汉族之士人亦与普通平民一般被当作奴隶看待。后来长春真人丘处机得成吉思汗之信仰，其徒众得以免赋役，全真教遂大行其道，文人被蒙古人迫害者多归信之。
后来元人中有明白汉化者劝告元人当局，汉族士人遂稍得纾解。如元太宗时，淮、蜀士人遭俘虏为奴隶者有四千零三十人，免为奴隶者有四分之一。又如元世祖取得鄂州后，俘虏之士人得以赎还者有五百多人。
元太宗时，耶律楚材说：“制造器皿必须用良工，协助政务者必须用儒臣。培养一位儒臣非易，必须积数十年之经验。”因此元政府将随郡考试之儒人俘为奴，以便协助治理政务。于是南方的儒学借着这些俘虏遂迁到北方去了。元仁宗皇庆二年，举办科举考试，规定蒙古人、色目人考的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名为“经问五条”，用朱子章句集注版本。第二场考策一道，用时务出题。汉人、南人则考明经，亦用上述四本经书，另一场则考经义一道，各治一经，以《诗经》《尚书》《周易》三经选其一，以朱子之注为主，可兼用古注疏，尚有古赋及考经、史、时务的策。此制直至清代末，科举以四书义取士便由此时开始。还有行省制，也是此时开始。此两制度一直影响明、清两代达六百年之久。
但元代开科取士的次数甚少，举行时间亦不长。元仁宗开科取士，已在宋亡后近四十年。科场三年一考，至顺帝至元元年，科举即停办，前后仅二十年。到至元五年再有科举，总共不过二十次而已。
根据《续通典》一书记载，元代由进士而担任官职者只有百分之一，由小吏积功升至显要者反而占十分之九。至顺帝时罢科举，许有壬向当局争取，谓白身升职者在是年四至九月达七十三人，而科举一年只录用三十余人，但成效不大。
据《辍耕录》二十八卷记载，江浙乡试被揭发有舞弊，已失考试本意矣！
总之，元代统治中国，历时一百余年，他们对秦汉以来的传统文治政权意识，始终未能接受，其政治意识，始终有封建武装之气味。蒙古人虽曾雄霸欧、亚两洲，却在汉人反抗下，退让出对中国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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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钱按：宋金时已有此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