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四年，岁在乙亥，七月初三日，姚江黄公卒。其子百家为之《行略》，以求埏道之文于门生郑高州梁，而不果作，既又属之朱检讨彝尊，亦未就，迄今四十余年无墓碑。然予读《行略》中固嗛嗛多未尽者，盖当时尚不免有所嫌讳也。公之理学文章，圣祖仁皇帝知之，固当炳炳百世，特是公生平事实甚繁，世之称之者，不过曰始为党锢，后为遗逸，而中间陵谷崎岖、起军、乞师、从亡诸大案，有为史氏所不详者。今已再易世，又幸逢圣天子荡然尽除文字之忌，使不亟为表章，且日就湮晦。乃因公孙千人之请，捃摭公遗书，参以《行略》，为文一通，使归勒之丽牲之石，并以为上史局之张本。公之卒也，及门私谥之曰“文孝”。予谓私谥非古，乃温公所不欲加之横渠者，恐非公意，故弗称。而公所历残明之官，则不必隐。近观《明史》，于乙酉后诸臣，未尝不援炎兴之例大书也。
【译文】
康熙三十四年（1695），岁在乙亥，七月初三日，姚江的黄宗羲公去世了。他的儿子黄百家为其父撰写《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简称《行略》），开始想求黄公的门生高州知府郑梁作一篇神道碑文，结果没有作成，又请托翰林院检讨朱彝尊，但也没有写就，到现在距离黄公去世已过去四十多年了，还没有碑文。然而我读《行略》，发现其中还有不少因逊让而没有讲明白的地方，应该是当时难免有所忌讳的原因吧！黄公的理学和文章，圣祖康熙皇帝也知道，一定会彪炳史册、流传百世，不过他一生所经历的事情极为复杂，被世人所知道的，只不过是说他开始为党人、后来为遗民而已，而中间那些坎坷的经历，比如清初起军、乞兵日本、跟从鲁王逃亡海上等重大的节点事情，有许多都是作史的人所未必全部了解的。现在距离黄公的年代已经过了四十年，又幸逢圣明的天子完全废除文字上的忌讳，如果再不赶紧表彰黄公的事迹，时间久了就湮没无闻了。我因黄公的孙子黄千人的请求，收集黄公的遗著，再参考《行略》，写好一篇碑文，让他带回去刻在墓碑上，并且作为修撰官史的机构记载黄公事迹的依据。黄公去世后，被门下弟子私下追赠谥号为“文孝”。我认为私谥不为古人所尚，这是北宋时司马光不愿张载门人强加于张载的原因，恐怕也不是黄公本人的意思，因此碑铭不再作此称呼。而黄公曾出任明朝残余政权授予的官职，亦不必隐去。最近浏览《明史》，对于南明弘光元年乙酉（1645）以后的明朝遗臣，也都是效仿陈寿援引“炎兴”年号而不避讳晋武帝司马炎名讳的先例而大书一番的。
公讳宗羲，字太冲，海内称为梨洲先生。浙江绍兴府余姚县黄竹浦人也。忠端公尊素长子。太夫人姚氏。其王父以上世系，详见《忠端公墓铭》中。公垂髫读书，即不琐守章句，年十四，补诸生，随学京邸。忠端公课以举业，公弗甚留意也，每夜分，秉烛观书，不及经艺。忠端公为杨、左同志，逆奄势日张，诸公昕夕过从，屏左右，论时事，或密封急至，独公侍侧，益得尽知朝局清流浊流之分。忠端公死诏狱，门户臲卼，而公奉养王父以孝闻，夜读书毕，呜呜然哭，顾不令太夫人知也。庄烈即位，公年十九，袖长锥，草疏入京颂冤。至则逆奄已磔，有诏死奄难者，赠官三品，予祭葬，祖父如所赠官，荫子。公既谢恩，即疏请诛曹钦程、李实。忠端之削籍，由钦程奉奄旨论劾，李实则成丙寅之祸者也。得旨，刑部作速究问。五月，会讯许显纯、崔应元，公对簿，出所袖锥锥显纯，流血蔽体。显纯自诉为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议亲之条。公谓：“显纯与奄构难，忠良尽死其手，当与谋逆同科。夫谋逆，则以亲王高煦尚不免诛，况皇后之外亲？”卒论二人斩，妻子流徙。公又殴应元胸，拔其须，归而祭之忠端公神主前。又与吴江周廷祚、光山夏承，共锥牢子叶咨、颜文仲，应时而毙。时钦程已入逆案，六月，李实辨原疏不自己出，忠贤取其印信空本，令李永贞填之，故墨在朱上。又阴致三千金于公，求弗质。公即奏之，谓实当今日犹能贿赂公行，其所辨岂足信？复于对簿时，以锥锥之。然丙寅之祸，确由永贞填写空本，故永贞论死，而实末减。狱竟，偕同难诸子弟，设祭于诏狱中门，哭声如雷，闻于禁中。庄烈知而叹曰：“忠臣孤子，甚恻朕怀。”
【译文】
黄公的名字是宗羲，字太冲，世人称其为梨洲先生。浙江绍兴府余姚县黄竹浦人。他是忠端公黄尊素的长子。母亲姚氏。祖父以上的世系，具体都记载在忠端公的墓志铭中。黄公小时候读书，就不拘泥于章句，十四岁成为秀才，跟随忠端公在京城的官邸读书。忠端公让他学习举业，黄公对此不是太上心，每天夜半掌烛读书，读的也都不是经书类。忠端公与杨涟、左光斗志同道合，当时魏忠贤的势力日益扩大，他们几人频繁来往，屏退左右，谈论时事，有时送来紧急的密信，只有黄公在旁边侍奉，所以对朝局之中清流、浊流的区别知道得更加清楚。忠端公在诏狱中死去时，家里动荡不安，而黄公侍奉祖父以孝著称。他夜里读完书，就呜呜地哭，这是不想让他母亲听到伤心。崇祯帝即位后，黄公十九岁，袖子里藏着长锥，写好奏疏，到京城诉冤。到了京城，魏忠贤已经被磔尸了。皇帝下诏，被魏忠贤害死者都追赠三品官，由官府祭祀和埋葬，祖父、父亲也一样赐官，子弟承荫。黄公谢恩以后，随即上疏请求诛杀曹钦程和李实。忠端公之所以被革职，是因为曹钦程按照魏忠贤的意思提出弹劾的，而李实则是造成丙寅年（1626）忠端公被杀的罪魁祸首。得到圣旨后，刑部立即查办。五月，会审许显纯、崔应元，黄公与他们对簿公堂，拿出袖中所藏的长锥猛刺许显纯，刺得他浑身是血。许显纯申诉自己是孝定皇后的外甥，律法上有关于皇亲国戚从轻处理的条例。黄公说：“许显纯与魏忠贤兴起大狱，忠良之臣都死在他们手中，应当按照谋逆罪判决。而谋逆之罪，即使是身为皇子的亲王朱高煦也不能免于被诛杀，何况是皇后的外亲呢？”最后二人被判处斩，妻儿被流放。黄公又捶打崔应元的胸口，拔下他的胡子，归家献祭在忠端公的灵位前。他又和吴江周延祚、光山夏承一起用锥子刺狱卒叶咨、颜文仲，当时就将二人刺死了。其时曹钦程已经被判入逆案。六月，李实申辩，他所上的奏疏其实不是自己写的，是魏忠贤拿他盖好印信的空本，命令李永贞填上内容，所以墨字在红色印章的上面。李实又私下里送给黄公三千两白银，请求他不要再追究。黄公将此事立刻奏明皇帝，说李实竟然在今天还能公然行贿，他的辩解之词哪里能相信呢？再次对簿公堂时，黄公又锥刺李实。不过丙寅年的事情，确实是由李永贞填写的空本，所以李永贞判了死刑，而李实获得从轻发落。结案后，黄公与同时被害者的子弟们在诏狱的中门设祭，哭声如雷，在皇宫之中都能听见。崇祯帝知道后，叹息道：“这些都是忠臣留下的孤儿，朕的心中十分难过！”
既归，治忠端公葬事毕，肆力于学。忠端公之被逮也，谓公曰：“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读《献征录》。”公遂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归宿于诸经。既治经，则旁求之九流百家，于书无所不窥者。愤科举之学锢人生平，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是时，山阴刘忠介公倡道蕺山，忠端公遗命，令公从之游。而越中承海门周氏之绪余，援儒入释，石梁陶氏奭龄为之魁，传其学者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王朝式辈，鼓动狂澜，翕然从之，姚江之绪，至是大坏。忠介忧之，未有以为计也。公之及门，年尚少，奋然起曰：“是何言与！”乃约吴、越中高材生六十余人，共侍讲席，力摧其说，恶言不及于耳。故蕺山弟子，如祁、章诸公，皆以名德重，而四友御侮之助，莫如公者。蕺山之学，专言心性，而漳浦黄忠烈公兼及象数，当是时，拟之程、邵两家。公曰：“是开物成务之学也。”乃出其所穷律历诸家相疏证，亦多不谋而合。一时老宿闻公名者，竞延致之，相折衷，经学则何太仆天玉，史学则钱侍郎谦益，莫不倾筐倒庋而返。因建续抄堂于南雷，思承东发之绪。阁学文文肃公尝见公行卷，曰：“是当以大著作名世者！”都御史方公孩未亦曰：“是真古文种子也！”有弟宗炎字晦木，宗会字泽望，并负异才，公自教之，不数年，皆大有声，于是儒林有“东浙三黄”之目。
【译文】
黄公回家料理完忠端公的丧事后，开始全心全意沉浸于学术一途。忠端公被捕的时候，曾对黄公说：“学者不能不通晓历史，可以读《献征录》。”于是黄公从明代十三朝的《实录》开始，上溯到二十一史，没有不用功钻研的，而最后归于六经。读完经典后，黄公又广泛涉猎九流百家，几乎遍览各种书籍。他愤恨科举之学禁锢人的思想，想要改变这种情况。于是把家藏的书都读完了，还嫌不够，又抄录本地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千顷斋黄氏、吴中绛云楼钱氏的藏书，一年到头地搜罗书籍。他游历所到的地方，走遍大街小巷地寻访、购买旧书，黄昏时候，就带一名小童背着书籍返回，连夜阅读校订，第二天再出来搜购，这成为经常的事。当时山阴忠介公刘宗周在蕺山宣讲圣学，忠端公生前曾让黄公跟随刘先生学习。然而浙江一带受到海门先生周汝登的影响，将儒家融入佛教，石梁陶奭龄是这一派的领袖，传承他学说的有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王朝式等人，影响很大，服膺其思想的人很多，于是阳明之学的传统就被严重败坏了。忠介公刘宗周对此十分担忧，但没有应对之法。黄公求学忠介公门下时，年纪还小，激动地说：“他们说的都是些什么话！”于是约集吴、越地区品行兼优的同学六十余人，一起在忠介公门下读书，尽力反驳他们的学说，从此忠介公再听不到异端胡言了。所以刘宗周的弟子如祁彪佳、章正宸等，都以德义著称，而门生之中抵御外面攻击的，以黄公的作用最大。刘宗周的学说，专门谈论心性，而漳浦忠烈公黄道周还研究象数，当时被比拟为二程（程颢和程颐）和邵雍两家。黄公评价其学说：“那是通晓万事之理步入成功之路的学问。”于是以自己所钻研的诸家律历之学与之进行比较印证，也多有不谋而合之处。当时的名师宿儒有知道黄公的，都竞相请他来互相切磋学问，其中研究经学的有太仆何天玉，研究史学的有侍郎钱谦益，没有不倾尽所学与之交流而返回的。黄公在南雷修建了续抄堂，意思是继承黄震的传统。内阁大学士文肃公文震孟曾见到黄公参加科考时所作的文章，说：“这位将来会以大著作闻名于世！”都御史方震孺也说：“真是个古文种子。”黄公有两位弟弟，一弟宗炎，字晦木，一弟宗会，字泽望，都是很有才学之人，黄公亲自教授他们，没有几年都很有声望，于是学界有了“东浙三黄”之称。
方奄党之锢也，东林桴鼓复盛，慈谿冯都御史元飏兄弟，浙东领袖也。月旦之评，待公而定。而逾时中官复用事，于是逆案中人，弹冠共冀然灰，在廷诸臣，或荐霍维华，或荐吕纯如，或请复涿州冠带。阳羡出山，已特起马士英为凤督，以为援阮大铖之渐。即东林中人，如常熟亦以退闲日久，思相附和。独南中太学诸生，居然以东都清议自持，出而厄之。乃以大铖观望南中，作《南都防乱揭》。宜兴陈公子贞慧、宁国沈征君寿民、贵池吴秀才应箕、芜湖沈上舍士柱共议，以东林子弟推无锡顾端文公之孙杲居首，天启被难诸家推公居首，其余以次列名，大铖恨之刺骨。戊寅秋七月事也。荐绅则金坛周仪部镳实主之。说者谓庄烈帝十七年中善政，莫大于坚持逆案之定力，而太学清议亦足以寒奸人之胆，使人主闻之，其防闲愈固，则是揭之功不为不巨。壬午入京，阳羡欲荐公以为中书舍人，力辞不就。一日，游市中，闻铎声，曰：“非吉声也。”遽南下，已而，大兵果入口。甲申难作，大铖骤起南中，遂案揭中一百四十人姓氏，欲尽杀之。时公方之南中，上书阙下而祸作。公里中有奄党首纠刘忠介公并及其三大弟子，则祁都御史彪佳、章给事正宸与公也。祁、章尚列名仕籍，而公以朝不坐燕不与之身，挂于弹事，闻者骇之。继而里中奄党徐大化侄、官光禄丞者复疏纠，遂与杲并逮。太夫人叹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贞慧亦逮至，镳论死，寿民、应箕、士柱亡命，而桐城左氏兄弟入宁南军。晋阳之甲，虽良玉自为避流贼计，然大铖以为揭中人所为也。公等惴惴不保，驾帖尚未出，而大兵至，得免。
【译文】
当时阉党被禁锢，东林党的声势再次兴盛起来，都御史慈谿冯元飏及其弟冯元飙，都是浙东地区的领袖人物。对于人物的评价，以黄公的意见为准。但不久宦官又得势了，于是逆案中的人物都弹冠相庆，希望可以死灰复燃。在朝的许多大臣，有的荐举霍维华，有的荐举吕纯如，有的请求恢复涿州冯铨的官职。阳羡周延儒出仕后，特别起用马士英为凤阳总督，作为提拔阮大铖的铺垫。即使是东林党人，如常熟的钱谦益也因为退职闲居久了，考虑依附这些人。只有南京的太学生们，以东汉太学的清议为榜样，出来制止他们。因为阮大铖来观望南京的形势，由此作了《南都防乱揭》。宜兴的陈贞慧、宁国的沈寿民、贵池的吴应箕、芜湖的沈士柱一起商议，东林子弟之中推举无锡端文公顾宪成的孙子顾杲为首，天启年间遇难的诸家推举黄公为首，其余的则按照次序签名，阮大铖对这些人恨之入骨。这是戊寅年（1638）七月的事情。士绅们则以南京礼部主事金坛人周镳实际为首。议论者说，崇祯帝在位十七年中，最正确的措施在于坚持逆案不能翻，而太学的清议也足以震慑奸臣之胆，皇帝听说这些，对奸党的防备更加牢固，所以说这份揭帖的作用是巨大的。壬午年（1642），黄公入京，阳羡周延儒想推荐他做中书舍人，黄公坚决推辞不任职。一天，黄公在街市中听到铎声，说：“这不是吉利的声音。”于是立即南下，不久清兵果然进了山海关。甲申年（1644）京城陷落，阮大铖在南京迅速崛起，于是查办在揭帖中署名的一百四十人，想要将他们全部杀害。当时黄公到南京，刚上书福王，祸事就爆发了。黄公的同乡中有阉党，首先弹劾忠介公刘宗周及其三大弟子，即都御史祁彪佳、给事中章正宸与黄公。祁、章二人已经出仕为官，而黄公作为一介平民，却被弹劾，知道的人都很惊讶。随后，同乡中阉党徐大化的侄子、任职光禄丞的又上疏弹劾，于是黄公与顾杲一起被逮捕。黄公的母亲叹息说：“王章之妻、范滂之母，要集于我一身了吗？”陈贞慧也被抓了，周镳被判处死刑，沈寿民、吴应箕、沈士柱逃亡了，桐城的左氏兄弟加入宁南侯左良玉的军中。左良玉兴兵“清君侧”，虽然他的目的是为了躲避流贼，但阮大铖却认为是揭帖中署名的那些人所鼓动的。黄公等人惴惴不安，恐怕不能自保，幸而逮捕他们的公文还没有发出，清兵就到了，得以幸免于难。
南中归命，公踉跄归浙东，则刘公已死节，门弟子多殉之者。而孙公嘉绩、熊公汝霖，以一旅之师，画江而守，公纠合黄竹浦子弟数百人，随诸军于江上，江上人呼之曰“世忠营”。公请援李泌客从之义，以布衣参军，不许，授职方，寻以柯公夏卿与孙公等交举荐，改监察御史，仍兼职方。方、王跋扈，诸乱兵因之。总兵陈梧自嘉兴之乍浦，浮海至余姚，大掠。王职方正中方行县事，集民兵击杀之，乱兵大噪。有欲罢正中以安诸营者，公曰：“借丧乱以济其私，致干众怒，是贼也。正中守土，即当为国保民，何罪之有！”监国是之。寻以公所作《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颁之浙东。
【译文】
南京被清兵占据后，黄公狼狈返回浙东，而当时刘宗周先生已经殉国，门中弟子多有跟随刘先生一起殉国的。孙嘉绩、熊汝霖率领一支军队隔江而守，黄公召集黄竹浦的子弟数百人，跟随军队来到长江前线，被当地的人称作“世忠营”。黄公请求按照李泌以君主之客的身份从政的先例，以平民身份参与军事，但不被允许，被任命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不久，因为柯夏卿与孙嘉绩的推荐，黄公改任监察御史，仍然兼职方司的职务。当时统兵的方国安、王之仁十分跋扈，许多乱兵都投靠二人。总兵陈梧从嘉兴的乍浦渡海到余姚，大肆抢掠。代理余姚知县的职方主事王正中，召集民兵将其击杀，乱兵大肆喧哗。有人想要罢免王正中，借此安抚各营官兵，黄公说：“乘着国亡战乱的机会来实现个人的私利，以致犯了众怒，这样的人就是贼寇。王正中身负保护地方的职责，就应当为国家服务，保卫民众，哪有什么罪！”监国的鲁王认同黄公所言。不久，鲁王将黄公所作的《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颁行于浙东。
马士英在方国安营，欲入朝，朝臣皆言其当杀，熊公汝霖恐其挟国安以为患也，好言曰：“此非杀士英时也，宜使其立功自赎耳。”公曰：“诸臣力不能杀耳。春秋之孔子，岂能加于陈恒，但不得谓其不当杀也。”熊公谢焉。又遗书王之仁曰：“诸公何不沉舟决战，由赭山直趋浙西，而日于江上放船鸣鼓，攻其有备，盖意在自守也。蕞尔三府，以供十万之众，北兵即不发一矢，一年之后，恐不能支，何守之为？”又曰：“崇明，江海之门户，曷以兵扰之，亦足分江上之势。”闻者皆是公言而不能用。张国柱之浮海至也，诸营大震，廷议欲封以伯，公言于孙公嘉绩曰：“如此则益横矣，何以待后？请署为将军。”从之。公当抢攘之际，持议岳岳，悍帅亦慑于义，不敢有加。
【译文】
马士英在方国安的军营中，想要入朝，朝臣都说应该杀掉他，只有熊汝霖担心马士英会挟持方国安作乱，出言安抚大家说：“现在不是杀马士英的时候，应让他立功以赎罪。”黄公说：“大臣们没有能力杀马士英罢了。春秋时候的孔子，也没有能力将齐国的权臣陈恒怎么样，但是却不能说陈恒不该杀。”熊汝霖因此道歉。黄公又给王之仁写信说：“诸公为什么不破釜沉舟，与敌人决一死战，由赭山直奔浙西，却每天在江上游船、擂鼓壮势，攻击敌人已经有准备的地方，大概的意图是防守。小小的苏州、松江、常州三府，要供养十万军队，即使清兵不发一箭，一年之后，恐怕也不能支撑，还守着做什么呢？”又说：“崇明，是长江和东海的门户，为何不派兵骚扰，也可以减轻长江防守的压力。”听到黄公所言的人都深以为是，但是却不能实行。张国柱渡海而来，各营的军将都很震动，朝廷商讨打算封他为伯爵，黄公对孙嘉绩说：“这样的话会让张国柱更加骄横，又该如何对待以后再来的军将呢？请将其任命为将军。”这个意见被采纳了。黄公在乱军之中，所提建议都十分刚正，骄悍的将领也被其正义所震慑，而不敢加害他。
自公力陈西渡之策，惟熊公尝再以所部西行，功下海盐，军弱不能前进而返。至是孙公嘉绩以所部火攻营卒尽付公，公与王正中合军得三千人。正中者，之仁从子也。其人以忠义自奋，公深结之，使之仁不以私意挠军事，故孙、熊、钱、沈诸督师皆不得支饷，而正中与公二营独不乏食。查职方继佐军乱，披发走公营，巽于床下，公呼其兵，责而定之，因为继佐治舟，使同西行。遂渡海，札潭山，烽火遍浙西。太仆寺卿陈潜夫以军同行，而尚宝司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吴乃武等皆来会师，议由海宁以取海盐。因入太湖，招吴中豪杰。百里之内，牛酒日至，军容甚整，直抵乍浦。公约崇德义士孙奭等为内应，会大兵已纂严，不得前，于是复议再举，而江上已溃。公遽归，入四明山，结寨自固，余兵愿从者尚五百余人。公驻军杖锡寺，微服潜出，欲访监国消息，为扈从计。戒部下善与山民相结，部下不能尽遵节制，山民畏祸，潜焚其寨，部将茅翰、汪涵死之，公无所归。于是姚江迹捕之檄累下，公以子弟走入剡中。
【译文】
自从黄公极力建议西进之策，只有熊汝霖曾两次命令他的军队西进，攻下了海盐，但因为军力太弱，不能继续前进而返回。于是，孙嘉绩把他统领的火攻营全都交给黄公，黄公又与王正中合兵一处，共有三千人。王正中，是王之仁的侄子。这个人以忠义自勉，黄公与他亲密结交，使得王之仁能不以私人意图干扰军事。所以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沈宸荃各位督师都不能支用粮饷，而只有王正中和黄公两营不缺乏粮饷。职方主事查继佐的军队发生了哗变，他披头散发逃入黄公的军营，藏在床底下，黄公叫来他的兵卒，斥责且平定了兵变，然后给查继佐准备了船，让他和自己一同西进。于是他们渡海，驻扎在潭山，当时浙西已经是烽火遍布。太仆寺卿陈潜夫率领军队同行，尚宝司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吴乃武等都来会师，商议经海宁进攻海盐。于是他们到了太湖，招募吴中地区的豪杰之士。百里之内，每天都以牛酒犒军，军容十分整齐，一直进军到达乍浦。黄公约崇德的义士孙奭等作为内应，但这时清兵已经把这一地区戒严，不能前进，于是又商议再次进兵，但长江防线已经崩溃了。黄公迅速退撤，到了四明山，结成山寨以牢固自守，剩下愿意追随的士兵有五百余人。黄公驻军在杖锡寺，换便服悄悄离开，想去寻访鲁王的消息，为的是能够跟随护卫。他戒令部下要与山民好好相处，但是部下不能遵从戒令，山民恐怕招来祸患，偷偷焚烧了营寨，部将茅翰、汪涵也死了，黄公也就没有地方可去了。这时候姚江抓捕他的公文多次下达，于是就带着子弟来到剡县一带。
己丑，闻监国在海上，乃与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晋左佥都御史，再晋左副都御史。时方发使拜山寨诸营官爵，公言：“诸营之强，莫如王翊；其乃心王室，亦莫如翊；诸营文臣辄自称都御史、侍郎，武臣自称都督，其不自张大，亦莫如翊。宜优其爵，使之总临诸营，以捍海上。”朝臣皆以为然，定西侯张名振弗善也。俄而大兵围健跳，城中危甚，置靴刀以待命，荡湖救至得免。时诸帅之悍，甚于方、王，文臣稍异同其间，立致祸，如熊公汝霖以非命死，刘公中藻以失援死，钱公肃乐以忧死。公既失兵，日与尚书吴公钟峦坐船中，正襟讲学，暇则注《授时》《泰西》《回回》三历而已。
【译文】
己丑年（1649），黄公听说鲁王在海上流亡，就与都御史方端士前往，被晋升为左佥都御史，再晋升为左副都御史。当时鲁王正在派人去封赐驻守山寨的各将领的官爵，黄公说：“这些将领中实力最强的是王翊；而最尽忠朝廷的也是王翊；各军营中的文臣动辄就自称都御史、侍郎，武将动辄自称都督，没有妄自尊大的也只有王翊。应当封赏他好的爵位，让他总管所有的军队，捍卫海上的安全。”朝臣都同意黄公的建议，定西侯张名振却不认同。不久，清兵围困健跳，城中十分危急，黄公在靴子中藏了匕首，预备在城破时自杀，荡湖伯阮进的救兵到来，才幸免于难。当时军将的彪悍，比方国安、王之仁还要厉害，文臣稍微有不同的意见，就立刻招来灾祸，例如熊汝霖死于非命，刘中藻因为得不到救援而死，钱肃乐忧愤而死。黄公已经失去了军队，每天与尚书吴钟峦坐在船中，严肃地讲习学问，闲暇时注解《授时》《泰西》《回回》三种历法而已。
公之从亡也，太夫人尚居故里，而中朝诏下，以胜国遗臣不顺命者，录其家口以闻。公闻而叹曰：“主上以忠臣之后仗我，我所以栖栖不忍去也。今方寸乱矣，吾不能为姜伯约矣。”乃陈情监国，得请，变姓名，间行归家。公之归也，吴公掉三板船送之二十里外，呜咽涛中。是年，监国由健跳至翁洲，复召公副冯公京第乞师日本，抵长埼，不得请，公为赋《式微》之章，以感将士。
【译文】
黄公跟随鲁王流亡的时候，他的母亲还在家乡居住，而清朝颁布诏令，凡是明朝遗民不肯归顺的，就要把他们的家属登记造册上报。黄公听到这个消息，叹息道：“主上因为我是忠臣的后代而依仗我，所以我才惶惶不安而不忍离去。现在我的方寸已经大乱，我不能做母亲被俘而投降的姜维。”于是向鲁王陈明情况，得到允许后，黄公便改名换姓，从小路回到家乡。黄公临行时，吴钟峦亲自用舢板送了二十余里，两人在涛声之中痛哭而别。这一年，鲁王从健跳移往翁洲，又召黄公作为冯京第的副使赴日本请求出兵援助，到了长崎却没有搬到救兵，黄公为将士们诵读《式微》，以此感动将士。
公既自桑海中来，杜门匿景，东迁西徙，靡有宁居。而是时大帅治浙东，凡得名籍与海上有连者，即行翦除。公于海上，位在列卿，江湖侠客多来投止，而冯侍郎京第等结寨杜嶴，即公旧部，风波震撼，龁日至。当事以冯、王二侍郎与公名并悬象魏，又有上变于大帅者，以公为首，而公犹挟帛书，欲招婺中镇将以南援。时方搜剿沿海诸寨之窃伏，与海上相首尾者，山寨诸公相继死。公弟宗炎，首以冯侍郎交通有状，被缚，刑有日矣，公潜至鄞，以计脱之。辛卯夏秋之交，公遣间使入海告警，令为之备而不克。甲午，定西侯间使至，被执于天台，又连捕公。丙申，慈水寨主沈尔绪祸作，亦以公为首。其得以不死者，皆有天幸，而公不为之慑也。熊公汝霖夫人将逮入燕，公为调护而脱之。
【译文】
黄公从日本回来后，闭门不出，频繁搬家迁徙，不得安居。当时清兵大将管理浙东，凡是与流亡海上的南明政权有牵连的，立即铲除。黄公在跟随鲁王流亡海上的时候，职位很高，不少江湖上的侠客都来投奔，而且侍郎冯京第等在杜嶴结立山寨，所统率的都是黄公的旧部，所以形势紧张，每天都传来不利的消息。在清朝因为冯京第、王翊两位侍郎与黄公都是南明政权的有名人物而画像搜捕时，又有人告发将有反清的事变，以黄公为首，而黄公仍然带着书信，想要招徕婺中的将领南下去支援鲁王。当时，清朝正在搜剿沿海各个营寨中潜伏的、与海上的南明政权有关联的人，山寨中的将领相继被杀。黄公的弟弟黄宗炎，首先因为与侍郎冯京第有联系证据属实而被捕，不久就要被杀，黄公偷偷到达鄞县，想方设法解救了弟弟。辛卯年（1651）的夏秋之交，黄公派人秘密入海向鲁王报告军情，要求他们做好应敌的准备，但没有成功。甲午年（1654），定西侯的密使前来，在天台被捕，又连累得黄公被追捕。丙申年（1656），慈水寨主沈尔绪战败而死，追捕的名单也以黄公为首。黄公之所以多次没有死，都是老天保佑，而他却毫无畏惧。熊汝霖的夫人即将被捕解送北京，黄公设法保护而使熊夫人得到释放。
其后，海氛澌灭，公无复望，乃奉太夫人返里门，于是始毕力于著述，而四方请业之士渐至矣。公尝自谓：“受业蕺山时，颇喜为气节斩斩一流，又不免牵缠科举之习，所得尚浅。患难之余，始多深造，于是胸中窒碍为之尽释，而追恨为过时之学。”盖公不以少年之功自足也。问学者既多，丁未，复举证人书院之会于越中，以申蕺山之绪。已而东之鄞，西之海宁，皆请主讲，大江南北，从者骈集，守令亦或与会。已而抚军张公以下，皆请公开讲，公不得已应之，而非其志也。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堕讲学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
【译文】
后来，海上的势力渐渐被消灭，黄公也不再抱希望了，于是侍奉太夫人返回家乡，开始把全部的精力用于著述，而从四面八方前来求学的人也逐渐多起来。黄公曾经这样说自己：“在蕺山门下学习时，很喜欢做一个极有气节、锋芒毕露的人，又不免牵缠科举习气，所以领悟到的东西还比较肤浅。经过患难磨炼，才有了更深的理解，于是胸中的疑难全都豁然开朗，并且追悔过去学习中犯的错误。”这大概是黄公并不以年轻时候的学业为满足的表现。向他求学的人很多，丁未年（1667）黄公就在越中开设了证人书院，以扩大蕺山先生的学统。之后，东到鄞县，西到海宁，人们都请黄公去主讲，大江南北前来跟随他学习的人云集，有的地方官也参与听讲，后来巡抚张公以下都来请黄公讲学，黄公不得已答应了，但并不是他所愿意的。黄公说：“明朝人的讲学，传袭语录中的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不去读书却专门从事浮夸的清谈。所以学习者必须先钻研六经，学习经术用于经世致用，才不是迂腐的学问，所以要同时研读史书。”又说：“读书不多，不能参悟理的变化，但是读书太多，不求于内心，那就是俗学。”所以凡是受到黄公教育的人，都没有沾染上讲学的流弊。黄公以周敦颐和二程的学问为根本，综合会同诸家之学，包括张载的礼教之学，邵雍的术数之学，吕祖谦的文献之学，薛季宣、陈傅良的事功之学，叶适的文章之学，全都融会贯通，珠联璧合，这是儒林之中从来也没有过的。
康熙戊午，诏征博学鸿儒。掌院学士叶公方蔼先以诗寄公，从臾就道。公次其韵，勉其承庄渠魏氏之绝学，而告以不出之意。叶公商于公门人陈庶常锡嘏，曰：“是将使先生为叠山、九灵之杀身也！”而叶公已面奏御前，锡嘏闻之大惊，再往辞，叶公乃止。未几，又有诏以叶公与同院学士徐公元文监修《明史》，徐公以为公非能召使就试者，然或可聘之修史，乃与前大理评事兴化李公清同征，诏督抚以礼敦遣。公以母既耄期，己亦老病为辞。叶公知必不可致，因请诏下浙中督抚，抄公所著书关史事者，送入京。徐公延公子百家参史局，又征鄞万处士斯同、万明经言同修，皆公门人也。公以书答徐公，戏之曰：“昔闻首阳山二老，托孤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今吾遣子从公，可以置我矣。”是时，圣祖仁皇帝纯心正学，表章儒术，不遗余力，大臣亦多躬行君子，庙堂之上，钟吕相宣，顾皆以不能致公为恨。左都御史魏公象枢曰：“吾生平愿见而不得者三人，夏峰、梨洲、二曲也。”工部尚书汤公斌曰：“黄先生论学，如大禹导水导山，脉络分明，吾党之斗杓也。”刑部侍郎郑公重曰：“今南望有姚江，西望有二曲，足以昭道术之盛。”兵部侍郎许公三礼，前知海宁，从受《三易洞玑》，及官京师，尚岁贻书问学。庚午，刑部尚书徐公乾学因侍直，上访及遗献，复以公对，且言：“曾经臣弟元文奏荐，老不能来，此外更无其伦。”上曰：“可召之京，朕不授以事，如欲归，当遣官送之。”徐公对以笃老，恐无来意，上因叹得人之难如此。呜呼，公为胜国遗臣，盖濒九死之余，乃卒以大儒耆年，受知当宁，又终保完节，不可谓非贞元之运护之矣。
【译文】
康熙戊午年（1678），下诏征召大儒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先寄了一首诗给黄公，怂恿他应征。黄公和了他一首诗，勉励他继承明代魏校的绝学，告诉了他不愿意出山的意思。叶方蔼与黄公的门人翰林院庶吉士陈锡嘏商议，陈锡嘏说：“这无异于把先生像谢枋得、戴良那样逼死呀。”可是叶方蔼已经当面奏明皇帝了，陈锡嘏大为震惊，再次向叶方蔼辞谢，叶方蔼这才作罢。不久，又有上谕，命叶方蔼与翰林学士徐元文共同监修《明史》，徐元文觉得黄公不是那种可以召来参加博学鸿儒考试的人，但或许可以聘请他来修撰《明史》，于是同时征召了黄公与前明大理评事李清，诏令督抚按照礼节恭敬地送入京。黄公以母亲老迈，自己也老而有病为理由拒绝了。叶方蔼知道黄公肯定不会前来，于是请求皇帝下诏给浙江督抚，抄录黄公所写书中关于史事的部分，送到北京。徐元文延请黄公的儿子黄百家进入史局，又征召鄞县的处士万斯同、贡生万言共同参与修史，他们都是黄公的弟子。黄公给徐元文写信，开玩笑地说：“以前听说首阳山二老伯夷、叔齐，托孤给姜尚，这才得以食薇隐居，尊严因而得以保持，现在我把儿子派去跟随先生，应该可以放过我了吧。”此时，康熙皇帝正在专心于正学，不遗余力地表彰儒学，大臣也多是躬行实践的君子，朝堂之上，正人君子相互辉映，但都以不能请得黄公为遗憾。左都御史魏象枢说：“我平生想见而见不到的人共有三位，就是孙奇逢、黄宗羲、李颙。”工部尚书汤斌说：“黄先生探讨学问，如同大禹治水，疏导山川，脉络分明，实在是我们学者之中的北斗。”刑部侍郎郑重说：“如今南方有黄宗羲，西边有李颙，足以表明道术的盛况。”兵部待郎许三礼，曾做过海宁知县，跟随先生学习过《三易洞玑》，后来在京师为官，还年年都写信向黄公请教学问。庚午年（1690），刑部尚书徐乾学在宫中当值，皇帝问及前朝遗留下的贤人，徐乾学又提到黄公，并且说：“臣的弟弟徐元文曾经推荐过，但因为他年老不能前来，除此之外，没有可以跟他相比的了。”康熙帝说：“可以把他召到京师，朕不任命他官职，如想回去就派遣官员送回。”徐公以其年纪太大，恐怕不会来回答，皇上因而叹息得人才竟然这么难。唉！黄公身为前朝的遗臣，在濒临九死之余，终于以大儒高年，而上知于皇帝，又能保全气节，不得不说是天地在乱世之后开启盛世的气运所护持的呀。
公于戊辰冬，已自营生圹于忠端墓旁，中置石床，不用棺椁，子弟疑之。公作《葬制或问》一篇，援赵邠卿、陈希夷例，戒身后无得违命。公自以身遭国家之变，期于速朽，而不欲显言其故也。公虽年逾八十，著书不辍。乙亥之秋，寝疾数日而殁。遗命一被一褥，即以所服角巾深衣殓。得年八十有六。遂不棺而葬。妻叶氏，封淑人，广西按察使宪祖女也。三子。长百药，娶李氏，继娶柳氏。次正谊，娶孙氏，阁部忠襄公嘉绩孙女、户部尚书延龄女，继虞氏。次百家，聘王氏，侍郎翊女，未笄殉节，娶孙氏。百药、正谊，皆先公卒。女三。长适朱朴，次适刘忠介公孙茂林，忠端被逮，忠介送之，豫订为姻者也。次适朱沆。孙男六，千人其季也。孙女四。
【译文】
戊辰年（1688）冬天，黄公在忠端公的墓旁修造了自己的坟墓，中间放置石床，不使用棺椁。子弟心存疑惑。黄公做了一篇《葬制或问》，引述赵岐、陈抟的先例，告诫子弟在自己去世以后不得违背。黄公亲身遭逢国家变故，希望肉体尽快腐朽，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黄公虽然到了八十多岁，仍然不停地著书。乙亥年（1695）秋天，病了数日就去世了。临终前，遗命用一被、一褥，以身上所穿戴的角巾和深衣殓葬，享年八十六岁。于是黄公没有用棺椁就入葬了。妻子叶氏，封为淑人，为广西按察使叶宪祖的女儿。三个儿子，长子黄百药，先娶李氏，继娶柳氏。次子黄正谊，先娶孙氏，为阁部忠襄公孙嘉绩的孙女、户部尚书孙延龄的女儿，继娶虞氏。三子黄百家，先与王氏定亲，为侍郎王翊的女儿，还没有成年就殉节而死了，后娶孙氏。长子、次子都先黄公而死。三个女儿，长女嫁给朱朴，次女嫁给忠介公刘宗周的孙子刘茂林，忠端公被逮捕的时候，忠介公去送他，预先订下的婚姻。三女嫁给朱沆。孙子六人，黄千人是最小的一个。孙女四人。
公所著有《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薮也。经术则《易学象数论》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图说之非，而遍及诸家，以其依附于《易》似是而非者为内编，以其显背于《易》而拟作者为外编。《授书随笔》一卷，则淮安阎征君若璩问《尚书》而告之者。《春秋日食历》一卷，辨卫朴所言之谬。《律吕新义》二卷，公少时，尝取余杭竹管肉好停匀者，断之为十二律，与四清声试之，因广其说者也。又以蕺山有《论语》《大学》《中庸》诸解，独少《孟子》，乃疏为《孟子师说》四卷。史学则公尝欲重修《宋史》而未就，仅存《丛目补遗》三卷。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有《赣州失事》一卷，《绍武争立纪》一卷，《四明山寨纪》一卷，《海外恸哭纪》一卷，《日本乞师纪》一卷，《舟山兴废》一卷，《沙定洲纪乱》一卷，《赐姓本末》一卷，又有《汰存录》一卷，纠夏考功《幸存录》者也。历学则公少有神悟，及在海岛，古松流水，布算簌簌，尝言：“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假如》一卷，《西历》《回历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圜要义》诸书，共若干卷。其后梅征君文鼎，本《周髀》言历，世惊以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公实开之。文集则《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子刘子行状》二卷，《诗历》四卷，《忠端祠中神弦曲》一卷。后又分为《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定为《南雷文约》，今合之得四十卷。《明夷待访录》二卷，《留书》一卷，则佐王之略，昆山顾先生炎武见而叹曰：“三代之治可复也！”《思旧录》二卷，追溯山阳旧侣，而其中多庀史之文。公又选明三百年之文，为《明文案》，其后，广之为《明文海》，共四百八十二卷，自言多与十朝国史多弹驳参正者，而别属李隐君邺嗣为《明诗案》，隐君之书，未成而卒。晚年于《明儒学案》外，又辑《宋儒学案》《元儒学案》，以志七百年来儒苑门户。于《明文案》外，又辑《续宋文鉴》《元文抄》，以补吕、苏二家之阙，尚未成编而卒。又以蔡正甫之书不传，作《今水经》。其余《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姚江逸诗》《姚江文略》《姚江琐事》《补唐诗人传》《病榻随笔》《黄氏宗谱》《黄氏丧制》及《自著年谱》诸书，共若干卷。
【译文】
黄公所著的书，有《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汇集了明代三百年中儒家学者的事迹、学说。经学领域，有《易学象数论》六卷，极力驳斥《河图》《洛书》方位图说的错误，又遍驳研究《周易》的诸家，把驳斥那些号称本原于《周易》但却似是而非的编为内编，驳斥那些明显背离《周易》却假托别人的编为外编。《授书随笔》一卷，这是淮安的阎若璩请教《尚书》时黄公的回答。《春秋日食历》一卷，辩驳卫朴所言的错谬。《律吕新义》二卷，黄公年轻时曾经取余杭的竹子之中竹壁好、粗细匀称的，分为十二律和四清声做实验，因而增广了关于音律的学说。又因为刘宗周只有《论语解》《大学解》《中庸解》，唯独少《孟子解》，于是疏解刘宗周关于孟子的解说编成《孟子师说》四卷。在史学领域，黄公曾经想重新修撰《宋史》但是没有完成，只存《丛目补遗》三卷。汇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有《赣州失事》一卷，《绍武争立纪》一卷，《四明山寨纪》一卷，《海外恸哭纪》一卷，《日本乞师纪》一卷，《舟山兴废》一卷，《沙定洲纪乱》一卷，《赐姓本末》一卷，又有《汰存录》一卷，为纠正吏部考功司主事夏允彝的《幸存录》。在历学领域，黄公自小就有高超的领悟，后来在海岛上，古松之下，流水之旁，他用筹运算的声音簌簌作响，他曾说：“勾股之术，是周公、商高遗留下来的，而后人失传了，使得西方人窃取而流传。”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假如》一卷，《西历》《回历假如》各一卷，此外还有《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圜要义》等书，共若干卷。后来梅文鼎以《周髀算经》为本谈论历法，世人震惊，以为他得到了失传的秘法，其实不知黄公早已经开创了这条途径。黄公的文集有《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子刘子行状》二卷，《诗历》四卷，《忠端祠中神弦曲》一卷。后又分为《南雷文定》，一共五集。晚年又定为《南雷文约》，现在合计共四十卷。《明夷待访录》二卷，《留书》一卷，这是辅佐王者的策略，昆山顾炎武先生读了，叹道：“三代的盛世可以恢复了。”《思旧录》二卷，追念已经去世的故友，其中有不少史料的文章。黄公又选编明代三百年的文章，编成《明文案》，后来又增补为《明文海》，共四百八十二卷，自称许多地方可以纠驳、参正十朝的国史，又托隐士李邺嗣编《明诗案》，但书还没有编成，李邺嗣就去世了。晚年，黄公在《明儒学案》外又辑《宋儒学案》《元儒学案》，以记载七百年来的儒林学派。在《明文案》外，又輯《续宋文鉴》、《元文钞》，以补吕祖谦《宋文鉴》、苏天爵《元文类》的不足，还未编成就去世了。又因为蔡正甫的书《补正水经》没有流传下来，作了《今水经》。其他还有《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姚江逸诗》《姚江文略》《姚江琐事》《补唐诗人传》《病榻随笔》《黄氏宗谱》《黄氏丧制》及《自著年谱》等书，共若干卷。
公之论文，以为“唐以前句短，唐以后句长；唐以前字华，唐以后字质；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后如平原旷野。故自唐以后为一大变，然而文之美恶不与焉，其所变者词而已，其所不可变者，虽千古如一日也”。此足以扫尽近人规模字句之陋。故公之文不名一家。晚年忽爱谢皋羽之文，以其所处之地同也。
【译文】
黄公论文章，认为“唐代以前的句子短，唐代以后的句子长；唐代以前用字讲究华丽，唐代以后用字讲究质朴；唐代以前文章如同高山深谷，唐代以后的文章如同平原旷野。所以唐代以后，文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和文章好坏没有关系，发生变化的仅仅是词章，而不可变的，即使是千古之后也如同一日之内一样”。此议足以扫尽近代人专门取法古人字句的陋习。所以黄公的文章不自立门户。晚年，黄公忽然喜欢上谢翱的文章，这是因为两人处境相同的缘故。
公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必咨于公，《本纪》则削去诚意伯撤座之说，以太祖实奉韩氏者也。《历志》出于吴检讨任臣之手，总裁千里贻书，乞公审正而后定。其论《宋史》别立《道学传》为元儒之陋，《明史》不当仍其例，时朱检讨彝尊方有此议，汤公斌出公书以示众，遂去之。其于讲学诸公，辨康斋无与弟讼田之事，白沙无张盖出都之事，一洗昔人之诬。党祸则谓郑鄤杖母之非真，寇祸则谓洪承畴杀贼之多诞。至于死忠之籍，尤多确核，如奄难则丁乾学以牖死，甲申则陈纯德以俘戮死，南中之难，则张捷、杨维坦以逃窜死，史局依之，资笔削焉。《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经》为考证。盖自汉、唐以来大儒，惟刘向著述，强半登于班史，如《三统历》入《历志》，《鸿范传》入《五行志》，《七略》入《艺文志》，其所续《史记》，散入诸传，《列女传》虽未录，亦为范史所祖述。而公于二千年后，起而继之。
【译文】
黄公虽然没有应征修撰《明史》，但是史局中比较重要的问题，一定会咨询黄公的意见，《本纪》中删掉诚意伯刘基撤座的说法，因为其实是明太祖尊奉韩林儿的。《历志》出于翰林院检讨吴任臣之手，编纂总裁千里之外寄书稿给黄公，请求他审正后才定稿。他认为《宋史》在《儒林传》之外另立《道学传》，这是元代儒者鄙陋的见解，《明史》不应当沿袭，当时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正有这个提议，而汤斌向大家出示黄公的书信，于是就去掉了《道学传》。关于讲学的诸位理学家，黄公辩白吴与弼没有与弟弟争讼田地的事，陈献章没有张盖出都的事，一洗前人所受到的污蔑。党祸则说郑鄤杖打母亲的事情并不真实，寇祸则说洪承畴杀贼的说法多属妄诞。至于死节的忠臣，则更为精准确实，如魏忠贤作乱的时候，丁乾学被下狱而死；甲申年京城陷落，陈纯德被俘而死；南京陷落之时，张捷、杨维垣逃亡而死，史局都依照黄公的意见，编写删改。《地理志》也多采用黄公《今水经》的考证。大概汉、唐以来的大儒，只有刘向的著述大半被收入班固的《汉书》，例如《三统历》被收入《历志》，《鸿范传》被收入《五行志》，《七略》被收入《艺文志》，刘向所续写的《史记》，分散被收入各个列传，《列女传》虽然没有被收入，也被范晔《后汉书》所借鉴。黄公在两千年以后，又获得了与刘向相当的成就。
公多碑版之文，其于国难诸公，表章尤力，至遗老之以军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公曰：“是不甘为异姓之臣者，反甘为异姓之子也。”故其所许者，只吾乡周囊云一人。公弟宗会，晚年亦好佛，公为之反复言其不可。盖公于异端之学，虽其有托而逃者，犹不肯少宽焉。初在南京社会，归德侯朝宗每食必以妓侑，公曰：“朝宗之尊人尚书尚在狱中，而燕乐至此乎？吾辈不言，是损友也。”或曰：“朝宗赋性，不耐寂寞。”公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则亦何所不至矣。”时皆叹为名言。及选明文，或谓朝宗不当复豫其中，公曰：“姚孝锡尝仕金，遗山终置之南冠之例，不以为金人者，原其心也。夫朝宗亦若是矣。”乃知公之论人严，而未尝不恕也。绍兴知府李铎以乡饮大宾请，公曰：“吾辞圣天子之召，以老病也，贪其养而为宾，可哉？”卒辞之。
【译文】
黄公写了不少墓志铭，对于死于国难的人，尤其着力表彰，至于遗老之中有遁入佛门隐居的，时间久了有的就真的信了佛法成为佛教徒，黄公说：“这等于是不甘心做异姓之人的臣子，反而甘心去做异姓之人的子孙。”所以他所认可的，只有我的同乡周囊云一位。黄公的弟弟黄宗会，晚年也喜欢佛法，黄公反复告诫他不可如此。大概黄公对于从事异端之学的人，即使是有所寄托才逃避于其中的，还是不肯给予一点宽容。早年黄公在南京的会社之中，归德侯朝宗每顿饭一定要有妓女陪酒，黄公说：“朝宗的父亲尚书公还在狱中，怎么可以如此安乐呢？我们如果不说，那就成了对他有害的朋友了。”有人说：“朝宗的个性如此，耐不住寂寞。”黄公说：“做人如果不耐寂寞，又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当时人都以之为名言。后来黄公选编明人的文章，有人说侯朝宗不应当入选其中，黄公说：“姚孝锡曾经在金朝为官，但是元好问编定《中州集》，仍然把他算作南宋人，而不认为他是金人，这是推究其心迹来定论的。对于侯朝宗，也应当这样做。”如此，知道黄公对人的评价虽然严格，但是未尝不宽厚。绍兴知府李铎请黄公做举行乡饮酒礼时的大宾，黄公说：“我推辞掉了圣天子的征召，是因为老而有病，想要在家养老却去做大宾，这样可以吗？”于是推辞掉了。
公晚年益好聚书，所抄自鄞之天一阁范氏、歙之丛桂堂郑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后则吴之传是楼徐氏。然尝戒学者曰：“当以书明心，无玩物丧志也。”当事之豫于听讲者，则曰：“诸公爱民尽职，即时习之学也。”身后故庐，一水一火，遗书荡然，诸孙仅以耕读自给。乾隆丙辰，千人来京师，语及先泽，为怅然久之。
【译文】
黄公晚年更加喜欢搜集书籍，所抄的书出自鄞县的范氏天一阁、歙县的郑氏丛桂堂、嘉禾曹氏的倦圃，最后还去了吴县徐氏的传是楼抄书。但是他曾告诫学者说：“应当用书来表明心志，不要玩物丧志。”如果听讲的人中有地方官，就说：“各位能够爱护人民，尽忠职守，那就是实践的学问。”黄公去世以后，故居遭遇了一次水灾、一次火灾，所遗留的书籍荡然无存，孙子们仅靠耕作和读书自给。乾隆丙辰年（1736），黄千人来到京师，谈到先人的遗泽，伤心了好长时间。
今大理寺卿休宁汪公漋，郑高州门生也，督学浙中，为置祀田以守其墓。高州之子性，又立祠于家，春秋仲丁，祭以少牢，而葺其遗书于祠中，因属予曰：“先人既没，知黄氏之学者，吾子而已。”予乃为之铭曰：“鲁国而儒者一人，矧其为甘陵之党籍，厓海之孤臣，寒芒熠熠，南雷之村，更亿万年，吾铭不泯。”
【译文】
现任的大理寺卿休宁汪漋，是高州知府郑梁的门生，在浙江任提学使的时候，为黄家置办了祀田以守护黄公的墓地。郑梁的儿子郑性，又在家中立了祠庙，每年春分、秋分以少牢行祭礼，又搜集黄公的著作存放在祠中，因此对我说：“先人已经不在了，能知道黄先生学问的，只有您了。”于是我作了一首铭文说：“鲁国而儒者一人，矧其为甘陵之党籍，厓海之孤臣。寒芒熠熠，南雷之村。更亿万年，吾铭不泯。”
公有《日本乞师纪》，但载冯侍郎奉使始末，而于己无豫。诸家亦未有言公曾东行者。乃《避地赋》则有曰：“历长埼与萨斯玛兮，方粉饰夫隆平。招商人以书舶兮，七昱缘于东京。予既恶其汰侈兮，日者亦言帝杀夫青龙。返旆而西行兮，胡为乎泥中。”则是公尝偕冯以行而后讳之，顾略见其事于赋。予以问公孙千人，亦愕然不知也。事经百年，始考得之。
【译文】
黄公有一本《日本乞师纪》，只是记载侍郎冯京第奉命出使日本的始末，但是没有提到他自己。其他人也都没有提到黄公曾经到过日本。但是他在《避地赋》中说：“历长埼与萨斯玛兮，方粉饰夫隆平。招商人以书舶兮，七昱缘于东京。予既恶其汰侈兮，日者亦言帝杀夫青龙。返旆而西行兮，胡为乎泥中！”如此看，黄公确实曾经和冯京第同行，只是后来隐讳了，事迹只约略见于这首赋中。我问了黄公的孙子黄千人，他也很吃惊，并不知道这件事。事情已经过去了百年，才通过考证得以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