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节先生宜水东，千年又致蒋山佣。

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

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

知君最是梁夫子，苦忆端州笑语融。

——章士钊挽百里

反袁运动

民初政治运动，进步党介于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他们曾经站在袁的一面，帮助着袁来打击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却又在袁世凯帝政自为时，和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共同反袁。过去写民初历史的，因为同情国民党的失败，而对进步党作贬辞。到了国民党执政时，官书式的历史，对若干民初政事，又有种种不同的曲笔。我们该记得一九四一年，已经是抗战第四年，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忽然颁发褒扬梁启超的明令，一篇六四文字，几乎编者与读者都不知道是何道理。我说：“这便是表示国民党与进步党（研究系）之间的恩怨已了，当局重新承认梁启超在民初政治运动中的地位，推许他在反袁工作乃是主要的人物。也可以说：国民党方面自己承认过去多少是吞天之功以为己有的。”

我们承认反袁世凯帝政运动中，梁启超、蔡锷、戴戡是主要人物；在其幕后，便有蒋百里和李小川。李小川，在民初，也是很活跃的人物，近年来，已经很少人知道他了。他是云南人，四川武备学堂毕业，以十八岁青年为四川总督锡良所契重。光绪三十二年，彰德秋操中，李小川从四川北来，蒋百里从关外南行，相会于彰德。一夕深谈，深相契合。小川回川，百里赴日转德留学，途中，小川曾接到百里写给他的一封信，云：

“小川吾兄阁下：河梁一握手，北走南驰，正不知此日行旌行将何指，而此书之能入公目触公手者，又复不知何日？仆之作此书，则九月十四日离芜湖十里许长江轮舟中也。仆预定十五日至申，二十东渡。出汉口，乃知申甫兄（四川武备学堂教官，徐孝刚之字，百里同期同学，四川军界前辈，四川军人多出其门）已向宜昌。本有言欲由申甫转达，今无及矣。阁下以明敏之资，又复富于研究。务记扩其眼界而坚其志向，则此后功业，要非仆所能识也。仆之于君，交仅一面，遽腼颜作此等语，人或笑之；但区区之忱，固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也。到东后，公如有志再往东留学，尽以书来，一切事当为君设法任之。临风怀想，不尽依依。”〔1〕

百里巨眼识英雄，小川感恩报知己，他们两人之间，便建立了不可破灭的友谊。

反袁之役，梁启超和蔡松坡唱了双簧，蔡松坡和蒋百里也唱了双簧，等到他们脱离了虎穴，南下转往西南，起兵讨袁，百里也就离开北京。（百里从总统府出来，写了五封信留给左梅夫人，左梅当然很会意。他从东门出城，骑驴到廊坊，乘三等车到天津，即转车南下的。）而替西南军人带信给蔡松坡的，便是李小川。后来，蔡松坡督师入川，李小川以慰军使名义入川，任蔡氏的军参议。百里辗转入川，他的夫人左梅，也离京往上海回日本新潟小住。蔡松坡军中得病，情势危急，百里便伴着他同往日本诊治，药石无效，蔡氏遂在日本逝世。（那时，松坡只有三十五岁。）因此，袁帝暴卒，帝政虽已推翻，而川局一直混乱；蔡、蒋一番雄图，也就化为泡影了。在混乱局面中，戴戡、张耀亭都被川军所杀，李小川和百里看到情势已不可为，也只好离开四川了。这是百里接任保定军校的挫折后的另一逆境。

注：中国的政党一直还保留着封建社会关系。百里之于梁启超，私人友谊甚深，处于师友之间。因此，大家认为他是进步党研究系人物。据说，百里并未参加进步党。同时，他和国民党也只是朋友，并无党的关系。此说足备参考。

欧游新见

进步党的政治生命，在反袁运动中露了锋芒，随着蔡锷的病逝，戴戡被暗杀，又黯淡下去。百里先生在四川不能立足，又回到北京过闲散的军职生活。他的朋友梁启超，依旧在北洋派军人屋檐下想有所作为，但在冯国璋、段祺瑞当权时，可以说是一事无成，也曾想撇开政治活动，从事大中华的言论工作。百里的京居生活，一天一天困难下来，（百里任将军府将军，月薪二千元，因为国家财政破产，开头还可月支八百，不久又减半为四百元，后来折扣愈大，每月所得不足三百元。）可是他的学问精进，在军事学研究上，开出了前无古人的新局。他不愧为战略及战术专家，却又酷爱莎士比亚戏剧，又是文学名家。（梁启超主办《庸言报》及《大中华杂志》，凡有关军事论文，都由百里执笔。）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梁启超氏以欧洲考察团团长名义访问欧洲各国。团员如刘崇杰（外交）、丁文江（工业）、徐新六（经济）、张君劢（政治）、蒋百里（军事），都是一时之选，各有所长的。他们一九一九年一月二日到了伦敦，在英国住了一星期，即赶赴巴黎，参加一月十八日启幕的和平会议。这一考察团，实际上便是中国出席和会代表团的咨询机构。三月以后，他们便从巴黎出发，泛游欧陆各地，参观欧战遗迹。在那十个月的游历中，成熟了百里的军事新见地。我们知道他曾经编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商务版），这是梁氏请了法国学人演讲，由百里笔录加以整理而成的〔2〕。当时，百里写成全稿，请梁氏写篇序文；梁氏对文艺复兴颇感兴趣，而以清代学术相比较，下笔万字，一写就是十来万字，儿子大过了娘；梁氏稍加补充，便自成一书，便是那本有名的《清代学术概论》（商务版）。又由百里替梁氏作了序，梁氏再替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写了短序，这也是一段佳话。

百里的军事知识，从日德两国而来。德国在第一次大战中失败，正予百里以最好的教训。〔3〕他们从马因河（马仑河，今译为马恩河）经凡尔登入洛、亚两州〔4〕，折而走莱因河（莱茵河）右岸联军阵地，再取道比利时循着缪司河，穿过兴登堡线，再转到巴黎来。这便是大战中相持最久的西线。正如德国军事哲学家克劳塞维尔支研究拿破仑的失败一样，百里处处留心德军战败的因素。（关于这一部分，梁启超曾写了《欧游心影录》。）

和百里先生的军事新观念相表里，鲁登道夫写他的《全民族战争》，百里先生主张寓兵于农，战斗与生活相一致，特别推许瑞士的民兵制。（关于民兵制，百里另有专译，商务本。）百里先生在鲁登道夫《全民族战争》的序文中说：“当一个民族吃了大亏之后，自然会发生一种重新估计运动。但是革新运动的人物，大都在当时失败过程中，不曾负过相当责任。群众本来是感情的，所以这时候只知道清算过去。因为破坏一切的理论很容易成立，却不能指导未来。因为改造社会的实际不是靠理论，而是靠行动。民族第一次反省的过程，总是这样，所以真正的成功，必在第二反省时代。这个时期，大约总在二十年左右。”他指出鲁登道夫，是个普鲁士军官，在第二反省时代，本其实际经验，发为革新运动之指导。这在德国民族看来，真是鸿宝。

百里指出未来战争的轮廓，他说：“未来的战争不是‘军队打仗’而是‘国民拼命’；不是一定短期间内的彼此冲突，而是长时间永久的彼此竞走。”他在一九三七年，已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只在三四年之内，真是不幸而言中了。

百里先生从欧洲考察归来，恰好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大时代。那时期，领导这运动的，和国民党很少关系。梁启超有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颇想一面整理国学，一面灌输西洋新思想及新学识，融会起来，确定中国的文化路线。他们组织了三个推进新文化的机构：1读书俱乐部，后来与松坡图书馆合并。2在北京（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内设立共学社，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文艺各种文稿，由商务出版丛书。3由梁启超、蔡元培、汪大燮（外交家）三人共同发起讲学会。每年请一国际学者来华讲学。这三机构，都由百里先生主持，讲学社也由他任总干事（那几年，先后请了杜威、罗素、太戈尔（今译泰戈尔，下同）、杜里舒来华讲学）〔5〕。而张东荪在上海办《时事新报》、蓝介民在北京办《国民公报》、陈博生主编《北京晨报》都是策动新文化运动的力量。孙中山虽是革命先辈，对于文学革命、文化革命却是后觉者。国民党党人，比研究系人士也反应得迟慢一些。

可是，百里先生所说的“书生造反，三年不成”的弱点，正在他们那一群人留存着；他们都是“只敢梦周公，不敢梦文王”的书生。其间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当时的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他手下有四位秘书：陈博生、李大钊、霍俪白和某君，都是研究系的知名之士，开明而进步的。有一回，李氏写了一篇以大家庭生活为素材的小说：说这一家有三位少爷，他们一同爱着一位婢女。那大少爷，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二少爷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想改造家庭而缺勇气。只有三少爷，想脱离家庭实行革命，那婢女，她对大少爷早已厌恶，对二少爷虽有意而嫌其不中用，最后她跟着三少爷跑了。他所说的大少爷是北洋派，二少爷自然是研究系的书生，而三少爷是影射国民党和共产党。婢女便是代表如李氏自己这样的青年人，他终于脱离研究系，成为共产党的信徒了。（百里先生依旧是二少爷。）

“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

在百里先生的论文中，大家最推许的一篇，乃是他从中国历史解释国防经济学的基本原则〔6〕。他遗留下一句名言：“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

他说：生活与战斗本是一件东西，从两方面看，但依经济及战斗的状态之演进，时时有分离之趋势。希腊罗马虽在欧洲取得文化先进美名；但今日继承希腊罗马文化的却并不是当年的希腊人、罗马人。具有伟大的文化而卒至衰亡的总原因，就是生活工具与战斗工具不一致。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有因天然的工具而不自觉的成功者，有史以来只有二种：一为蒙古人的马，一为欧洲人的船。因觅水草就利用马，因为营商业就运用船，马与船就是吃饭家伙，同时也就是打仗的家伙，因此就两度征服世界。有费尽心血用人为制度的成功者，也有两种：一为欧战时才发明，十年来才实行，西人的国家动员。一为中国三千年前已经实施的井田封建，它的真精神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

我也是一直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因此，对百里先生的解释十分感到兴趣。他说：封建不是部落割据（近人指部落割据思想为封建思想者，系运用名词的误谬），是打破部落割据的一种工具，“封”就是殖民，“建”就是生活（经济）战斗（国防）一致的建设。“井田”不是讲均产（在当时也不是一件奇事），是一种又可种田吃饭、又可出兵打仗的国防制度。懂得这个道理的制度是周公，继承之的是管仲，（《左传》：“齐之境内，尽东其亩”，就可证明田制与车制国防之关系。）最后成功的是商鞅。井田制到商鞅已是八百多年，一定是同现在的鱼鳞册一样，所以开阡陌正是恢复井田。（百里的话并非是怪论。封建本是把周室的亲属分别放到各部落中去，让他们去和那些部落发生同化作用，这样，才开始了春秋战国的文化交流与发展。）百里又说：要实行此种一出两便的制度，必须有一先决条件，就是要实际与理论绝对的一致之人才。《左传》，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部模范战史，他叙述城濮之战时说：“晋文公作三军，谋元帅。曰郤氏可，说礼乐而敦诗书。”我们一定想到，礼乐诗书，到底是不是做元帅的唯一条件？其实当时的一群贵族，没有一个没有部属的，也没有一个不会打仗的。从这许多武士中间，寻出一位说礼乐敦诗书的人来当元帅，这自然是正当的。因为那时贵族的教育，是礼、乐、射、御、书、数，件件都是人生实用的东西。

两汉以后，士大夫阶层走入了歧途，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脱了节，乃形成了民族衰败的致命伤。从那以后，社会活动分子与知识分子不绝的暗斗。知识分子之内，又每形成两派自相残杀，一民族中的最重要的细胞，始终在暗斗状态下，因此养成了知识阶级的两件不可救药的痼疾：一就是不负责任。（读书人的最高理想是宰相不是皇帝。他说孔夫子只敢梦周公，不敢梦文王。）二就是不切实用。（自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而改为《诗》、《书》、《礼》、《乐》、《易象》、《春秋》的六种书，是一大关键。）譬如酿酒，酵素坏了，譬如爆药，雷管湿了，举天下之良法美意无上妙品，一一须经过这一道腐败幽门，而后能入于中国社会。百药罔效之总因，岂非在此？

最后，百里先生对于知识分子表示绝望以后，曾说了一句牢骚的话：商店的学徒，工匠的艺徒，要是夜间能读上一点钟的书（就是在实际事物中过生活的人而能习取知识），恐怕倒可以负起复兴民族的责任，而每天坐汽车包车，在中大学上六时以上的功课的，恐怕将来只能做学理上的教授罢了。在我们眼前，他的遗言不正是先知的启示吗？我是信仰百里先生军政理论的人，我对于人民公社的伟大前程，以及对学生劳动教养的绝对赞同，便是从百里先生的“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的论点而来的。

百里先生又曾说：“从古创业帝王，大多出身草莽，而以书生统治天下者，只有两人：一为王莽，一为曹操。宋代以后，书生气质愈趋委靡，充其极只求为相，不求为王，故国家气势薄弱，汉族不振，常为外寇所侵。”假使他现在还活着，我相信他对于当前政情的评价，一定在前贤之上的。

附一：《欧洲文艺复兴史》序

梁启超

余与百里游欧偕归，百里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及成索余序。余曰：“文艺复兴者，由复古得解放也。果尔，吾前清一代，亦庶类之。吾试言吾国之文艺复兴而校其所以不如人之故，可乎？”百里曰：“善。”余本此意为序，下笔不能自休，及成，则篇幅与原书埒。天下固无此序体，不得已宣告独立，名曰“清学概论”，别索百里为余序。然对于百里之诺责，不可不践也，故更为今序。

序曰：吾侪欧游中，百里常昌言于俦侣曰：“吾此行将求曙光。”俦侣时辄戏诘之：“曙光已得乎？”曰：“未也。”如是者数四。及将归，复有诘者。百里正色言曰：“得之矣。”至所得为何等，则未尝言，吾侪亦殊无以测其浅深。及读此书，见其论欧洲文艺复兴所得之结果二：“一曰人之发现，二曰世界之发现。”意者百里之得“曙光”，其亦新有所发现于此二者耶？夫“世界”则自有世界以来而即存在者也，“人”则自有人以来而即存在者也。而人乃以为欧人于文艺复兴后始发现之。则前乎此未尝发现也；而他族之未经“文艺复兴的”之磨炼解放者，皆其未尝发现者也。吾民族其已有此发现耶？否耶？吾甚难言之。虽然，亦在乎求之而已矣。吾侪处漫漫长夜中垂二千年，今之人皇皇然追求曙光饥渴等于百里者，不知凡几也。不求而得，未之前闻；求而不得，亦未之前闻。欧洲之文艺复兴，则追求之念最热烈之时代也。追求相续，如波斯荡，光华烂缦，迄今日而未有止。吾国人诚欲求之，则彼之前躅，在在可师已。然则此书者，吾不敢径指为百里所得之曙光，然吾有以窥其求曙光所由之路也。百里自言此书根据法人白黎许氏讲演。此讲演吾实与百里同听受，本书不过取材于彼云尔。至于论断，则皆百里自摅其心得。吾证其为极有价值之作，盖述而有创作之精神者也。

民国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二：《清代学术概论》序

蒋百里

方震编《欧洲文艺复兴史》既竣，乃征序于新会，而新会之序，量与原书埒，则别为清学概论，而复征序于震。震惟由复古而得解放，由主观之演绎进而为客观之归纳，清学之精神，与欧洲之文艺复兴，实有同调者焉。虽然，物质之进步，迟迟至今日虽当世士夫大声以倡科学，而迄今乃未有成者，何也？

且吾于清学发达之历史中亦有数疑问：

一、耶稣会挟其科学东来，适当明清之际，其注意尤在君主及上流人，明之后，清之帝皆是也，清祖康熙，尤喜其算，测地量天，浸浸乎用之实地矣。循是以发达，则欧学自能逐渐输入，顾何以康熙以后，截然中辍，仅余天算，以维残垒？

二、致用之学，自亭林以迄颜李，当时几成学者风尚。夫致用云者，实际于民生有利之谓也，循是以往，亦物质发达之门，顾何以方向转入于经典考据者，则大盛，而其余独不发达，至高者，勉为附庸而已？

三、东原理欲之说震古铄今，此真文艺复兴时代个人享乐之精神也。“遏欲之害，甚于防川”，兹言而在中国，岂非奇创。顾此说独为当时所略视，不惟无赞成者，且并反对之声而不扬，又何故？

四、迨至近世，震于船坚炮利，乃设制造局，译西书，送学生，振振乎有发达之势矣。顾今文学之运动，距制造局之创设，后二十余年，何以通西文者，无一人能参加此运动。而变法，维新，立宪，革命之说起则天下翕然从之，夺格致化学之席；而纯正科学，卒不扬？

此其原因有原于政治之趋势者，清以异族，入主中夏，致用之学，必遭时忌，故藉朴学以自保，此其一也。康熙末年，诸王相竞，耶稣会党太子，喇吗党雍正（此言夏穗卿先生为我言之），既失败于外，又遭谗于罗马。而传教一事乃竟为西学输入之一障害。此其二也。有原于社会之风尚者，民族富于调和性，故欧洲之复古为冲突的，而清代之复古，虽抨击宋学，而凭圣经以自保，则一变为继承的，而转入于调和，轮廓不明了此科学之大障也。此其三。民族尚谈玄，艺术一途社会上等诸匠人，而谈空说有者，转足以自尊。此其四。今时局机运稍稍变矣，天下方竞言文化事业，而社会之风尚犹有足以为学术之大障者则受外界经济之影响，实利主义兴，多金为上，位尊次之，而对于学者之态度，则含有迂远不适用之意味，而一方则谈玄之风犹未变，民治也社会也与变法维新立宪革命等是一名词耳有以异乎？无以异乎？此则愿当世君子有以力矫之矣。

民国十年正月二日

附三：德国战败之诸因

蒋百里

一　总说

可胜则战，不可胜则不战。三尺童子识其义，而实行也则虽大智有未能焉。战与不战，政略之事也。胜与不胜，兵略之事也。有可胜而不可战者（如日本时中国山东问题下哀的美敦之时），有可战而不可胜者（如开战时之比利时），故政略与兵略之间，有微妙之联络。此之所谓可战可胜者，即彼之所谓不可胜不可战者也。而彼之可胜可战，即此之不可胜不可战。故敌与我之间，有对抗之作用。胜败不可以预测，和战不可以强求。是故有以不能不战之国家，而处于万不可战之地位，乃不得已侥幸于一战以求成功者，则一九一四年秋德国之形势是也。

所谓不能不战者何也，兵之为物也有极端性，未有不求战而其兵可强者，亦未有兵既强而不求战者。且以军事之优势而立国，一旦迄于彼我之间，强弱之势得其均衡，则后此之危益可知。自兵略言，千九百十四年时，为德计亦一机也，为奥战则同盟固，一也。英疲于内政，而俄、法之军政改革未竣，二也。自此以后，将或并此侥幸之一胜而不可得矣。虽然，此可胜之机，而非可战之机。此不能不胜之消极原因，而非可战之积极原因也。而不能不战之根本，则实由于其国家之状态不自然。

所谓万不可战之地位者何也？则政略上包围之形势已成也。包围之形势孰致之？德人实自致之。而德人自言曰：是原于德之存在与发展也。存在故见忌于法，发展故见忌于英，令有病食伤者，执不食则死之例以自解，而归咎于食物之消化不良，岂通论乎？存在与发展，自然之势也。所贵乎政略者，则人为调剂也。故自致于万不可战之地位，其原因当归于政略之失败。

不能不战而万不可战，此两极端之间必有一进路。而德人则过信其度，求解决于侥幸之一胜。以兵略上一胜之效，而转移政略之形势者，史庸有之。虽然，可幸得不可强求也。所谓不能使敌必可胜也，过信其可胜之度，欲以一时优势之兵略，转移数十年来失败之政略，此不可得之数也。姑勿论马仑之战败焉，纵得巴黎，苟法军之主力得退以自保者，则最后之形势终不可易。而此退以自保之权，则操诸法不操诸德，此则战略之失败也。要之，以政略之失败，而致自陷于进退两难之地位，不思变其政略而思以兵略济政略之穷，则败战之主因在焉。得取上之说而推论之。

二　国家之状态不自然（时时在不能不战之地位）

扩充战备即所以维持平和，此片面之真理，凡以证一国之状态日处于不安之地位是已。十九世纪日耳曼民族之统一运动本有二派：其一派欲依国民之发动而成，其一派欲藉普国之武力而成。自“弗兰格福村”国民大会之失败，而俾斯麦相普，遂战奥败法而德帝国以成。成则成矣，而内外形势皆处于不自然之趋势。法人建国，根本不利东邻之有强国，而亚、洛二州之割，几等于文身之耻，每饭不忘。而欧洲战云，时隐时现，一也。个人自由之伏流其来源极远，以军事建国势必趋于武断。不发于此，则伸于彼。而社会党承产业发达之结果，其勃兴较他国为尤甚，二也。逆其势而镇之，厥维军备，然国民皆兵之秘钥，已公开于世界。子能之，人亦能之。互竞极其度，必有一日能发不能收者，故毛奇有和平无永久之言，而俾斯麦有二重保险之策。凡自知其国步之艰难，不能不苦心以求自济也。

此种不自然之形势，乃随国家强盛之状而益增其度。其在外，则德、法之世仇，而重以德、英之冲突，而三国协商日进于成。其在内，则政治之自由，加以贫富之阶级，而社会主义日趋于盛，扩充军备一之不已，至于再，至于三，凡以求平和及以求战也。夫一国而至于求战以自保，此可暂不可久之势，必有一日至于败者也。维廉二世之失败，特速其时耳。以包围启败战之端，以革命结败战之局，莫或致之，若或使之，呜呼！谓维廉一世即位之日，即伏五十年后败战之基，固属过言，而原始要终，于政略之由来，固不能不就其建国之本源一下深沉之观察也。质而言之，不能不战者，德国国家之历史性使然也。

三　政略上之失败（自陷于不可战）

凡俾斯麦之所谓同盟条约者，中间无不有战之一义，盖以求于国际间自立于可战之地位也。惟我可战则人不可战，和战之主动在我，而和平可得，此则政略兵略间之微妙作用也。自威廉二世，而此间之作用失。当普之初盛，奥忌之，法讵欲之？同一不欲也。而使之发不同时，此外交之成功也。自威廉二世，而是中之要领亦失，于是法之复仇，俄之南下，英之海外政策，三者汇于一流，包围之势成，而和战根本之主动不复在德手矣。请言英、德军阀视英、德之冲突，一若既定之运命不可逃者然。以为纵无南阿之争，纵无摩洛哥之干涉，海军即不扩张，比之中立即不侵犯，苟德之商工业一日存在，则英必有一日参战，果也必有一日也。拿破仑之世，必有一日与普战也，而究何当于奥之败、普之兴也？请言俄，俄、德之交败于奥。然战事之证明，则知联奥之得，不足以补拒俄之失。夫奥之为国，不适于民族国家之大势，援奥则逆势而从井救人也。俄之南下，非英之利，拒俄则何为者也？是则三十年来左周右旋，以自陷于万不可战之地位者，德人自取之也。

四　兵略上之失败

兵略上失败之原因，则过信其度之失，到处发见。马仑役之前，法军之退也，其目的在自全而待机。自由退，非败退也。而贸然减西力以东援，且大胆绕巴黎要塞之前，遂遭败战。其过信一也。凡尔登之役，竭其所有人员材料以攻坚，自以为可胜，则狃于盎威斯要塞之易下也，牺牲数十万，而卒为法人所龁。于兵略上且无丝毫影响，遑论政略？其过信二也。最后之攻击，及五次之多，倾其东力以西，亦自以为必胜。胜诚胜矣，略地多而卒无补于大势，又粘守其线，不肯速退，遂为人所攻，至一退而不可复支。其过信三也。且惟其过信也，故动作反变为不彻底，开战之初，壮丁之未受教育者百万之多，国民皆兵之义云何？一也。东普要塞之不坚，急则救之，而忘菲烈德牺牲柏林之坚忍，以致西方之失败，二也。瓦萨之役，俄军几不能退，而苟安于正面攻击，三也。罗马尼亚既亡，不乘时以定希腊，逗留国境，以致布加利亚之脱盟，四也。乃至过信飞船长炮可以胁巴黎、伦敦，过信潜艇作战，而引入美人之参战，则尤众目所共见者矣。

五　结论（军阀之祸）

吾今综其败战之诸因而为抽象之结论，则有一义焉，曰：军阀之为政，以刚强自喜，而结果也必陷于优柔而自亡。外强而中干，上刚而下柔，是其征也。“将来之在海上也”，“力即真理也”，德帝所以惊世之言也。夫其声洪者，其中空也。世界之日醒，而自己被动之运命定，故凡今日军阀所自辩其不得已者，皆足以自证其强之失也。俾斯麦性格刚毅之人也，不能容而去之太早；兴登堡亦性格刚毅之人也，不能容而用之太迟。奉令承教之人多，所谓才者则局部之人物，能见其小不能见其大，能见其一部不能见其全体。夫英之初战，八万人耳。自德军人视之，诚不足道，而不知卒以自疲也。故军阀派以军事上种种不彻底之处置为败战之源，而不知此不彻底之根本实原于自身之阙点。夫必众皆强而己始能强，然众之强有时适足为己之弱者，此古之英雄所以终于失败者多也。

附四：从中国历史解释国防经济学的基本原则〔7〕

蒋百里

国家士气消沉到如此地位，要不指出真正一条路线，一件法宝，谁还能取得一种自信力。唯心耶？东方文化耶？禅家的心性，宋儒的理气，移植于东邻以养成所谓武士道，而出产地之中国则无役不失败；唯物耶？西方文化耶？瓦德之机器，爱迪生之电气，在他人以之殖国富，扬国威，以建设所谓资本主义，五十年前之日本亦一半殖民地耳，而较日本输入西洋文化更早之中国，则农村宣告破产，工厂要求救济。人之无良，百药罔效耶？果尔则华族一名词，早应消灭于数百年以前，而何以时至今日犹有此一大群众生息于大陆？我们且检讨过去，找出华族的真实本领是什么？

我于民族之兴衰，自世界有史以来以迄今日，发现一根本原则，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生活与战斗本是一件东西从两方面看，但依经济及战斗的状态之演进，时时有分离之趋势。希腊、罗马虽在欧洲取得文化先进美名，但今日继承希腊罗马文化的却并不是当年的希腊人、罗马人，具有伟大的文化而卒至衰亡的总原因，就是生活工具与战斗工具的不一致。

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有因天然的工具而不自觉的成功者，有史以来只有二种，一为蒙古人的马，一为欧洲人的船。因觅水草就利用马，因为营商业就运用船，马与船就是吃饭家伙，同时也就是打仗的家伙，因此就两度征服世界。有费尽心血用人为制度而成功者，也有两种，一为欧战时才发明，十年来才实行，西人的国家动员。一为中国三千年前已经实施的井田封建，他的真精神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

封建不是部落割据（近人指割据部落思想为封建思想者，系用名词的误谬），是打破部落割据的一种工具，“封”就是殖民，“建”就是生活（经济）战斗（国防）一致的建设，“井田”不是讲均产（在当时也不是一件奇事），是一种又可种田吃饭、又可出兵打仗（在当时就是全国总动员）的国防制度。懂得这个道理的创制的是周公，继承的是管仲，（《左传》：“齐之境内，尽东其亩”，就可证明田制与军制国防之关系。）最后成功的是商鞅。井田制到商鞅已是八百多年，一定是同现在的鱼鳞册一样，所以开阡陌正是恢复井田。这是我发见出来的华族的真本领，诸公若能系统的叙述，出来使青年感觉到我华族固有的本领之伟大，从前可以统一亚洲大陆，将来何尝不可以统一世界，或许于现代销沉的士气有点补救。

但是要实行此种一出两便的制度，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实际与理论绝对的一致之人才。《左传》，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部模范战史，他叙述城濮之战时说，“晋文公作三军，谋元帅。曰郤氏可，说礼乐而敦诗书”。像现在的想象，礼、乐、诗、书到底是不是做元帅的唯一条件？其实当时的一群贵族，没有一个没有部属的，也没有一个不会打仗的，从这许多武士中间，寻出一位说礼乐敦诗书的人来当元帅，这自然是正当。因为那时贵族的教育，是礼、乐、射、御、书、数，件件都是人生实用的东西。

陶希圣先生在游侠研究里，指出了两种不同的团体，我见了欢喜的了不得，这是历史上的大发明。

而我以为就是这一点是三千年来民族衰败的致命伤，项羽的士族团体既失败，而韩信死，张良逃，萧何辱，自此以后活动分子与知识分子不绝的暗斗（莽操之篡与历代的文字狱），知识分子之内又每形成两派自相残杀（历代的党争），一民族中的最重要的细胞，始终在暗斗的状态下，因此养成了知识阶级的两件不可救药的痼疾。一、就是不负责任。（读书人的最高理想是宰相不是皇帝。）二、就是不切事实。（自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而改为《诗》、《书》、《礼》、《乐》、《易象》、《春秋》的六本书，是一大关键。）譬如酿酒，酵素坏了，譬如爆药，雷管湿了，举天下之良法美意无上妙品，一一须经过这一道腐败幽门，而后能入于中国社会。百药罔效之总因，岂非在此？

历史上也曾发见几次沉痛的呼声，如清初顾亭林之提倡朴学，就是对于不切事实的反抗，但这种运动因为活动分子与知识分子暗斗之结果，事实派的颜元、李刚主终归失败，而一变成为考据，考据派的精神果然是科学的，但实际上还是几句死话。太平天国时代胡文忠的包揽把持，曾文正的《挺经》第一章，就是对于不负责任的反抗，但仅仅能做到一部分的成功，而从暗斗出身之李鸿章，仍为这不负责任不切事实的大潮流所打倒，以演成今日刻骨伤心的外交局面。

活动分子即主权阶级的性格，就是根本与知识分子相反，他的长处：（1）是肯负责任，但是容易流为武断，（2）能切事实，但是容易流为投机，武断则不能集众人之长，投机则不能定久长之计，这两件事于近代式国家发展是不相宜的。

知识分子道德上也有他的特长：（1）他能自持廉洁，（2）能爱护后进。惟其自持廉洁，对于物质的欲望较淡，精神上有自己娱乐之处，所以当君国危难的时候，牺牲区区生命，不算一回事。历代殉国诸人的真精神，我以为根据于此而来的。惟其爱护后进，故传授学徒，著书立说，使几千年的历史有继续不断的成绩。王夫之、顾亭林于国亡家破之后，犹拼命著书，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养成了华族悠长的气概。

汉高祖自己说，“我所以得天下之故，有三不如”，这是三千年历史上成败之标准，就是主权阶级（即活动分子）与知识分子合作，则其事业成，不合作则其事业败，所以中国治世时代，必以圣君贤相并称，乃至做坏事，也必须土豪劣绅互相勾结，这中间出身于知识阶级而肯负责任能切事实的人，只有诸葛亮、王安石、张江陵（张居正）、曾国藩诸人，在三千年中占极少数。

秦汉以后，政权武力知识分裂了（从前集中于贵族阶级），所以政治上有不断的竞争，而华族就渐趋于衰弱，但是我华族在这种压迫之下（竭力奋斗继续了三千年），还做一件惊人的大事，就是对于物的工作，就其奋斗的精神言，似乎蒸气（汽）机关的发明，未必算这么一回大事，从造纸、印刷、陶瓷、漆、建筑、雕刻乃至水车、机织，件件有独到的发明，不过为知识阶级所瞧不起，故不能有文字的记载，而学术的积聚性不能发扬罢了。

近五十年来，社会受环境之影响，发生了大变化，但其政治的演进可以分作几步说，第一步是知识与武力的合作（一、知识分子投身为军人，二、军人入学取得知识，三、社会中知识分子与活动分子的合作），这中间的聚散成败，有事实的证明，不必详述；第二步，当然是政权、武力、知识的一致，但应当切实注意者，就是知识分子还是不能切实的统制物质，所以民族的生活上根本发生了问题，而其所以不能统制物质的原因，也仍是因不负责任不切事实的两大弱点而来。

从顾颜的朴学精神，曾胡的负责态度，或许可以在酵素、电管中，加入一点新生命罢。但是新式的社会，更有一样要素名曰“组织”的，这组织两字的意义，就是说一件事，不是一个人，一个机关负责任，而是各最小单位（个人）各负各的特别责任，而运用上得到一种互助的成功，这就是新经济的要点，也就是国防的元素。我们还有一句俗话“行行生意出状元”，这是中产阶级的反抗呼声，也就是将来物质建设的基础。我们现在可以说有强兵而国不富者矣，未有富国而兵不强者也。

说一句牢骚的话，商店的学生，工匠的艺徒，要是夜间能读上一点钟的书（就是在实际的事物中过生活的人而能习取知识），恐怕倒可以负起复兴民族的责任，而每天坐汽车包车，在中大学上六时以上的功课的，恐怕将来只能做学理上的教授罢了。

民国二十三年五月稿

注释

〔1〕曹著引此函有缺失处，编者参照陶菊隐之《蒋百里先生传》略作校正。

〔2〕梁启超在蒋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序言中如此写道：“百里自言此书根据法人白黎许氏讲演。此讲演吾实与百里同听受，本书不过取材于彼云尔。至于论断，则皆百里自摅其心得。吾证其为极有价值之作，盖述而有创作之精神者也。”

〔3〕蒋百里对德国之失败有一抽象的结论：“军阀之为政，以刚强自喜，而结果必陷于优柔而自亡。”本书将百里《德国战败之诸因》一文作为附录，以供参考。

〔4〕即为洛林、阿尔萨斯两州。

〔5〕所延名人杜威是由胡适之任翻译，罗素是由赵元任任翻译，泰戈尔是由徐志摩任翻译，杜里舒是由张君劢任翻译。

〔6〕此为蒋著《国防论》中之一节，本书收录附于本章后。

〔7〕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