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宽衣就寝,拣了一本沉闷的书籍,我想借此解脱我烦闷的心情,半点钟后,我脑筋寻到了新的事实,有倦意袭来,我熄了灯,拥紧了被,正预备睡熟的时候,忽然有人敲门了。
“是梅赢子吗?”
“是阿美。”
“进来。”我开亮了灯说。
阿美推进了门,走到围屏边,我问:
“有什么事?”
“你没有事么?”阿美说。
“啊。”我坐起来问:“梅小姐今天是同你一同来的呢?”
“我先来。”
“可是你告诉她地址的?”
“没有。”
“那么,”我再问:“可是你进来后不久她就来了吗?”
“是的。”
“好。”我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可是在医院会见的?”
“我先去,”她说:“接着她就来了。”
“你走时,她呢?”
“她还在。”
“不错,”我说:“她是尾随着你来的。”
“还有事么,徐先生?”
“白苹小姐对你说什么呢?”
“她说不碍事。”
“有没有告诉你她猜想的凶手是哪一方面的人呢?”
“没有。”阿美说:“我问她许多,她似乎一点也不愿提起昨夜的事。”
“有谁在那面吗?”
“许多人,”她说:“但我都不认识。”
“白苹小姐没有叫你带什么信么?”
"“她只说夜里打电话给你。”我沉吟了好一会,阿美说:
“没有什么事了么?”
“谢谢你。”我说。但等阿美出去时,我又说:
“阿美,明天七点半叫我。”
我听见阿美带上了门 , 我才熄灯就枕。
……
早晨七点半钟的时候,阿美来叫醒我,我起来盥洗,趁梅瀛子睡得正好,我就披上衣服预备出门。
“不吃早点了么?”阿美问。
“外面随便吃一点好了。”
“就去看白苹小姐么?”
“是的。”我说着就走出来,但是阿美跟我到门外告诉我:
“昨夜我从我房间出来,我听见梅瀛子小姐在小姐房间内,好像在翻什么似的。”
“……”我沉吟了一会。我无从解释,也无法补救,但我下意识的折回了房间,拿好钥匙,锁上了门,我说:
“回头梅小姐问起来,你说我出门锁门是我的习惯好了。”
说着我就出来,在一家小咖啡店中就点,看了几份报纸,也都有点关于白苹的无关重要的消息。九点半的时候,我抱一束鲜花到仁济医院去访白苹,一个看护问我姓名,她就带我到头等病房二○号,我敲门。
“进来。”正是白苹的声音。
我进去,白苹就坐在斜对着门的沙发上,她穿着白缎的晨衣,银色白毛口的软鞋,晨衣内似乎穿着白布的病人衣服,散着头发,未敷脂粉,右手放在沙发边上,左手拿着报纸,似乎正在等我似的,露着浅笑,面上闪着愉快的光彩招呼我。
我把花束交给看护,走过去,我坐在她的对面,我说:
“是右臂的上部么?”
“是这里。”她说着用左手指给我看。我坐过去,轻抚着她放在沙发边上的右臂,我觉得里面包扎得很厚,我说:
“痛吗?”
“动的时候有点。”她笑着说:“不厉害,昨夜我已经没有热度。”
“这里好吗?”我看这房间不很宽敞,我说:“或者到中西疗养院,去住些日子。”
“不,”她说:“这里看护很好,我问过医生,他说再住一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早点回家也好,”我说:“我们可以叫史蒂芬来为你换纱布药膏。”
“史蒂芬昨天来过,也叫我明天出院,说他可以天天来看我。他同这里的医生都熟,所以他也很周到。”她说:“我想住几天医院也很有意思。”
“你知道凶手是什么背景吗?”
“谁知道,”她说:“我也不想知道。”
“你以后不会有危险吗?”
“我想到天津去耽些时。”
“天津去?”
“也许香港。”
“是别人劝你吗?”
“我自己这样想。”
“暂时你还是休息几时。”
“自然。”
有一位看护拿进一束鲜白的玫瑰,片子上是一个古怪的日本名字;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似乎是“宫间登水”吧。
“日本人么?”白苹问。
“我说你昨夜失眠,早晨服了安眠药才睡。”
“他去了?”
“他说下午再来。”
“很好。”白苹说着把视线转到我脸上,笑着说:
“不高兴吗?”
“白苹,我想你还是去香港吧,省得这些日本人麻烦。”
“这不过一群猪,人说他们在玩弄我,我可相信我在玩弄他们。”她笑:“人说我是他们的傀儡,我可觉得他们是我的傀儡。”
“太自大了,白苹。危险不就在那里发生吗?”
“不。”白苹坚定的说,在沉思中沉默了。
“去香港吧,白苹,我陪你去。”我低声缓慢地说。
“香港么?”她笑:“你以为太平洋战争不会发生吗?”
“不会。”我说:“日本还敢同美国宣战吗?”
“但假如有人说我是日本的间谍呢?”
“辩明。”
“当枪弹指定我是间谍时,我用什么辩明呢?”
我沉默了,我寻不出话可以回答。半晌,她拍拍我的肩膀说:“朋友,放心。我的事情都是我的。相信我并且原谅我,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还是沉默。
“告诉我,梅瀛子可是尾随阿美去的?”
“我想一定是这样。”
“睡在我的房间里?”
“是的。”我说:“阿美说夜里似乎在翻你的东西。”
“没有睡在你的房间里吗?”她玩笑地说。
“这是什么话呢?”
“我的意思是她也许会爱睡你的床,而叫你睡到我的房间去。”
“这是什么心理呢?”
“她不是永远有新奇的念头吗?”白苹笑。
我没有回答,我只觉得白苹今天的态度是出我意外的。她又说:
“梅瀛子发现你在我那里有奇怪么?”
“我像在睡梦中,没有看到她的惊愕。”
“你告她你没有回乡下去。”
“是的。”我说:“但是我叫她不要告诉别人,即使是史蒂芬与海伦。”
“她答应了?”
“是的,她将说我是听到你被刺而赶来的。”我说:“但是她叫我搬出你那里。”
“对的。”白苹说:“我搬回家,史蒂芬天天来看我,你住在我那里,不是证明你并非为听到我被刺而赶来的么?”她微微的叹了一口气:“所以我不想马上搬回家。”
“那么明后天我搬出你那里。”
“很好。”她轻松地说。
我于十一时半出来,心里有许多不解的疑团,对于白苹,对于梅瀛子,一时都变成我的问题,我厌憎她们的神秘与诡谲。我决心明天搬回自己的家去,同她们少发生联系,但同时我又觉得白苹的前途实在黯淡,她虽然极力不想谈她的问题,但是我在友谊上似乎非帮她解决不可。可是她究竟有什么政治关系呢?我的思绪在迷惘之中忐忑。
我回到白苹寓所,梅瀛子已经出去。
当天夜里我理东西,第二天我就搬回家去。午后十时,我打电话给白苹,告诉她我已经搬回家,叫她有事情打电话给我。第三天我也没有去看白苹,也没有同梅瀛子会面,但在夜里九点钟的时候,我接到白苹的电话。她告诉我明天早晨就搬回家去,下午七点钟叫我去吃饭。
第二天下午七点钟,我去赴白苹的饭约,我抱着非常沉静的态度,预备在夜里与白苹研究研究她被刺的原因,与凶手的线索,以及她以后生活的途径。
那天我精神很好,心境非常安详,也有兴趣换一套比较整洁的衣服,挑选一条比较合式的领带,我吸一支烟,坐一辆汽车到白苹那里。跳下车,我轻快地上楼。门外就听见里面嘈杂的人声,阿美开门时,我立刻听见梅瀛子的声音,我轻轻地对阿美说:
“梅瀛子么?”
阿美笑了,她说:
“人都来了,就少你。”
那么原来是请客,我把大衣帽子交给阿美,整一整领带走进了客厅。
“啊,徐,真是好久不见了。”梅瀛子像久别重逢似的,第一个同我握手,接着是史蒂芬夫妇与曼斐儿母女同我寒暄。海伦比以前更显得光耀夺目,在她笑容中我已寻不出兆丰公园河边低迷的风采。她的母亲比以前更胖了。史蒂芬夫妇改变很少。在大家坐下时,梅瀛子故意望着我说:
“人黑了,似乎胖了些,乡下的生活于你竟有补药的效力。”
“慈珊呢?”史蒂芬太太问;“你没有叫她到上海来玩玩么?”
“我来得太匆忙了,我一接到梅瀛子的电报就马上赶了来。”我望了望白苹,她穿了一件博大的黑布旗袍,像是专为创伤的手臂新作的。我走过去,轻握她右臂,我觉出包扎还是很厚,我说:
“还需要这样包扎么?”
“可以免得震动。”史蒂芬说。
“这是刚才史蒂芬为我包扎的。”白苹露着感谢的笑意。
“我们刚才正说白苹穿着这件衣服显得更美了。”梅瀛子说。
白苹今天的确有一种另外的风致,她没有涂脂,但似乎很仔细地敷过粉,我特别发现她的皮肤可以吸收较多的粉意;意态举动,不知是衣服使然呢,还是她有意变化,好像不是都市姑娘一般的风度。自从美国影片广传中国以来,时髦的女孩子都学美国女明星的派头,开头的时候,似乎还新鲜,日子久了,就不觉得什么,白苹平常当然也是相仿的派头,今天则似乎完全两样,我忽然想到她像一个人,但怎么也想不起像谁,最后我方才悟到是像我想象的慈珊,我不觉发笑。
白苹在我面前对于梅瀛子总像有点芥蒂,梅瀛子在我面前对于白苹也似乎有点芥蒂,但当她们两个人同时在我面前,像今天这样的场合,总显得她们的感情超于别人,今天尤其明显,自从那天医院里会见白苹以后。不知道她们有过什么样的谈话。梅瀛子似乎处处关心白苹手臂似的,代替白苹做主人的事务,突然使我怀疑到梅瀛子那天晚上的来此,以及她劝我搬出此处,完全是白苹预先知道的,也许还是白苹的授意;甚至是因为不好意思自己叫我搬走,而叫梅瀛子来说的。我心中有说不出的不舒服。
阿美来请吃饭,我们走到饭厅去,我坐在海伦的旁边。海伦对我的态度虽比以前保住了较远的距离,但话还是谈得很多。她高兴地告诉我最近的歌唱很有进步,告诉我她感到我以前所说学习高原的理论是对的,她现在似乎已经越过了这个高原。她叫我到她家里去,她要唱给我听。她还自负地说在上海她的歌唱已经没有敌手。我提起几个中国女孩子,她们也是梅百器教授所喜欢的学生,她总是毫不客气的批评某人的声质太粗糙,某人的嗓子不够,某人的声音太无情感。自始至终她没有同我谈到思想与哲学。她现在已经完全不是以前的她了。
饭后我与史蒂芬夫妇谈话特别多,史蒂芬太太总是劝我放弃独身主义。她说,她并不是反对独身主义,等于她不反对蔬食主义,但如果独身主义者一直忘不了对于女孩的兴趣,就和蔬食主义永远想念荤腥一样,那是非常滑稽的,她说这种勉强的信仰都是罪恶,会留给将来痛苦的懊悔。
九点钟的时候,大家走散,我心里有许多烦恼,我想到梅瀛子今天的作伪,假装着同我久别重逢,实在是逼真得漂亮,我想到白苹与她奇怪的关系,我想到今天的饭约与我去前想象的不同,但是在昨夜谈话中白苹为什么不告诉我?总之,我归纳的结果,觉得白苹对我的感情有了变化是没有问题的,而梅瀛子叫我搬走是白苹的暗示,也成了我下意识的定案。
因此,自从那天以后,我对白苹有比较的疏远,我很少去看她,只是偶尔打电话去问问她。但是她并没有去天津或去香港的音讯,也没有进舞场的决定,只是告诉我决定了再通知我。
海伦不再来找我,梅瀛子碰到更少,只有一二次在史蒂芬与海伦家里碰见她。我曾去海伦家里吃晚饭,她们很客气待我,我听海伦美丽的歌声,圣诞节的成功已经是没有异议的事。史蒂芬,听他太太说很忙,不但不来看我,我每到他家去,总没有碰见过他。史蒂芬太太同我谈得更投机,她的思想情绪是正常而坚定,我成了她客厅里的常客,一谈就是很久,这一份感情是自然美丽而温暖,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到所谓真正“淡如水”的友谊,有深切的了解,有相互的融洽,最宝贵还是黄金的距离。这种友谊的距离同美感的距离是一样,等于照相机上的距离,多一份就太过,少一份就不足,使我悟到了所谓友情的艺术。我很后悔当初与海伦过分的接近,也很后悔搬到白苹地方去住,是这些失去了我们适当的距离,破坏了我们最好的友谊。海伦的消息倒时时在史蒂芬太太处可以听到。白苹的消息越来越隔膜,一直到有一天,报上刊登了白苹重到百乐门伴舞的消息,我到她家去看她,她不在家,我同阿美谈了一会。阿美告诉我白苹被刺的原因已经打听明白,完全是为一个日商与一个日本军人争风,那位军人派人去刺那个日商而误中的,所以现在毫无问题,可以进舞场伴舞了。我出来买了一只花篮送去,夜里到舞场尽一点照例的捧场义务。但是白苹忙得非凡,最后坐在我的台子上,似乎很生气,言下说原来我的目光中她也还是一个舞女。我没有法子回答她,不到五分钟,我就回家。以后也曾去看过她,她既不在家又不在舞场,夜里我打电话到她家去,她不是没有回来,就是已经睡觉,我既没有什么事,所以也不叫醒她,只托阿美为我问候问候就是。在报纸的娱乐版上,我时时看着白苹的消息,她的舞客已不限于日人,而一切她的舞客都在尊重她的自由,在舞女中,这样的境界,已经像是超于政党的政客。像这样红忙的明星,我自然不能也不想常去找她了。
我的生活的确比较平静,我很安详地有主动的地位来支配我自己的生活。
可是这样的生活并没有多久,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发生了。它不但扰乱了我的生活,它也打断了海伦音乐会计划的实现,它还破坏了史蒂芬太太美丽的环境与心境,它波动了社会,还翻乱历史与地图,自从抗战以来,它从新估计了我们民族流血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