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提出作风问题的检讨，已引起诸同仁的注意和研究。我在《加强认识我们服务的广大对象》一文中，已开了端，在第五十号所发表的《关于作风问题》一文，比较具体地提出了三点：（一）所谓作风并不仅是技术上的应付问题，而是与我们真正的目标相配合的，而我们事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促进大众文化。（二）所谓作风的改善，并不是应付一时环境的消极作用，而是具有开展文化工作与效能的积极的作用。（三）技术上应付外界的问题仅是副产物，而且不是仅在表面上敷衍外人，却是说我们原来就是这样，不要以不谨慎的作风使外人误会我们的本来面目而已。关于这三点，我在那篇文章里都有相当的说明。

我们在作风方面这样提高警觉性，对于本店的个性有否妨碍呢？换句话说，会不会因为作风上有这样的注意而消灭了本店原有的个性呢？这是爱护本店文化事业的朋友所愿得到解答的一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在作风上不仅顾到少数的前进分子，同时要更充分地顾到落后的群众要求，要更充分地顾到各阶层的文化需要，这不但不致消灭本店的个性，而且是更能发挥光大本店的个性。

这个答案不是凭空制造的，是根据本店原有的个性下断语的。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比较详细地说明本店的个性。本店事业的发展，是建筑在广大的社会信任与同情上面的。这只要看本店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几件比较轰动社会的事情就可以明白。本店是发源于，《生活》周刊，当时《生活》周刊每期发行十余万份，读者遍各阶层，深入乡村，远达海外侨胞，乃至在本刊上经常刊登广告的厂店达六七十家，都对本刊表示热烈同情，成为本刊好友。这显然是本店的广大的社会信任与同情的最初基础，也是形成本店个性的重要成份。因为有了这样广大的基础，所以后来有几次广大的号召，都能有声有色，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举例来说，一次是马占山将军在嫩江发动惊天动地的抗日战争，本店在上海响应募款慰劳，在一二星期内达现款十余万元，捐款由数万元一人到几铜板一人，由银行大亨到挑菜老太婆，我们店门口的人山人海，热闹情形，使我们全体同事感到空前的兴奋。每晚十几架算盘滴滴答答，算个不了，算到深夜，赶着名单与结数奔往报馆发次日的广告，——大幅的广告——而这大幅的广告却不费我们的一文钱！是几个素来对我们事业同情而富有经济力的厂家所捐送的。同时上海市商会也发动为马将军捐款，但是捐的人及银数不及我们多，登的广告不及我们的大，他们登了两天，觉得干不过，索性不登了！这显然又是本店的广大的社会信任与同情的表现。后来我们为着要筹办《生活日报》而召股款，为支持十九路军淞沪抗战而参加后方工作，都随处有相类的情形，都可以看到本店的广大的社会信任与同情。我们因为有着这样广大的基础，所以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对于全国团结一致对外的提倡，尽了我们相当伟大的贡献。我们固然不能自满于已往的成就，但这种历史的事实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诚然，我们是前进的书店，但是在上海和我们同时或先后成立的前进的书店不止一家。何以我们的书店会比较有更广大的发展？这固然有赖于全体同仁的努力，但也在乎我们从开始及过程中就有着广大的社会信任与同情，这是我们的最可宝贵的传统的个性。所以我说，我们在作风上不仅顾到少数的前进分子，同时要更充分地顾到落后的群众要求，要更充分地顾到各阶层的文化需要。这不但不致消灭本店的个性，而且是更能发挥光大本店的个性。

我当然不是说我们在今日还能机械地照抄《生活》周刊时代或已往过程中的一切办法。时代变迁了，文化食粮的内容当然也要变化，但是我们应注意，就是在今日，广大范围的文化运动还是迫切需要的，我们既有着传统的广大基础，根据“各尽所能”的责任，我们这个书店在这方面应该有着义不容辞的任务；这正是要运用我们的个性，对于民族复兴的广大基础，努力竭尽我们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