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本店因被误会而陷入很艰苦的环境，我忝任本店总责，废食忘寝，竭尽疏解，希望得到谅解而使十五年来（《生活》周刊创办于民国十四年）由许多作家和同人所辛苦培植起来的文化机关，对于抗战建国仍能继续尽它的一部分的任务。同时我们不得不在沉痛中检讨我们自己的缺点，共同努力加以改善，使我们对于抗战建国的文化能有更有效更广大的贡献。

第一、我们是服从三民主义与拥护抗战国策的一群文化工作者；三民主义是全国同胞所服从的主义，抗战国策是全国同胞所拥护的国策，它的范围都是包括整个民族各阶层，包括进步的分子，也包括大量比较落后的群众。我们文化工作的对象，也是包括或顾到这广大范围在文化上的需要。我们已往的大方针虽然没有违反这个重要的原则，但是我们做得实在还太不够，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加强警觉与勉励的。

第二、我们全体同人的意志纯洁，忠于职务，能共甘苦，这是我们良善的风格，但是因为抗战的激进，我们的文化工作应着这大时代的急迫需要，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分店的迅速增加，是一个显明的象征，但是因为发展的过速，组织的严密和人才的训练都有赶不上的形势，加以抗战时期交通的不便，联系遇到的困难，我们处置业务和应人接物之中，不免有许多不周到的地方，许多患着幼稚病的地方，甚至有不免无意中得罪人的地方。抗战胜利是要以全国精诚团结为基本条件，要促进全国精诚团结，我们对于各方面，除了汉奸之外，都应该竭诚服务，广结好感。这是我们应该加强警觉与勉励的第二点。

但是也有事情在我们自己看来是完全对而却不免引起误会的，例如我们有同人自治会小组的组织，就被人误会为政治的小组的组织，因此推论到有政治活动！其实我们的自治会完全是内部同人的事情——是便于自我教育，检讨工作，改善同人生活等等，而绝对不是什么政治活动。还是有我们的组织条例做根据，从那里面可以看出完全是内部同人的教育工作而毫无可疑的。

甚至如“生活推荐书”的发行，由读者先交五元作预约费，也被疑为是对读者的组织！其实这只是一般书业对于新书发售预约券的办法，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说穿了便可以完全明白的。

此外对于我们的服务部，也引起了一些嫌疑。在事实上，我们建立服务部是我们业务的一个部门，和我们的总务部，生产部，营业部都是并列的。我们同人在重庆轰炸后，曾抽工夫来组织一个小小的服务队帮助救济，慰问难胞，送赠书报，代写家书，都不过是尽一点心意而已。而且我们曾经把这件事公开写信给中央党部，请求指导。

我们对于被误会之点应该尽量解释，对于自己的缺点应该努力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