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单张的《生活》周刊改成本子，要有钱；要开展事业，要有钱；要增加同事以分任过忙的工作，也要钱，所以我们天天想嫌钱，大拉广告也是赚钱之一道。

赚钱干什么？全是为着事业。我当时和伯昕先生憨头憨脑地立下一个心愿，就是把所有赚来的钱，统统用到事业上面去。屡次增加篇幅，出特刊，一个钱的价格不加。刊物内容要有精彩，稿费大加特加，最初八毛钱一千字的稿费，后来由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六元，七元，八元，乃至十元！（较多的是海外寄来的通讯，因为洋面包特别贵，非重费难得好稿。）在当时，全国刊物中所送稿费最大的是推《生活》周刊了。这种种开销的钱从那里来的呢？都是我们从营业上赚来的。我们拼命赚钱，拼命用钱，但是赚钱却坚守着合理正当的途径，决不赚“不义之财”，例如拉广告是赚钱之一道，但是登广告的条件却非常严格，（这在以前已说及）不肯为着老孔（指孔方兄，勿误会！）而有丝毫的迁就。用钱也不是浪费用，却是很认真地用到事业上面去。

说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对中华职教社的几位前辈先生——黄江杨三位先生——致最崇高的敬礼，在民国二十二年以前，生活周刊还未独立以前，还是附属于职教社的；当时虽已会计独立，但在事实上还是归职教社管理的。职教社是靠捐款办职业教育的，经济原不充裕，而且是常在拮据之中，可是他们重视这一部分的事业，从来没有把我们所赚的钱移作别用，却听任我们把所赚的钱完全用到本身事业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