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民国二十二年六月间出国，但是本店在我出国后，由于诸位同事的努力，在我出国后的第二年间，不但不衰落，而且有着长足的发展。伯昕先生的辛勤支撑，劳怨不辞；诸同事的同心协力，积极工作，愈之先生的热心赞助，策划周详，以及云程仲实诸先生的加入共同努力，为本店发展史上造成最灿烂的一页。试举其荦荦大端：（一）杂志种类大增，有《文学》，《世界知识》，《妇女生活》，《太白》，《译文》，《生活教育》等等，都是风行一时，万人争诵，杂志订户亦随着突飞猛进。（二）本版书大增加，我们最初是以经售外版书为大宗，这时自己也有了编印本版书的计划。（三）邮购户大增。（四）创制全国出版物联合广告，首创十大银行免费汇款，以便读者订购书报。（五）同事人数由二十人左右突增至六七十人。（六）租赁四马路店址，并在该屋三楼之上自建四楼。

《生活》周刊虽因文字获罪而停办，但由杜重远先生接下去创办《新生》周刊，由寒松先生相助，内容精彩，风行海内外，成为一支锐不可当的生力军。中间虽因文字触怒了日本强盗，不幸夭折，但是由此更暴露了日寇对中国的横蛮，引起了全中国的爱国同胞的愤慨，引起了全世界同情中国人士的正义感，实为我国后来神圣抗战奠下了一块基石。

我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间回国，我下船后第一件事是眼眶里含着热泪奔往狱里去慰问杜先生，随后跑到四马路本店里，和每一位同事亲切的握手，出国时只有十几位同事，回国时竟看到六七十位同事，握手就握了不少时候！我在那短短的半天里，真是悲喜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