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生以内心情感为重，西方人生则以外面物质之功利为要。此亦东西双方文化相异一要点。故西方人不言感情。自然科学不关感情，可不论。耶稣教信原始罪恶论，人性惟有罪恶，乃必以上帝之心为心，以上帝之爱爱父母，爱全人类。哲学探讨真理，亦不能羼杂情感。然人生不能无情，西方人乃集中言男女恋爱，不分是非善恶，一任自由。故恋爱亦如求取外面物质功利，所爱既得，此情即已。故曰结婚乃恋爱之坟墓。又主离婚自由。苟使外面别有所爱，或对此已有所厌，自可另谋所求。夫妇成家，亦属外在之一种。功利所在，则苟安之而己。中国人则不尚男女之爱，而特重夫妇之爱。由夫妇乃有家庭，有父母子女，由此再推及于宗族亲戚邻里乡党，而又推之全社会，全人类，皆本此一心之爱。此爱在己，但不轻易发之。故未成年人，则戒其言爱。必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慎重选择。所爱既定，则此心当郑重对之，死生不变。此心之情感，实即吾生命所系。不如西方人，乃若以生命系之外面物质功利之追求。此乃东西双方人生观一大不同所在也。

西方文学最喜言男女恋爱，中国文学则多言夫妇之爱。姑举人所尽知之现行国剧，择其中之五剧故事为例，稍加申说。

首及王宝钏之寒窑十八年。其夫已远离，音讯久绝，然王宝钏爱心不变，寒窑独守，千辛万苦，不言可知。然所爱虽在外，此心之爱则在己。己之此心，则实我一己之生命所系，外面境况可有种种变，惟我一己之生命则不得变。千辛万苦，皆在我此生命中，故亦安之若素，不轻求摆脱。非不求摆脱此苦，乃不求摆脱此爱。若求离此苦辛，而亦离了我爱，即不啻离了我此生命，乃为万不值得之事。王宝钏亦尚有父母，父母亦其所爱。其父乃当朝宰相，大富极贵，王宝钏亦尽可离此寒窑归父母家，岂不仍可享受一番安乐生活。然中国人观念则不然。男以女为室，女以男为家。宝钏一家之主乃其夫，其夫于岳家有不乐，宝钏乃推其夫之志，故乃不归父母家，而独守此寒窑。否则宝钏若以其一身生活之辛苦与安乐为选择，离寒窑归其父母，则宝钏夫妇一家早不存在。中国人以家为重，故计不出此。而其夫亦终于十八年后，重归寒窑，重访其妻，而其夫时亦成一大贵人，其权位乃转居其岳父之上，于是乃有剧中大登殿之一喜剧出现。苦尽甘来，此为中国人理想所归往之一境。

其夫在外十八年，已成一大贵人，然而此心不渝，此爱不变，仍来访此寒窑，寻其故妻，此层亦大可称赏。惟其间尚有一枝节，其夫在外已得一番邦公主为新欢。以今人观念言，若不可恕。而其夫既得新欢，仍念旧情，此情则弥可欣赏。宝钏亦不加罪责，其新欢番邦公主，亦不加罪其夫，而又甘居宝钏之下，一如姐妹，同事一夫。此层由今人观念言，亦大非所宜。一夫两妻，认为大不可忍，认为封建遗毒。然舍事论心，则亦有其未可厚非者。

王宝钏既得团圆，乃亦不忘其对父母之爱，其夫亦曲从其妻，不念旧恶，对其岳父母仍加礼待。即其新欢番邦公主，乃亦曲守中国之礼，善视宝钏之父母，一若己之父母。大登殿之喜剧，乃得于此完成。然在此大喜剧之中，乃包有极深悲剧成分在内。悲喜皆此一心，惟受外面种种事态相乘，不能有喜无悲，亦不能有悲无喜，而此心则完好如一。中国人所追求者在此。

西方人则过于重视外面，在其文学中，悲剧喜剧显有分别，而又必以悲剧为贵。故西方历史如希腊、如罗马，皆卒以悲剧终。即现代西欧诸邦，亦显已陷入悲剧中，不可自拔。而中国历史则五千年来持续相承，较之其他民族，终不失为一喜剧。而在其演进中，则时时处处皆不胜有其极深悲剧性之存在。王宝钏之一剧，虽属虚构，实可作为中国史一代表性之作品。

其次再及韩玉娘。乃一中国女性为金人所俘，在一金酋家做奴。金酋为之择配成婚，其夫亦一被俘之中国人。成婚之夕，韩玉娘乃加以斥责，汝乃中国一男子，乃贪目前小欢喜，忘国家，忘民族，一若此生有托，试问汝将来乌得为一人。盼立志逃亡。我既配汝，此情不变，他年或有再相聚之机会。是韩玉娘虽一女流，其心尚存有对国家民族之大爱。而其夫一时生疑，恐其妻乃为金酋所使，伪为此言，以试己心。乃即以韩玉娘所言告金酋。金酋深怒玉娘，即加出卖。其夫乃深悔前非。玉娘告以此志不渝，可勿深虑，惟速逃亡，好自为人。其夫终逃去。玉娘即卖为人妾，告其买主，彼已有夫。获买主同情，送其入一尼姑庵。乃庵主又计欲出卖玉娘图利，玉娘又乘夜逃离。辗转穷困中，遇一老嫠，收养为女，获免死亡于道途。

韩玉娘乃一青年女性，其婚姻乃亦由外力所迫，仅一夕之期。其夫死生存亡不可知，至其穷达贫富更非可测。玉娘果求别嫁，亦属人情。但后一韩玉娘已非前一韩玉娘，生活纵可改善，其内心人格则已前后分裂为二。果使其心尚存，前一韩玉娘之黑影仍必隐约出没于后一韩玉娘之记忆中。此其为况之苦，诚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

最近美国一总统夫人，其夫在任上遇刺身亡，国人哀悼不己，于此第一夫人备加敬礼。然此妇又改嫁一希腊船王，以世上第一大贵，摇身一变为世上之第一大富，可谓极人世之尊荣矣。美国人在本于其文化传统之心习，亦未对彼特别轻蔑。然不幸船王溘然逝世，首贵与首富皆不复存。孔子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我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实因富贵在外，求之不可必得。纵得之，亦不可必保。所好则在我。韩玉娘一夕之爱，虽若所爱已失，然此爱则尚在己心，亦韩玉娘之所好也。韩玉娘不比王宝钏，历史中诚有其人其事。则韩玉娘诚不失为中国文化传统理想中一代表人物矣。

韩玉娘之夫，乃亦不忘旧情，身已骤贵，亦不再娶。命人至二十年前成婚旧地附近寻觅，终于得之，其夫乃亲来迎接。夫妇相晤，韩玉娘乃在极贫贱地位中，一旦骤为一贵夫人，瞬息之间，悲喜交集。悲者悲其前之所遭遇，喜者喜其所爱之终获如其所希望。悲剧一变而为喜剧。但韩玉娘身已染病，终于不胜其情感之激动，乃于重晤其夫之当日辞世。然在此悲剧中，亦仍然不失其有甚深喜剧之存在。此诚中国文化传统理想所寄之一奇境也。

其次言赵五娘。其夫蔡伯喈赴京城投考，骤获状元及第，受命娶丞相女为妻。而赵五娘在家乡奉侍翁姑，在穷苦困约中，遇岁大荒歉，终于翁姑俱亡，赵五娘遵礼埋葬。又获其乡中旧识张大公之同情，代为护视，而五娘则只身赴京寻夫。其夫亦尚不忘其父母与前妻，派人去故乡访问。而其后妻亦肯恕谅其夫之遭遇，善视五娘，并相偕返乡祭扫。此乃在悲剧中终成喜剧。然观剧者，终于赵五娘之奉侍翁姑葬祭尽礼之一段深切悲哀中，共洒其同情之泪。要之，既不重外在物质之功利，而珍惜其一心之情感，则人事不可测，终必有种种悲剧之发生。而且人之情感，悲胜于喜。非有悲，则其喜无足喜。然果有悲无喜，则悲亦无可悲。悲之与喜，同属人生情感，何足深辨其孰为悲孰为喜。仅求可喜，与专尊可悲，则同为一不知情之人而已。孔子曰从吾所好，则有深义存焉。非真知情，则亦不知我真好之何在矣。

再言薛三娘。其夫远行，失音讯，或讹传其死。其夫有一妻两妾。一妻一妾闻之，同挟家财别嫁。又有一幼子，乃逃妾所生。三娘独留不去，推其夫爱子之心，以养以教，盼其成人。有家仆老薛保，同情三娘，助其教养。乃其夫骤贵，终于回家，其子亦中科第，得官职。夫荣子贵，三娘亦骤成为一贵妇。此亦以喜剧终。然剧中三娘教子之出，亦为中国有名一悲剧。闻其歌声，无不泣下、较之断梭教子，其情节之悲痛尤过之。而老薛保之忠肝义胆，近代中国人虽亦可斥之为封建遗毒，然观此剧则无不深感其为人，而加以爱敬。否则必是一无心人，即无情人也。

又次再当言及《四郎探母》之一剧。四郎之父杨老令公，亦为中国戏剧中一悲剧人物，《李陵碑》一剧为其代表。四郎军败被俘，改易姓名，获辽王萧太后宠爱，得为附马，尚主居辽宫，安享富贵。民族国家大防，遗弃无存。而其家世所传，为边疆统帅忠君死敌之高风亮节，亦堕地难收。大节已丧，其人本无足论。乃犹有一节，堪值同情。方其居辽宫，已垂十五年，一旦忽闻其老母其弟重临前线，自思自叹，欲期一见，以纾泄其心中之郁结。乃苦于无以为计。其不安之心情，终于为辽公主识破。又侦得其姓名家世之真，乃不加斥责，又深付以诚挚之同情，愿于其母处盗取一令箭，俾四郎得托辞出关，一见其母。而更不虑其一去而不归，冒此大险，夫妇爱情至此可谓已达极顶。而四郎归宋营，见其母，见其弟，见其妹，见其前妻，其悲喜交集之心情，亦可谓人世所稀遘。而终又不得不辞母离妻而去。其母其弟其二妹皆无以强留，而其前妻十五年守寡，一面永诀，从此天壤隔绝，将更无再见面之机会。但除嚎啕痛哭外，亦更有何术可加挽回。此探母之一出，亦诚可谓极人生悲剧之最上乘。任何人设身处地，亦惟有洒一掬同情之泪而止。而四郎返辽，其事已为辽王侦破，将处以极刑。公主乞情不获，其二舅代公主设计，教以从怀中幼婴身上博取老祖母回心，此幼婴即公主前夕凭以取得老祖母身前之令箭者。老祖母亦终于以慈其幼孙而回心转意。四郎获释，而一家夫妇祖孙重得团圆。遂亦以一大喜剧终。而在此回令之一幕中，亦复充满人情味，有夫妇情，有母女情，有兄妹情，有祖孙亲，人情洋溢，乃置军国大计民族大防于不顾。若为不合理，而天理不外于人情，则为中国文化传统一大原则。故中国戏剧乃无不以人情为中心。人情深处，难以言语表达，故中国戏剧又莫不以歌唱为中心。惟有歌唱，乃能回肠荡气，如掬肺腑而相见也。

近代国人，一慕西化，于自己传统喜加指摘。乃嫌此剧不顾民族国家大防，终是一大憾事。有人于回令一幕重加改造，四郎终于为宋破辽，以赎前愆。此终不免于情感至高之上又羼进功利观，转令此至高无上之一幕人生悲剧，冲淡消失于无形中。而或者又谓，满洲皇帝亦以外族入主中华，故特欣赏此剧，得于宫中演唱。此尤浅薄之见，无足深辩。其他京剧在宫中演唱者，岂尽如《探母》一剧之漫失民族与国家之大防乎。四郎之失误处，乃在其被俘不死之一念上。此后之获荣宠、享富贵，皆从此贪生之一念生。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此后探母一幕，四郎之内心遗恨，已透露无遗。在其回令重庆再生一喜剧之后，四郎之内心亦岂能于其探母及再见前妻之一番心情遗忘无踪，再不重上心头。可见所谓千古恨者，乃恨在四郎之心头，所以得为四郎一人千古之恨。果使四郎被俘时，能决心一死，以报国家民族，亦以报其杨门之家风，则地下有知，亦可无恨。岂复有此下回营探母一幕悲剧之发生。亦将再不成为回令重生之后此一悲剧之长在心头，而成其为一人千古之恨矣。惟在四郎被俘而荣为附马之一段期间，则全不在此一剧中演出，然此正为国家民族大防所在。果使善观此剧，同情四郎，则于此大防与四郎之失足处，亦自可推想得之。所谓王道天理不外人情，其最深涵义亦正在此见。惟其于荣为驸马安享富贵十五年之久之后，而犹不免于探母一悲剧之发生，斯则四郎所以犹得为一人，犹能博得百年千年后千万他人之同情。但其终不免有失足处，亦从此而见民族国家之大防，皆从人心之情感上建立。苟无此情感，又何来有此大防乎。

继前述五剧外，犹有一纯悲剧当续述，则为孙尚香之祭江。尚香嫁刘先主，乃出吴蜀对立之国际阴谋。既已成婚，尚香终亦离夫回国。生离犹可忍，死别更难堪。刘先主卒于白帝城，尚香临江祭吊，时仍有老母在堂，而尚香心哀其夫之死，不惜投江自尽。听其唱词哀怨，当无不泣下者。惟此乃为中国戏剧中一纯悲剧，而尚香爱夫之情，较之上述五剧，尤为特出。中国人重国重天下，重治平大道，皆重情。而夫妇则为人伦之首，此意甚深，可以体会，难以言宣也。

中国古人于此人生大本源处有甚深之窥见，故其论人生，首重论人性。性即情之本源，性在内，情在外，由性表现出情，而心则统辖之，故曰心统性情。果使人类无心，则性可犹存，而情则无着。如植物皆有性，但不得谓植物皆有心，而其无情则更显然。近代生物学家亦发现植物有情。惟心情之为用，则必于人类始著。故中国人把握性情为人伦一主题，此可谓是人文科学一最客观最具体之一最高真理。中国理学家所提通天人合内外之最大宗主，亦当由此窥入。

《中庸》言："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发而皆中节之谓和。"喜怒哀乐皆人之情感，必发于外，而有其未发之"中"。此"中"即是人之性。喜怒哀乐皆同具于一性，在人生中，焉有有喜无怒，有乐无哀之一境。故前论，喜剧中即涵悲剧，悲剧中亦涵喜剧，即此义。及喜怒哀乐之发而中节，而达于和之一境，即无喜怒哀乐明切之分别可言。此和字所指，亦重在内，不重在外。圣人之心，若惟见有道，不见有事。方舜之登廪入井，终皆幸免于死。然岂得谓其心中有喜有乐，抑有哀有怒。方周公之兴师东征，大义灭亲。亦岂得谓其心中有怒有哀，抑有喜有乐。孔子出仕为司寇，岂其心中有喜有乐。膰肉不至而去鲁，岂其心中有怒有哀。大圣人之心，皆惟见其浑然率性，大中至和，渊然穆然，一若无私人喜怒哀乐情感之存在。其实从性生情，从情见性。性即情也，情即性也。

若谓圣人无情，此则大谬不然。大贤希圣，范仲淹为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又何有私人忧乐存其心中。顾亭林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亦异乎私人之情感。故大圣大贤，若有事，若无事。若有情，若无情。其率性履道大中至和之一境，则不宜于舞台上戏剧中以歌唱演出。如我上举五剧中人，皆非有圣贤修养，然皆不失为性情中人。一片天真，至情动人，亦可不计其为喜为悲，而皆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凡属人类，则莫不付之以同情。乃亦非是非得失可以辩论。果使大圣大贤遇之，亦必曰孺子可教，引进之为吾道中人矣。

近代国人，一切奉西方为准则。西方重事不重人，计功不计道，性情非所乐言。其小说戏剧中，有神怪，有武侠，有冒险，有侦探，亦皆惊心动魄，出奇制胜。然令人生羡，不求人同情。言情方面，则惟男女恋爱。果使成双作对，志得意满，反嫌不够作文学题材，故必以悲剧为尚。而其所谓喜剧，则多滑稽，供人笑料，非我上言喜剧之比。中国人好言团圆，则近代国人皆付之以鄙笑。不知天上明月，正贵其有一月一圆之一夜，亦贵其一月仅有一圆之一夜。而又不免失之于阴雨，掩之以浮云，斯其所以明月之圆更为下界世人所想望。而中秋一夕，天高气爽，更入佳景。中国之大圣大贤，则中秋之圆月也。如吾上举五剧中人，则浮云掩之，阴雨濛之，偶亦有光透出云雨间，而其光又缺不圆，然亦同为地上人所喜见，以其终为想望圆月清光之一依稀仿佛之情景也。

近代国人又好言《红楼梦》，以为近似西方文学中之悲剧。然贾家阖府，以仅有大门前一对石狮子尚留得干净，斯其为悲剧，亦仅一种下乘之悲剧而已。下乘悲剧，何处难觅。而且大观园中，亦仅有男女之恋，非有夫妇之爱。潇湘馆中之林黛玉，又何能与寒窑中之王宝钏，以及韩玉娘、薛三娘诸人相比。贾宝玉出家为僧，亦终是一俗套，较之杨四郎虽同为一俗人，然在杨四郎尚有其内心挣扎之一番甚深悲情，不脱俗，而见为超俗。贾宝玉则貌为超俗，而终未见其有脱俗之表现。衡量一国之文学，亦当于其文化传统深处加以衡量。又岂作皮相之比拟，必学东施效颦，乃能定其美丑高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