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事情发生在昭和二十九年（一九五四年。——译者注）一月二十七日。苏联原驻日代表机构的成员萨别廖夫来到东京警视厅，声称该代表机构成员、二等秘书尤利·亚·拉斯托沃洛夫在本月二十四日失踪，要求尽快查出他的下落。为了便于搜寻，他还附来此人的相貌特征和照片，并作了若干说明。
第二天（二十八日）各报晨刊都以显着地位报道了“苏联代表机构二等秘书失踪”的消息。
“据苏联驻日代表机构报告称，二等秘书拉斯托沃洛夫因神经失常有自杀之虞。惟有关方面认为此事可能为政治性亡命事件。公安三科当即通令所属各警察署进行搜寻。”（一月二十八日《朝日新闻》）
萨别廖夫当时向警视厅所作的说明没有在报端发表，据他说，拉斯托沃洛夫二十四日失踪的时候，有人曾亲眼看见过，事情是这样的：
一月二十三日下了一场大雪，但是次日一清早就放晴了，天气很好。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东京是一片雪景。
当天中午时分，拉斯托沃洛夫独自从设在狸穴的苏联代表机构走出。他在坡道下头饭仓一丁目的市营电车站上碰见了代表机构的另外两位成员萨扎诺夫和萨伏洛诺夫。
拉斯托沃洛夫一看见这两个人，就以跟往常一样的爽朗口气大声说，他正要去吃午饭，邀他们一起去。两人说他们已经吃过了，他就非常热烈地邀他们说：“别客气，陪陪我吧。”
这时，美国占领军专用大汽车正从赤羽桥那边沿着被雪复盖的坡道缓缓驶过来，拉斯托沃洛夫一瞥见这辆汽车，就挥手要它停住，矫健地跳了上去，又执拗地邀这两个人同去。
两个人再次推辞不去，已上车的拉斯托沃洛夫就这样越离越远，汽车轮胎上所套的防滑链喳喳响着，向虎之门方面驶去，一会儿就不见了。
这辆美军专用汽车上没有另外的乘客，只有个戴着宽檐工作帽的司机，看来像个日本人。他面无表情地转动着方向盘。
当时日本和苏联还没有恢复邦交。从技术上来说，俨然仍处于交战状态。估计是由于这个缘故，苏联代表机构才没有把成员失踪的事情通知外务省，而是委托警视厅来寻找的。
警视厅接到这个报告也感到为难。日本方面夹在美国和苏联中间，处理这个问题需要周密的考虑。
警视厅举行了几次秘密会议，结果作出了决定，不把它作为政治性亡命事件来处理，而作为寻找从家里出走的人——也就是说，从人道的立场出发进行侦查。
警视厅公安三科当即根据代表机构成员萨别廖夫提供的线索着手调查。
不久就查明，发生事件的饭仓一丁目这条路线并不是美军专用大汽车行驶的固定路线。不过虎之门附近有美军机关所在的金融大厦，当时有同型的大汽车在这条路线上行驶也是可能的。而且这附近还有汽车修理厂，大汽车在这条路上通过并非不正常的事。
可是那天是星期日。当天是否有特别通过该地的大汽车是个疑问，因为美军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照例休息。
而且，头天下了雪，积雪达三十一厘米，普通的大汽车或出租汽车是不能像往常那样通行的。当时的情况是，在赤坡、虎之门两个地点的车库只备有供金融大厦使用的两辆大汽车，无从查明拉斯托沃洛夫搭乘的那辆大汽车的司机是谁。
可是正巧那天吉田首相预定从这条路上经过，即通过饭仓大街，为了保卫他，警视厅值班官员放了岗哨，而那辆大汽车正是在警戒时间内通过的，所以立即就调查出有问题的那辆军用大汽车。
结果查明了那辆大汽车，也找到了那个面无表情的司机。可是他提出了与萨别廖夫向警视厅陈述的情况相当不同的证词，因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萨别廖夫的申述完全不对，根本没有那样的事情。从此以后，警视厅就一直保持着沉默。
从那时起半年之久，拉斯托沃洛夫的下落一直没有查明。他是横渡了海洋呢，还是飞过了天空呢？谁也无从知晓。日本报纸也不报道这件事了。
然而就在人们的记忆逐渐淡漠下去的八月十四日，日本外务省和公安调查厅就“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发表了联合公告；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召集在华盛顿的各国记者，宣布了这一事件的经过，而且拉斯托沃洛夫本人也出席了那次的记者招待会。不过，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这次记者招待会没有让苏联系统的通讯社参加。
拉斯托沃洛夫在会上以书面方式宣布了他逃往美国的原因和动机。据他说，他出走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一月二十四日，东京被雪复盖着的那天，我找到了从代表机构出走的机会。四点左右，我悄悄地从代表机构出来，洗了个土耳其浴。七点左右，在末广餐厅吃了大餐。随后不久，为了同一个美国人碰头，我到约定的地点去。我们如约地碰了头，随即上车，疾驰而去。那时我开始深深意识到我是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奔驰。”
可是《生活》杂志上刊载的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笔记，更加详细地叙述了他出走的经过。该文如下：
“当天，我把约合一百美元的日圆放入钱包里，从此永远离开了苏联代表机构。为了尽量令人觉得我是随随便便出门的，我就先到诺森科的办公室待了一会儿，接着又到鲁诺夫的办公室去，分别邀这两个人一道出去吃晚饭。由于我邀得很唐突，他俩都感到有些意外，推辞不去。不过，两个人好像都上了我的当。
“下午六点，我去洗土耳其浴，精神为之一爽，然后就徒步走到东京第一流的末广餐厅。我默默地对即将告别的日本干了杯。台上有几个艺妓正在跳舞，看样子是从朝鲜回来的一批美国兵在目不转睛地观看表演。一瞬之间，我为了要离开东京而感到怅惘。
“下午七点四十分左右，我从餐厅出来，弄清确实没人钉我的梢之后，就向海上大厦旧馆旅馆方向走去。街上杳无行人，我感谢上帝降了这场雪。
“八点正，我到达旅馆附近事先约定的地点去等候美国汽车的到来。几秒、几分钟过去了。我焦虑不安地等了十分钟，一辆小轿车驶过来停下了。
“车上下来一个男人，他走到我面前说：‘您是乔治（美国人这样称呼拉斯托沃洛夫）吗？您的朋友在车里等您昵。’布朗宁夫人在车里。不久，我就搭乘飞往美国西海岸的飞机。”（《文艺春秋》昭和三十年二月号刊载，木下秀夫译）。
可是另外还有一种说法。美联社东京分社社长罗伯特·安森也写了一篇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始末记：
“一月二十四日晚上，拉斯托沃洛夫悄悄钻进在日本广播协会大厦附近等大汽车的一群美国人当中，乘上了汽车。那以后，直到国务院在八月十四日为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再也没有露面。”（据《朝日周刊》译载《星期六晚邮报》报道）
二
关于拉斯托沃洛夫失踪的事件，就像这样议论纷纭。在出现大汽车这一点上，大约有两种说法是一致的，但是一种说拉斯托沃洛夫是在饭仓搭乘大汽车的，另一种说是在日本广播协会大厦前搭乘的。而且前面已经提过，根据他的笔记，出走时有布朗宁夫人这么个人出场，而据美联社记者安森的报道，则由一个名叫玛丽的美国妇女出面协助。关于这些情况，后面还要详细叙述。
且说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当时，不光是日本，而且轰动了全世界，流传着种种臆测。有人说他是根据美方的策划被绑架的。
事件发生前不久，在北海道恰好举行滑冰比赛，苏联选手队由罗扎诺夫担任领队，来到日本。这位罗扎诺夫在三年前曾在苏联驻日代表机构工作过，以日本通知名。他对于滑冰是一窍不通的，所以有人猜测他这次前来日本，跟滑冰赛大概没有关系。滑冰选手队在比赛结束后返回苏联，他却以感冒为由留了下来。就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踪的那天（一月二十四日），他原向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班机预订了两个座位。那一天不凑巧下大雪，飞机没有起飞。事实上，罗扎诺夫是在代表机构向警视厅申报拉斯托沃洛夫失踪的第二天单独返回苏联的。
根据这一事实，日本报纸曾刊登下述观察报道：
“有一种看法是，罗扎诺夫假选手队负责人的名义来日本是为了向代表机构传达莫斯科的特别指示，并把拉斯托沃洛夫先生带回国去。当局也认为他和这个失踪事件有某种关系。”
据新闻报道，这是“当局”的观察，但究竟是日本警视厅独自的观察呢，还是根据驻日美国当局权威方面的观察而得出的呢，就不得而知了。这篇观察报道中已经说过，拉斯托沃洛夫的失踪与贝利亚在苏联国内被处决有关；拉斯托沃洛夫是内务部官员，贝利亚的嫡系，必然也是肃清的对象。罗扎诺夫来日本的目的说不定就是把奉命回国的拉斯托沃洛夫带走。关于拉斯托沃洛夫本人，当时警视厅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么多。
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十天以后，九千万日本人当中，没有一人报告曾依稀看见过他的身影。此外，在当时被杀害者和自杀者的尸体中也没有找到他。
过了几天，当时的苏联代表机构发表了这样一项声明：
“有根据认为，拉斯托沃洛夫是被在日本的美国谍报机关以挑衅为目的绑架后予以扣留的。”
但是美国大使馆和谍报部所属的远东军总司令部都一再声明，对拉斯托沃洛夫失踪事件“毫无所知”。
日本外务省则反复这样声明：“如果拉斯托沃洛夫有亡命的意图，对于其要求可以予以考虑；即使他希望亡命美国，也不可能想象美国当局会在未得日本政府谅解的情况下带他出境。”
这话表明当时日本与美国签订的和约已经生效，成为独立国。也就是说，不经日本政府许可，任何外国人出境都是国法所不容许的。
三
尤利·亚·拉斯托沃洛夫是在事件发生前三年左右来到日本的，当时他年三十五岁，任二等秘书。他是东京外侨网球俱乐部的会员，平日常常同美国和英国军官开开玩笑，是个单纯的、性情开朗的人。直到一月十八日，他还到草坪网球俱乐部去玩，会员中没有一人认为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他是只身来日本赴任的，在国内留有妻子和一个女儿。
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后，日本和全世界都就此事件作出种种推测，倐忽间已经过了七个月。如上所述，到了八月十四日，美国国务院突然举行了那次不寻常的记者招待会。地点也很特别，是在国务卿宣布政策的地方。事先，国务院给各国记者一一打了电话，通知他们说，要发表“与日本有关的重要谈话”，请他们出席在国务院大礼堂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发言人是塞达姆。
在会上，拉斯托沃洛夫亲自答复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拉斯托沃洛夫身着崭新的灰色夏装，领带、皮鞋等等完全是美国式的。他先用俄语、然后用英语宣读了关于在东京失踪经过的书面声明，然后答复记者们的询问。
驻华盛顿的一个日本记者写道：
“他身高六尺有余，精神饱满，谅必吃得很好。他在谈话中不时夹杂着开玩笑的话，他不用国务院给配备的译员协助，差不多所有的问题都是用英语回答的。”
当时还附有外务省同美国驻日大使馆之间往来的照会和以《逃往自由世界之前》为标题的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笔记。
公布出来的这个事件的要点是：“二等秘书拉斯托沃洛夫是隶属于苏联内务部的陆军中校，从事情报活动。他在一月二十四日自动前来要求美国当局庇护，理由是上司贝利亚被肃清一事使他深深受了震动，因而决心设法不再返回苏联。美国当局在二十六日用美国军用飞机把此人运到海外。二十七日美国会就此事与日本政府取得联系。若干日本人同拉斯托沃洛夫有牵连，其中有人已经自首。政府高级官员同他没有关系。美国当局没有就拉斯托沃洛夫出境一事同日本政府协商，为此表示遗憾。”
当初日本警视厅曾根据苏联代表机构提出的要求，通令全国各地竭力搜寻。其实，就在他失踪的第三天，美国国务院已把用军用飞机“护送”此人到美国一事通知了日本政府。也就是说，拉斯托沃洛夫下落不明一事使日本国民焦虑不安达半年之久，可是政府却什么也没公布，佯作不知。
拉斯托沃洛夫同记者们的问答历时四十五分钟，却使通讯社方面感到失望，有一则报道说：“对于某些问题，他以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不便回答为理由，避不作答，所以谈话内容贫乏。”在问答的过程中，有记者问他情报是从什么地方弄到的。拉斯托沃洛夫答称：是从包括日本政府在内的各种机构的成员手里弄到的。他还说，那些官员的职位都说不上很高，可以说是中等的。他说他从未会同日本共产党取得联系。他还说明，没有从在东京的美国军人或者民间人士得过情报。
日本外务省和公安调查厅共同发表的声明如下：
“美国当局为了防止泄露本事件的机密和保障本人的人身安全，特别是本人由于怕苏联内务部一旦获知其自愿脱离时会加害其家属，曾强烈表示希望尽可能按照单纯失踪来处理，所以就用美国军用飞机将他运送出境。但是鉴于上述本人的恳求，以及有必要对与本案有关的调查保守机密，不得不迟至今天才发表事情的经过。再者，据政府调查，拉斯托沃洛夫是出于本人自愿而逃走的，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拉斯托沃洛夫自愿脱离本国前往美国，而美国又帮助他达到了这个目的。其实，这与日本国民是毫不相干的事。他们彼此之间尽可随意行事。但是此刻日本方面之所以不能保持缄默，是由于美国违反了日本的法律，自把此人运往本国。然而冈崎外相就这一点发表谈话时说：“美方已经表示遗憾，保证今后当力求不再发生同样的事态，所以日本方面就表示只谅解这一回，”就这样简单地屈服了。
而且，一般的日本人这时才知道，为了对在美国的拉斯托沃洛夫进行调查，公安调查厅的第一调查部部长柏村和警视厅公安三科科长山本曾经在美国待了两个星期这一事实。（长谷检察官后来也去了。）
四
但是这一事件一经公布，日本民众由于知道许多日本官吏与拉斯托沃洛夫的情报网有牵连而戴到震惊。据公布：与拉斯托沃洛夫有直接关系的日本间谍，是原关东军第三十五军航空参谋、少校志位正二（年三十五岁）和另外几名从苏联遣返的人员。报纸也曾发表过公安调查厅长官藤井的谈话。藤井说：“这不过是冰出的一角，背后还隐藏着大批间谍，像蜘蛛阔似的密布着，牵连到许多日本人。”
前少校志位从西伯利亚被遣返后，会在舞鹤遣返救济局对从苏联遣送回国的人员进行过各种调查。他对来访的新闻记者表示，由于外务省、公安调查厅两方面责成他发誓绝不透露笔记内容，绝不发表感想，所以他什么也不能说，始终保持缄默。这样一来，一般人就无法得知这位前少校究竟进行过什么样的间谍活动了。
可是八月十九日夜晚，警视厅公安三科把外务省经济第二科事务官高毛礼茂（年五十一岁）从家里逮捕了去。据调查，自昭和二十四年起，高毛礼就和拉斯托沃洛夫有了联系，截至本年一月底拉斯托沃洛夫失踪时为止，高毛礼一直把由于业务关系而了解到的有关驻日美军方面的情报和日美关系的机密事项等泄露给他，每次接受三万圆到五万圆的报酬，总共接受了一百万圆的报酬。上述情况经调查属实，因此以违反“国家公务员法”把他逮捕问罪。
看来拉斯托沃洛夫亡命后不久，前少校志位自首以来，治安当局就在一定程度上发觉了高毛礼的泄密问题，为了寻找证据，接着就进行了调查。小原法务相曾说，关于“拉斯托沃洛夫事件”，除了外务省及公安调查厅共同发表的情况之外，述有一些民间人士牵涉在内，正在考虑不久再公布一次情况。
可是随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八月二十八日下午零点四十分左右，因与本案件有关而以违反“国家公务员法”嫌疑被捕的、在外务省欧美局第五科任职的外务事务官日暮伸则（年四十四岁），在受长谷检察官审问时，突然乘机纵身跳上桌子，从南面的窗口跳楼自杀。他掉到地方检察厅中院的混凝土路面上，立即被送往医院，但是由于后脑骨折断，大约一小时后就死了。
当天，长谷检察官从上午十点钟左右开始审问，记录也已写好，正要把这个人引渡给警视厅。日暮大概是事先计划好了的，受审时已经把鞋脱在桌子下面，审问结束后，就向长谷检察官行礼说“那就告退啦”，随即在转身要走出室外时，突然纵身跳上桌子。当时佐佐木事务官一把抓住他的腰带加以制止，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日暮原为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是在昭和二十一年同佐藤大使等一起被遣送回国的那批人员当中的一个。关于他的为人，报纸上曾经报道过。他是一个质朴、勤奋的人，平时沉默寡言，几年前曾患过神经衰弱。
但是在这个事件中，除了高毛礼、日暮这两个人之外，还有一个人被逮捕。他是原外务省国际合作局第一科事务官庄司宏（年四十一岁）。他在外务省任职期间（从昭和二十六年十二月到二十九年七月），曾在东京市内几个地方让某外国人阅读外务省的机密文件，泄露了秘密，以违反“国家公务员法”第一百条问罪。
当局发表这一事件的经过，给日本民众以拉斯托沃洛夫似乎利用日本官员取得秘密情报的印象，使他们对其间谍阴谋的可怖感到震惊。而且牵涉的不论是原少校志位、日暮还是庄司，都是从苏联回国的，所以使民众重新认识到苏联的间谍阴谋简直是无孔不入。
特别是日暮事务官在受审判时从地方检察厅楼上向中院里跳楼自杀的事是空前的。这样势必使民众认为他们泄露的机密的内容是重要而大规模的。
可是直到今天，一般人丝毫也不知道拉斯托沃洛夫究竟进行的是些什么样的阴谋，这些外务省官员究竟泄露了些什么机密，以及拉斯托沃洛夫究竟把什么情报送到苏联去了。拉斯托沃洛夫利用这些日本官员取得了什么情报呢？对于这个问题，从公布的材料中是一点答案也找不到的。
不过，曾经审问过日暮的长谷检察官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关于其自杀原因，“在他的供词中有可据以推断的情节”。那末，这个感想从何而来呢？由于长谷检察官避不作说明，所以也无从搞清楚。
表面上看来，是日暮、高毛礼和庄司三个事务官由于向拉斯托沃洛夫泄露国家机密而根据“国家公务员法”被问了罪，但是成为起诉事实的证据基础的，也只是拉斯托沃洛夫单方面的供述，并且不是向日本当局、而是向美国官厅做的供述。至于拉斯托沃洛夫是否确实那样说过，也没有任何客观的证明。
拉斯托沃洛夫离开日本以后，保持沉默将近七个月之久。我们无从判断这期间他究竟是保持沉默来着呢，还是作了供述却没有公布。总之，事隔七个月之久，美国突然发表了他的声明，而且还举行了一次戏剧性十足的记者招待会，这一点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给出席记者招待会的拉斯托沃洛夫这个人拍，而且也不允许将他的声明录音。
这是为什么呢？任何人都会感到奇怪。不允许拍照片是出于国务院的考虑呢，还是根据本人的愿望，这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既然举行这样的演出，当场拍下当事人的照片、把他会见记者的照片供世界各地报纸刊用，所能够取得的宣传效果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美国当局在深夜特意把苏联系统以外的各国通讯社记者一个个地召集了来，破例使用国务卿会见记者的房间举行规模很大的异乎寻常的记者招待会。然而由于不允许拍照片，并未能使煞费苦心取得的效果达到顶点。
不过根据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国内安全保障法方面的调查小组委员会的纪录，可以略微看出究竟那是出于国务院的指示还是他本人的愿望。该小组委员会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第四二四五室举行会议时，会把拉斯托沃洛夫也召了去，听取他陈述他本人的谍报活动。这次会议由参议员威尔加主持，出席的有各参议员和首席顾问摩里斯等人。
由于有新闻记者到场，这不是一次秘密会议。会议开始时，威尔加先谈到各通讯社应注意的事项。他说：
“我想提醒各通讯社的各位摄影记者，务请接受委员会的意见，不论是在本委员会的这个房间或国会山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要拍摄证人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关于这一点，希望诸位协助。由于证人向委员会提出了要求，转请诸位摄影记者协助，我确信诸位是乐于照办的。谢谢诸位。诸位办事一向是光明磊落的。”
昭和三十一年二月举行的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对拉斯托沃洛夫所表示的这番体谅，跟两年前（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的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对他所表示的体読原是一样的。
由此看来，不让记者在招待会上拍摄照片，是由于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愿望。这就是说，拉斯托沃洛夫大概是不愿意让全世界、尤其不愿意让祖国苏联看到他在美国的身影，同时也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而拒绝让记者拍照的。
但是，他当时已经完全落在美国的掌握之中了。如果美国认为传播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有助于在全世界取得宣传效果，就必然不会再考虑尊重他本人的意愿，而硬要给他拍照吧。这个公布本身已经忽视了他的意愿，此外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为什么不让记者拍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具有强烈效果的照片呢？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只有报纸上见过的那张正面半身相。那是当时苏联原代表机构成员萨别廖夫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后立即向警视厅提出搜寻要求时提供的。
既然举行那么小题大做的记者招待会，为了取得同样的宣传效果，美国不是更该大量向通讯社提供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吗！由于美国当局不准给会见记者的拉斯托沃洛夫拍照，把摄影记者拒于门外，世界各国的通讯社当中，甚至有人怀疑在国务卿的房间里出现的那个俄国人是否为拉斯托沃洛夫本人。连世界各国的报纸读者如果留意到这一点，也必然会纳闷吧。
五
拉斯托沃洛夫的脸长得什么样，按说日本治安当局是充分了解的。他在东京待过三年，在那以前也到过东京。其实，事件发生的时候，由于日本同美国签订了和约，苏联代表机构已经失去了合法的存在权利，因而新闻报道上也就使用了“原代表机构”这个称呼。由于以上情况，所谓原代表机构，只有三十三名工作人员，因为日本当局对工作人员返回苏联是默许的，而对新入境的则加以限制。
而且这三十三名原代表机构成员已经失去了外交官的机能，只有侨民身份。总之，不论日本当局或者美国驻日大使馆，都把苏联代表机构人员当作有间谍行为的人看待。（参照下述拉斯托沃洛夫在美国参议院所作的证词。）所以日本治安当局对他们每个人都分别派人钉梢，监视他们的行动。拉斯托沃洛夫在日本居留期间，一定被当局拍过不少照片。
而且拉斯托沃洛夫“亡命”美国已有七个月了，美国方面一定也给他拍了不少照片。如果他在国务院会见记者时允许给他拍照，日本当局看见报纸上刊登的照片，本来是能断言准是他本人的，可是新闻报道中只形容他“身着崭新的灰色夏装，领带、皮鞋等等完全是美国式的”，而没有刊登他的照片，因此就无从判断是否确系他本人。
从日本被派去对拉斯托沃洛夫进行调查的检察官，在记者们问到“你所见到的确实是拉斯托沃洛夫吗？”时，他回答说：“我想准是他本人。”其实用不着回答得这样含糊不清。如前所述，警视厅一定有不少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只要核对一下就能够毫不费事地断定是否他本人。应该说，这个回答的措词是很奇怪的。
当时柏村、山本二人出差到美国的理由是考察警察制度。拉斯托沃洛夫在国务院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消息发表后，当局才让全国人民知道他们是为了调查“拉斯托沃洛夫事件”而赴美的。
再说日美两国报纸同时刊载这个消息时，关于拉斯托沃洛夫究竟进行了哪些情报活动，提得含含糊糊；不过使读者震惊的是这一事实：原来他那苏联代表机构二等秘书的职衔只是个幌子，其实他的身份是陆军中校。一听到“表面上是外交官，实际上是情报军官”，谁都会想到他大概策划过非同小可的阴谋吧。
但是仔细一想，各国都有很多像这样的事例。在作为大使馆工作人员到外国去的情况下，如果想从事情报活动，最好隐瞒身份才便当。并且作为秘书要比作为大、公使馆武官有广泛得多的活动余地。有时，他所接受的命令并不来自大使系统，却来自本国另一个系统。不独是苏联如此，其他国家差不多也都是这样——连日本也是以此为准则的。
例如有这样一些事实：日本治安机关的高级官员以参事或二等秘书的职衔分别被派到驻外使馆去；防卫方面机关（即军事方面的机关。——译者注）的负责官员被任命为驻外使馆工作人员，而这些人对于各驻外机关也隐瞒自己的身份。
不过，美国方面公布这件事的目的必然是特别想给日本人民以这样的印象：“二等秘书拉斯托沃洛夫实际上是苏联陆军中校，在日本策划过非同小可的阴谋。”
那末再来考虑一下公布出来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内容吧。扼要地说，正如他自己所供述的，他“亡命”的动机是由于他在苏联内务部的直系上司贝利亚遭到了清洗。“这件事使我认清了苏联公民甚至对那些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受到过任何人的挑战的、居于领导地位的人物都不能够再信赖了，而我凭着直觉威到，让我回国是有不能对我说明的某种‘秘密’原因的。”看来，预感到回国后自己会遭到危险这一点是拉斯托沃洛夫出逃的唯一动机，而且可以认为这是他的真实动机。不过，在他“下定决心绝不返回苏联”时，有没有受到其他外来因素的影响呢？
在拉斯托沃洛夫回答记者们的询问之前，国务院发表了下面这样一项声明：
“美国政府决定接受苏联驻日代表机构原政治部情报官尤利·亚·拉斯托沃洛夫先生为政治避难者，代理国务卿史密斯已经在十三日把此项决定通知苏联驻美大使查鲁滨先生。但是，该大使拒绝接受美国政府的此项通知。大使本人自不待言，连他的代表也没有到国务院来。”
这里提到的代理国务卿史密斯就是当时的副国务卿彼得·史密斯中将。他会担任过首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是中央情报局的创始人，也是美国谍报活动的最高权威。这一事实很有参考价值。
拉斯托沃洛夫说他在日本期间“并没有从美国军人或民间人士那里取得情报”。他说他没有同驻日美军机关接触过。
然而他逃走的时候，最初就是去和美国机关接触的。他虽然声称与美国谍报机关没有接触，但是在逃走时依靠了美国机关的协助这一事实，不能不令人想到他平时就同美方的这一线索有接触。
拉斯托沃洛夫写道：
“我最通晓的外国语是英语。我比英国人更了解美国人，因此，我把美国看作我一定要到达的目的地。最初，我会考虑前往美国大使馆，但是想到那就有被公诸于世的危险，而我认为这是无论如何得设法避免的。”
他所以说不能让外界知道，无非是因为他希望此事始终在秘密中进行。理由是，万一走漏消息，他怕留在苏联的妻子和八岁的女儿会遭到迫害。他说道：“要末就诡称淹死了，要末就用其他方式让人们摸不着底细而失踪——有没有办法像这样完全作为一个新的人到美国去安全地过日子呢？我开始考虑种种计划。我想，要是这么做，我的家属就不至于遭到迫害了。”
自称未曾从美国人取得任何情报的拉斯托沃洛夫，却向美国本国和日本之间的谁也不知道的一条线索——这是秘密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提出了协助自己出逃的要求，这意味着不寻常的事。也就是说，他并非“不知道”，而是知道美方机关的。
六
在国务院召集的这次不平凡的记者招待会上散发的拉斯托沃洛夫的所谓笔记的原文，以及分发给各国记者的抄件，都免除了在这种场合下通常应有的手续：即在文后附以本人的签字。也就是说，完全不附有证明确系本人无误的签字。如果有人怀疑，说那不是本人的笔迹，也没话可说。如果那不是为了装装样子，而确实是打算让苏联出其不意大吃一惊，并且想让全世界信服的话，当然就该公布本人的笔迹。再说，前面已经详细地陈述过，在拉斯托沃洛夫发表谈话时，美国当局会禁止记者拍照和录音，所以在各国报纸杂志的报道中出现了罕见的现象：只刊登了苏联代表机构要求日本警视厅搜寻出走的拉斯托沃洛夫时所提供的那张照片。
总之，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奇怪的是好像美国当局事先反而关照过：不要留下任何足以说明出面的是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证据。不顾宣传效果，而使人们对这次特意安排的记者招待会产生疑窦，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而且，据说副国务卿史密斯在十三日曾把举行记者招待会一事通知了苏联驻美大使查鲁宾，大使拒绝接受通知。大使本人没有出席自不用说，甚至也没派个代表去国务院。
可是据苏联方面说，查鲁宾前此已就拉斯托沃洛夫一事数次正式提出照会，而美国当局以正在调查为由，故意拖延。据说到了举行记者招待会的那天，美国就把关于拉斯托沃洛夫的声明送去，并表示拉斯托沃洛夫担绝同查鲁宾大使会晤。
综合以上情况，一种看法认为出席记者招待会的不是拉斯托沃洛夫本人；另一种看法认为出席的是本人，但是由于本人不愿意抛头露面，所以采取了那一系列措施。
但是既然已经无视本人所表示的、将他逃亡一事加以保密的愿望而举行了这次招待会，可见美国要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如果美国要想让全世界看到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证据，无论是通过照片、广播，还是签字，都是办得到的。按说已经成为美国的一种囚徒的拉斯托沃洛夫，不可能坚决拒绝，表示抵抗。由于举行记者招待会，拉斯托沃洛夫以前所表示的“希望予以保密”的一切亡命意图，早已毫无意义了。
他也许是为了安全起见，要求只是在逃走时替他保密的吧？那末他那留在苏联的妻子和孩子会怎么样呢？由于“公布”了这件事，拉斯托沃洛夫所说的家属“说不定会被杀害”的危险按说是增加了吧。即使苏联方面探知他已逃往美国，只要没得到证实，他的妻子和孩子就仍然是安全的。尤其他的妻子又是以前应邀与在莫斯科值勤的美国陆军军官一起乘汽车游览的一群人当中的一个。她不仅在当时受到彻底的审查，而且在那件事情发生五年之后的一九五〇年，还在受复查。她就是有这样经历的、受到注意的人物。拉斯托沃洛夫担心家属受迫害，大概就是由于这一类缘故吧。
拉斯托沃洛夫离日后不久，美国大使馆最初曾向冈崎外相送交三封秘密信件。吉田内阁对此严加保密。其中一封是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国驻日大使艾利逊致日本外相冈崎胜男的。该信说：
“拉斯托沃洛夫在向美国政府要求人身庇护之际，曾恳求不要将此事向外界透露，也不可让苏联内务部知悉。对此，美国政府曾提出保证，绝不以任何形式发表拉斯托沃洛夫逃往自由世界的消息，并且答应他，将尽一切努力使人认为他的出逃仅仅是情况不明的失踪。”
美国当初对拉斯托沃洛夫的照顾，就这样被国务院抛之九霄云外。不能不认为，这是由子国务院发现宣布这件事要比不让拉斯托沃洛夫的家属受到迫害意义来得重大，才决定这么做的，那末，究竟意义何在呢？
美国报纸写道，由于公布这件事，“已取得比前此在加拿大发生的原子间谍罗森堡事件更大的胜利”。不能不说目的恰恰在这里。总之，这是美国的胜利和光荣。
其实，就在那两天以前，被称为西德阿登纳政府中有力人物的容恩博士逃往东德，泄露了西德的军备等机密。美国人民一定会认为，“拉斯托沃洛夫事件”是美国对此所进行的报复。
那末，美国当局为什么在放拉斯托沃洛夫入境后保持了七个月的沉默呢？难道有必要对他进行如此烦琐的调查吗？但是据公布出来的情况来看，内容却“空洞无物”。因而要想了解美国当局在拉斯托沃洛夫入境七个月后突然小题大做地公布这事的意义，就必须认识到这事发生在容恩博士逃往东德两天之后。
不过，美国对苏联的胜利是与日本人毫不相干的。问题倒在于这个事件究竟与日本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迫切需要知道的。
七
应该更深入地考虑一下拉斯托沃洛夫从日本出逃的情况。
据苏联方面说，拉斯托沃洛夫在失踪前患着严重的神经衰弱。
可是据警视厅为了找证据而做的调查，情况完全相反；他不但没有患神经衰弱，精神还非常饱满。总之，这个苏联人在失踪前一天（二十三日）下午，还在港区麻布盛冈町的草坪网球俱乐部同美国人拜耶的夫人、俱乐部经理大田先生，以及会员福岛、田子等人兴高采烈地打网球。这天下午开始下雪，下得很大。到了晚上，推雪车都出动了。上面所提到的日本人明确地作证道：这时的拉斯托沃洛夫跟平时没有任何不同，精神抖擞，一点也没有神经衰弱的迹象。
因此，苏联方面说他“神经衰弱”，与草坪网球俱乐部的人们说他“精神饱满”之间有很大出入。警视厅则认为后一种说法是符合事实的证词。
那末，苏联方面的说法中有什么不自然的因素吗？也许可以认为他们由于怕拉斯托沃洛夫在什么地方被人发现时会说出不妙的话，才预先说明他患“神经衰弱”的。
说拉斯托沃洛夫患神经衰弱，也可以拿自从他奉召回国以来心情懊恼这件事作为根据。但是也不能认为网球俱乐部的那些没有任何政治意图的日本人的证词是假话。这就是说，两方面都是正确的吧。那末，其中的含义有着什么分歧呢？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先谈谈下面的问题。
拉斯托沃洛夫从苏联代表机构出来后，最初的行动是搭乘“美军大汽车”。据美军当局说：“在美军专用的大汽车里，并不要求搭乘者出示身份证，所以一般外国人也有搭乘的。”苏联代表机构也说：“苏联人也有搭乘美军大汽车的。”（见《朝日新闻》，昭和二十九年二月三日）
因此，拉斯托沃洛夫搭乘“美军大汽车”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事。
但是，前面已经说过，拉斯托沃洛夫当时还去找两位苏联代表机构成员，再三邀他们一道出去吃午饭。拉斯托沃洛夫那时已经下定决心出逃，而按照原定计划，他是要到银座去，就出逃事宜同某美国人见面的。
如果当时那两个苏联人应邀跟拉斯托沃洛夫一起去了，又将会怎么样呢？拉斯托沃洛夫邀两位同事，大概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出他的举止有什么不自然而玩弄的手法。但是不能不说这是个危险的把戏。如果对方当真陪他去了，他就无法前往与美国人约会的地点。而他再三邀别人去时，他的心情一定像逃过安宅关的弁庆（弁庆是十二世纪的和尚，好武艺，随其主人源义经逃亡，经过安宅关时，义经险些被守关官兵认出。这里比喻逃亡者惶惶不安的心情。——译者注），有“踩了老虎尾巴”之感吧。当然，我对这事并不是没有其他看法的。
可是他又是怎样乘大汽车到银座去的呢？美国当局在记者招待会上向记者们散发的所谓他的笔记，与以后他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笔记，内容是不同的。
在记者招待会上散发的笔记中，他是这样说的：
“我搭乘美军大汽车在虎之门下车，换乘街上的出祖汽车到银座。我走进银座的咖啡馆‘顶好’，在那里同那个美国人商谈了出逃的事情。商谈后，我回到代表机构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了。我又花了大约两小时整理预备带走的特产品和随身用物，四点钟悄悄地离开代表机构前往东京温泉。在那里，我在单间里洗了个土耳其浴，让那里的服务员——名叫园田的土耳其姑娘给按摩肩膀。
“从东京温泉出来后，我在银座逛了一会儿，七点钟到以牛排出名的末广餐厅吃了晚饭。然后就在约定的地点同会在‘顶好’见过面的美国人会合，逃出了日本。”
可是《生活》杂志上发表的笔记却与这略有不同，有出入的地方是：
“当时，在美国人中间我最亲密的朋友是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中年妇女，她曾在美国陆军敎育中心担任敎师。这里姑且称她为布朗宁夫人。我同这位夫人每星期三在旧海上大厦旅馆见面，互敎英语和俄语。布朗宁夫人把美国的情况和她会住过一个时期的阿拉斯加的情况等告诉了我，而我则把苏联的实际情况告诉了她。”
就这样，拉斯托沃洛夫同布朗宁夫人交往着，他觉得夫人对他有着像对待亲兄弟般的感情。他就是向这位夫人谈出想要赶快脱离祖国远逃的决心的。
“于是，我第一次向这位夫人坦率说出了自己是中校军衔的苏联谍报军官，告诉她，我现在迫切需要她以前答应给予的协助。夫人说：‘再过几个钟头就不必担心啦。’我们就在当天晚上八点钟在夫人所住的旅馆附近会面，我当场和她商量好立即采取奔向自由的最后措施。”
他写道：这样，他靠着布朗宁夫人的协助，搭乘她的汽车，不久就乘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
哪一种说法真实呢？与其说哪一种真实，勿宁说《生活》杂志上发表的材料更加详尽。在记者招待会上分发的笔记上所说的“美国人”指的显然就是这位“布朗宁夫人。”
布朗宁夫人究竟是何许人？读了这段文章，就使人觉得，夫人对他有着像对待亲兄弟那样的情谊，而他也对夫人有着很深的爱情。
正如拉斯托沃洛夫交代过的那样，所谓布朗宁夫人是个假名字；读者不免暗自怀疑这个女人大概是美国情报机关的一员吧。
而且，从一九五四年九月的一期《星期六晚邮报》上刊载的美朕社东京分社社长罗伯特·安森的一篇报道里，也可以窥知这种怀疑不无道理。
在《我们怎样抓住了苏联第一号间谍》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下，这位老练的记者写道：
“抓间谍可不是外行人所能出面的。但是在最近发生的规模极大的一桩间让案件中，如果不是有两个外行人协助，西方大概决不可能获胜。这个间谍就是苏联在远东的谍报活动最高负责人尤利·亚历山大洛维奇·拉斯托沃洛夫。两个外行人是在东京同拉斯托沃洛夫结交的年轻的美国人，其中一人是个姑娘。她平时敎拉斯托沃洛夫英语，还一起去东京的夜总会跳过舞等等。另一人是常常在东京草地网球俱乐部同他打网球的男子。这两个美国人都没有受过间谍活动的训练，而且他们还讨厌同这样的事情发生关系。
“为了摆脱过去的羁绊，拉斯托沃洛夫是怎样乘上了大汽车的？关于这一点，半年之久他没有向外界透露只字，现在我们得以初次披露其真相。这篇报道是记者将自己认为百分之百可以信赖的各方面提供的情报，经过仔细整理后写出的。”
他作了这番交代之后，接着写道：
“有一天，日本警察拿来一张美国妇女的照片——据说她会到苏联大使馆去过。‘反间谍队’当即若无其事地访问了这个年轻的妇女，想探听探听。姑且把这个女人称作玛丽·琼斯吧。玛丽是个天真、漂亮的姑娘，她是作为军队里的文职人员到日本来的。她同其他几百名文职人员一起住在丸之内旧海上大厦旅馆里，在陆军的一个办事处担任秘书工作。‘反间谍队’人员把她的照片拿给她看，使她惶恐不安。但是她终于说明了她到苏联大使馆去是想冒冒险。他们问道：‘你在大使馆看见了什么？’她说：‘这个嘛，房子很脏，使人感到不大结实，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你没有见着什么人吗？’‘有一个英语讲得很流利的俄国人。他领我到处看了看，还说欢迎再来玩。’‘他没告诉你他的名字吗？’‘叫拉斯托沃洛夫——确实是这么个名字。他问过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他号码了吗？’‘当然告诉了。’听到这里，‘反间谍队’的人员忽然高兴得几乎给她下跪。
“于是，‘反间谍队’托她刺探拉斯托沃洛夫身边的事情。开头她怎么也不答应，可是终于答应如果有什么情况，就通知他们。
“拉斯托沃洛夫终于向玛丽说出了自己奉召回国，以及担心回国后将要遭遇的事。玛丽当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反间谍队’的朋友。他们又托玛丽探听他有没有逃走的打算。
“第二天，她带回拉斯托沃洛夫这样的答复：‘我打算逃走。’‘反间谍队’的人员认为事情来得太简单了，里面有点蹊跷。他们原来预料他一定会要求对他的前途给予种种保障。可是关于这方面他只字未提。他们觉得可疑。他们又吩咐玛丽进一步探询他的意图。
“她问他，‘你知道那对你意味着什么吗？’‘知道。’‘你的家属会怎么样呢？’‘我的家属多半会被杀死。可是，即使我回国也无济于事，我们都会被杀掉。’‘你打定逃走的主意了吗？’‘打定了。’
“拉斯托沃洛夫在终于逃往美国的头一天，打电话跟玛丽联系，作了周密的安排。
“这样，一月二十四日晚上，拉斯托沃洛夫悄悄钻进在日本广播协会大厦附近等大汽车的一群美国人当中，乘上了汽车。那以后，直到国务院在八月十四日为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再也没有露面。”
读者在这里就会猜想：前面拉斯托沃洛夫本人所说的“布朗宁夫人”，莫非就是美联社东京分社社长在报道中所说的“玛丽·琼斯”吗？诚然就是一个人。
当然，“布朗宁夫人”也好，“玛丽·琼斯”也好，都是假名字；而且可以认为，用这两个假名字来提到的这个女人，正是把拉斯托沃洛夫弄到美国去的一个重要的美国谍报工作人员。虽然美联社东京分社社长安森故意说“她是外行人”，但是看来无论如何也不像。何况当时美军方面还相信拉斯托沃洛夫是苏联的“头号”间谍呢。
八
从传询拉斯托沃洛夫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的一部分速记记录也可以看出，对拉斯托沃洛夫抱有友情的那个女人是个“专家”。
“摩里斯：‘拉斯托沃洛夫先生，我想知道你是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做工作的。’
“拉斯托沃洛夫：‘唔，我有过几个代理人。其中有的在日本政府的外务省工作，有的在驻日美军的情报部工作，有的是特派记者。’”
由此看来，尽管拉斯托沃洛夫在接见共同社记者时说过没能从美国拿到情报，但在这里却相反，他说他的某些代理人与美军有关。他在这里说的才是老实话吧。
速记记录里还有这样一段：
“拉斯托沃洛夫：‘我曾经几次尝试与美国人接触。比方说，情报部的军官——那个少校……’
“摩里斯：‘请不要说出名字来。’
“拉斯托沃洛夫：‘我不说名字。那个人是少校，我是经她妹妹写信介绍，试图与她接近的。’
“维尔加：‘应该说是“他妹妹”吧。’
“拉斯托沃洛夫：‘不，那个人是女的。她是情报部的少校。’”
虽然不能够遽然断定他在这个小组委员会上无意之中说出来的情报部的女少校跟他自己的笔记中的“布朗宁夫人”是同一个人，同时也就是美联社东京分社社长所说的“玛丽·琼斯”，然而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件事可以提供我们一点资料：情报部这样的机关里大概有着叫作“布朗宁夫人”或是“玛丽·琼斯”的女人。
从间谍工作来说，要想把敌方的某人拉到自己这边来，必须随时确切地了解对方的情况，不断地注意对方的性格、举止和环境。如果对方有了什么变化，就毫不踌躇地加以利用，展开攻势，最后和他发生接触——这才称得上是间谍工作。如果由于贝利亚被肃清，拉斯托沃洛夫非常担心他自己奉召回国的前途，因而变得忧郁起来，那末美军谍报机关一定会敏感地发现他这种情况的。
这种接触也许会以甜蜜的诱惑形式出现，也许造成某种机会进行胁迫。
拉斯托沃洛夫自己也在小组委员会上说过下面的话：
“维尔加：‘利用在铁幕后面的亲属来进行胁迫时，他们对代理人做些什么？是威胁他说要杀死他的亲属吗？’
“拉斯托沃洛夫：‘对啦。他们有时谦恭和蔼地、有时又唐突地说：如果你不答应跟我们一起干，你必须想想你的亲属会遭遇什么事。也就是说，他们直接用亲属的生命来威胁。这就是胁迫，是最恶劣的胁迫。’”
读到这里，马上使人联想到拉斯托沃洛夫本人在国内留下了妻子和八岁的女儿。他郑重其事地向美国方面恳求将他逃亡美国一事严加保密，千万不要泄露。也可以说，对方为了达到阴谋而使用的毫不留情的胁迫手段，多半使他感到了恐怖吧。
关于如何把代理人拉拢过来，他做了如下的证词：
“拉斯托沃洛夫：‘我说对方在日常生活中有异常行为，指的是同性爱之类的事。比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莫斯科防谍部曾接近一个姓菲蒙维尔的大使馆武官，想把他拉拢过去。原来防谍部知道这个人有异常行为。
“‘另外再举一个例子。莫斯科的防谍部为了达到目的还拉拢过一个日本官员。那人是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二等或三等秘书。防谍部派了一个年轻的女代理人接近他，这个女人勾引上了他。日本官员同那个女人谈情说爱，后来那个女人说自己怀孕了，到了要去堕胎的节骨眼儿上，男的被警察逮捕了。由于眼看这桩极不体面的事情要暴露出去，那个人就下定决心为苏联谍报部工作。”
不能断定驻日美军不曾按照拉斯托沃洛夫本人所说的步骤试行对他展开攻势。难道不是正当拉斯托沃洛夫表现出不顾奉召回国的时候，也就是说，正当他处于异常状态的那一瞬间，“女代理人”就承担了拉拢他的任务吗？至于她是“布朗宁夫人”还是“玛丽·琼斯”，那不关紧要。即便是证词中所说的“女谍报少校”也成。总之，从各种情况可以推想得到，美军曾对拉斯托沃洛夫进行过这样的“拉拢”。
但是就以“布朗宁夫人”或“玛丽·琼斯”跟拉斯托沃洛夫接近后获得的成功来说，难道在那以前美军方面就没有策划过同他接触吗？
这是不大可能的。这个策略恐怕早就一再进行过的。关于这一点，某方面还流传着这样一段插话：
情报部系统的某谍报人员让他的情妇（日本人）去接近过拉斯托沃洛夫。她巧妙地同拉斯托沃洛夫亲密起来。不久，她就对拉斯托沃洛夫说：“我认识的一个美国军人对他的差事感到不满。我想，如果向他搞情报，他一定会提供对苏联方面有利的数据。”可是拉斯托沃洛夫十分谨慎地拒绝了这个提议。据说他这种警惕的态度使美国方面把他俨然当成了一个大人物。
临到实际逃走的时候，拉斯托沃洛夫也是被当作大人物对待的。驻日美军谅必是极其缜密地协助他逃出的。美联社记者安森在拉斯托沃洛夫的记者招待会举行以前，即在他逃亡后不久的二月二日，曾拍发过下述电讯：
“现在有可能揭露苏联在亚洲最大的间谍网的真面目了。原苏联驻日代表机构的二等秘书尤利·亚·拉斯托沃洛夫从一月二十四日以来一直下落不明，而大家日益认为他是在美军手里。如果是这样的话，过去两年多以来使美军感到伤脑筋的情势，其内幕就要由秘密警察查明了。然而，人们越发相信，拉斯托沃洛夫已于上月二十四日乘飞机离开东京，前往美国军事基地冲绳。”
这则报道是在国务院举行记者招待会前六个月就发出的，所以令人感到惊讶。在这则报道中，引人注目的是对于把拉斯托沃洛夫弄到手一事给予的高度评价，说是：“现在有可能揭露苏联在亚洲最大的间谍网的真面目了。”
而且，还可以认为这则报道是为美国日后发表“拉斯托沃洛夫事件”而打下的底子——是个准备阶段。也就是说，当时拉斯托沃洛夫还被认为是头号人物——“大人物”。
另一方面，苏联方面除了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踪时向警视厅提出过搜寻要求之外，一直完全保持沉默。
前文已提到过，叫作罗扎诺夫的那个人以参加在札幌举行的滑冰比赛大会的苏联代表队领队身份来到了日本。当时报纸上注销消息说，正是他奉了本国的命令要把拉斯托沃洛夫带回国去的。
被召回本国的苏联代表机构成员不仅是拉斯托沃洛夫一人，另外还有索维利耶夫、萨伏洛诺夫等八人，他们最初预定搭乘苏联轮船回国。可是在二十五日下午又挂了电话向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班机定下了两个座位。用电话定座时，似乎是这样模棱两可地讲的：“还不知道是否赶得上起飞时间呢。”
说到二十五日下午，当时拉斯托沃洛夫已经失踪一天多了。如果相信声明所说的、他是在二十四日下午四点钟失踪的话，那末也已过了二十小时以上，这时他早已待在美军机关里了。
然而苏联谅必也布有并不亚于美国的周密的谍报网。苏联不会不立即知道拉斯托沃洛夫失踪的真相。证据是：滑冰代表队走后，原说因感冒留下来的罗扎诺夫却在二十八日就回国了。如果负有如此重大使命的罗扎诺夫没有查明拉斯托沃洛夫失踪的真正原因，即便推迟回国日期，他也要在日本滞留到查明为止。从他匆匆回国这件事来看，苏联谍报网也必然肯定拉斯托沃洛夫已经落到美国手里了。
再说，美国方面的引诱一定使拉斯托沃洛夫心里很烦乱。他必须下相当大的决心。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如果他逃走，他又担心留在国内的妻子和女儿的安全。但是，如果他奉召回国，说不定会被当作贝利亚的嫡系遭到肃清。可以想见，他对这些感到忐忑不安，对于是否逃走犹豫不决达数日之久，既烦闷又懊恼，这大概就是他被看作神经衰弱的原因。
然而，他终于下定了逃走的决心。但凡一个人经过极端的苦思焦虑之后下定了决心，精神反而会为之一爽，心情也就镇静下来了。一定是由于这个缘故，下雪的头一天他在草地网球俱乐部兴高采烈地打网球时，脸上才露出了愉快的神色。于是，这样一种推测就能成立了：苏联方面向警视厅提出的“拉斯托沃洛夫患神经衰弱”的说法，与草地网球俱乐部会员所作的“他精神饱满”的证词都是真实的。
九
失踪了的拉斯托沃洛夫下落不明达七个月之久。可是日本政府实际上是了解情况的。（参照上述美国驻日大使艾利逊致冈崎外相的秘密文件。）
无论如何，日本当时已经是同美国缔结了和约的独立国了。秘密出境是违反国法的。美国无视日本的国法，擅自用飞机把拉斯托沃洛夫送走，这是对日本政府重大的侮辱，是蹂躏日本主权的行为。前面已经说过，拉斯托沃洛夫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后，报纸刊载了冈崎外相的谈话，可是美国当局只表示“这次的处置实在遗憾，今后不再做这样的事情”——难道这么道歉一下就算完事了吗？
而且，美国对日本究竟有没有真正谢罪的意思，究竟有几分遵守保证的诚意，也是令人怀疑的。
关于这一点，令人想起一年前发生的“鹿地亘事件”。当时的国警长官斋藤升在他的《十年的回忆》一书中，曾就鹿地亘先生被日美特务机关幽禁事件写了下面一段话：
“为了使这个问题不致被反美运动所利用，我对美国强烈地表示，希望美国对我国道歉。至少，如果美国发表大意如下的声明：‘和约生效后，不通知日本当局，由美国方面动手逮捕鹿地是重大的失策。’那就会表明美国的公正精神。我认为，既然不是神仙，犯错误是谁也难免的；如果美国方面就这件事坦率地道歉，反而会令人威到美国的伟大。我赴美国大使馆，强烈地提出了个人的意见。可是他们对我的答复是：‘我们很明白你所说的话。但是要美国方面就逮捕日本国民的敌人——间谍，即卖国贼一事道歉，是有困难的。不知道为什么要道歉。’结果，只由美国方面发出通告说：‘在与日本政府缔结的和约生效之际，如果就这件事发出通知，本不会引起这样麻烦的问题’，就算了事。”
在斋藤长官提出这项抗议仅仅一年以后，美国就在这次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上干了同样的勾当。因此，美国口头上表示尊重日本的主权，实际上究竟有多少诚意就很难说了。
再说，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后，日美共同发表声明之前，双方曾通过外交、治安当局以及军事机关当局进行了相当频繁的接触。这个活动是慎重而秘密地进行的，双方谅必下达了命令，对局外严格保密。
可是就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到公布这个事件之间的七个月当中，日本同美国之间曾进行了种种活动。
如果列举其中特别重要的，则有下述几项：
美国方面从外交和军事上研讨了日本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问题。
其次是就“共同安全法”援助方面进行了极为秘密的协商，以致财政界都以为内容是经济援助。在这个期间，随着接受上述援助，日本政府悄悄地拟定并通过了“防卫机密保护法”。据美国方面说，美国向日本提供武器，但日本却没有保守其机密所必要的法律；对美国来说，这与把钥匙交给间谍一样危险。
通过“机密保护法”一事势必遭到日本舆论的严厉抨击，这是可以预料到的。为了应付这种批评，必须采取对策。因此，就得先让日本国民知道苏联从日本各方面（特别是从官厅方面）取得重要情报的所谓间谍事件。事隔七个月之后才公布“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实际上是为了在日本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也就有必要为拉斯托沃洛夫在美国所发表的供述提出“证据”。果然，在日本报纸公布了共同声明的第二天，就有一名少校向警视厅自首。
“据警视厅说，官方声明中所说的‘与拉斯托沃洛夫有牵连的日本人自首，指的是一位前陆军少校（年三十五岁）。这位前少校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后不久的二月五日，到警视厅出面，自愿协助搜寻工作。此人曾当过拉斯托沃洛夫的代理人，为拉斯托沃洛夫做过情报工作，但是由于他自动要求协助当为搜寻，所以不但没有被当作嫌疑犯，也没有作为‘自首’处理，当然更没有加以逮捕。这位前少校一伙人与前陆军特务机关有关系，是从苏联归国的复员军人，据说会通过拉斯托沃洛夫向美国方面提供有关日本政治、经济和防卫方面的高级情报以及关于苏联的情报。”（见《朝日新闻》，八月十网日）
这是日本方面最早就拉斯托沃洛夫证词提出的证据。但是，这是多么贫乏无力的证据啊！第二天报上立即公布这位少校就是志位少校。他“不但没有被当作嫌疑犯……当然更没有加以逮捕”。正如拉斯托沃洛夫那夸张的声明给与拥到国务院的各国记者以内容“空洞”的印象，在日本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然而志位少校自首后，有一些人跟着被逮捕了。
接着，外务省国际合作局官员庄司宏、欧美局官员日暮伸则和经济局官员高毛礼茂等被逮捕，可是并未证实案情包含什么特别重大的情报活动内容。勿宁说像以下所指出的那样，内容甚为贫乏。而且这三人都是中级以下的官员，连科长助理也够不上。
十
试把这个事件同“佐尔格事件”（一九四一年，驻日德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佐尔格和南满铁道临时工作人员尾崎秀实等二十余名以共产国际的间谍嫌疑被捕，一九四四年佐尔格及尾崎被处死刑。——译者注）比较一下。拿“佐尔格事件”来说，尽管当时实行着严格的言论管制，日籍的协助者所提供的证词的确有充实的内容。“拉斯托沃洛夫事件”所引起的轰动虽不亚于“佐尔格事件”，而所谓“曾予以协助”的日本人这方面却几乎什么情况也提不出来。如果是在更机密的中枢部门工作的官员又当作别论，从这几个“自首”的人的地位来说，他们也许能够了解一般秘密事项的一鳞半爪，不过那都是平凡的事情；他们是无从知道价值高到足以称作“重要情报”的那类事情的。从这里也暴露出拉斯托沃洛夫的供述内容的贫乏，与“佐尔格事件”是不能相比的。
这里令人怀疑的是：拉斯托沃洛夫究竟是不是那么大的一个人物。从上述情况推断，实际上他大概够不上美国方面所设想的那么大的一个人物。也就是说，他虽说是情报中校，却是个几乎什么情报也提供不了的小人物，使美国的期待落了空。
那末，美国究竟是从一开头就知道拉斯托沃洛夫的身份而故弄玄虚让人把他当作大人物看待呢，还是中途才查明他原来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呢？前面已经说过，恐怕是后者。这就是说，美国方面把拉斯托沃洛夫当作大人物带走，后来一调查，才发见他原来是个小人物，就大失所望，实际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吧。
然而，虽说是小人物，他也有他的用途，而且恰好就被用在八月十四日的日美共同声明上了。在记者招待会上出现的拉斯托沃洛夫是他本人也好，是个替身也好，反正这是为了收到种种预期效果而举行的一场演出。
据说是这时立即自首的日本方面的志位少校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关于这一点，当时《每日新闻》作了简单的报道如下：
“志位正二先生（年三十五岁）是在昭和二十四年从西伯利亚地区被遣返的前陆军少校。归国厉，他在美军总司令部的语文学习部任职，曾在舞鹤遣返救济局对从苏联遣送回国的人员进行各种调查。”（八月十五日）
从这则简单的报道也可以看出，被遣送回国的志位少校实际上是在美军总司令部任职的。
关于这件事，欧洲某大国的驻日情报机关曾秘密地指出了下述情况：
“这一事件的真正主角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机关，而是美国远东空军谍报部。拉斯托沃洛夫企图窃取、而且已经着手窃取的是有关以下各方面的情报：涉及美国远东空军的空中作战计划、驻日美国空军基地以及包括使用原子弹在内的攻击防御计划。志位少校已经直接接触到通过美空军的成层圈飞行拍摄的苏联基地以及重要机构的照片，但是实际上把志位介绍给拉斯托沃洛夫，直接领导他的人是前中校m，而m也曾把志位介绍给防谍部机关。
“志位以及原关东军航空高级参谋既然已经承认他们是美苏之间的双重间谍这一事实，那末m就当然是双重间谍的头子了。可是m却被认为与这次事件无关，这一点也可以证明问题的复杂性。据我们看来，拉斯托沃洛夫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被绑架的，而显然是为了要求庇护而亡命的。”
有可靠的迹象表明，外务省的一批人被捕是志位少校所谓的自首所导致的。
庄司和日暮受到的嫌疑是：他们曾把驻日美军有关方面的情报和日美关系的秘密情报提供给拉斯托沃洛夫，每次获得报酬五万圆到十万圆不等，前后各获得大约一百万圆的报酬。此外，高毛礼的情况是这样的：他是苏联经济问题专家，担任有关船舶的工作，当局怀疑他在任职期间向拉斯托沃洛夫提供了美军有关方面的船舶动向的横报。这个人战前在渔业公司工作，曾出差去过苏联，对船舶的情况很熟悉。
高毛礼、庄司、日暮向拉斯托沃洛夫出卖了情报。日暮、庄司等人曾买了房子，还大事修缮，花了不少钱。当局怀疑这笔钱是拉斯托沃洛夫给的，就根据这样完全不相干的理由对他们进行了侦查。
因此，庄司当即提出逮捕他是不合法的，要求进行公开审判，公布拘留他的理由。现在这个案件还继续审理中。
十一
庄司是这样说的：
“在讯问过程中，几乎没有触及我所期待的与案件的主要情节有关的事情。检察官专门盘讯我的经历，在外务省都做些什么工作，都处理和保管哪些文件，负责哪些事务等机关方面的事情，一直问到我的收入、财产，怎样把现在所住的房屋弄到手的等等，将这些方面细致地追究个透彻。大约在我被起诉的前一天，检察官会拿两份外务省的文件给我看，问我：‘你知道这个文件吗？给拉斯托沃洛夫看过没有？’在侦查中多少涉及‘拉斯特沃洛夫事件’主要情节的具体讯问，也就是这一次罢了。对以上问题，我明确地否认说：‘我没有拿给外面的人看过。’检察官就这一点所作的讯问是很简单的。”
这时庄司曾一度获释，可是后来又以违反“外汇管理法”再度被捕，原因是他非法持有美元，有从日暮手里拿到二千美元作为情报资金的嫌疑。也就是说，他是以非法持有美元被捕的。
“把我再度逮捕后，担任这一案件的侦查主任的长谷检察官就飞往美国。据说长谷检察官在美国对拉斯托沃洛夫进行了调查。当时写成的《检察厅调查记录》，就成为追究我违反‘公务员法’的唯一证据。另外，关于指控我非法持有美元从而违反‘外汇管理法’一事，检察官向法庭提出的唯一证据是已自杀的日暮先生的供述记录。除此之外，在历时两年的公开审判当中，检察官没有提出任何够得上证据的东西。”（见《日本》杂志，昭和三十四年十月号）
由于受到这个离奇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牵连而遭殃的日本人，公开出来的据说就达十七八名，还有人说是五十多名。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呢？有外务省、通产省、大藏省、防卫厅、总理府（内阁调查室方面）的官员，也有民间贸易公司、报馆、通讯社（驻莫斯科的特派记者）以及复员军人等。
由于美国方面的唆使，警视厅公安三科没有改变严厉的侦查方针。但是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违反“刑事特别法”第六条，侦查后得出的结论是：在平民当中完全找不到根据法律可以问罪的情节。
从这个案件牵涉的人数来说，规模是相当大的，然而相形之下内容竟如此空洞。
因有违反“国家公务员法”第一百条的嫌疑而被逮捕的官员只有上述三人。但是根据这条法律，至多能判处他们一年徒刑。从这一点考虑，日暮没有必要从地方检察厅的楼上跳楼自杀。即使问了罪，至多也不过丢掉外务省的职位，服刑一年了事。日暮自杀的原因不免令人感到有些蹊跷。
主任检察官长谷会透露，从日暮的供词中是可以推断出一些情节的。可是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讯问记录没有公诸于世的今天，外界是无法窥知其内容的。以下这段话并没越出推断的范围。
日暮果真作过拉斯托沃洛夫手下的间谍吗？如果他当过间谍，他为什么不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踪的一月间就采取行动呢？从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到他在美国国务院露面的这二百天当中，日暮的动静没有任何变化。如果他真是间谍的话，本会有一些动摇或者会逃跑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发生变化呢？关于庄司和高毛礼也可以提出同样的质疑。
自杀的日暮没有留下遗书。他自杀不是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做好了精神准备的。
由此还令人注意到，由于牵连到其他的美苏关系的间谍事件而自杀的日本人，到目前为止为数也已经不少了，而个个都没有留下遗书。
一、昭和二十一年九月，从苏联前来出庭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草场辰已中将在美军医院横死事件。
二、昭和二十五年一月，关东军原暗号班长、陆军少校松浦九洲男在自己的住宅自杀，原因不明。
三、昭和二十五年四月，已故日共总书记德田球一的所谓“要求问题”的议会作证人菅季治在东京三鹰车站撞电车自杀事件。（一九五〇年四月，苏联发表声明说，除了正在调查中的二千四百多名战犯，日本俘虏已全部释放。但是当时的吉田政府诬赖还有三十六万人未遣返，并谓当时的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德田球一曾要求苏联不要遣返他们。德田同志在国会上彻底粉碎了这一诬蔑。菅季治在国会上作证说，德田同志拫本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为此，他受到美军谍报部和警察的迫害，终于自杀。——译者注）
四、昭和二十五年九月，原驻莫斯科陆军武官佐佐木克己上校在自己的住宅内自缢身死事件。
五、昭和二十六年四月，外务省书记生弘岛昌从东京代代木的本人住所莫名其妙地失踪的事件。
六、昭和二十六年四月，原哈巴罗夫斯克《日本新闻》宣传部工作人员难波明从家乡秋田莫名其妙地失踪的事件。
这还只是一些公开出来的着名事件，这类事件实际上说不定要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死者都没有留下明确的遗书。看来陷进美苏关系的谍报深渊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这些人毫无例外地都被认为有双重间谍的嫌疑。但是“双重间谍”的罪名是注定加在这些人身上的。美苏双方都不可能单方面搞到情报。如果想从对方搞到情报，就必须拿出自己这方面“可以出卖的情报”。要是什么也不拿出来，就难以弄到对方的重要情报。从第三者看来，这就像是双重间谍了。
十二
本来日暮所接触的一些文件中，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机密。欧美局第五科负责《苏联月报》的编辑工作，此外还给有关的其他刊物撰稿，这完全不是什么机密。拉斯托沃洛夫在声明中说“搜集的情报也有从日本报纸杂志上取材的”，但是如果把这也算作辅助的间谍行为，那可太滑稽了。因此，第五科的工作按说根本不包括那些意义重大到足以使日暮自杀的机密。
与其说日暮属于外务省，勿宁说他属于内阁调查室。有人说这个内阁调查室是日本的“机密室”，它倒也起过那样的作用。不过当时它还没有今天这样庞大的预算和人员配备，机构也还没有扩充到这样大，因为各个上司的裁夺起着很大的作用。
日暮绝没有向拉斯托沃洛夫提供过情报。据说实际上他坚决反共，忠于职守，从来没有给“内调”工作带来过损害。有些迹象令人感到他负有特殊任务。实际上他并不属于日本机关。不管他是什么职位（譬如说，派在内调室的专员），当然是不能向别人透露的。如果说得更明确一些，他也许是被纳入美国情报网里了吧。上述这段话不是凭空想像的，而是根据已有的线索推测出来的。
可以隐约看出，日暮受了某方面的委托，曾承诺在“拉斯托沃洛夫事件”中多多少少进行一些“表演”。他曾供述自己把干情报工作用的美钞“存在”同事庄司那里，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可是在长谷检察官审讯他的过程中，他可能发觉那不是单纯的“表演”，实际上自己是被当作在日本来反映待在美国的拉斯托沃洛夫的影子。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发觉自己上了当，一定是惊愕不已。“鹿地亘事件”中的三桥某那样被加上“双重间谍”的污名，在他来说是不能忍受的。日暮的性格认真而直率，而且他还犯了因“表演”而把他的同事庄司也给拖下水的过错。他的死会不会含有弥补自己的过错和对同事谢罪的意思呢？
总之，就“拉斯托沃洛夫事件”而言，拉斯托沃洛夫本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美国招待了他，可是他叫美国人大失所望，什么也没贡献出来。既然这样，对他还另有用途。那就是适当地晃出他的影子，以取得另外的、但又是同样的效果。于是，就在美国演出了这个事件本身，并且使它像镜子一样反射到日本来，也表演了一出架空的戏。这正是横跨太平洋的一个大骗局。
而演这出戏的直接目的是对两天前发生的容恩博士逃往东德事件采取的报复行动：此外，它还为在美国国内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打开了道路。
就在宣布“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两天以前（十二日），美国参议院以八十五票对零票一致通过了宣布美国共产党为非法的法案。
在这以前，艾森豪威尔总统一直认为这项法案只能越来越迫使共产党员转入地下，有害无益。据说连艾克都对通过这项法案感到为难。通过这项法案的背景，同“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决不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可以认为，“拉斯托沃洛夫事件”曾被利用来在美国国内加紧煽动麦卡锡旋风。
当时美国还发生了一桩所谓反间谍事件。据无线电广播通讯社报道，事情是这样的：
一九五三年（昭和二十八年）十一月十日，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苏联边防兵发现日本人越境，打死一人，逮捕了一人。为什么日本人会在苏联所属的东面某个岛上出现呢？经过对这个谜的追查，那个被捕的日本人终于坦白出一切有关他的行动的情况。
据他坦白说，他叫谷明，被打死的叫高桑丰（当然都是假名字吧。——作者原注）。谷明被判处二十五年徒刑。据谷明供述，他从一九五一年四月起就在北海道札幌市美国“反间谍队”的分队里工作，骨托札幌市南十六条西五丁目的“反间谍队”无线电特务情报学校里受过训。在那里负责选拔派往苏联的间谍的是美国格雷上尉和他的助理后藤米次郞。谷和高桑两人先后曾在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月以及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三次潜入苏联境内，拍摄苏联地形照片，用无线电同札幌的“反间谍队”机关进行联络。在第四次（即十一月十日）终于被苏联士兵发现了。当时他们携带着美国造的无声手枪、小型无声自动步枪、轻便步枪、无线电照像机及暗号表等。（读过本书前面部分的人在这里请回想一下《白鸟事件》。请注意事情同是发生在札幌市内，而那里的“反间谍队”队员携带的似乎也是无声手枪。作者曾推断凶手或者就是用无声手枪射杀白鸟警部的。——作者原注）
这就是无线电广播通讯社所报道的所谓反间谍事件的内容。可是美方有关人员会担心这个潜入组说不定已向苏联坦白了另外一些情况，因为原关东军的高级情报航空参谋组和海军的航空参谋等人一起被合并到某机关里，组成一个特殊的秘密机关；专门对苏联进行某些勾当。所以如果苏联根据了解这些情况的谷的供述，用某种形式予以发表，那就会使得美国非常狼狈。
这个时候，美国准是有必要让全世界和日本知道“苏联其实也在对日本进行大规模的谍报活动”吧。美国军事谍报机关谅必认为有必要恢复自己的名誉，又痛切感到必须在世界情报活动方面对苏联予以有效的回击，才以这样的形式宣布美国接纳了拉斯托沃洛夫的事吧。
再者，由于发生了容恩博士的事件，美国军事谍报当局有必要让美国舆论看到他们也在进行同样的工作。因为在议会制的美国，如果使人感觉其机关无所事事，那就有可能在议会里遭到攻击，从而在预算方面都会受到影响。搞阴谋活动是需要巨额款项的。这一点也可能被认为是“拉斯托沃洛夫事件”产生的成效之一。
以上是对美国所获得的效果的估计。那末，日本怎么样呢？
报纸发表拉斯托沃洛夫接见记者的消息时，绪方副首相正在北海道旅行。他在旅途中发表了谈话，大意说：“鉴于这次事件的发生，我国有必要及早制订‘机密保护法’之类的法规。”报纸上也报道过他的这番谈话。
当时吉田政府正在忙于考虑制订“机密保护法”。事实上，正如这位副首相所说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制造了促成制定这个法案的气氛。
早在昭和二十八年十月左右，保安厅、法务省等就着手研讨并起草这个“机密保护法”或“防卫机密保护法”的具体内容了。最初，有两种想法，一个是这项草案只限于美国根据“共同安全法”援助所提供的武器的保密，另外一个想法是把保密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出动保安队和警备队（现为自卫队），以及在口本制造的武器。可是，后来根据保安厅长官木村的意见，准备制定类似战前“军机保护法”的广泛的保密法。（见《朝日年鉴》，昭和三十年版）“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公布，就起了朝这方向顺利推动的润滑油的作用。
十三
再者，吉田政府当时由于造船贪污案而摇摇欲坠，因此，与吉田对峙的政治派系——鸠山、石桥、松村以及三木这派人就都行动起来，明确地谋求同苏联媾和。此外，自由民主党内的另一派也对吉田向美国一边倒的作法表示不满。
（后来鸠山内阁成立。拉斯托沃洛夫过去的同事、苏联代表机构成员多姆尼茨基通过某一途径接近鸠山，终于排除吉田派的阻挠，在莫斯科缔结了期待已久的《日苏条约》。到那时为直，吉田和鸠山各自的政治势力在明里暗里所进行的激烈斗争，已深化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这样一来，对吉田政府来说；公布“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就起了给亲苏派泼冷水的作用。也就是说，借苏联人自己的口道出了苏联在日本进行规模庞大的阴谋活动。这比出自第三者之口更加真实，更给一般人以切肤之感。由于拉斯托沃洛夫在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上作证说，苏联驻日代表机构二十三个成员几乎个个都是为了在日本搞情报活动而留在日本的，就更使日本方面感到震惊。
但是与苏联代表机构的三十三个成员比较起来，美国驻日大使馆到底有多少人员呢？据说美籍正式工作人员有二百几十人，雇用的日本人有六百人左右，共计近九百人，算上非正式的工作人员则形成一千余人的大阵容。留在日本的苏联这三十三名所谓“情报人员”，无论如何也不是美国大使馆那负有几乎同样任务的大群人马的对手。各国驻外使馆的一半工作是搜集情报，如今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了。可是一听到拉斯托沃洛夫作证说“苏联代表机构三十三名成员的情报活动”，就会使一般人产生实在是小题大做的紧张感觉。
拉斯托沃洛夫还负有另一项使命。那就是公布这一事件的两年之后，一九五六年（昭和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以公使衔作为渔业机构代表到东京上任的苏联驻英国大使馆参事塞尔吉·契夫宾斯基的事情。这位契夫宾斯基是参加渔业谈判的苏联代表，当时渔业问题成为苏联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的重大问题。但是日本某方面认为契夫宾斯基入境是苏联在日本从事阴谋活动的开始。这就是说，关于契夫宾斯基不是外交官而是谍报工作专家的流言传布开了。
有见识的外务省官员，例如当时的驻英大使西春彦和参加日苏谈判的日本代表之一松本俊一等，都认为契夫宾斯基是正常的外交官，所以不能不说这个流言是离奇的。但是不久就逐渐弄清了这个流言的背景。原来它竟来自拉斯托沃洛夫这个人。根源出于同年五月二十九日他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上的证词。
而且还不只是契夫宾斯基这一件事。在那以前的二月八日，拉斯托沃洛夫在同一个小组委员会上还讲了下面的话：
“摩里斯：‘你知道苏联的通商代表团被利用来做谍报工作的任何实例吗？’
“拉斯托沃洛夫：‘他们利用通商代表团，利用驻外国的大使馆及外交使节团。’
“摩里斯：‘你能否谈谈有关这一点的经验？根据你本人的经验举出一些实际的例子。’
“拉斯托沃洛夫：‘举个实际的例子吧。例如派到东京的通商代表团团长多姆尼茨基上校，这个人是苏联驻日通商代表团的团长，可是这个正式的职位是用来掩饰那个国家的谍报活动的。在世界各地都一样。通商代表团成员中有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属于谍报部。’”
总之，拉斯托沃洛夫待在美国，可以说是负有任务来“削弱”日本对苏联接近的政策。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利用他的方法之高明吧。
拉斯托沃洛夫就这样被利用来取得种种效果。当他刚到达美国的时候，负责招待的当局以为他是大有利用价值的显要人物，后来才知道他是个不起作用的三流人物，弄得他们大失所望。可是原来他的用处就在这样的地方。
“拉斯托沃洛夫事件”是一出内容空洞的蹩脚戏，但是它给予日本国民的敎训是很多的。那就是，位于亚洲东端的弓形的日本列岛，已经成为美苏两国谍报的深渊，而不少日本人被卷进到这个漩涡之中，遭到了厄运。今后同样的状态也许还会继续下去。
这个事件说明，我们日常的和平生活随时都可以被某种阴谋利用而遭到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