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何时生心欲取《聊斋志异·连锁》一传谱为杂剧，今兹都已不复记省，但决在杂剧三种脱稿之后耳。至其开始着笔，则为卅一年一月间。时当寒假，较为暇豫，无事妨吾构思按谱也。及下卷第三折写讫，牵于课事，又腰背作楚益甚，遂不复能赓续。每值寒暑两假期中，辄思写毕，了此夙愿。思致枯窘，精力疲惫，援笔而中止者，三载于兹矣。今岁寒假，期间较之往岁为长，病躯畏寒，怯于外出，斗室坐卧，殊无聊赖，乃谱完末折，于是俨然上下二本之杂剧矣。顾尚无楔子及科白，又以十日之力补足之，删改之，涂乙至不辨认。又以十日之力，手抄一过，则今之《游春记》是也。初意拟为悲剧，剧名即为《秋坟唱》，既迟迟未能卒业，暇时以此意告知友人，或谓然，或谓不然。询谋既未能佥同，私意亦游移不定。今岁始决以团圆收场，《游春》之名于以确立。
王静安先生《宋元戏曲考》谓：“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吾向于文艺，亦重悲剧，时谓举世所称剧圣如莎士比亚者，其所为悲剧，动人之深且长，亦在其喜剧之上。若夫明人，固无悲剧，然亦乌有所谓喜剧者哉！当谓之“团圆剧”始得耳。吾平时说曲，常目为堕人志气、坏人心术者也。又以深恶痛绝此团圆故，遂波及于喜剧，今乃知其不然也。明人之于剧曲，殆不知足而为屦而又为蒉者乎？夏虫固不可以语冰。其为团圆剧无足取，即使其为悲剧，亦讵能有合哉？善夫吾师尹默先生之论曲也，其言曰：“诗馀小技况词馀，道义从来不关渠。尝得人间真意味，始知此外更无书。”明代士夫其以道学自居，圣贤自命，鄙填词为玩物者，或力追风雅，迹拟盛唐，目戏曲为小道者，吾无讥焉。若其肆力辞章，从事剧曲者，率皆庸凡、肤浅、狂妄、鄙悖。是以志存乎富贵利达者，其辞鄙；心系乎男女风情者，其辞淫；意萦乎祸福报应者，其辞腐。下焉者为牛鬼，为蛇神，为科诨，为笑乐，其辞泛滥而无归，下流而不返。要之尚不识人间二字，遑论其意味，又乌有所谓真？惟其无真，故无性情，无见识无思想，驯至啼笑皆伪，顶踵俱俗；遂至亦无所谓同情，无所谓严肃，无所谓诚实。以是而填词，而曰可以抒情可以风世，可以移风而易俗，亦大言不惭而已矣，其孰能信之？夫五味不能有辛而无甘，人生亦不能有失败而无成功。戏剧所以刻画人生，亦岂能有分离而无团圆？明人团圆剧之无足取，非团圆剧本体之过，乃明人不知所以为团圆剧之过，亦即其根本不知所以为剧之过。故吾曰其为团圆剧无足取，即使为悲剧仍无当也。
或问明人之剧，既如子言矣，若夫元人之剧则诚何如？应曰：昔者静安先生固尝拈“自然”两字以评元剧矣，今试进而申论之。王先生之所谓自然，以吾观之，天真而已，幼稚而已。夫元之于曲，号称极盛，殆亦如唐之于诗，宋之于词，上至王公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鲜不好之者也。顾所有作者，亦意识未晰，思力不锐。其高者，尚能以自然之眼观物，自然之舌言情，卓然于前代诗词之外，自有所建树。要亦只成其为天真，而乏高明博厚之致。下焉者，其体虽新，其神则旧，其所写之生活，所用之技术，无一不囿于旧日之传统。其事则利禄功名，悲欢离合，因果报应；其词则风云月露，花柳莺燕，诗酒牢愁。甚至举旧诗词之尘羹，之土饭，之蔗渣，之腐鼠，亦反复咀嚼之，若有馀味焉。一何其幼稚之至于斯也！间有游心物外，敝履尘寰之作，自视为清高，或许以超脱。要亦不过漱释道之馀唾，拾仙佛之牙慧；而又杂糅以儒家乐天安命之陈言。其清高与超脱也者，亦适成为混沌、颟顸、偷生、游手、无所事事已耳。既已无当于生，亦复何名为人矣乎。王先生所谓之自然，殆亦指其少数中之少数，而非可以概其全也。
又吾向日上堂，尝说悲剧中人物性格，可分二种：其一为命运所转；又其一则与命运相搏。后者乃真有当于近代悲剧之义。即以元剧论之，若《梧桐雨》，若《汉宫秋》，世所公认为悲剧也。顾明皇与元帝，皆被动而非主动，乃为命运所转，而非与之相搏。若《赵氏孤儿》剧中之程婴与公孙杵臼，庶几乎似之。然统观全剧，结之以大报仇，则又何也？虽然，即不如是，吾犹疑之。夫人至舍其生而杀其身，此固天下之至悲，然且未可概视为与命运相搏也。吾于此更有说焉。凡夫有生之伦，或劳其心，或劳其力，孜孜穷年而弗能自已者，凡谋所以遂其生而已矣。此固不独于人为尔，人特其最著而最胜焉者耳。遇有阻难，思有以通之；遇有魔障，思有以排之。斯又生物皆然，人特其最灵而最力焉者耳。通之而阻难且加剧焉，排之而魔障且益炽焉，于是乎以死继之，迄不肯苟安偷生，委曲求全。斯则为人所独能而独烈者矣。窃意必如是焉，乃成乎悲剧之醇乎醇者矣。然其死固将以求生也，非求死也。乃所以为己也，非为人也。莎氏诸作，若《哈姆雷特》，若《李尔王》，其显例已。至若以一死以图事之必济，幸济，或或济焉，则似与是有殊，而非可以并论齐观，虽然，捐躯救人，舍身济世，又人类之所以为物灵也，吾讵敢菲薄之？特其意义与吾前所云云者，稍异其趣，是则不可以不辩。证之古希腊，则爱斯迄拉斯氏所作《被系扎之普拉美修斯》一剧，其雄伟庄严，只千古而无对，而壮烈之外，加之以仁至义尽，真如静安先生所云，“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悲之一字，竟不足以尽之，即吾所立悲剧人物性格二种，亦不足以名之，而尤非元明作家所能望其项背者矣。
或又曰子以近代思想责之古人，是犹讥孔圣以不知电气，一何其不恕欤？又应曰唯，然，否否。心灵与物质有别，物质可以时代限，而心灵则不尔。莎士比亚且无论，彼爱斯迄拉斯之生世，亦当吾国周朝敬王、元王间，不更早于元人耶？
或又问子之雌黄古人既如是，今之为此《游春记》也，其自视也则又何如？则应之曰：人既有此生，则思所以遂之，遂之之方多端，而最要者曰力。其表现之于戏剧也，亦曰表现此力则已耳。其在作家，又惟心力、体力精湛充实，始能表现之。悲剧、喜剧，初无二致。而吾疾病丛生，身心俱惫。每有所作，或中道而废，或竭蹶终篇，未尝不再三致叹于魏文帝“体弱不足起文”之言。对于前贤，虽诚少许可，若其佳篇伟制，亦惟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吾之为是记也，策驽骀以奔驰千里，驱疲卒以转战大漠，若之何其能有济？事倍而功不半焉。世之君子，读吾曲者，幸能谅之。夫吾于古人，无所假借，而犹冀他人之见谅，子矛子盾，诚难为说。且掺觚之士，出其述作，与世相见，而曰君子谅之，是又如鬻矛、盾者之自谓其矛、盾之不锐、不坚也，奚其可？虽然，有见吾《祝英台》剧而致疑于吾之拥护旧礼教者矣；是记一出，其将有谓吾为迷恋旧骸骨者乎？吾若之何而能不有冀于原迹明心之君子也哉！是为序。
时维民国卅四年二月十一日，则旧甲申之除夕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