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文运动

唐以前，在文学上无所谓古文。古文概念的提出，始于韩愈(注：见《师说》、《与冯宿论文书》、《题(欧阳生)哀辞后》、《考功员外卢君墓志铭》等篇。)。他把自己的奇句单行、上继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并使之和"俗下文字"，即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文对立。在唐德宗贞元时期，由于韩愈的努力提倡，古文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人向韩愈请教，一时"韩门弟子"甚众。而李翱、皇甫提等则都是著名的韩愈的追随者、拥护者。到了唐宪宗元和时期，又得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业绩更著，影响更大。从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间，古文逐渐压倒了骈文，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谓"古文运动"。

但是这个运动，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其发展过程的。散文的骈俪化，原是两汉以来散文和辞赋发展的结果。六朝时代，士族文人以骈辞俪句掩盖他们生活内容的空虚，骈文逐渐成为文坛的统治形式。但在骈文鼎盛的当时，也就萌发了对立的复古思想。齐梁时刘勰著《文心雕龙》便提出了文学应该"宗经"、"征圣"和"明道"的主张。裴子野的《雕虫论》，也反对骈俪文的"摈落六艺"，"非止乎礼义"。在北朝，西魏宇文泰提倡复古，苏绰仿《尚书》作《大诰》，成为无生气的拟古。北齐颜之推，也认为文章应"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颜氏家训·文章篇》)。隋文帝杨坚统一北中国后，于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当时李谔上书，同样主张复古(《隋书·李谔传》)。隋唐之际，王通更以排斥异端，复兴儒学正统的继承者自居，他的《中说》，在论文时就非常强调"道"的内容，已初具文以载道的观念。唐初文风，沿南朝骈俪之习，王勃、杨炯等虽对当时文坛有所不满，但他们还是以骈文名重一时。陈子昂出来，又大张复古的旗帜。他的功绩，固然是在诗的革新方面，但对文风的转变也起了一些促进的作用。"今观其集，惟诸表序犹沿俳俪之习，若论事书疏之类，实疏朴近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九)陈子昂以后，"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旧唐书·文苑传》)但唐玄宗开元时期，苏廷、张说号称"大手笔"，他们虽主张"崇雅黜浮"，而骈文的陈腐习气实际还是很重的。直到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继起，复古的思潮才进一步高涨起来。他们研习经典，以儒家思想为依归，真正成为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萧颖士以为"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文"；"魏晋以还，未尝留意。"(《赠韦司业书》)李华则认为"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他的文章"大抵以五经为泉源"，"非夫子之旨不书"，是"文章中兴"的开启者(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元结则从创作实践上，力变俳偶为散体，多记叙山木园亭和表现愤世疾俗之作。独孤及强调"先道德而后文学"；特别推崇两汉文章，认为"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梁肃《毗陵集后序》)。梁肃文论思想受独孤及的影响，更提出"气能兼词"的论点(《李翰前集序》)。柳冕以儒道为根本的文学思想，更系统，惟不善为文，自谓"意虽复古，而不逮古"；"言虽近道，辞则不文"。总之，关于文章必须宗经、载道、取法三代两汉的思想，在韩柳之前已提得越来越明显，而且这些主张的基本精神是和韩柳一致的。只是他们在创作实践中，都还未能彻底摆脱骈文家的积习，卓然有所树立，从而改变一代的文风。但完全可以肯定，他们在文论上的主张，或创作中的努力，是为韩柳古文运动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古文运动所以在中唐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发生和发展，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客观的现实社会条件。天宝以来，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人的复古主义思潮，就和安史之乱的现实有关。安史乱后，大唐帝国陡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贞元、元和时期，号称"太平"和"中兴"，实际藩镇割据的严重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而且佛道二教盛行，僧尼道士已成为一种特殊势力，他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唐会要》卷四七)，不但和广大人民有矛盾，而且由于"使农夫士女堕业以避役，故农夫不劝，兵赋日屈"(《唐书·李叔明传》)，也和唐王朝的利益发生矛盾。但是贞元时期二十年苟安的太平，不仅使摇摇欲坠的唐王朝得到了暂时的稳固，而且在唐王朝的统治区内也恢复并发展了生产，因而也给统治阶级带来了"中兴"的希望。以韩愈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思潮，在贞元时期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正是从意识领域内来挽救这个严重的危机，促进"中兴"局面的出现，从而加强和巩固唐王朝统一的封建帝国统治。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除军阀大地主外，它确是反映了广大阶层人民的现实要求的。韩愈打着复古的旗帜，主张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反对佛道二教，来整饬社会风尚。他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对儒家所谓"君臣之大义"、"夷夏之大防"发生了动摇，就意味着封建等级制度的破坏，就意味着统一帝国的封建统治走向衰落和崩溃。他所写的《原道》、《原性》、《原人》等篇，就是他所试图建立的理论体系的重要论著。在这些论著中，韩愈着重提出并论述了与佛老尖锐对立的儒家之"道"，这个"道"，是历圣相传、有其悠久的传统的，也就是以孔孟儒家为正宗的封建思想体系。

韩愈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而六朝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已经成为表达思想内容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开展一个文体革新运动，也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古文，指汉以前的散体文，不仅语言长短不拘，抒写自由，便于表达现实生活内容，而且它本来是载道的，因而也便于学习和宣扬儒家之道。所以韩愈提倡古文总是和学习古道联系在一起的。他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显然韩愈学古文是为了学古道，换句话说，要学古道就必须学古文。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这就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基本内容。这里应该指出，柳宗元虽也主张文以"明道"，但在"道"的具体内容上，是和韩愈不尽相同的。韩愈所谓"道"，多伦理性质，他的"传道"文章封建色彩较重。柳宗元虽也谈儒道，同样是为封建地主阶级说教，但他的唯物论思想和政治革新的主张却是很突出的。

韩派古文家和柳宗元关于文体革新的理论，是古文理论的精华。他们的文体改革是建立在散文传统的继承和革新的基础上的。韩愈首先强调作家的修养。他说："根之茂者其实遂"，"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所谓根或气，都是指作家的人格修养。对于文学语言，韩愈重视在继承散文传统的基础上有所革新和创造，坚决反对模拟抄袭的不良文风。他主张学古文应"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指出"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樊绍述墓志铭》)。他还认为运用语言，必须"文从字顺"，即合乎自然语气。而且要从实际出发，"因事陈词"，使"文章言语，与事相侔"；还必须做到"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其事信，其理切"(《上襄阳于相公书》)。

韩派古文家李翱在《答朱载言》书里，透辟地发挥了韩愈反对因袭、主张独创的理论。他认为圣人的《六经》，以及百家之文、屈原之辞，"创意造言，皆不相师"。他以为"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义是共同的原则，也就是道；而意则是各家表现义的具体思想。因此，意是需要各家自己创造的。他以为文章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尚异"、"好理"、"尚对"、"不尚对"、"爱难"、"爱易"等等标准，主要在是否"能极于工"。"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那些"自成一家之文"，"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之文，一定是"文理义""三者兼并"的。因此，文章之词也必须是独创的。韩派另一古文家皇甫提也同样主张从意到言的新创。他说："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富则出众，出众则奇矣。"但他实在已走到了极端，从要求"新富"而竟至要求"奇怪"了。

柳宗元同样高倡文以明道，反对"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的颓靡文风(《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他认为对社会生活作"褒贬"或"讽谕"是文章应有的功能(《杨评事文集后序》)；文学批评必须重视作品的思想价值，那些用美丽的辞藻包藏着错误内容的作品，对读者的危害是更大的。他认为真正优美的作品，不仅应该有完美的形式，而且必须有正确而充实的内容，二者不可偏废(《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对于写作态度、写作技巧等有关作家修养的问题，也都有精辟的论述。

第二节　韩愈的散文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三岁而孤，由嫂郑氏抚养成人。叔父云卿、兄韩会都是在李华、萧颖士的影响之下，倾向复古的人物。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韩愈早年即以一个复古主义者自命。二十五岁成进士，二十九岁始登上仕途，他在科名和仕途上屡受挫折，就和他的复古思想有关系。先后做过汴州观察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官。在监察御史任时，他曾因关中旱饥，上疏请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元和十二年，从裴度平淮西吴元济有功，升为刑部侍郎。后二年，又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几乎被杀，幸裴度等援救，改贬为潮州刺史。穆宗即位，他奉召回京，为兵部侍郎，又转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七。

韩愈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是比较复杂的。他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拥护王朝的统一；提倡"仁政"，反对官吏对人民的聚敛横行，要求朝廷宽免赋税徭役：这些都表现了他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是他政治思想中的进步的一面。他猛烈地排斥佛老，热烈地提倡儒家正统思想，这是和他的政治思想适应的，客观上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在这里，韩愈也宣扬了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糟粕。他的《原性》继承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把封建统治者的人性看作是上品，而把被剥削人民的人性则视为下品，而且认为这种封建等级制以及等级性的人格是天理自然，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所以他在《原道》中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这些理论，显然都是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韩愈所大声疾呼的"道"，实际是他对于封建国家的法权、教化、道德等等绝对原则的概括，是饱含封建伦理的意味的。他的世界观，即他所谓"道"的具体内容，无疑对他的散文创作是有不良影响的。但是又应该看到，韩愈的思想，还有矛盾的一面。他努力维护"道统"，又往往不自觉地破坏了"道统"。譬如他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读墨子》)。更突出的是，他在著名的《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一具有现实性和战斗性的思想。他不但承认伊、周、孔、孟等等"道统"以内的善鸣人物，而且也承认杨、墨、老、庄等等"道统"以外各种不同流派的善鸣人物。显然，他认为一切文辞、一切道，都是不同时代不平现实环境的产物。那么，所谓古文，就不仅是传道的工具，而且也是鸣不平、反映现实的工具。这一思想对他的散文成就是有重大的影响的。当他从现实社会生活出发来观察问题，他就自然地突破了陈腐的儒家正统思想的羁绊，因而他的创作和理论也就放射了动人的光辉。从韩愈的散文来看，成就最高的显然是那些由于自己仕途坎坷不平而对黑暗现实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的作品，而不是那些板着面孔为儒道说教的文章。他创造性地运用语言，而不是模拟抄袭古代语言，也是和着眼于现实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系的。

韩愈的散文，内容复杂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他的"杂著"或"杂文"，发挥了散文的战斗性的功能，不少作品达到了思想艺术完整的统一。《原毁》，通过对当时社会现象的精辟分析，揭露了当时一般士大夫所以要诋毁后进之士的根本原因。他指责当时社会人情的恶薄，自鸣不平，并发出了主张公正用人的呼吁。作品立论鲜明，语言平易，虽多阐述孔子、颜渊、子路、孟子等人的意见，而不引经据典，这是散文创作中的一种新的形式。他不顾流俗的诽谤，大胆地为人师，作《师说》，指出师的作用及相师的重要。他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都可以为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这种见解打破了封建传统的师道观念，对于我们今天也还有参考价值。文章感情充沛，说服力也很强。他的《杂说四》，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比喻贤才难遇知己，"只辱于奴隶人之手"，寄寓了他对自己遭遇的深深不平：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见外，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文章简短明快，而多转折变化，十分饱满地表达了一腔的委屈。《进学解》和《送穷文》用对话形式，以自嘲为自夸，以反语为讽刺，为当时社会的庸俗腐败，表现了一个有理想的士大夫在黑暗现实中不能妥协的精神。《毛颖传》学司马迁传记文，是所谓"驳杂无实之说"的典型作品，亦即当时流行的一种传奇小说。它借毛笔始而见用，"以老见疏"的故事，讽刺统治者的"少恩"；同时对那些"老而秃"、"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的无用老官僚也旁敲侧击，给以讥刺。

韩愈写了许多应用文，往往借题发挥，感慨议论，或庄或谐，随事而异，实际也就是"杂文"。《送李愿归盘谷序》借隐士李愿的嘴，对得意的"大丈夫"和官场丑恶，作了尽情的刻画和揭露：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俊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秽于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敫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此文描摹庸俗大官僚和官场丑态，穷形尽相，令人啼笑皆非。叙述用对比法，化骈偶为单行，流畅有气势。苏轼很欣赏它，夸张地认为是唐代的第一篇文章，但它确是韩愈早期散文一篇有声有色的力作。《蓝田县丞厅壁记》，实际是为"种学绩文"的崔立之鸣不平，同时也揭露了腐朽的官僚制度。他还在许多书启里，为自己或朋友鸣不平，实际也是对封建科举制度和官僚制度，提出了控诉和抗议。

韩愈的叙事文，有许多文学性较高的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记述许远、张巡、南霁云等死守睢阳英勇抗敌的事迹，绘声绘色，可歌可泣。文章前半夹叙夹议，证明许远"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实不畏死，层层驳诘，笔端带有感情。后半根据自己所得民间的传闻，写张巡、南霁云事，而特别写了南霁云乞师贺兰的片段情景，突出了生动饱满的英雄形象。文章只写张巡等三人死守睢阳的遗闻轶事，叙事和运用语言极曲折变化之能事，足令三人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这是司马迁传记文的一个发展。他的碑志文向来很有名，虽不免有许多"谀墓"之作，但他往往根据对象的不同特点，在定型的体例之中，作具体的描写，因而区别于六朝以来的那些"铺排郡望，藻饰官阶"的十足公式化的碑志文。著名的《柳子厚墓志铭》，有重点地选取事件，通过富于感情的语言，不仅指责了官僚士大夫社会的冷酷无情，叙述了柳宗元一生不幸的政治遭遇，而且也突出了"议论证今古，出入经史百家"的一个古文家的形象。《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既叙述了"天下奇男子王适"的生平事迹，末了还叙述另一"奇士"侯高当日嫁女王适的滑稽故事：

初，处士(侯高)将嫁其女，惩曰："吾以龃龉穷，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君(王适)曰："吾求妇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闻其女贤，不可以失。"即谩谓媒妪："吾明经及第，且选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许我，请进百金为妪谢。"诺许白翁。翁曰："诚官人耶?取文书来。"君计穷吐实。妪曰："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书，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见未必取视，幸而听，我行其谋。"翁望见文书衔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与王氏。

这个故事，带有传奇性，写在墓志上，好象有伤碑志文的严肃，但它使"天下奇男子王适"的形象更为突出了。

用散文抒情，韩愈也是很成功的。《祭十二郎文》是前人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的名篇。文章结合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反复抒写他悼念亡侄的悲痛，感情真实，抒写委曲，恰如长歌当哭，动人哀感。

韩愈的散文，雄奇奔放，富于曲折变化，而又流畅明快。皇甫提说他的文章"如长江秋清，千里一道，冲飚激浪，瀚流不滞"(《谕业》)。苏洵也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上欧阳内翰书》)。这些话，形象而极为恰当地概括了韩愈散文的风格特色。

韩愈是我国古代运用语言的巨匠之一，他的散文语言有简练、准确、鲜明、生动的特点。他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又善于吸收当代口语创造出新的文学语言，因此他的散文词汇丰富，绝少陈词滥调，句式的结构也灵活多变。他随所要表达的内容和语言的自然音节，屈折舒展，文从字顺；间亦杂以骈俪句法，硬语生辞，映带生姿。韩愈新创的许多精炼的语句，有不少已经成为成语，至今还在人们的口头流传。如"细大不捐"、"佶屈聱牙"、"动辄得咎"(《进学解》)，"俯首帖耳，摇尾乞怜"(《应科目时与人书》)，"不平则鸣"、"杂乱无章"(《送孟东野序》)，"落阱下石"(《柳子厚墓志铭》)等等。他还善于活用词性，如"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人其人，火其书 ，庐其居"(《原道》)。又如"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柳州罗池庙碑》)，则是变化句子组织，错综成文。他想象丰富，还善于运用多种譬喻使对象突出生动。如说处士石洪善辩论"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送石处士序》)，所谓"引物连类，穷情尽变"。韩愈的语言艺术，正如皇甫提所说："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当然，在韩愈的散文中，也有少数篇章，对于追求新奇或古奥，略有生涩难读之弊(如《曹成王碑》)，但这并不是他的主要方面。

第三节　柳宗元的散文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二十一岁登进士第，三十一岁为监察御史里行。贞元时期，柳宗元在科名和仕途上，是比韩愈为得意的。顺宗即位，王叔文等执政，他参加了王叔文的集团，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这时他和王叔文、刘禹锡等积极从事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革新，如罢宫市、免进奉、擢用忠良、贬谪赃官等，做了不少有利于人民的大事。王叔文执政不到七个月，因为遭到宦官和旧官僚的联合反攻而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改为柳州刺史。宪宗元和十四年，死于柳州，年四十七岁。

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官吏是人民的仆役，关非人民是官吏的奴仆。他指出人民"出其十一"雇佣官吏来为他们服务，而有些官吏却不仅"受其直怠其事"，甚至还盗取人民的财富。他认为人民对他们所以不敢怒而斥退，只是因势力不敌而已(《送薛存义序》)。他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已经认识到当时社会中贫与富的对立，而且试图探求贫富不均的根源。它一方面反映了"两税法"实行以来只是剥削方式的改变，并没有解决任何根本问题；同时，也反映了他基于对人民的同情而产生的土地权利的平均主义的空想。他的《封建论》，对古代社会的分封制度作了细致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他严厉地抨击封建藩镇的割据局面，以及世族大夫的"世食禄邑"和由此而产生的"不肖居上，贤者居下"的不合理现象。他认为一种社会制度是不依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势"的支配下，就是"圣人"也无力兴废，而完全取决于"生人之意"，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帝王"受命于天"的谬说。他以历史事实说明了郡县制比封建制相对的优越性，把社会发展由"家天下"走向"公天下"看作是必然之势，有力地批判了许多封建统治者企图恢复分封制"与三代比隆"的倒退思想。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柳宗元先进的历史观。所以苏轼认为"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秦不封建论》)。

柳宗元先进的政治思想是和他的朴素唯物论有密切联系的。他在为《天问》而作的著名的《天对》中，探索自然现象，认为宇宙最初"惟元气存"，一切现象都是自然存在，"无功无作"，"非余之为"，表现了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他的《贞符》断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并没有什么"赏功罚祸"的天意存乎其间；"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他以这种无神论历史观来观察一切礼乐刑政，对于那些以宗教迷信作掩饰的观点和作法，都给予严厉的批判。在这些批判和斗争中，他把自己无神论历史观的战斗性，在《时令论上》、《断刑论下》、《非国语》、《天爵论》、《天说》等论文中，作了系统的发挥。但柳宗元的思想也不可免地存在着局限性。比如他有时在解答一些难以解答的问题时，往往表现了偶然论的思想，基本上也并未完全跳出儒家的正统思想。但尽管如此，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光辉地位是不可磨灭的。

柳宗元一生的文学创作极其丰富。但贞元时期，他在长安，努力施展政治抱负，而"不以是取名誉"，重要作品不多，成就不大。元和以后，长期的贬谪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近下层人民，受到了生动的社会教育。这对他的先进的世界观的形成和丰富、深刻的文学作品的产生，都是有着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的。他的诗文，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在艺术上所表现的独创性，也非常突出。

柳宗元贬官永州以后的作品，有些是采取寓言的形式，讽刺当时腐败的社会和政治。文章短小警策，含意深远，表现了杰出的讽刺才能。《三戒》是著名的讽刺小品。《临江之麋》，写麋得主人的宠爱，"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不敢吃它。三年以后，麋离开了主人外出，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它尖锐地讽刺了那些依仗权贵而得意忘形的小人物。《黔之驴》是外强中干的小人的写照，嘲讽他们"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而其实是无德无能。《永某氏之鼠》比喻那些自以为"饱食而无祸"的人作老鼠，指出他们"为态如故"，以"饱食无祸为可恒"，那他们一定会遭到彻底被消灭的惨祸。这三篇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封建剥削阶级丑恶的人情世态。他的《负版传》，也以寓言笔调生动地刻划了那些贪得无餍的人物形象。他这样描写负版：

得遇物，辄持取，仰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

这是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典型事件，短短一百来字，写得既平常，又深刻。柳宗元的寓言讽刺小品是极其成功的。语言锋利简洁，风格严峻沉郁。他善于体情察物，抓住平凡事物的特征，加以想象和夸张，创造生动的形象。在他以前，如先秦寓言，往往只是某种文章的一部分，而不是以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出现的。柳宗元创造性地继承前人的成就，大量地创作寓言，使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完整的文学作品，在寓言文学发展中是有其一定的地位的。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大都取材于封建社会中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物，这是《史记》人物传记之后的一个发展，也标志着柳宗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他的传记散文，和一般史传文不同，他往往借题发挥，通过某些下层人物的描写，反映中唐时代人民的悲参生活，揭露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在《捕蛇者说》中，柳宗元刻划了被残酷剥削的蒋氏的形象，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剥削的残酷。蒋氏祖孙三代受毒蛇之害，但因捕蛇可以抵偿租税，仍甘冒生命危险而不愿改业。它反映了农村的荒凉景象和悍吏逼租的狰狞面貌。它使我们认识到吃人的封建社会的罪恶，认识到唐代赋税对人民的摧残到了什么程度!柳宗元这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可以和白居易在新乐府中所表现的媲美的。《种树郭橐驼传》借郭橐驼养树"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道理，讽刺了统治者政令烦苛对人民所造成的无穷干扰和奴役。《童区寄传》写一个十一岁的牧童杀死两个抢劫人口的"豪贼"。作品塑造了勇敢机智的少年区寄的形象。同时也揭露了当时社会人口买卖的罪恶。柳宗元写了统治阶级的少数开明人物的传记，也反映出真实的历史面影。如《段太尉逸事状》，题材近似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只写人物的片段故事，而风格不同，直叙事实，不涉抒情议论，语言简劲有力。他具体描写了段秀实的沉着机智、不畏强暴、爱护人民的优秀品质和英雄形象，从而揭露了安史之乱以后那些拥兵自重的新军阀们对人民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柳宗元象其他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在他的深刻的艺术描写里，都是大胆而真实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和罪恶，渗透着他的忧心如焚和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柳宗元的传记散文，不仅一般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而且艺术上也富有创造性。他首先是从暴露现实批判现实的角度选取人物，从而选择其重要的事件，加以适当的剪裁和必要的具体描写，这是他写作传记散文一个典型化的过程。他的作品往往突出地写出了人物的重要方面，反映出复杂的丰富的历史内容。

柳宗元散文更著名的是他的山水游记。这类作品，往往在景物描写之中，抒写了他的不幸遭际和他对于现实的不满。他描写山水之乐，一方面借以得到精神安慰，同时也曲折地表现了他对丑恶的现实的抗议。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文笔清新秀美，富有诗情画意。《永州八记》是他的代表作品。《钴母潭记》，作者以生动而简洁的语言，描绘了钴母潭的位置和形状，潭水来源和流动的状态，以及悬泉的声音，周围的景物等等。他叙述了购得这一胜景的由来，同时也反映了"官租私券"对于人民严重的剥削，以及他在贬谪生活中不能忘怀"故土"的抑郁心情。整个作品，把写景和抒情融合为一。在《钴母潭西小丘记》里，他把一个普通的小丘，描绘得异常生动。"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钦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那些无知的奇石，一经作者这样的勾画，仿佛各各都具有了血肉灵魂。他生动地写出了小丘优美的景色，同时也借"农夫渔父讨而陋之"，即小丘的被弃，感叹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对小丘之美的被发现表示欣慰，是寄寓了他的难言之隐的，正如清人何焯所说："兹丘犹有遭，逐客所以羡而贺也，言表殊不自得耳"(《义门读书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纯以写景取胜：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甚、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叔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热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他写水、写树木、写岩石、写游鱼，无论写动态或静态，都生动细致，精美异常。而对潭水和游鱼的描写，尤为精彩，使作品更增加了神韵色泽。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语言，恰如他在《愚溪诗序》所说，"清莹秀澈，锵鸣金石"。他描绘山水，能写出山水的特征，文笔精练而又生动。他的山水游记继承《水经注》的成就，而又有所发展，为游记散文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柳宗元在永州曾仿屈原《九章》写了《惩咎赋》，表示自己在政治上虽遭失败，但志不可屈，决意学习屈原，准备"蹈前烈而不颇"。《闵生赋》也抒发了他满腔的悲愤，并表示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继续奋斗。他的性格、遭遇和创作活动都与屈原有相似之处，所以严羽认为："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韩愈、李观皆所不及。"(《沧浪诗话》)

在中国文学史上，柳宗元是杰出的散文家之一。他从创作实践上发展了古文运动。在贬谪以前，到他门上求教的就"日或数十人"(《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他也"好以文宠后辈"，后辈因他的教导而知名的"亦为不少"(《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贬谪以后，"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柳子厚墓志铭》)。柳宗元在当时文坛上的影响是很大的。

第四节　古文运动的影响

唐代古文运动的胜利，是我国散文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打垮了骈文的长期统治，开创了散文的新传统。韩愈、柳宗元是司马迁以后最大的散文作家。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奠定了散文创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创作实践上作出了典范。他们开创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随着语言自然音节、自由抒写的文风。他们不仅恢复了散文的历史地位，而且把散文的实用范围推广了，使散文在传统的著书立说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表现自己的写景、抒情、言志的广阔园地。

韩愈由于不顾流俗的訾议，抗颜而为人师，在当时就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知名古文家如樊宗师、李翱、皇甫提、李汉、沈亚之等，或为朋友，或为受业弟子。而孙樵则为再传弟子。他们或者趋尚艰涩，或者惟能平易，或者只求奇异，一般成绩不大。诗人张籍、元稹、白居易等在文章方面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韩愈和古文运动的影响。晚唐皮日体、陆龟蒙、罗隐等人的讽刺小品，文学价值较高，则显然是在韩柳古文影响下的一个发展。

中唐时代，传奇小说和古文并兴，二者是互为影响的。古文运动解放了文体，使着意好奇的传奇家，得到更自由的表现形式，因而促进了传奇小说的发展；传奇小说的题材和表现方法，也给古文家以借鉴，因而也有利于古文运动的推广和成功。韩愈、沈亚之都是把二者统一起来的。他们既提倡古文，也写作传奇小说。

但是，从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古文运动实际趋向衰落，骈文恢复了统治地位。原来古文运动，就形式说，是对骈文的革新运动。但是骈散文之间并无绝对严格的分界线。韩柳古文并未废除骈词俪句固不必说；在韩愈提倡古文，反对"俗下文字"的当时，裴度就持反对的意见，以为"文之异在气体之高下，思致之深浅，不在磔裂章句，隳废声韵"(《寄李翱书》)，就是说，文章重在思想内容，不在骈散的形式。完全从形式着眼来反对骈文，意义是不大的。裴度还批评韩愈"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同上)，就是从韩愈古文的内容来批评的。古文运动当时所以发生广泛的影响，是和韩柳文内容的深广有密切的关系的。韩柳以后，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不仅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无法挽回，而且爆发了农民大起义，道统的宣传既无补于统治阶级的没落和崩溃，士大夫振作有为和希望，也渐趋破灭，后起的古文家乃不得不把古文引上狭小、琐细的道路，古文便成为少数隐者之流的抒写生活情趣的工具。这些古文虽然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但毕竟不够深广，不足以振奋人心，因而也就自然地不为人所注意了。这样，形式主义的骈文就轻易地恢复了统治地位。

北宋初期，柳开、王禹称、姚铉、穆修等，都标榜韩柳古文，反对晚唐五代的浮靡文风；到了中叶，在新的现实条件下，以欧阳修为首，再一次掀起了古文运动。由于欧、曾、王、苏诸古文大家在创作上的努力和成功，从此韩柳古文遂成为新的传统。明代唐顺之、归有光等的古文和清代"桐城派"的古文，都是以韩柳为首的唐宋古文新传统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这个古文新传统，支配中国文坛一千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才被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语体散文所代替。

古文运动提倡"道"和"道统"，维护封建统治，为历代统治阶级及其文士所利用，这使古文即散文蒙上浓厚的封建说教的色彩，逐渐走上陈陈相因，腐朽僵化的道路。但是韩柳的创作实践，不仅是为了"传道"或"明道"，更重要的还是以古文鸣不平，反映一定的现实社会内容，这样就起了积极的影响。韩柳以后古文有了更广阔的园地，许多古文家用它来叙事、写景、抒情和议论，为日常生活所必需，而且也使之成为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一种重要的形式。

古文运动的理论，特别是韩愈所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论点，指导了后来无数古文家的写作，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