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言治术者不外两大主义：一曰干涉，二曰放任。干涉主义者，谓当集权于中央，凡百皆以政府之力监督之、助长之，其所重者在秩序。放任主义者，谓当散权于个人，凡百皆听民间自择焉、自治焉、自进焉，其所重者在自由。此两派之学者，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皆有颠扑不破之学理，以自神明其说。泰西数千年历史，实不过此两主义之迭为胜负而已。于政治界有然，于生计界亦有然。大抵中世史纯为干涉主义之时代，十六七世纪为放任主义与干涉主义竞争时代，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之上半，为放任主义全胜时代，十九世纪之下半为干涉主义与放任义主竞争时代，二十世纪又将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

请言政治界。中世史之时，无所谓政治上之自由也。及南欧市府勃兴，独立自治之风略起。尔后霍布士、陆克诸哲渐倡民约之论，然霍氏犹主张君权。及卢梭兴，而所以掊击干涉主义者，不遗余力，全世界靡然应之，演成十九世纪之局。近儒如约翰·穆勒，如斯宾塞，犹以干涉主义为进化之敌焉。而伯伦知理之国家全权论，亦起于放任主义极盛之际，不数十年已有取而代之之势。畴昔谓国家恃人民而存立，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人民者，今则谓人民恃国家而存立，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国家矣。自今以往，帝国主义益大行，有断然也。帝国主义者，干涉主义之别名也。

请言生计界。十六七世纪，重商学派盛行，所谓哥巴政略者，披靡全欧，各国相率仿效之。此为干涉主义之极点。及十八世纪重农学派兴，其立论根据地，与卢梭等天赋人权说同出一源。斯密·亚丹出，更取自由政策，发挥而光大之。此后有门治斯达派者，益为放任论之本营矣。而自由竞争之趋势，乃至兼并盛行，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于是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主放任，其内质则实主干涉者也。将合人群使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故曰二十世纪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也。

然则此两主义者，果孰是而孰非耶？孰优而孰劣耶？曰：皆是也。各随其地，各随其时，而异其用。用之而适于其时与其地者则为优，反是则为劣。曰：今日之中国，于此两主义者，当何择乎？曰：今日中国之弊，在宜干涉者而放任，宜放任者而干涉。窃计治今日之中国，其当操干涉主义者十之七，当操放任主义者十之三。至其部分条理，则非片言所能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