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迹象就出现在旧金山。我在那里的贫民区一间破旧不堪的旅馆里美美睡了一夜后，到蒙桑托的“城市之光”书店找他，他看到我很开心，笑着说：“我还打算下周末去看你呢，你在那儿等着多好，”可他的表情分明像掩饰着什么——屋里只剩下我们俩的时候，他说：“你妈妈来信说你的猫死了。”

一般情况下死一只猫在大多数人看来是小事一桩，对极少数人来说是重大事件，可是对我来说，那只猫的死毫不夸张、千真万确、绝无虚言相当于我亲兄弟的死——我用全部身心去爱“小淘气”，它是我的宝贝，它小时候就在我手心里睡觉，小脑袋耷拉着，或者只是喵呜喵呜叫几声，一连几个小时，我就这样一直带着它，不管走路还是坐着——它就像绕在我手腕上的一块松软的毛皮，我就把它缠在手腕上，要不就让它搭在我身上，它就喵呜喵呜地叫，后来它长大了我还是这样带着它，我甚至能够伸展双臂，双手把这只大猫举过头顶，而它还是喵呜喵呜叫，完全信任我——我离开纽约到树林中隐居的时候认认真真吻了它，告诉它要等我回来，“小猫咪等我回来”——可是我妈妈在信里说我离开后的那个晚上它就死了！——也许你自己看看这封信就能理解我的感受了：

一九六○年七月二十日，亲爱的儿子，恐怕你读了这封信会很难过，因为我现在只有一个悲哀的消息要告诉你。我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不过亲爱的，你一定要坚强。我自己也像从地狱里走了一遭那样痛苦。“小淘气”走了。周六整整一天它都挺好的，看起来挺有精神，可是深夜的时候，我正在看电视中的午夜电影，大概就是凌晨一点三十分，它开始打嗝和呕吐。它浑身发抖，好像很冷的样子，于是我就把它放在毛毯里轻轻拍它，可是它却吐了我一身。那是它做的最后一件事。不必再说我感受到的痛苦和经历的煎熬了。我一直睁着眼守到天亮，用尽一切办法想让它醒过来，可是什么都没用。凌晨四点钟的时候我意识到它的确是走了，于是六点钟时我用一条干净的毯子将它整整齐齐地包好——七点钟我出去为它挖掘坟墓。我一生中做任何事都没有像埋葬我心爱的“小淘气”这样心碎欲裂，在我看来它像你我一样有人性。我把它埋在栅栏角落的金银花藤下面。我真是寝食难安。我一直朝外张望，希望看到它喵呜喵呜地叫着从地下室的门里走出来。我真是难受极了，而且埋葬“小淘气”的时候发生了最怪异的事情，我整个冬天都在喂养的黑山鸟仿佛知道发生的一切。亲爱的儿子，我一点也没有夸张。许许多多的黑山鸟在我头顶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叫着，然后停在栅栏上，“小淘气”入土安息后整整一个小时它们就待在那儿——这件事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真希望那时我用相机拍摄下来，不过只有上帝和我知道这件事，看到了这件事。亲爱的，我知道这会使你伤心，可我必须得告诉你……我非常难受，身上难受，心里更难受……我无法相信、也不愿相信我那可爱的“小淘气”已经不在了——我再也看不到它从自己的小“棚屋”走出来穿过青青的草地……又及：我必须把“小淘气”的棚屋拆掉，我真的无法忍受再到那里时看到它空空的样子——真受不了。亲爱的，我会再写信给你，你好好照顾自己。向真正的“上帝”祈祷——爱你的老妈。

所以当蒙桑托准备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正坐在那儿开心地微笑着，所有从那漫长的孤独中摆脱出来的人都会这样笑，不管是从孤独的森林生活中脱身还是从医院的病床上回来。砰，我的心猛地一沉，那种下沉真的就像我在海岸边做不幸的深呼吸一样，带着奇怪的白痴般的绝望，所有不祥的预兆都交织在一起。

蒙桑托看到我伤心欲绝，他看到我浅浅的微笑（我一到蒙特利就因为摆脱孤独回到世俗生活而带上了这种微笑，我走在街上，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带着呆滞茫然的蒙娜丽莎式微笑）——他看到那种微笑慢慢消散，变成了伤心与懊恼——当然他并不理解，因为我没告诉过他，现在我也不想告诉他，我和这只猫的关系与我从前那些猫总是有点不太一样：我对猫有种心理认同，总觉得它们与我死去的哥哥吉拉德有关，是吉拉德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教我爱上了猫，那时我们总是趴在地板上看它们舔牛奶——“小淘气”的死其实就是我小兄弟的死——蒙桑托看我那么沮丧就说：“也许你应该回到小木屋再待上几个星期——不然你又该往醉里喝了”——“我又要往醉里喝，没错”——因为不管怎样，那么多事情都在酝酿中，每个人都在等待，在树林中我做了上千次疯狂派对的白日梦——事实上在我最喜爱的城市、最令人兴奋的旧金山市听到“小淘气”的死讯，未尝不是件幸运的事儿，如果它死的时候我在家，我可能会以截然不同的形式疯掉，可是尽管现在我跟伙计们出去喝个酩酊大醉，而且喝着喝着那种有趣的淡淡笑容就会回到脸上，可是之后又会消散殆尽，因为微笑本身就让人想到死亡，这个消息让我在狂欢了三个星期后还是发了疯，在海边的圣卡罗琳那最可怕的一天，我现在依然这么认为慢慢地将我占据——这一切的混乱都需要我来解释。

不管怎样，这期间可怜的蒙桑托这个文人想告诉我一些写作的新闻，再给我讲讲大伙都在做什么，让我高兴起来，接着费根[1]到书店来了（下楼来到蒙桑托那张老旧的活动书桌前，我又感到懊恼不已，因为我年轻时候的梦想就是做一名站在书桌后的文学经纪人，这个形象是我父亲和我作为作家两个形象的结合体，而蒙桑托绝没有想到，他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实现了）——蒙桑托有宽阔的肩膀、大大的蓝眼睛、迷人的玫瑰色皮肤，脸上还挂着永恒的微笑，因此他在大学里赢得了“笑面人”的称呼，而且让你总感觉这微笑“是真的吗？”直到你觉得要是蒙桑托哪一天不这么微笑了，这世界该如何是好——这种笑容与他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你无法相信它会消失——说呀说呀说呀，不过我告诉你，他这人真的特别不错，但现在他怀着男子汉的同情心，真的认为我要是感觉这么糟糕的话就不应该继续沉溺于狂欢与放纵。“无论如何，”他说，“你应该过些日子再回来，是吧？”——“好了洛瑞。”——“你还写东西吗？”——“我写下了大海的声音，我给你好好讲讲——那三个星期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快活的日子，他妈的现在又发生了这事，可怜的‘小淘气’——你应该见过它吧，那只漂亮的波斯大黄猫，他们把这个品种叫花斑。”——“行了，你还有我那条叫荷马的狗呢，对了，阿尔夫怎么样了？”“圣骡阿尔夫，哈哈，它下午的时候站在小树林里，你要是突然出现在它眼前它会害怕的，可是我总去喂它苹果和碎小麦，什么都喂。”（动物们总是那么忧伤而坚忍，我一想到“小淘气”的眼睛和阿尔夫的眼睛就有这种想法。啊，死亡，我又想到那不可思议、令人厌恶的死亡也会降临在人类身上，是的，就连“笑面人”也不例外，可怜的笑面人，还有他那条叫荷马的可怜的狗，还有我们所有人）——我也觉得很沉重，因为我知道远在三千英里之外的妈妈没有了她的小密友，一个人在屋子里该有多么孤单难过（事实上后来我知道，一些愚蠢透顶的垮掉分子为了看我就把前门的窗玻璃打碎，把她吓得够呛，那个夏天她就忙着用家具把门顶住）。

可是本·费根那个老家伙正举着烟斗吞云吐雾咯咯地笑，真是的，干嘛拿你自己的烦恼骚扰成年男人和诗人呢——于是我和本，还有那个和他一样咯咯笑着抽烟的叫乔西的哥们一起去酒吧（酒吧叫“迈克的地方”）慢慢喝了几杯啤酒，毕竟一开始我就发誓不会喝醉，我们甚至还去了公园，在暖暖的阳光下聊了很长时间，可在这城中之城，阳光最后总会变成舒适凉爽、弥漫着薄雾的黄昏——我们坐在宽阔的意大利白色教堂的公园里看着嬉戏的孩子和路上的行人，不知为什么我看到一个金发女郎匆匆走过，便呆呆地想着“她要去哪儿？她是不是有个当水手的秘密情人？她会不会只是去办公室加班把字打完？本，要是我们知道每个走过的人要去哪里，要开哪扇门，去哪个饭店，赴什么秘密的浪漫约会”。——“听起来似乎林中的日子使你对生活积蓄了太多的精力和兴趣。”——本当然明白，因为他也曾孤身一人在荒野中过了几个月——本这老伙计，比五年前我们更为疯狂的达摩流浪时期瘦多了，事实上也更憔悴了，不过依然是那个熬夜到很晚，对着楞伽经文动情地咯咯笑，并且写下关于雨滴的诗歌的老伙计——他非常了解我，他知道我今夜会喝醉，然后连续几个星期都醉醺醺的，我一般都是这个样子，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会耗到筋疲力尽，跟谁也没力气说话，他就会来看我，坐在我旁边一声不吭地抽烟，我则躺在那儿睡觉——他就是这样的伙计——我想跟他说说“小淘气”的事儿，可是有的人爱猫有的人不爱，虽然本的家里也养着一只小猫——他家的地板上通常放着一个草垫子，上面放着一个软垫，他经常盘着腿坐在上面，旁边放着热气腾腾的茶壶，他的书架上放满了斯泰因、庞德还有华莱士·史蒂文斯的书——他是个奇怪又安静的诗人，刚刚开始被公认为前途美好的隐居圣人（他有一句诗是这样的：“当我离开城镇时我所有的朋友都大醉而归”）——我如今正在通往大醉的路上。

不管怎样，戴夫·韦恩回来了。说到戴夫，我就好像看到他搓着双手，满怀期待地要和我纵情畅饮，就像去年他从西海岸开车送我回纽约，同行的还有乔治·巴索那个矮小的日本禅师，同时也是爵士乐手，他盘着腿坐在戴夫的吉普车（威利吉普）后面的坐垫上，那次旅行真是棒极了，我们途经拉斯维加斯、圣路易斯，中途在昂贵的汽车旅馆前停车，一路都举着瓶子喝最好的苏格兰威士忌——这是去纽约最好的方法，我本来可以花上一百九十美元坐飞机去——戴夫从没见过了不起的科迪，他期待着与他见面——于是我和本离开了公园，沿着哥伦比亚大街慢慢朝酒吧走去，我头一次点了双份的波本威士忌和姜汁啤酒。

外面奇异美妙的玩具街上灯光摇曳，我能感到快乐从我的灵魂中升腾——我带着清晰刺骨的爱与痛，想起了大瑟尔，甚至还有“小淘气”的死。我以为这些痛足以让我应对一切，可是我还没意识到即将发生的更残忍痛苦的事情——我们打电话给刚从里诺[2]回来的戴夫·韦恩，他一路喋喋不休地开着他的吉普车来到酒吧。他开车技术非常高超（他曾经是出租车司机），路上一直说个不停，而且从来不犯错误，事实上开车开得跟科迪一样棒，尽管我想不出还能有谁开车技术比科迪还要好。第二天我就问了科迪这个问题——可是这个老司机忌妒心还挺强，总是互相挑刺，抱怨不停：“哎呀，你们那个戴夫·韦恩转弯的方法不对，他太不用心，有时候甚至还拉了一下刹车，而不是利用加速度沿着原来的弧度走，老兄你得利用那些弧度”——很明显到了这个时候，顺便插一句，关于接下来决定命运的三周要说的实在太多，简直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事实上，这就像人生——一切都是那么复杂！——“小矮子乔治·巴索那个家伙怎么了，兄弟？”——“小矮子乔治·巴索在图莱里[3]外的一家医院里得了肺结核快死了。”——“天哪，戴夫，我们去看看他吧。”——“没错先生，我们明天去。”——戴夫一般是没钱的，可是没关系，我有的是，第二天我出去用旅行支票兑了五百美元，这样我和戴夫那个老伙计就能好好开心一下了——戴夫喜欢好吃的好喝的，我也一样——可他还从里诺带回来一个小孩子，名叫罗恩·布莱克，他大概十多岁，长得很好看，一头金黄的头发，他想成为一名像查特·贝克[4]一样煽情的歌手，来的时候一副万事不关心的颓废表情，这种样子要是在五年或十年，甚至二十五年之前还挺正常，可现在已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了，那只算是做作的姿态，事实上我觉得他是个骗子，来骗戴夫的（为什么骗他，我不知道）——可是戴夫·韦恩这个四肢修长的红头发威尔士人就喜欢开着他的威利吉普去俄勒冈州北部的罗格河钓鱼。他知道那里有一个废弃的矿营，要不就喜欢在沙漠里的公路上乱转一阵，然后突然又出现在城里，喝个烂醉，他自己是个了不起的诗人，也许身上有某种东西是那些十来岁的嬉皮士小青年想模仿的——比如他是世界上最棒的演说家之一，而且特别风趣——这点容我慢慢道来——正是他和乔治·巴索偶然发现了那个绝妙而简单的事实，就是每个美国人都带着个脏屁股走来走去，每个人都是，因为如厕后用清水冲洗的古老仪式从现代所有的消毒手段中消失了——戴夫说：“美国人就像你说的，在旅行时带着一堆一堆干洗过的衣服，全身都洒满了古龙香水，他们用邦迪什么的消毒，连腋窝也不放过，他们看到衬衣或裙子上有个污点就惊讶地大嚷大叫，可能一天换两次内衣和袜子，他们走到哪儿都一副目中无人傲慢无礼的样子，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干净的人，可是他们却带着个脏屁眼到处转——这不让人惊异吗？把奶嘴给我吸点！”他边说边伸手来拿我的酒，于是我又要了两杯，我刚才听得全神贯注的，戴夫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点他想喝的任何酒。“上到美国总统，那些大部长们，那些随处可见的大主教、大头头、大人物们，下到工厂最底层的带着强烈自豪感的工人们，电影明星们，经纪人和大工程师，还有律师业的大院长们，广告公司的大老板们，都穿着丝绸衬衫，打着领结，拎着昂贵的旅行包，里面放着各种各样昂贵的英国进口发刷、刮胡刀、头油和香水，可是他们走到哪儿都带着个脏屁眼！你只要用肥皂和水洗洗不就行了嘛！可是在美国就没有任何人这样做！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玩的事儿了！他们总把我们叫做脏兮兮不洗澡的垮掉分子，可是我们才是唯一的屁眼干净的人，你想想看，这简直太绝了！”事实上对屁眼的攻击很快蔓延开来，我和戴夫认识的每一个人，从东海岸到西海岸都投身到这场伟大的运动中来，我必须承认这场运动真是不错——事实上在大瑟尔我就在蒙桑托的厕所里安装了个架子，上面必须放的东西就是肥皂，每个人去那里都必须带上一罐子水——蒙桑托还没听说过脏屁眼的事。“你是不是觉得等我们告诉可怜的大作家蒙桑托他带着个脏屁眼到处走的时候他才会那么做？”——“我们现在就去告诉他吧！”——“干吗呀，当然，等等再说吧……可是你知道人们带着脏屁眼到处走到底会怎么样吗？那会让人们在打哈欠时有负罪感，可他们却对此浑然不觉，他们早晨打理得干干净净去上班，在通勤列车上全是刚刚干洗过的衣服和古龙香水的味道，可是总有件事让他们不安，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他们知道有什么不对劲，可是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我们立刻冲去街角的书店去告诉蒙桑托。

这时候我们感觉越来越棒——费根要走了，说着他那句最有特色的话：“好了，伙计们上啊，痛快地喝去吧，我要回家洗个热水澡，拿本书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他的“家”也是戴夫·韦恩和罗恩·布莱克住的地方——所谓的“家”就是一幢位于旧金山黑人区边上的一栋四层老房子中的出租客房，戴夫、本、乔西还有一个名叫兰尼·梅多斯的画家，一位名叫帕斯卡的疯癫的法裔加拿大酒鬼，以及一个叫约翰逊的黑人，他们分别住在不同的房间，屋里胡乱堆放着帆布背包、地毯、书和衣服，每个星期他们都轮流出去买东西，回来后在厨房做好供大家一起吃的一大桌饭——这十个或十二个人分摊租金，轮流做饭，这样他们总算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开疯狂的派对时也有女孩子跑来，人们都拿着酒瓶，据说一周至少要花掉七美元——这地方真是好极了，不过同时也有些疯狂，事实上整群人都很疯狂，因为画家兰尼喜欢音乐，所以尽管他在后面的房间里放唱片，可是却在厨房里安装了高保真扬声器，因此当天做饭的厨师正专心致志地做蔬菜烩肉的时候，头顶上会像恐龙到来般突然响起斯特拉文斯基[5]的乐曲——到了晚上则是酒瓶不停碰撞的派对，通常由帕斯卡做总监，他可是个招人爱的孩子，不过一喝起来就发疯——事实上这就是一个精神病院，而且恰恰就是记者所描绘的“垮掉的一代”的形象。不过对于年轻的单身汉来说，这是一个无伤大雅又令人愉快的方式，长远来看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因为你不管冲进哪个房间都能找到专家，比如跑到本的房间问他：“嗨，菩提达摩[6]是怎么教二祖的？”——“他说去你妈的，外息诸缘，内心无惴，心如墙壁，可以人道。”——“所以他就出去在雪里倒立？”——“不是，你都搞混了。”——或者你跑到戴夫·韦恩的房间里，他正盘腿坐在地板上的垫子上读着简·奥斯丁的小说，你问他：“怎么做牛肉炖蘑菇最好吃啊？”——“牛肉炖蘑菇很简单，你只需要一锅煮得很烂的牛肉炖洋葱，把它放凉之后，就把蘑菇放进去，最后是放很多酸奶油，一会儿我下去给你示范一下，等我读完这一章，这小说太棒了，我想看看接下来怎么了。”——或者你来到黑人的房间，问他能不能借下他的录音机，因为杜洛兹、麦克李尔[7]、蒙桑托，还有几个新闻记者在说话，他们的谈话可有趣了——因为厨房也是主要的聊天室，大家都坐在凌乱的盘子和烟灰缸中间，各种各样的访客都会来——比如说，去年有个十六岁的漂亮日本女孩到这儿来，仅仅是为了见见我，陪她一起来的是个中国画家——电话总是响个不停——甚至于流落在街角的疯狂黑人爵士乐手也会拿着酒瓶过来（爱德华·科尔和其他一些人）——那里有禅宗、爵士乐、酒瓶、酒壶，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不过这些都被一个情景抹杀了（大概就是堕落颓废的想法），就是有一个“垮掉分子”在仔仔细细地粉刷他房间的墙壁，用的是纯净的白色，再把门框和窗框刷上亮丽精细的小红边——或者有人在打扫起居室。而像我和罗恩·布莱克这样的常客则在备用床垫上睡觉。

* * *

[1] ben fagan，原型为菲利普·沃伦（philip whalen）。

[2] reno，美国有名的“离婚城市”，在内华达州西部，凡欲离婚者，只需在该市住满三个月，即可离婚。

[3] tulare，美国加州的一个小镇。

[4] chet baker（1929—1988），冷爵士小号演奏家，爵士歌手。

[5] igor stravinsky（1882—1971），美籍俄罗斯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

[6] bodhidharma（活动时期公元6世纪），通称达摩，是中国禅宗的始祖。凯鲁亚克曾著《达摩流浪者》，小说描写一个没有“悟性”的佛教追随者、主人公雷蒙进行着近乎禅僧修业式的全国各地漫游，途中他遇到先行者贾菲，便跟随他漫游险峻的山川。该书为“垮掉的一代”确立的文学版图平添些许东方色彩。

[7] pat mclear，原型为迈克尔·麦格罗尔（michael mccl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