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对这座大桥的故事，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诅咒，有人哭泣，有几个人哈哈大笑，有的人并不认为它有特殊的意义，他们漠不关心地把它列入战争那一般性的、无所不包的事件之中。而最终这个故事真的被遗忘了，尤其是因为它也没有战略性的，或者说是伟大的历史意义。

然而我却感到自己有义务讲述在那个关键性的日子，在那里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我打算按照顺序，尽可能详细地把它记录下来，因为我差不多可以估计到，我是那些在关键时刻参与这一事件的人当中唯一的生还者。关于施努尔和施奈德，我知道他们已经阵亡，而另外那个人物，那个对手，第三工兵团参谋部的一个少尉——我这样猜想——同样也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阵亡了，因为我曾经徒劳无益地寻找过他。也许他已被俘获，下落不明或者已经堕落。尽管他是一个头脑冷静、精明干练、讨人喜欢的军人，但却没有人能够讲，他是否已经陷入进行破坏这种公害的魔掌，在某个地方听天由命、悲惨愁苦地度过他的一生，而同过去没有活生生的联系。

既然我想要努力遵照一种严格的顺序，我就必须从我接到东南建筑工程义务劳动总部的命令那天开始，在建造——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重建——贝尔科沃大桥时担任领导职务。那是圣诞节后没几天的事，当时我——违心地、无所事事地——正在义务劳动后备军总部闲逛。我很幸运，终究有事可干了。在我事先索取了关于这项计划中的工程的所有指示之后，我便完全按照计划采取行动。在德国人到达贝尔科沃大桥并能够阻止爆炸之前不久，这座大桥于一九四一年在俄国人撤退时被一支俄国后卫小分队炸毁。后来，人们放弃了重建工程，因为贝尔科沃这个小地方不管是从战略上看，还是从占领它的策略上看，都没有丝毫意义，特别是因为这座大桥再也没有被考虑到作为重要的补给品供应基地。在战斗和占领过程中，人们在离它两公里的东南部，在贝雷西纳河上建造了一座战时桥梁。在此期间，这座桥被加固，扩建成补给品供应线。当时在东南建筑工程义务劳动总部，甚至在有关部队看来，把重建贝尔科沃大桥所需要的材料用在建造这座战时桥梁上更为合适，尤其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贝尔科沃这个小镇本身已经完完全全无足轻重。它在战争期间充其量当作警卫营中一个连的宿营地罢了。这个营受命在后方监视游击队活动并尽可能阻止这种活动。

这就是贝尔科沃大桥的来历。

现在，在一九四三年圣诞节后没几天，我得到了重建这座大桥的书面命令。答应保证——按照我计算中所要求的数量——提供工人和物资。我在第一次实地考察时发现了如下问题：贝雷西纳这条小河在那里大约八十米宽，河中间还矗立着用水泥加固的桥墩，大部分都完好无损，而桥梁本身却被十分在行地炸得荡然无存，并且已经遭到贝雷西纳河水两年半的冲刷。贝尔科沃这个小地方大约有十来座房子，其中还有五座住着人或者可以住人，其余的房子由于多年未用，已经逐渐倒塌，房上的木料也被警卫连的士兵砍成块，很可能已被用来烧炉子或者煮食物。我在那里着手进行必要的测量和计算时，有四座房子被警卫连的士兵住着，这些士兵在周围执行一项既耗费精力、又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勤务。在第五座房子里，有一个俄国老妇人和她的女儿居住。这两个人为士兵们煮饭、洗衣、打扫房间，另外，她们还开了一家货源来路不明的小酒馆，出售烧酒、葡萄酒和食品。

最后我终于发现一个小小的墓地。人们在这块墓地里埋葬了那些在这些年执行勤务时死去或者阵亡的士兵。但是当时已经有一个挖尸小分队，把这些尸体挖出来，迁葬到一个计划好的英雄墓地去。

现在，我同两位亲密同事施努尔和施奈德必须在不到三天的时间内，进行必要的测量和计算。在第一次考察建筑工地时我就立即制订了计划，充分利用现有的水泥桥墩，在上面采用铁结构和木结构架桥。这座桥尽管并不坚固耐用，但是可以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内承受较大规模的部队调动，甚至重型部队的调动。在东南建筑工程义务劳动总部曾有人对我说，这座桥很可能在全面撤退时使用，因为在东南两公里处架设的那座桥上估计会出现严重阻塞的状况。

当然，建造桥梁并不是一项值得去完成的任务，因为人们知道，这座桥梁最终注定要被炸毁，而没有任何地方，行为对象耐用性的倾向像在我们这行职业当中——建筑师的职业当中——这么强烈，在其他艺术中则也许存在着转瞬即逝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并不怀着过分欢乐的心情从事我们的测量和计算，但另一方面，我们高兴的是摆脱了在义务劳动后备军总部稀里糊涂地等待时间。

既然我的命令包含着至迟在十四天内完成此项工程这类措辞，那我们就得要求派二百五十个人，因为我估计要三千个劳动日，因为在这类对象当中，必须估计到高百分比的停工、损耗和永远也无法知道的形形色色无法预料的情况。此外，当然至少还需要总数为五十名的医务、警卫和炊事人员，给工人准备膳食，护理和保卫工人。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提供数量充足的各种物资是先决条件。最后，我在最初几天还需要工兵部队的几个爆破专家，他们必须帮助炸掉那些小小的桥梁残留物。

施奈德、施努尔和我，我们三个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就完成了所有这些计算、测量和类似的事情。在刚开始待在贝尔科沃的这些日子，我们有机会观察警卫人员极为堕落的——我几乎想说是动摇军心的活动。这些警卫由一个年龄不算太大的少尉和两个上士率领。当时，有关即将进行全面撤退的谣言再也无法压下去，甚至正以相当猛烈的形式传到这个偏僻村镇，这里的世风自然也就江河日下。按照旧地图朝这座桥跑来的部队往往会迷路。到这里来的往往还有给养车和走错路的部队。在不可避免的口口相传的窃窃私语影响下，当时人们以玩世不恭的坦率传着这样的口号：谁能救人，就救自己。而那句令人毛骨悚然、败坏道德的谚语竟然说：享用战争吧，和平会变得可怕。这两句话居然成了警卫部队的公开口号。另外，这支部队每天每日都在期待着调防。同小酒馆老板娘的女儿，一个健壮粗笨、满头金发的女人公开通奸。另外，干这种事的还有别的女人。我自己就曾经看到过，被服装备仓库里的大部分物品、装备物资（我估计还有武器）都高价卖给了四处乱跑的俄国人。这些人简直是用袋子把钱一口袋一口袋地扛来，然后又用某种极其秘密的方式把货物运走。每天晚上都纵酒欢宴。欢宴时，少尉偶尔也试图进行软弱无力的反抗，这时，人们干脆把在场的女人当中最漂亮的妞儿送到他床上，早早地就把他灌得酩酊大醉，用这种办法使他安静下来。

士兵们在经历所有这些事情时有某种罕见的悲哀，从这种悲哀可以推断出正派的某种残余。不管人们会怎么说，也许他们会讲：对这些人确确实实是可能过于相信了。不过我却不得不补充一句：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都远离这类纵酒欢宴。确实如此：两个醉鬼发出的喧闹声胜过两百个深思熟虑的人引起的嘈杂声。但是所有那些并不直接参与这种勾当的人，并不能够进行一点儿积极的反对，他们所有的人都患有那种可怕的疾病——听天由命。

尽管我意识到可能意味着也许要为这些观察提出证明的困难，但当我又到我的上级机关去时，我自己便立即按规定报告了这所有的事情。因为这类事情在当时比比皆是：每支部队都拥有一些所谓的黑库存，这些东西是不知什么人撤退时落到他们手里，而且从未上报过的。

另外，我回去后便立即提交了计划和计算数据。这些计划和计算数据都由他们转交给“物资”部和“劳工”部。遇上我们总部令人钦佩的活力和积极投入的乐趣，所需要的物资和人员在八天之内不仅准备停当，而且已经起运。此外，还运来了四个活动棚屋，用来安排人们住宿。不过在我们到达时，这却证明是多余的，因为警卫部队在这时已经调防，因此营房可供我们使用。既然现在把棚屋再搬回去同样毫无意义，那它当然也就在施工时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从南部军团调来两支坦克部队，保卫这个现在突然变得非常重要的对象。这两支部队驻扎在我们南边和北边大约两百米的地方，保护我们既免遭可能来自后方的袭击，也免遭突破防线的俄国军队可能从河岸另一侧进行的袭击。一支小部队最后进入了紧靠我们后面的阵地。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保护桥头堡——按计划在规定期限开工。

我这里还必须补充一下：我们这伙人当中的忧虑也不少，因为警卫部队的撤退实际上就意味着这一地区要重新成为战场。而事实上，在后来几天中可以听到的，时而近、时而远的战斗喧嚷声却教会我们认识到，我们正处于阵地上相当靠前的前沿岗哨的位置。

不过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包括那些估计到的无法预料的情况在内：劳工缺勤、浪费物资、施工中出现没有预料到的干扰——下雨或是严寒。就连现有桥墩的裂缝也比事先估计的大，因为在我们第一次察看时没有现成的船只，我无法在近处仔细察看所有的桥墩。可是这一切都考虑到了，我们的工作在按计划进行。我提前让人把上了年纪的小酒馆老板娘连同她的女儿和所有的亲属都抓了起来，要来了一些新的、受到监控的妓女。这些人都准时到达，在那些房子当中找了一座房子安置下来。甚至就连烧酒和烟的供应也都正常，因为我们在几年当中得出这样一条经验：这些就其价值而论到底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可以从根本上促进每一个项目。如果不给这些被强迫劳动的各国人员至少在表面上某种物质上的优待，终究是无法期待他们会有热情和劳动兴趣的。

因此，按预定工期规定的时间，这十四天都井然有序。唯一需要报告的是每天每日给养供应车司机带来的这些谣言：全面撤退（人们在有些地方已经敢于使用逃跑这个词了）已经在全部实施，大部分军队已经撤离贝雷西纳河右岸，看样子是计划让大部分敌人扑空；在东南部架设的那座桥在撤退时很可能已经够用的了。总的说来，对于各式各样动摇军心的胡说八道，如果还不足以煽动士兵叛乱，因而非向警察报告不可的话，那我自然都不想听见。我同我的总部经常保持电话联系，我经常报告工作进展情况，我满足于自己不需要提出任何推迟桥梁完工期限的反对意见，因为——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当然——既然我有责任报告实情，那我就必须作出这种限制——战斗的喧嚷声暗地里也使我感到不安，这种喧嚷声在最初的八天之后移到了比较近的距离，而且从这一天起步步逼近，有时候甚至好像已经逼近到了我们建筑工地的右岸。

我偶尔也让单个的撤退人员——只要他持有证明或者有一个负责人陪同——通过桥梁上临时用木板搭成的狭长走道走过去，因为我对这些疲劳过度的人怀着同情之心，不想打发他们毫无意义地逆流而上，再走两公里的路程。而另一方面，对其他那些没有负责人的、道德败坏的人群或者假装被击溃的散兵游勇，我都非常严肃地指引他们走逆流而上的那座大桥，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所有的人都要接受极其仔细的审查，不会让任何一个漫无目的的逃亡者或者逃兵跑过去。在那些小分队的人员中，在最初的十天之内，我总共让大概八个人过了这座桥。甚至这些小分队的军官们那种忧郁的沉默也加重了我内心里的某种悲观主义。我当然把这种悲观主义隐藏在心里，不让它表露出来。我甚至通过每天每日同东南建筑工程义务劳动总部的联系来解除自己的每一个责任，因为该总部一再强调要在规定期限内建成大桥。

因此可以说，直至规定的施工日期的最后一天，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还在这个期限前两天，我就已经可以开始将准备好的支架架设到有着厚厚的、涂上焦油的方形橡木板的现成桥墩上去，而这些橡木板都应当用一种特殊螺旋铆接方式来固定。这些木板都已计算好，要使甚至连重型的和最重的车辆和火炮都能从桥上通过。在这最后一天，工作进展顺利。接近目标的感情赋予人们以勇气，立即就要脱离危险地区的希望——因为现在白天黑夜都可以听见远处掩护撤退的战斗的喧嚷声——给人们以鼓舞。我通过我们用木板搭成的狭长走道，将架设桥梁还需要的方形木板的一半让人运到河对岸——我自己承担这种风险，慎重计算这一措施可能得到的结果——这样做的理由是，在最后一天可以开始从两边架桥。尽管有上面提到过的鼓舞，但我却用这种方式把某种非常有益的竞争、一种竞赛的热情带进了这两支受权从事这项工作的队伍当中。这种热情在我多年的工作中证明是非常有用的。一共还有一百二十名工人留下来从事这项工作。我把他们分成两个队，每队六十人，分别由施努尔和施奈德带队。剩下的八十名——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其余所有的人都退出这项工作——我已经雇来装运剩下的物资，还有工具、炊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我的雄心就是：在同一分钟向东南建筑工程义务劳动最高领导既报告大桥完工，也报告整装待发的消息。

这最后一天的中午时分，两个队已经非常接近，我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将休息时间延长半个小时了（顺便提一下，正如我后来所看到的那样，这样做完全违背人们的意愿，因为他们现在宁可一鼓作气，把这项工作做完，以便摆脱这越来越危险的境地）。可是人们明显的热情和精疲力竭使我变得宽容，就同意识到接近完成一项既精心计算，又进展神速、准时竣工的建筑工程使我感到自豪一样。建筑部门那些曾经多次在总部的几位先生陪同下视察我工作的负责人也让我明白，现在第一个荣获十字勋章的人肯定是我。

休息之后，工作进展迅速，就连物资装运也有很大进展。我已经发出了好几车物资。

战斗的喧嚷声仍然持续不断，这种喧嚷声现在更为接近，好像咄咄逼人地集中在某一点上。我们有时候不仅听到重炮命中时的爆炸声，而且还听到发射时的隆隆声。这些重炮的轰鸣差不多就像是在很不耐烦、万分气愤地敲打一扇人们想要用武力砸开的门。所有这些轰隆声，还有步兵武器的射击和坦克的隆隆声，伴随着我们这项工程的最后几个小时。我们的工程并未受到丝毫妨碍。当然，正如我后来听到的那样，这些准备给我们提供保护的坦克部队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就准备开拔。那两个指挥官，一个是中尉，一个是上尉，他们在不断地悄悄窥探建筑工地，很可能是想要弄清楚他们可以逃跑的时刻。

当大约三点钟左右，一个年轻的工兵少尉在一辆越野汽车上同两个士兵先行出发时，我才大吃一惊。这位非常讨人喜欢的、头脑清醒的年轻人对我解释道，他接到命令，在四点钟炸毁这座大桥。他可以给我出示这道命令的书面通知，而他所讲的战略方面的新消息，全都可以充分地解释他的任务。部队在另一岸的撤退工作差不多已经全部完成，唯一留下的一支较大的部队负责牵制敌人的主力，给敌人留下似乎要进行大规模抵抗的印象。当然——少尉私下对我讲这一点——人们暗地里放弃了这支部队，下达的命令是四点钟，不管情况如何，把两座桥都炸掉。

两支敌军的行军队伍分别到达两座大桥的时间估计至迟在四点半。统帅部看到自己无法把这两座大桥空出来，让还在对岸作战的部队有可能撤退，于是便冒着这两支队伍可能落入敌人手中，因而会有利于敌军前进的危险，下达了炸毁大桥的命令，而且最迟在四点钟。事实上还要早一些。然而这件事情也只有在附近看到敌军时才能进行。这种事情在我们这样的情况下极为不利，因为在贝雷西纳河右岸，森林一直延伸到河岸附近。

首先，我同年轻的少尉一道察看这座如今几乎就要竣工的大桥。他在这第一次于三点一刻进行的视察中，亲自找出安装炸药包的最佳位置。此外，他对工程的状况显出非常惊奇的样子：大概有人对他讲过，而且据他所知，这件事情甚至还通知了在对岸作战的那些部队的指挥部，这就是：估计贝尔科沃大桥大概要一个星期才能竣工。有一个说明也详细告诉了我关于这一奇特的事实，这就是：还没有部队作为整体，至少曾经试图跨过这座大桥。这座桥甚至在目前这种状况下，也照样会为机械化部队过河服务，再说，我当然不会拒绝任何人利用它。

我立即回到我的办公室，当着少尉的面开始用粗野的语言打电话。我给建筑工程义务劳动总指挥打电话说：对炸桥之事一无所知，所以我们要继续施工，直至收到命令为止。然后我需要差不多半个小时，通过多次遭到破坏的线路，同东南总司令部通话：证实给少尉下达的命令。

我的处境非常奇特，尤其是在少尉所有的说明在我看来都令人信服的时候更是如此。尽管我会为完成我的工作付出很高的代价，但另一方面我对于拿我手下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去冒险，哪怕是比下达的命令多一分钟，我也丝毫不感兴趣。因此我再一次同建筑工程总指挥联系。建筑工程总指挥部同总司令部一样，其驻扎地都在西部大约二百公里处。总指挥本人相当不耐烦地命令我继续施工，只按原则办事。他逐字逐句地给我解释道：这并不是说，我们会由于一些可以说是非常确凿的事实就推翻我们的原则。接着他补充道：他每时每刻都在期待着同总司令部取得联系，希望从那里证实给少尉下达的那道命令。他挂断了电话。那时是四点差十分。四点钟大桥应当竣工。彼岸笼罩着一片令人不安的寂静。大桥只剩下大约七十五厘米的裂口即可合拢，它将会分秒不差地准时竣工。在我们的计划当中，还从来没有一个计划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我对桥墩和螺旋铆钉的坚固性又做了最后一次鉴定。在此期间，就连所有的剩余物资都已装运完备，只剩下几辆用来载运工人的载重汽车正在待命，发动机已经发动，因为我已经下令四点零五分全体出发。

施奈德那个队的两个人在四点前几分钟安装最后几颗铆钉，而这时少尉已经开始安放接上导火线的炸药包。少尉在四点前一分钟，亲自来到大桥中间。当时我在那里参加最后几个桥墩的安装。他请我别再拧上这里的螺旋铆钉，因为这个位置正好是安装炸药包的最佳位置。可我却坚持不让，尤其是在我得到了总指挥明确的命令，要坚持我们的原则后，更是如此。少尉耸耸肩膀走了。我又瞥了大桥一眼，然后同施努尔和施奈德以及最后一批工人一道，走向临时工棚，以便分秒不差地准时报道贝尔科沃大桥竣工的消息……

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在一片死寂的彼岸，现在从树林里钻出来一些逃兵，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人背着伤员；另外一些人尽管已经精疲力竭，却在各顾各地休息着。因为相距很近，可以看到这些人的面部表情。甚至就连车辆也从林子里面开了出来。所有的人都在仓皇逃窜，人越聚越多，他们从树林里蜂拥而出，越来越多，很快就接近了大桥。此时此刻，这座大桥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神灵相助的希望，尤其是在我让人在大桥最高处的小道上安放了一根挂着卐字旗的旗杆，以庆祝大桥竣工后，情况更是如此。

这时，少尉带着他手下的人急匆匆地从大桥上走下来。他一边耸着肩膀，一边把他的手表伸给我看，现在是四点差五秒。他用另一只手指着几辆正向逃跑的人群开火、步步逼近大桥的俄国坦克。

刚看到导火线燃着，我自己便跑进办公室，极其仓促地同东南建筑工程义务劳动总指挥部联系。可是在我拨通电话通话之前，我这里的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听到总指挥的声音：立即停止大桥工程。他想挂上电话，这时我只好大声嚷着，按照规定报告道：大桥工程已遵照命令，分秒不差，按时竣工。可是他什么也不听……这时甚至就连我也几乎被炸毁大桥时震耳欲聋的轰隆声弄得头晕目眩。然后，我朝着我的汽车走去，同时也命令其他人出发。可是任何人也无法从我这儿得知贝尔科沃大桥被炸后的情景，因为我没有回过头去看。尽管俄国坦克的炮弹已经击中贝尔科沃的房屋，我仍然没有回过头去。但是有时候，我却认为看到了他们，看到了那些精疲力竭的逃跑者。这些人直至最后一刻都在进行抵抗，仿佛是在遵命从事，保护我们。尽管我并没有真正看到过他们，但我却看到他们在逃跑，看到他们脸上对于死亡或者被俘的恐惧，甚至还看到对于我们这些除了尽自己的职责之外，什么事也没有干的人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