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提交议会讨论的关于重颁英格兰银行特许状以及管理英格兰和威尔士地方银行的各项措施
这本小册子第2版的出版，使我能就有关银行业的一些尚未讨论通过的措施发表一点意见。
政府有关英格兰银行业管理问题的看法，公众现在已有所了解。
为推行那一政策而提议采取的措施都包括在十一个决议案中了，它们已由政府在本月（5月）6日提交给下院，将成为议会辩论的问题。
那些措施所要推行的政策，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一篇相当长的演讲中作了阐述。《泰晤士报》上的一篇社论已评述了那篇演讲的长处和短处，与我对它的评价完全相同。由于我同意那篇社论中的观点，而使用自己的语言恐怕不能像它那样表达得那么清晰妥帖，因此，我作了下述摘引。紧挨着下述引文的文字谈到皮尔爵士提出的安排赢得了普遍赞同，对这些安排，社论作者也表示同意。
“我们认为，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演讲恐怕不如他的建议那么出色。他的前提非常好；结论也令人赞赏；所缺少的只是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这篇演讲在进行某些炫耀的同时，恰恰未能证明皮尔爵士所宣称的东西。该演讲未能清晰地阐述它所建议的变革依据的原则是什么。该演讲有开头也有结尾，可似乎缺少中间部分。皮尔爵士把他的地基深深地而又露骨地打在墨西哥的金矿之中；他那些高耸云霄的结论早已是那些倒买倒卖外汇的精明投机商的座右铭，但在这一上一下之间却有一大团难以穿透的云彩，无论如何叫人摸不透，只有那些已熟悉下面复杂而危险地形的人才看得透它。罗伯特·皮尔爵士花费大量时间来击垮伯明翰的金融家，他确实很巧妙、很圆满地做到了这一点。其演讲的三分之一用来证明，我国的货币是黄金，我国应该维持黄金的货币地位——我们认为，不管这种证明本身具有多大价值，但等到确确实实需要的时候再作这种证明，不会使他的论证遭受多么大的损失。接下来他力图证明，对替代黄金的期票进行干预，不会使他陷入干预银行汇票或支票的境地，仅仅是自由兑换尚不足以防止过量发行，地方银行没有依据国际汇兑状况来调节其发行，建立政府银行在政治上是危险的。由此他就随便而仓促地得出了他的实际结论。他说，‘这使他能够解释他提交议会考虑的那些实际措施。’
我们提及的这些措施是明智和公正的，但采取这些措施的正当性绝不能用介绍这些措施的那篇演讲来证明。例如，地方银行将被取消，为什么？从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演讲中看，这是因为‘地方银行不能根据国际汇兑的状况来控制其发行。’地方银行为什么要根据国际汇兑状况控制发行？因为不这样做会导致过量发行。为什么会导致过量发行？这正是问题的核心和本质之所在、整个问题的关键，可罗伯特爵士却没有向我们作出说明。国际汇兑和英国流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也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它直接摆在了罗伯特·皮尔爵士和他的结论之间——而且正是那一结论的依据；这个问题尽管有点复杂，但并不是深奥得连当今的这位一流金融家也解释不了。为什么罗伯特爵士不解释这个问题，而要花费时间去证明只有少数几个狂热分子否认的那一点——即恢复纸币支付是不明智的？同样，他没有充分说明为什么要把英格兰银行的发行部门和存款部门分离开来。其实，只要熟悉当今大商人们的观点，或了解有关这些问题的主要小册子，就能马上看穿他所遵循的原则。但这不能满足这个完全无知的世界的要求，恐怕也满足不了对情况稍许有点了解的下院的要求；因此，我们很遗憾，在当前这一重大时刻，首相未能较为充分、较为清晰地阐明通货观点，而他正是打算依据这种观点管理国家的纸币发行并说服其继任者也这样做。”
毫无疑问，对注定要被加以极其重要的实际应用的通货观点来说，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为不全面、更为模糊的阐释。
罗伯特·皮尔爵士显然完全采纳了诺曼先生和劳埃德先生所阐述的通货原理；但他在尽力向下院解释通货原理，并力图证明通货原理同他提议采取的措施之间的关系时，却表现极差，差得叫人感到吃惊，这么一个天赋很高、平时讲话很清晰的人怎么会有如此表现。
事实是，他吃亏就吃亏在未经充分考察就信奉了通货理论，这种理论既不符合、也解释不了实际银行制度的运行情况，更无法清楚地洞悉拟议中的变革可能产生的影响，尤其是无法洞悉发行职能同银行业务职能相分离可能产生的影响。分离职能的方案也许是最佳方案，但即便是最佳方案，也不是出于罗伯特·皮尔爵士所陈述的那些理由。
他所提出的有关银行管理的措施，包含两个不同的考虑，一个同纸币即流通中的银行券的质量 有关，另一个同纸币的数量 有关。
关于纸币的质量，罗伯特·皮尔爵士有充分的理由反对银行业中的竞争和自由交易观念，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在适当注重质量的前提下，各银行相互竞争供应纸币，会使纸币的供应价格低廉，从而给公众带来利益或便利。不过，罗伯特·皮尔爵士所使用的低廉一词，运用于银行券的供应却是不适当的。检验银行券质量即它们价值的唯一标准，是看它们能否根据持有者的意愿，随时兑换成硬币。不仅是用硬币估算的银行券的价值，而且它们的便利都会由于在需要兑换成硬币时的最微不足道的踌躇和拖延而受到损害。因此，立法机关进行干预，以确保公众免遭由于发行银行破产或不愿和拖延履行见票即付的契约而造成的损失和不便，是完全正当的。如果提议采取的措施以此为目的，是要逐步用更加完美的纸币取代不那么完美的纸币，那么这些措施是值得公众赞许的，并且似乎已经得到了公众的赞许。
然而，罗伯特·皮尔爵士并不满足于消除纸币发行方面的竞争，并不满足于确保纸币的质量，即不满足于确保纸币的绝对安全和直接可兑换性。他还打算调节公众手中纸币的数量——一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而且他迫不及待地试图解释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这可以从其演讲中的下述段落中看出来：
那种东西的数量应该根据与竞争原则完全不同的原则来控制，因为其数量应该是明确的，固定不变的——必须由与其相关的金币数量来决定。纸币的数量若超过了与其相关联的金币的数量，就过多了。因此，我认为国家所需要的是，它应拥有最大数量的纸币供给，纸币的价值由相应数量的黄金来决定，纸币应由最有信誉的机构发行。然而，那些主张无条件竞争的人却拥护一种与此完全不同的学说，我请求下院注意他们在支持无条件发行时所作的一些让步。那些与我持相同观点的人认为，假若允许无条件竞争，那么，尽管银行券的发行量最终很可能与金币的数量相一致，但是，可能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取得这种一致，而且借以取得这种一致的手段，虽然肯定是有效的，可在完全奏效之前却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和不便；在纸币的发行量和它以黄金计算的表面价值之间不会有那种应该有的紧密一致；国家不会立即察觉到纸币的贬值，直到最终由那位无言的监督者——黄金提醒它；由于忽视了它的早期警告，英格兰银行不得不突然收紧银根。
假如《泰晤士报》对罗伯特爵士的这部分演讲所作的报道没有错的话，那么我要问，还有比这更为含混、更为难懂的看法吗？按照罗伯特爵士的说法，纸币的数量“必须由与其相关联的金币数量来决定。纸币的数量若超过了与其相关联的金币数量，就过多了。”毫无疑问，如果纸币可以自由兑换成黄金，则其数量必然由与其相关联的金币数量所决定。这正是我根据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所主张的。但在罗伯特爵士看来，纸币和黄金在这种程度上的一致似乎是不够的，因为在竞争的条件下，在纸币的发行量和它以黄金计算的表面价值之间不会有那种应该有的紧密一致 ；“国家不会立即察觉到纸币的贬值，直到最终由那位无言的监督者——黄金提醒它。”
我认为，这种认为在可以自由兑换的情况下纸币和它以黄金计算的表面价值之间缺少一致性的观点，就概念的清晰来讲，很像已故的卡斯尔雷勋爵的下述观点，即“英镑的价值可以定义为与商品相比较而言的价值”。 [1] 因为，人们可能会问与适用于这一定义的问题相类似的问题，即，如果不根据纸币的标金，那么，你又是根据什么规则判断纸币是在贬值？根据商品的价格。但根据什么商品的价格呢？如果不假定纸币和金市的数量是贬值的原因，谁又能断定影响价格的因素充分不充分呢？总之，对于这里所陈述的和伯明翰学派经常极力主张的贬值学说，我们无法作出回答，而只能予以全盘否定。
我深信罗伯特爵士犯了一个错误，致使这位平时头脑如此清楚的演说家胡言乱语起来。这个错误就是，在通货理论的影响下，他不考虑银行券的面额，而赋予了银行券以一些特殊的性质和职能，认为银行券对物价产生的影响不同于其他形式的信用券对物价产生的影响。而且叫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一方面宣称汇票不同于银行券，不能像银行券那样使用，同时又威胁说，如果有人在方圆65英里的地区引入少量汇票，使其在市面上流通，弥补银行券的不足，则政府会出面加以禁止。
在其演讲的下述段落中，罗伯特·皮尔爵士反对纸币发行中的无条件竞争，即便纸币是可以完全直接兑换的：
一些非常著名的人物一向认为，为防止过量发行纸币，需要采取的唯一安全措施就是直接的兑换。这种学说似乎得到了诸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大权威的首肯。他们主张，应严格履行纸币的兑换保证——纸币的兑换不应有任何拖延；但他们还说，如果你确实有把握能够随时自由兑换，那就不必老是为兑换而担心了。假如这种看法不是很有根据，那并非是这些著名人物的过错。情况在不断变化，我们经常会发现管理纸币发行的新规则。如果下院根据后来的发现，确信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错了，下院无疑将愿意放弃得到这些人赞许的观点。现在，我要根据理性同时也根据自由竞争的鼓吹者所承认的事实——这将是此问题最为棘手和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指出，可以兑换成黄金外加发行的自由竞争，并不能充分防止纸币的过量发行。
失礼得很，恕我冒昧地坚持这里所提到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因为在我看来，他们所说的自由兑换，不仅指的是法律上的兑换责任，而且指的还是发行者随时根据要求进行兑换的能力，也就是说，指的不仅是法律上的 自由兑换，而且还有事实上的 自由兑换——而这种完全的自由兑换正是罗伯特·皮尔爵士提议采取措施所要达到的目的。在这样理解自由兑换一词的条件下，我准备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可兑换黄金外加发行的自由竞争，足以防止纸币的过量发行；这里所谓的纸币，指的是公众手中流通的银行券（罗伯特·皮尔爵士把汇票和支票明确排除在纸币之外，因而这也肯定是他的意思）。
罗伯特·皮尔爵士有点不适当地把美国银行业的例子当作一项警告，告诫人们仅仅依靠完全的可兑换性是无法限制公众手中纸币的数量的。这个例子并不适用，因而并不能当作一项警告。在谈到“个人的财产被毁，政府的信用崩溃，整个美国的商业陷于瘫痪”时，他问道，“如果即期的可兑换性是一种制约，那它为什么没有在美国起到制约的作用呢？”我们的回答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其他不讲信用的各州，美国的银行业与我国的银行业毫无相似之处。在这些州发行和流通的纸币，包括像面值为二角五分那样低的纸币，具有强制性政府纸币的最恶劣特征。这些州的银行随便放款，在许多情况下是把款放给本银行的董事，不要求提供任何担保品，而这些银行的经营者却得到了州政府的庇护，欺诈和愚蠢的结合，达到了银行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
而与此相反，我倒是可以较为恰当地举出苏格兰的例子（其纸币具有几乎完全的可兑换性），以证明在最激烈的发行竞争条件下，并不会过量发行银行券。事实上，在大不列颠的这一地区，尽管发钞银行之间激烈竞争，但银行券的发行额却被减少到单纯的零售目的所需要的水平。
概念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同模棱两可地使用发行 一词有关。罗伯特·皮尔爵士和通货理论的拥护者以及在这点上大部分的公众，谈到发行 时，想到的似乎总是银行券进入了公众手中，在市面上流通，构成了流通额的一部分。他们不加任何区别地使用发行 一词，有时指的是发钞银行以贷款或贴现的方式所作的预付，这种资本的预付不会增加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有时指的又是在账台上付给存款者或其他人的银行券，这种银行券仅在当地使用，确实构成了该地区纸币流通额的一部分。我认为，正是由于混淆了资本的预付（这种预付不一定会增加流通额或通货）和账台上为眼前的目的而支付的银行券，罗伯特·皮尔爵士才不同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下述观点的，即，完全的即期可兑换性连同纸币发行的自由竞争，足以防止银行券的过量发行。
如果像我假定的那样，银行券的质量，即它们的可兑换性是完全的和即期的，那么，只要仅仅是为了当地使用而发行银行券，只要银行券仅仅为了这个目的而流通，我们就没有理由担心银行间的自由竞争会带来危险和不便。假如银行券具有完全的可兑换性，不仅发钞银行间的自由竞争不会带来危险，而且非发钞银行间的自由竞争也不会带来危险。过度交易造成的剧烈商业波动，若能追溯到银行，总是起因于在没有充足的或可兑现的证券担保的情况下过度预付资本。银行，无论是发钞银行还是非发钞银行，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都可能对不该得到信用的人垫款，也可能贴现大量的可疑票据，从而增加流通手段，而不直接增加流通的数量，即银行券的数量。这种垫款，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很可能被漫不经心地使用，物价也可能由于信用的这种过度扩张而暂时上涨 [2] 。创造汇票和存款肯定会造成某些后果：银行享有信用时，汇票的流通会在一段时间里维持扩大了的交易，而不需要银行券的介入。在大多数情况下，投机活动和过度交易的反弹，最初都不是由缺少银行券引起的，而是由相对于供给和消费而言的需求不足引起的。于是，投机者或许还有银行家便会破产。而所有这一切都与竞相发行银行券毫不沾边。罗伯特·皮尔爵士未提出任何措施来阻止银行的这种过度放款行为，不管是合股银行的过度放款还是非合股银行的过度放款。
罗伯特·皮尔爵士反对发钞银行在完全的即期兑换制度下进行竞争，提出的理由漏洞百出，说服不了人，对此我不打算详加评论，但我却要提一下重颁英格兰银行特许状时准备实施的新管理计划。该计划要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部门，一个是发行部门，另一个是营业部门。除了同在一幢大楼内办公和接受相同的指导外，在管理方面它们将成为两个完全独立的机构。若想从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演讲中找到作这种分离的理由，那只能是枉费心机。从这个计划的表面看，要实现计划中提出的一切目标，只需作好簿记工作就行了，或者更为简单，只需像管理有方而谨慎小心的银行那样，根据经验和观察作极精确的计算，保持足以偿还全部债务的储备金就行了。
虽然罗伯特·皮尔爵士没有明确说明为什么要把英格兰银行划分为两个部门，但我们却可以从其演讲的结尾处推测出这样做的理由。在其演讲的结尾处，他口若悬河，小题大作，大谈特谈现行制度造成的各种严重危害，而他正是要消除这些危害。他详论的危害有银行的倒闭和由此使广大民众遭受的损失和痛苦，他的管理私人和联合股份发钞银行的措施，目的就在于防止这些危害重演；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了自1819年以来的通货波动“严重威胁着商业企业，会使商业企业的一切算计落空”，他也谈到了“英格兰银行依靠国外机构可能带来的危险”。
因而可以认为，这一措施想要达到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让国际汇兑来调节纸币的发行以防止通货波动，另一个是消除停付现金的危险。
让我来谈第二个目的。应该说，如果分离措施的目的仅仅是确保纸币在任何可能出现的暂停支付现金的情况下，具有可兑换性，那我会同意采取这一措施的，而不管我预料采取这一措施会带来多么大的不便。不过，我怀疑这种措施能否更有效地防止暂停支付现金。
如果发生像1797或1825年那样的紧急情况，则分离措施能否阻止暂停支付，将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内阁成员是否授权发行部门竭尽全力帮助营业部门。发行部门与营业部门分离开以后，如果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要求发布命令限制支付，如果这一要求正好符合大多数议员支持的内阁所采取的政策，那就肯定没有什么能阻止这样做。建立一政府发钞银行，情况也不会比这好，不会比这更安全，情况反而可能会更糟。若爆发一场耗资巨大的战争，而且贸易状况恶化致使贵金属外流，那么带来的灾难首先将是暂停支付现金。为防止发生这种灾难，我宁可依赖一群诚实正派、经验丰富、办事谨慎的银行董事。
我完全不考虑利润问题，那是完全无关宏旨的，如果不仅仅进行这种名义上的分离，而且还建立一个发行政府纸币的国家机构的话。我们现在只讨论这种分离除了能防止暂停支付之外，究竟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消除罗伯特·皮尔爵士明白提到的、对所有商业企业都那么危险的通货波动造成的各种危害。
我不相信这样的分离会消除这些危害。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分离会起什么作用吧。
我们尚不知道英格兰银行的账目在新的制度下到底是什么样子。但在现行制度下，定期提交的报告书，为我们推测营业部分离伊始（假定自从4月20日最近一期政府公报发表后，情况没有发生重要变化）的状况提供了数据。由于发行部是完全被动的，只有营业部的活动能够对金融市场即利率和信用状况产生影响。根据最近一期的季度报告，发行额（公众手中的银行券）为21 427 000镑，存款额为13 615 000镑，金块的数量为16 015 000镑。就发行部而言，超过它应持有的那14 000 000镑固定数量的证券的全部银行券，应看作是以金块作担保而发行的银行券。所以，上述16 015 000镑金块中，7 427 000镑将归发行部所有，余下的8 588 000镑将归银行营业部所有；但当人们发现持有银行券比持有黄金更为便利时，营业部的储备就可能是银行券。于是，营业部将根据自己的意愿或者持有8 588 000镑的银行券，或者持有8 588 000镑的金块作为储备，以抵付13 615 000镑的存款，很显然，这些存款是它唯一的债务。 [3]
当前，英格兰银行的金库中有数量空前的金块可分配给这两个部门，因而此时采取分离措施绝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既然现在进行这种试验不会带来什么不便，所以它也就有很大的成功机会。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两个部门分离开来以后，纸币发行额将由汇兑来调节；但这是什么意思呢？根据前面第7页的阐释，这是否意味着纸币发行额将随着金块的输出和输入而变化？
纸币发行额，按照银行委员会的调查和通货理论拥护者的出版物中迄今所下的定义，指的显然是公众手中银行券的数量。
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纸币发行额，如果突然需要输出黄金，则这种需求很可能落在营业部身上，我们假设这种需求达到5 000 000镑的程度。营业部由于有巨额储备，可以用5 000 000镑银行券同发行部门交换黄金，以满足这种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发行部将减少5 000 000的金块，营业部将减少5 000 000的钞票，可它们仍保有充足的储备。但公众手中银行券的数量仍然完全同过去一样多。可以说这种活动减少了纸币发行额，从而改善了国际汇兑状况吗？实际上，使国际汇兑状况得到改善的，是黄金的输出，而绝不是通货价值的提高（据认为，减少通货数量便可提高币值）。
通过这种双重过程来满足对5 000 000镑黄金的需求，其结果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于在现行制度下满足这种需求所产生的结果？应该认为，这种看法可以纠正通货理论对金块的输出和输入的作用所持的观点。而且应该指出，在最近输入5 000 000镑黄金期间，纸币发行数量未受到丝毫影响。
只要营业部拥有巨额黄金储备，新制度的运行就会同旧制度的运行完全一样。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英格兰银行的状况同金融市场和商业事务的关系，以致输出5 000 000镑黄金将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看法，错误的看法会同正确的看法一样多。但我假定的是不受这些看法影响的活动。不过，导致这种活动的一种可能的过程可能会产生一些难以理解的结果。
假设英格兰银行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有必要考虑货币交易和商业界的状况，为了不再持有过多的储备，而要采取一项强制性的手段，把其定期信贷的利率降到1％，贴现率降到1．5％，那么，由于人们感到资本在国内根本找不到投资机会，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迫使巨额资本流往国外的后果。这些资本将用于购买支付股息的外国证券，如法国、荷兰、普鲁士和丹麦的股票，用于购买外国铁路股票，用于在国外进行其他投资。在现行制度下，这将被说成是英格兰银行强制发行 纸币，虽然银行券只是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但是，在完成这一活动后，在输出5 000 000镑的金块致使营业部的储备只剩下3 500 000镑后，对黄金的任何进一步需求，即使需求数额仅仅为1 500 000镑或2 000 000镑，也会对金融市场造成很大影响。于是英格兰银行必须采取紧急预防措施，收回或出售证券，结果，一向依赖于充足货币供应的货币兑换商和其他人，会遭受突如其来的打击，其储户会要求立即提款，这又迫使货币兑换商收回其垫款。
人们将要求英格兰银行贴现，但它可能完全拒绝贴现，或把贴现率提得很高。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会受到强大的压力，利率上升的幅度有可能远远超过5％。
我们再来考虑另外一种情况：假设英格兰银行相对于其债务而言拥有数量充足的金块，即拥有3 000 000镑至3 500 000镑的金块，并且像以前一样，对黄金的需求达到1 500 000镑至2 000 000镑。贸易额可能在增加，情况可能有利于投机和过度交易。那么，投机活动和过量交易活动在其开始阶段和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如果情况有利，大都会完全依赖信用而进行。随后人们有时会接受票据，票据的偿还期会一再重订，一直等到市场情况发生变化为止。如果市场情况发生不利的变化，承兑人会被要求到期支付。他们会请求贴现，但这是很困难的；英格兰银行的大门紧闭，货币兑换商也帮不了忙。假如此时碰巧农作物严重歉收，需要大量进口国外谷物，市场利率和贴现率便很可能上升到15％或20％。而发生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发行部门却至少拥有6 000 000或8 000 000镑的黄金储备。
我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在发行部门拥有充足黄金储备的情况下，两个部门严格分离开来，会使工商业阶级遭受多么大的利率波动。但这里所作的陈述，已完全可以证实我在第119页列出一系列结论后发表的那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发行业务和银行业务的完全分离 ，很可能会使利率和信用状况发生比在这两个部门合并在一起的现行制度下更大和更加急剧的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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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有关范西塔特先生的决议案的争论》，1811年 5月。
[2] 这里，我要乘机说明，前几页的论证旨在指出我认为通货理论所犯的一个错误，即这种理论把各种弊病（不包括纸币的不可兑换性和发钞银行的破产）归因于银行券数量和金块数量之间变动的不一致。所以，我非常小心谨慎地谈论发钞银行和非发钞银行在影响流通和物价方面的特征，总是假设它们是在有充足证券担保的情况下预付资本。因而叫我吃惊的是，我在威廉·克莱爵士最近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发现有下述一段话：“发钞银行增加流通手段数量的能力被图克先生特别否定了，确实使我感到非常震惊。我们可以向那些仅仅承认银行券是货币的人证明，有时很难迫使银行券进入流通领域，很难迫使它们在市面上流通，这会使这些人难堪，但我却不明白，既然图克先生有充分理由认为存款也同样是货币，他又怎么能否认发行银行券的权力确实赋予了银行最有效地直接增加流通手段的能力。”恕我断然否认，我从未否认过发钞银行具有增加流通手段的能力，这里的所谓流通手段包括存款和汇票在内。我否认的仅仅是发钞银行比非发钞银行具有更大的增加流通媒介的能力（假设地方流通额已饱合）。我从未想到，更没有明确说过，无论是发钞银行或非发钞银行都没有通过汇票和存款增加流通额的能力。实际上，没有人比我更加清楚以下事实（前面我也提到过这个事实），即发钞银行和非发钞银行通过 1835年和 1836年的过度信用扩张，都对汇票的过度流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遁货理论所犯的这个错误，严重地影响了威廉·克莱爵士在其小册于中针对我的观点提出的反对意见。
[3] 根据这种观点，说不说出营业部将持有的证券数量是无关紧要的。在 4月 20日的报告书中，营业部持有的证券为 22 150 000镑，从中将扣除 3 000 000镑分配给发行部的国库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