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要认识印度，尤其是种姓制度，基础在于统计数字以及特别是出色的社会学研究，这都包含在行之十年的普查报告公刊里（《印度普查报告》，通常是以一篇通论性的报告为首，然后是各州的详细资料，除了纯粹的数据篇章之外，尚有明列统计图表的报告。出版地点：加尔各答）。1901年的普查之所以有其特殊价值，是因为它首度提供了有关全印度的综合性素材，尔后1911年的普查则在许多重点上加以补充。李士莱（risley,《孟加拉的种姓与部族》[1]的作者）、布兰特（blunt）、盖特（gait）等人综论性的著述和地方性的描述，是一般社会学文献当中最为上乘之作。

有关印度的一本独到的工具书是《印度帝国地名辞典》（the imperial gazeteer of india），地名依字母顺序排列，为首的四卷绪论名为《印度帝国》（the indian empire,new ed.,oxford clarendon press,1908-1909），有系统地论述自然、历史、经济、社会及文化等状态。有关种姓的起源，普查报告的作者亦讨论了诸多近代学者的理论，诸如塞纳（senart）的《印度的种姓》（les castes dans l'inde,paris,1896）、布格列（bouglé）的《种姓制度论》（essai sur le regime des castes,travaille de l'annee sociologique,paris,1908），以及聂斯菲德（nesfield）的旧作《西北诸省及奥德地区的种姓制度简论》（brief view of the caste system of the western provinces and oudh,allahabad,1885）。最出色的晚近著作为拜尼斯（baines）的《民俗志》（“ethnography”,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bühler ed.,strassburg,1912），附有详尽的文献目录。以上这些著作以及德国杰出的印度学学者韦伯（a.weber）、齐默（zimmer）、奥登堡（h.oldenberg）等人关于文化史方面有名的大部头研究，我们当然通贯全书处处引用，唯在涉及独特事实之处，便会特别加以注明。

在印度社会史方面，最好的一本着作是费克（r.fick）的《佛陀时代之东北印度的社会结构》（soziale gliederung im nordestlichen indien zu buddhas zeit,kiel,1897）。在适当之处我们也会引用霍普金斯（washburne hopkins,特别是其所著的《印度今昔》[2]）及戴维斯（caroline davids）等人的著作加以补充。在历史文献方面，我们特别是参考史密斯（a.smith）的《印度古代史：从公元前6世纪到伊斯兰教的征服》（early history of india from 600 b.c. to the mohammedan conquest,oxford,1904）、杜夫（grant duff）的《摩诃剌侘族的历史》（history of the mahrattas,london,1911），以及类似《印度统治者丛书》（rulers of india series,oxford）之类的作品。好的入门性概说则可在《印度帝国》中找到。其他的文献则在适当之处引用之。关于近代军事史就属侯恩（p.horn）的《莫卧儿大帝国的军队与战事》（heerund kriegswesen der groβmghuls,leiden,1894）最称便捷。在经济史方面，参考数据则于引用处加以注明。

纪念建筑物上为数甚伙的铭文为专题历史提供了莫大的数据来源，然而这些材料至今尚甚少被综合性地运用。这些碑文大多数是以原文附上翻译的形式加上语文和内容的批注陆续出版，部分刊登于考古举杂志《印度古代学》（indian antiquary,至今已刊行4开本45卷），部分刊登于纯粹的碑铭学辨认《印度碑铭学》（epigraphia indica）。两个杂志里刊载着胡尔采（hultzsch）、弗利特（fleet）以及特别是必勒（bühler）等人精彩的专题研究。可惜作者手边无法找到胡尔采的《南印度碑文》（south indian inscriptions）与《印度碑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ndic）。

在无以数计的文献资料中，吠陀经典最重要的部分已有德文与英文的翻译。此外，社会学角度的研究可参考皮歇尔（pischel）与葛德纳（geldner）的精彩著作《吠陀研究》（vedische studien）；关于婆罗门的发展可参考布伦菲德（bloomfield）的《阿闼婆吠陀》（atharva vedar,in 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bühler ed.,strassburg,1899）；在宗教发展方面则可参考奥登堡（h.oldenberg）的《吠陀的宗教》（die religion des veda）。史诗当中，《摩诃婆罗多》（mahābharata）与《罗摩衍那》（ramayana）已有部分被翻译出来，关于前者可参考达曼（s.j.dahlmann）所著的《兼为史诗与法典的摩诃婆罗多》（das mahābharata als epos und rechtsbuch,berlin,1895）。关于首陀罗的文献，目前已翻译出来的可于《东方圣书》（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中找到。前面提及的费克、戴维斯夫人和霍普金斯等人关于佛教早期印度社会的研究，所根据的是早期佛教徒非常重要的传说《本生经》（jataka，已翻译为英文），其次为apastamba,manu,vasishtha,brihaspati,baudhāyana诸法典（都已收入《东方圣书》中）。关于印度的法律，我们特别是参考了乔利（jolly）的著作（收于必勒编的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以及必勒与魏斯特（west）合著的《印度法律汇要》（digest of hindu law,bombay,1867-1869）。希腊的资料由麦克葛林德（mcgrindle）收集，以英译文出版。中国人法显的游记则有理雅各（legge）的译本。《梵书》（brahmana）与《富兰那书》（purāna）时期数量颇为可观的固有宗教文献当中，只要是被翻译出来且被利用到的，皆于本书第二部中注出。

对于印度教于今之为一种宗教体系，先前提及的普查报告书刊当中已有入门性与概括性的介绍。至于历史性的叙述，则见于比较宗教学方面的种种汇集资料及《印度帝国》中。另参见巴斯（barth）的《印度的宗教》（les religions de l'inde,paris,1879），威廉斯（monier williams）的《印度的宗教思想与生活》（religious thought and life in india,part i,1891）。其他利用到的著作与专题论文则于第二部中引用。大多数的专题论文可在下列期刊中找到：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j.r.a.s）,journal asiatique（j.a.）,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z.d.m.g.）。可惜我手边没有关于各州的《地名辞典》（gazetters）可以参考，《孟加拉的亚洲协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也只看到一部分。关于印度文学，整体而言，参见温特尼茨（winternitz）的《印度文学史》（geschichte der indischen literatur,leipzig,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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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astes and tribes of bengal, calc, 1891-1892.

[2]india old and new, newyork, 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