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业
农业恶乎始？曰：始于女子。194社会学家言：邃古生事，大率男子田猎，女子蒐集。蒐集所得，本多植物。又女子多有定居，弃种于地，阅时复生，反复见之，稍悟种植之理，试之获效，而农业遂以发明焉。《周官》内宰，上春，诏王后率六宫之人而生穜稑之种。宗庙之礼，君亲割，夫人亲舂。《榖梁》文公十三年。房中之羞皆笾豆。《礼·有司彻》。挚：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挚匹，妇人之挚，椇榛、脯修、枣栗，《礼记·曲礼》，脯修以其烹调之功。皆农业始于女子之征也。阅时既久，耕作益精，始舍而用犁；又或能用牛马；或伐木以辟地；则用力益多，农事乃以男子为主。
田猎在邃初，最为普遍。考古家所发掘，各地皆有野人所用兵器，及动物遗骸，一也。全世界人，殆无不食肉者，二也。人之性情，足征其好田猎；其齿牙，足征其兼食动植物；三也。昔时言生计进化者，多谓人自渔猎进于畜牧，畜牧进于耕农，其实亦不尽然。盖有自渔猎进于耕农，亦有自耕农复返于畜牧者。要当视其所处之地，不得一概论也。我国古代，盖自渔猎迳进于耕农，说见第六章第二节。《礼记·王制》言：东方之夷，被发文身，南方之蛮，雕题交趾，皆不火食。西方之戎，被发衣皮，北方之狄，衣羽毛穴居，皆不粒食。盖东南地暖，多食植物，西北地寒，多食动物，中国介居其间，兼此二俗。故《礼运》言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也。农业之始，难质言为何时。《易·系辞传》言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而《记·郊特牲》言伊耆氏始为蜡，说者亦以为神农，则神农时，农业已颇盛矣。《尧典》载尧命羲、和四子，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尧典》固非尧时书，所言亦不必皆尧时事，然天文之学，发明本最早，历象尤为农业要图，则此节所言，转不能断为附会也。周之先世，后稷、公刘、大王，皆以农业兴，则著于《诗》，散见于百家之书，其事弥信而有征矣。
农业之演进，于何征之？曰：观其所栽植之物可知也。195古有恒言曰百谷，又曰九谷，又曰六谷，又曰五谷，所植之物递减，足征其遗粗而取精。九谷，郑司农云：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康成谓无秫、大麦而有梁、菰，见《周官》大宰《注》。六谷，司农云：稌、黍、稷、粱、麦、菰，康成同，见《膳夫注》。五谷，《疾医注》云：麻、黍、稷、麦、豆，盖据《月令》。《史记·天官书》、赵岐《孟子注》、卢辩《大戴记注》、颜师古《汉书食货志注》皆同。《管子·地员》，五土所生，曰黍、秫、菽、麦、稻。《素问》论五方之谷曰麦、黍、稷、稻、豆。郑《注职方》同之。其《五常政大论》，又以麻为木谷，火谷则麦、黍互用。所言虽有出入，要之用为食物之主者，由多而少，则必不诬也。《尔雅·释天》曰：“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果不熟为荒。”则三者古尝并重。然及后世，除场人有场圃，专事树艺外，民家但种之宅旁疆畔而已。《周官》大宰九职，二曰园圃，毓草木。《注》：“树果蓏曰圃，园其樊也。”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此专以植果为事者。《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诂》云：“瓜果种疆畔。”《榖梁》云：“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薤尽取焉。”则民家之所艺也。大宰九职，八曰臣妾，聚敛疏材，即《月令》仲冬所谓“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道之”者也。196《管子·八观》，谓“万家以下，则就山泽，万家以上，则去山泽”，可见其养人亦众。然九职之一曰三农，生九谷，郑司农云：“三农，平地、山泽也。”则山泽亦艺谷物矣。皆与百谷之递减而为九、为六、为五同理也。《史记·循吏列传》，孙叔敖为楚相，“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盖楚地开辟晚故山泽犹有遗利。
《淮南·氾论》曰：“古者剡耜而耕，磨蜃而耨，木钩而樵，抱甀而汲，民劳而利薄，后世为之耒耜耰锄，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此农具之渐精也。《汉书·食货志》言：赵过“能为代田。一亩三畎，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畎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畎，长终亩。一亩三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种于三畎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齐召南曰：“《周礼》里宰贾《疏》曰：周时未有牛耕，至汉时，赵过始教民牛耕，今郑云合牛耦可知者，或周末兼有牛耕，至赵过乃绝人耦。叶少蕴曰：古耕而不犁，后世变为犁法，耦用人，犁用牛，过特为增损其数耳，非用牛自过始也。周必大曰：疑耕犁起于春秋之世。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字伯牛，《月令》出土牛示农耕早晚。按叶、周二说是。但谓古耕而不犁，耕犁起于春秋，亦恐未确。古藉田之礼曰三推，不用犁，安用推乎？”《汉书》殿本《考证》。按齐氏之说是也。古有爰田之法。《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诂》曰：“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硗确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主易居。”此爰田之一说也。《周官》司徒：“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此爰田之又一说也。197《周官》之说，盖施之田多足以给其人之地，《解诂》之说，则施之田少之乡。三年一换主易居，以均苦乐，则虽中田下田，亦不得不岁垦矣。代田之法，为后世区田之祖，实自爰田变化而来。用此法者，田不必番休，而已获番休之益，盖以耕作之精，代土田之不足者也。井田之坏，由阡陌之开，而阡陌之开，实先由土田之不足。观东周以后，井田之法渐坏，则其田不给授可知。代田之法固宜其继爰田而兴。198托诸后稷诬，谓其起自先秦之世，则必不虚矣。育蚕，《路史·疏仡纪》引《淮南王蚕经》，谓始黄帝之妃西陵氏，其说自不足信。然《易·系辞传》言：“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疏》云：“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199故曰垂衣裳也。”黄帝、尧、舜时，声明文物，虽不如后世所传之盛，然已非天造草昧之时，则《礼运》所谓“后圣有作，治其麻丝，以为布帛”者，或即指黄帝、尧、舜言之，未可知也。纺织在各民族，皆为妇女之事，故神农之教，谓“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周官》大宰九职，亦曰“七曰嫔妇，化治丝枲”也。后世蚕利盛于东南，古代则不然。《禹贡》兖州曰桑土既蚕，青州曰厥篚檿丝，扬州曰厥篚织贝，徐州曰厥篚玄纤缟，荆州曰厥篚玄玑组，豫州曰厥篚纤；《诗·豳风》曰蚕月条桑，《唐风》曰集于苞桑，《秦风》曰止于桑，桑者闲闲咏于魏，鸬鸠在桑咏于曹，说于桑田咏于卫；利实遍江、淮、河、济之域也。孟子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七十者可以衣帛”，《梁惠王上》。足见其为民间恒业矣。
田牧自农业兴盛后，即不视为要务。田猎之所以不废，一藉以讲武；二习俗相沿，以田猎所得之物为敬；三则为田除害也。《公羊》桓公四年《解诂》曰：“已有三牺，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为己之所养，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兽多则伤五谷，因习兵事，又不空设，故因以捕禽兽。所以共承宗庙，示不忘武备，又因以为田除害。”述田猎之意最备。
《王制》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桓公四年《公羊》、《榖梁》皆同。《曲礼》曰：“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卵。”《王制》曰：“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春秋》之法，不以夏田。《公羊》桓公四年：“春曰苗，秋曰搜，冬曰狩。”《解诂》曰：“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为飞未去于巢，走兽未离于穴，恐伤害于幼稚，故于苑囿中取之。”案《榖梁》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搜，冬曰狩。”《左氏》曰：“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周官》《尔雅》皆同。盖农耕之世，田猎之地渐狭，故不得不为是限制也。《左氏》襄公三十年，“丰卷将祭，请田焉，勿许，曰：惟君用鲜，众给而已”，则祭祀亦不能皆用自然之牲矣。《月令》孟夏，驱兽毋害五谷。《周官》有兽人、掌罟田兽。射鸟氏、掌射鸟。罗氏、掌罗乌鸟。冥氏、掌攻猛兽。穴氏、掌攻蛰兽。硩蔟氏、掌覆夭鸟之巢。庭氏掌攻国中之夭鸟。诸官，盖亦以为田除害。其迹人、川衡、泽虞之官，则所以管理渔猎者也。孟子言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犹以为小，齐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民则以为大。固由文王之囿，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而宣王之囿，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梁惠王下》。然文王所以能有七十里之囿，与民同之者，亦以其时旷土尚多，山泽之利未尽也。春秋、战国时，列国之君，犹皆有苑囿，如《左氏》僖公三十三年言郑有原圃，秦有具囿是也。观《公羊》夏不田取诸苑囿之说，则田猎限于苑囿，其初已为美谈，而后世更以弛苑囿与民为德政，可以觇生业之变迁矣。
动物之用有四：肉可食，一也。皮、革、齿、牙、骨、角、毛、羽，可为器物，二也。牛马可助耕耘，又可引重致远；鹰犬可助田猎；三也。以共玩弄，四也。此畜牧之业所由起也。《周官》大宰九职，四日薮牧，养蕃鸟兽；载师以牧田任远郊之地；皆官以畜牧为事者。角人，掌征齿角、凡骨物于山泽之农；羽人，掌征羽翮于山泽之农；则取之于民，官不自为畜善矣。牧人、掌牧六牲。六牲谓马、牛、羊、豕、犬、鸡。牛人、掌养国之公牛。充人、掌系祭祀之牲牷。鸡人、掌共鸡牲。羊人掌羊牲。皆以共祭祀、宾客之用。羊人之职云：“若牧人无牲，则受布于司马，使其贾买牲而共之”，则虽祭祀宾客之用，官亦不能尽具，可见牧业之微。200官家所最重者为马政。有校人以掌王马之政，巫马、牧师、廋人、圉师、圉人属焉。民间之牛马，则由县师简阅。盖以有关戎事，兼助交通故也。民间畜养，牛马而外，犬豕与鸡为多。201《孟子》言“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梁惠王上》。《记》言“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曲礼》。《管子》云：“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山权数》。案动物之与人亲，最早者为犬，犬可助田猎，故古男子多畜犬。而彘最弱，须防卫。于文，家从宀从豕，或说为豭省声，非也。且从豭与从豕何异？盖家之设本所以养豕，后乃变为人之居。女子居处有定，畜彘古殆女子之事也。《月令》：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其爱惜物力之意，亦与田猎之法同。
鱼在古昔，盖亦为女子之事，202故“教成之祭牲用鱼”。《礼记·祭义》。陈乞谓诸大夫亦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也。《公羊》哀公六年。古人重武事，猎可讲武，而渔则否，故《春秋》隐公五年，公观鱼于棠，臧哀伯谏，谓“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见《左氏》。司其事者：《月令》季夏，命渔师伐蛟，取鼍，登龟，取鼋。《周官》有人，掌以时为梁；鳖人，掌取互物；掌蜃，掌敛互物、蜃物；盖官自取其物。《月令》孟冬，乃令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周官》人，凡征入于王府；则取之于民者也。渔业盖以缘海为盛。故《史记》言大公封于齐，通鱼盐；《货殖列传》。《左氏》昭公三年，晏子述陈氏厚施，谓“鱼盐蜃蛤，弗加于海”也。其川泽之地，则《孟子》言数罟不入污池，《王制》言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其规制亦颇严。
洪荒之世，林木率极茂盛。斯时为垦辟计，多斩刈焚烧之。《孟子》言洪水未平，“草木畅茂”，“益烈山泽而焚之”是也。《滕文公上》。垦辟愈广，林木愈希，遂须加以保护。《孟子》言“斧斤以时人山林”，《梁惠王上》。《曲礼》言“为宫室不斩于丘木”是也。《左氏》昭公十六年：“郑大旱。使屠击、祝款、竖柎有事于桑山。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于山，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夺之官邑。”可见其法之严矣。政令之可考者：《月令》季夏：“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命泽人，纳材苇。”季秋：“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仲冬：“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周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凡窃木者有刑罚。”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皆其事也：然滥伐仍在所不免。《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则几成童山矣。《告子上》。《战国·宋策》：墨子谓公输般：“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章，宋无长木。”西戎板屋，汉世犹然。见《汉书·地理志》。内地繁富之区，林木必不如缘边之盛，203实古今一辙也。《周官》司险，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此乃为设险计。204天下一统之后，惟恐交通之不利，此等林木，更逐渐划除以尽矣。
《管子·地数》言：葛卢、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兵，已见第七章第一节。《韩非·内储说》，亦言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则古所取者，似多水中之自然金。然《地数》又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又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一曰：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砂者，其下有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此山之见荣者也。”则已知察勘矿苗之法矣。盖始取之于水，后求之于山。《淮南·本经》，谓衰世“镌山石，锲金玉，擿蚌蜃，消铜铁，而万物不滋”，可见其开采之盛。无怪《地数》言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举天下矿产，且若略有会计也。《周官》卝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注》云：“物地占其形色，知咸淡也。”《疏》云：“郑以当时有人采者，尝知咸淡，即知有金玉。”此亦勘察之一法，惜其详不可得闻也。
古农业之胜于后世者，有两端焉：一曰水利之克修。《周官》遂人云：“夫间有遂，遂上有迳，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匠人云：“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畎。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有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于川。”《注》虽以为二法，然释遂人遂、沟、洫、浍之深广，皆与匠人同，则其实不异也。205古沟洫之制，或疑其方罫如棋局，势不可行，则此本设法之谈。又或疑其费人力大多，势不能就，则靡以岁月而徐为之，又何不可致之有？古土地皆公有，各部族各有其全局之规画，农业部族之共主，与田猎畜牧之族，徒恃战伐者不同，亦以其能救患分灾；设有巨工，则能为诸部族发踪指示也。观无曲防，无遏粜，列于葵丘之载书；而城周，城，亦由当时之霸主，合诸侯而就役可知。恤邻且然，况于为己？有不及者，督责而指道之。不相协者，整齐而画一之。谓始皇能合秦、赵、燕之所筑者，以为延袤万里之长城，而自神农至周，不能合诸部族之水工，以为中原方数千里之沟洫，吾不信也。农田水利，相依为命，古水利之修治如此，较之土地私有，政治阔疏之世，人民莫能自谋，官吏亦莫能代谋；川渠听其湮塞，堤防听其废坏，林木听其斫伐，旱干水溢，习为故常，转徙流离，诿诸天数者，其不可同年而语明矣。一曰农政之克举。古多教稼之官，亦有恤农之事。206《噫嘻》郑《笺》，谓古三十里为一部，一吏主之，此即所谓田畯。古之吏，于农事至勤，固多督促之意，《礼记·曲礼》曰：“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管子·权修》曰：“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此士与吏，即田畯之俦。《月令》孟夏：“命野虞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司徒巡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仲秋：“乃劝种麦，毋或失时。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季冬：“令告民出五种。命农计耦耕事。具耒耜。修田器。”一《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诂》曰：“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时，春，父老及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暮不持薪樵者不得入。”《汉书·食货志》略同。此等规制，盖皆世及为礼之大人，所以督责其农奴者，非大同之世所有也。亦时能以其知识，辅道齐民。如《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司稼：“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县于邑闾。”此辨土壤、择谷种之法也。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此变化土壤之法也。《月令》季夏：“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注：“薙谓迫地芟草也。此谓欲稼莱地，先薙其草，草干烧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于其中，则草死不复生，而地美可稼也。薙人掌杀草，职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则以水火变之。”案薙人亦见《周官》，此即所谓火耕水耨也。庶氏，掌除毒蛊；翦氏，掌除蠹物；赤茇氏，掌除墙屋；除虫豸藏逃其中者。蝈氏，蝈读如蜮。掌去蛙黾；壶涿氏，掌除水虫；则除害虫之法也。《诗·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毋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月令》，孟春：“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盖于督责之中，兼寓教道之意矣。《汉志》农家之书，出于先秦之世者，有《神农》《野老》；又有《宰氏》，不知何世；今皆无存。古农家之学，尚略见于《管子·地员》《吕览·任地》《辨土》《审时》诸篇皆当时农稷之官所发明，而日教道其下者也。以视后世，士罕措心农学；即有之，亦不能下逮；负耒之子，徒恃父祖所传，经历所得者，以事耕耘，又迥不侔矣。《大田》之诗曰：“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笺》云：“曾孙，谓成王也，攘渎为饷。馌、饷，馈也。田畯，司啬，今之啬夫也。
喜读为。酒食也。成王来止，谓出观农事也。亲与后世子行，使知稼穑之艰难也。农人之在南亩者，设馈以劝之，司啬至，则又加之以酒食，饷其左右从行者。成王亲为尝其馈之美否，示亲之也。”此说后人多疑之，其实此何足疑？古君民相去，本不甚远，读《金史》之《昭肃皇后传》，则可知矣。昭肃后，唐括氏，景祖后，《传》曰：“景祖行部辄与偕，政事狱讼，皆与决焉。景祖殁后，世祖兄弟凡用兵，皆禀于后而后行，胜负皆有惩劝。农月，亲课耕耘刈获。远则乘马，近则策杖。勤于事者勉之，晏出早归者训厉之。”晏子述巡守之礼曰：“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又引《夏谚》“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以明之。《孟子·梁惠王下》。知古所谓巡守者，实乃劝农之事，即方伯行邑亦如此，故有召伯听讼于甘棠下之说也。见《史记·燕世家》。夫如是，安有暴君污吏，敢剥削其民者哉？古者一夫百亩，又有爰田之法，所耕之地实甚广，然《王制》言：“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孟子》同见《万章下》。其所得，无以逾于今江南之农夫，而今江南之农夫，所耕者不逮古三之一也，此盖地狭人稠，迫之使耕作益精，而智巧亦日出。今日农夫之所知，盖有古士大夫之所不逮者矣。然人所以驾驭自然之术日精，而人与人之相剥削，则亦愈烈矣。噫！
第二节 工业
工业何由演进乎？曰：始于分业而致其精；继以合诸部族之长技而汇于一；终则决破工官之束缚，使智巧之士，人人有以自奋焉；此工业演进之途也。
《考工记》曰：“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注》曰：“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须国工。”然则非人人所能作之器，必设官以司其事矣。此盖大同之世之遗规。今东印度农业共产社会，攻木，抟埴，咸有专职。不事稼穑，禄以代耕。吾国古代，盖亦如是。王公建国，袭其成法，遂为工官矣。人之才性，各有所宜，而艺以专而益精，习熟焉则巧思自出，不惟旧有之器，制作益工，新器且自兹日出矣。故一部族之中，以若干人专司制造，实工业演进之第一步也。
然古代部族，率皆甚小，一部族中，智巧之士有限；抑且限于所处之境，物材不能尽备，利用厚生之事，自亦不能无缺也。而各部族之交通，适有以弥其憾。《考工记》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所作也。”古无信史，公众逐渐发明之事，率归美于一人。《淮南·本经》曰：“周鼎著倕。”注云：“周铸垂象于鼎。”此殆即《考工记》所谓圣人，如学校之有先圣也。207《易·系辞传》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亦此意。其实以一人而有所发明者，甚希，一部族有所专长者则不乏，此亦其所处之境，或其独有之物产使然也。《记》又言：“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注》云：“官各有所尊，王者相变。”此说殊非。虞、夏、殷、周皆异部族，各有所长，故亦各有所贵耳。利用厚生之技，传佈最易。野蛮人遇文明人，尤渴慕如恐不及。蒙古人之人西域，即其明证。《考工记》诸官，或以人称，或以氏称。《注》曰：“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业，以氏名官者也。”以氏名官之中，必多异族才智之士，如乌春之于女真者矣。208《金史·乌春传》：“乌春，阿跋斯水温都部人。以锻铁为业。因岁歉，策杖负儋，与其族属来归。景祖与之处。以本业自给。”按此所谓以本业自给者，必非乌春一人，正犹突厥本为柔然铁工也。
封建之世，有国有家者，既能广徕异部族智巧之士；而又能则古昔，设专官以处之，“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礼记·王制》。工业似当猛晋，而不能然者，则以工官之制，亦有其阻遏工业，使之停滞不进者在也。人之才性，各有不同，子孙初不必尽肖其父祖，而古工官守之以世，必有束缚驰骤，非所乐而强为之者矣，一也。工官之长，时曰工师，所以督责其下者甚严。《月令》：季春，“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季秋，“霜始降，则百工休。”孟冬，“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案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成。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荀子·王制序官》：“论百工，审时事，辨功善，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造于家，工师之事也。”下乃不得不苟求无过。凡事率由旧章，则无由改善矣二也。封建之世，每尚保守，尤重等级，故《月令》再言“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荀子》亦言：“雕琢文采，不敢造于家。”《管子》曰：“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稚也，谓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无度，民必有冻寒之色，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稚也，谓之逆。”《重令》。此即汉景帝“雕文刻镂伤农事，锦绣纂组害女红”诏语所本，原不失为正道，然新奇之品，究以利用厚生，抑或徒供淫乐，实视其时之社会组织而定，不能禁贵富者之淫侈，而徒欲禁止新器，势必淫侈仍不能绝，而利用厚生之事，反有为所遏绝者矣，三也。《墨子·鲁问》：“公榆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月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雅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工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其说是矣。然能飞之械，安见不可为公众之利乎？《礼记·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若方小。敛，般请以机封。将从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鲁有初，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般，尔以人之母尝巧，则岂不得以？其毋以尝巧者乎？则病者乎？噫，弗果从。”此则纯为守旧之见而已矣。夫如是，故工官之制，本可使工业益致其精，而转或为求精之累也。
凡制度，皆一成而不易变者也，而社会则日新无已。阅一时焉，社会遂与制度不相中。削足适履，势不可行，制度遂至名存实亡矣。工官之制，亦不能免于是。工官之设，初盖以供民用。然其后在上者威权日增，终必至专于奉君，而忽于利民。孟子之诘白圭也，曰：“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告子下》。明古之工官，皆度民用而造器。然所造之数果能周于民用乎？生齿日繁；又或生活程度日高，始自为而用之者，继亦将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则相需之数必骤增，然工官之所造，未必能与之俱增也，则民间百业，缘之而起矣。工官取应故事民间所造之器，则自为牟利，相竞之余，优绌立见，则一日盛而一式微矣，况乎新创之器，又为工官所本无者邪？《管子》言四民不可使杂处；《吕览》言民生而隶之三官；皆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榖梁》亦曰：“古者立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成公元年。《论语》言“百工居肆”。《子张》。《国语》言“工商食官”。《晋语》。《中庸》曰：“日省月试，饩禀称事，来百工也。”则古之工人，皆属于官。然《管子·问篇》曰：“问人工之巧，出足以利军伍，处可以修城郭，补守备者几何人？”则名不籍于官，饩不禀于上，非国家之所能知矣。《治国篇》曰：“今为未作技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209《史记·货殖列传》曰：“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皆足见民间工业之盛。此固能使智巧日出，民用益周，然菽粟不足，不得事雕文刻镂，布帛不足，不得事锦绣纂组之义，亦并告朔之饩羊而不存矣噫！
第三节 商业
商业之始，其起子部族与部族之间乎？《老子》曰：“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据《史记·货殖列传》。《管子》曰：“市不成肆，家用足也。”210《权修》。《盐铁论》曰：“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畎亩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陶冶，不耕而足乎粟米。”《水旱》。盖古代部族，凡物皆自为而用之，故无待于外也。然智巧日开，交通稍便，分业即渐行于各部族之间。《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货即化，谓变此物为他物也。《孟子》曰：“子不通工易事，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滕文公下》。又曰：“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滕文公上》。人无不恃分工协力以生者，自皇古以来即如此，商业之兴，特扩而大之而已矣。
《易·系辞传》言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天下”盖侈言之。《吕览·勿躬》曰：“祝融作市。”祝融即神农也。《书·酒诰》言：农功既毕，“肇牵车牛远服贾”；《记·郊特牲》言：“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此皆今之作集，商学家所谓定期贸易也。神农时之市，度亦不过如是耳。生计稍裕，则邑居之地，有常设之市。《管子·乘马》“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是也。211《齐策》：“通都、小县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则邑不必皆有市。国都所在，市之规模尤大。《考工记》：“匠人营国，面朝后市。”《管子·揆度》言百乘、千乘、万乘之国，中而立市是也。藏货贿之地曰廛，《王制》言“市廛而不税”是也，《注》：“廛，市物邸舍。”案廛为区域之意，不论其为民居与商用，故许行踵门见滕文公，言“愿受一廛而为氓”也。见《孟子·滕文公上篇》。邑以外之市，则在田野之间，《公羊解诂》所谓“因井田而为市”；宣公十五年。《孟子》所谓“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者也。《滕文公下》。《注》：“龙断，谓堁断而高者也。左右占望，见市有利，罔罗而取之。”案登高则所见者远，招徕买者易，而人亦易见之也。城市之间，亦有作小卖买者则《周官》所谓贩夫贩妇，212司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又廛人掌敛总布。杜子春云：“总当为儳，谓无市立持者之税也。”康成不从然注肆长叙其总布取之又《诗·有瞽笺》云：“箫，编小竹管，如今卖饧者所吹也。”此即《说文》所谓衒，213《说解》曰：“行且卖也。”其规模弥小矣。
都邑中市，国家管理之颇严。214《王制》曰：“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育于市。布帛精粗不中度，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一以维当时之所谓法纪，一以防商人之欺诈也。《周官》所载，有胥师以察其诈伪，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货贿，宪刑禁焉。察其诈伪饰行慝者而诛罚之。听其小治小讼而断之。有贾师以定其恒贾，凡天患，禁贵者，使有恒贾。四时之珍异亦如之。有司虣以禁其斗嚣，掌宪市之禁令，禁其斗嚣者，与其虣乱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属游饮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有司稽以执其盗贼，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与其不物者而搏之。掌执市之盗贼，以徇，且刑之。有胥以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各掌其所治之政，执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袭其不正。凡有罪者，挞戮而罚之。有肆长以掌其物之陈列，各掌其肆之政令，陈其货贿，名相近者相远也，实相近者相迩也，而平正之。而司市总其成。《注》云：“司市，市官之长。”又云：“自胥师以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也。胥及肆长，市中给徭役者。”又有质人以掌其质剂、书契、度量、淳制。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掌稽市之书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凡治质剂者，国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国期。期内听，期外不听。案小宰八成，七曰听卖买以质剂，《注》引郑司农曰：“质剂，谓市中平贾，今时月平是也。”又曰：“玄谓两书一札，同而剐之，长曰质，短曰剂。傅别质剂，皆今之券书也，事异，异其名耳。”质人《注》云：“大市人民牛马之属用长券，小市兵器珍异之物用短券。”215淳制：杜子春云：“淳当为纯。纯谓幅广，制谓匹长也，皆当中度量。”后郑云：“淳读如淳尸盥之淳。”《疏》云：“杜子春云，淳当为纯，纯谓幅广，制谓匹长也者，即丈八尺，后郑从之。后郑不从杜子春纯者，纯止可为丝为缁，不得为幅广狭，故读从《士虞礼》淳尸盥之淳，故《内宰注》依巡守礼淳四咫，郑答《志》：咫八寸，四当为三，三咫，谓二尺四寸也。”凡治市之吏，居于思次。216司市职云：“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贾，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师莅焉，而听大治大讼。胥师、贾师莅于介次，而听小治小讼。”《注》云：“思次，若市亭，介次，市亭之属小者。”通货贿则以节传出入之。司市，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凡所达货贿者，则以节传出之。《注》云：“货节，谓商本所发司市之玺节也。自外来者，则案节而书其货之多少，通之国门。国门通之司市。自内出者，司市为之玺节，通之国门，国门通之关门。”又云：“商或取货于民间，无玺节者，至关，关为之玺节及传出之。其有玺节，亦为之传。传，如今移过所文书。”有物靡之禁，司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有伪饰之禁。司市，凡市，伪饰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贾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郑司农云：“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贾不得粥，商不得资，民不得畜。”后郑即引《王制》以说之。有市刑：小刑宪罚，中刑徇罚，大刑扑罚。较《王制》尤严矣。《史记·田单列传》：湣王时，为临淄市掾，217则古列国之市，皆有官以治之。
贾师之职云：“凡天患，禁贵者，使有恒贾，四时之珍异亦如之。”司市职云：“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注》云：“抑其贾以却之。”朝士职云：“凡民同货财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罚之。”《注》云：“郑司农云：同货财者，谓合钱共贾者也。以国法行之，司市为节以遣之。玄谓同货财者，富人畜积者，多时收敛之，乏时以国服之法出之，虽有腾跃，其赢不得过此，以利出者与取者。过此则罚之，若今时加贵取息坐臧。”小宰之质剂，司农以汉之月平释之，虽不必确，然汉之有月平章章矣。汉有月平，亦必沿之自古也。《左氏》称晋文之治，“民易资者，不求丰焉”。僖公二十七年。《史记·循吏列传》，言子产为相二年，“市不豫贾”，是古之市价，官吏颇能操纵其间也。廛人之职，掌敛市之绒布、列肆之税布。总布、守斗斛铨衡者之税。质布、犯质剂者之罚。罚布、犯市令者所罚。廛布，邸舍之税。而入于泉府，凡珍异之有滞者，敛而入于膳府。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218物楬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是卖者、买者，皆受公家保护，不虞亏折及昂腾也。《汉书·食货志》：王莽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注》引邓展曰：“《乐语》，《乐元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臣瓒曰：“其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然则古确有平亭市贾之事。陈相谓：“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履大小同，则贾相若。”《孟子·滕文公上》。其欲举不齐之物而使之齐，事固未必能行，然齐市价使不贰，古固不能谓无是事也。此可见商业初兴时，尚未尽自由；贾人之牟利，尚时为公家所干涉。然其后商贾之势益张，政令之力益弱，此等恐悉成虚文矣。不然，管、商辈何为深恶商贾，务欲裁抑之哉？
商业之初兴也，实凡民之友而非其敌也，219何则？天灾人祸之来，通全局计之，曾不足为人患；就一部落、一氏族言之，则有一蹶而不能复振者矣。庚财、乞籴，非可常恃，故必有商人焉，以己之所饶，易之于外。郑桓公之迁国，实与商人俱；《左氏》昭公十六年。卫为狄灭，文公通商；闵公二年。晋文公之返国，亦轻关、易道、通商；《国语·晋语》。即以当转徙破坏之余，必不可无之物，或有所阙，不得不藉商贾以求之也。斯时之贸易，皆行于部族与部族之间，商人跋涉山川，蒙犯霜露，冒盗贼劫略之险，以为公众谋，而己不与其利，谓为凡民之友，而非其敌，信不诬矣。然此乃为公产之部族言之，至私产之制兴，贸易行于部族之中，商贾各自为谋，而其情势一变。
《管子》曰：220“政有缓急，故物有轻重。岁有败凶，故民有义当作羡。不足。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七臣七主》。又曰：“泰春，泰夏，泰秋，泰冬，此物所以高下之时也。此民所以相并兼之时也。”《山国轨》。案《轻重乙》曰：“岁有四秋，物之轻重，相什而相百。”所谓岁有四秋者，谓农事作为春之秋，丝纩作为夏之秋，五谷会为秋之秋，纺绩缉履作为冬之秋也。计然言：“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史记·货殖列传》。则三十至八十，实为谷之恒价。而李悝《尽地力之教》，言农民生计，谷石皆以三十计，《汉书·食货志》。则自三十以上，利皆人于商人，农民所得，仅其最下之价矣。《管子·揆度》曰：“今天下起兵加我，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仇。贾人受而之。师罢，万物反其重，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于贾人。”然则不论天时人事之变动，贾人皆乘之以获利，而凡民则举受其弊也。夫有无之相剂，一以其时，一以其地。以其时者，《王制》耕九余三之法是也。以其地者，若《管子》言：“亩钟之国，粟十钟而辎金，山诸侯之国，粟五釜而辎金。”《轻重乙》。以其所饶，易其所乏，则地虽异而用各足是也。各地方之丰歉，不必同时，苟能互相调剂，则虽微积贮，而与有积贮者无异；而窖藏不用，同于废弃之物，咸可用为资本矣。故通商实两利之道，而通全局计之，则为利尤溥也。然利皆人于商人，则不蒙其利者，仍与受天灾人祸无异，或且加酷焉。是犹举公众之积，以奉一二人，而使大众流为饿俘也。此管、商等所以有抑商之论也。非偏也，商人固剥削兼并之流，而凡民则为所剥削兼并者也。
当时在一区域之中，商人所恃以牟利者，盖以谷及日用所资之物为主，如上文所言是也。其贩运于列国之间者，则为各地方所特有之物。221《史记·货殖列传》曰：“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惟如是，故与外国接境之处，商利遂无不饶。《货殖列传》言：栎邑北却戎狄，多大贾；
巴、蜀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杨平、杨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上谷至辽东，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是其事也。《传》又言番禺为珠、玑、玳瑁、果、布之凑，珠、玑、玳瑁固汉后与西南洋通所致之物，果亦南方所饶，布疑即木棉所织也，然则海道之通商，亦自先秦时已然矣。222《货殖传》虽大史公所作，然实多取先秦成说，非述当时事也。凡史籍所著，大抵较述作之时为早，正不独《史记》为然。
此等商贾，所贩运者，率皆珍贵之品，非平民之所资，故其人恒与王公贵人为缘。“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货殖列传》。正犹蒙古朝廷，乐与西域商人交接矣。当时王公大人用与商人交易者何物乎？予疑其为粟帛，223《管子·山权数》言：“丁氏之家粟，可食三军之师。”《轻重丁》言：“大夫多并其财而不出，腐朽五谷而不散。”有封地征敛于民者，粟帛固其所饶也。“嬖宠被缔络，雁鹜含余秣”，亦见《轻重丁》。言城阳大夫如是。固不如以易珍奇玩好，而商人得此，则可豪夺吾民矣。夫商贾既日与王公贵人为缘，则其地望宜日尊显，顾当时视为贱业者？则以坐列贩卖，率使贱者为之故也。汉人乐府曰：“孤儿生，孤儿遇生，命当独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王子渊《僮约》曰：“舍后有树，当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主为府掾求用钱。推访垩，贩棕索，绵亭买席，往来都落。当为妇女求脂泽，贩于小市，归都儋枲。转出旁蹉，牵犬贩鹅。武都买茶，杨氏儋荷。往来市聚，慎护奸偷。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恶言丑骂。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货易羊牛。”虽风谣之辞，游戏之文，不为典要，然终必以事实为据，不过或溢其分耳。汉世如此，先秦可知。《货殖传》言：“齐俗贱奴虏，刁间独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恶也，惟刁间收取，使逐渔盐商贾之利”，则当时货殖之家，度亦不过发踪指示，未必身居阛阓之间。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也。然商人多周历四方，熟知民之情伪；又其事本须心计；故其人率有才智，遂能上游媚王公贵人，以出其利，而下以剥削人民矣。商字之义，本为计度之辞。224《汉书·食货志》言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幸于上是也。《白虎通义》曰：“商之为言章也。”言能计度利害，使之章著也，弦高能却秦师，即商人多智之一证。《吕览·上农》曰：“民舍本而事末，则好诈，好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如农人之朴实而易治。”法家所以重农贱商者，此亦其一原因也。
第四节 泉币
大同之世，人无所谓自为也，亦无所谓为人。有所为，皆以致诸群，有所须，亦皆取诸群者也。大同之世既逝，人不能无彼我之分。有所效于其群者，必求所以为偿，乃不得不计其值。计其值之物，则泉币也。甲以物与乙，乙以币与甲，虽若两人相授受，然甲将来以币易物，不必更求之乙，凡一切人之物，皆可易取焉，此即甲非以物授乙，而先致诸其群，由群更以授乙之明证。特其授受之间，群无代表，而即藉甲乙之手以行之耳。职是故，为钱币之物，乃不得不为众所同欲。225
《汉书·食货志》云：“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此说最为得实。226《史记·平准书》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数语附著简末，必后人记识，溷入本文者也。《汉志》又云：“大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大公退，又行之于齐。”案《史记·货殖列传》言管子设轻重九府；《管晏列传》言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则九府圜法，实齐中叶后事，云大公为周立者妄也。此三物者，布帛及钱，盖以供平民之用，黄金则贵族豪商用之，然已非其朔矣。何则？交易之兴，由来甚旧，盖衣皮之世即有之，安所得束帛而用之？而亦安能铸金为钱也？故言吾国之泉币者，必当以贝与皮为最早。
《说文》曰：“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此语亦较《汉志》为确。《诗·菁菁者莪笺》云：“古者货贝，五贝为朋。”《礼记·少仪》曰：“臣如致金、玉、货、贝于君”，可见作《记》时贝尚通行也。《盐铁论·铸币》曰：“夏后氏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其言亦必有所据。《士丧礼注》云：“贝，水物，古者以为货，江水出焉。”盖南方业渔之民所用，货财等字，无不从贝者，可见其通行之广。钱圜函方，盖以象贝，《说文》云：贯，钱贝之贯也。知古之用贝，如后世之用钱也。皮则田猎之民用之，国家相沿以为币，民间亦用焉。如婚礼之纳币。逮农耕之世，则通用粟，《诗》言握粟出卜，《孟子》言许行衣、冠、械、器，皆以粟易之是也。《滕文公上》。粟值贱而重，故又多用布帛，《诗》言“抱布贸丝”是矣。金可分合，便贮藏，用为币本最善，然古金价甚贵，虽铜钱，亦未必能供零星贸易之用，况黄金乎？故知其仅行于贵族豪商之间也。计然言籴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古权度于今三之一，则在战国时，今粟一石，价不过九十至二百四十钱也。
然当时轻重家言，恒以金粟相权，而珠、玉、黄金，亦同称为币，其故何也？曰：泉币行于小民若豪贵间者，本不同物，今犹如是也。贵人之宝珠、玉、金、铜，盖以供玩弄，故珠玉之价，尤贵于黄金。《管子·侈靡》：“天子藏珠玉，诸侯藏金石。”其后稍用以资交易，而金之为用，乃胜于珠玉焉。《管子》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通典》引作七八千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国蓄》。《地数》《揆度》《轻重乙》略同。又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汤以庄山之金，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卖子者。”《山权数》。《周官》司市：“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注》曰：“金铜无凶年，因物贵，大铸泉以饶民。”然则古之作泉，乃歉岁用以求粟于竟外，犹之乞粜也。《管子》言丁氏之藏粟，可食三军之师，桓公将伐孤竹，以龟为质而假焉，《山权数》。古之求粟者，盖多于此曹，安得无用珠、玉、黄金？商人所用，盖多铜钱。《国语·周语》：“景王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此所谓子母相权者，非如近世以银铜相权，乃大小钱并行，大钱盖利商贾，商贾流通，则物产外渫，故单穆公又訾其“绝民用以实王府”也。《周书·大匡》：“惟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币租轻，乃作母以行其子”，此即单穆公所谓母权子而行也。《史记·循吏孙叔敖传》：庄王以为币轻，更小以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言之相，相言之王。王许之。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庄王之所为，即单穆公所谓废轻而作重也。古珠、玉、黄金，亦略有与钱相权之价。如《公羊》隐公五年《解诂》言：“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万钱。”《管子·轻重丁》言：“使玉人刻石而为璧，尺者万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仲五百”是也，然价大贵，故商民交易，仍不能用。当时列国，盖以齐为最富。其商业亦最盛。齐竟内盖诚钱粟并行，故《轻重丁》统计四方之称贷者，凡出泉三千万，出粟参数千万钟；《国蓄》言万室之都，必有万锺之藏，藏襁千万；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襁百万也。钱币诚便民用，然有之则货财之转易弥易，储藏亦益便；操奇计赢者，愈有所资，而好厚藏者，亦益锢其财而不出矣。大史公曰：“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自序》。今生计学家所言泉币利病，古人固早烛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