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之攻尼堪外兰，明人不能讨，顾开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关，许其互市。论者谓满洲之致富厚，习华事实于此有关焉。盖中国与外夷通商，不徒资其困乏，亦足牖其文明矣。蠢彼建夷，不思木桃之报，而为封豕长蛇，荐食上国，其罪可胜诛乎！

市舶司之设，元明二代亦皆有之。元设于上海、澉浦、杭州、庆元、温州、泉州、广州，凡七处，时有省置。明洪武初设于太仓黄渡，寻罢，复设于宁波以通日本，泉州以通琉球，广州以通占城、暹罗及西洋诸国，诸国皆听时至，惟日本限其期为10年，人数为200，舟为2艘，以金叶勘合表文为验，以防作伪，以其时正值倭寇为患也。嘉靖初给事中夏言言，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嘉靖三十九年（1611）凤阳巡抚唐顺之议复三市舶司，部议从之。四十四年（1616）浙江以巡抚刘畿言仍罢，福建开而复禁，万历中悉复。永乐中又尝设交阯云南市舶提举司。明之设司，意不在于收税，而在以此抚治诸夷，消弥衅隙，以其时倭寇方张也。在当时未尝不收制驭之效，然习之久，而畏恶外人之心日增，欧人之传教，又颇与华人习俗相违。清嘉庆时，又有西北教匪、东南艇盗之祸，遂并攘夷排教御寇为一谈，中西之交涉，生出无穷纠葛焉。原因虽多，而倭寇滋扰，致中国之视海客咸有畏恶之心，亦其中之一也（《明史·食货志》曰：“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皆以驭边省戍守费，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因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生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明之与外国通市，其意皆非以为利，故永乐初西洋刺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成祖不许。武宗时提举市舶太监毕真言：“旧制，泛海诸船，皆市舶司专理，近领于镇巡及三司官，乞如旧便。”礼部议“市舶职司进贡方物，其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非敕旨所载，例不当预”。夫许外国互市而曰入贡，许附载方物贸易，而市舶司且若以接待贡使为职，永乐三年又置驿于三市舶司，以待诸番贡使，岂真以其来，为入贡而不为贸易哉？夫亦曰入贡而后许贸易，则不致与沿海之民私相市，而官司无所稽考，以是为制驭之一策云尔。此办法似乎多事，而亦不能尽谓为不然。盖客强主弱，乃清中叶以后之情形，前此则适相反。故嘉靖倭变，朱纨访知“舶主皆贵官大姓，市番货皆以虚值，转鬻牟利，而值不时给”。而史且谓“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也。盖市舶官吏原来未尝不有赃私之行，然视土豪势家，则终有间矣）。

北方游牧民，虽时与中国以兵戎相见，然通市亦恒不绝，史所载虽不详，亦可考见其盛者，则如汉设马邑之谋，匈奴单于觉之而去，自是绝和亲，攻当路塞，然“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又如唐杀突董，九姓胡死者千人，突董回纥毗伽可汗叔父也，而毗伽谓唐使，“国人皆欲尔死，我独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杀尔，犹以血濯血，徒益污。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为我言有司，所负马值一百八十万，可速偿我。”若宽仁能以德报怨者，实贪马值不能绝耳。明初设马市三，一在开原南关，以待海西。一在开原城东，一在广宁，以待朵颜三卫。正统三年始设马市于大同以待也先，其后王振裁其马价，遂有土木之变，也先桀骜终必反。然非裁马价，有以激之，其叛或不至于是其速也。其后北抚俺答，东驭女直，亦藉大同马市，辽东义州木市。努尔哈赤之攻尼堪外兰，明人不能讨，顾开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关，许其互市。论者谓满洲之致富厚，习华事实于此有关焉。盖中国与外夷通商，不徒资其困乏，亦足牖其文明矣。蠢彼建夷，不思木桃之报，而为封豕长蛇，荐食上国，其罪可胜诛乎！

中西贸易演变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