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俗之敝

晋武帝以荒淫怠惰，遗患后嗣名。然帝在历代君主中，实尚未为大恶。所不幸者，则以仅足守成之才，而当开创之世耳。盖晋之王业，虽若成于宣、景、文三朝，然其所就者，实仅篡窃之事，至于后汉以来，政治、风俗之积弊，百端待理者，实皆萃于武帝之初。此其艰巨，较诸阴谋篡窃，殆百倍过之。虽以明睿之姿，躬雄毅之略，犹未必其克济，况如武帝，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承前世之积敝，而因受恶名，亦可哀矣。

武帝尝诏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泰始四年（268）。申戒郡国计吏、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泰始五年（269）。临听讼观录囚徒；泰始四年（268）、五年（269）。守令有政绩及清称者，赐之以谷；王宏，夏谡，刘霄，梁柳。见《纪》泰始五年（269）、咸宁元年（275）。诏刺史、二千石纠秽浊，举公清；令内外群臣举清能，拔寒素；太康九年（288）。又屡诏举人才；可见其非无意于为治。又尝增吏俸；泰始三年（267）。班律令；泰始四年（268）。平吴后即定户调式；罢军役；去州郡兵；则亦有意于更制垂后。然是时之所急者，非立法，乃行政；非文诰之频繁，乃督责之峻切；而帝于此，实最阙焉。伐吴之议，羊祜、杜预屡阵之，张华赞之，贾充始终沮遏，而帝仍以充总统诸军。孙晧降，充未之知，方以吴未可平，抗表请班师，谓“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虽要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其表与告捷同至。见《晋书·秦秀传》。王浑与王濬争功，诏责濬不受浑节度。濬言：“前被诏书，令浑、濬等皆受充节度，无令臣别受浑节度之文。当受浑节度之诏，以十二日起洛阳，濬十五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符。”诏文及发至日时，无可诬罔之理，而帝皆漫无别白，为之下者，不亦难乎？帝当篡位之初，即开直言之路，置谏官以掌之。见《纪》泰始元年（265）。以皇甫陶、傅玄共掌谏职。玄复历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刘毅亦尝为司隶。然毅终以峭直不至公辅。其所纠弹者，亦不能尽法惩治。刘颂言：“泰始之初，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法宽有由，积之在素，异于汉、魏之先，未可一旦直绳御下。”此或亦出于不得已。然颂又言：“为政矫世，自宜渐出公涂。张正威断，日迁就肃；譬由行舟，虽不横截迅流，渐靡而往，终得其济”，此诚当日之急务也。朋党之弊，蠹政伤民，所恃在上者有以烛其隐，折其机，乃能破私交而彰公法。杜预论伐吴之计曰：“自顷朝廷，事无大小，异意锋起，虽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虑后难，故轻相同异也。”此武帝之宽所不当宽者也，而严所不当严，其弊尤大。愍怀大子之废也，阎缵舆棺上书，以理其冤，不省。及皇大孙立，缵复上疏曰：“昔汉武既信奸谗，危害大子，复用望气之言，欲尽诛诏狱中囚。邴吉以皇孙在焉，闭门拒命。后遂拥护皇孙，督罚乳母，卒至成人，立为孝宣皇帝。历观古人，虽不避死，亦由世教，宽以成节。吉虽距诏书，事在于忠，故宥而不责。自晋兴以来，用法大严。6迟速之间，辄至诛斩。一身伏法，犹可强为，今世之诛，动辄灭门。昔吕后临朝，肆意无道。周昌相赵，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征昌入，乃后召王。此由汉制本宽，得使为快。假令如今，吕后必谓昌已反，夷其三族，则谁复敢杀身成义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经远。又汉初废赵王张敖，其臣贯高，谋弑高祖，高祖不诛，以昭臣道。田叔、孟舒十人为奴，髡钳随王，隐亲侍养，故令平安。乡使晋法，得容为义：东宫之臣，得如周昌，固护大子；得如邴吉，距诏不坐，伏死谏争，则圣意必变，大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从不罪者，则隐亲左右，奸凶毒药，无缘得设，大子不夭也。臣每责东宫臣故无侍从者，后闻颇有于道路望车拜辞，而有司收付洛阳狱，奏科其罪，然臣故莫从，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马，所以宿卫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谨严覆请审者，此由恐畏灭族”云云。此过严之弊也。过宽之弊，由于武帝之纵弛，过严之弊，则其所由来者远矣。《晋书·阮籍传》言：“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当时如籍者，盖不少矣。《易》曰：“栋挠之凶，不可以有辅也。”宣王之诛戮名士，不几于自戕其辅佐乎？

《晋书·何曾传》云：曾侍武帝宴，退而告其子遵等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诒厥身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山涛传》：帝尝讲武于宣武场。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帝称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刘颂言：“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终。故群吏虑事，怀成败之惧，轻饰文彩，以避目下之谴。人主恒能居易执要，以御其下，然后人臣功罪，形于成败之征，无逃其诛赏。”李重亦言：“建树官司，功在简久，阶级少则人心定，久其事则政化成而能否著。”当时相需最殷者，实为督责之术，固夫人知之矣。刘颂又言：“善为政者，纲举而网疏。近世以来，为监司者，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微过不足以害政，举之则微而益乱。大纲不振，则豪强横肆，豪强横肆，则百姓失职矣。大奸犯政而乱兆庶者，类出富强，而豪富者，其力足惮，其货足欲，是以官长顿笔，下吏纵奸。惧所司之不举，则谨密网，以罗微罪，使奏劾相接，状似尽公。而挠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无益于政体，清议乃由此而益伤。”“错所急而倒所务”如此，欲以求治得乎？

武帝天资，本近夸毗，平吴以后，尤日即怠荒。史言其“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帝性好色。泰始九年（273），诣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备六宫。采择未毕，权禁断婚姻。使宦者乘使车，给驺骑，驰传州郡，召充选者。司徒李胤，镇军大将军胡奋，廷尉诸葛冲，大仆臧权，侍中冯荪，秘书郎左思，及世族子女，并充三夫人、九嫔。司、冀、兖、豫四州二千石、将吏家补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败衣瘁貌以避之。大康7二年（281），诏选孙晧妓妾五千人入宫。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及七年，出后宫才人妓女以下，仅三百七十人而已。怠荒如此，复何暇为久远之计哉？

凡功名之士，多非纯正之徒，故守成与创业异情，而栉风沐雨，共取天下之人，或不足以托孤寄命。然此亦随创业者之心量而殊，苟有安民定国之志，自亦有具公心，抱大志者，相与有成，如魏武帝之有荀文若，蜀汉先主之有诸葛孔明是也。晋之宣、景、文，则诚所谓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者。党附之者，自多倾险之徒。贾充父逵，为魏诚臣，而充党于司马氏，嗾成济以成高贵乡公之祸。文帝新执朝权，恐方镇有异议，使充诣诸葛诞，阴察其变。充既论说时事，因谓诞曰：“天下皆愿禅代，君以为何如？”诞厉声曰：“卿非贾豫州之子乎？世受魏恩，岂可欲以社稷输人？”高贵乡公引王沈及裴秀，数于东堂讲燕属文。及将攻文帝，召沈及王业告之，沈、业驰白帝。荀勖者，钟会之从甥，少长会家。会谋反，审问未至，而外人先告之。文帝待会素厚，未之信也。勖曰：“会虽受恩，然其性未可许以见得思义，不可不速为之备。”帝即出镇长安。卫瓘以知数杀钟会，又虑后患而戕邓艾，即杜预亦讥其将不免。然预父恕，与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而预尚文帝妹高陆公主，因此起家，以视王裒终身不应征聘，不西向坐，且绝管彦之婚者，能无愧乎？此外晋初元老，如石苞、郑冲、王祥、荀、何曾、陈骞等，非乡原之徒，则苟合之士。此等人而可以托孤寄命哉？此晋之所以再传而即倾欤？刘颂论封建之利曰：“国有任臣则安，有重臣则乱。树国本根不深，无干辅之固，则所谓任臣者，化而为重臣矣。何则？国有可倾之势，则执权者见疑，众疑难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强御，虽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惧，曩之所谓重臣者，今悉反而为任臣矣。何则？理无危势，怀不自猜，忠诚得著，不惕于邪故也。”其于魏、晋之兴替，可谓洞烛其情。晋初之众建亲戚，盖亦所谓“殷鉴不远”者。然逮八王之乱，而亲戚化为重臣矣。不惟圣人有金城之义，而恃私智以求安，庸可得乎？

晋初所任，非功臣之后，则外戚之伦。如山涛为宣穆皇后中表亲，钟会作乱，文帝将西征，而魏诸王公并在邺，乃使行军司马，给亲兵五百人镇邺是也。然无督责之术，虽亲戚亦胡可信？景献皇后从父弟羊琇，居中护军、散骑常侍之职十三年，恒典禁兵，预机密。选用多以得意居先，不尽铨次之理。将士有冒官位者，为其致节，不惜躯命，然放恣犯法。每为有司所贷。其后司隶校尉刘毅劾之，应置重刑。武帝以旧恩，直免官而已。寻以侯白衣领护军。顷之复职。用人如此，虽有忠荩，亦何途以自靖？然偏任亲戚者，势固不得不尔也。王衍以妻为贾后亲见任，而卒覆公，诒谋之不臧，其祸固有自来矣。

自后汉以来，选政久已不肃，而武人当道，又相扇以奢淫。贪欲迫之，则营求弥甚，而官方遂不可问。《武帝纪》言：帝承魏氏奢侈，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有司尝奏御牛青丝靷断，诏以青麻代之。案帝即位之岁，即下诏大弘俭约。禁乐府靡丽百戏之技，及雕文游畋之具。泰始八年（272），又禁雕文绮组非法之物。咸宁四年（278），大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8帝以奇技异服，典礼所禁，焚之于殿前。敕内外：敢有犯者罪之。似有意于挽回末俗矣。然以言教不如以身教。帝之营大庙也，致荆山之木；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镂以百物，缀以明珠；见《纪》泰始二年（266）。可谓示之轨物者乎？况乎其后宫之侈，又为古今所罕有也。帝尝幸王济宅。济，浑子，尚帝女常山公主。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蒸甚美。帝问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毕而去。然不能有所惩也。故当时贵戚如王恺、文明皇后弟。羊琇、贾谧，充孙。勋臣如何曾、曾子劭、石崇、苞子。任恺、庾敳、和峤、王濬，莫不僭侈而无极。虽负高名如王戎；能立功业如刘琨、陶侃者；亦不免焉。陆云拜吴王晏侍中，会晏于西园大营第室，云上书曰：“臣窃见世祖武皇帝，临朝拱默，训世以俭。即位二十有六载，宫室台榭，无所新营。屡发明诏，厚戒丰奢。而世俗陵迟，家竞盈溢。渐渍波荡，遂已成风。虽严诏屡宣，而侈俗弥广。”傅咸当咸宁初，上书曰：“古者尧有茅茨，今之百姓，竞丰其屋。古者臣无玉食，今之贾竖，皆厌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饰，今之婢妾，被服绫罗。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贱隶，乘轻驱肥。”可见时俗之渐靡，而武帝之空言训诫，悉归无效矣。要之当时之所急在齐斧，而帝无刀一割之用，此其所以万举而万不当也。

经百年丧乱之余，人民所祷祀以求者，宜莫如休养生息。当时政事之及于民者，果何如乎？刘颂言：“董卓作乱，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难极矣。六合浑并，始于今日。兆庶思宁，非虚望也。古今异宜，所遇不同，诚亦未可希遵在昔，放息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实在可为。纵复不得悉为，苟尽其理，可静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务多端，世事之未尽理者，难遍以疏举。振领总纲，要在三条：凡政欲静，静在息役，息役在无为。仓廪欲实，实在利农，利农在平粜。为政欲著信，著信在简贤，简贤在官久。三者既举，虽未足以厚化，然可以为安有余矣。”时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荀勖议以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傅咸言：“泰始开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者？诚由官众事殷，复除猥滥，蚕食者多，而亲农者少也。旧都督有四，今并监军，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为九州，今之刺史，几向一倍。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而置郡县更多。空校衙门，无益宿卫，而虚立军府，动有百数。五等诸侯，复坐置官属。诸所宠给，皆生于百姓。一夫不农，有受其饥，今之不农，不可胜计，纵使五稼普收，仅足相接，暂有灾患，便不继赡。以为当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静事息役，上下用心，惟农是务也。”9并官息役之事，盖终西晋之世，未之能行。平粜之法，据《晋书·食货志》：泰始二年（266），即下诏令主者具为条制，然事竟未行。刘颂言平粜已有成制，其未备者可就周足，盖亦徒有其法。10至于综核名实，整饬官方，则晋世之所为，尤翩其反而矣。

《晋书·潘尼传》：尼著《安身论》曰：“祟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忧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而兴于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济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济，能无争乎？私苟不从，能无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众欲并争，群私交伐。争则乱之萌也，伐则怨之府也。怨乱既搆，危害及之，得不惧乎？然弃本要末之徒，知进忘退之士，莫不饰才锐智，抽锋擢颖；倾侧乎势利之交，驰骋乎当涂之务；朝有弹冠之朋，野有结绶之友；党与炽于前，荣名扇其后；握权则赴者鳞集，失宠则散者瓦解；求利则托刎颈之欢，争路则搆刻骨之隙。于是浮伪波腾，曲辩云沸；寒暑殊声，朝夕异价；驽蹇希奔放之迹，铅刀竞一割之用。至于爱恶相攻，与夺交战，诽谤噂杳，毁誉纵横；君子务能，小人伐技；风颓于上，俗弊于下，祸结而恨争也不强，患至而悔伐之未辩。大者倾国丧家，次则覆身灭祀。其故何邪？岂不始于私欲，而终于争伐哉？”此论实抉晋初风俗颓败之由，盖沿后汉之流而益甚者也。傅玄言：“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其波靡一世如此。杜预在镇，数饷遗洛中贵要。或问其故。预曰：“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苟晞为兖州，见朝政日乱，惧祸及己，多所交结。每得珍物，即遗都下亲贵。11兖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鲜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发莫还。纲纪之颓敝如此，欲无沦丧得乎？武帝南郊礼毕，问刘毅曰：“卿以朕方汉。何帝也？”对曰：“桓、灵。”帝曰：“其已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晋书·良吏传》言：“帝宽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厉俗。政刑以之私谒，贿赂于此公行。结绶者以放浊为通，弹冠者以苟得为贵。流遁忘反，寖以为常。刘毅抗卖官之言，当时以为矫枉，察其风俗，岂虚也哉？”《惠帝纪》言：“帝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盖其所由来者渐矣。

民间风俗，历代迁变甚微，政事之隆窳，所以致一时之治乱者，实其士大夫之群及朝贵之执政权者为之。干宝论西晋之事曰：“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贰之老。风格淫辟，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点，以为灰尘矣。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执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逼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12子真著《崇让》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妇女：庄栉织纴，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枲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佚之过，不拘妒忌之恶。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如水斯积，而决其堤坊；如火斯畜，而离其薪燎。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纯、贾充之事，而见师尹之多辟；考平吴之功，而知将帅之不让；思郭钦之谋，而悟戎狄之有衅；览傅玄、刘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钱神》之论，而睹宠赂之彰。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见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声乐，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荡之德临之哉？”此宝所著《晋纪》之论，《晋书·怀愍二帝纪》取之。盖西晋之亡，其势既如悬厓转石，不可中止矣。此实合一群之人，积若干岁月所造之共业，非一二人所克挽回，亦非一二人所能尸其责也。

第二节　戎狄之患

两汉之世，四裔种落，附塞或入居塞内者甚多。同化非旦夕可期；处置亦难尽得所；郡县、豪民，或且加以侵役；积怨思叛，自所不免；后汉羌乱，则其先声。初平以降，九州云扰，郡县荒废，户口寡少，兵力单薄，遂至坐生其心矣。履霜坚冰，其来有渐，泰始以后风尘之警，则永兴以后大乱之萌芽也。

晋初乱势，西北最烈。《晋书·李憙传》云：憙为仆射，时凉州虏寇边，憙唱议遣军讨之。朝士谓出兵不易，虏未足为患，不从。后虏果出纵逸，凉州覆没，朝廷深悔焉。此事当在泰始六年（270）胡烈败亡以前。《憙传》云：皇大13子立，以憙为大子大14傅。在位累年，迁尚书仆射。案惠帝立为大子，事在泰始三年正月。泰始五年（269），以雍州陇右五郡，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陇西郡，晋治襄武，在今甘肃陇西县西南。南安，在陇西县东北。天水，晋治上邽，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南。略阳，即魏广魏郡，在今甘肃秦安县东南。武都，今甘肃成县。及凉州之金城，晋初金城郡治榆中，在今县西北。梁州之阴平汉道，魏置郡，今甘肃文县。置秦州。傅玄上疏曰：“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15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民间，此必为害之势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于西方。今使烈往，诸胡虽已无患，必且消弥，然兽心难保，不必其久安也。若后有动衅，烈计能制之。惟恐胡虏，东入安定，晋郡，治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北。西赴武威，晋郡，治姑臧，今甘肃武威县。外名为降，可动复动。此二郡非烈所制，则恶胡东西有窟穴、浮游之地。宜更置一郡于高平川，今清水河，自固原北流，至中卫县入黄河。因安定西州都尉，募乐徙民，重其复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渐以实边。详议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属秦州，令烈得专御边之宜。”《玄传》系此疏于泰始四年（268），盖误。而《陈骞传》言：骞言于武帝曰：胡烈、牵弘，皆勇而无谋，强于自用，非绥边之才。帝不听。二人后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丧没。征讨连岁，仅而得定。帝乃悔之。其时乱势已成，固非徒勇所能戡，即得智勇兼备之将，恐亦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绥定之于旦夕间也。泰始六年（270），六月，凉州叛。胡烈屯于万斛堆，在今甘肃靖边县西。为羌虏所害。时汝南王亮宣帝第四子。督关中，遣救不进，坐免官。遣尚书石鉴行安西将军，督秦州以讨之。《杜预传》：预为安西军司。到长安，更除秦州刺史。鉴使预出兵。预以虏乘胜马肥，而官军悬乏，宜并力大运刍粮，须春进讨，陈五不可，四不须。鉴大怒，奏预。槛车征诣廷尉。其后陇右之事，卒如预策焉。七月，以汝阴王骏宣帝子。督雍、凉。七年（271），四月，北地胡寇金城。北地治富平，今宁夏灵武县。凉州刺史牵弘讨之。群虏内叛，围弘于青山。《续汉志》：青山在北地郡参县界。汉参县，在今甘肃庆阳县西北。弘军败，死之。七月，以贾充督秦、凉。旋以婚于大子，不行。十年（274），凉州虏寇金城。汝阴王骏讨之，斩其帅乞文泥等。明年，为咸宁元年（275），树机能等叛。遣众讨之，斩三千余级。诏骏遣七千人代凉州守兵。树机能、侯弹勃等欲先劫佃兵。骏命平虏将军文俶督秦、凉诸军各进屯以威之。机能乃遣所领二十部及弹勃面缚军门，各遣入质子。安定、北地、金城诸胡吉轲罗侯金多及北虏热冏等二十万口又来降。树机能，据《载记》即秃发氏之祖，为河西鲜卑，而《骏传》称为羌虏，盖与羌俱叛也。是岁，六月，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叛鲜卑，破之，斩其渠帅。二年（276），五月，汝阴王骏讨北胡，斩其渠帅吐敦。七月，鲜卑阿罗多等寇边。马循讨之，斩首四千余级，获生九千余人。于是来降。三年（277），三月，文俶讨树机能等，并破之。四年（278），六月，凉州刺史杨欣与虏若罗拔能等战于武威，败绩，死之。五年（279），正月，树机能攻陷凉州。晋凉州刺史治武威。使马隆击之。十二月，隆破斩树机能。凉州平。《隆传》云：杨欣失羌戎之和，隆陈其必败，俄而欣为虏所没，河西断绝。帝临朝而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者乎？”朝臣莫对。隆进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灭贼，何为不任？顾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当听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率之鼓行而西。”帝许之。乃以隆为武威大守。公卿佥曰：“六军既众，州郡兵多，但当用之，不宜横设赏募，以乱常典。”帝弗纳。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立标简试。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请自至武库选杖。武库令与隆忿争。御史中丞劾奏隆。隆曰：“臣当亡命战场，以报所受，武库令乃以魏时朽杖见给，非陛下使臣之意也。”帝从之。又给其三年军资。隆于是转战而西，杀伤以千数。自隆之西，音问断绝，朝廷忧之。或谓已没。后隆使夜到，帝抚掌欢笑，诘朝，召朝臣谓曰：“若从诸卿言，是无秦、凉矣。”乃假隆节。隆到武威，前后诛杀及降附者以万计。率善戎没骨能等与树机能大战，斩之，凉州平。史所传隆事，或恢侈非其实，然大致当不诬，此实以孤军徼幸，亦危矣。然亦可见叛虏原非甚强，特州郡兵力大弱，任督统者又非其人，乱势遂至日滋耳。大康元年（280），七月，虏轲成泥寇西平浩亹。西平郡，治西都，今青海西宁县。浩亹县，在青海乐都县东。杀督将以下三百余人。《马隆传》云：大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毁，宜时兴复，以隆为大守。隆击破南虏成奚。毕隆之政，不敢为寇。大熙初，加授护东羌校尉。积十余年，威信振于陇右。时洛阳大守冯翊严舒，与杨骏通亲，密图代隆，毁隆年老谬耄，不宜服戎，于是征隆，以舒代镇。朝廷恐关、陇复扰，乃免舒，遣隆复职，竟卒于官。此又见州郡得人，足致一时之小康矣。三年（282），正月，罢秦州，并雍州。惠帝元康四年（294），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党，郡，治潞县，今山西潞城县西北。杀长吏。八月，郝散帅众降，冯翊都尉杀之。汉左冯翊，后汉为郡，今陕西大荔县。六年（296），五月，郝散弟度元帅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反。马兰，山名，在今陕西白水县西北。卢水胡居安定界。攻北地，大守张损死之。冯翊大守欧阳建与度元战，连败。时赵王伦宣帝第九子。镇关中，征还，以梁王彤宣帝子。代之。八月，雍州刺史解系又为度元所破。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帅齐万年僭号，围泾阳。汉县，后汉废，故城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十一月，遣夏侯骏、周处等讨之。处，吴将鲂子。为御史中丞，纠劾不避宠戚。梁王彤违法，处深文按之。朝臣恶其强直，使隶骏西征。中书令陈准知彤将逞宿憾，言“处吴人，有怨无援，宜诏孟观时为积弩将军。以精兵万人，为处前锋”。朝廷不从。时贼屯梁山，在今陕西乾县西北。有众七万，骏逼处以五千兵击之，又绝其后继。七年（297），正月，处遂败死于六陌。在乾县东。陈准与中书监张华以赵、梁诸王，雍容贵戚，进不贪功，退不惧罪；士卒虽众，不为之用，上下离心，难以胜敌；启遣孟观讨之。观所领宿卫兵，皆趫捷勇悍。并统关中士卒。身当矢石，大战十数，皆破之。九年（299），正月，获万年。征梁王彤，以河间王颙安平献王孚孙。孚，宣帝弟。代镇关中。是岁，十二月，贾后废愍怀大子，大难旋作，边务更无人措意矣。

匈奴之众，分为五部，皆居并州塞内，已见《秦汉史》第十二章第十节。晋武帝践阼后，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魏郡，今山西临汾县。西河、魏郡，晋为国，今山西汾阳县。大原、今山西大原县。新兴、后汉郡，今山西忻县。上党、乐平后汉郡，今山西昔阳县西南。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271），正月，匈奴中部帅刘猛此据《胡奋传》。《本纪》但称匈奴帅。《匈奴传》作单于猛，盖猛时自称单于。叛出塞，屯孔邪城。遣何桢讨之。桢以猛众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潜诱猛左部督李恪杀猛。此据《匈奴传》。《本纪》云：桢讨猛，屡破之。《胡奋传》云：使路蕃讨之。以奋为监军，假节，顿军陉北，为蕃后继。击猛破之。猛帐下将李恪斩猛而降。盖非无战事，而非恃战以决胜。陉北，谓陉岭之北。陉岭即雁门山，在今山西代县西北。于是匈奴震服，积年不敢复反。其后稍因忿恨，杀害长吏，渐为边患。《本纪》：咸宁二年（276），二月，并州虏犯塞，监并州诸军事胡奋击破之。至太康五年（284），复有匈奴胡大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七年（286），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凡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复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来降。帝并抚纳之。此据《匈奴传》。其见于《本纪》者：尚有咸宁三年（277），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千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五年（279），三月，匈奴都督拔奕虚帅部落归化。十月，匈奴余渠都督独雍等帅部落归化。案魏陈留王申晋文帝九锡之命，统计四夷内附、纳贡者，八百七十余万口，虽属夸张，亦必有一依据，此等固不必皆入居塞内，然入居塞内者，亦必不少也。惠帝元康中，郝散反，已见前。

东北情势，不如西北之紧急，而幅员广远，种落滋蔓，隐忧之潜伏者亦深。据《晋书》列传，当时治理东北有声威者凡三人：一卫瓘，一唐彬，一张华也。瓘之督幽州，在泰始七年八月。《传》曰：至镇，表立平州，治昌黎，在热河朝阳县境。后兼督之。于时幽、并东有务桓，西有力微，并为边害。瓘离间二虏，遂致嫌隙。于是务桓降而力微以忧死。案平州之立，事在泰始十年二月。咸宁元年六月，《纪》书鲜卑力微遣子来献。力微即后魏神元帝，其子即文帝沙漠汗也。瓘旋征拜尚书令。吴平之后，唐彬监幽州诸军。《彬传》云：因北虏侵据北平，晋郡，今河北遵化县西。故有此命。彬既至镇，训卒利兵，广农重稼。震威耀武，宣谕国命，示以恩信，于是鲜卑二部大莫廆、擿何等并遣侍子、入贡。遂开拓旧境，却地千里。复秦长城塞。自温城未详。洎于碣石，《大康地志》云：乐浪遂城县有碣石，长城所起，地在今朝鲜境。繇亘山谷，且三千里，分军屯守，烽堠相望。由是边境获安。自汉、魏征镇，莫之比焉。鲜卑诸种畏惧，遂杀大莫廆。彬欲讨之。恐列上俟报，虏必逃散，乃发幽、冀车牛。参军许祇密奏之。诏遣御史槛车征彬，付廷尉，以事直见释。咸宁三年（277），正月，复使卫瓘讨力微。太康二年（281），十月，鲜卑慕容廆寇昌黎。魏郡，今热河淩源县。十一月，鲜卑寇辽西，平州刺史鲜于婴讨破之。三年（282），正月，以张华督幽州。三月，安北将军严询破慕容廆于昌黎，杀伤数万人。是岁，八月，罢平州。七年（286），五月，慕容廆又寇辽东。至十年五月，乃来降。《张华传》言：华抚纳新旧，戎、夏怀之。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于是远夷宾服，四境无虞。频岁丰稔，士马强盛。案晋初东夷来朝献者甚多，《晋书·武帝纪》：咸宁二年（276），二月，东夷八国归化。七月，东夷十七国内附。四年（278），三月，东夷六国来献。是岁，东夷九国来附。五年（279），肃慎来献楛矢。太康元年（280），六月，东夷十国归化。七月，东夷二十国朝献。二年（281），六月，东夷五国内附。三年（282），九月，东夷二十九国归化，献其方物。七年（286），八月，东夷十一国来附。八年（287），八月，东夷二国内附。九年（289），九月，东夷七国诣校尉内附。十年（289），五月，东夷十一国内附。是岁，东夷绝远三十余国来献。大熙元年（290），二月，东夷七国朝贡。《惠帝纪》：元康元年（291），东夷十七国并诣校尉内附。此等徒侈观听，无与安危，语其实迹，实不如唐彬谨治边塞者之为有益，而惜乎彬之未能久于其任，更广其功也。

四裔归化之多，非始于晋，而在晋初，此等情势，特为尤甚。杂居大多，措理非易，故论者多欲徙去之。邓艾当魏末，即言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晋武帝时，侍御史郭钦上疏言：“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今河南孟县南。北地、西河、大原、冯翊、安定、上郡，治肤施，今陕西绥德县。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河内、河南、河东。晋河内郡，治野王，今河南沁阳县。河南今河南洛阳县。河东，晋治蒲阪，今山西永济县。三魏《通鉴》卷九十六晋成帝咸康七年（341）《注》：“魏郡、阳平、广平为三魏。”魏郡，今河南临漳县。阳平，今河北大名县。广平，今河北鸡泽县。见士四万家以充之。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今陕西长安县。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帝不纳。见《晋书·匈奴传》。及齐万年乱后，山阴令江统山阴，今浙江绍兴县。又作《徙戎论》，言“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名渊。唐人作《晋书》，避高祖讳，书其字。讨叛氐阿贵、千万等，后因拔弃汉中，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16凡魏、晋间人言某川者，犹今言某水流域。秦川，犹言秦地之川。欲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参看《秦汉史》第十一章十一节。案《三国·魏志·张既传》：魏武拔弃汉中，令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杨阜传》云：阜前后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又《郭淮传》：正始元年（240），姜维出陇西，淮进军，维退，遂讨迷当等，按抚柔氐三千余落，拔徙以实关中。凉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种落二千余家附雍州，淮奏请使居安定之高平，为民保鄣。其后因置西川都尉。又《蜀志》：后主建兴十四年（236），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余户于广都。《张嶷传》云：健请降，遣将军张尉往迎，过期不到，蒋琬深以为念。嶷曰：苻健求附款至，必无他变。素闻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将有乖离，是以稽留耳。数日，问至。健弟果将四百户就魏，独健来从。则诸胡之入关中，实非魏武一迁而遂已，且先此固已多矣。扶风郡，后汉治槐里，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晋移治池阳，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高平，在今甘肃固原县。广都，汉县，在今四川华阳县南。今者当之，已受其弊矣。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蔓，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后汉郡，今陕西邠县。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晋郡，今陕西兴平县。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地；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并州之胡，本实匈奴。建安中，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晋并州统郡国六：大原，上党，西河，乐平，雁门，新兴。雁门治广武，在今山西代县西。咸熙之际，以一部大强，分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为四。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荥阳句丽，荥阳，晋郡，今河南荥泽县。本居辽东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俭伐其叛者，徙其余种。始徙之时，户落百数，子孙孳息，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阮种对策亦云：“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桀悍侵渔之患。由是边守遂怠，鄣塞不设，而令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才；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夫以微羁而制悍马，又乃操以烦策，其不制者，固其宜也。”案驾驭异族，远者宜结其欢心，致其乡慕；近者宜加之绥抚，使获安生；而晋于此，殊为怠慢。敦煌今甘肃敦煌县。段灼，世为西土著姓。从邓艾破蜀有功。累迁议郎。武帝之世，屡陈时宜，辄见省览。而身微宦孤，不见进叙，乃取长假还乡里。临去，遣息上表，有云：“臣前为西郡大守，西郡，后汉末置。今甘肃山丹县南。被州所下己未诏书：羌、胡道远，其但募取乐行，不乐勿强。臣被诏书，辄宣恩广募，示以赏信。所得人名，即条言征西。其晋人自可差简丁强，如法调取。至于羌、胡，非恩意告谕，则无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兴军渡河，未尝有变。故刺史郭绥，劝帅有方，深加奖厉，要许重报。是以所募，感恩利赏，遂立绩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将，并已受封，羌、胡健儿，或王或侯，不蒙论叙也。”驾驭之失宜，可概见矣。不特此也，石勒父祖，本皆部落小帅。《载记》言其父周曷朱，性凶粗，不为群胡所附，每使勒代己督摄，部胡爱信之。邬人郭敬，邬县，在今山西介休县东北。阳曲宁驱，阳曲县，今山西大原县北。并加资赡。勒亦感其恩，为之力耕。大安中，并州饥乱，勒与诸小胡亡散，乃自雁门还依宁驱。北泽都尉刘监欲缚卖之，驱匿之获免。勒于是潜诣纳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饥寒。敬对之流涕，以带货粥食之，并给以衣服。勒谓敬曰：“今日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将冀州就谷，因执卖之，可以两济。”敬深然之。会建威将军阎粹说并州刺史东赢公腾，高密文献王泰之子。泰，宣帝弟。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腾使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两胡一枷。勒时年二十余，亦在其中。数为隆所欧辱。敬先以勒属阳及兄子时。阳，敬族兄也，是以阳、时每为解请。道路饥病，赖阳、时而济。既而卖与茌平人师欢为奴。茌平，今山东茌平县。每耕作于野，常闻鼓角之声。勒以告诸奴，诸奴归以告欢，欢亦奇其状貌而免之。欢家邻于马牧，与牧帅魏郡汲桑往来。勒以能相马，自托于桑，后遂相结为群盗。案勒之见卖，固为乱时事，然必平时先有卖胡为奴之习，乱时乃思借以赡军。《外戚传》言大原诸部，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石勒为郭敬、宁驱力耕，亦田客也。其中盖亦未尝无酋率之流如勒者，安得不怨而思叛也？郭敬、宁驱，盖亦所谓豪桀，非独汲桑。当风尘洞之时，而听群胡散居内地，与之相结，安得不有横逆之事？江统又言：“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17此言似失其实。殊不知历代户口，著籍之数，皆与实在生齿迥殊。统之言，盖据当时著籍者言之也。以关中之土沃物丰，而其著籍之数，不过如此，郡县之寡弱，可以概见，安能御方张之寇？况又益之以怠弛无备，如阮种所云者乎？刘卫辰降于苻坚，请田内地，坚许之。乌丸独孤、鲜卑没奕干又降。坚初欲处之塞内。苻融以方当窥兵郡县，为北边之害，不如徙之塞外。其后勃勃卒为北边之害，未始非坚之处置不善，有以启之也。移中国之民于塞外，以启穷荒；迁四夷降者于域中，以资驾驭；自为远大之规。然远图不易速成，迂远而阔于事情，或转以招目前之患。以一时之务论，徙戎自为良策，而惜乎因循玩愒者不能行也。

第三节　封建之制

言晋初之事者，多以其行封建为致乱之原，其实非也。晋初封建之制，行之未必能召乱；而其制亦未尝行。18其所以召乱者，实由其任宗室诸王大重，承州郡积重之后，而使之出专方任耳。其任诸王大重，论者多谓其出于欲保国祚之私，此亦仅得其一端。当时论者，自有一派，谓郡县易招祸乱，封建可以维持于不敝也。先考其制度，继观其议论，而此事之得失了然矣。

《晋书·地理志》云：文帝为晋王，命裴秀等建立五等之制。惟安平郡公孚即安平献王，见第二节。邑万户，制度如魏诸王。其余：县公邑千八百户，地方七十五里。大国侯邑千六百户，地方七十里。次国侯邑千四百户，地方六十五里。大国伯邑千二百户，地方六十里。次国伯邑千户，地方五十五里。大国子邑八百户，地方五十里。次国子邑六百户，地方四十五里。男邑四百户，地方四十里。武帝泰始元年（265），封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国，官于京师。罢五等之制。公、侯邑万户以上为大国，五千户以上为次国，不满五千户为小国。《职官志》云：咸宁三年（277），卫将军杨珧，与中书监荀勖，以齐王攸有时望，惧惠帝有后难，因追故司空裴秀立五等封建之旨，从容共陈时宜。以为“古者建侯，所以藩卫王室。今吴寇未殄，方岳任大，而诸王为帅都督，既各不臣其统内，于事重非宜。又异姓诸将居边，宜参以亲戚，而诸王公皆在京师，非捍城之义，万世之固”。帝初未之察，于是下诏议其制。有司奏徙诸王公，更制户邑。皆中尉领兵。其平原、今山东平原县。汝南、今河南汝南县。琅邪、今山东临沂县。扶风、见第二节。齐今山东临淄县。为大国，梁、今河南商邱县。赵、今河北赵县。乐安、今山东桓台县。燕、今北平市西南。安平、今河北冀县。义阳今河南新野县。为次国，其余为小国。皆制所近县，益满万户。又为郡公，制度如小国王。亦中尉领兵。郡侯如不满五千户王。置一军，亦中尉领之。南宫王承，安平献王孙。随王迈，安平献王曾孙。各于泰始中封为县王，邑千户，至是改正。县王增邑为三千户，制度如郡侯。亦置一军。自此非皇子不得为王。而诸王之支庶，亦各以土推恩受封。其大国、次国：始封王之支子为公，承封王之支子为侯，继承封王之支子为伯。小国：五千户已上，始封王之支子为子，不满五千户，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为男。非此皆不得封。其公之制度，如五千户国；侯之制度，如不满五千户国；亦置一军，千人，中尉领之。伯、子、男已下各有差，而不置军。大国始封之孙罢下军，曾孙又罢上军；次国始封子孙亦罢下军；其余皆以一军为常。大国中军二千人，上下军各千五百人。次国上军二千人，下军千人。其未之国者：大国置守土百人，次国八十人，小国六十人。郡侯、县公，亦如小国。制度既行，所增徙各如本，奏遣就国。而诸公皆恋京师，涕泣而去。《荀勖传》云：时议遣王公之国，帝以问勖。勖对曰：“诸王公已为都督，而使之国，则废方任。又分割郡县，人心恋本，必用嗷嗷。国皆置军，官兵还当给国，而阙边守。”帝重使勖思之。勖又陈曰：“如诏，准古方伯选才，使军国各随方面为都督，诚如明旨。至于割正封疆，使亲疏不同，犹惧多所摇动，思维窃宜如前。若于事不得不时有所转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损夺者，可随宜节度。其五等体国经远，但虚名，其于实事，略与旧郡、县、乡、亭无异。若造次改夺，恐不能不以为恨。今方了其大者，以为五等可须后栽度。”帝以勖言为允，多从其意。然则有司所奏，实非勖意；而其时齐王亦未之国；故《通鉴考异》谓《职官志》非是而不之取；而据《勖传》，则其制亦初未尽行也。文王之制无论矣。泰始、咸宁之制，大国亦不过如一郡，安足为乱？然则八王之乱，由于方任之重而不由封建明矣。

晋初陈封建之利者，当以陆机、刘颂、段灼之言为最切。观其言，可知当时所行，实未副论者之意也。机作《五等论》，以为行封建，则“南面之君，各务其政；九服之内，知有定主；上之子爱，于是乎生；下之礼信，于是乎结；世平足以敦风，道衰足以御暴。故强毅之国，不能擅一时之势；雄俊之人，无所寄霸王之志”。非如后汉，“强臣专朝，则天下风靡；一夫从衡，而城池自夷”也。“在周之衰，难兴王室，祸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二汉志士，“虽复时有鸠合，然上非奥主，下皆市人，师旅无先定之班，君臣无相保之志，是以义兵云合，无救劫杀之祸”。“成汤、公旦，文质相济，损益有物，然五等之礼，不革于时，封畛之制，有隆尔者，知侵弱之辱，愈于殄祀，土崩之困，痛于陵夷”也。“且五等之主，为己思政，郡县之长，为吏图物。进取之情锐，而安人之誉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损实事以养名者，官长所夙慕也。五等则不然”矣。颂上疏言：“善为天下者，任势而不任人。任势者诸侯是也，任人者郡县是也。国有任臣则安，有重臣则乱。树国本根不深，无干辅之固，则任臣化为重臣。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强御，曩之所谓重臣者，今悉反为任臣矣。第一节已引之，可参看。建侯之理，使君乐其国，臣荣其朝，各流福祚，传之无穷；上下一心，爱国如家，视百姓如子；然后能保荷天禄，兼翼王室。今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诸侯，而君贱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旧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系常，不累十年，好恶未改，情愿未移。臣之愚虑，以为宜早创大制。迟回众望，犹在十年之外。然后能令君臣各安其位，荣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辅。如今之为，适足以亏天府之藏，徒弃谷帛之资，无补镇国卫上之势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国，后虽王之子孙，无复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亲疏，转有所废，以有所树，则是郡县之职，非建国之制。今宜豫开此地，令十世之内，使亲者得转处近。案如此，则必时有移徙，安有深根固柢之势？复与郡县之职何异？十世之远，近郊地尽，然后亲疏相维，不得复如十世之内。然犹树亲有所，迟天下都满，已弥数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亲疏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数，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亲疏远近，不错其宜，然后可以永安。古者封国，大者不过土方百里，然后人数殷众，境内必盈，其力足以备充制度。今虽一国，周环将近千里，然力实寡，不足以奉国典。所遇不同，故当因时制宜，以尽事适。今宜令诸王国容少而军容多。然于古典所应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须，渐而备之，不得顿设也。至于境内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内史、国相，命于天子，其余众职，及死生之断，谷帛资实，庆赏刑威，非封爵者，悉得专之。今诸国本一郡之政耳，若备旧典，则以虚制损实力，至于庆赏刑断，所以卫下之权，不重则无以威众人而卫上。周之封建，使国重于君，故无道之君，不免诛放，国祚不泯。诸侯思惧，然后轨道。下无亡国，天子乘之，理势自安。汉之树置，君国轻重不殊。故诸王失度，陷于罪戮，国随以亡；不崇兴灭继绝之序；故下无固国。天子居上，势孤无辅，故奸臣擅朝，易倾大业。今宜反汉之弊，修周旧迹。国君虽或失道，陷于诛绝；又无子应除；苟有始封支胤，不问远近，必绍其祚。若无遗类，则虚建之，须皇子生，以继其统。又班固称诸侯失国，亦由网密，今又宜都宽其检。大制都定，班之群后，著誓丹青，书之玉版，藏之金匮，置诸宗庙，副在有司。寡弱小国，犹不可危，岂况万乘之主？乘难倾之邦而加其上，可谓根深华岳而四维之也。”段灼初陈时宜，尝请“诸王十五以上，悉遣之国。为选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辅佐之。听于其国，缮修兵马，广布恩信，连城开地，为晋鲁、卫”。后取长假还乡里，临去，又遣息上表，言“今异姓无裂土专封之邑，同姓并据有连城之地，纵令诸王后世子孙，还自相并，盖亦楚人失繁弱于云、梦，尚未为亡其弓也。诸王二十余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余国。欲言其国皆小乎？则汉祖之起，俱无尺土之地，况有国者哉？天下有事，无不由兵，而无故多树兵本，广开乱源，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为可如前表，诸王宜大其国，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势足以相接，则陛下可高枕而卧耳。诸侯、伯、子、男名号，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禄奉礼秩，并同天下诸侯之例”。虞溥补尚书都令史，尚书令卫瓘重之。溥谓瓘：“宜复先王五等之制，以绥久长，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汉、魏之失。”盖其时之人，鉴于秦、汉以降，匹夫崛起，强臣擅国，祸辄被于天下，以为惟树国足以救之，而不悟其力不强则不足以相辅，力苟强，则秦始皇所谓自树兵。自汉世，既有叛国而无叛郡矣。柳宗元《封建论》语。其时中央之力强，一郡之地，其势不足以叛也。晋初建国，不过一郡，苟有倾危，岂足相辅？树危国而乘其上，虽多，何安之有？此陆机、刘颂之蔽也。段灼盖知之矣，故欲废公、侯以下，而大诸王之封。晋初封建之制，迟迟不定；定亦不行；而诸王之出镇者相踵，盖亦有见于此。故陆机、刘颂之论；晋未之行，若段灼之言，则晋虽未行其文，既行其实矣，而八王之乱，则正由此，此又灼之蔽也。世事只有日新，而人之见解，恒限于旧，所以救方来之祸者，斟酌损益仍不越于前世之规，亦可哀矣。然此自就诸人之所言者而扬榷之，至于西晋之丧乱，则初不系于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