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隋文帝代周
周武帝之生平，颇与后周世宗相似。武帝之灭齐，犹世宗之破北汉也；其破陈，取淮南，犹世宗之破南唐也；破陈而即伐突厥，犹世宗之破南唐而即伐契丹也；而其北伐遇疾，赍志身死，国祚旋移，二者亦无不相类。史事不能相同也，而其相类至于如此，岂不异哉。
武帝宣政元年（578），陈宣帝之大建十年也，五月，北伐突厥。至云阳，遇疾。六月，还京。其夜，死于途。参看第十四章第八节。时年三十六。大子赟立，是为宣帝。武帝生平，所最信任者，为宇文孝伯。孝伯，安化县公深之子，深文帝族子也。孝伯与高祖同日生，大祖甚爱之，养于第内。及长，又与高祖同学。高祖即位，欲引置左右，托言与孝伯同业受经，思相启发，由是晋公护弗之猜也，得入为右侍上士。恒侍左右，出入卧内。朝之机务，皆得与焉。次则王轨及宇文神举。神举，文帝族子。诛宇文护之际，惟三人者颇得与焉。而尉迟运平卫刺王之乱，总宿卫军事，亦称帝之信臣。武帝寝疾，驿召孝伯赴行在所。帝执其手曰：“吾自量必无济理，以后事付君。”是夜，授司卫上大夫，总宿卫兵马事。又令驰驿入京镇守，以备非常。而尉迟运总侍卫兵还京师。宣帝之为皇大子，武帝尝使巡西土，因讨吐谷挥。轨与孝伯并从。《轨传》云：军中进止，皆委轨等，帝仰成而已。时宫尹郑译、王端等并得幸。帝在军中，颇有失德，译等皆与焉。军还，轨等言之于高祖。高祖大怒，乃挞帝，除译等名，仍加捶楚。后轨与孝伯等屡言宣帝之短，神举亦颇与焉。《神举传》。而轨言之最切。《周书》诸人列传，谓皆由宣帝多过失，《隋书·郑译传》，则谓轨欲立武帝第三子秦王贽，未知事究如何，要之，诸人当武帝时，皆有权势，其见忌于宣帝，自有其由；王轨等之死，亦是一疑案。204《轨传》云：轨尝与小内史贺若弼言：“皇大子必不克负荷。”弼深以为然，劝轨言之。轨后因侍坐，乃谓高祖曰：“皇大子仁孝无闻，复多凉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以论是非，陛下恒以贺若弼有文武奇才，识度宏远，而弼比每对臣，深以此事为虑。”高祖召弼问之。弼乃诡对曰：“皇大子养德春宫，未闻有过，未审陛下何从得闻此言？”既退，轨诮弼曰：“平生言论，无所不道，今者对扬，何得乃尔翻覆？”弼曰：“此公之过也。皇大子国之储副，岂易攸言？事有蹉跌，便至灭门之祸。本谓公密陈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轨默然。久之，乃曰：“吾专心国家，遂不存私计。向者对众，良实非宜。”后轨因内宴上寿，又捋高祖须曰：“可爱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高祖深以为然。但汉王次长，又不才，此外诸子并幼，故不能用其说。《孝伯传》：孝伯为东宫左宫正，白高祖曰：“皇大子四海所属，而德声未闻。臣忝宫官，实当其责。且春秋尚少志业未成。请妙选正人，为其师友，调护圣质，犹望日就月将，如或不然，悔无及矣。”帝曰：“正人岂复过君？”于是以尉迟运为右宫正，孝伯仍为左宫正。寻拜宗师中大夫。及吐谷浑入寇，诏皇大子征之，军中之事，多决于孝伯。俄授京兆尹。入为左宫伯。转右宫伯。尝因侍坐，帝问之曰：“我儿比来，渐长进不？”答曰：“皇大子比惧天威，更无罪失。”及王轨因内宴捋帝须，言大子之不善，帝罢酒，责孝伯曰：“公常语我云大子无过，今轨有此言，公为诳矣。”孝伯再拜曰：“臣闻父子之际，人所难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爱，遂尔结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隋书·贺若弼传》，谓弼知大子不可动摇，故诡辞以对，与《孝伯传》不能割情忍爱之说合，则《轨传》谓高祖深以轨言为然者不仇矣。孝伯虽言大子之失，而其辞甚婉。《尉迟运传》云：运为宫正，数进谏，帝不能纳，反疏忌之。时运又与王轨、宇文孝伯等皆为高祖所亲待，轨屡言帝失于高祖，帝谓运与其事，愈更衔之，是运实未尝言帝之失。《神举传》亦不过谓其颇与焉而已。乐运以强直称，其《传》云高祖尝幸同州，召运赴行在所。既至，谓曰：“卿来日见大子不？”运曰：“臣来日奉辞。”高祖曰：“卿言大子何如人？”运曰：“中人也。”时齐王宪以下，并在帝侧，高祖顾谓宪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大子聪明睿知，惟运独云中人，方验运之忠直耳。”因问运中人之状。运对曰：“班固以齐桓公为中人，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谓可与为善，亦可与为恶也。”高祖曰：“我知之矣。”遂妙选宫官以匡弼之。运之言，亦不过如宇文孝伯耳。然则始终力言大子之不善者，王轨一人而已。《宣帝纪》云：帝惮高祖威严，矫情修饰，以是过恶遂不外闻，与孝伯大子比惧天威，更无罪失之说合，则宣帝在武帝世，实无大过恶。宣帝为武帝长子，次汉王赞，次秦王贽，《轨传》云武帝以汉王不才，故不能用其说，而《隋书·郑译传》，谓轨欲立秦王，其说亦隐相符合，然则轨之力毁大子，又恶知其意果何在邪？《译传》云：轨每劝帝废大子而立秦王，由是大子恒不自安。其后诏大子西征吐谷浑，大子乃阴谓译曰：“秦王上爱子也，乌丸轨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毋扶苏之事乎？”译曰：“愿殿下勉著仁孝，毋失子道而已，勿为佗虑。”大子然之。既破贼，译以功最，赐爵开国子，邑三百户。后坐亵狎皇大子，帝大怒，除名为民。大子复召之，译戏狎如初。因言于大子曰：“殿下何时可得据天下？”大子悦而益昵之。夫译以功最受赏，则谓军中之事，皆由轨及宇文孝伯者为不仇矣。何时得据天下之言，又何其与勉著仁孝之语，大不相类也？而齐王宪，自武帝之世，即专征伐，见猜疑，参看第十四章第五节。《宪传》云：宪自以威名日重，潜思屏退。及高祖欲亲征北蕃，乃辞以疾。高祖变色曰：“汝若惮行，谁为吾使？”宪惧曰：“臣陪奉銮舆，诚为本愿，但身婴疹疾，不堪领兵。”帝许之。果宪欲屏退，抑帝不欲其领兵，亦不可知也。其不能见容于宣帝，自更不待言矣。帝即位未逾月，即杀宪。《宪传》云：高祖未葬，诸王在内治服，司卫长孙览总兵辅政，而诸王有异志，奏令开府于智察其动静。及高祖山陵还，诸王归第，帝又命智就宅候宪。因是告宪有谋。帝乃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诏宪：晚共诸王俱至殿门。宪独被引进。帝先伏壮士于别室，执而缢之。宪六子：贵，先宪卒。质、贡、乾禧、乾洽，并与宪俱被诛。《孝伯传》云：帝忌齐王宪，意欲除之，谓孝伯曰：“公能为朕图齐王，当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头曰：“先帝遗诏，不许滥诛骨肉，齐王陛下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栋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顺旨曲从，则臣为不忠之臣，陛下为不孝之子也。”帝不怿。因渐疏之。乃与于智、王端、郑译等密图其事。后令智告宪谋逆，遣孝伯召宪入，遂诛之。孝伯既不肯害宪矣，何以召宪时必遣孝伯？孝伯又何以肯承命召宪？岂真全不知帝之将杀之邪？明年，宣帝大成元年（579）。及传位，改元大象。陈宣帝大建十一年。二月，又杀王轨。神举时为并州总管，使人鸩诸马邑。又赐宇文孝伯死。尉迟运求外出，为秦州总管，亦以忧死。《孝伯传》曰：帝诛轨，尉迟运惧，私谓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祸，为之奈何？”孝伯对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为人臣子，知欲何之？且委质事人，本徇名义，谏而不入，将焉逃死？足下若为身计，宜且远之。”于是各行其志。运出为秦州总管。《运传》云：运至州，犹惧不免，大象元年（579），二月，遂以忧薨于州。
宣帝，史以为无道之主，然其人初非大恶，特武帝束之大严，《纪》云：帝之在东宫也，高祖虑其不堪承嗣，遇之甚严。朝见进止，与诸臣无异。虽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既嗜酒，高祖遂禁醪醴不许至东宫。帝每有过，辄加棰朴。尝谓之曰：“古来大子，被废者几人？余儿岂不堪立邪？”于是遣东宫官属录帝言语动作，每月奏闻。此等如束湿薪之教往往一纵弛即不可收拾。而实未亲正人，又年少无学识，其举动遂多可笑耳。《纪》言其每对臣下，自称为天。以五色土涂所御天德殿，各随方色。又于后宫与皇后等列坐，用宗庙礼器罇彝珪瓒之属以饮食。此等皆孩穉所为耳。史所谓侈君者，亦有二科：其一惟务行乐，他无所知。205一则颇欲有所兴作，釐正制度。然生长深宫，不知世务。所兴所革，皆徒眩耳目，不切实际。非惟无益，反致劳民伤财。二者之诒害或惟均，然原其本心，固不可同日而语。汉武帝即属于后一类，参看《秦汉史》第五章第二节。周宣帝亦其伦也。《本纪》言帝于国典朝仪，率情变改；又云：后宫位号，莫能详录，可见其所改之多。变改必不能专于后宫，史不能详记耳。又言其每召侍臣论议，惟欲兴造变革；又云：未尝言及治政，盖意在创制立法，而不重目前之务也。王莽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与公卿旦夕论议，不省狱讼，亦系此等见解。此等人往往阔于事情，然谓其规模不弘远，不可得也。即可见其欲兴作，釐正制度。其所行者，亦不得谓无善政。如即位之岁，即遣大使巡察诸州。又诏制九条，宣下州郡，一曰：决狱科罪，皆准律文。二曰：母族绝服外者听昏。三曰：以杖决罚，悉令依法。四曰：郡县当境贼盗不擒获者，并仰录奏。五曰：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才堪任用者，即宜申荐。六曰：或昔经驱使，名位未达；或沉沦蓬荜，文武可施；宜并采访，具以名奏。七曰：伪齐七品以上，已敕收用，八品以下，爰及流外，若欲入仕，皆听豫选，降二等授官。八曰：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上郡岁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九曰：年七十以上，依式授官。鳏寡困乏，不能自存者，并加禀恤。此即苏绰制六条诏书之意。明年，正月，受朝于露门，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一洗代北之俗。胡三省《通鉴注》曰：以此知周之君臣，前此盖胡服也。206又明年，大象二年（580），陈大建十二年。二月，幸露门学，行释奠之礼。三月，追封孔子为邹国公，立后承袭。别于京师置庙，以时祭享。皆可见其能留意于文教：此盖自文帝以来，即喜言创制改革，故帝亦习染焉而不自知也。然其亡谓且有害之事亦甚多。即位之明年，二月，即传位于大子衍。后更名阐。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冕二十有四旒。车服、旗鼓，皆以二十四为节。皇帝衍称正阳宫。衍时年七岁耳。帝耽酗于后宫，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请事者，皆附奄官奏之。初诏营邺宫。大象元年（579），二月，停之，而发山东诸州兵，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起洛阳宫。常役四万人，迄于晏驾。史言帝所居宫殿帷帐，皆饰以金玉珠宝，光华炫耀，极丽穷奢，及营洛阳宫，虽未成毕，其规模壮丽，逾于汉、魏远矣。为大子时，立妃杨氏，隋文帝之女也。即位后立为皇后。传位后，改称天元大皇后。是年四月，立妃朱氏为天元帝后。朱氏，静帝所生母也。吴人。坐事没入东宫。年长于帝十余岁，疏贱无宠，以静帝故，特尊崇之。帝所宠元氏，魏宗室晟之女。陈氏，高氏隶山提之女。陈山提，见第十四章第四节。《北史》云尒朱氏之隶，误。西阳公温，杞国公亮之子也。妻尉迟氏，迥之孙女，有容色。以宗妇例入朝，帝逼而幸之。亮方为行军总管伐陈，闻之惧，因谋反。还至豫州，夜将数百骑袭行军元帅韦孝宽营，为孝宽所击斩。帝即诛温，追尉迟氏入宫，立为妃。七月，取法于后妃四星，改称朱氏为天皇后，立元氏为天右皇后，陈氏为天左皇后。明年，二月，又取五帝及土数惟五之义，以杨后为天元大皇后，朱后为天大皇后，陈氏为天中大皇后，元氏为天右大皇后，而立尉迟氏为天左大皇后焉。尝遣使简京兆及诸州士民之女，以充后宫。事在大象元年五月，见《本纪》。又诏仪同以上女，不许辄嫁。致贵贱同怨，声溢朝野。乐运所陈帝八失之一，见《运传》。帝好出游。即位之年，八月，幸同州。见第十四章第五节。十月乃还。明年，正月，东巡狩。三月乃还。八月，幸同州。十一月，幸温汤。又幸同州。十二月，幸洛阳。帝亲御驿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卫数百人，并乘驿以从。仍令四后方驾齐驱。或有先后，便加谴责。人马顿仆相属。又明年，三月，行幸同州。增候正前驱戒道为三百六十重。自应门至于赤岸泽，在长安北。数十里间，幡旗相蔽，鼓乐俱作。又令虎贲持钑马上称警跸，以至于同州。四月，幸中山祈雨。中山，亦作仲山，在云阳西。至咸阳宫，雨降，还宫。令京城士女于衢巷作音乐迎候。其后游戏无恒，出入不饰，羽仪仗卫，晨出暮还，陪侍之官，皆不堪命。武帝时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大象元年（579），初复佛像及天尊像。十月，帝与二像俱南面而坐，大陈杂戏，令京城士民纵观。十二月，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宫人、内外命妇，大列伎乐。又纵胡人乞寒，用水浇沃为戏。散乐杂戏，鱼龙烂漫之伎，常在目前。好令京城少年为妇人服饰，入殿歌舞，与后宫观之，以为戏乐。京兆郡丞乐运，舆榇诣朝堂，言帝八失，有云：“都下之民，徭赋稍重。必是军国之要，不敢惮劳，岂容朝夕征求，惟供鱼龙烂漫，士民从役，只为俳优角抵？纷纷不已，财力俱竭，业业相顾，无复聊生。”则其游戏举动，诒害于人民甚烈矣。游戏无节如此，度支自不免竭蹶。大象二年（580），正月，乃税入市者人一钱。此盖史纪其征敛之至苛者，其为史所不载者，又不少矣。
乐运之陈帝八失也，帝大怒，将戮之。内史元岩绐帝曰：“乐运知书奏必死，所以不顾身命者，欲取后世之名。陛下若杀之，乃成其名也。”帝然之，因而获免。翼日，帝颇感悟，召运谓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实是忠臣。先皇明圣，卿数有规谏，朕既昏暗，卿复能如此。”乃赐御食以赏之。则帝亦不尽拒谏。《颜之仪传》云：周祖初建储宫，盛选师傅，以之仪为侍读。大子后征吐谷浑，在军有过行，郑译等并以不能匡弼坐谴，惟之仪以累谏获赏。即拜小宫尹。宣帝即位，迁御正中大夫。帝后刑政乖僻，昏纵日甚，之仪犯颜骤谏。虽不见纳，终亦不止。深为帝所忌。然以恩旧，每优容之。及帝杀王轨，之仪固谏，帝怒，欲并致之法。后以其谅直无私，乃舍之。案帝于之仪，任之甚重，见下。谓其欲致之法，恐亦莫须有之辞也。斛斯征者，高祖以其治经有师法，令教授皇子。帝时为鲁公，与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脩之礼。及即位，迁大宗伯。上疏极谏。帝不纳。郑译因谮之。遂下征狱。狱卒张元哀之，以佩刀穿狱墙出之。此虽酷暴，然征因遇赦获免，亦未闻帝之更事追求也。然帝之用刑确不详，而又偏于严酷。初高祖作《刑书要制》，用法严重。及帝即位，以海内初平，恐物情未附，乃除之。大象元年（579），八月，大醮于正武殿，又告天而行焉。乐运初以帝数行赦宥，上疏极谏，及其陈帝八失，则云：“变故易常，乃为政之大忌，严刑酷罚，非致治之弘规。若罚无定刑，则天下皆惧，政无常法，则民无适从。岂有削严刑之诏，未及半祀，便即追改，更严前制？今宿卫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没，此则大逆之罪，与十杖同科，虽为法愈严，恐人情转散。请遵轻典，并依大律，则亿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本纪》言：帝摈斥近臣，多所猜忌。常遣左右，伺察群臣。动止所为，莫不钞录。小有乖违，辄加其罪。自公卿已下，皆被楚挞。其间诛戮、黜免，不可胜言。每笞棰人，皆以百二十为度，名曰天杖。宫人内职亦如之。后妃嫔御，虽被宠嬖，亦多被杖背。于是内外恐惧，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于终。盖帝之为人，凡事皆任情而动，又承武帝酷法之后，遂致有斯弊耳。
鲜卑立国，本无深根固柢之道，周武帝虽云英武，亦仅能致一时之富强耳，故嗣子不令，国祚即随之倾覆焉。大象二年（580），五月，宣帝死。帝之即位也，以郑译为内史下大夫，委以朝政。俄迁内史上大夫。译颇专擅。帝幸东京，译擅取宫材，自营私第，坐是复除名为民。刘昉数言于帝，帝复召之，顾待如初。刘昉者，武帝时以功臣子入侍皇大子，及帝嗣位，以技佞见狎，出入宫掖，宠冠一时。授大都督。迁小御正。与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并见亲信。译与杨坚，有同学之旧，昉亦素知坚。宣帝不悆，召昉及之仪俱入卧内，属以后事。昉遂与译谋，引坚辅政。《周书·颜之仪传》云：宣帝崩，刘昉、郑译等矫遗诏，以隋文帝为丞相，之仪知非帝旨，拒而弗从。昉等草诏署记，逼之仪连署。之仪厉声谓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贤戚之内，赵王最长，以亲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备受朝恩，当思尽忠报国，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仪署而行之。案隋文帝在周世，既无大权，亦无重望，之仪安知其将篡？《传》所载之仪之言，必非实录。《隋书·郑译传》，谓之仪与宦者谋，引大将军宇文仲辅政，仲已至御坐，译知之，遽率开府杨惠及刘昉、皇甫绩、韦孝宽外孙。为宫尹中士。卫刺王作乱，城门已闭，百僚多有遁者，绩闻难赴之。于玄武门遇皇大子。大子下楼，执绩手，悲喜交集。武帝闻而嘉之。迁小宫尹。宣政初，拜畿伯下大夫。累转御正下大夫。柳裘俱入，柳裘本仕梁。梁元帝为魏军所逼，遣裘请和于魏。俄而江陵陷，遂入关中。时为御饰大夫。宣帝不悆，留侍禁中。仲与之仪见译等，愕然，逡巡欲出，高祖因执之，则更东野人之言矣。《隋书·高祖纪》：宣帝即位，以后父，征拜上柱国、大司马。大象初，迁大后丞、右司武。俄转大前疑。每巡幸，恒委居守。位望益隆，帝颇以为忌。帝有四幸姬，并为皇后，诸家争宠，数相毁谮。帝每忿怒，谓后曰：“必族灭尔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动即杀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大象二年（580），五月，以高祖为扬州总管。将发，暴有足疾，不果行。《郑译传》云：高祖为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尝在永巷，私于译曰：“久愿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译曰：“以公德望，天下归心。欲求多福，岂敢忘也？谨即言之。”时将遣译南征。译请元帅。帝曰：“卿意如何？”译对曰：“若定江东，自非懿戚重臣，无以镇抚。可令隋公行。且为寿阳总管，以督军事。”帝从之。乃下诏，以高祖为扬州总管，译发兵俱会寿阳以伐陈。谓高祖为宣帝所忌，全系事后附会之谈，实则当日伐陈，尚系以郑译为主，高祖但以宿将懿戚，与之偕行耳。《李德林传》云：郑译、刘昉，初矫诏召高祖受顾命，辅少主，总知内外兵马事。诸卫既奉敕，并受高祖节度。译、昉议欲授高欤祖冢宰，译自摄大司马，昉又求小冢宰。高祖私问德林曰：“欲何以见处？”德林曰：“即宜作大丞相，假黄钺，都督内外诸军事。不尔，无以压众心。”及发丧，便即依此。以译为相府长史，带内史上大夫，昉但为丞相府司马。译、昉由是不平。观此，便知译、昉所以引高祖之故，而亦知高祖所以克成大业之由。盖译、昉之意，原欲与高祖比肩共揽朝权，而不意高祖究系武人，兵权既入其手，遂抑译、昉为僚属也。此译、昉之所以不终。抑高祖位望素轻，当日安知其将篡？此又尉迟迥等之起，韦孝宽等之所以为高祖尽力欤？彼固以为扶翼周朝，不以为助成高祖之篡夺。抑尉迟迥等之。起兵，未尝非觊觎权势，亦未必知高祖之将篡，而志在扶翼周朝也。及迥等既败，则高祖之权势坐成，而其篡夺，转莫之能御矣。此乃事势邂逅使然，即高祖，亦未必自知其成大业如此之易也。自来篡夺之业，必资深望重，大权久在掌握而后克成，而高祖独以资浅望轻获济，此又得国者之一变局矣。
高祖之骤获大权，实得武人拥戴之力。《隋书·卢贲传》：贲辑司武上士，时高祖为大司武，贲知高祖非常人，深自推结。及高祖初被顾托，群情未一，乃引贲置于左右。高祖将之东第，百官皆不知所去，高祖潜令贲部伍仗卫，因召公卿谓曰：“欲求富贵者，当相随来。”往往偶语，欲有去就。贲严兵而至，众莫敢动。出崇阳门至东宫，门者拒不纳。贲谕之，不去。瞋目叱之，门者遂却。既而高祖得入。贲恒典宿卫。当日之情形，实类陈兵劫迫，此周之宗戚，所以束手而不敢动也。观此，而知周宣帝之废尉迟运为自诒伊戚矣。东宫即正阳宫也，时以为丞相府，而静帝入居天台。汉王赞为右大丞相，高祖为左大丞相。百官总己，以听于左大丞相。《刘昉传》云：时汉王赞居禁中，每与高祖同帐而坐。昉饰美妓进于赞，赞甚悦之。昉因说赞曰：“大王先帝之弟，时望所归。孺子幼冲，岂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群情尚扰，王且归第，待事宁之后，入为天子，此万全之计也。”赞时年未弱冠，性识庸下，闻昉之说，以为信然，遂从之。其说未知信否，然赞即居禁中亦未必能与高祖相持也。于是京城之大权，尽归于高祖矣。
时尉迟迥为相州总管。高祖令迥子惇赍诏书以会葬征迥，以韦孝宽代之。迥留惇举兵。迥弟子勤，时为青州总管，亦从迥。众数十万。荣州刺史宇文胄，荣州，魏之北豫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胄，什肥子，见下。申州刺史李惠，申州，江左之司州，后魏之郢州也，见第十一章第四节。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东魏东楚州，治宿豫，后周改泗州，盖史以旧名称之。东潼州刺史曹惠达，《五代志》：下邳郡夏丘县，梁置潼州，盖时尚未废。夏丘，汉县，今安徽泗县。各据州以应迥。高祖以韦孝宽为元帅讨之。惇率众十万入武陟。今河南武陟县。为孝宽所败。孝宽乘胜进至邺。迥与子惇、祐等悉其卒十三万陈于城南。勤率众五万，自青州来赴，以三千骑先至。战，又败。迥自杀。勤、惇、祐东走，并追获之。郧州总管司马消难，郧州，周置，今湖北安陆县。闻迥不受代，举兵应迥。使其子泳质于陈以求援。高祖命襄州总管王谊讨之。襄州，见第十二章第十节。消难奔陈。王谦者，雄之子，时为益州总管，亦举兵。隆州刺史阿史那瓌为画三策，梁南梁州，西魏改曰隆州，今四川阆中县。曰：“亲率精锐，直指散关，见第八章第五节。上策也。出兵梁、汉，以顾天下，中策也。坐守剑南，发兵自卫，下策也。”谦参用其中下二策，遣兵镇始州。西魏置，今四川剑阁县。高祖以梁睿为行军元帅讨之。益州刺史达奚惎，总管长史乙弗虔等攻利州，西魏置，今四川广元县。闻睿至，众溃。密使诣睿，请为内应以赎罪。谦不知，并令守成都。睿兵奄至，谦自率众迎战，又以惎、虔之子为左右军。行数十里，军皆叛。谦以二十骑奔新都。汉县，今四川新都县。县令王宝斩之。惎、虔以成都降。高祖以其首谋，斩之。阿史那瓌亦诛。皆七月中事也。尉迟迥时已衰暮；王谦徒藉父勋，本无筹略，司马消难则一反覆之徒耳；《消难传》云：性贪淫，轻于去就，故世之言反覆者，皆引消难云。韦孝宽时亦年老无奢望，孝宽平迥后即死，时年七十二。且事出仓卒，诸镇即怀异志，亦不及合谋；而高祖所以驾驭之者，亦颇得其宜；此其戡定之所以易也。《隋书·李德林传》：韦孝宽为沁水泛涨，兵未得度，长史李询上密启云：大将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并受尉迟迥饷金，军中慅慅，人情大异。高祖得询启，深以为忧。与郑译议，欲代此三人，德林独进计曰：“公与诸将，并是国家贵臣，未相伏驭，以挟令之威使之耳。安知后所遣者能尽腹心，前所遣者独致乖异？又取金之事，虚实难明。即令换易，彼将惧罪。恐其逃逸，便须禁锢。然则郧公以下，必有惊疑之意。且临敌代将，自古所难。如愚所见：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为诸将旧来所信服者，速至军所，观其情伪，纵有异志，必不敢动。”丞相大悟，即令高颎驰驿往军所，为诸将节度，竟成大功。《柳裘传》云：尉迥作乱，天下骚动，并州总管李穆，颇怀犹豫，高祖令裘往喻之，穆遂归心，高祖。《周书·穆传》云：尉迟迥举兵，穆子荣欲应之，穆弗听。时迥子谊为朔州刺史，穆执送京师。此等皆隋事成败之关键。
周文帝子十三人：长明帝。次宋献公震，前卒。次闵帝。次武帝。次卫刺王直，以谋乱并子十人被诛，次齐炀王宪，与子并为宣帝所杀；已见前。次赵僭王招。次谯孝王俭。次陈惑王纯。次越野王盛。次代奰王达。次冀康公通。次滕闻王逌。俭与通亦前卒。赵、陈、越、代、滕五王，大象元年五月，各之国。宣帝疾，追入朝。《隋书·高祖纪》曰：周氏诸王在藩者，高祖恐其生变，以赵王招将嫁女于突厥为辞征之。比至，帝已死。五王与明帝长子毕刺王贤谋作乱。高祖执贤斩之，并其子弘义、恭道、树娘等。寝赵王等之罪。因诏五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用安其心。九月，赵王伏甲以宴高祖，《周书·招传》云：招邀隋文帝至第，饮于寝室；《隋书·元胄传》亦云：招要高祖就第；其说当是。《高祖纪》云：高祖赍酒肴造赵王第，欲观所为，恐非。为高祖从者元胄所觉，获免。胄，魏昭成帝六代孙。齐王宪引致左右，数从征伐，官至大将军。高祖初被召入，将受顾托，先呼胄，次命陶澄，并委以腹心。恒宿卧内。及为丞相，每典军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卫。于是诛招及盛，并招子员、贯、乾铣、乾铃、乾鉴，盛子忱、悰、恢、懫、忻。十月，复诛纯及其子谦、让、议。十一月，诛达及其子执、转，逌及其子祐、裕、礼、禧。而俭之子乾恽，毕刺王之弟酆王贞及其子德文，宋王寔，出后宋献公。闵帝子纪厉王康之子湜，康武帝世为利州刺史，有异谋，赐死。宣帝弟汉王赞并其子道德、道智、道义，秦王贽并其子靖智、靖仁，曹王允，道王充，蔡王兑，荆王元，静帝弟邺王衎，从《本纪》。《传》作衍，则与静帝初名同矣。郢王术亦皆被杀。于是宇文泰之子孙尽矣。泰三兄，惟邵惠公颢有后。颢长子什肥，为齐神武所害；第三子护，武帝时与诸子皆被诛；亦已见前。什肥被害时，子胄，以年幼下蚕室。天和中，与齐通好，始得归。举兵应尉迟迥，战败被杀。颢次子导，有五子：曰广、亮、翼、椿、众。广、翼皆前死。亮，宣帝时以反诛，子明、温皆坐诛。温出后翼。广子洽、椿、众，椿子道宗、本仁、隣武、子礼、献，众子仲和、孰伦，亦皆被杀。惟德帝从父兄仲之孙洛，静帝死后，封介国公，为隋国宾云。周于元氏子孙，无所诛戮，见《周书·元伟传》。且待之颇宽，《周书·明帝纪》：闵帝元年（557），十二月，诏元氏子女，自坐赵贵等事以来，所有没入为官口者，悉宜放免。而高祖于宇文氏肆意屠翦，读史者多议其非，然宇文氏代魏时，元氏已无能为，而隋高祖执权时，宇文氏生心者颇众，势亦有所不得已也。《廿二史札记》云：隋文灭陈，不惟陈后主得善终，凡陈氏子孙，自岳阳王叔慎以抗拒被杀外，其余无一被害者，皆配往陇右及河西诸州，各给田业以处之。同一灭国也，于宇文氏则殄灭之，于陈则悉保全之，盖隋之篡周，与宇文有不两立之势，至取陈则基业已固，陈之子孙，又皆孱弱不足虑，故不复肆毒也。
内外之敌皆除，隋高祖遂以陈大建十二年二月代周。周静帝旋见杀。隋室之先，史云弘农华阴人，华阴，见第三章第三节。汉大尉震之后，此不足信。高祖六世祖元寿，仕魏，为武川镇司马，因家焉，盖亦代北之族。然高祖时胡运既迄，文化大变，高祖所为，皆以汉人自居，不复能以胡人目之，五胡乱华之局，至此终矣。
第二节 陈后主荒淫
甚哉，积习之不易变也！荒淫、猜忌，为江左不振之大原，陈武帝崛起岭峤，豁达大度，今古罕俦；且能以恭俭自厉；至文帝，尚能守其遗风；《高祖纪》言：升大麓之日，居阿衡之任，恒崇宽政，爱育为本。有须调发军储，皆出于事不可息。加以俭素自率。常膳不过数品。私飨曲宴，皆瓦器蚌盘；肴核庶羞，裁令充足而已；不为虚费。初平侯景，及立绍泰，子女玉帛，皆班将士。其充闱房者，衣不重采，饰无金翠。歌钟女乐，不列乎前。及乎践阼，弥厉恭俭。《世祖纪》云：世祖起自艰难，知百姓疾苦。国家资用，务从俭约。常所调敛，事不获已者，必咨嗟改色，若在诸身。主者奏决，妙识真伪，下不容奸，人知自厉矣。一夜内刺闺取外事分判者，前后相续。每鸡人伺漏，传更签于殿中，乃敕送者：“必投签于阶石之上，令枪然有声，”云“吾虽眠，亦令惊觉也。”始终梗概，若此者多焉。《后妃传》云：世祖性恭俭，嫔嫱多阙。庶几积习可以渐变矣。乃至后主，卒仍以此败，岂不哀哉！
大建十四年（582），正月，陈宣帝崩。大子叔宝立，是为后主。宣帝次子始兴王叔陵，性强梁。尝刺江、湘二州，又为扬州，皆极暴横。宣帝初不之知，后虽稍知之，然素爱叔陵，责让而已，不能绳之以法也。第四子长沙王叔坚，亦桀黠凶虐。与叔陵俱招聚宾客，各争权宠，甚不平。文帝第五子新安王伯固，性轻率。与叔陵共谋不轨。宣帝弗豫，叔坚、叔陵等并从后主侍疾。叔陵阴有异志。乃令典药吏曰：“切药刀甚钝，可砺之。”及宣帝崩，仓卒之际，又命其左右于外取剑。左右弗悟，乃取朝服所佩木剑以进。叔陵怒。叔坚在侧闻之，疑有变，伺其所为。及翼日小敛，后主哀顿俯服，叔陵袖剉药刀趋进，斫后主中项。后主闷绝于地。又斫大后数下。宣帝后柳氏。后主乳媪吴氏，乐安君。时在大后侧，自后掣其肘。后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后主衣。后主自奋得免。叔坚手搤叔陵，夺去其刀。仍牵就柱，以其褶袖缚之。时吴媪已扶后主避贼。叔坚求后主所在，将受命焉。叔陵因奋袖得脱。此据《叔陵传》。《叔坚传》云：叔坚自后扼叔陵，禽之。并夺其刀，将杀之。问后主曰：“即尽之，为待邪？”后主不能应。叔陵旧多力，须臾，自奋得脱。突走出云龙门，驰车还东府。放囚以充战士。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马。仍自被甲、着白布帽，登城西门，招募百姓。召诸王将帅，莫有应者，惟伯固闻而赴之。伯固时为扬州刺史。是时众军并缘江防守，台内空虚。叔坚乃白大后，使大子舍人司马申以后主命召萧摩诃，令讨之。摩诃时为右卫将军。叔陵聚兵仅千人，自知不济，遂入内，沉其妃沈氏及宠妾七人于井，率人马数百，自小航渡，秦淮上航，当东府门。欲趋新林，以舟舰入北。为台军所邀，与伯固皆被杀。叔陵诸子，即日并赐死。一场叛乱，不过自寅至巳而已，真儿戏也。
叔陵既平，叔坚以功进号骠骑将军，为扬州刺史。寻迁司空，将军、刺史如故。时后主患创，不能视事，政无大小，悉委叔坚决之，于是势倾朝廷。叔坚因肆骄纵，事多不法。后主由是疏而忌之。至德元年（583），出为江州刺史。未发，又以为骠骑将军，重为司空，实欲去其权势。叔坚不自安。稍怨望。乃为左道厌魅，以求福助。其年冬，有人上书告其事。案验并实。此据《陈书·本传》。《南史》云：阴令人造其厌魅，又令人上书告其事，案验令实。后主召叔坚，囚于西省，将杀之。其夜，令近侍宣敕，数之以罪。叔坚对曰：“臣之本心，非有他故，但欲求亲媚耳。臣既犯天宪，罪当万死。臣死之日，必见叔陵，愿宣明诏，责于九泉之下。”后主感其前功，乃赦之。
司马申以功除大子左卫率，兼中书通事舍人。迁右卫将军。申历事三帝，内掌机密，颇作威福。性忍害，好飞书谮毁，朝之端士，遍罹其殃。性又果敢。善应对。能候人主颜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谮之，附己者因机进之。是以朝廷内外，皆从风而靡。初宣帝委政于毛喜。喜数有谏争，事并见从。自吴明彻败后，帝深悔不用其言，谓袁宪曰：“一不用喜计，遂令至此。”由是益见亲重。喜乃言无回避。时后主为皇大子，好酒，每共亲幸人为长夜之宴，喜尝言之宣帝，后主遂衔之。即位后，稍见疏远。及被始兴王伤，创愈置酒，引江总以下，展乐赋诗。醉酣而命喜。于时山陵初毕，未及逾年，喜见之不怿。欲谏而后主已醉。乃详为心疾，升阶，仆于阶下。移出省中。后主醒乃疑之。谓江总曰：“我悔召毛喜。知其无疾，但欲阻我欢宴，非我所为耳。”乃与申谋曰：“此人负气，我欲将乞鄱阳兄弟，鄱阳王伯山，文帝第三子。听其报仇，可乎？”对曰：“终不为官用，愿如圣旨。”傅縡争之曰：“若许报仇，欲置先皇何地？”后主乃曰：“当乞一小郡，勿令见人事耳。”乃以喜为永嘉内史。傅縡者，亦为中书舍人。性木强。不持检操。负才使气，陵侮人物，朝士多衔之。会施文庆、沈客卿以便佞亲幸，专制衡轴，而縡益疏。文庆等因共谮縡受高丽使金。后主收縡下狱。縡素刚，因愤恚，于狱中上书。略云：“陛下顷来，酒色过度。小人在侧，宦竖弄权。恶忠直若仇雠，视生民如草芥。后宫曳绮绣，厩马余菽粟。百姓流离，僵尸蔽野。货赂公行，帑藏损耗。神怒民怨，众叛亲离。恐东南王气，自斯而尽。”书奏，后主大怒。顷之，意稍解，遣使谓縡曰：“我欲赦卿，卿能改过不？”縡对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则臣心可改。”后主益怒。令宦者李善度穷治其事，遂赐死狱中。时又有章华者，亦以不得志，祯明初上书极谏。书奏，后主大怒，即日命斩之。施文庆者，家本吏门，至文庆，好学，颇涉书史。后主之在东宫，文庆事焉。及即位，擢为中书舍人。大被亲幸。自大建以来，吏道疏简，百司弛纵，文庆尽其力用，无所纵舍，分官联事，莫不振惧。又引沈客卿、阳惠朗、徐哲、暨惠景等，云有吏能。后主信之。然并不达大体，督责苛碎，聚敛无厌。王公大人，咸共疾之。后主益以文庆为能，尤亲重内外众事，无不任委。客卿，至德初为中书舍人，兼步兵校尉，掌金帛局。旧制：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207后主盛修宫室，穷极耳目，府库空虚，有所兴造，恒苦不给。客卿每立异端；惟以刻削百姓为事。奏请不问士庶，并责关市之估，而又增重其旧。于是以阳慧朗为大市令，暨慧景为尚书金仓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领，豪釐不差。纠谪严急，百姓嗟怨。而客卿居舍人，总以督之。每岁所入，过于常格数十倍。后主大悦。寻加客卿散骑常侍、左卫将军，舍人如故。惠朗、慧景奉朝请。祯明三年（589），客卿遂与文庆俱掌机密。案为治之道，必不能废督责，而督责之术，惟无朋党者为能施之。南朝君主，好言吏事，好用寒人，实不能谓为无理。208其为史所深诋者，则史籍皆出于士大夫之手，正所谓朋党之论也。然以此求致治则可，以此事聚敛而中人主之欲，则为民贼矣。不龟手之药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其所以用之者异也，夫恶可以不审？况乎出于文法之外，而使之参与大计哉？抑督责之家，每戒主劳而臣逸，谓不可躬亲细务，而遗其大者远者耳，非谓自求逸豫也。若其自求逸豫，则为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桎梏之邪说。南朝君主，多好吏事而不治，病正坐此，而后主亦然。以江总为尚书令，不持政务，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共陈暄、孔范、王瑗等十余人，当时谓之狎客。国政日颓，纲纪不立。有言者，辄以罪斥之。于是危亡迫于眉睫而不自知矣。而其时女谒尤盛。
后主皇后沈氏，贤而无宠，而宠张贵妃及龚、孔二贵嫔。后无子，孙姬生子胤。姬因产卒，后哀而养之，以为己子。时后主年长，未有胤嗣，宣帝因命以为嫡孙。大建五年（573）。后主即位，立为皇大子。后卒废之而立张贵妃之子深焉。祯明二年（588）。据《袁宪传》，大子颇不率典训，然后主之废之，则初不以此。后主第八子会稽王庄，性严酷，数岁，左右有不如意，辄剟刺其面，或加烧爇，以母张贵妃有宠，后主甚爱之。《陈书·后妃传》述后主之恶德云：魏征考览记书，参详故老，云：后主初即位，以始兴王叔陵之乱，被伤卧于承香阁下，时诸姬并不得进，惟张贵妃侍焉。至德二年（584），乃于光照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悬楣、栏、槛之类，并以沉檀香木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其服玩之属，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后主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并复道交相往来。又有王、李二贵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好、江修容等七人，并有宠，递代以游其上。以官人有文学者袁大舍等为女学士。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指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也。张贵妃才辩强记，善候人主颜色。是时后主怠于政事，百司启奏，并因宦者蔡脱儿、李善度进请。后主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李、蔡所不能记者，贵妃并为条疏，无所遗脱。《南史》此下又云：因参访外事。人间有一言一事，贵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宠异，冠绝后庭。而后宫之家，不遵法度，有挂于理者，但求哀于贵妃，贵妃则令李、蔡先启其事，而后从容为言之。大臣有不从者，亦因而谮之。所言无不听。于是张、孔之势，熏灼四方。《南史》此下云：内外宗族多被引用。大臣、执政，亦从风而靡。阉宦、便佞之徒内外交结。贿赂公行、赏罚无章，纲纪督乱矣。术家所坊，同床其一后主引张贵妃共决事，方自谓有裨治理，而恶知其弊之至于此哉？
第三节 隋并梁陈
自周灭北齐之后，北方吞并之形势已成，隋文帝篡立之初，内忧未弭，故与陈仍敦邻好。然开皇元年（581），陈大建十三年。三月，以贺若弼为楚州总管，镇广陵；此据《隋书·本纪》。《弼传》楚州作吴州。韩禽虎为庐州总管，镇庐江；见第三章第九节。已稍为用兵之备矣。司马消难之来降也，陈以樊毅督沔、汉诸军事，使任忠趋历阳，宜阳侯慧纪高祖从孙。为前军都督，趋南兖州。诸军并无甚功绩。惟樊毅等据甑山，镇名，消难以之来降，在今湖北汉川县南。周罗攻陷胡墅。见第十三章第二节。大建十四年（582），隋开皇二年。九月，隋以长孙览、元景山为行军元帅，来伐。仍命高颎节度诸军。景山出汉口，甑山守将弃城遁。明年，陈后主至德元年（583），隋开皇三年。陈遣使请和于隋，归隋胡墅。高颎乃以礼不伐丧，奏请班师。盖隋是时之志，仅在复消难叛时所失之地而已。
至德三年（585），隋开皇五年。梁主萧岿死，伪谥孝明皇帝，庙号世宗。子琮嗣。初尉迟迥等起兵，岿将帅皆密请兴师，与迥等为连衡之势，进可以尽节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岿以为不可。《隋书·柳庄传》：庄仕后梁，为鸿胪卿。高祖辅政，萧岿令庄奉书入关。时三方搆难，高祖惧岿有异志，庄还，执手使申意于梁主。庄言于岿曰。“尉迥虽曰旧将，昏耄已甚；消难、王谦，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况山东、庸、蜀，从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以臣料之，迥等终当覆灭，隋公必移周国。未若保境息民，以观其变。”岿深以为然。众议遂止。未几，消难奔陈，迥及谦相次就戮。岿谓庄曰：“近者若从众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案高祖初辅政时，未必有篡周之势，说已见第一节。庄之说，乃事后附会之谈，不待深辩。梁欲尽节于周，本无此理；即谓欲尽节，在当时，亦岂易辨高祖与尉迟迥等之顺逆邪？然使迥等而成，必不能责萧岿之不协力；岿即与之协力，亦未必能遂据山南；迥等而败；则祸不旋踵矣。利害明白，中智所知，又岂待庄之决策也。开皇二年（582），隋文帝纳岿女为晋王妃；晋王广，即炀帝。又欲以其子玚尚兰陵公主；由是罢江陵总管，岿专制其国。及琮立，复置总管以监之。后二岁，陈祯明元年（587），隋开皇七年。隋征琮入朝，遣崔弘度将兵戍之。军至鄀州，见第十四章第九节。琮叔父岩及弟等虏居民奔陈。宜黄侯慧纪时为荆州刺史，以兵迎之。隋遂废梁国。先是隋已以杨素为信州总管，今四川奉节县。及梁亡，而顺流之势成矣。
祯明二年（588），隋开皇八年也。十月，隋置淮南行台于寿春，以晋王广为尚书令。旋命晋王广、秦王俊、文帝第三子。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于是晋王广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阳，杨素出信州，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王世积出蕲春，汉县，北齐以为齐昌郡，见第十三章第四节。韩禽虎出庐江，贺若弼出吴州，燕荣出东海。东魏海州，隋改为东海郡，今江苏东海县。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
萧岩、萧之至也，后主忌之，远散其众，以岩为东扬州，为吴州刺史。使领军任忠出守吴兴，欲以襟带二州。使南平王嶷镇江州，永嘉王彦镇南徐州。皆后主子。寻诏二王赴明年元会，命缘江诸防船舰，悉从二王还都，为威势以示梁人之来者。由是江中无一斗船。上流诸州兵，皆阻杨素军不得至。然都下甲士，尚十余万人。及闻隋军临江，后主曰：“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军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散。”《南史·施文庆传》曰：时湘州刺史晋熙王叔文，高宗第十二子。在职既久，大得人和，后主以其据有上流，阴忌之。自度素与群臣少恩，恐不为用，无所任者，乃擢文庆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欲令西上。仍征叔文还朝。文庆深喜其事。然惧居外后执事者持己短长，因进沈客卿以自代。尚书仆射袁宪，骠骑将军萧摩诃及文武群臣共议，请于京口、采石，各置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缘江上下；以为防备。文庆恐无兵从己，废其述职；而客卿又利文庆之任，己得专权；俱言于朝曰：“必有论议，不假面陈，但作文启，即为通奏。”宪等以为然。二人赍启入白后主，曰：“此是常事，边城将帅，足以当之，若出人船，必恐惊扰。”及隋军临江，间谍数至，宪等殷勤奏请，至于再三。文庆曰：“元会将逼，南郊之日，大子多从，今若出兵，事便废阙。”后主曰：“今且出兵，若北边无事，因以水军从郊，何为不可？”又对曰：“如此，则声闻邻境，便谓国弱。”后又以货动江总。总内为之游说。后主重违其意，而迫群官之请，乃令付外详议。又抑宪等。由是未决而隋师济江。《孔范传》云：时孔贵人极爱幸，范与结为兄妹，宠遇优渥，言听计从，朝廷公卿咸畏。范因骄矜，以为文武才能，举朝莫及。从容白后主曰：“外间诸将，起自行伍，匹夫敌耳，深见远虑，岂其所知？”后主以问施文庆。文庆畏范，益以为然。自是将帅微有过失，即夺其兵，分配文吏。隋师将济江，群官请为备防，文庆沮坏之，后主未决，范奏曰：“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虏军岂能飞度？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虏若能来，定作大尉公矣。”或妄言北军马死。范曰：“此是我马，何因死去？”后主笑以为然，故不深备。案史所言施文庆、沈客卿罪状，皆近深文周内。二人者盖文法之吏。凡文法吏，往往不知大局，即遇非常之事，亦以寻常公务视之，此等人吾数见不鲜矣。谓孔范自负才能，亦非其实。如范者，岂知以才能自负？徒知取媚而已。文法之吏，狃于故常；谐臣媚子，惟知谐媚；承当时上下相猜之习，惟求中于时主之心，大兵压境，灭亡在即，而仍无所委任，无所措置，此则当时朝局之真相。故曰：猜忌与荒淫，同为江左灭亡之大原因也。谐臣媚子，惟知谐媚，即国亡家破，彼亦漠然无所动于其中，此真隋文帝所谓全无心肝者。文法之吏，似愈于彼矣，然狃于故常，罔知大局，虽国事由彼而败坏，彼尚以为世运如此，吾之所为固未尝误也。野老早知今日事，朝臣犹护昔年非，处存亡绝续之交，而以国事付诸此等人之手，诚使旁观者不胜其叹息矣。
祯明三年（589），隋开皇九年。正月，乙丑朔，贺若弼自广陵济京口。韩禽虎趣横江济采石，自南道将会弼军。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驰启告变。丁卯，召公卿入议军旅。以萧摩诃、樊毅、鲁广达并为都督。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帅舟师出白下。散骑常侍皋文奏将兵镇南豫州。庚午，贺若弼攻陷南徐州。辛未，韩禽虎又陷南豫州。时樊猛第六子巡摄行州事，及家口并见执。猛与左卫将军蒋元逊、南康嗣王方泰领水军于白下游奕，以御隋六合兵。隋行军元帅长史高颎溯流当之。猛及元逊并降。方泰所部将士离散，乃弃船走。方泰，昙朗子。文奏败还。隋军南北道并进。辛巳，贺若弼进据钟山。见第四章第三节。初弼镇广陵，后主以萧摩诃为南徐州刺史，委以备御之任。是年元会，征摩诃还朝，弼乘虚济江袭京口。摩诃请兵逆战。后主不许。及弼进军钟山，摩诃又请曰：“贺若弼悬军深入，声援犹远；且其营垒未坚，人情皇惧；出兵掩袭，必大克之。”后主又不许。任忠入赴，后主召摩诃以下于内殿定议。忠执议曰：“客贵速战，主贵持重，宜且益兵坚守宫城，遣水军分向南豫州及京口，断寇粮道。待春水长，上江周罗等众军，必沿流赴援。此良计也。”而众议不同。任蛮奴请不战而己度江攻其大军。司马消难言于后主曰：“弼若登高举烽，与韩禽虎相应，鼓声交震，人情必离。请急遣兵北据蒋山，见第六章第四节。南断淮水。质其妻子，重其赏赐。陛下以精兵万人，守城莫出。不过十日，食尽，二将之头，可致阙下。”孔范冀欲立功，志在于战，案此说亦未必实。范在此时，不过束手无策，乃姑徇后主之意请战而已。乃曰：“司马消难狼子野心，任蛮奴淮南伧士，语并不可信。”事遂不行。隋军既逼，蛮奴又欲为持久计。范又奏请作一决，“当为官勒石燕然。”后主从之。案隋当是时，兵力固较任约、徐嗣徽等为厚，而陈是时兵力，亦远厚于武帝时。武帝之御任约、徐嗣徽，其得策，全在断其后路，而陈此时乃徒为孤注一掷之计，其轻亦甚矣。轻为用兵之大忌，此陈之所以速亡也。甲申，后主遣众军与贺若弼合战。中领军鲁广达陈兵白土冈，见第十三章第五节。居众军之南偏，与弼旗鼓相对。任忠次之。樊毅、孔范又次之。萧摩诃最居北。众军南北亘二十里，首尾进退，各不相知。广达躬擐甲胄，手执桴鼓，率厉敢死，冒刃而前。隋军退走。逐北至营，杀伤甚众。如是者数四。弼分军趣北。孔范出战，兵交而走。诸将支离，陈犹未合，骑卒溃散，驻之弗止。萧摩诃无所用力，为隋军所执。后同汉王谅反，见杀。弼乘胜至乐游苑。见第九章第八节。广达犹督散兵力战，不能拒。弼进攻宫城，烧北掖门。广达督余兵苦战，斩获数十百人。会日暮，乃解甲，面台再拜恸哭，谓众曰：“我身不能救国，负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于是就执。入隋，遘疾不治卒。是时韩禽虎自新林至石子冈。在今江宁县南。任忠驰入台见后主言败状。启云：“陛下惟当具舟楫，就上流众军，臣以死奉卫。”后主信之，敕忠出部分。忠辞云：“臣处分讫，即当奉迎。”后主令宫人装束以待忠，久望不至。忠乃率数骑往石子冈降韩禽虎。仍引禽虎经朱雀航趣宫城。自南掖门入。台城遂陷。后主闻兵至，自投于井。及夜，为隋军所执。丙戌，晋王广入据京城。三月，己巳，后主与王公、百司，发自建业，入于长安。隋仁寿四年（604），十一月，薨于洛阳。隋师之至也，宗室王侯在都者百余人。后主恐其为变，乃并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宣帝第三子。总督之，而又阴为之备。及六军败绩，相率出降。因从后主入关。至长安，隋文帝并配于陇西及河西诸州，各给田业以处之。大业二年（606），炀帝以后主第六女女婤为贵人，绝爱幸，因召陈氏子弟尽还京师，随才叙用，由是并为守宰，遍于天下焉。《陈书·世祖九王传》。
隋师之济江也，荆州刺史宜黄侯慧纪率将士三万，船舰千余，沿江而下，欲趣台城。遣南康大守吕肃将兵据巫峡，《南史·慧纪传》。案巫峡恐系西陵峡之误。杨素击之。肃力战，久之乃败。慧纪至汉口，为隋秦王俊所拒，不得进。闻肃败，尽烧公安之储，公安，见第十三章第八节，时为荆州治。伪引兵东下。时晋熙王叔文自湘州还朝，因推为盟主，而叔文已请降于隋矣。水军都督周罗，与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见第三章第四节，时为郢州治。晋王广遣使以慧纪子正业来谕。又使樊猛喻罗。上流城戍悉解甲。慧纪及巴州刺史毕宝巴州，治巴陵，今湖南岳阳县。乃恸哭俱降。罗亦降。王世积以舟师自蕲水趣九江。与陈将纪瑱战于蕲口，蕲水入江之口。破之。建业平，世积乃移书告谕。陈江州司马黄偲弃城走。南川守将并诣世积降。杨素兵下荆门，山名，在今湖北宜都县西北，与江北岸虎牙山相对。别遣庞晖略地，南至湘州。刺史岳阳王叔慎，宣帝第十六子。与助防遂兴侯正理诈降，缚晖斩之。招合士众，数日之中，兵至五千人。衡阳大守樊通，衡阳，见第五章第七节。武州刺史邬居业武州今湖南常德县。皆请赴难。隋遣薛胄为湘州刺史，闻庞晖死，请益兵。隋遣行军总管刘仁恩救之。未至，薛胄兵次鹅羊山，未详。叔慎遣正理及樊通等拒之。战，自旦至于日是，隋兵迭息迭战，正理兵少不敌，于是大败。胄乘胜入城，禽叔慎。时邬居业来赴，刘仁恩亦至。战，居业又败。仁恩虏叔慎、正理、居业及其党与十余人，秦王斩之汉口。叔慎时年十八。初后主除王勇为东衡州刺史，《南史》作王猛，云本名勇。清子。清为新野、东阳二郡大守，文帝攻杜龛，龛告难于清，清引兵援之。欧阳初同清，中更改异，杀清而归陈武帝。猛终文帝世，不听音乐，疏食布衣，以丧礼自处，宣帝立，乃求位。见《王淮之传》。领始兴内史，与广州刺史陈方庆共取马靖，事见第十三章第八节。祯明二年（588），徙镇广州。未之镇，而隋师济江。勇遣高州刺史戴智烈迎方庆，欲令承制，总督征讨诸军事。是时隋行军总管韦洸帅兵度岭，宣文帝敕云：“若岭南平定，留勇与丰州刺史郑万顷且依旧职。”丰州，见第十三章第八节。方庆闻之，恐勇卖己，乃率兵以拒智烈。智烈与战，败之。斩方庆于广州，虏其妻子。勇又令其将王仲宣、曾孝武迎西衡州刺史衡阳王伯信。文帝第七子。伯信惧，奔清远。汉县，梁置郡，今广东清远县。孝武追杀之。时韦洸兵已上岭。郑万顷初居周，深被隋文帝知遇，万顷随司马消难奔陈。乃率州兵拒勇，遣使由间道降于隋军。而陈将徐憕，以南康拒守，南康，见第七章第五节。韦洸至岭下，逡巡不敢进。初高凉洗氏，高凉，高州治，见第十三章第三节。世为南越首领。罗州刺史冯融，治石龙郡，在今广东化县东北。为其子高凉大守宝聘其女为妻。融本北燕苗裔。大父业，以三百人浮海归宋，留于新会。宋郡，今广东新会县。自业及融，三世为守牧。他乡羁旅，号令不行。夫人诚约本宗，使从民礼。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李迁仕据大皋口，遣召宝，夫人止宝勿往，而自袭破其将杜迁虏，与陈武帝会于灨石。事见第十三章第三节。及宝卒，岭表大乱，夫人怀集百越，新州晏然。欧阳纥反，夫人发兵拒境，帅百越迎章昭达。时夫人子仆为石龙大守，诏册夫人为石龙大夫人。至德中，仆卒。陈亡，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夫人，号为圣母，保境安民。晋王广遣陈后主遗夫人书，谕以国亡，令其归化。夫人遣其孙魂迎韦洸入广州。王勇计无所出，乃降。萧、萧岩拥兵拒守。隋行军总管宇文述讨之。燕荣以舟师自海至。陈永新侯君范，自晋陵奔。晋陵，见第四章第三节。战败，彼执。岩、君范降。送长安斩之。南方悉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