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臣、外戚、宗室，三系的捣乱，都已讲过，就可以讲到汉初社会的建设方面了。要考察社会的情形，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得注重。精神方面固然要受物质方面的支配，物质方面也要受精神方面的支配。汉初社会的精神方面又是怎样呢？《史记》上说：

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吕后本纪赞》）。

为什么有这种心理？请想一想。西周以前不必论，从春秋到战国，中国实在经过五百年的长期战争，再加以秦朝的暴虐，再加以楚汉纷争；这时候，社会的状况如何？如何不发生这一种心理呢？

社会心理的力量是最大不过的。生于其间的人没一个能不受它的鼓动，而且受其鼓动而不自知。

《汉书·孝文帝本纪赞》：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

又《食货志》：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风流笃厚，禁纲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孝文帝这种恭俭的君主，在历史上却也难得。功臣是最喜欢捣乱的，也能够“论议务在宽厚”，更为奇怪。我说：这都是受了社会心理的鼓荡而不自知的（《吴王濞传》：“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抚循其民。”当时的郡国诸侯，武人也不少，居然能如此，这个也是受社会心理的暗示。其效验，居然“天下初定……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

当时的政治受这种心理的支配。可考见的共有三端：其一是减轻人民的负担：汉高祖初定天下，“轻田租十五而税一”。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除民之田租”。到景帝三年（公元前156年），才令民半出租，其间共有一十三年，没有收过一文的田税。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过一次的事（从此以后，田租是三十而税一）。其二是简省刑罚，高祖入关，就和人民约法三章。其后萧何定《九章律》，虽然沿用秦法，然而断狱四百在实际上却是简省的。文景时代，又屡有减轻刑罚的举动（详见第八章第五节）。其三是在政治上一切都守无为主义。所以贾生劝文帝“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文帝就“谦让未遑”（《史记本传》）。匈奴屡次入寇，从景帝以前，始终取防御主义。这种政策，高祖、高后、文帝、景帝四代相继，共有六十六年（公元前206—前141年）。它的效果便是：

《汉书·食货志》：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而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

这个国力的增加，也总算得快的了。然而这种政治也有个弊病，便是一、豪强之徒侵凌穷人，毫无制裁；二、文化方面太觉黯然无色，所以激成武帝和王莽时的政治。且待下面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