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州回到上海以后，鲁迅到底成了一名无产阶级的战士。我们应该发挥他的遗志光荣地胜利地称他为共产主义者。

我们先谈一个颇有趣味的事情，鲁迅在世时不可能读到毛主席一九二七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如果读到了，他的《阿q正传》所提出的问题都解决了。很有点像出乎鲁迅的意外，阿q要造反，并不是鲁迅主观的捏造，是客观的反映，其真实的程度连鲁迅自己都不敢相信似的，阿q敢于造反吗？在《阿q正传》出世六年之后，就在一九二七年，中国的农民岂但敢于造反，还敢于做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呢。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鲁迅这时如果读到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该是如何地出乎意外而又在乎意中！“出乎意外”是鲁迅无法解决的中国革命问题，毛主席在那篇文章里提出了有预见性的正确的解答；“在乎意中”是毛主席指出中国贫雇农所具有的革命性，鲁迅也认为阿q终于要革命的。鲁迅以他深厚的感情，丰富的经验，敏锐的观察，已看到了阿q的革命性了。我们且看《写在〈坟〉后面》里这几句极有价值的话：

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

这段话是针对当时反动的复古主义说的。当时的反动派害怕青年去革命，害怕青年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所以要提倡青年读古书，把青年引到钻古书的牛角尖里去，削弱了革命的力量，就是反动派文人的阴险的用心。鲁迅针对这种反动言论，劝青年少读或不读古书。他这里说的“中国书”是专指古书说的。中国的古书中间，有不少是宣传地主阶级的反动理论的。鲁迅在这里说的“愚人”和“聪明人”，就是指在封建社会里被剥夺了学文化机会的农民和靠剥削过活的地主。中国过去的封建社会，是靠农民的劳动来建立的；剥削阶级的地主是决不能支持当时的世界的。这是如何伟大的观点，是劳动观点，是群众观点，鲁迅于直感中得之。中国过去的历史虽然是“想做奴隶而不得”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历史，但这部历史到底很长久，支持这长久历史的是什么人呢？是劳苦农民。这是事实。所以鲁迅在直感的状态下写出他的信念来了：“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他说得斩钉截铁。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早期本着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观察中国社会，也还是因为在那时这种思想与他的革命爱国的主观愿望相契合的原故，后来因为事实的教训，从一九二七年住在上海以后，他倒真是研究起阶级论的学问来了，在《二心集》的序言里才能作出这样的科学的论断：“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思想上经过阶级论的武装，才认识工人阶级，因而人类解放，中国解放的前途，他便有着科学的论断了。像他这样的人，一切的话都是切实的，无论在发展了之后，无论在发展之中，只要我们细心体会。

瞿秋白同志曾说鲁迅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这话鲁迅在当时是首肯了的。所以鲁迅名义上虽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实质上他是个共产主义者。这“宝贵的革命传统”，鲁迅确实是认为非常的宝贵，他曾一再作了记录。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引了宋朝的哲学家朱熹的话：“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文章里正是以朱熹的这句话作了总结他的战斗经验的标题。《写在〈坟〉后面》里面还要提起，他说，“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这血所写的便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真理。

鲁迅从一九二七年住到上海以后，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他在上海逝世，这十年之中，他随时准备为革命而献身，不仅仅只准备做“抚哭叛徒的吊客”。这个改变，便是鲁迅接受了事实的教训，同时充满了光明的信心。他在三一八前后还未离开北京时，便曾反省过，“我为什么要做教员，连自己也侮蔑自己起来。”及至在广州见了蒋贼介石的“清党”政策，他说他被血吓得目瞪口呆。他离开广东到上海，我们可以推想他一定有一番决心。这决心马上表现了，他以后就一直住在上海，领导左翼作家联盟，事实上成了一个党性极强的共产主义者。当一九三一年左联成员柔石等五位同志被杀，鲁迅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他说，“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的很大的悲痛。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这些话把鲁迅的集体主义表现得明明白白。

鲁迅后来的力量，便是集体主义的力量，他有了道路，有了依靠，他也愉快地担任起他的一份工作。

综观鲁迅一生，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成共产主义战士的历史。当他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时候，他觉到他的真正力量还是党给的了。这时他重新考虑了许多问题，他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的看法就同以前不同，以前称这次事变为“拳匪事件”，在《八月的乡村》序里则称为“义和拳变”。这决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伟大的思想的反映，这是认识了人民的力量，依靠人民的力量。

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对帝国主义的看法也比以前清楚得多，以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总还注重它的文化，说到中国的灾难总还是从中国本身去挖掘原因，从过去的中国历史去挖掘原因，而不知道从鸦片战争以来，现在则斩钉截铁：“我在中国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我单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奴才们，在中国正在用力学和化学的方法，还有电器机械，以拷问革命者，并且用飞机和炸弹以屠杀革命群众。”

苏联的影响，对于鲁迅的转变，是很大的。这可分作三方面来说，一是苏联的成功，一是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一是苏联文学。答国际文学社：“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这把第一面说得清清楚楚。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据我们推想，很帮助了鲁迅。鲁迅本来是唯物论者，他对于旧日所谓唯物的文学史家把艺术起源，艺术变化，归之于生物学的原因，归之于自然环境，归之于社会变迁，一种平行的说法，想来也是习而不察认为当然的，而蒲力汗诺夫在《艺术论》里成功地作了科学的分析。鲁迅讲文学起源说的“杭育杭育派”的通俗说法，就是从蒲氏来的。治文学的人从源头上把艺术与“劳动”与“集体”两大事件的关系认识清楚了，等于解决了一个基本问题，文学不为人民服务为什么？而在鲁迅更不成问题，他是通过文艺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一定替他解决了许多疑问，使得他思想开朗。他在《三闲集》序里也叙明了这点。这是第二面。再说苏联文学对他的关系。那时只有《铁流》同《毁灭》的翻译，而《毁灭》是鲁迅自己翻译的。他在答瞿秋白同志论翻译的信里有这样的话：“总之，今年总算将这一部纪念碑的小说，送在这里的读者们的面前了。译的时候和印的时候，颇经过了不少艰难，现在倒也退出了记忆的圈外去，但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还有《铁流》，我也很喜欢。这两部小说，虽然粗制，却并非滥造，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弄到毫无踪影。”在儿子没有生出以前，是无法认识儿子的，想像也是徒然，到得精神面貌就展在眼前，那又真是唯英雄能识英雄了，鲁迅可以说是久矣夫就渴慕这“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而今这人物就是十月革命所产生的，就是苏联社会所产生的，他怎能不相信苏联！他亲生的儿子应该说是《阿q正传》，可以说他是羡慕世间有“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因而写《阿q正传》的，“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在苏联有了，鲁迅看见了，更过到现在，中华人民站起来了，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在中国各地出现了，——其实只因为有毛主席理论的照耀，历史正是从《阿q正传》发展来的。鲁迅只不及我们亲眼看见了胜利，我们应该发挥他的遗志光荣地胜利地称他为共产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