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先生去世，我于悲痛之余，常常想到他的许多作品，特别是那些早期的。我大抵先读原稿，再读杂志，更读合集，不但读过很多回，而且曾听鲁迅先生自己讲述他那创作某篇时的动机，背景，和艺术，所以至今印象还很清楚的，例如《药》。

《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

二

《药》的内容分四段。第一段述小茶店的少东华小拴患肺痨，老夫妇华老拴和华大妈计划着去买刑场上塞在斩犯颈口的血馒头来医治，老拴亲手持钱往刑场去买，看见刑场上的种种。这斩犯就是革命者夏瑜。

第二段述华老拴拿了用革命者的血染红了的馒头到家，老夫妇用灶火把血馒头拿荷叶包着煨熟，天天必到的茶客驼背五少爷闻到人血的香味，问：“你们吃甚么点心呀？”没有人回答。“炒米粥么？”还是没有人回答。小拴却在老父母的抚慰下把煨熟的“两半个白面的馒头”吃下了。

第三段述茶客们谈论夏瑜的案子。人物有康大叔，他是替华家帮忙接洽购买血馒头的人，他知道夏瑜一案的底细；有花白胡子，有二十多岁的人，有驼背五少爷，三人只是一般的茶客，连康大叔所讲也不大明白了解。康大叔讲到的人物有夏三爷，他是夏瑜的叔叔，因为首先去告官，得了廿五两赏银；有红眼睛阿义，是“管牢的”狱卒，他想向夏瑜去“盘盘底细”，并“榨一点油水”，不料夏瑜竟劝他造反，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阿义“便打他两个嘴巴”。

第四段述夏瑜的母亲夏四奶奶去上夏瑜的坟，小拴的母亲华大妈也去上小拴的坟，在坟场相遇，两人都是花白头发，但是谁也不知道谁的儿子曾经吃过谁的儿子的血。只是夏瑜的坟上有一圈红白花，使夏四奶奶发楞，也使华大妈发楞，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三

《药》的内容是这样一个叫人窒息的悲剧，而有一幅广大的幕，笼罩这全部悲剧的，便是群众的愚昧。

一个大时代的来临，只有孤孤单单的一个夏瑜看出来，喊出来，做出来了。四周却弥漫着愚昧，愚昧，愚昧。

夏四奶奶虽然生得出一个革命者的儿子，她却了解不了一个革命者的儿子。她因为慈爱自己的儿子，所以她会说：“瑜儿，可怜他们坑了你，他们将来总有报应，天都知道！”可是她把坟上的花环误认为夏瑜显灵，她希望乌鸦飞上夏瑜的坟顶，她依然免不了慈爱的愚昧。

华氏老夫妇也是慈爱的愚昧：他们相信人血馒头可以医治他们儿子的肺痨，他们不知道这个革命者的血是为他们的幸福而流的，但是他们对于儿子是够慈爱的了，这不是慈爱的愚昧是甚么？

夏三爷、红眼睛阿义、康大叔，是一类。夏三爷不了解侄子的行为，却把侄子的生命换了二十五两银子；红眼睛阿义不接受夏瑜的宣传，却打夏瑜两个嘴巴；康大叔称赞：“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他骂夏瑜：“那个小家伙不要命，不要就是了。……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这三个人都是凶狠的愚昧。

花白胡子，二十多岁的人，驼背五少爷，是一类。他们三个人对于“红眼睛阿义打了夏瑜两个嘴巴，而夏瑜还说红眼睛阿义可怜”这一件事，自始至终没有法子了解；结果有一个人提出“疯了！”的答案来，大家都心满意足了。这无以名之，名之曰茫漠的愚昧。

夏瑜便在这用种种愚昧织成的幕下牺牲了。

四

夏瑜两个字显然是从先烈秋瑾这名字来的。刑场在有四个黯淡的金字的破匾的丁字街头，也显然就是秋先烈殉难的绍兴“古轩亭口”。不过鲁迅先生描写的往往是类型，绝不黏着一件个别的事物。所以夏瑜“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吗？”忽然由女子化为男身了。老拴小拴这类名字，显然是北方人的，一点没有江浙的色彩。国语文学由鲁迅先生奠了基；因为是国语文学，所以描写类型的作品，往往是中国的而不是某一地方的，用到中国的无论那一部份都可以通。

瑜儿坟上的一个花环，鲁迅先生本来不主张放。他在《呐喊》的自序上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事实上，一个革命者的坟头有着瞻仰礼拜的人也很合理。如果我们把夏瑜认作秋先烈，那么，吴芝瑛、徐寄尘几位先生似乎都去过，各地学生也有偷结队前往的，我自己那时虽只有十三岁，也曾到府山脚下去瞻礼过秋先烈的白木棺材。如果花环只是象征也有亲属以外的人上坟，那么我敢相信，夏瑜的坟头祭扫者决不会只有夏四奶奶一人。鲁迅先生虽然以为“用了曲笔添上”这花环，只是“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我则以为有了花环也还是很自然，愚昧的群众中往往有极少数极少数比较清醒，各各他地方的耶稣十字架下还不是跪着一堆人吗？

五

鲁迅先生和我说过，在西洋文艺中，也有和《药》相类的作品。例如俄国的安特来夫，有一篇《齿痛》（原名ben tobit），描写耶稣在各各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各各他附近有一个商人患着齿痛。他也和老拴小拴们一样，觉得自己的疾病，比起一个革命者的寃死来，重要得多多。

《齿痛》的主人翁般妥别忒，当齿痛的时候，“有好几次，小孩们跑到他身边，用急促的声音，对他讲拿撒勒的耶稣的事。般妥别忒立定，暂时听他们的话，歪着脸，但他便即发怒顿脚，将他们赶走。他是一个和善的人，很爱小孩的，但现在因为他们用这样小事来烦扰他，他所以生气了。”把耶稣钉死的事当作“这样小事”，这和小茶店里的茶客们谈论夏瑜，真是如出一辙。

《齿痛》从头到尾描写齿痛对于般妥别忒的重要，而把耶稣的钉死轻轻带起几笔。《药》也有相像的作风，更加厉害的是众人对于夏瑜的轻蔑，奚落和唾骂。

还有俄国的屠尔介湟夫五十首散文诗中有一首《工人和白手的人》，用意也是彷彿的。白手的人是一个为工人的利益而奋斗至于牺牲的人。他的手因为带了多时的刑具，没有血色了，所以成了白手。他是往刑场去被绞死的。可是俄国乡间有一种迷信，以为绞死的人的绳子可以治病，正如绍兴有一种迷信，以为人血馒头可以治肺痨一样，所以有的工人跟着白手的人到刑场去，想得到一截绳子来治病。不知不觉中，革命者为了群众的幸福而牺牲，而愚昧的群众却享用这牺牲了。

六

对于群众的愚昧，我个人的看法，以为一则不必否认而乐观，再则不必是认而悲观。许多太乐观的人，以为群众的力量如何如何伟大，或以为“群众一点也不愚昧，只有我们才真愚昧！”这在我看来，觉得不近事实。有的太悲观的人，以为群众永远是这样愚昧下去，先知先觉的人永远是这样被误解下去，那在我看来，也觉得不近事实。

群众是可以教育的。群众蕴蓄着无限的可能性。愚昧是一时的现象，是由种种原因造成的。我们希望因为教育的缘故，群众的智慧一天一天的能和先知先觉者的智慧减少距离；先知先觉者因群众的愚昧而牺牲的事也一天一天的减少；国家的法律对于特异的思想和言论，一天一天的能有更多的容忍，政治上有地位，社会上有势力，思想界有贡献的权威们，对于一个或多个卤莽的青年们的言论举动，一天一天的能有一番考虑，能设身处地的加以一番原谅，还能自己问自己会不会有意无意的成了《药》中的康大叔，夏三爷，红眼睛阿义，或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二十多岁的人，有眼不识泰山，轻轻的把夏瑜放过，让他冤沉海底，永远懊悔不过来。冤沉海底是没有再起来的希望的，死后的铜像、祀典、史传、抚恤，都不能赎回当初的愚昧。

教育的力量不是谁能教谁或是谁必须受教的问题，而是群众的对于知识的信赖，对于情感的制抑，对于仁爱的培养的一个总态度的造成的问题。我相信群众的这个态度一定能逐渐的造成，就是距离愚昧一定能日远一日。

我还是相信鲁迅先生的花环放得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