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军兵

一、军与兵

明初创卫所制度，划出一部分人为军，分配在各卫所，专负保卫边疆和镇压地方的责任。军和民完全分开。中叶以后，卫军废弛，又募民为兵，军和兵成为平行的两种制度。

军是一种特殊的制度，自有军籍。在明代户口中，军籍和民籍、匠籍平行，军籍属于都督府；民籍属于户部，匠籍属于工部。军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辖，在身份、法律和经济上的地位都和民不同。军和民是截然地分开的。兵恰好相反，任何人都可应募，在户籍上也无特殊的区别。军是世袭的、家族的、固定的，一经为军，他的一家系便永远世代充军，住在被指定的卫所。直系壮丁死亡或老病，便须由次丁或余丁替补。如在卫所的一家系已全部死亡，还须到原籍勾族人顶充。兵则只是本身自愿充当，和家族及子孙无关，也无固定的驻地，投充和退伍都无法律的强制。军是国家经制的、永久的组织，有一定的额数、一定的戍地。兵则是临时招募的，非经制的，无一定的额数，也不永远屯驻在同一地点。

在明代初期，军费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军饷的大部分由军的屯田收入支给。在国家财政的收支上，军费的补助数量不大。虽然全国的额设卫军总数达到二百七十余万人的庞大数字(1)，国家财政收支还能保持平衡。遇有边方屯田的收入不敷支给时，由政府制定“开中”的办法，让商人到边塞去开垦，用垦出的谷物来换政府所专利的盐引，取得买盐和卖盐的权利。商人和边军双方都得到好处。

兵是因特殊情势，临时招募的。招募时的费用和入伍后的月饷都是额外的支出。这种费用原来没有列在国家预算上，只好临时设法，或加赋，或加税，或捐纳，大部由农民负担。因之兵的额数愈多，农民的负担便愈重。兵费重到超过农民的负担能力时，政府的勒索和官吏的剥削引起农民的武装反抗。政府要镇压农民，又只好增兵，这一笔费用还是出在农民身上。

卫所军经过长期的废弛而日趋崩溃，军屯和商屯的制度也日渐破坏，渐渐地不能自给，需要由国家财政开支。愈到后来，各方面的情形愈加变坏，需要国家的财政供给也愈多。这费用也同样地需由农民负担。同时因为军力的损耗，国防脆弱，更容易引起外来的侵略。卫军不能作战，需要募兵的数量愈多。这两层新负担，年复一年地递加，国家全部的收入不够军兵费的一半，只好竭泽而渔，任意地、无止境地增加农民的负担，终于引起历史上空前的农民暴动。政府正在用全力去镇压，新兴的建州却又乘机而入，在内外交逼的情势下，颠覆了明室的统治权。

除中央的军和兵以外，在地方的有民兵，民壮（弓兵、机兵、快手），义勇种种地方警备兵。在边地的有土兵（土军）、鞑军（蒙古降卒）。在内地的有苗兵、狼兵（广西土司兵）、土兵等土司兵。将帅私人又有家丁、家兵、亲兵。各地职业团体又有由矿工所组织的矿兵，盐丁所组织的盐兵，僧徒所组织的少林兵、伏牛兵、五台兵。也有以特别技艺成兵的，如河南之毛葫芦兵、习短兵，长于走山；山东有长竿手；徐州有箭手；井陉有蚂螂手，善运石，远可及百步；福建闽漳泉之镖牌兵；等等。(2)

从养军三百万基本上自给的卫兵制，到军兵费完全由农民负担，国库支出；从有定额的卫军，到无定额的募兵；从世袭的卫军，到雇佣的募兵，这是明代历史上一件大事。

次之，军因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关系，集中地隶属于国家。在战时，才由政府派出统率总兵，调各卫军出征。一到战事终了，统帅立刻被召回，所属军也各归原卫。军权不属于私人，将帅也无直属的部队。兵则由将帅私人所招募、训练，和国家的关系是间接的。兵费不在政府的岁出预算中，往往须由长官向政府力争，始能得到。同时，兵是一种职业，在中央权重的时候，将帅虽有私兵，如嘉靖时戚继光之戚家军，俞大猷之俞家军，都还不能不听命于中央。到明朝末年，民穷财尽，内外交逼，在非常危逼的局面下，需要增加庞大的兵力，将帅到处募兵，兵饷都由将帅自行筹措，发生分地分饷的弊端，兵皆私兵，将皆藩镇，兵就成为扩充将帅个人权力和地位的工具了。

二、卫所制度

明太祖即皇帝位后，刘基奏立军卫法。（《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明史》卷八九《兵志序》说：

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盖得唐府兵遗意。

这制度的特点是平时把军力分驻在各地方，战时才命将出师，将不专军，军不私将，军力全属于国家。卫所的组织，《兵志》二《卫所门》记：

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

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

卫有指挥使，所有千户百户。总旗辖五十人，小旗辖十人。各卫又分统于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司有都指挥使，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和治民事的布政使司，治刑事的按察使司，并称三司，洪武二十六年（1393）时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七（北平、陕西、山西、浙江、江西、山东、四川、福建、湖广、广东、广西、辽东、河南、贵州、云南、北平三护卫、山西三护卫）；行都司三（北平、江西、福建）；留守司一（中都）；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成祖以后，多所增改，都司增为二十一（浙江、辽东、山东、陕西、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河南、湖广、福建、江西、广东、大宁、万全、山西、四川行都司、陕西行都司、湖广行都司、福建行都司、山西行都司）；留守司二（中都、兴都）；内外卫增至四百九十三；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三百五十九。(3)

全国卫军都属于中央的大都督府。大都督府掌军籍，是全国的最高军事机关。洪武十三年（1380）分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分领在京各卫所及在外各都司卫所。其组织如下：

每府设左右都督各一，掌治府事。成祖以后，又改组如下：

各地都司分隶于各都督府，其组织如下：

和都督府相配合的机关是兵部，长官为兵部尚书，“掌天下武卫官军选授简练之政令”，其下设四清吏司，各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

都督府是统军机关，各省各镇镇守总兵官副总兵都以三等(4)真署都督及公侯伯充任。有大征讨，则由政府指派挂诸号将军(5)或大将军前将军副将军印总兵出，事定缴印回任。明初开国时，武臣最重(6)，英国公张辅兄信，至以侍郎换授指挥同知。武臣出兵，多用文臣参赞，如永乐六年（1408）黔国公沐晟讨交趾简定，以尚书刘俊参军事。宣德元年（1426）成山侯王通讨交趾黎利，以尚书陈洽参赞军务。正统以后，文臣的地位渐高，出征时由文臣任总督或提督军务，经画一切，武臣只负领军作战的任务。如正统六年（1441）麓川之役，定西伯蒋贵充总兵官，以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正统十四年（1449）讨福建邓茂七，宁阳侯陈懋为总兵官，以刑部尚书金濂提督军务。成化元年（1465）讨大藤峡傜，都督同知赵辅为征夷将军，以左佥都御史韩雍赞理军务。同年出兵镇压荆、襄农民暴动，抚宁伯朱永充靖虏将军，以工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三年（1467）讨建州，武靖伯赵辅充总兵官，以左都御史李秉提督军务。从此文臣统帅，武臣领兵，便成定制。在政府的用意是以文臣制武臣，防其跋扈。结果是武臣的地位越来越低。正德以后幸臣戚里多用恩幸得武职，愈为世所轻。在内有部、科，在外有监军、总督、巡抚，重重弹压，五军都督府职权日轻，将弁大帅如走卒，总兵官到兵部领敕，必须长跪，“间为长揖，即谓非体”。到了末年，卫所军士，虽一诸生，都可任意役使了。

各省都指挥使是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省内各卫所军丁，威权最重。在对外或对内的战事中，政府照例派都督府官或公侯伯出为总兵官，事后还任。明初外患最频的是北边的蒙古，派出边地防御的总兵官渐渐地变成固定，冠以镇守的名义，接着在内地军事要害地区也派总兵官镇守，独任一方的军务。又于其下设分守，镇守一路；设守备，镇守一城或一堡。至和主将同城的则称为协守。总兵之下有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守备、把总等名号。总兵是由中央派出的，官爵较高，职权较专，都指挥使是地方长官，渐渐地就成为总兵官的下属了。后来居上，于是临时派遣的总兵官驻守在固定的地点，就代替了都指挥使原来的地位了。

总兵官变成镇守地方的军事统帅以后，在有战事时，政府又派中央大员到地方巡抚，事毕复命，后来巡抚也成固定的官名，驻在各地方。因为这官的职务是在抚安军民，弹压地方，所以以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派充。因为涉及军务，所以又加提督军务或赞理军务，参赞军务名义。巡抚兼治一方的民事和军务，不但原来的都、布、按三司成为巡抚的下属，即总兵官也须听其指挥。景泰以后因军事关系，在涉及数镇或数省的用兵地区，添设总督军务或总制、总理，派重臣大员出任。有的兵事终了后即废不设，有的却就成为长设的官。因为辖地涉及较广，地位和职权也就在巡抚之上。末年“流寇”和建州内外夹攻，情势危急，政府又特派枢臣（兵部尚书）外出经略，后来又派阁臣（大学士）出来督师，权力又在总督之上。这样层层叠叠地加上统辖的上官，原来的都指挥使和总兵官自然而然地每况愈下，权力愈小，地位愈低了。综合上述的情形，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明代地方军政长官地位的演变。

图1

卫所军丁的总数，在政府是军事秘密，绝对不许人知道。(7)甚至掌治军政的兵部尚书，和专司纠察的给事御史也不许预闻。(8)我们现在就《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记载看，洪武二十五年（1392）的军数如下。

在京武官……2747员　在外武官……13742员

军士……206280人　军士……992154人

马……4751匹　马……40329匹

总数超过一百二十万。洪武二十六年（1393）以后的军数，按卫所添设的数量估计，应该在一百八十万以上。明成祖以后的军数，在二百八十万左右。(9)万历时代的军数如表1所示(10)：

表1　各镇军马额数

续表

原额：永乐初年以后。　现额：万历初年。

▲包括马驼牛骡在内。

明初卫所军士的来源，大概可分四类，《明史》卷九〇《兵志》二记：

其取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

从征和归附两项军士都是建国前后的旧军。谪发一项则纯以罪人充军。名为恩军(11)，亦称长生军(12)。如永乐初屠杀建文诸臣，一人得罪，蔓连九族外亲姻连都充军役。(13)成化四年（1468）项忠平荆、襄农民暴动，俘获三万余人，户选一丁戍湖广边卫（《明史》卷一八七《项忠传》）。都是著例。

除以上三项外，第四类是垛集军，是卫军最大的来源。《明史》卷九二《兵志》四说：

明初垛集令行，民出一丁为军，卫所无缺伍，且有羡丁。……成祖即位，遣给事等官分阅天下军，重定垛集军更代法。初三丁巳上垛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至是令正军贴户更代，贴户单丁者免，当军家蠲其一丁徭。

平民一被佥发充军，便世世子孙都入军籍，不许变易。民籍和军籍的区分极为严格。(14)民户有一丁被垛为军，政府优免他的原籍老家的一丁差徭，以为弥补。军士赴戍所时，宗族为其治装，名为封桩钱。(15)在卫军士除本身为正军外，其子弟称为余丁或军余，将校的子弟则称为舍人。宣德四年（1429）定例免在营余丁一丁差役，令其供给军士盘缠（《大明会典》卷一五五）。边军似乎较受优待，如辽东旧制，每一军佐以三余丁。(16)内地的余丁亦称帮丁，专供操守卒往来费用。(17)日常生活则概由政府就屯粮支给，按月发米，称为月粮。其多少以地位高下分等差。洪武时令在京在外各卫马军月支米二石，步军总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军一石。守城者如数给，屯田者半之。(18)恩军家四口以上一石，三口以下六斗，无家口者四斗。月盐有家口者二斤，无者一斤（《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俸饷》）。衣服则岁给冬衣棉布棉花夏衣夏布，在出征时则例给胖袄鞋裤（同上书卷一七七《王复传》）。

三、京军

明初定都南京，集全国卫军精锐于京师。有事以京军为主力，抽调各地卫军为辅。又因蒙古人时图恢复，侵犯北边，命将于沿边安置重兵防守，分封诸子出王边境，大开屯田，且耕且守。靖难役后，明成祖迁都北京，以首都置于国防前线，成为全国的军事中心。定制立三大营，一曰五军，一曰三千，一曰神机，合称为京军。

五军营的组织，太祖时设大都督府，节制中外诸军，京城内外置大小二场，分教四十八卫卒。洪武四年（1371）士卒之数二十万七千八百有奇。洪武十三年（1380）分大都督府为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成祖北迁后，增为七十二卫。永乐八年（1410）亲征本雅失里，分步骑军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称为五军。除在京卫所外，每年又分调中都、山东、河南、大宁各都司兵十六万人，轮番到京师操练，称为班军。

三千营以边外降丁三千人组成。

神机营专用火器，永乐时平交趾得到火器，立营肄习。后来又得到都督谭广进马五千，置营名“五千”，掌操演火器。

三大营在平时，五军肄营阵，三千肄巡哨，神机肄火器。在皇帝亲征时，大营居中，五军分驻，步内骑外，骑外为神机，神机外为长围，周二十里，樵采其中。

皇帝侍卫亲军有锦衣卫和十二卫亲军。御马监又有武骧，腾骧，左、右卫，称四卫军。

明初京军总数在八十万以上。(19)永乐时征安南，用兵至八十万（《明史》卷一五四《张辅传》）。正统中征麓川，用兵亦十五万（同上书卷一七一《王骥传》）。永乐宣德二朝六次对蒙古用兵，都以京军为主力。到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丧没几尽。《明史》卷一七〇《于谦传》说：

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恐慌，上下无固志。

事后一面补充，一面着手改革。当时主持兵政的兵部尚书于谦以为三大营的缺点，是在分作三个独立组织，各为教令。临时调发，军士和将弁都不相习。乘机改革，在诸营中选出精兵十万，分作十营集中团练，名为团营。其余军归本营，称为老家。京军之制为之一变。到成化时又选出十四万军分十二营团练，称为选锋，余军仍称老家，专任役作。团营之法又稍变。到正德时因“流寇”之乱，调边军入卫，设东西官厅练兵，于是边军成为选锋，十二团营又成为老家了。嘉靖时经过几次严重的外患，几次改革，又恢复三大营旧制，改三千为神枢营，募兵四万充伍。形式上虽然似乎还原，可是以募兵代世军，实质上已大不相同了。

京军内一部分由外卫番上京师者称为班军。在名义上是集中训练，巩卫京师。实际上却被政府和权贵役作苦工，《明史》卷九〇《兵志》二说：

成化间海内燕安，外卫卒在京只供营缮诸役，势家私占复半之，卒多畏苦，往往愆期。

修建宫殿陵墓，浚理城池，一切大工程都以班军充役，使供役军士，财力交殚，每遇班操，宁死不赴。(20)甚至调发出征的也被扣留役使，《明史》卷一九九《郑晓传》记：

俺答围大同右卫急。……晓言：今兵事方棘，而所简听征京军三万五千人，乃令执役赴工，何以备战守，乞归之营伍。

结果使各地卫军以番上为畏途。有的私下纳银于所属将弁，求免入京。有事则招募充数，名为“折乾”。嘉靖二十九年（1550）职方主事沈朝焕在点发班军月饷时，发现有大部分是雇乞丐代替的。后来索性专以班军做工，也不营操了。班军不做工和不在工作期间的便改行做商贩工艺，按时给他们所属的班将一点钱。到末年边事日急，又把班军调到边方，做筑垣负米的劳役。从班军一变而为班工，从应役番上到折乾雇募，虽然名义上还仍旧贯，可是实质上已经变质了。

在京卫军的情形，也和班军一样地困于役作。成化时以太监汪直总督团营，此后京军便专掌于内臣。其他管军将弁也照例由勋戚充任。在这一群贪婪的太监和纨绔的将弁统率之下，发生了种种弊端：第一是占役，军士名虽在籍，实际上却被权贵大官所隐占，替私人做工服役，却向政府领饷。第二是虚冒，军籍本来无名，却被权贵大官硬把家人苍头假冒选锋壮丁名色，月支厚饷。有人领饷，却无人应役（《明史》卷二六五《李邦华传》）。第三是军吏的舞弊，军士在交替时，军吏需索重贿，贫军不能应付，虽然老羸，也只好勉强干下去。精壮子弟反而不得收练。以此军多老弱。第四是富军的贿免，有钱的怕营操征调，往往贿托将弁，把他搁在老家数中。贫军虽极疲老，也只能勉强挨命。积此四弊，再加上在营军士的终年劳作，没有受训练的机会，名虽军士，实则工徒。结果自然营伍日亏，军力衰耗，走上崩溃的途径（同上书卷八九《兵志》一）。成化末年京军缺伍至七万五千有奇。到武宗即位时，十二团营锐卒仅六万五百余人，稍弱者二万五千。武宗末年给事中王良佐奉敕选军，按军籍应当有三十八万余人，较明初时已经只剩十分之五，实存者不及十四万，较原额缺伍至六分之五，较现额也缺伍到五分之三强。可是中选者又只二万余人。世宗立，额兵只有十万七千余人，实存者仅半。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围都城，兵部尚书丁汝夔核营伍不及五六万人，驱出都门，皆流涕不敢前。吏部侍郎王邦瑞摄兵部，疏言：

国初京营劲旅，不减七八十万，元戎宿将，常不乏人。自三大营变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虽浸不如初，然额军尚三十八万有奇。今武备积弛，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比敌骑深入，战守倶称无军。即见在军率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衣甲器械，取给临时。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军士而在将领。盖提督坐营号头把总诸官，多世冑纨绔，平时占役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到崇祯末年简直无军可用。《明史》卷二六六《王章传》记：

十七年（1644）王章巡视京营，按籍额军十一万有奇。喜曰：“兵至十万，犹可为也。”及阅视，半死者，余冒伍，惫甚，闻炮声掩耳，马未驰而堕，而司农缺饷，半岁未发。

即勉强调发出征，也是雇充游民，名为京军，实则招募。如崇祯十四年（1641）兵部侍郎吴甡所言：

京营承平日久，发兵剿贼，辄沿途雇充。将领利月饷，游民利剽敚，归营则本军复充伍。（同上书卷二五二《吴甡传》）

积弊之极，京军仅存空名。可是，相反地，军官与日俱增，越来越多。洪武二十五年（1392）京军军官的总数是二千七百四十七员，六十几年后，到景泰七年（1456）突增三万余员，较原额加了十一倍。(21)再过十几年，到成化五年（1469）又增加到八万余员，较原额增加了三十倍（同上书卷二十《刘体乾传》）。正德时嬖佞以传奉得官，琐滥最甚。世宗即位，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至十四万八千七百人。岁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同上书卷一九〇《杨廷和传》）。不久又汰去京卫及亲军冗员三千二百人（同上书卷一九六《夏言传》）。虽然经过这两次大刀阔斧地裁汰，可是不久又继续增加：“边功升授，勋贵传请，曹局添设，大臣恩荫，加以厂卫监局勇士匠人之属，岁增月益，不可胜数”（同上书卷二十《刘体乾传》）。到万历时，神宗倦于政事，大小臣僚多缺而不补，可是武职仍达八万二千余员。到天启时魏忠贤乱政，武职之滥，打破了历朝的纪录，连当时人也说：“不知又增几倍？”(22)军日减而官日增，军减而粮仍旧额，国家负担并不减轻，官增则冗费愈多，国库愈匮。并且养的是不能战的军，添的也是不能战的官。到崇祯末年，内外交逼，虽想整顿，也来不及了。

从京军军伍的减削情形看，明初到正统可说是京军的全盛时期。土木之变后，经过于谦一番整顿，军力稍强，可是额数已大减于旧，可说是京军的衰落时期。从成化到明末，则如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是京军的崩溃时期。在全盛时期，明成祖和宣宗六次打蒙古，三次打安南，京军是全军中最精锐的一部分。在衰落时期，军数虽少，还能打仗。到成化以后，京军虽仍四出征讨，却已没有作战能力了。《明史》卷一八〇《曹璘传》说：

弘治元年（1488）言：诸边有警，辄命京军北征。此辈骄惰久，不足用。乞自今勿遣，而以出师之费赏边军。

《刘健传》也说：

弘治十七年（1504）夏，小王子谋犯大同。健言京军怯不任战，乞自今罢其役作，以养锐气。（《明史》卷一八一）

同时的倪岳则说京军之出，反使边军丧气，他说：

京军素号冗怯，留镇京师，犹恐未壮根本。顾乃轻于出御，用亵天威。临阵辄奔，反隳边军之功。为敌人所侮。（同上书卷一八三《倪岳传》）

这时离开国不过一百四十年，京军已以冗怯著称，政府中人异口同声地以为不可用了。

四、卫军的废弛

京外卫所军的废弛情形也和京军一样。

明代军士的生活，我们可用明太祖的话来说明，他说：

那小军每一个月只关得一担儿仓米。若是丈夫每不在家里，他妇人家自去关呵，除了几升做脚钱，那害人的仓官又斛面上打减了几升。待到家里（音伐）过来呵，止有七八斗儿米，他全家儿大大小小要饭吃，要衣裳穿，他那里再得闲钱与人。（《大诰》武臣科敛害军第九）

正军衣着虽由官库支给，家属的却须自己制备。一石米在人口多的家庭，连吃饭也还不够，如何还能顾到衣服！《明史》卷一八五《黄绂传》：

成化二十二年（1486）巡抚延绥，出见士卒妻衣不蔽体。叹曰：健儿家贫至是，何面目临其上。亟预给三月饷，亲为抚循。

黄绂所见的是卫军的普遍情形，延绥士卒的遭遇却是一个难得的例外。甚至病无药医，死无棺敛，《明史》卷一六〇《张鹏传》：

鹏景泰二年（1451）进士。……出按大同宣府，奏两镇军士敝衣菲食，病无药，死无棺。乞官给医药棺槥，设义冢，俾飨厉祭。死者蒙恩，则生者劝。帝立报可，且命诸边概行之。

经过张鹏的提议，才由官给医药棺槥，却仍只限于诸边，内地的不能享受这权利。卫军生活如此，再加以上官的剥削和虐待，假如有办法，他们是会不顾一切，秘密逃亡的。

除从征和归附的军士以外，谪发和垛集军是强逼从军的。他们被威令所逼，离开所习惯的土地和家族，到一个辽远的陌生的环境中去，替统治阶级服务。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子子孙孙永远继承这同一的命运和生活。大部分的军士发生逃亡的现象，特别是谪发的逃亡最多。万历时章潢说：

国初卫军籍充垛集，大县至数千名，分发天下卫所，多至百余卫，数千里之远者。近来东南充军亦发西北，西北充军亦多发东南。然四方风土不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湿。逃亡故绝，莫不由斯。道里既远，勾解遂难。（章潢《图书编》卷一一七）

据正德时王琼的观察，逃亡者的比例竟占十之八九。他以为初期经大乱之后，民多流离失恒产，乐于从军。同时法令严密，卫军不敢逃亡。后来政府不能约束官吏，卫军苦于被虐待、剥削和迫于乡土之思，遂逃亡相继（王琼《清军议》）。卫所的腐败情形，试举数例：

宣德九年（1434）二月壬申，行在兵部右侍郎王骥言：中外都司卫所官，唯知肥己，征差则卖富差贫，征办则以一科十，或占纳月钱，或私役买卖，或以科需扣其月粮，或指操备减其布絮。衣食既窘，遂致逃亡。（《明宣宗实录》卷一〇八）

弘治时刘大夏《条列军伍利弊疏》也说：

在卫官军苦于出钱，其事不止一端：如包办秋青草价；给与勇士养马；比较逃亡军匠；责令包工雇役；或帮贴锦衣卫夷人马匹；或加贴司苑局种菜军人；内外宫人造坟，皆用夫价；接应公差车辆，俱费租钱，其他使用，尚不止此。又管营内外官员，率于军伴额数之外，摘发在营操军役使，上下相袭，视为当然。又江南军士漕运，有修船盘削之费，有监收斛面之加，其他掊克，难以枚举。以致逃亡日多，则拨及全户，使富者贫，贫者终至于绝。江南官军每遇营操，虽给行粮，而往返之费，皆自营办。况至京即拨做工雇车运料，而杂拨纳办，有难以尽言者。（《刘忠宣公集》卷一）

卫军一方面被卫官私家役使(23)，甚至被逼为朝中权要种田(24)。月粮既被克扣(25)，又须交纳月钱，供上官挥霍。(26)隆庆三年（1569）萧廪出核陕西四镇兵食，发现被隐占的卒伍至数万人（《明史》卷二二七《萧廪传》）。军士无法生活，一部分改业为工人商贩，以所得缴纳上官。景帝即位时，刘定之上言十事，论当时情形：

天下农出粟，女出布，以养兵也。兵受粟于仓，受布于库，以卫国也。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门，纳月钱于私室，于是手不习击刺之法，足不习进退之宜，第转货为商，执技为工，而以工商所得，补纳月钱。民之膏血，兵之气力，皆变为金银，以惠奸宄。一旦率以临敌，如驱羊拒狼，几何其不败也。（《明史》卷一七六）

大部分不能忍受的，相率逃亡，有的秘密逃回原籍，如正统时李纯所言：

三年（1438）十月辛未，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李纯言：辽东军士往往携家属潜从登州府运船，越海道逃还原籍。而守把官军，受私故纵。（《明英宗实录》卷四七）

有的公开请假离伍：

正统十一年（1446）五月己卯，福建汀州府知府陆征言：天下卫所军往往假称欲往原籍取讨衣鞋，分析家赀，置备军装。其官旗人等贪图贿赂，从而给与文引遣之。及至本乡，私通官吏乡里，推称老病不行，转将户丁解补。到役未久，托故又去。以致军伍连年空缺。（《明英宗实录》卷一四一）

其因罪谪戍的，则预先布置，改换籍贯，到卫即逃，无从勾捕：

宣德八年（1433）十二月庚午，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张聪言：辽东军士多以罪谪戍，往往有亡匿者。皆因编发之初，奸顽之徒，改易籍贯，至卫即逃。比及勾追，有司谓无其人，军伍遂缺。（《明宣宗实录》卷一百七）

沈德符记隆万时戍军之亡匿情形，直如儿戏。他说：

吴江一叟号丁大伯者，家温而喜谈饮，久往来予家。一曰忽至邸舍，问之，则解军来。其人乃捕役妄指平民为盗，发遣辽东三万卫充军，亦随在门外。先人语之曰：慎勿再来，倘此犯逸去，奈何！丁不顾，令之入叩头，自言姓王，受丁恩不逸也。去甫一月，则王姓者独至邸求见。先人骇问之，云已讫事，丁大伯亦旦夕至矣。先人细诘其故，第笑而不言。又匝月而丁来，则批回在手。其人到伍，先从间道逸归，不由山海关，故反早还。因与丁做伴南旋。近闻中途亦有逃者，则长解自充军犯，雇一二男女，一为军妻，一为解人，投批到卫收管，领批报命时竟还桑梓。彼处戍长，以入伍脱逃，罪当及己，不敢声言。且利其遗下口粮，潜入囊橐。而荷戈之人，优游闾里，更无谁何之者。（《野获编补遗》）

卫所官旗对于卫军之逃亡缺额，非但毫不过问，并且引为利源。因为一方面他们可以干没逃亡者的月粮，另一方面可以向逃亡者需索贿赂。永乐十二年（1414）明成祖曾申说此弊：

十月辛巳上谕行在兵部臣曰：今天下军伍不整肃，多因官吏受赇，有纵壮丁而以罢弱充数者；有累岁缺伍不追补者；有伪作户绝及以幼小纪录者；有假公为名而私役于家者。遇有调遣，十无三四。又多是幼弱老疾，骑士或不能引弓，步卒或不能荷戈，缓急何以济事！（《明成祖实录》卷一五七）

五年后监察御史邓真上疏说军卫之弊，也说：

内外各卫所军士，皆有定数，如伍有缺，即当勾补。今各卫所官吏唯耽酒色货贿，军伍任其空虚。及至差人勾补，纵容卖放，百无一二到卫，或全无者；又有在外娶妻生子不回者。官吏徇私蒙蔽，不行举发。又有勾解到卫而官吏受赃放免；及以差使为由，纵其在外，不令服役。此军卫之弊也。（《明成祖实录》卷二一九）

在这情形下，《明史·兵志》记从吴元年（1367）十月到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三年中军士逃亡者四万七千九百余。到正统三年（1438）离开国才七十年，这数目就突增到一百二十万有奇，占全国军伍总数二分之一弱。(27)据同年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李纯的报告，他所视察的某一百户所，照理应有旗军一百十二人，可是逃亡所剩的结果，只留一人（《明英宗实录》卷四七）。

边防和海防情况：辽东的兵备在正德时已非常废弛，开原尤甚，士马才十二，墙堡墩台圮殆尽，将士依城堑自守，城外数百里，悉为诸部射猎地（《明史》卷一九九《李承勋传》）。蓟镇兵额到嘉靖时也十去其五，唐顺之《覆勘蓟镇边务首疏》：

从石塘岭起，东至古北口墙子岭马兰谷，又东过滦河，至于太平寨燕河营，尽石门寨而止，凡为区者七。查得原额兵共七万六百零四名，见在四万六千零三十七名。逃亡二万四千五百六十七名。又从黄花镇起，西至于居庸关，尽镇边城而止，凡为区者三，查得原额兵共二万三千二十五名，逃亡一万零一百九十五名。总两关十区之兵，原额共九万三千八百二十四名，见在五万九千六十二名，逃亡三万四千七百六十二名。蓟兵称雄，由来久矣。比臣等至镇，则见其人物琐软，筋骨绵缓，靡靡然有暮气之惰，而无朝气之锐。就而阅之，力士健马，什才二三，钝戈弱弓，往往而是。其于方圆牝牡九阵分合之变，既所不讲，剑盾枪箭五兵之长，亦不能习。老羸未汰，纪律又疏，守尚不及，战则岂堪。（《荆川外集》卷二）

沿海海防，经积弛后，尤不可问。《明史》卷二〇五《朱纨传》记嘉靖二十六年（1547）时闽浙情形说：

漳、泉巡检司弓兵旧额二千五百余，仅存千人。……浙中卫所四十一，战船四百三十九，尺藉尽耗。

海道副使谭纶述浙中沿海卫所积弊：

卫所官军既不能以杀贼，又不足以自守，往往归罪于行伍空虚，徒存尺籍，似矣。然浙中如宁、绍、温、台诸沿海卫所，环城之内，并无一民相杂，庐舍鳞集，岂非卫所之人乎？顾家道殷实者，往往纳充吏承，其次赂官出外为商，其次业艺，其次投兵，其次役占，其次搬演杂剧，其次识字，通同该伍放回附近原籍，岁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即此八项，居十之半，且皆精锐。至于补伍食粮，则反为疲癃残疾，老弱不堪之辈，军伍不振，战守无资，弊皆坐此。至于逃亡故绝，此特其一节耳。（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一一《经略一·实军伍》）

以致一卫军士不满千余，一千户所不满百余（同上兵部尚书张时彻语）。一遇事变，便手足无措。倭寇起后，登陆屠杀，如入无人之境。充分证明了卫军的完全崩溃，于是有募兵之举，另外招募壮丁，加以训练，抵抗外来的侵略。

五、勾军与清军

卫所军士之不断地逃亡，使统治阶级感觉恐慌，努力想法挽救。把追捕逃军的法令订而又订，规定得非常严密。《明史》卷九二《兵志》四记：

大都督府言：起吴元年（1367）十月至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军士逃亡者四万七千九百余。于是下追捕之令，立法惩戒。小旗逃所隶三人降为军，上至总旗百户千户皆视逃军多寡，夺俸降革。其从征在外者罚尤严。

把逃军的责任交给卫所官旗，让他们为自己的利益约束军士，这办法显然毫无效果，因为在十年后又颁发了同样性质的法令：

洪武十三年（1380）五月庚戌，上谕都督府臣曰：近各卫士卒率多逋逃者，皆由统之者不能抚恤。宜量定千百户罚格。凡一千户所逃至百人者千户月减俸一石，逃至二百人减二石。一百户所逃及十人者月减俸一石，二十人者减二石，若所管军户不如数，及有病亡事故残疾事，不在此限。（《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一）

洪武十六年（1383）又命五军都督府檄外卫所，速逮缺伍士卒，名为勾军。特派给事中潘庸等分行清理，名为清军。洪武二十一年（1388）以勾军发生流弊，命卫所及郡县编造军籍：

九月庚戌，上以内外卫所军伍有缺，遣人追取户丁，往往鬻法，且又骚动于民。乃诏自今卫所以亡故军士姓名乡贯编成图籍送兵部，然后照籍移文取之，毋擅遣人，违者坐罪。寻又诏天下郡县，以军户类造为册，具载其丁口之数，如遇取丁补伍，有司按籍遣之，无丁者止。（同上书卷一九三）

军籍有三份，一份是清勾册（卫所的军士逃亡及死亡册），一份是郡县的军户原籍家属户口册，还有一份是收军册。卫所的军额是一定的，卫军规定必须有妻，不许独身不婚。(28)父死子继。如有逃亡缺伍或死绝，必须设法补足。补额的方法是到原籍追捕本身或其亲属。同年又置军籍勘合：

是岁命兵部置军籍勘合，遣人分给内外卫所军士，谓之勘合户由。其中间写从军来历，调补卫所年月，及在营丁口之数。遇点阅则以此为验。其底薄则藏于内府。（《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五）

这两种制度都为兵部侍郎沈溍所创。《明史》曾对这新设施的成效加以批评：

明初卫所世籍及军卒勾补之法，皆沈溍所定。然名目琐细，簿籍繁多，吏易为奸。终明之世颇为民患，而军卫亦日益耗。（《明史》卷一三八《唐铎传》）

实际上不到四十年，这两种制度都已丧失效用了。不但不能足军，反而扰害农民。第一是官吏借此舞弊：

宣德八年（1433）二月庚戌，行在兵部请定稽考勾军之令。盖故事都司卫所军旗伍缺者，兵部预给勘合，从其自填，遣人取补。及所遣之人，事已还卫，亦从自销，兵部更无稽考。以故官吏夤缘为弊，或移易本军籍贯，或妄取平民为军，勘合或给而不销，限期或过而不罪。致所遣官旗，迁延在外，娶妻生子，或取便还乡，二三十年不回原卫所者，虽令所在官司执而罪之，然积弊已久，猝不能革。（《明宣宗实录》卷九九）

使奉命勾军的官旗，自身也成逃军。第二是军籍散失，无法勾补：

宣德八年（1433）八月壬午，河南南阳府知府陈正伦言：天下卫所军士，或从征，或屯守，或为事调发边卫。其乡贯姓名诈冒更改者多。洪武中二次勘实造册，经历年久，簿籍鲜存，致多埋没。有诈名冒勾者，官府无可考验虚实。（同上书卷一〇四）

政府虽然时派大臣出外清理军伍，宣德三年（1428）且特命给事中御史按期清军。清军条例也一增再增，规定得非常严密，军籍也越来越复杂。嘉靖三十一年（1552）又增编兜底、类卫、类姓三册，合原有之军黄总册（户口册）为四册。(29)但是这一切的条例和繁复的手续，只是多给予官吏以舞弊的机会，卫军的缺伍情形，仍不因之稍减。

在明代前期，最为民害的是勾军。军士缺伍，勾捉正身者谓之跟捕，勾捕家丁者谓之勾捕。勾军的弊害，洪熙元年（1425）兴州左屯卫军士范济曾上书说：

臣在行伍四十余年，谨陈勾军之弊：凡卫所勾军有差官六七员者，百户所差军旗二人或三人者，俱是有力少壮，及平日结交官长，畏避征差之徒，重贿贪饕官吏，得往勾军。及至州县，专以威势虐害里甲，既丰其馈馔，又需其财物，以合取之人及有丁者释之。乃诈为死亡，无丁可取，是以留宿不回。有违限二三年者，有在彼典雇妇女成家者。及还，则以所得财物，贿其枉法官吏，原奉勘合，朦胧呈缴。较其所取之丁，不及差遣之官，欲求军不缺伍，难矣。（《明宣宗实录》卷五）

官校四出，扰乱得闾里不宁，却对军伍之缺，一无裨补。正统元年（1436）九月分遣监察御史轩等十七人清理军政，在赐敕中也指出当时的弊害，促令注意。敕书说：

武备立国之重事。历岁既久，弊日滋甚。军或脱籍以为民，民或枉指以为军。户本存而谓其为绝，籍本异而强以为同。变易姓名，改易乡贯，夤缘作弊，非止一端。推厥所由，皆以军卫有司及里甲人等贪赂挟私，共为欺蔽，遂致妄冒者无所控诉，埋没者无从追究，军缺其伍，民受其殃。（《明英宗实录》卷二二）

在实际上，不但法外的弊害，使农民受尽苦痛，即本军本户的勾捕，对农民也是极大灾难。试举数例说明。第一例要七十老翁和八岁孩子补伍：

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壬子，怀远县人王出家儿年七十余，二子俱为卒从征以死。一孙甫八岁，有司复追逮补伍。出家儿诉其事于朝，令除其役。（《明太祖实录》卷二七）

第二例单丁补役，田地无人耕种：

永乐八年（1410）四月戊戌，湖广郴州桂阳县知县梁善言：本县人民充军数多，户有一丁者发遣补役，则田地抛荒，税粮无征，累及里甲。（《明成祖实录》卷一〇二）

第三例地方邻里因勾军所受的损失。万历三年（1575）徐贞明疏言：

东南民素柔脆，莫任远戍。今数千里勾军，离其骨肉。军壮出于户丁，帮解出于里甲，每军不下百金。而军非土著，志不久安，辄赂卫官求归。卫官利其赂且可以冒饷也，因而纵之。是困东南之民，而实无补于军政也。（《明史》卷二二三）

解除军籍的唯一途径，明初规定，必须做到兵部尚书才能脱籍为民。(30)《明史》卷一三八《唐铎传》记陈质许除军籍，称为特恩：

潮州陈质父在戍籍。父殁，质被勾补，请归卒业，帝命除其籍。（兵部尚书）沈溍以缺军伍持不可。帝曰：国家得一卒易，得一士难。遂除之。然此皆特恩云。(31)

后定制生员特许免勾，但要经考试合格：

凡开伍免勾，洪武二十三年（1390）令生员应补军役者，除豁遣归卒业。二十九年（1396）令生员应起解者，送翰林院考试，成效者开伍，发回读书。不成者照旧补役。（《大明会典》卷一五四）

永乐时又定例现任官吏免勾：

二年（1404）令生勾军有见任文武官及生员吏典等，户止三丁者免勾，四丁以上者勾一丁补伍。（同上）

从此官僚阶级得豁去当军的义务，军伍的勾取只限于无钱无势的平民了。

勾军之害，已如上述。一到大举清军时，其害更甚。清军官吏是以清出军伍的多少定考成的，因此肆意诛求，滥及民户，唯恐所勾太少。《明史》记宣德时清军情形：

（赵豫）官松江知府。清军御史李立至，专务益军，勾及亲戚同姓，稍辩则酷刑榜掠，人情大扰。诉枉者至一千一百余人。(32)

正德时武定清军，一州至万余人：

（郭侃）官武定知州。会清军籍，应发遣者至万二千人。侃曰：武定户口三万，是空半州也。力争之得寝。（《明史》卷二八一《郭侃传》）

王道论清军之弊有三：第一是清勾不明；第二是解补太拘；第三是军民并役。他说：

清勾之始，执事不得其人，上官不屑而委之有司，有司不屑而付之吏胥，贿赂公行，奸弊百出。正军以富而幸免，贫民无罪而干连，有一军缺而致数人之命，一户绝而破荡数家之产者矣，此清勾不明之弊一也。国初之制，垛集者不无远近之异，谪戍者多罹边卫之科，承平日久，四海一家，或因迁发，填实空旷，或因商宦，流寓他方，占籍既久，桑梓是怀。今也勾考一明，必欲还之原伍，远或万里，近亦数千，身膺桎梏，心恋庭闱，长号即路，永诀终天，人非木石，谁能堪此，此解补太拘之弊二也。迩年以来，地方多事，民间赋役，十倍曩时，鬻卖至于妻子，算计尽乎鸡豚，苦不聊生，日甚一日，而又忽加之以军伍之役，重之以馈送之繁，行赍居送，无地方可以息肩，死别生离，何时为之聚首？民差军需，交发互至，财殚力竭，非死即亡，此军民并役之弊三也。（《顺渠先生文集》卷四）

至嘉靖时，军伍更缺，法令愈严，有株累数十家，勾摄经数十年者，丁口已尽，犹移覆纷纭不已。万历中南直隶应勾之军至六万六千余，株连至二三十万人（《明史》卷九二《兵志四》）。卫军已逃亡的，“勾军无虚岁，而什伍日亏”；未逃亡或不能逃亡的，却“平居以壮仪卫，备国容犹不足”(33)。卫所制度到这时候，已经到了完全崩溃的阶段了。

六、募兵

从永乐迁都北京以后，每年须用船运东南米数百万石北来，漕运遂为明代要政。运粮多由各地卫军负责。宣宗即位后，始定南北卫军分工之制，南军转运，北军备边。(34)特设漕运总兵，用卫军十二万人（《明史》卷一五三《陈暄传》）。东南军力由之大困。弘治元年（1488）都御史马文升疏论运军之苦说：

各直省运船，皆工部给价，令有司监造。近者漕运总兵以价不时给，请领价自造，而部臣以军士不加爱护，议令本部出料四分，军卫任三分，旧船抵三分。军卫无从措办，皆军士卖资产，鬻男女以供之，此造船之苦也。正军逃亡数多，而额数不减，倶以余丁充之，一户有三四人应役者，春兑秋归，艰辛万状，船至张家湾，又雇车盘拨，多称贷以济用，此往来之苦也。其所称贷，运官因以侵渔，责偿倍息，而军士或自载土产以易薪米，又格于禁例，多被掠夺。（《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漕运》）

江南军士“多因漕运破家”，江北军士则“多以京操失业”(35)。南北卫军因之都废弛不可用。

明代用全力防守北边，备蒙古入侵。腹地军力极弱，且经积弛之后，一有事故，便手足无措。隆庆时靳学颜疏言：

夫陷阵摧坚，旗鼓相当，兵之实也。今边兵有战时，若腹兵则终世不一当敌，每盗贼窃发，非阴阳医药杂职，则丞贰判薄为之将，非乡民里保，则义勇快壮为之兵，在北则借盐丁矿徒，在南则借狼土，此皆腹兵不足用之明验也。（《明史》卷二一四《靳学颜传》）

所说的虽然是后期情形，其实在前期即已如此。正统时邓茂七起义，将帅尪怯退避，反由文吏指挥民兵作战。(36)天顺初年两广“盗”起，将吏率缩朒观望，怯不敢战。(37)至正德时刘宠、刘辰起义，腹地卫军已全不能用：

正德六年（1511）刘宠刘辰等自畿辅犯山东河南，下湖广，抵江西。复自南而北，直窥霸州。杨虎等自河北入山西，复东抵文安，与宠等合。破邑百数，纵横数千里，所过若无人。（《明史》卷一八七《马中锡传》）

只好调边兵来作战。西南和东南则调用素称剽悍嗜杀的狼土兵。(38)可是狼土兵毫无军纪，贪淫残杀，当时有“贼如梳，军如篦，士兵如鬀”(39)和“土贼尤可，土兵杀我”之谣。(40)甚或调用土鞑(41)，如毛胜（原名福寿）之捕苗云南：

正统六年（1441），靖远伯王骥请选在京番将舍人捕苗云南，乃命胜与都督冉保统六百人往。……［正统十四年（1449）］以左副总兵统河间东昌降夷赴贵州（平贼）。（同上书卷一五六《毛胜传》）

和勇（原名脱脱孛罗）之平两广“盗”：

天顺间以两广多寇，命充游击将军，统降夷千人往讨。……成化初赵辅、韩雍征大藤峡，诏勇以所部从征。（同上书卷一五六《和勇传》）

又行佥民壮法，增加地方兵力。正统二年（1437）始募所在军余民壮愿自效者。十四年（1449）令各处招募民壮，就令本地官司率领操练，遇警调用，事定仍复为民。弘治二年（1489）又令：

州县选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壮之人，州县七八百里，每里佥二名。五百里者每里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三，遇警调集，官给行粮。（《明史》卷九一《兵志》）

富民不愿服务，可纳钱免佥，由官代募。此种地方兵又称机兵，在巡检司者称为弓兵。到此人民又加上一层新负担，军外加兵，疲于奔命。

调用边兵土兵达兵和佥点民壮，虽然解决了一时的困难，可是边兵有守边之责，土兵不易制裁，达兵数目不多，民壮稍后也积弊不可用，而且是地方兵，只供守卫乡里，不能远调。王守仁在正德时曾申说当时兵备情形：

赣州财用耗竭，兵力脆弱，卫所军丁，只存故籍，府县机（兵）快（手），半充虚文，御寇之方，百无一恃，以此例彼，余亦可知。是以每遇盗贼猖獗，辄覆奏请兵，非调土军，即倩狼达，往返之际，辄已经年，靡费所需，动逾数万。逮至集兵举事，即已魍魉潜形，曾无可剿之贼，稍俟班师旋旅，则又鼠狐聚党，复当不轨之群。机宜屡失，备御益弛。征发无救于疮痍，供饩适增其荼毒。群盗习知其然，愈肆无惮，百姓谓莫可恃，竞亦从非。（《阳明集要·经济集一·选拣民兵》）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另想办法。于是有募兵出现。在卫军民壮以外，又加上第三种军队。募兵出而卫军民壮自以为无用，愈加废弛。(42)

募兵之制，大约开端于正统末年。募兵和民壮不同，民壮是由地方按里数多少或每户壮丁多少佥发的，平时定期训练，余时归农，调发则官给行粮，事定还家。完全为警卫地方之用。募兵则由中央派人招募，入伍后按月发饷，东西征戍，一唯政府之命。战时和平时一样，除退役外不能离开行伍。正统土木之变，京军溃丧几尽，各省勤王兵又不能即刻到达，于是派朝官四出募兵(43)，以为战守之计。嘉靖时倭寇猖獗，沿海糜烂，当时人对于卫军之毫无抵抗能力，不能保卫地方，极为不满。主张在卫军和募兵两者中择较精锐的精练御敌，即以所淘汰的军的粮饷归之能战的兵，郎瑛所记“近日军”即代表此种意见。他说：

古之置军也防患，今之置军也为患。何也？太平无事，民出谷以养军，官有产以助军，是欲藉其有警以守，盗发以讨，所以卫民也。卫民，卫国也。今海贼为害有年矣，未闻军有一方之守，一阵之敌焉。守敌者非招募之土著，则选调别省兵勇。故见戮于贼也，非地方男妇良民，即远近招募之众。是徒有养军之害，而无卫军之实，国非亦为其所损哉！为今之计，大阅军兵，使较射扑，军胜于募，则以募银之半加于军，募胜于军，则扣军粮之半以益募。如此则军兵各为利而精矣。以练精者上阵以杀贼，余当减之也。庶民不费于招募之费，国不至于倍常之费，虽为民而实为国矣。（《七修类稿续稿》卷三）

要求用精练的兵作战。当时将帅都在这要求下纷纷募兵训练，内中最著名的如戚继光：

继光至浙，见卫所兵不习战，而金华义乌俗称慄悍，请招募三千人教以击刺法，长短兵迭用，由是继光一军特精。又以南方多薮泽，不利驰逐。乃因地形，制阵法，审步伐便利，一切战舰火器兵械，精求而更制之，戚家军名闻天下。（《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谭纶：

东南倭患已四年，朝议练乡兵御贼。参将戚继光请期三年而后用之。纶亦练千人，立束伍法，自裨将以下节节相制，分数既明，进止齐一，未久即成精锐，益募浙东良家子教之。而继光练兵已及期，因收之为己用，客兵罢不复调。（同上书卷二一二《谭纶传》）

同时张鏊募兵名振武营(44)，郑晓(45)、朱先募盐徒为兵。(46)名将俞大猷所练兵名俞家军。(47)都卓有成效，在几年中完全肃清了倭寇。

另外，北边的边军也渐渐地用募兵来代替和补充世军。《明史》卷二〇四《陈九畴传》：

世宗即位，巡抚甘肃。抵镇言：额军七万余，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请令招募。报可。(48)

嘉靖二十九年又令蓟镇自于密云、昌平、永平、遵化募兵一万五千（《大明会典》卷一二九）。隆庆二年（1568）以戚继光为总兵官练蓟镇兵，募浙兵三千做边军模范（《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后又续募浙兵九千余守边，边备大饬（同上书《谭纶传》）。甚至京军也用募兵充伍：

嘉靖二十九年（1550），遣四御史募兵畿辅、山东、山西、河南得四万人，分隶神枢神机。（同上书卷八九《兵志》一）

从此以后，以募兵为主力，卫军只留空名，置而不用。(49)时人以为募兵较世军有十便：

年力强壮者入选，老弱疲癃，毋得滥竽其中，便一。一遇有缺伍，朝募而夕补，不若清勾之旷日持久，便二。地与人相习，无怀故土逃亡之患，便三。人必能一技与善一事者方得挂名什伍，无无用而苟食者，便四。汰减之法，自上为政，老病不任役者弃之，不若祖军顶替，有贿官职而瞒年岁者，便五。部科遴拣，一朝而得数什百人，贪弁不得缘以勒掯需索，便六。有事而强壮者人可荷戈，不烦更为挑选，便七。家有有力者数人，人皆得为县官出力，不愿者勿强也，便八。壮而不能治生产者，得受糈于官，无饥寒之患，便九。猛健豪鸷之材，笼而驭之，毋使流为奸宄盗贼，便十。（《客座赘语》卷二）

万历末年建州勃兴，辽沈相继失守，募兵愈多，国库日绌。募来的兵多未经严格训练，又不能按时发饷，结果也和卫军一样，逃亡相继。熊廷弼《辽左大势久去疏》：

辽东见在兵有四种：一曰募兵，佣徒厮役，游食无赖之徒，几能弓马惯熟？几能膂力过人？朝投此营，领出安家月粮而暮逃彼营；暮投河东，领出安家银两而朝投河西。点册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领饷有名，及闻告警而又去其半。此募兵之形也。（《熊襄愍公集》卷三）

甚至内地兵尚未出关，即已逃亡。(50)在辽就地所募兵，得饷后即逃亡过半。(51)天启时以四方所募兵日逃亡，定法摄其亲属补伍（《明史》卷二五六《毕自严传》）。也只是一个空头法令，实际上并不能实行。稍一缺饷，则立刻哗变，崇祯元年（1628）川、湖兵戍宁远时，以缺饷四月大噪，余十三营起应之，至缚系巡抚毕自严（《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流寇”起后，内外交逼，将帅拥兵的都只顾身家，畏葸不敢作战。政府也曲意宽容，极意笼络，稍有功效，加官封爵，唯恐不及。丧师失地的却不敢少加罪责，唯恐其拥兵叛乱，又树一敌。由此兵骄将悍，国力日蹙。(52)诸将中左良玉兵最强，拥兵自重，跋扈不肯听调遣，《明史》说他：

多收降寇以自重，督抚檄调，不时应命。……壁樊城，驱襄阳一郡人以实军，降贼附之，有众二十万。……福王立……南都倚为屏蔽。良玉兵八十万，号百万，前五营为亲军，后五营为降军，每春秋肄兵武昌诸山，一山帜一色，山谷为满。军法用两人夹马驰曰过对，马足动地，殷如雷声。诸镇兵唯高杰最强，不及良玉远甚。（《明史》卷二七三《左良玉传》）

一人拥兵八十万，当时号为左兵。在崇祯时代他为要保全私人实力，不听政府调遣。福王立，他又发动内战，以致清兵乘虚直捣南京。其他镇将如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在北都亡后，拥兵江北，分地分饷，俨然成为藩镇。他们不但以武力干涉中央政事，还忙于抢夺地盘，互相残杀。高杰、黄得功治兵相攻，刘泽清、刘良佐、许定国则按兵不动。后来许定国诱杀高杰，以所部献地降清，刘泽清、刘良佐也不战降附，黄得功兵败自杀，南都遂亡。

七、军饷与国家财政

明初卫军粮饷，基本上由屯田所入支给。明太祖在初起兵时，即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

戊戌（1358）十一月辛丑，立管理民兵万户府。令所定郡县民武勇者，精加简拔，编辑为伍，立民兵万户府领之。俾农时则耕，闲则练习，有事则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擢，无功令还为民。（《明太祖实录》卷六）

又令诸将屯田各处。建国后宋讷又疏劝采用汉赵充国屯田备边的办法，以御蒙古。他说：

今海内乂安，蛮夷奉贡。唯沙漠未遵声教。若置之不理，则恐岁久丑类为患，边圄就荒。若欲穷追远击，六师往还万里，馈运艰难，士马疲劳。陛下为圣子神孙万世计，不过谨备边之策耳。备边固在乎兵实，兵实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当以法汉（赵充国）。……陛下宜于诸将中选其智勇谋略者数人，每将以东西五百里为制，随其高下，立法分屯。所领卫兵以充国兵数斟酌损益，率五百里一将，布列缘边之地，远近相望，首尾相应，耕作以时，训练有法，遇敌则战，寇去则耕，此长久安边之法也。（《西隐文稿》卷一〇《守边策略》）

同时由海道运粮到辽东，又时遭风覆溺。因之决意兴屯，不但边塞，即内地卫所也纷纷开屯耕种。定制边地卫所军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初税亩一斗。建文四年（1402）定科则，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永乐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至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田制》）。养兵（数）百万，基本上由屯田收入支给（同上书卷二五七《王洽传》）。

除军屯外，边上又有商屯。洪武时户部尚书郁新创开中法：

新以边饷不继，定召商开中法。令商输粟塞下，按引支盐，边储以足。（同上书卷一五〇《郁新传》）。

商人以远道输粟，费用过大，就自己募人耕种边上闲田，即以所获给军，换取盐引，到盐场取盐贩卖营利，边储以足。

政府经费则户部银专给军旅，不做他用（《明史》卷二二〇《王遴传》）。户部贮银于太仓库，是为国库。内廷则有内承运库，贮银供宫廷费用，收入以由漕粮改折之金花银百万两为大宗。除给武臣禄十余万两外，尽供御用。边赏首功不属经常预算，亦由内库颁发。国家财政和宫廷费用分开（同上书卷七九《食货志三·仓储》）。军饷又概由屯田和开中支给。所以明初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如永乐、宣德时代之六次打蒙古，三次打安南，七次下西洋，虽然费用浩繁，国库还能应付。

可是军屯和商屯两种制度，不久便日趋废弛，国库也不能维持其独立性，为内廷所侵用。卫军坏而募兵增，政府既须补助卫军饷糈，又加上兵的饷银，国家经费，入不敷出，只好采取饮鸩止渴的办法，以出为入，发生加派增税捐纳种种弊政，农民于缴纳额定的赋税以外，又加上一层军兵费的新负担。

军屯之坏，在宣德初年范济即已上书指出。他说：

洪武中令军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最为善策。比者调度曰繁，兴造日广，虚有屯种之名，田多荒芜。兼养马采草伐薪烧炭，杂役旁午，兵力焉得不疲，农业焉得不废。（同上书卷一六四《范济传》）

屯军因杂役而废耕，屯的田又日渐为势豪所占。(53)正统以后，边患日亟，所屯田多弃不能耕。再加上官吏的需索，军士的逃亡，屯军愈困，卫所收入愈少。(54)政府没有办法，只好减轻屯粮，免军田正粮归仓，只征余粮六石。弘治时又继续减削，屯粮愈轻，军饱愈绌。《明史》记：

初永乐时屯田米常溢三之一。常操军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供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边外，军无月粮，是以边饷恒足。（《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田制》）

正统以后政府便须按年补助边费，称为年例。

军屯以势豪侵占，卫军逃亡而破坏，商屯则以改变制度而废弛。《明史·叶淇传》：

弘治四年为户部尚书。变开中之制，令淮商以银代粟，盐课骤增百余万，悉输之运司，边储由此萧然矣。（同上书卷一八五）

盐商从此可以用银买盐，不必再在边境屯田。盐课收入虽然骤增，可是银归运司，利归商人，边军所需是月粮，边地所缺的是米麦，商屯一空，边饷立绌。《明史·食货志》说：

弘治中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直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

后来虽然有若干人提议恢复旧制，但因种种阻碍，都失败了。

明代国家财政每年出入之数，在初期岁收田赋本色米，除地方存留千二百万石外（同上书卷二二五《王国光传》），河、淮以南以四百万石供京师，河、淮以北，以八百万石供边，一岁之入，足供一岁之用（同上书卷二一四《马森传》）。到正统时边用不敷，由中央补助岁费，名为年例。正统十二年（1447）给辽东银十万两，宣大银十二万两（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卷六《议复屯田疏》）。到弘治时内府供应繁多，“光禄岁供增数十倍，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醮日费巨万，太仓所储不足饷战士，而内府收入，动四五十万。而宗藩贵戚之求土田，夺盐利者，亦数千万计。土木日兴，科敛不已。传奉冗官之俸薪，内府工匠之饩廪，岁增月积，无有穷期。”（《明史》卷一八一《刘健传》）财用日匮。国库被内廷所提用，军饷又日渐不敷，弘治八年（1495）尚书马文升以大同边警，至议加南方两税折银（《明史》卷一八一《谢迁传》）。正德时诸边年例增至四十三万两（同上书卷二三五《王德完传》），军需杂输，十倍前制（同上书卷一九二《张原传》）。京粮岁入三百五万石，而食者乃四百三万人（同上书卷二〇一《周金传》）。嘉靖朝北有蒙古之入寇，南有倭寇之侵轶，军兵之费较前骤增十倍。田赋收入经过一百五十年的休养生息，反比国初为少。(55)嘉靖五年（1526）银的岁入止百三十万两，岁出至二百四十万两（同上书卷一九四《梁材传》）。光禄库金自嘉靖改元（1522）至十五年（1536）积至八十万两，自二十一年（1542）以后，供亿日增，余藏顿尽（同上书卷二一四《刘体乾传》）。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入寇，兵饷无出，只好增加田赋，名为加派，征银一百十五万两。这时银的岁入是二百万两，岁出诸边费即六百余万两，一切取财法行之已尽。(56)接着是东南的倭寇，又于南畿浙闽的田赋加额外提编，江南加至四十万。提编是加派的别名，为倭寇增兵而设，可是倭寇平后这加派就成为正赋（同上书卷七八《食货志二·赋役》）。广东也以军兴加税，到万历初年才恢复常额（同上书卷二五五《李戴传》）。诸边年例增至二百八十万两（同上书卷二〇二《孙应奎传》，同书卷二三五《王德完传》）。隆庆初年马森上书说：

屯田十亏七八，盐法十折四五，民运十逋二三，悉以年例补之。在边则士马不多于昔，在太仓则输入不多于前，而所费数倍。（同上书卷二一四《马森传》）

派御史出去搜括地方库藏，得银三百七十万两也只能敷衍一年。内廷在这情形下，还下诏取进三十万两，经户部力争，乃命只进十万两（同上书卷二一四《刘体乾传》）。万历初年经过张居正的一番整顿，综核名实，裁节冗费，政治上了轨道，国库渐渐充实，渐渐成小康的局面。张居正死后，神宗惑于货利，一面浪费无度，另一面肆力搜括，外则用兵朝鲜，内则农民暴动四起，国家财政又到了破产的地步。

万历前期的国家收入约四百万两，岁出四百五十余万两。岁出中九边年例一项即占三百六十一万两(57)，后来又加到三百八十余万两(58)。每年支出本来已经不够，内廷还是一味向国库索银，皇帝成婚，皇子出阁成婚，皇女出嫁，营建宫殿种种费用都强逼由国库负担。(59)又从万历六年（1578）起，于内库岁供金花银外，又增买办银二十万两为定制（《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仓库》）。结果是外廷的太仓库光禄寺库太仆寺库的储蓄都被括取得干干净净，内廷内库帑藏山积，国库则萧然一空。(60)万历二十年（1592）哱拜反于宁夏；又接连用兵播州；朝鲜战役历时至七年。支出军费至一千余万两。(61)大半出于加派和搜括所得。《明史·孙玮传》记：

朝鲜用兵，置军天津，月饷六万，悉派之民间。（同上书卷二四一）

所增赋额较二十年前十增其四，民户殷足者什减其五。东征西讨，萧然苦兵（《明史》卷二一六《冯琦传》）。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辽东兵起，接连加派到五百二十万两：

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户部尚书李汝华乃援征倭征播例，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又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定额。（同上书卷七八《食货志二·赋役》：卷二二〇《李汝华传》）

接着四川、贵州又发生战事，截留本地赋税做兵饷，边饷愈加不够。从万历三十八年到天启七年（1610—1627）负欠各边年例至九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七十一两七钱三分（《石隐园藏稿》卷六《详陈节欠疏》）。兵部和户部想尽了法子，罗掘俱穷，实在到了无办法的地步，只好请发内库存银，权救边难，可是任凭呼吁，皇帝坚决不理，杨嗣昌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所上的《请帑稿》颇可看出当时情形：

今曰见钱，户部无有，工部无有，太仆寺无有，各处直省地方无有。自有辽事以来，户部一议挪借，而挪借尽矣。一议加派，而加派尽矣。一议搜括，而搜括尽矣。有法不寻，有路不寻，则是户部之罪也。至于法已尽，路已寻，再无银两，则是户部无可奈何，千难万苦。臣等只得相率恳请皇上将内帑多年蓄积银两，即日发出亿万，存贮太仓，听户部差官星夜赍发辽东，急救辽阳。如辽阳已失，急救广宁，广宁有失，急救山海等处，除此见钱急着，再无别法处法。（《杨文弱集》卷二）

疏上留中，辽阳、广宁也相继失陷。

天启时诸边年例又较万历时代增加六十万两，京支银项增加二十余万两（《石隐园藏稿》卷六《清查九边军饷疏》）。辽东兵额九万四千余人，岁饷四十余万两，到天启二年（1622）关上兵只十余万人，月饷至二十二万两（《明史》卷二七五《解学龙传》），军费较前增加六倍。新兵较旧军饷多，在招募时，旧军多窜入新营为兵，一面仍保留原额，政府付出加倍的费用募兵，结果募的大部仍是旧军，卫所方面仍须发饷。(62)从泰昌元年（1620）十月到天启元年（1621）十二月十四个月用去辽饷至九百二十五万一千余两，较太仓岁入总数超过三倍。（《杨文弱集》卷四《述辽饷支用全数疏》）

崇祯初年，一方面用全力防遏建州的入侵，另一方面“流寇”四起，内外交逼，兵愈增，饷愈绌。崇祯二年（1629）三月户部尚书毕自严疏言：

诸边年例自辽饷外，为银三百二十七万八千有奇。今蓟、密诸镇节省三十三万，尚应二百九十四万八千。统计京边岁入之数，田赋百九十六万二千，盐课百十一万三千，关税十六万一千，杂税十万三千，事例约二十万，凡三百二十六万五千有奇。而逋负相沿，所入不满二百万，即尽充边饷尚无赢余。乃京支杂项八十四万，辽东提塘三十余万，蓟、辽抚赏十四万，辽东旧饷改新饷二十万，出浮于入已一百十三万六千。况内供召买，宣大抚赏，及一切不时之需，又有出常额外者。（《明史》卷二五六《毕自严传》）

除辽饷不算，把全国收入，全部用作兵费还差三分之一。崇祯三年（1630）又于加派九厘外，再加三厘，共增赋一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63)同年度新旧兵饷支出总数达八百七十余万两，收入则仅七百十余万两，不敷至百六十万两（《石隐园藏稿》七《兵饷日增疏》）。崇祯十年（1637）增兵十二万人，增饷二百八十万两，名为剿饷：

其筹饷之策有四：曰因粮，曰溢地，曰事例，曰驿递。因粮者，因旧额之粮，量为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伤地不与，岁得银百九十二万有奇。溢地者，民间土地溢原额者，核实输赋，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输赀为监生，一岁而止。驿递者，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饷。……初嗣昌增剿饷，议一年而止，后饷尽而贼未平，诏征其半。至是督饷侍郎张伯鲸请全征。（《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

崇祯十二年（1639）又议练兵七十三万人，于地方练民兵，又于剿饷外，增练饷七百三十万两。时论以为：

九边自有额饷，概予新饷，则旧者安归。边兵多虚额，今指为实数，饷尽虚糜而练数仍不足。且兵以分防不能常聚，故有抽练之议。抽练而其余遂不问。且抽练仍虚文，边防愈益弱。至州县民兵益无实，徒糜厚饷。以嗣昌主之，事钜，莫敢难也。（同上）

从万历末年到这时，辽饷的四次递加，加上剿饷、练饷，一共增赋一千六百九十五万两。这是明末农民在正赋以外的新增负担！崇祯十六年（1643）索性把三饷合为一事，省得农民弄不清楚和吏胥的作弊。（同上书卷二六五《倪元璐传》）

因外族侵略和农民起义而增兵，因增兵而筹饷，因筹饷而加赋。赋是加到农民头上的，官吏的严刑催逼和舞弊，迫使农民非参加起义不可，《明史》卷二五五《黄道周传》说：

催科一事，正供外有杂派，新增外有暗加，额办外有贴助。小民破产倾家，安得不为盗贼！

结果是朱明统治的被推翻。“流寇”领袖攻陷北京的李自成起事的口号是：

从闯王，不纳粮！

从士兵到统帅

一、红军的小兵

至正十二年（1352）闰三月初一，元璋到了濠州城下。这时元军仍在濠州附近，虽然按兵不动，红军还是不敢大意，城上布满警戒的部队，巡逻哨探的更是川流不绝。城门的守兵看见一个丑和尚，衣衫褴褛，头上却包着红巾，大模大样走入门内，毫不畏怯。盘问他来踪去路，却只说来求见郭元帅，更无别话，不由得起了疑心，以为是元兵派来的奸细，三言两语，起了冲突，把元璋绑了，派人报告郭元帅，请令旗行刑。子兴听了报告，觉得诧异，心想若是奸细，不该如此从容，头上包有红巾，求见自己，许是来投顺的好汉，不要枉杀了好人。要知道一个究竟，就骑了一匹快马，赶到城门，远远看见四五十个兵围着，人头攒动，指手画脚在呵斥，连忙喝退众兵，只见一个躯干修伟的和尚，五花大绑，捆在拴马桩上，相貌虽丑，却有一股威严的神气，被绑着候令斩决，却毫无畏惧恐慌的模样。心里已有点纳罕，下马上前问了底细，知道果然是来投奔的，子兴大喜，立命解缚，收为步卒。

元璋入了伍，参见了队长，逐日跟着队伍上操习技，因为体格好，记性又强，不上半个月，已是队里顶尖顶上的角色，几次跟着队伍出城哨探，他态度安详，计谋又多，同队的都听他的调度，每次出去，总是得了功，却不损伤一人一卒，慢慢地连队长也遇事和他商量了。不知不觉过了两个多月，一天，郭子兴带了亲兵出来巡察，经过元璋的营房，全队都排成一横列向主帅行礼。元璋个子高大，恰好排在队首。子兴见了记起前事，唤队长来问这新投效的心地和才干如何，队长极口称赞，子兴听了，就吩咐将元璋升为亲兵十夫长，立刻调回帅府。

元璋遇事小心勤谨，却又敢作敢为，几次奉命出征，临阵勇往无前，战胜攻取，所得财帛扫数献与子兴；得有赏赐，又推功分给同伴。说话不多，句句都有斤两。几个月后，不但军中誉声四起，子兴也视同心腹，言听计从了。子兴次妻张夫人抚养马公季女，已经成年，子兴爱重元璋，要他出死力，和张夫人商量，招赘元璋，张夫人也听说元璋才资出众，满口赞成，就择日给两口成婚。从此军中就改称元璋为朱公子。

和子兴同时起事的孙德崖等四元帅，势均位等，谁也不肯服谁，各自发施号令，没有个通盘的调度，占了濠州半年，各人只是带领部下向四乡剽掠，兵力不能出濠州一步。子兴素有大志，看不惯这样行径，几次拿话劝导，说得不投机，竟闹翻了。子兴气极，索性闲住在家里，一切军民大政都不闻不问。元璋看出形势不妙，借一个方便，劝告子兴应该照常视事，不可灰心，假如老躲在家里，他们四个联合起来，对付你一个，这个亏是吃定了。子兴听了，只是摇头叹气而已。元璋见劝不动，只好背地里向孙德崖四人解释，用意联络弥缝，免得伤了和气。

九月间，元丞相脱脱统兵征徐州，招募场下盐丁和城市健儿三万人，黄衣黄帽号为黄军，一口气把徐州攻下，芝麻李落荒逃走，被元兵所杀，同党彭大、赵均用率领残兵投奔濠州。徐、濠都是红军，两下里原是一家，彭、赵起事早，兵多，占的地方也大，到了濠州以后，竟反客为主，郭子兴、孙德崖倒要听客人的调度了。彭大聪明有板眼，和郭子兴相处得很好，赵均用则和孙德崖拉拢。两派明争暗斗，心里都不服气，孙德崖又把话来挑拨赵均用，说郭子兴眼皮浅，只认得彭将军，百般趋奉；对将军却白眼相待，瞧不起人。均用大怒，带领亲兵径来火并。子兴冷不防，被均用的亲兵一索子捆了，带到孙德崖家，锁闭在一间空房子里。这天元璋恰好出差在外，得信奔回，阖家大小忙乱着，要派兵去抢救，元璋连忙止住，叫出子兴二子天叙、天爵，一径去找彭大，彭大听了，勃然大怒说：“他们太胡闹了，有我在，谁敢害你元帅！”即刻派兵去孙家，元璋也全身盔甲，把空房子打开，救出子兴，破开镣械，背回家里。赵均用知道彭大出头，怕伤了和气，也就隐忍着算了。

元丞相脱脱乘连下徐州、汝宁之势，分兵派贾鲁进围濠州。大敌当头，红军的几个头脑慌了，才释去旧憾，齐心一志地坚守城池。元璋深得军心，朝夕上城帮同守御，从这年冬天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整整被围了五个月，幸得城里粮食丰足，未生他变。一天，元将贾鲁病死，军无斗志，只好解围他去。围虽解了，红军却也折伤不少人马，吃亏不少。

彭大、赵均用兴高采烈，彭大自称鲁淮王，均用自称永义王，子兴和孙德崖等仍然是元帅。

二、带兵官

濠州经过五个月的围攻，不但是粮秣感着缺乏，兵力也衰减得多。元璋细察二王和诸帅，胸襟太窄，眼光太短，都非成事之器。他得了郭子兴的允许，回到钟离，竖起大旗招兵，旬日间得了七百人，乡人徐达、汤和等听说朱元璋已做了红军头目，都来投效。子兴大喜。至正十三年（1353）六月，元璋被署为镇抚，从此一跃为一个带兵官了。

彭、赵二王恣睢自用，遇下苛虐，子兴又兵力衰弱，不能有大作为。元璋把新兵交代以后，禀准了主将，率领徐达、汤和、吴良、吴桢、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张赫、周铨、周德兴等二十四壮士南取定远，用计降了张家堡驴牌寨的民兵，得兵三千。又招降秦把头，得八百余人。夜袭元将张知院于横涧山，收其卒二万，军声大振。

元璋得到大量生力军，立刻重新部署，加紧训练。他最看重纪律，在检阅新军时，他恳切地训诫将士说：“你们原来是一个很大的部队，可是我很轻易地就把你们归并过来。原因是你们的将官没有纪律，士卒缺乏训练。现在我们要矫正这两个缺点，加紧训练，严明纪律，共立事功”。三军听了，无不踊跃思奋，等候机会，一显身手。

定远人冯国用、冯国胜（后改名胜）兄弟因乱团结义兵，立砦保卫乡里，听说元璋军队的纪律好，率众归附。元璋端详这两兄弟，装束很像读书人，举止谈吐都和众人不同，就问以定天下大计。国用以为建康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据建康，以为根本，然后命将出师，扫除群寇，救生灵于水火，勿贪子女玉帛，倡仁义以收人心，统一天下不是难事。元璋大喜，留两兄弟在幕府赞兵政，预机密。把两家军队合并编制，南下攻滁阳。

在进军滁阳的道中，定远人李善长到军门谒见。李善长读书有智谋，学的是法家的学问，善于料事。和元璋谈得极为投机，元璋问他天下何时可定？善长劝他取法汉高祖，以为汉高祖起于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年工夫，便成帝业。元朝政治混乱，天下土崩瓦解。濠州和沛相去不远，如能取法这位同乡，天下也不足定。元璋连声叫好，留作掌书记，并且告诫他说：“方今群雄并争，参谋人才是很要紧的。我看群雄中，管书记和作参谋的，多毁左右将士，将士不得展其能，以至于败，羽翼既去，头脑也站不住了，自然都被消灭。你要调和诸将，不要学他们的榜样。”从此元璋心目中时时有一个汉高祖在，事事要学他。善长也悉心调护诸将，量才进用，曲布诚款，使他们都能安心。

元璋率大军南下，各地豪杰闻风响应。前锋花云单骑冲破敌阵，一鼓而下濠州。元璋亲侄文正、姊夫李贞带了他的儿子保儿（后改名文忠）得到消息，奔来投靠；定远人沐英父母俱亡，孤苦可怜，元璋把三个孩子都收为义子。收养义子是当时流行的风气，带兵的将领要培养心腹干部人才，喜欢把俊秀勇猛的青年收养，不但临阵时得其死力，在紧要关头，还仗他们以监视诸将。沐英在军中称为周舍，又呼沐舍。元璋义子中除文正、文忠、沐英而外，著名的有柴舍（朱文刚，后死处州之难）、朱文逊（后死太平之役）、道舍（何文辉）、马儿（徐司马）、保儿（平安）等，凡二十余人。

元璋驻师滁州，时赵均用、彭早住（彭大子，彭大先为均用所排挤而死，早住代领其众，仍称鲁淮王）挟郭子兴攻盱眙、泗州。均用深恨子兴，要借题目杀他。又派人来请元璋往守盱眙，元璋推辞了，暗中却派说客去说均用道：“当大王穷困时，由徐奔濠，郭帅开门延纳，恩德至厚，大王不但不思报德，反听小人挑拨，要自剪羽翼，失豪杰心，怕不合道理。而且郭帅还容易对付，他部下在滁州的兵势很重，投鼠忌器，大王也得见到这一点。”均用听了，对子兴才放松一点。元璋又派人去贿赂他的左右，替子兴说好话，子兴才得带领自己部下一万多人到滁州，元璋把兵权交出，仍听他的约束。

十四年（1354）冬十月，元丞相脱脱总兵大败张士诚于高邮，分兵围六合。

张士诚小字九四，泰州白驹场亭人。有弟士德、士信，并以操舟、贩盐为业。轻财好施，颇得众心。常时卖盐给富家，受够了富人的欺侮，专捉私盐的弓手丘义，尤其作践得他们很苦。士诚气愤不过，趁着天下大乱，带着兄弟和李伯昇、潘原明、吕珍等十八个壮士，杀了丘义和诸富人，一把火把他们房子烧了，招兵买马，攻下泰州，据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祐，这是至正十三年（1353）五月间的事。

元兵围六合，六合主帅到郭子兴处求救。六合和滁州有唇齿之势，六合破，滁州也不能幸存，元璋在子兴前面说明这个道理，可是元兵势盛，诸将无人敢去，元璋慷慨请行，奋力血战，把六合的老弱妇孺撤退到滁州。元兵不久大举攻滁州，元璋设伏大败元兵，得了好多马匹。却顾虑到孤城无援，元兵如再添兵来攻，势不可守。只好预备牛酒，派地方父老把马送还，说城中守卫是防他盗攻掠，本底子全是良民，不敢作反。现在愿意供给军需给养，请大军并力去灭高邮巨寇，不要残杀良民。元军吃了败仗，眼看一时也打不下，兼又得了好处，也就引兵他去，滁州算是保全了。

脱脱用全力攻高邮，城中支持不住，要投降又怕朝廷不肯赦罪。正在两难间，外城又被攻破了，内城指日可下。元兵正在踊跃图功，突然元廷颁下诏旨，解除脱脱兵权，安置淮安路，大军百万，一时四散，无所归附的都投入红军。脱脱受诏罢兵后，又诏使西行，鸩死于吐蕃境上。张士诚因之复振，红军也因之而扩充实力，下一年给元朝以一个致命的打击。

这变化简单说是政权的争夺。脱脱忠贞许国，元顺帝也以全权托付。平徐州后，脱脱威权日盛，顺帝也觉得天下无事，应该好好享乐，宣政院使哈麻阴进西天僧于帝，行房中运气之术，能使人身之气，或消或涨，或伸或缩，号演揲儿法。资政院使陇卜又进西番僧会秘密法的，竞相蛊惑，更使顺帝沉溺女色。复用十亲贵为倚纳，内中有母舅和皇弟，君臣共被，互易妻室，名曰“些郎兀该”（意为“事事无碍”）。哈麻忌脱脱碍眼，谮之令出外总兵。当脱脱全军苦战、正要成功时，哈麻又使人以劳师费财弹击脱脱，罢其兵权，置之死地。脱脱一死，自坏长城，元朝之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脱脱在政治上是他伯父伯颜的死敌，在对汉、南人的意见上，却继承他伯父的衣钵。当红军初起时，凡议军事，每回避汉人、南人。有一次入内廷奏事，回顾中书韩伯高、韩大雅随后来，忙叫守门人喝住，不许入内。又上奏说，方今河南汉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诸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的都召还京，免得给汉人荼毒。这榜文一出，不但河南，连河北的汉人也被迫加入红军，红军声势，因之愈盛。

脱脱死后，顺帝肆无忌惮。时天下嚣乱，京师大饥，加以疫疠，人民易子而食。他却于内苑造龙舟，委内官供奉少监塔思不花监工，自制其样。船首尾长一百二十尺，广二十尺，前瓦帘棚穿廊两暖阁，后五殿楼子龙身并殿宇，用五彩金妆，前有两爪，用水手二十四人，身衣紫衫，金荔枝带，四带头巾，于船两旁下各执篙一，从后宫到前宫山下海子内往来游戏。行时其龙首眼口爪尾皆动。内有机括，龙爪自拨水中。帝每登龙舟，用采女盛妆，两岸牵挽。又自制宫漏，高六七寸，宽三四寸，造木为匮，阴藏诸壶其中，运水上下。匮上设西方三圣殿，匮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一悬钟，一悬钲，夜则神人自能按时而击，无分毫差。当钟、钲之鸣，狮凤在侧者皆翔舞。匮之西东有日月宫，飞仙六人立宫前，遇子午时飞仙自能耦进，度仙桥达三圣殿，已而复退立如前。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鲜有。又尝为近幸臣建宅，自画屋样。又自削木构宫，高尺余，栋梁楹槛，宛转皆具，付匠者按其式为之。京师遂称鲁班天子。内侍利其金珠之饰，告帝曰此房屋比某人家殊陋劣，帝辄命易之，内侍由此刮金珠而去。造作不已，怠于政事，荒于游宴。以宫女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十一人按舞，名为十六天魔，首垂发数辫，戴象牙佛冠，身被缨络，大红销金长短裙袄云肩合袖天衣，绶带鞋袜，唱金字经，舞雁儿舞，各执加巴剌盘之器。内一人执铃杵奏乐。又宫女一十一人练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乐用龙笛、头管、小鼓、筝、篆、琵琶、笙、胡琴，响板、拍板，以宦者长安迭不花管领，遇宫中赞佛，则按舞奏乐，宫官受秘密戒者得入，余不得预。帝与倚纳等十人行大喜乐法，以夜作昼，宫廷中充满了穷奢极欲的景象。

滁州在战乱后，突然增加了四五万大兵，粮食不够吃，军心恐慌。元璋建议用计取和阳，移兵就食，郭子兴答应了。虹县人胡大海长身铁面，智力过人，举家归附；元璋一见语合，用为前锋。十五年（1355）正月，克和阳。子兴就用檄文派元璋总诸将兵守和阳。时诸将破城，暴横多杀掠，城中人民夫妇不相保。元璋故意不把檄文宣露，约日和诸将相会。当时席位以右首为尊，诸将恃功骄横，不肯服低，先人都抢右首坐下，元璋后到，坐在左首。等到该处理军务的时候，元璋却剖决如流，事事合理，诸将才稍稍屈服。末了约定分工修城，各人认定地位丈尺，三日完工，到时诸将所认定的都未修好，唯有元璋这一段先期完工。元璋这才拿出檄文，坐在南面，对诸将说：“奉主帅令总诸公兵，修城大事，都不齐心；总兵责任大，如无约束，如何办事。自今以后，凡违令的都军法从事。”诸将惶恐谢罪，愿听约束。搜出军中妇女，都放还家。元璋从此又从带兵官的身份一跃而为统帅了。诸将多子兴旧部，地位和元璋一样，未尽心服，只有汤和奉令惟谨，李善长又从中尽心调护，方得无事。

元兵十万围攻和阳，元璋以万人拒守两个多月，粮食快完，城外饷道，又被元太子秃坚、枢密副使绊住马、民兵元帅陈野先三支军队所阻。元璋率诸将出城，各个击破。元兵乘虚攻城，李善长督兵还击，两下夹攻，元兵都渡江逃走。

濠州旧帅孙德崖因濠州缺粮，率领部下到和州就食。子兴知道这消息，也从滁州赶到和阳。德崖听说子兴来了，着了慌，即命全军出发他去，前军已经启行，德崖和后军在城中待发，元璋送前军出城，忽然城中来报，德崖和子兴两军起了冲突，德崖被擒，德崖军愤恨，也扣留元璋作抵。子兴听说元璋被执，如失左右手，连忙派徐达去交涉互换俘虏，德崖军放了元璋，子兴也放了德崖。

子兴深恨德崖，因元璋被留，勉强交换，悒悒不乐，三月，子兴病卒，归葬于滁。孙德崖听了子兴死讯，又卷土重来，要接收子兴的兵权，子兴的儿子天叙大惧，请元璋帮同负责军务，加上子兴妇弟张天祐，成为三头政治的局面。

三、统帅

元至正十五年（宋龙凤元年，1355）二月，红军统帅刘福通派人在砀山访得了韩林儿，迎到亳州，立为皇帝，号小明王，建国曰宋，建元龙凤。拆鹿邑太清宫材，治宫阙于亳。小明王尊母杨氏为皇太后，以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刘福通、罗文素平章政事，福通弟刘六知枢密院事。军旗上写着鲜明的联语道：“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遵道得宠任事，福通不服气，暗地里派甲士挝杀遵道，自为丞相加太保，东系红军军政大权一归福通。

郭子兴原受亳都节制，子兴死后，小明王檄授子兴子天叙为都元帅，子兴部将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军中文移从此遵用龙凤年号。

虹县人邓愈年十六，从父兄起兵，父兄战死，愈代领其众，每战必挺身破敌，军中服其勇决。怀远人常遇春刚毅多智勇，膂力绝人，初从巨盗刘聚，聚抄掠无远志，遇春决心离开，愈归元璋为管军总管，遇春投元璋自请为先锋。

和州东南临大江，城小兵多，粮食大成问题。唯一可能的出路和发展，是渡江直取金陵。渡江必须舟楫，载运大军过江的舟楫不是三两日所能造就。元璋正在踌躇思虑，无法解决时，附近巢湖水军头目派人来要求归附。

庐州巢县人廖永安、永忠兄弟，俞廷玉、通海、通源、通渊父子，赵仲中、庸兄弟，合肥人张德胜、叶升，无为人张世杰，和州含山人华高等，各率众泊巢湖，连结水砦，以捍寇盗。红军左君弼据庐州，永安等战败，闻元璋兵盛，以水军千艘归附，元璋大喜，即亲往抚定其众。时元中丞蛮子海牙集楼船塞马肠河口，阻住出路。元璋率舟师出湖口，到和阳铜城闸，忽大雨水涨，从小港径出，大败蛮子海牙军于裕溪口，水军人大江，从归和阳，因定渡江之计。

六月初一，元璋率众渡江，乘风直抵牛渚，遂据采石，缘江诸垒一齐归附。诸将争取资粮，打算运回和州，慢慢享用。元璋和徐达商量，第一仗打得不坏，不如乘胜直取太平，把所有的船缆都切断，放船在急流中，断士卒归路，使其必进。又命李善长预备好戒饬军士榜文。初二日克太平路，执万户纳哈出。揭榜文于街，有一小卒违令，立斩以徇，军中肃然。当地耆儒李习、陶安等，率父老出迎，陶安见元璋师有纪律，实在难得，因进言：“方今四方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雄长，这一般人都不过志在子女玉帛，根本没有拨乱安民、救天下的志气。元帅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以此顺天应人而行吊伐，天下统一不成问题。”元璋问以取金陵如何？陶安以为金陵是古代帝王之都，形势险要，又有长江天险，如以金陵作根基，出兵讨伐四方，是绝妙的战略。两人说得非常投机，就留陶安在幕府参议机密。改太平路为太平府，以李习知府事。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元璋自领元帅，以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洋为帅府令史，潘庭坚为帅府教授。籍乡民为兵，以税户宋成等为千户统领，居民蓄积尽数运入城内，准备固守。

太平在占领以后即被元兵包围，水路方面由元将蛮子海牙、右丞阿鲁灰以巨舟截采石江，闭姑熟口，断绝红军归路及和阳的交通，陆路由山寨民兵元帅陈野先、水军元帅康茂才以兵数万攻城。元璋分兵两路：一支由汤和率领正面迎战，另一支由徐达、邓愈潜师由间道绕到元兵后路，从背面夹攻。元兵腹背受敌大败，野先被擒，蛮子海牙、阿鲁灰得到败讯，也不敢进攻，还军驻裕溪口。元璋释野先缚，令作书招降其部队，第二天其众皆降。分命徐达等取深水、溧阳、句容、芜湖等地。

九月，郭天叙、张天祐和陈野先率兵进攻集庆（金陵）。野先之降，非其本心，被逼写信招降部曲时，以为其众未必从命，不意全军归附，自悔失计，阴谋复兴元合。元璋察知其计，故意交还部队，让他和元集庆守将福寿勾通，攻城时，郭、张二帅攻东门，野先伪攻南门，城中坚守。二帅不知野先底细，以为一家。野先邀天叙喝酒，席间把他杀了，又诱擒天祐献于福寿，天祐亦被杀。回师追袭红军于溧阳，行经葛仙乡，地方民兵恨野先反复，使地方糜烂，设计把他杀死，从子兆先代领其众。郭、张二帅死后，子兴旧部都归元璋，元璋遂独领都元帅，半年来的三头局面到此结束。

元璋率大军渡江，马夫人率将士家属仍留和阳。郭、张二帅被诱杀以后，陈兆先屯方山，蛮子海牙则屯采石，水陆掎角，威胁太平。元璋乘时整顿军队，加强实力。龙凤二年（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亲率常遇春等大败蛮子海牙军于采石，纵火焚其连舰，蛮子海牙仅以身免，江路始通。三月率诸将进攻集庆，水陆并进，至江宁镇，攻破陈兆先营，降其众三万六千人，释兆先以为元帅，令从征讨。进败元兵于蒋山，直抵城下。城破，福寿战死，得了军民五十余万人，元将康茂才降。元璋入城，剀切告诉军民父老官吏说：“元朝政治混乱，战争四起，生民涂炭。我来是为民除乱，大家应该各安职业，不要疑心害怕。贤士吾礼用之，旧政有不便者吾急除之。做官吏的不要贪暴，使百姓吃苦。”简单的几句话，把城中人心定下来，恢复了秩序。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以赵忠为兴国翼元帅，守太平。置上元、江宁二县。辟儒士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以次录用。亳都得到捷报后，升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以帅府都事李善长为经历。不久又升元璋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故元帅郭天叙弟天爵为右丞，李善长为左右司郎中，以下诸将都升元帅。元璋这年才二十九岁，已经是独当一面的人物、统领十万大军的统帅了。

元璋据应天后，他的势力，以应天为北境，西起滁州画一直线到芜湖，东起句容，南到溧阳，一块不等边形，横摆着的斗形地带。西线是斗底，东线是斗口。四面的形势，东边元将定定扼守镇江。东南张士诚已据平江（苏州），破常州，转掠浙西。东北面青衣军张明鉴据扬州。南面是元将八思尔不花驻徽州，别不华、杨仲英屯宁国。西面池州已为徐寿辉所据。东南外围则元将石抹宜孙守处州，其弟厚孙守婺州，宋伯颜不花守衢州，真是四面受敌。幸亏这时元兵正用全力对付小明王，前一年十二月元将答失八都鲁大败刘福通于太康，进围亳州，小明王奔安丰（今安徽寿县）。察罕帖木儿和红军转战河南，都无暇南顾。红军势力暂时消沉，张士诚又猖獗于东南，徐寿辉鸱张于襄汉，元兵左支右绌，已苦无法应付。龙凤二年（至正十六年，1356）红军复振，遣兵分出略地，李武、崔德陷商州，破武关，进图关中。毛贵陷胶、莱、益都、滨州，山东郡邑多下。三年刘福通率众攻汴梁，分军三道：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趋晋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趋关中；毛贵出山东北犯。第一路军分二路：一出绛州，一出沁州，逾太行，破辽、潞，陷冀宁，攻保定，陷完州，掠大同、兴和塞外诸部，至陷上都，转掠辽阳，抵高丽，从西北折回到东北，绕了一个大圈子。第二路军陷兴元，入凤翔，南入四川。一部又陷宁夏，掠灵武诸边地。第三路军陷东平、济宁、东昌、益都、广平、顺德、济南，北陷蓟州，犯槨州，略柳林以逼大都。福通则陷大名、曹、襥、卫辉，出没河南北。四年（1358）五月，攻下汴梁，迎小明王以为都城。红军所至无不摧破，元州郡长吏闻红军来，往往不战而遁。五六年中，红军长驱深入，来回地兜圈子，元军用全力抵抗和进攻，无力顾到朱元璋，使这个新进最后起的红军小头目，得以从容巩固地盘，扩充实力，得以个别消灭群雄，开辟疆土。而且在地理上，朱元璋和元朝大军中间恰好隔着，东边是张士诚，北面是小明王，西边是徐寿辉，这三个卫星使他无从受到元军的主力攻击，等到红军主力已被元朝消灭的时候，朱元璋已经广土众民，拥有最强大的实力，可以和元军一决雌雄了。

在这斗形地带所受到最大的威胁，东边镇江如为张士诚所据，则可以直捣应天，危及根本。南边的宁国如为徐寿辉所占，则后方又失去屏障。元璋在应天经营甫定，即遣徐达攻克镇江，分兵下金坛、丹阳等县。向东伸出一触角。到六月又派邓愈攻陷广德，堵住徐寿辉的来路。在出师时严申军令，毋焚掠，毋杀掳，犯令者处以军法。破镇江时，号令严肃，城中晏然，不知有兵。改镇江路为江淮府，置淮兴镇江翼元帅府，以徐达、汤和为统军元帅。置秦淮翼元帅府，以俞通海为元帅。改广德路为广兴府，置广兴翼行军元帅府，以邓愈、邵成为元帅。分遣诸将攻克长兴、常州，自将攻克宁国，得军士十余万人，降其将朱亮祖。又克江阴、常熟、徽州、池州、扬州。在龙凤三年（至正十七年，1357）这一年中，把四周敌人的军略据点悉数占领，成为向外发展的前哨阵地。从江阴到长兴画一条直线，构成堵住张士诚西犯的防线。宁国、徽州则是向浙东进展的门户。西线主守，东线主攻，北线和友军接境，形势已和一年前大不相同了。

元璋深知自己的知识太差，对于实际政治尤其隔膜，所以对于知识分子特别看重，虚心听从他们的劝告，完成自己的教育。每克一地，必访求当地的贤才，罗致于自己幕府中，初起略地定远时得毛琪典文书机密，下滁州得范常，克太平用宋思颜。从渡江的幕府人才，有郭景祥、李梦庚、杨元果、阮洪道、汪河、乐韶风等。下集庆，王濂来归。克镇江，礼聘秦从龙、陈遇。下徽州，召朱升。从龙之来，元璋亲到龙江迎接，事无大小，都和他商量，呼为先生而不名。陈遇策划帷幄，宠礼之隆，诸臣莫比。两人都不受官职，自处于宾师之间，元璋也不敢强以名位。朱升告诉元璋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奠定了元璋后来的帝业从兴军以来，农村壮丁大部分被逼从军，农田荒芜，又不断被战争所蹂躏，粮食收成减少。各处军队的给养多由掠夺，名为寨粮，元璋的部队也不能例外。生产日少，消费日多，百姓被掠夺而饿死沟壑，军队还是吃不饱肚子。扬州的青军甚至演出吃人的惨剧。元璋听了朱升的劝告，龙凤四年（至正十八年，1358）二月以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专负责修筑堤防，经营水利，恢复农田生产，供给军需。又分命诸将部兵屯田龙江等处，以生产的多少定其赏罚。几年内就显著成绩，仓库充实。军食既足，就明令禁止征收寨粮，民心归附，足食足兵，两件事都做到了。这年十一月，又立管领民兵万户府，把所定郡县，简拔民间武勇之才，编缉为户，由民兵万户府管领。农时则耕，闲时则加以军事训练，有事则征调入伍，事定后，有功的一体升擢，无功的仍还为民户。实行寓兵于农的制度，使作战力量和生产力量合二为一。

外围的威胁解除，内部的生产问题有了办法，元璋的眼光立刻转移到浙东西的谷仓。先命李文忠进取皖南青阳、石棣、太平、旌德诸县，巩固了后方的防务，再会合邓愈、胡大海两支军队，由徽州昱岭关，进攻建德路，一鼓攻克，改建德路为严州府，先头部队东达浦江，构成侧面包围婺州的形势。十二月元璋亲率军十万出徽州进攻婺州，大败元处州援兵于城下，婺州降，改为宁越府，置中书分省，于省门建二旒大黄旗，上面写着：“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下揭二牌：“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辟儒士范祖干、许元、叶瓒玉、胡翰、汪仲山等十三人分直讲经史。立郡学，延儒士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沈、徐原为训导。丧乱之余，学校久废，元璋在这个两百年来的理学中心，号为“小邹鲁”的地方，复兴儒学，不但表示他在政治上的远见，也是收拾人心——尤其是士大夫——的最好办法。由此也可看出这个划时代的巨人、红军的头目，这时已开始反叛，倾向儒家，虽然中书分省省门的标语还是复宋。

宁越既下，分兵取浙东未下诸路，龙凤五年（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克诸暨，五月汴都升元璋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六月自宁越还应天，留胡大海守宁越。八月元察罕帖木儿攻陷汴梁，刘福通奉小明王退保安丰。浙东驻军先后克衢州、处州，元璋的领土，遂成北邻张士诚、西邻陈友谅、东邻方国珍、南邻陈有定的局面。士诚最富，友谅最强，国珍和有定都龌龊自保。因之在整个战略上，又改采东南取守势，西北线取攻势的策略。以士诚和友谅比较，士诚迟疑顾虑，友谅轻佻猛鸾，士诚保守，友谅进取，以此，在西北的攻势又分轻重，对士诚是以守为攻，扼住江阴、常州、长兴几个据点，使士诚不能西迈一步。对友谅则以攻为守，使友谅兵力分散，不能集中攻击。

浙东虽已大部平定，可是浙东的几家豪族，尤其是原来在元将石抹宜孙幕府的名士刘基、叶琢、章溢等，有重名，得民心，都避不肯出，元璋遣使致书礼聘，总制孙炎又陈书开谕，基等不得已，和宋濂于龙凤六年（1360）三月应征到应天，元璋大喜，筑礼贤馆以处基等。这几个人，在思想方面继承宋儒的传统，和明教和红军无渊源。在社会地位方面，是浙东的豪绅巨室，声望笼罩一方。他们遵礼法，重保守，在行动上的表现是团结土著，保卫地方。元璋千方百计把他们拉拢到手，固然地方问题是解决了，“山越清宁”。可是他们的思想和主张都自成一系统，和红军格格不相入。被逼出山以后，也就改变作风，利用元璋的雄厚军力，拥之建立新朝，以保持几千年来的传统的秩序、习惯和文化，保持巨室豪绅的利益。结果，自然和出自明教红军的诸将，成地主与流氓、儒生和武弁的相持之局。元璋也利用巨室豪绅之护持，儒术之粉饰，建立他的万年基业。在红军实力尚存、对元仍须利用红军拥护的时期，他是红军的别部，不免两面敷衍。一到小明王军力完全被元军消灭以后，他就完全倾向儒生，剥去宗教的外套，自命为旧秩序之恢复者和旧文化的护法人了。从这时以后，他深受这几人的影响，和红军的关系逐渐疏远，和儒家日益接近。

四、陈友谅和张士诚

西系红军的组织人彭莹玉经营十数年，到至正十一年（1337），才和麻城邹普胜纠集徒党，以红巾为号，约期举事。

罗田人徐寿辉（又名真逸、真一）以贩布为业，生得魁梧奇伟，一表人才，被彭莹玉看中了，推为头目。这年九月间发动，陷蕲水及黄州路，以蕲水为都城，拥寿辉为皇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分兵陷湖广、江西诸郡县，出昱岭关，陷杭州，又陷太平等路。天完军队所到处，宣扬弥勒佛出世救民的教义，不杀不淫，招民投附者，登记姓名，单只运走府库金帛。相对的所占城池被元军克复后，却大杀大掠，放火焚城。尤其是从湖广调来的苗军，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屯军之所，毒过寇乱，民间有谣曰：“死不怨泰州张（士诚），生不谢宝庆杨。”政府刑赏不当，民间豪杰倾家起兵，保卫乡里，剿捕寇盗的，百战辛劳，因为是南人，便恩赏不及。反之，如方国珍、张士诚起兵叛乱，政府无力平定，只好招安，抚以好官高爵，反一次，官爵便高一次。因之，平民都相率从乱，像火烧荒山一般，蔓延日广。

徐寿辉到底是卖布出身的，没有多大的见识，所占的地方虽大，却不能守住，随得随失，像拉锯一样，只苦了老百姓。不久迁都到汉阳，为其丞相倪文俊所制。倪文俊兵权在手，谋杀寿辉自立不成功，奔黄州。文俊部将陈友谅，原系沔阳人，家世打鱼营生，他自己在县里当一名小吏，不甘心埋没，投身红军。学文俊的榜样，用计把文俊谋杀，夺过兵权，自称宣慰司，不久又改称平章政事。龙凤四年（1358）陷安庆、龙兴（南昌）、抚州诸地，和元璋境壤相邻。江南群雄以他为最强，野心也最大。龙凤六年（1360），挟徐寿辉东下克太平，进驻采石矶，杀寿辉，自立为皇帝，国号汉，改元大义，尽有江西、湖广之地。

友谅兵精地广，气吞一世，遣使于张士诚，约夹攻应天。自引兵从江州东下。应天大震，诸将或议出降，或议出奔，或议先复太平以牵制友谅兵势，元璋都置不答，独引刘基于内室问计。刘基以为主降和主出奔都该杀：友谅兵骄，引其深入，以伏兵围歼，天道后举者胜，取威定霸，以建王业，在这一战！元璋决定了战略，唯一的困难是怕友谅和士诚同时进攻，首尾受敌，如能设法使友谅先来，便可集中军力，个别击破。友谅破，则士诚胆落，东线便无问题。

元璋一面派胡大海以兵直捣广信，扰乱友谅的后方，一面派康茂才骗友谅速进，茂才和友谅是故旧，茂才的阍人从前跟过友谅，茂才便遣阍人带书信给友谅约降，告以城中虚实，劝其分三路进攻。友谅问阍人：“康将军现在何处？”阍人回说：“现守江东桥。”问：“桥是什么材料？”回说：“是木头的。”友谅大喜，约进兵江东桥时以呼“老康”为信号。元璋派人赶夜把江东木桥毁了，新建石桥，以惑友谅。分遣兵埋伏各要地，准备水陆夹攻。

到了约定时日，友谅果然亲统大军来攻，径到江东桥，一看是大石桥，情形不对，连喊：“老康！老康！”发现无人理会，情知中计。元璋军奋起，水陆夹攻，友谅军大败。元璋军乘胜克复太平，下安庆。胡大海亦取信州，改为广信府。徐寿辉旧将恨友谅杀主，亦以袁州来降。

龙凤七年（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元璋以功封吴国公。

七月，友谅复遣将陷安庆。时友谅降将具说友谅自弑徐寿辉后，又杀骁将赵普胜，将士离心，政令不一。元璋因定计西伐，以友谅降将做向导，以巨舰溯流西上，连克安庆、江川，友谅将丁普郎、傅友德迎降，友谅奔武昌。南、康、饶、蕲、黄、广济、抚州、龙兴、袁、瑞、临江、吉安都相继归元璋掌握。

次年（1362）六月，元大将察罕帖木儿遣使招谕元璋。前一年，察罕复关、陇，平山东，降田丰，军威大振。几年来山东都在毛贵治下，毛贵立屯田，设宾兴院，把山东治理得很好。原来由徐州奔濠州的赵均用，和彭早住纵横淮、泗好几年，早住死，均用遂北上和毛贵合伙，两人闹别扭，火并起来，均用杀了毛贵，毛贵部将续继祖又杀了均用，自相残杀，军力衰减，只剩田丰还站得住。田丰一降，察罕军锋就可指日南下，不唯安丰岌岌可危，即便应天也有唇亡齿寒之势。元璋见形势不好，只得派使人去和察罕通好，察罕时方围攻益都，元璋见益州固守，料察罕暂时不能南下，才敢抽空西伐陈友谅。到这时候，察罕的报聘使人才到，乘战胜之威，劝告元璋归附。不久得到消息，说是六月间察罕已被田丰所刺死，养子扩廓帖木儿代领其众，元璋这才放心。到十二月间，元遣尚书张昶航海到庆元，授元璋为荣禄大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时元兵内讧，大将扩廓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互争地盘，更无暇南顾，一发置之不理了。

当察罕报聘使人到了应天之后，宁海人叶兑献书元璋，指陈平定天下大计说：

愚闻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规模：韩信初见高祖，画楚、汉成败；孔明卧草庐，与先主论三分形势是也。今之规模，宜北绝李察罕，南并张九四，抚温、台，取闽、越，定都建康，拓地江、汉，进则越两淮以北征，退则画长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称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借其兵力资财，以攻则克，以守则固，百察罕能如吾何哉！江之所备，莫急上流，今义师已克江州，足蔽全吴，况自餘、和至广陵，皆吾所有，匪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张氏倾覆可坐而待。淮东诸郡，亦将来归。北略中原，李氏可并也。今闻察罕妄自尊大，致书明公，如曹操之招孙权。窃以元运将终，人心不属，而察罕欲效操所为，事势不侔。宜如鲁肃计，定鼎江东，以观天下大衅，此其大纲也。至其目有三：张九四之地，南包杭、绍，北跨通、泰，而以平江（今吴中区）为巢穴。今欲攻之，莫若声言掩取杭、绍、湖、秀，而大兵直捣平江，城固难以骤拔，则以销城法困之。于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则筑长围，分命将卒，四面立营，屯田固守，断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属邑，收其税粮以赡军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既下，巢穴已倾，杭、越必归，余郡解体，此上计也。张氏重镇在绍兴，绍兴悬隔江海，所以数攻而不克者，以彼粮道在三斗江门也。若一军攻平江，断其粮道，一军攻杭州，断其援兵，绍兴必拔。所攻在苏、杭，所取在绍兴，所谓多方以误之者也。绍兴既拔，杭城势孤，湖、秀风靡，然后进攻平江，犁其心腹，江北余孽，随而瓦解，此次计也。方国珍狼子野心，不可驯狎，往年大兵取婺州彼即奉书纳款，后遣夏煜、陈显道招谕，彼复狐疑不从，顾遣使从海道报元，谓江东委之纳款，诱令张昶赍诏而来，且遣韩叔义为说客，欲说明公奉诏。彼既降我，而反欲招我降元，其反复狡狯如是，宜兴师问罪。然彼以水为命，一闻兵至，挈家航海，中原步骑，无如之何。夫上兵攻心，彼言宁越既平，即当纳土，不过欲款我师耳。攻之之术，宜限以日期，责之归顺，彼自方国璋之没，自知兵不可用，又叔义还称义师之盛，气已先挫，今因陈显道以自通，正可胁之而从也。事宜速，不宜缓，宣谕之后，更置官吏，拘其舟舰，潜收其兵权，消未然之变，三郡可不劳而定。福建本浙江一道，兵脆城陋，两浙既平，必图归附，下之一辩士力耳。如复稽迟，则大兵自温、处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克，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声威既震，然后进取两广，犹反掌也。

说得头头是道，元璋心服，要留用他，不肯，力辞去。后几年平定东南和两广的规模和次第，果然和他所说的差不多。

小明王从称帝以来，徒拥虚名，一切军政大事都决于刘福通。诸大将原来和福通同时起事，拥兵在外，不听调度，兵虽强盛，威令不行，得地虽多，却不能守。从三路出兵以后，转战万里，兵多走死，余党又被察罕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所消灭。只剩山东一部分军力，掩护安丰。到益都被扩廓包围后，刘福通亲自引大军援助，大败走还。益都破，安丰势孤，龙凤九年（1363）二月张士诚将吕珍乘机攻围安丰，城中粮尽援绝，小明王危迫，告急于元璋求救。

在元璋赴救前，刘基力谏，以为大兵不应轻出，若救出小明王来，发放何处？作何安顿？是自做头目，还是让给他？而且陈友谅虎伺于后，如乘虚来攻，便进退无路。元璋则以为安丰破，应天失去屏蔽，孤立可虑。士诚日益坐大，将不可制。不听劝告，亲自统兵赴援，刘福通突围，乘黑夜疾风暴雨奉小明王居滁州。三月十四日降制赠元璋曾祖考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司空吴国公，祖考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上柱国司徒吴国公，考为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平章右丞相吴国公，妣皆吴国夫人。

元璋于三月间赴援安丰，陈友谅果然乘虚进攻，于四月大举围洪都（南昌），并分兵陷吉安、临江、无为州。他这次因疆土日蹙，气愤不过，大治楼船数百艘，都高数丈，饰以丹漆，每船三重，置走马棚，上下人语声不相闻。橹箱皆裹以铁。载家属百官，空国而来，兵号六十万，用全力攻南昌。守将朱文正率将士誓死固守，友谅用尽攻城的方法，被围八十五日。到七月元璋亲率二十万大军来救，友谅才解围，东出鄱阳湖迎战。

这一战决定了两雄的命运，两军的主力前后大战三十六日。在会战开始的前四天，元璋先在鄱阳湖出长江的口子安置了几道伏兵，把湖口封锁了，堵住友谅的归路。两军的形势，友谅军号六十万，元璋二十万。友谅联巨舟为阵，楼橹高十余丈，绵亘十余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元璋方面都是小船，相形见绌。论实力和配备都是元璋方面吃亏。却也有占便宜处：第一，友谅军攻围南昌三月不下，空国而来的必胜信念已经动摇，元璋却是千里赴援，决存亡于一战，士气大不相同。第二，友谅船大，又联结为阵，不便转动。元璋船小，操纵自如，在体积上吃亏，在运动上却占优势。第三，元璋善于统率，将士上下一心，人人效死。友谅多疑暴躁，将士自危，内部发生裂痕，不但不肯力战，反而解甲投顺。第四，交通线被封锁，元璋军队数量少，有南昌和后方接济，友谅军则鏖战数月，粮尽士疲，军无斗志。血战三十六日，友谅终于身死军歼。

元璋军主要的战术是火攻：一种方式是用火炮，焚烧敌方大船；另一种是用火药和芦苇装满七条船，用敢死士操船，冲入敌阵，纵火焚舟，和敌方的几百条战舰同归于尽。接战时分舟师为十二队，火器弓弩，以次排列，在接近敌人时，先发火器，次用弓弩，最后是短兵接战。全军踊跃死战，友谅军大败，他的左右金吾将军率部来降，军又乏粮，只好冒死突围，打算冲出湖口。元璋军从后用火舟火筏冲击，前面伏兵迎头截击，友谅中流矢死，其部将以其子理奔武昌。

元璋完成歼灭战后，对刘基说：“我真不该到安丰，假如友谅趁我出去，应天空虚，顺流而下，直捣建康，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大事去矣。幸他不进攻建康，而围南昌，南昌坚守三月，给我以充分的机会，一战功成。这战虽然打胜，却是够侥幸的了。”

友谅败死，劲敌已除。龙凤十年（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元璋遂自立为吴王，建百官。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立子标为世子。二月亲帅军征武昌，陈理降，汉、沔、荆、岳皆下，立湖广行中书省，分兵抚定诸未下郡县。到这年年底，友谅疆土，东至赣州，西到辰、澧，南到韶州，都为元璋所有。

元璋既灭汉，第二个目标是讨张士诚。张士诚在前一年九月称吴王。两雄接境，前后相隔不过三个月，都称吴王，这中间也有一个故事。原来几年前民间有一个童谣说：“富汉莫砌楼，贫汉莫砌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张士诚和朱元璋的领土都是从前吴地，为着应这童谣，这两雄便先后都称吴王。

元末群雄可分作两个系统：一是红军系，二是非红军系。红军系分东、西两支：东支从小明王到郭子兴、朱元璋；西支从徐寿辉到陈友谅，以及寿辉别部割据川陕的明玉珍。非红军系如吴张士诚，浙方国珍。红军系有政治理想，有民族思想，和元政府势不两立，绝不妥协。从韩、彭起事到朱元璋建国，始终和元政府作战。非红军系相反，他们起事，只为了个人的动机，政府招抚的条件合适就投降，政府也就承认既成事实，任为占领地区的军政首长，投降后对政府要求不能满足，就再度叛变，每反复一次，他们的地位和地盘都有变化。

张士诚时叛时降，到龙凤九年（1363）九月复自立为吴王。所据地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有汝、颍、濠、泗，东到海，有地两千余里，有兵数十万，据有全国最富饶的一角。士诚为人持重寡言，无远图。既据有吴中，户口繁盛，物产丰富，渐渐奢纵，怠于政事。诸大将也聚敛财物，日夜歌舞自娱，上下穷奢极侈，不以军务为意。从龙凤二年（1356）起和元璋接境，便互相攻伐。士诚多少次进攻常州、江阴、建德、长兴、诸全（诸暨），都得不到便宜。元璋进攻湖州、绍兴、杭州，也是不能得手。到武昌还师以后，西线已无问题，这才集中军力，进攻士诚。

元璋对张士诚的攻势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起于龙凤十一年（1365）十月，目标是士诚北境淮东区域，到十二年（1366）四月间，半年工夫把泰州、高邮、淮安、濠、徐、宿、安丰完全占领，使士诚的军力局促于长江之南。

第二个阶段起十二年（1366）八月，兵分两路攻湖州、杭州，切断士诚的两臂，到十一月间湖州、杭州投降，形成北、西、南三面包围的局势。

第三个阶段起十二年（1366）十二月包围平江，到十三年（1367）九月克平江，执士诚，前后一共十个月。

在第一个阶段攻势顺利收到战果以后，龙凤十二年（1366）五月二十一日，元璋以檄文列数士诚罪状，在这檄文中说明元末形势，和自己起兵经过，不但攻击元政府，连红军也被斥为妖术、妖言了。檄文说：

皇帝圣旨，吴王令旨：近睹有元之末，王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成，罪以情免。宪台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庙堂不以为忧，方添冗官，又改钞法。役数千万民，湮塞黄河，死者枕藉于道，哀苦声闻于天，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误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死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元以天下兵马钱粮大势而讨之，略无功效，愈见猖獗，终不能济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观熟虑，乘势而起，或假元氏为名，或托香军为号，或以孤军独立，皆欲自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余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渐至提兵，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立功，遂引兵渡江。

以下列数士诚罪状。檄文声讨张士诚，却跑出题外，攻击元政府还可说，连培养自己的红军也牵涉了，一笔抹杀红军的革命意义，指斥其杀人放火，罪大恶极。使人看了以为这檄文必出于非红军系统的手笔。显然这是刘基、宋濂这一儒生系统的策略，他们过去几年的努力，到这时才具体化，一脚踢开红军，自建一新系统，以求获得地主与巨绅的支持、士大夫的同情。这一檄文把元璋的一生划为两段，过去他是贫农和穷人的领袖，此后则是地主、巨绅的保护人；过去他一力破坏现状，此后则一转而为最保守的现状维持派了。

红军的宣传和教义都被这一纸檄文所打倒，红军最高领袖宋皇帝小明王兵将都无，放在滁州，毫无作用，自然也该跟着淘汰。这年年底元璋派廖永忠到滁州接小明王到应天，船到瓜步，在江心把船凿沉，永忠径回应天复命。小明王、刘福通死，宋亡。

第二个阶段的攻势，所用军力达二十万人。统帅是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在出师前商讨战略，常遇春力主直捣平江，以为巢穴既破，其余诸郡可不劳而下。元璋却决定采取叶兑的决策，他说：“士诚起自盐枭，和湖、杭诸州守将都是愍不畏死之徒，相为手足。如先攻平江，湖、杭必然齐心并力来救根本，军力集中，不易取胜。不如先分其势，枝叶既去，根本动摇，使士诚疲于奔命，必然可以成功。”于是分兵攻湖州、杭州。元璋亲御戟门誓师，申诫将士以城下之日，毋杀掠，毋毁庐舍，毋发丘垄。士诚母葬在平江城外，毋侵毁。

第三个阶段攻势用叶兑的销城法，筑长围把平江团团围住，士诚外无救兵，突围又不成功。城破后被执到应天，自缢死。

士诚晚年不理政事，国事全交给其弟丞相士信，士信荒淫无识，信用叶、蔡、黄三个参谋，三人弄权舞弊，以致国事日非。元璋听得这情形，就说：“我向来无一事不经心，尚被人欺；张九四一年到头不出门理事，岂有不败的道理！”士诚的百姓也有一个民谣：“丞相做事业，专凭黄菜叶；一朝西风起——干瘪！”

平江合围后，元璋又遣将讨方国珍。

国珍在群雄中最先起事。他是黄岩人，世以贩盐、浮海为业。至正八年（1348）被仇人告他和海盗通谋，几兄弟杀了仇人，逃入大海，集结了几千人，四处抢劫。地方官发兵追捕，吃了败仗，官也给他俘虏了，只好招安，授定海尉，不久又起兵造反，元兵又吃败仗。统帅被俘。只好再度招安，授以大官，国珍也就听命。如此时降时叛，反复一次，官高一次，到至正十五年（1355）一直做到浙江行省参知政事，开治所于庆元（宁波），兼领温、台，全有三州之地。

元都北平，粮食仰给于东南，平均每年由海道运粮三百万石。东南乱起后贡赋不供，京师缺食。好容易张士诚、方国珍都归附了，士诚有粮，国珍有船，经过多次接洽，由国珍每年替政府运粮十几万石，元因累进国珍官为浙江行省左丞相衢国公。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士诚和元政府闹别扭，不肯再供给粮食，海运由此停止，给元政府以极严重的打击。

元璋攻取婺州后，和国珍邻境相望，国珍为人狡猾反复，在地理上北有张士诚，西有元璋，南有陈有定，三面受人包围，见元璋兵盛，不敢多树敌人，只好卑辞投顺，同时受元官爵，替元运粮，两面讨好。到元璋攻取杭州后，国珍更加害怕，北通扩廓帖木儿，南联陈有定，打算结成掎角的形势，和元璋对抗。倚仗着有多数海船，事急时奔入大海，一逃了事。

元璋的攻势分水陆两路：陆路军进克台州、温州，直逼庆元；国珍逃入海中，又为水军所败，穷蹙无法，只好哀辞求降。从进攻到凯旋，前后不过三个多月。

五、南征和北伐

当元璋遣将平定方国珍的时候，同时决定了南征和北伐的大计。

元璋的领土，大体上据有现在湖北、湖南、河南东南部、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中部最繁盛、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恰好把元帝国切断作南北两块。

南部除元璋以外，分作几个势力：以四川为中心的有夏国明玉珍，原是西系红军徐寿辉的部将，略地入蜀，得寿辉被弑的消息，自立为陇蜀王，以兵塞瞿塘，不与陈友谅通。至正二十二年（1362）即皇帝位于重庆，国号夏，建元天统。二十六年（1366）玉珍死，子昇嗣位，是一个十岁的孩子。

云南有元宗室梁王镇守。两广也是元朝的势力范围。福建陈有定虽然跋扈，仍矢忠于元。

夏主幼弱，云南太远，暂时可以放开，成问题的是福建和两广。

北部在表面上都属于元朝，可是情形更复杂。大概地说，山东是王宣的势力范围，河南属扩廓帖木儿，关、陇则有李思齐、张思道诸军。扩廓和李、张不和，当元璋用兵江、浙的时候，他们正在同室操戈，拼个你死我活。目的是争军权，抢地盘，长期混乱的内战和政变，谁也管不到大局，各人都在想先把内敌消灭，统一军权，再来对付外敌，两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正如鹬蚌相争，便宜了渔翁。朱元璋趁机会东征西讨，扩大地盘，充实实力。等到敌人兵临城下，这几“内战英雄”才停止残杀，却又不甘合作，听任友军被个别击破，终之同归于尽，国亡家破。

元军的内讧可以追溯到几年以前。

红军起事后，政府军队完全无用，真正有作战能力的是由地主、巨绅所组织保卫乡里的义军。义军中最强的有两支：一支是起自沈丘的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几年中连定河北、关、陕，复汴梁，定河南，檄书达江、浙，以兵分镇关、陕、荆、襄、河、洛、江、淮，屯重兵太行，正预备大举恢复山东时，和另一支义军发生冲突。

另一支是以义丁恢复襄阳的答失八都鲁，接着克复亳州，和刘福通作战有功。答失八都鲁死，子孛罗帖木儿领其众，移镇大同。晋、冀之地都由察罕帖木儿平定，察罕东征，孛罗帖木儿要强占晋、冀，两军交战几年，政府几次派人讲和调停，至正二十一年（1361）冬，双方才答应罢兵。察罕被刺，子扩廓领兵平山东，孛罗帖木儿又来争晋、冀，内战又起。

同时元政府和宫廷间也发生重大的政变。名相脱脱贬死，幸臣哈麻代其位。哈麻做了宰相，天良发现，觉得从前进西天僧，劝帝行秘密法，都不是见得人的事。阴谋废帝立太子，事发被诛死。太子母奇皇后和太子也不满意顺帝，仍旧阴谋废立，派宦官朴不花和丞相太平接洽，太平不肯，太子恨太平不肯帮忙，把他害死。这时扩廓帖木儿正和孛罗帖木儿相持不下。于是太子派丞相搠思监和朴不花倚扩廓为外援，皇帝派老的沙则为太子所痛恨，逃奔孛罗军中。太子怨孛罗收容老的沙，搠思监、朴不花等就诬害孛罗帖木儿和老的沙图谋不轨。至正二十四年（1364）四月诏命扩廓帖木儿出兵讨伐，孛罗知道这命令不出于顺帝之意，先发制人，举兵向阙。皇帝派只好杀搠思监、朴不花谢罪，孛罗才回大同。太子失败逃出，再征扩廓军讨孛罗，进攻大同。孛罗还是老文章，又举兵进攻都城，太子战败，逃到太原。孛罗入都，拜中书右丞相。二十五年（1365）太子又调扩廓及诸路兵进讨。孛罗战败，被刺死于宫中，战事算是结束了，扩廓入都代为丞相。

太子奔太原时，打算用唐肃宗灵武故事自立为帝，扩廓不从。到扩廓入都城时，奇皇后授意，令以重兵拥太子入城，逼顺帝禅位，扩廓又不肯。因之，太子母子都深恨扩廓，结了仇。

至正二十六年（1366），扩廓奉令统率全国军队，平定江淮。檄令关中四将会师大举。李思齐得檄大怒说：“我和你父亲同起义兵，名位相等，你一个小孩子，乳臭未干，敢命令我！”下令部下一甲不得出武关，张思道、孔兴、脱列伯三军亦不受节制。扩廓无法，只好把南征一事暂且搁起，西入关攻李思齐，思齐等四人也会兵，盟于含元殿旧基，并力拒扩廓，相持经年，数百战未能决。顺帝再三令扩廓罢兵南征，扩廓不听。恰巧扩廓部将貊高部兵多孛罗旧部，胁貊高叛，声讨扩廓。顺帝心忌扩廓兵权太重，太子又从中挑拨，廷臣也上章攻击扩廓跋扈，顺帝乃下诏解除扩廓兵权，分其兵隶诸将，置抚军院，以太子统率全国军马，专备扩廓。

元璋派人侦探元政府和元军内讧的详细情形，决定趁机会南征、北伐同时并进。十月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伐中原。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取福建。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参政张彬取广西。

取福建兵分三路：胡廷瑞、何文辉率步骑从江西度杉关为正兵，汤和、廖永忠由明州（宁波）以舟师取福州为奇兵，李文忠由浦城攻建宁（建瓯）为疑兵。有定的根据地延平（南平）和福州掎角，建宁则为延平外线据点，驻有重兵。三路大军分别出发，正兵使敌人以主力应战，奇兵使敌人不测所以，疑兵分敌人兵力。

陈有定，福清人，徙居汀州清流，农人出身，沉勇喜游侠，轻财好义，颇为乡里所畏服。地方寇乱，投军立功平贼，友谅遣将入闽，有定击败之，悉复所失郡县，元授官福建行省参知政事，不久又分省延平，以有定为平章，尽有八郡之地，威福自擅，威震八闽，对元朝始终恭顺，年年由海道运粮食到大都，恪尽臣节。元璋克婺州后，就和有定接境。至正二十五年（1365）二月，有定进攻处州，为参军胡深所败，深乘胜追击，连下浦城、松溪，元璋调度江西驻军南下，两路会师，准备一举而下八闽，胡深兵败被俘，为有定所杀，平闽计划因之暂缓实现。

方国珍降后，战胜的舟师就趁势南下，有定和元朝本部隔绝，孤立无援，只好分兵固守，慷慨誓众，以死报国。福州、建宁相继失守，延平被围，城破，有定和僚属诀别，服毒自杀不死，被俘到应天，元璋责备他攻处州，杀胡深。有定不屈，厉声回说：“国破家亡，死就算了，何必多说！”和他的儿子一起被杀。

从出兵到克复延平，一共费时四月。从克复延平到平定全闽，又费了八个月工夫。

平定两广的战略，也是兵分三路：第一路杨璟、周德兴、张彬由湖南取广西；第二路陆仲亨由韶州捣德庆；第三路是平闽舟师，以廖永忠、朱亮祖统领，由海道取广州。第一路军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出发，第二、三路军于洪武元年（1368）二月出发，所遇抵抗以第一路军最烈。由衡州入广西的进军路线，第一个名城永州（零陵），第二是全州，都经激烈血战才能占领。时宝庆、武冈犹为元守，为了免除后顾之忧，也次第分兵攻下，军锋直指靖江（桂林）。第二路军于三个月内平定北江和西江的三角地带，英德、清远、肇庆、德庆、连江都归掌握，隔断广州和靖江间的交通。第三路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廖永忠在福州奉命后，先派人向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真劝告投降，行军到潮州，何真即遣使上印章、图籍、户口，奉表归附。广州附近州县都不战而下。沿西江入广西，梧、容、藤诸州以次降顺，北上会合第一军围攻靖江。合围两月，洪武元年（1368）六月靖江城破，七月广西平。两广俱归入版图。

福建、两广平定后，南部除四川、云南以外，都已统一，打成一片。大后方的人力和财力供给北伐军以无限的助力北伐军在出发前，元璋和刘基等筹定了作战的计划后，又和诸将缜密研究。常遇春提出意见，以为南方已定，兵力有余，如直捣元都，以我百战之师，敌彼久逸之卒，其可必胜。都城既克，乘胜长驱，以建瓴之势，余地可不战而下。元璋的作战计划恰好相反，他指出直攻大都的危险性，以为元建都近百年，城守必固，如悬师深入，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退不可，非我之利。不如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而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然后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常遇春还是抱持着前次直攻平江的见解，以为巢穴根本一下，支干自然迎刃而解。他却没顾虑到孤军深入，后方的交通线如何保持，万一被敌人截断，兵员和粮食的补充便陷绝境。奇兵突击，固然可以侥幸取胜，却非万全之计。元璋的计划却是稳扎稳打，立于不败之地，步步扩大，占领地和后方连成一体。诸将都同声说好。

北伐军的统帅机构，也经严密组织。在平陈友谅以前，诸将都直属元璋，不相统率。九华山之役，常遇春坑杀汉降卒，徐达不能止，始以达为大将，尽护诸将。至是以达持重有纪律，战胜攻取，得为将之体，以为征虏大将军，统率全军。常遇春当百万之众，勇敢先登，摧锋陷阵，所向披靡，以为副将军。又担心遇春健斗轻敌，复谆谆告诫，如遇大敌当前，以遇春领前锋，和参将冯胜分左右翼各将精锐进击。右丞薛显、参政傅友德勇冠诸军，使独当一面。达则专主中军，策励群帅，运筹决胜，不可轻动。又复申严纪律，告谕将士，以这一次北伐，目的不在攻城略地，而在平削祸乱，解救生民疾苦，凡遇敌则战，所经地方和攻破城邑，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如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即时付还。

为使北方人民明了大军北伐的动机和目的，元璋命宋濂草了一道檄文，驰谕齐、鲁、河、洛、秦、晋、燕、蓟各地，这檄文是中华民族革命史上有名的文献，檄文道：

自古帝王临驭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拃顷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鸩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

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济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悯。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乃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既得，志骄气盈，无复尊元、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羶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国之民抚养无异。

这是元璋幕中儒生系统的杰作，代表几千年来儒家的正统思想。这文字指出两点：第一是民族革命，强调夷夏的分别，中国人民应由中国人自己治理。过去不幸被外族侵入，冠履倒置，现在应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这比之红军初起时，以复宋为号召的狭隘的恢复家族政权，进而为广泛的恢复民族独立，进步何止千里！以此为号召，自然更能广泛地博得全民的拥护和支持，更能吸引儒生和士大夫的注意。第二是文化系统的恢复，礼义为御世大防，换言之，即人生的行为规范，此规范实我民族所以生存所以发展之生命力量。蒙古入主中国，初时尚能遵守此规范，以纲维天下。中期以后，此规范乃被破坏，渎乱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实属不可容忍。北伐目的在“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恢复此世世相承之传统文化、生活习惯。这比之红军之弥勒佛或明王出世空幻的理想世界，进而为更切实具体的文化的生活习惯的正常化，自然更能广泛地博得全民的拥护和支持，更能吸引儒生和士大夫的注意。

指斥元廷则分作两点：第一是破坏传统文化，第二是政治贪污和腐化。

指斥元将，河、洛指扩廓帖木儿，扩廓原为汉人王保保，为乃舅察罕帖木儿养子，元帝赐名。关、陕指李思齐、张思道等。扩廓斥其以夷变夏，反用虏名，跋扈要君。李、张斥其制造内乱，不忠负国。妖人指红军，说妖人已灭，事实上无异表白十三年来在红军系统下作战的这一实力，并非红军，至少也已和红军脱离关系。

末了说明要“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逐虏雪耻之使命。

最后为了缓和蒙古、色目人的反抗，声明只要他们愿意加入中国文化系统，也就承认他是中国的公民，和中国人一样看待。

前一年讨张士诚的檄文只是消极地踢开红军系统，空洞地指斥元政府。到此方才积极地、具体地提出民族革命的口号，保持传统文化的政纲。这是儒生系统的第二次胜利，也是朱元璋的第二次转变。

这一檄文的影响，使北方的儒生士大夫消释了对红军破坏的恐惧心理，使北方的农民了解这支军队之来，是为了恢复秩序、安定生活。使北方的官吏明白他们并非被消灭的对象。也使蒙古、色目人明白，只要加入中国文化系统，便可得到保护，除了蒙古帝室和贵族，全被这檄文所吸引和感动，或则甘心降附，或则停止抵抗，或则起兵参加，使北伐军得以顺利进军，在很短的时间内，收复沦陷已经四百三十年的燕云旧壤，平定西北，统一全国。

北伐军分为两路：徐达一军由淮入河是主力；另一路以邓愈为征戍将军，由襄阳北略南阳以北州郡，分元兵力。

北伐军的进展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从出师到洪武元年（1368）正月平定山东，前后三个多月，沂州、益都、东平、济南、东昌以次平定。

第二步由山东西进：一路由南面克永城、归德、许州，和邓愈军联络，拊汴梁之背；一路由北面出郓城，渡黄河，抵陈桥，汴梁不战降。进败元军于洛水，河南（洛阳）降，河南全境平定。别将冯胜克潼关，李思齐、张思道遁走。这是洪武元年（1368）三、四两个月间的事。

鲁、豫既定，渔关一军堵住张、李的出路。四月元璋亲到汴梁，大会诸将，重新检讨战局和战略。

当北伐军连克齐、鲁、河、洛的时候，元军正忙于内战，政局反复和军权转移，交相影响，纠缠不清。扩廓解除兵权后，退兵泽州，其部将关保乘机归附政府。元廷一面命貊高协同诸将守御山东，以关保一军赴援；一面以李思齐为副总统，守御关中。脱列伯、孔兴等出潼关渡河迎战，诸将互相观望，都不奉命。政府无法，只好做和事佬，划分防区，以潼关为界，以东属扩廓，以西属李思齐，各守分地。又命关保总统诸军，如扩廓拒命，即和貊高、李思齐东西合击。扩廓愤极，引军据太原，尽杀元廷所置官吏，于是顺帝下诏尽削扩廓官爵，令诸军四面围讨。时北伐军已下山东，取汴梁，元将望风降附，无一人抵抗，无一军堵截。小城降，大城也降；汉官、汉将弃城逃走，蒙古、色目也弃城逃走。真是所谓“土崩瓦解”，势如破竹。

北伐军克潼关，李思齐、张思道逃走，貊高、关保也为扩廓所擒杀，顺帝大恐，归罪于太子，罢抚军院，尽复扩廓官爵，令和李思齐分道南征，两人这才着了忙，正准备整军出发，可是事势已非，北伐军已经进军元都，挽救无及了。

第三步攻势，起于这年闰七月，徐达檄会诸将，会兵临清，水陆步骑沿运河直上，连克德州、通州，元兵数败无斗志。顺帝大惧，恐被俘虏，蹈徽、钦二帝的覆辙，二十七日夜三鼓，率后妃太子逃奔上都（开平，今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八月一日北伐军入大都（今北京），沦陷四百三十年的名都，到这一天才光复旧物！从宋太祖、太宗、神宗以来所未能实践的整个民族的愿望，算是达到目的了；历史上的耻辱的污点，算是湔雪了；战国、秦、汉以来对北族的国防线——长城，从这一天起，又成为我民族生存自卫的堡垒了。中华民族重新做自己国土的主人，不但得救，而且复兴了！

元都虽下，元军实力依然完整。徐达、常遇春奉命西取晋、陕。从洪武元年（1368）八月起到第二年八月，整整一年，才完成第四步的战果。在这一年内，元军不但抵抗较烈，而且几次大规模反攻，在整个北伐战役中，可说是最艰苦的一段。

当西征军南取保定、真定，连下怀庆、泽、潞时，扩廓遣将以吴来争泽州，西征军大败。扩廓乘北平空虚，亲出雁门关，由保安州经居庸关攻北平。徐达得到消息，也不回救北平，径率大军直捣扩廓的根本太原。扩廓东进到半路，只好回军救援，半夜里被袭击；军溃，扩廓遁走，山西平。

洪武二年（1369）三月西征军入奉元路（西安），李思齐奔凤翔。西征军进抵凤翔，思齐又奔临洮。追到临洮，思齐势穷力迫，举众降。时元将攻通州，北平无重兵，于是分军，以常遇春、李文忠率步骑九万还救，直捣元都开平（上都），元帝北走。遇春暴卒，文忠代领其众，回师会大军并力西征。值元军围攻大同，文忠奋击大败之，生擒脱列伯，杀孔兴。元帝见屡次图谋都告失败，知道不行，从此打消了南向恢复的妄想。徐达一军克兰州、平凉，张思道走宁夏，为扩廓所执。其弟良臣以庆阳降，已而良臣复叛，固守了三个多月，援绝粮尽，城破被杀，陕西平。

李思齐、孔兴、脱列伯、张良臣兄弟，或降或死，元大将中只剩扩廓帖木儿还拥兵宁夏，时时出兵攻扰，边戍不得宁息。刘基对元璋说：“不可看轻扩廓，此人真是将才！”洪武三年（1370）又命大将军徐达总大兵走西安，捣定西。扩廓方围兰州，回兵赴救，大败于沈儿峪，扩廓奔和林。五年（1372）又分道出塞取扩廓，到岭北为扩廓大败，士卒死了几万。八年（1375）扩廓死，西北边戍从此才得安睡，元璋和他的将军暗地里都吐了一口气。

察罕死后，扩廓继掌兵权，元璋遣使通好，七次去信，使人都被扣留，也不回信。出塞后，又再三遣人招谕，还是不理。最后派李思齐去，见面时以礼相待，辞回时还派骑士送到交界地方，正要分别，骑士说：“奉主帅命令，请留一点东西作纪念！”思齐回答：“我是一个使人，远道将命，哪来贵重东西呢？”骑士直说：“我要的是你一只手臂！”思齐知道不免，只好砍了一只手臂给他，回来后不久就死了。元璋以此益发心敬扩廓。有一天大会诸将，问以谁是天下奇男子，诸将都说：“常遇春将不过万人，横行无敌，真奇男子！”元璋笑说：“遇春虽然是人杰，我还可以臣服他；可是我不能臣服王保保，这人真是奇男子！”

北方既定，洪武四年（1371）正月遣兵伐夏，兵分两路：汤和为征西将军，周德兴、廖永忠为副将率舟师由瞿塘攻重庆；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顾时为副将军率骑兵由秦、陇攻成都。

明玉珍，随州人，农人出身，以信义为乡党所推重。徐寿辉起兵，玉珍集乡兵结棚自固，被逼加入红军。据蜀称帝后，折节下士，节俭爱民，求雅乐，开进士科，定赋税以十取一，下令去释、老二教，止奉弥勒，不务远略。天下大乱，四川独能休兵息民，百姓安居乐业，可说是当时唯一的乐园。在位五年，死时才三十六岁。子明昇以十岁小孩继位，诸将争权，互相残杀，大权旁落，国势渐衰。

夏国小民弱，听说大兵压境，恃瞿塘天险，以铁索横断关口，凿两岸石壁，引铁索为飞桥，用木板平放，置炮石、木杆、铁铳，两岸也置炮，层层设险，以为舟师绝不能过。汤和水军果然被阻，三个月不能前进一步。

夏人以为敌人进攻路线必由瞿塘，把重兵都分配在东线，北边防务空虚，傅友德军乘机进破阶州（武都）、文州，径趋绵、汉，以克地时日写木牌数千投汉江，顺流而下。夏东线军分兵回援汉州失利。廖永忠得到木牌，也从间道绕过敌后，和正面军前后夹攻，断飞桥，烧铁索，直下夔州，水陆并进，明昇乞降。傅友德进围成都，成都和重庆归附，也降。十月，汤和等悉定川蜀诸郡县，夏亡。

明代的火器

火药从中国传到欧洲、东南亚、日本和世界各地。到15世纪，中国又从安南（今越南）、葡萄牙、日本等国输入各种使用火药的火器。

明代最早的火器是从安南传来的，叫作神机枪、炮。

神机枪、炮用熟铜或生、熟赤铜相间铸造。也有用铁的，最好的是建铁，其次是西铁。大小不等，大的用车发，次和小的用架用桩用托，是当时行军的要器。明成祖非常重视这个新武器，特别组织了一支特种部队，叫神机营，并设监枪太监，是京军三大营之一。

永乐十年（1412）下令从开平到怀来、宣府、万全、兴和等山顶，都安放五个炮架，二十年又增设了山西大同、天城、阳和、朔州等地以御敌。(64)缺点是临时装火药，一发之后，装第二发要花很多时间。虽然威力大，敌人摸透了情况，临阵就趴在地下，到神机枪打出之后，立刻冲锋，火器就无从施展威力了。(65)

古代战争是人和人面对面站着打的，有了远距离的火器以后，就非卧倒、趴在地下不可了。武器的改进也改变了战争的方式方法。同时，在战争中战将和战士的武艺的比重，也逐渐为使用远距离的火器的熟练程度所代替了。

第一个帮助明成祖制造神机枪的是安南人黎澄。(66)

第二个是佛郎机。佛郎机即今葡萄牙。1517年葡萄牙商船到广东通商，白沙巡检何儒买了他们的炮，就叫这种炮作佛郎机。用铜制造，长五六尺，大的重一千多斤，小的重一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部有长孔，藏子铳五个，装火药在腹中，射程达到一百多丈，是水战的利器。

1519年宁王宸濠反，福建莆田乡官林俊得到消息，连夜派人用锡做了佛郎机的模型和火药配方，送给统帅王守仁，送到的时候，王守仁已经把宸濠俘虏了，没有用上。(67)到1529年才正式制造，叫作大将军，发给各边镇用于防守。(68)

倭寇侵扰中国，又从日本传入鸟嘴铳。唐顺之记其形制说：

佛郎机、子母炮、快枪、鸟嘴铳都是嘉靖时的新武器，鸟嘴铳最后出，也最厉害。铳以铜、铁为管，用木杆装管。中贮铅弹，所击人马洞穿。其点放之法，用手握铳，点燃药线。管背安雌雄两臬（瞄准器），用眼睛对臬，用臬对准所要射击的目标，对准了才发射，要打敌人的眉毛鼻子，没有一失。快于神机枪，准于快枪，是火器中的最好的东西。(69)

宋应星《天工开物》记鸟铳的制造方法很详细，说鸟雀在三十步内被铳击，羽肉皆碎。五十步外方有完形，百步以外，铳力微弱，便不行了。

到明末，又传入红夷炮，长两丈多，重的到三千斤，能够打穿城墙，声闻数十里。天启元年（1621）兵部建议，招寓居澳门，精于火炮的西洋人罗如望、阳玛诺、龙华民来内地制造铳炮。制成后命名为大将军，并派官祭炮。1630年又派龙华民、毕方济到澳门买炮和招募炮手，西洋人陆若汉、公沙的西劳带领西洋人多名带铳炮应募，参加宁远、涿州等战役。(70)1626年明将袁崇焕守宁远，和清军作战，用红夷炮轰击敌人，打了一个大胜仗，就是著名的宁锦大捷。传说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被红夷炮打伤致死的。1631年明将孔有德带着红夷炮投降清军，1632年清也开始造炮。

现在陈列在北京故宫午门左右阙门的几尊古老的大炮，就是明、清战争的遗物。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 * *

(1)《明史》卷九一《兵志》，弘治十四年（1501）兵部侍郎李孟旸《请实军伍疏》：“天下卫所官军原额二百七十余万。”

(2)《明史》卷九一《兵志》，弘治十四年（1501）兵部侍郎李孟旸《请实军伍疏》。

(3)按《明史·职官志》五：“计天下内外卫，凡五百四十有七，所凡二千五百九十有三。”

(4)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

(5)《明史》卷六八《舆服志》四：“武臣受重寄者，征西、镇朔、平蛮诸将军银印虎纽，方三寸三分，厚九分，柳叶篆文。洪武中尝用上公佩将军印，后以公侯伯及都督充总兵官，名曰挂印将军。有事征伐，则命总兵佩印以往，旋师则上所佩印于朝。”卷七六《职官志》五：“其总兵挂印称将军者，云南曰征南将军，大同曰征西前将军，湖广曰平蛮将军，两广曰征蛮将军，辽东曰征虏前将军，宣府曰镇朔将军，甘肃曰平羌将军，宁夏曰征西将军，交趾曰副将军，延绥曰镇西将军［诸印洪熙元年（1425）制颁］。其在蓟镇、贵州、湖广、四川及运淮安者，不得称将军挂印。”

(6)《明史》卷一四五《张玉传》：“帝尝谓英国公辅有兄弟可加恩者乎？辅顿首言蒙上恩，借近侍，然皆奢侈。独从兄侍郎信贤可使也。帝召见信曰：是英国公兄耶？趣武冠冠之，改锦衣卫指挥同知世袭。时去开国未远，武阶重故也。”

(7)敖英《东谷赘言》下：“我国初都督府军数，太仆寺马数，有禁不许人知。”

(8)陈衍《槎上老舌》：“祖制五府军外人不得预闻，唯掌印都督司其籍。前兵部尚书邝埜向恭顺侯吴某索名册稽考，吴按例上闻，邝惶惧疏谢。”《明史》卷六九《兵志》一：“先是京师立神机营，南京亦增设，与大小二教场同练军士，常操不息，风雨方免，有逃籍者。宪宗命南给事御史时至二场点阅。成国公朱仪及太监安宁不便，诡言军机密务，御史诘问名数非宜。帝为罪御史，仍令守备参赞官阅视，著为令。”

(9)《明史》卷九一《兵志》，弘治十四年（1501）兵部侍郎李孟旸《请实军伍疏》：“天下卫所官军原额二百七十余万。”

(10)《大明会典》卷一二九至一三〇各镇分例。

(11)《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二：“洪武二十七年（1394）四月癸酉，诏兵部凡以罪谪充军者，名为恩军。”

(12)陆容《菽园杂记》八：“本朝军伍皆谪发罪人充之，使子孙世世执役，谓之长生军。”

(13)黄佐《双槐岁钞》四：“齐（泰）黄（子澄）奸恶九族外亲姻连亦皆编伍，有遍一县连蔓尽而及他邦者，人最苦之。”

(14)《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一：“洪武十三年（1380）五月乙未，诏曰：军民已有定籍。敢有以民为军，乱籍以扰吾民者禁止之。”

(15)宋濂《宋学士文集》补遗三《棣州高氏先莹石表辞》：“北兵戍南土者宗族给其衣费，谓之封桩钱。”这名称到明代也仍沿用。

(16)《明史》卷二三《潘埙传》：“故事每海军一，佐以余丁三。”

(17)《明史》卷二〇五《李遂传》：“嘉靖三十九年（1560）江北河池营卒以千户吴钦革其帮丁，驱而缚之竿。帮丁者操守卒给一丁资往来费也。”

(18)《明史》卷一七七《李秉传》：“景泰二年（1451）言：军以有妻者为有家，月饷一石。无妻者减其四。即有父母兄弟而无妻，概以无家论，非义，当一体增给。从之。”同书卷二〇五《李遂传》：“旧制南军有妻者月粮米一石，无者减其四。春秋二仲月米石折银五钱。”

(19)《明史》卷一八五《吴世忠传》：“弘治十一年（1498）言：国初设七十二卫，军士不下百万。”同书卷八九《兵志》一：“嘉靖二十九年（1550）吏部侍郎王邦瑞摄兵部，因言：‘国初京营劲旅不减七八十万。’”

(20)《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同书卷一九三《费宏传》：“太仓无三年之积，而冗食日增，京营无十万之兵，而赴工不已。”卷一九四《梁材传》：“嘉靖六年（1527）时修建两宫七陵，役京军七万，大役频兴，役外卫班军四万六千人，郭勋籍其不至者，责输银雇役，廪食视班军。”

(21)《明史》卷一八〇《张宁传》：“景泰七年（1456）言：京卫带俸武职，一卫至二千余人，通计三万余员，岁需银四十八万，米三十六万，他折俸物动经百万。耗损国储，莫甚于此。而其间多老弱不娴骑射之人。”

(22)《明史》卷二七五《解学龙传》：“天启二年（1622）疏言：国初文职五千四百有奇，武职二万八千有奇。神祖时文增至一万六千余，武增至八万二千余。今不知又增几倍？”

(23)《明成祖实录》卷六八：“永乐五年（1407）六月辛卯，御史蒋彦禄言：国家养军士以备攻战。暇则教之，急则用之。今各卫所官夤缘为奸，私家役使，倍蓰常数。假借名义以避正差，贿赂潜行，互相蔽隐。”

(24)《明史》卷一七七《年富传》：“英国公张懋及郑宏各置庄田于边境，岁役军耕种。”

(25)王鏊《王文恪公文集》卷一九《上边议八事》：“今沿边之民，终年守障，辛苦万状。而上之人又百方诛求，虽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虽有月粮而升斗不得入其家，虽有赏赐而或不得给，虽有首级而不得为己功。”《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弘治十七年（1504）召见大夏于便殿……问军，对曰：穷与民等。帝曰：居有月粮，出有行粮，何故穷？对曰：其帅侵克过半，安得不穷！”《明英宗实录》卷一二六：“正统二年（1437）十月辛亥，直隶巡按御史李奎奏：沿海诸卫所官旗，多克减军粮入己，以致军士艰难，或相聚为盗贼，或兴贩私盐。”

(26)《明史》卷一六四《曹凯传》：“景泰中擢浙江右参政。时诸卫武职役军办纳月钱，至四千五百余人。”同书卷一八〇《汪奎传》：“成化二十一年（1485）言：内外座营监枪内官增置过多，皆私役军士，办月钱。多者至二三百人。武将亦多私役健丁，行伍唯存老弱。”甚至余军亦被私役，《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1449）十二月壬申，兵科给事中刘斌奏：近数十年典兵官员既私役正军，又私役余丁。甚至计取月钱，粮不全支。是致军士救饥寒之不暇，尚何操习训练之务哉！”

(27)《明英宗实录》卷四六：“正统三年（1438）九月丙戌，行在兵部奏：天下都司卫所发册坐勾逃故军士一百二十万有奇。今所清出，十无二三。未几又有逃故，难以遽皆停止。”

(28)《筹海图编》卷一一《实军伍》，兵部尚书张时彻云：“（卫军）无妻者辄罢革。”《明史》卷九二《兵志》四：“军士应起解者皆佥妻。”

(29)《大明会典》卷一五五《兵部三八·军政二·册单》：“凡大造之年，除军黄总册照旧攒造外，又造兜底一册，细开各军名贯，充调来历，接补户丁，务将历年军册底査对明白，毋得脱漏差错。又别造类姓一册；不拘都图卫所，但系同姓者摘出类编。又别造类卫一册，以各卫隶各省，以各都隶各卫，务在编类详明，不许混乱。其节年问发永远新军亦要附入各册，前叶先査概县军户总数以递合图，以图合都，以都合县。不许户存户绝，有无勾单，务寻节年故牍，补足前数。每于造册之年，另造一次，有增无减，有收无除。每县每册各造一样四本，三本存各司府州县，一本送兵部备照。册高阔各止一尺二寸，不许宽大，以致吏书作弊。”按军黄《明史》及《明史稿·兵志》均作军贯，今从《会典》。

(30)《明史》卷九二《兵志》清理军伍。同书卷一三八《陈修传》：“翟善迁吏部尚书，帝欲除其家戍籍。善曰：戍卒宜增，岂可以臣破例。帝益以为贤。”

(31)《明史》卷一四二《陈彦回传》：“彦回莆田人。父立诚为归安丞，被诬论死，彦回谪戍云南，家人从者多道死，唯彦回与祖母郭在。会赦又弗原，监送者怜而纵之，贫不能归，依乡人知县黄积良。……彦回后擢徽州知府。……当彦回之戍云南也，其弟彦囦亦戍辽东。至是诏除彦回籍。”按以罪谪戍者，如罪不至全家，经请求得由子弟代役，《明史》卷一四三《高巍传》：“由太学生试前军都督府左断事，……寻以决事不称旨当罪，减死戍贵州关索岭。特许弟侄代役，曰旌孝子也。”《周缙传》：“遣戍兴州，有司遂捕缙械送戍所。居数岁，子代还。”

(32)《明史》卷二八一《赵豫传》，同上《张宗琏传》：“朝遣李立理江南军籍，檄宗琏自随。立受黠军词，多逮平民实伍。”吴宽《匏翁家藏集》卷三三《崔巡抚辩诬记》：“宣德初所谓军政条例始行于天下。御史李立往理苏、常等府。立既刻薄，济以苏倅张徽之凶暴，专欲括民为军。民有与辩者，徽辄怒曰：汝欲为鬼耶？抑为军耶？一时被诬与死杖下者，多不可胜数。苏人恨入骨髓。然畏其威，莫敢与抗也。”

(33)顾起元：《客座赘语》二《勾军可罢》：“南都各卫军在卫者，余尝于送表日见之。尪羸饥疲，色可怜，与老稚不胜衣甲者居大半。平居以壮仪卫，备国容犹不足，脱有事而责其效一臂力，何可得哉！其原繇尺籍，皆系祖军，死则其子孙或其族人充之，非盲瞽废疾，未有不编于伍者。又户绝必清勾，勾军多不乐轻去其乡，中道辄逃匿，比至又往往不习水土，而病且死。以故勾军无虚岁而什伍日亏。且勾军之害最大，一户而株累数十户不止。比勾者至卫所，官卫又以需索困苦之，故不病且死，亦多以苦需索而窜。”

(34)《明史》卷一四五《朱能传》：“朱勇以南北诸卫所军，备边转运，错互非便。请专令南军转运，北军备边。”

(35)《刘忠宣公集》卷一《乞休疏》中语。

(36)《明史》卷一六五《丁瑄传》：“当是时浙闽盗所在剽掠为民患，将帅率玩寇，而文吏励民兵拒贼往往多斩获。闽则有张英王得仁之属，浙江则金华知府石瑁擒遂昌贼苏才。处州知府张佑击贼众，擒斩千余人。”

(37)《明史》卷一六五《叶祯传》卷一七七《叶盛传》：“天顺二年（1458）巡抚两广，时两广盗贼蜂起，所至破城杀将，诸将怯不敢战，杀平民冒功，民相率从贼。”

(38)狼兵和土兵是湖南、广西一带土司的军队，参看《明史》卷三一〇《土司传》和毛奇龄《蛮司合志》。

(39)《明史》卷一八七《洪钟传》：“正德五年（1510），保宁贼起。官兵不敢击，潜蹑贼后，馘良民为功，土兵虐民尤甚。时有谣曰：贼如梳，军如篦，土兵如鬀。”

(40)《明史》卷一八七《陈金传》：“正德六年（1511），江西盗起。金以所属郡兵不足用，奏调广西狼土兵，累破剧贼。然所用目兵，贪残嗜杀，剽掠甚于贼。有巨族数百口阖门罹害者。所获妇女率指为贼属，载数十艘去。民间谣曰：土贼尤可，土兵杀我。金亦知民患之，方倚其力不为禁。”

(41)蒙古降人和内地的土著蒙古人。

(42)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兵制论》：“正德末始令郡县选民壮。弘治中制里佥二名若四五名。有调发官给行粮。正德中计丁粮编机兵银，人岁食至七两有奇，悉赋之民。此之谓机（兵）快（手）民壮，而兵一增，制一变。又久备益弛，盗发雍豫，蔓延数省，民兵不足用，募新兵，倍其糈，以为长征之军，而兵再增，制再变。屯卫者曰：我乌知兵，转漕耳。守御非吾任也。故有机壮而屯卫为无用之人。民壮曰：我乌知兵，给役耳。调发非吾任也。故有新募而民壮为无用之人。”

(43)《明史》卷一五七《杨鼎传》：“也先将寇京师，诏以监察御史募兵兖州。”同书卷一六《石玮传》：“景帝即位，出募天下义勇。”卷一七五《白圭传》：“陷土木脱还，景帝命往泽州募兵。”按同书卷一六四《左鼎传》：“初京师戒严，募四方民壮分营训练，岁久多逃，或赴操不如期。建议编之尺籍。（练）纲等言：招募之初，激以忠义，许事定罢遣。今展转轮操，已孤所望。况其逃亡，实迫寒馁。岂可遽著军籍！边方多故，倘更招募，谁复应之。诏即除前令。”此为景泰四年（1453）事，距招募入伍时已五年。似乎这次所募的大部分是各地民壮，虽未著录于中央军籍，却已入伍四五年，编营训练，其性质和后来的兵相同了。至于《杨鼎传》和《白圭传》所记的募兵，当即为和军对称并行的兵，并非地方的民壮。又募兵须由中央，地方长官不得擅募。《明史》卷一六四记李信以擅募被劾可证：“景泰中曹凯擢浙江右参政。镇守都督李信擅募民为军，糜饷万余石。凯劾奏之。信虽获宥，诸助信募军者皆获罪。”传中军当作兵。

(44)《明史》卷二〇五《李遂传》：“振武营者（南京）兵部尚书张鏊募健儿以御倭，素骄悍。（以给饷逾期哗变）遂奏调振武军护陵寝，一日散千人。”

(45)《明史》卷一九九《郑晓传》：“募盐徒骁悍者为兵。”

(46)《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朱先募海滨盐徒自为一军。”

(47)《明史》卷二一二《俞大猷传》：“嘉靖四十二年（1563），惠州府参将谢敕与伍端温七战失利，以俞家军至恐之。”

(48)《明史》卷二〇四《翟鹏传》：“嘉靖二十一年（1542），起鹏宣大总督。……修边墙……得地万四千九百余顷。募军千五百人，人给五十亩，省仓储无算。”

(49)《明史》卷二五一《蒋德璟传》：“文皇帝设京卫七十二，计军四十万。畿内八府军二十八万，又有中都、大宁、山东、河南入卫班军十六万，春秋入京操演。深得居重驭轻之势。且自来征讨，皆用卫所官军，嘉靖末始募兵，遂置军不用，至加派日增，军民两困。”

(50)《明史》卷二三七《冯应京传》：“辽阳陷，时议募兵。何栋如自请行。遂赍帑金赴浙江，得六千七百人。……所募兵畏出关，多逃亡。”

(51)《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刘国缙募辽人为兵，所募万七千人，逃亡过半。”并参阅《熊襄愍公集》卷四《新兵全伍脱逃疏》。

(52)《明史》卷二六四《李梦辰传》：“崇祯六年（1633）冬……累迁本科给事中。复言：将骄军悍，邓玘、张外嘉之兵弑主而叛，曹文诏、艾万年之兵望贼而奔，尤世威、徐来朝之兵离汎而遁。今者张全昌、赵光远之兵且倒戈为乱矣。荥泽劫库杀人，偃师列营对垒，且全昌等会剿豫贼，随处逗留，及中途兵变，全昌竟东行，光远始西向。骄抗如此，安可不重治。帝颇采其言。”

(53)《明史》卷一五七《柴车传》：“宣德六年（1431），山西巡按御史张勖言：大同屯田多为豪右占据。命车往按得田几二千顷，还之军。”卷一七六《商辂传》：“塞上腴田率为势豪占据，辂请核还之军。”卷一五五《蒋贵传》：“成化十年（1474），蒋琬上言：大同、宣府诸塞腴田，无虑数十万，悉为豪右所占。”卷一八〇《张泰传》：“弘治五年（1492）泰言：甘州膏腴地，悉为中官武臣所据，仍责军税。城北草湖，资戍卒牧马，今亦被占。”卷二六二《孙传庭传》：“崇祯九年（1636）……西安四卫旧有屯田二万四千余顷，其后田归豪右，军尽虚籍。”

(54)侯朝宗《壮悔堂文集》卷四《代司徒公屯田奏议》：“（诸阃帅荫职以）肥区归己，而以其瘠硗者移之军士，久则窜易厥籍，而粮弥不均。于是不得不寄甲于势要，而欺隐遂多。欺隐多于是不得不摊税于佃军，而包赔愈苦。流病相仍，非朝伊夕，人鲜乐耕，野多旷土，职此之繇。”

(55)《明史》卷二〇八《黎贯传》：“嘉靖二年（1523）疏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万，而今损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三万，而今损二百五十万。以岁入则日减，以岁出则日增。”

(56)《明史》卷二〇〇《孙应奎传》：“俺答犯京师后，羽书旁午征兵饷。应奎乃建议加派，自北方诸府暨广西、贵州外，其他量地贫富，骤增银一百十五万有奇，而苏州一府乃八万五千。”

(57)《明史》卷二二四《宋传》：“万历十四年（1586）迁户部尚书。言：边储大计，最重屯田、盐策。近诸边年例银增至三百六十一万，视弘治初八倍。”

(58)《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传》：“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累迁户科都给事中，上筹划边饷议言：诸边岁例，弘正间止四十三万，至嘉靖则二百七十余万，而今则三百八十余万。”

(59)《明史》卷二二〇《王遴传》：“故事户部银专供军团，不给他用。帝大婚，暂取济边银九万两为织造费。至是复欲行之，遴执争。未几诏取金四千两为慈宁宫用，遴又力持，皆不纳。”卷二三七《万象春传》：“皇女生，诏户部光禄寺各进银十万两，象春力谏不听。”卷二二〇《赵世卿传》：“福王将婚，进部帑二十七万，犹以为少。……至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宣索至数十万。世卿引故事力争，诏减三之一。世卿复言：陛下大婚止七万，长公主下嫁止十二万，乞陛下再裁损，一仿长公主例。帝不得已从之。”卷二四〇《朱国祚传》：“万历二十六年（1598）诏旨采办珠宝二千四百万，而天下赋税之额乃止四百万。”《王德完传》：“今皇长子及诸王册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万，而袍服之费复二百七十余万。”卷二四〇《张问达传》：“帝方营三殿，采木楚中，计费二百二十万有奇。”

(60)《明史》卷二三〇《汪若霖传》：“万历三十六年（1608）巡视库藏，见老库止银八万，而外库萧然。诸边军饷积逋至百余万。”

(61)《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传》：“万历二十八年（1600）起任工科，极陈国计匮乏，言：近岁宁夏用兵费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按毕自严所记与此不同，《石隐园藏稿》卷六《清査九边军饷疏》：“征哱拜之费用过一百余万，两次征倭之费用过五百九十五万四千余两，征播之费用过一百二十二万七千余两。”

(62)《明史》卷二七五《杨文弱集》卷一，万历四十七年（1619）九月，《请立兵册清査辽饷确数稿》：“新兵原食一两二钱，今递加至一两八钱。旧兵原食四钱，今递加至一两二钱。新兵递加，往开元等一两八钱，往铁岭等一两六钱。旧兵递加，其上等一两二钱，中等者八钱。”天启元年（1621）六月《三覆议山东河北增兵用饷稿》：“定辽西新旧兵例分为五等，一等月给银二两，二等月给银一两八钱，三等月给银一两五钱，四等月给银一两二钱，五等月给银八钱。”

(63)《明史》卷二五六《毕自严传》：“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天下田赋，自严不能止。于是旧增五百二十万之外，更增百六十五万有奇，天下益耗矣。”卷二五七《梁廷栋传》：“亩加九厘之外，再增三厘，于是增赋百六十五万有奇，海内益怨咨。”按卷二五二《杨嗣昌传》：“神宗末年增赋五百二十万，崇祯初再增百四十万。统名辽饷。”作百四十万，误。

(64)《明史·兵志》。

(65)丘濬：《大学衍义补·火攻论》。

(66)沈德符：《野获编》。

(67)王守仁：《阳明集要》，《文华集》三，《庚辰书佛郎机遗事》。

(68)《明史·兵志》。

(69)《荆川外集》卷二，《条陈蓟镇练兵事宜》。

(70)《明史·兵志》；黄伯禄：《正教奉褒》，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