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

第一章 本问题之价值

人类全体文化，从初发育之日起截至西历十五六世纪以前，我国所产者，视全世界之任何部分，皆无逊色。虽然，我国文化发展之途径，与世界任何部分，皆殊其趋。故如希伯来人、印度人之超现世的热烈宗教观念，我无有也；如希腊人、日耳曼人之瞑想的形而上学，我虽有之而不昌；如近代欧洲之纯客观的科学，我益微微不足道。然则中国在全人类文化史中尚能占一位置耶？曰：能。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坐是之故，吾国人对于此方面诸问题之解答，往往有独到之处，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吾国人参列世界文化博览会之出品恃此。

人生哲学，不在本讲义范围中，且置勿论。专言政治哲学。我国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而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其政治思想有大特色三：曰世界主义，曰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曰社会主义。此三种主义之内容，与现代欧美人所倡导者为同为异，孰优孰劣，此属别问题。要之，此三种主义，为我国人夙所信仰。无论何时代何派别之学者，其论旨皆建设于此基础之上。此三种主义，虽不敢谓为我国人所单独发明，然而最少亦必为率先发明者之一。此吾所不惮昌言也。

欧洲自十四五世纪以来，国家主义，萌茁发展，直至今次世界大战前后，遂臻全盛。彼所谓国家主义者何物耶？欧洲国家，以古代的市府及中世的堡聚为其雏型。一切政治论，皆孕育于此种市府式或堡聚式的组织之下。此种组织，以向内团结、向外对抗为根本精神。其极也，遂至以仇嫉外人为奖励爱国冲动之唯一手段。国家主义之苗，常利用人类交相妒恶之感情以灌溉之，而日趋蕃硕。故愈发达而现代社会杌陧不安之象乃愈著。（罗素所著《爱国功过》一书，言“英国人惯用仇嫉外国的卑劣手段，以奖励其国民爱国心。最初仇西班牙人，继则仇法国人，继则仇德国人，今后又不知当仇谁氏”。此言深可味。）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政治之为物，绝不认为专为全人类中某一区域某一部分人之利益而存在。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微薄，故向内之特别团结，亦不甚感其必要。就此点论，谓中国人不好组织国家也可，谓其不能组织国家也亦可。（其所谓天下者，是否即天下且勿论，要之其着眼恒在当时意识所及之全人类。）无论为不好或不能，要之国家主义与吾人夙不相习，则甚章章也。此种“反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义”的政治论既深入人心，政治实况当然受其影响。以二千年来历史校之，得失盖参半。常被异族蹂躏，是其失也；蹂躏我者非久便同化，是其得也。最后总决算，所得优足偿所失而有余。盖其结果常增加“中国人”之组成分子，而其所谓“天下”之内容，日益扩大也。欧洲迄今大小数十国，而我国久已成为一体，盖此之由。虽然，此在过去为然耳，降及近世，而怀抱此种观念之中国人，遂一败涂地。盖吾人与世界全人类相接触，不过在最近百数十年间，而此百数十年，乃正国家主义当阳称尊之唯一时代。吾人逆潮以泳，几灭顶焉。吾人当创巨痛深之余，曷尝不窃窃致怨于先民之诒我戚。然而平陂往复，理有固然。自今以往，凡畴昔当阳称尊之学说，皆待一一鞫讯之后而新赋予以评价。此千年间潦倒沉沦之超国家主义——即平天下主义、世界主义、非向外妒恶对抗主义——在全人类文化中应占何等位置，正未易言。

平等与自由，为近世欧洲政论界最有价值之两大产物。中国在数千年专制政体之下，宜若与此两义者绝相远。然而按诸实际，殊不尔尔，除却元首一人以外，一切人在法律之下皆应平等。公权、私权皆为无差别的享用，乃至并元首地位，亦不认为先天特权，而常以人民所归向、所安习为条件。此种理想，吾先民二千年前，夙所倡导，久已深入人心，公认为天经地义，事实上确亦日日向此大理想进行，演成政治原则，莫之敢犯。其最显著者，则欧美贵族、平民、奴隶等阶级制度，直至近百年来始次第扑灭。其余烬之一部分，迄今犹在。我国则此种秕制，已成二千年僵石。欧人所谓“人权”，全由阶级斗争产来。其得之也艰，故其爱护之也力。我国则反是，斯固然矣。然必有阶级然后有斗争之主体。在久无阶级之我国，兹事自不能成问题，且以学理衡之，吾侪亦不能认阶级斗争为性质上可崇敬之事业。若果尔者，一切阶级灭尽之后，人类政治岂不日陷于堕落耶？我国历史上未闻有此等惨酷之斗争，而已得有相当的人权，纵不必自豪，亦未足云辱也。所以能尔者，则以人类平等观念，久已成为公共信条，虽有强者，莫敢屡撄也。

自由与干涉对待，政治上干涉主义之利病，在我国先秦时代，实为学界诤论最剧之问题。结果不干涉主义，殆占全胜。此主义以不可抗的权威，常临乎历代君相之上。故秦汉以降，我国一般人民所享自由权，比诸法国大革命以前之欧洲人，殆远过之。事实具在，不可诬也。其间昏主淫威，墨吏骫法，致自由失所保障者，史固不绝书。然吏之毒民，非法律所许，民本有控诉之余地。至对于暴君，则自昔圣贤，皆认革命为人民正当权利，在学理上未尝少为假借也。我国民惟数千年生活于此种比较的自由空气之中，故虽在乱离时，而其个性之自动的发展，尚不致大受戕贼。民族所以能永存而向上，盖此之由。

美林肯之言政治也，标三介词以櫽括之曰：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译言政为民政，政以为民，政由民出也。我国学说，于of、for之义，盖详哉言之，独于by义则概乎未之有闻。申言之，则国为人民公共之国，为人民共同利益故乃有政治。此二义者，我先民见之甚明，信之甚笃。惟一切政治当由人民施行，则我先民非惟未尝研究其方法，抑似并未承认此理论。夫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以外。此种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为效几何？我国政治论之最大缺点，毋乃在是。虽然，所谓政由民出者，不难于其理论也，而难于其方法。希腊诸市之全民会议，遂得谓为真by the people耶？近世诸国通行之代表制多数取决制，乃至最近试验之苏维埃制，又得谓为真by the people耶？皆不容无疑。然则实现by the people主义之方法，虽在欧美今日，犹不能作圆满解答，况我国过去之国情——因地理及其他关系所产生之社会组织——多不适于此类方法之试验。既不能得有可恃之方法，则不敢轻为理论的主张，亦固其所。要之我国有力之政治理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欧美人睹中华民国猝然成立，辄疑为无源之水，非知言也。

文化演进较深之国，政治问题，必以国民生计为中心，此通义也。我国盖自春秋以前，已注重此点。“既富方穀”、“资富能训”诸义，群经既所屡言。后此诸家政论，罔不致谨于是。而其最大特色，则我国之生计学说，常以分配论为首位，而生产论乃在次位也。欧洲所谓社会主义者，其唱导在近百余年间耳。我国则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其所论列，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在此主义之下，而实行方法大相径庭，亦与现代社会主义之派别多歧者略相似。汉唐以降之实际的政治，其为人所称道者，又大抵皆含有社会政策之精神，而常以裁抑豪强兼并为职志者也。故全国人在比较的平等组织及条件之下以遂其生计之发展，世界古今诸国中，盖罕能与我并者。（中国未受工业革命之影响，故分配以惰力而保平均。似不能持以与今代欧美比较，然中国百年前之经济组织，与欧洲百年前亦迥不同。我则一向皆常能保均富而抑兼并，此根本特色也。）此虽半由环境所构成，抑亦学说之入人深也。

窃尝论之，中国文明，产生于大平原。其民族器度伟大，有广纳众流之概。故极平实与极诡异之学说，同时并起，能并育而不相害。其人又极富于弹力性，许多表面上不相容之理论及制度，能巧于运用，调和焉以冶诸一炉。此种国民所产之思想及其思想所陶铸而成之国民意识，无论其长短得失如何，要之在全人类文化中，自有其不朽之位置，可断言也。夫绝对的真理之有无，学者久已疑之，理论上且有然。若夫理论之演为制度者，其是非盖益幻赜而不易究诘。（中国国民性之短处亦自有之，如好调和以致不彻底，即其一也。此非本论范围，故不多及。）欧洲近一二百年，政治学说、生计学说之标新领异，几使人应接不暇。种种学说，亦泰半已经次第实现以成制度。然每一主义之昌，未尝不有极大之流弊踵乎其后，至今日则其人深陷于怀疑恼闷之渊。举凡前此所安习之制度，悉根本摇动。欲舍其旧而新是谋，则皇皇然若求亡子而未得也。我先民所诒我之思想，虽或未成熟，或久中断，搜剔而磨洗之，又安见不龟手之药终无益于人国也。由此言之，本问题之价值可以见矣。

平心论之，价值之为物，本非绝对的不变的。吾侪殊不必妄自尊大，谓吾所有者必有以愈于人，更不宜讳疾忌医，掩护其所短以自窒进步。但尤有一义当知者，本国人对于本国政治思想，不惟其优良者有研究价值，即其窳劣者亦有研究价值。盖现代社会，本由多世遗传共业所构成。（业字为佛教术语，个人遗传性谓之别业，社会遗传性谓之共业。）此种共业之集积完成，半缘制度，半缘思想，而思想又为制度之源泉。过去思想，常以历史的无上权威无形中支配现代人，以形成所谓国民意识者。政治及其他一切设施，非通过国民意识之一关，断不能有效。质言之，非民众积极的要求或消极的承诺之政治，则不能一日存在。（积极要求者，以国民意识积极的作用创造一种新组织也，例如法国之“人权宣言”为十九世纪民权国家成立之总发动机。消极承诺者，以国民意识消极的作用，维持一种旧组织者也，例如日本今尚戴万世一系之天皇，中国人民默许藩镇割据。）近二十年来，我国人汲汲于移植欧洲政治制度，一制度不效，又顾而之他，若立宪，若共和，若联邦，若苏维埃……凡人所曾行者，几欲一一取而试验之。然而名实相缪，治丝愈棼，盖制度不植基于国民意识之上，譬犹掇邻圃之繁花，施吾家之老干，其不能荣育宜也。最近穷而思返，先觉者始揭改造思想之旗以相号召，虽然，改造云者，不惟其破坏也而惟其建设，欲革去一旧思想，必须有一新思想焉足餍人心者以代之，否则全社会陷于怀疑与虚无，结果仍让彼有传统的惰力之旧思想占优势耳。而新思想建设之大业——据吾所确信者，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信如是也，则我国过去政治思想，虽其中一部分对于世界无甚价值者，就吾国人立脚点言之，其价值不可蔑视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