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论国家起原，与儒家之家族起原说墨家之民约起原说皆有别。彼宗盖主张“权力起原说”也。其言曰：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弱，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管子·君臣》篇）
法家主义，纯以人类性恶为前提，彼之言曰：“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为之法。”（《管子·枢言》篇）然则以同情心相结合之组织，殆为彼宗所否认。虽然，其否认亦非绝对，不过视为未有国家以前之状态。换言之，则彼宗谓不能恃同情心以组织国家云尔。故其言曰：
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生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有乱。当此之时，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设无私，而民日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为道，而贤者以相出为务。（案：相出者谓才智临驾别人。）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其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商君书·开塞》篇）
据近世社会学者所考证，凡国家成立，大率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以血统相系属。社会组织力，则恃亲亲也。在此种社会中，纯由族中长老为政，其子弟不过附属品而已。然群中事变日赜，或对内或对外有重大问题发生，非年富力强且有特别技能之人不胜其任，则众共以诿之。于是社会组织力，渐移于上贤。社会益廓，事变益滋，以贤（包智力在内）相竞者日众，而无一定衡量之标准，则惟有将权力变为权利，立一尊以统饬之。于是社会组织力，渐移于贵贵。《商君书》此段所论，似最得其真相矣。
彼宗以为社会情状既有变迁，则所以应之者自不得不异其术。儒家所主张“行仁政”，所谓“民之父母”。彼宗谓是以第一阶段之理论适用于第三阶段也，谓国家性质与家族全异，君主性质与父母全异，故反对之。其言曰：
今上下之接，无父子之泽，而欲以行义禁下，则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六反》篇）
彼所言“父子犹以计算之心相待”，以此为推论之出发点，其偏宕自不待言，但其将人性黑暗方面，尽情揭破，固不得不谓为彻底沉痛之论也。彼宗此种推论之结果，故对于儒家——如孟子之流者以仁义说时主，明加攻击。其言曰：
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生之过于父母之亲也。此不熟于论恩，诈而诬也。（同上）
彼宗不徒谓仁政之迂而难行也，且根本斥其不可。其言曰：
明主之治国也，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父母积爱而令穷，吏用威严而民听从。（同上）
然则令行民从者，将以快人主之意耶？是又不然。彼续言曰：
今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为道，前苦而后乐，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之相怜也。（同上）
又云：
慈母之于弱子也，爱不可为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随师，有恶病使之事医，不随师则陷于刑，不事医则疑于死。慈母虽爱，无益于振刑救死，则存子者非爱也。母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韩非子·八说》篇）
此种议论，确含有一部分真理，此理在春秋时已多能言之者。《国语》记公父文伯之母言曰：“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鲁语》下）《左传》记子产临终戒子太叔之言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昭二十一》）此类语，确能深察人性之微，抉其缺点而对治之。孔子答子路问政，曰：“劳之”，又曰：“爱之能勿劳乎？”即是此意。法家专从此点发挥以张其军，对于孟子一派之“保姆政策”根本反对。（孟子言无可议，已见第七章。兹不更论。）其意盖欲矫正人民倚赖政府之根性，使之受磨炼以求自立，不可谓非救时良药也。
彼宗大都持性恶之说，又注意物质的关系，其所以重法，凡以弭争也。其言争之所由起，立论最克实。曰：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心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韩非子·五蠹》篇）
此可谓最平恕且最彻底之论。彼宗既认争夺为人类所不能免，认多数人为环境所迫，实际上已生活于罪恶之中。谓政治之目的，在对治多数陷溺之人使免于罪戾，并非为少数良善者而设。故其言曰：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木，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隐栝之道用也。虽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韩非子·显学》篇）
后儒动诃法家为刻薄寡恩，其实不然。彼宗常言：
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管子·法法》篇）
以形式论，彼辈常保持严冷的面目，诚若纯为秋霜肃杀之气。以精神论，彼辈固怀抱一腔热血，如子产铸刑书时所谓“吾以救世”者。（看前论第七章）故孔子称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称子产曰：“古之遗爱”。而后世宗尚法家言之诸葛亮亦谓“示之以法，法行则知恩”也。
法治与术治势治之异，前既言之矣。故法家根本精神，在认法律为绝对的神圣，不许政府动轶法律范围以外。故曰：
明君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管子·法法》篇）
又曰：
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同上）
就此点论，可谓与近代所谓君主立宪政体者精神一致。然则彼宗有何保障，能使法律不为“君欲”所摇动耶？最可惜者，彼宗不能有满意之答覆以饷吾侪，虽然，彼宗固已苦心擘画，求出一较有力的保障焉，曰：使人民法律智识普及。其办法如下：
公（秦孝公）问公孙鞅（商君）曰：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公孙鞅曰：为法令置官吏，朴足以知法令之谓者（“法令之谓”犹言“法令讲的是什么”），以为天下正……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政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各为尺六寸之符，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谓也（案此句当有讹脱），皆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此所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商君书·定分》篇）
欧洲之法律公开，率皆经人民几许流血仅乃得之。我国法家对于此一点，其主张如此诚恳而坚决，且用种种手段以求法律智识普及于一般人民，真可谓能正其本，能贯彻主义之精神也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