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之说，中国古无有也。法家尊权而不尊民，儒家重民而不重权，道墨两家此问题置诸度外，故皆无称焉。今所欲论者，各家对于“民众意识”其物，作何观察，作何批评，作何因应而已。
道家言“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言“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老子》），其绝对的不承认人民参与政治甚明。彼宗实际上殆认政府为不必要，则不参政者又非独人民也已。然彼宗以自由为教，由理论推之，人民欲自由参政者，固当非所禁。
墨家主张“上同而不敢下比”。一国之人上同于国君，天下之人上同于天子。彼宗绝不认个人之自由权，其所创造者为教会政治，则人民参政，当然亦不成问题。但彼宗以平等为教，主张“智者为政乎愚者”。然则人民中之“智者”，当然认为应“为政”者也。
法家中之正统派（韩非一派），当然不认民权。彼辈言“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商君书·定法》篇），言“民智不可用，犹婴儿之心”（《韩非子·显学》篇），则民除守法之外不容有所参与也明矣。虽然，彼宗著述中有杂用他宗之言者，则论旨又有别，尹文子云：
己是而举世非之，则不知己之是；己非而举世是之，亦不知己之所非。然则是非随众贾（同价）而为正，非己所独了；则犯众者为非，顺众者为是。
此论最能说明所谓“民众意识”与所谓“舆论”者之真性质。民众意识及舆论，不必其合于理性也。虽然，在某期间内某种群众中，其意识之相摩以成舆论也，则势力至伟而不可御。夫政治之美与善，本无绝对的标准。然则孰是孰非，亦只有听诸“当时此地”群众之评价耳。故曰“是非随众价以为正非己所独了”也。是故富于才术之政治家，恒必乘“众价”，以展其怀抱。而富于责任心之政治家，时亦不惜抗“众价”以自招失败。尹文此言，则为乘众价者言之也。彼又曰：
为善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善也；为巧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巧也；未尽善巧之理。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贵工倕之巧，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以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征阵。……是以圣人……立法以理其差，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能鄙不相遗，则能鄙齐功；贤愚不相弃，则贤愚等虑。……
尹文此论，深有理致，彼盖欲将法治主义建设于民众的基础之上也。近世学者，或言群众政治能使政治品质降低，此语确含有一面真理。盖群众之理性，本视个人为低下（法人卢梭所著群众心理最能发明此义），故“媚于庶人”（《诗经》文）之治，非治之至焉者也。虽然，政治又安能离群众而行，“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绝众之勇，不足以征阵”，此事实所不能不承认者也。然则“与众共治”之原则，固无往而得避也。既已与众共治，则只能以“能鄙齐功、贤愚等虑”自甘。现代欧美之民众政治，盖全在此种理论上维持其价值，尹文所倡，亦犹是也。
《管子》书中有对于群众为极高之评价者，其言曰：
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然则民不便为非矣。（《君臣上》篇）
又曰：
齐桓公问管子曰：吾念（犹欲也）有而勿失……为之有道乎？对曰……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桓公曰：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对曰：名曰“啧室之议”。（房注云：谓议论者言语欢啧。《桓公问》篇。）
《管子》书本儒墨道法群言杂糅，以上两段，吾侪不能认为法家言，毋宁谓其祖述儒家也。其所言“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认民众意识之品质视个人为高，其当否且勿论，要之，极认识民意价值之言也。所云“啧室之议”则竟主张设立法定的民意机关矣。虽其性质非必与现代议会同，且在历史上亦未尝实现，然固不可不谓为一种颖异之理想也。
今最后所欲论者，儒家对于兹事态度如何？儒家以政治设施当以民意为标准，其主张甚为坚决明了。如：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大学》）
类此之语，儒书中不可枚举。惟人民是否应自进以参与政治，其参与政治方法如何，孔子盖未尝明言。《论语》有：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二语，或以为与老子“愚民”说同，为孔子反对人民参政之证。以吾观之，盖未必然。“不可”二字，似当作“不能够”解，不当作“不应该”解。孟子曰：
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矣。
此章正为彼文注脚：“可以有法子令他们依着这样做，却没有法子令他们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此即“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义也。例如“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故旧不遗，则民不偷”。使民厚，使民不偷，此所谓“可使由之”也。何以慎终追远便能厚，何以故旧不遗便不偷，此其理苦难说明。故曰“不可使知”也。儒家无论政治谈教育谈，其第一义皆在养成良习惯。夫习惯之养成，全在“不著不察”中。所谓“徙善远罪而不自知”，故“终身由而不知”乃固然也。然则欲以彼二语构成儒家反对民权之谳者，非直冤酷，亦自形其浅薄也。
然则儒家主张民权之证据有之乎？曰：亦无有也。民权云者，人民自动以执行政权之谓。儒家虽言“保民而王”，言“得乎邱民而为天子”，要之以民为受治之客体，非能治之主体也。彼宗固极言民意之当尊重，然并不谓对于民意悉当盲从。孔子曰：
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
孟子曰：
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
儒家之意以为，政治家之眼光，当常注视舆论。又当常自出其理性以判断而慎采之。“善钧从众”，盖彼宗之最大信条也。夫采纳民意，尚须以“必察”为条件，则纯粹民意之直接统治，不为彼宗所敢妄赞，有断然矣。
然则儒家果画然将国人分为能治与受治之两阶级乎？曰：是殆然，是又殆不然。儒家有所谓能治的阶级乎？曰：有之，其名曰“君子”。一切政治由“君子”出，此儒家唯一的标帜，遍征诸儒书而可信者也。顾所最当注意者，“君子”非表示地位之名词，乃表示品格之名词。换言之，则“君子”者人格完成之表称也。与“君子”相对者为“小人”，谓人格未成，如幼小之人也。虽民权极昌之国家，亦必以成人为参政之标准，未有赋予未及龄之“小人”以参政权者。儒家亦然，专以成人为参政之标准，不过所谓成人者，非生理上之成人，乃人格上之成人耳。儒家以为人格未完成之“小人”而授之以政，譬犹未能操刀之“小人”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呜呼！今之中华民国冒民权之名以乱天下者，岂不以是耶？岂不以是耶？儒家之必以人格的成人为限制，其乌可以已。
然则此限制为固定的乎？曰：是盖不待问而有以知其不然。地位可以有固定，品格不能有固定，儒教最终之目的，在“教化流行，德泽大洽，使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春秋繁露·俞序》篇）。夫天下人人皆成为“君子”，则儒家“全民政治”实现之时矣。
然则如何而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耶？吾固屡言之矣。人格者，通彼我而始得名者也。故必人格共动互发，乃能驯致人格之完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是亦在“仁以为己任”之君子而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