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儿姓贾名昌,长安宣阳里人。他是开元元年癸丑年生人,到元和庚寅年,已经九十八岁了。可耳目都不衰老,言语安详条理,记忆力也不减退,说起从前太平时期的事来,非常明白而动听。他父亲叫贾忠,身高九尺,力气能拉着牛倒走,由一名武吏选为宫中卫士。中宗景龙四年,贾忠手执武器跟随玄宗冲进大明宫,诛杀了韦后,拥立睿宗接受群臣的朝见,因而成为景云年间的功臣,被选入一长刀队,做了皇帝的贴身侍卫。皇帝下令,叫他把家眷搬到东云龙门居住。贾昌长到七岁,手脚灵活,能盘着柱子爬上屋梁,善于谈吐应对,并解鸟语。玄宗还在王府的时候,就很喜欢民间清明节斗鸡的戏耍。等到做了皇帝,便在东西两宫中间建了鸡坊,搜索长安市上的雄鸡——金毛、铁爪、高冠、翘尾等名贵品种上千只,养在鸡坊里。又在宫廷禁卫军中挑选了五百名青年士兵,叫他们负责驯练、教习和喂养。由于皇上爱好,民间风气也就更厉害了。各王子、国戚、公主、公侯家都买鸡,不惜倾家荡产，以偿付鸡钱。京城里的居民都以玩鸡为业,贫穷的买不起真的便玩假鸡。有一次,玄宗皇帝出宫游玩,见贾昌在云龙门路旁玩木鸡,便把他召入宫中,在鸡坊做小伙计,吃穿由右龙武军供给。那时贾昌不过是三尺高的儿童,但他一跑进鸡群,却像逗弄小孩一般,哪一只强壮,哪一只力弱,哪一只勇敢,哪一只怯懦,什么时候饮水喂食,什么样子是患了疾病,他都能知道。他随手举起两只鸡来,鸡都害怕而驯服,像人一样地听他指挥。护鸡坊的太监王承恩把这情况报告给玄宗,把他召入殿廷测试,结果使玄宗非常满意。当天就做了鸡坊五百名养鸡健儿的头领。加上他的性情忠厚谨慎,皇帝非常喜欢他,几乎天天有黄金、绸缎等赏赐送到他家里。开元十三年,贾昌用笼子装了300只鸡,跟随玄宗去封祭东岳。他父亲贾忠死于泰山,他得到皇帝特许,以孝子的礼节送父尸归葬于长安近郊。县官替他备办好棺材和丧车,在经过洛阳的路上,都由驿站传递接送。开元十四年三月,贾昌穿着斗鸡服装,到骊山温泉宫朝见玄宗,当时天下号称“神鸡童”。当时的人为他编了一首顺口溜道:“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鸡取胜负,身穿罗衫跟随皇帝的辇舆。父亲死在长安千里以外,官差护道送丧车。”昭成窦皇后在相王府的时候,于八月初五生下玄宗皇帝。皇朝中兴之后,把这天定为“千秋节”。赏赐全国百姓牛酒玩乐三天,称之为“酺”,成了常规。每逢大酺之日,就要在宫中举行欢会有的年份也在洛阳举行大酺典礼。皇帝元旦朝会群臣和清明节,大都在骊山行宫。每逢这些节日,各种民间杂耍玩意都进行表演,后宫的妃嫔都随着皇帝一起游玩观赏。贾昌头戴雕翠金花的帽子,身穿绣花绸缎衫裤,手执大铃和驯鞭,导引群鸡有顺序地排列于广场。只见他左顾右盼,指挥自如,鸡群竖毛振翅,磨嘴擦爪,抑制着怒气以等待决胜。展开搏斗,一进一退都有节制要求,随着贾昌手中鞭子所指,忽高忽低,不失法度。到决出胜负的时候,便令其停止搏斗,强者在前,弱者在后,整整齐齐地一队跟着贾昌回到鸡坊。这时候,许多摔跤的,抛剑的,爬高竿的,踢球走索的,舞跃于竿顶的,一个个泄气沮丧,徘徊于圈外,不敢进入场子。相传古代有教习猿猴、驯服蛟龙的高手,贾昌大概就属于这类人吧!到开元二十三年,玄宗亲自给他娶了梨园弟子潘大同的女儿,新郎佩戴的美玉,新娘所穿的绣袄,都出自皇家府库。贾昌后来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至信,一个叫至德。天宝年间,妻潘氏因能歌善舞得到杨贵妃的欢心。夫妇二人受宠四十年,玄宗和杨妃对他们的恩宠始终不变,这岂不是他们精于技艺,小心谨慎的缘故吗?

皇上生于乙酉鸡年,他却使人穿着朝服斗鸡,正是太平年间将出现祸乱的先兆,可是玄宗当时心里并不觉悟。天宝十四载,胡人安禄山叛乱攻陷洛阳,潼关也守不住。皇帝车驾迁往成都。贾昌追赶前去护驾,夜出长安便门,不料马踏进坑陷,摔伤了脚,不能前进,只好拄着拐杖躲进终南山。每逢到往年进鸡的日子,就朝西南大哭。安禄山往年进京朝见时,曾在长安横门外见过贾昌。到攻下二京以后,他就出千金的价格在长安、洛阳市上搜求贾昌。贾昌改换了姓名,寄身于寺庙里,每天扫地撞钟,为佛门效力。及至玄宗作为太上皇返归长安兴庆宫,肃宗在别殿受命即位,贾昌才回到旧处。他的住处被乱兵劫掠,家中没留下什么东西。身穿布衣,面容憔悴,从此再也进不得皇宫里去了。第二天,他出长安南门,路上,在招国寺里碰见老婆和孩子,他们满脸饥色,面容灰暗。儿子背着柴草,妻子披着旧棉袄。贾昌一家抱在一起痛哭,已无家可归,就在路上和妻儿诀别。从此,贾昌就栖隐在长安寺庙里,向高僧学习佛家的道理。大历元年,贾昌投靠资圣寺一个有德行的运平和尚,住在长安东市海池边,立了一个刻有《陀罗尼经》的石幢。这时候,贾昌已能写出自己的姓名,看佛经也能明了其中深奥的道理,并且能用善心去感化一般的世俗人。他建造了僧房佛殿,种植花草树木,白天为树木堆土拥根,打水灌溉竹子,夜晚就在禅房打坐。建中三年,运平和尚寿终,贾昌行完大礼,在长安东门外镇国寺东边为他建了一座舍利塔,亲手栽植松柏一百株,又搭了一间小房,就住在塔下,早晚烧香打扫,侍奉师傅像生前一样。那时顺宗皇帝还在东宫,施舍三十万钱,为贾昌建造了供有运平大师影像的纪念堂和斋舍,另外又在四周盖了房子,租给无家可归的游民居住,让贾昌收取租金。贾昌每天吃一杯子粥,饮汤水一升,睡一张草席,穿一件棉衣;超出这以外的收入,都用在佛事上。他的妻子潘氏,后来也不知所往。贞元年间,大儿子至信在并州军中当兵,跟随大司徒马燧进京朝见皇帝,到长寿里探望父亲贾昌,贾昌就仿佛自己没有儿子一样,绝情不认他,打发走了。小儿子至德回来后在洛阳贩卖绸缎,经常来于长安,每年都送金钱绸缎给贾昌,他都拒绝不收。于是两个儿子都走了。从此不再来看他了。

元和年间,颍川人陈鸿祖带着友人出长安春明门,看见一片松柏和竹林长得很茂盛,焚香的烟气在路上都闻得到,他们便下马到塔下拜见贾昌。听他说话入了神,竟忘记了天晚。贾昌留陈鸿祖住宿在斋舍,说起自己的出身经历,都很有条理。于是进而谈及了国家的政令制度。鸿祖问起开元年间天下治乱的原因,贾昌答道:“老汉年轻的时候,靠斗鸡取得皇上的宠幸,皇上不过把我当歌妓戏子一般看侍,叫我住在外宫,哪能够得知朝廷大事呢?然而也还是有些可以告诉您的。老汉曾见黄门侍郎杜暹出任安西节度使,并代理御史大夫,开始命边将兼理纠察弹劾的职权,以便使远邦畏服。我又见哥舒翰出镇凉州,攻下石堡城,在青海筑城守卫,带兵出白龙,越过葱岭,以铁关为界,总管河东道,经过七次任命,加官晋爵,才得以代理御史大夫。还曾见张说做幽州刺史,每年进关,总是用大车装载河间、蓟州一带征收的绸缎布匹,车水马龙般地拥进关来。但运送到王家府库去的却只有江淮所产的绉纱、巴蜀出的锦缎和后宫喜好的珠玉玩物之类罢了。那时候,河州敦煌道年年有守边的军队屯田耕种,供给边防用粮,剩余的转运灵州,经水路运输下黄河,进入太原仓库,以备关中荒年之用。而关中所产粮米,让老百姓储藏起来。皇帝去游幸五岳,跟从的官员千人万马,从来不吃老百姓。老汉我逢年过节、寒暑两季回家休假时,到都市上看见有卖白衫和白棉布的;走在邻近的街道上,有人要用黑布一匹祈神除病,出高价也买不到,只得用裹头的黑罗代替。可近来老汉我拄着拐杖出门观街景,东西南北四面看了一遍,所见穿白衣的平民不满百人,难道天下的人都拿起武器去参军了吗?想当初,开元十二年的时候,皇帝曾有令: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侍郎如有缺额,首先找做过刺史的充补;郎官有缺额,首先找任过县令的充补。及至老汉我眼看四十岁的时候,三省的郎官,凡是在刑律方面有才能的,大的派出去做刺史,小的派出去做县官。自从老汉我住在这大路旁边,往往看见有外郡太守在这儿歇马,都愁眉苦脸的,不乐意朝廷把他们淘汰出去治理州郡。开元年间选取人才,主要看品德和才能,没听说单凭进士、宏词、拔萃等考试科目选拔人才。过去的事,大略就是这样。”说到这里,他黯然落泪。接着又说道:“当年太上皇北边降服了游牧部族,东边降服了鸡林,南边降服了滇池,西边降服了西戎:他们三年来京朝会一次。朝见的礼仪、皇帝的抚慰,隆重而优厚,并赐给他们锦衣,招待酒食,办完事就打发走,京都不让外宾久留。而现在,北方的胡人和京师百姓杂居,还在这里娶妻生子。这样一来,长安青年就有了倾向胡人之心了。您注意看看市面上流行的首饰和服装鞋帽式样,和从前大不相同了,难道不是怪现象吗!”鸿祖听了,默然不敢应声,就离开他走了。

【总案】 唐人的传奇小说,大都以爱情、神仙、侠义为表现内容,本篇却直接就社会现实生活为题材,寄寓着历史盛衰兴废的深刻教训意义,是十分可贵的。从整个结构上来说,它大体可以分作两段:自开头到“次子至德归,贩缯洛阳市,来往长安间,岁以金帛奉昌,皆绝之。遂俱去,不复来”为上段;由“元和中,颍川陈鸿祖携友人出春明门”以下为下段。上段仍采取古典小说惯用的依时间顺序直线叙述的方式,详记“东城老父”贾昌的家世出处及其初受宠幸、备极显荣,中则饱经战乱、沦落都市,终至遁入空门,托身释宗的一生行踪,婉曲细腻,跌宕有致。但这一切,并非孤立、单纯的个人荣辱史,而是紧紧依托在时代起伏变动的脉搏之上,局部的、个别家庭的命运决定于整体的、国家的治乱存亡,所以,它便摆脱了一味慨喟离合悲欢的狭隘格局,因之具备较为广阔的历史感与较为深刻的社会意义。

小说中用颇多的篇幅描写作为“神鸡童”贾昌的盛况,那种顾眄满志、繁华似锦的情状真令人为之侧目,这从当时流行的歌谣“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舆”,以及大诗人李白“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古风五十九首》之二十四)的句子中,完全可以想象出来。不过,上述的还只是表面现象,作者更深一层的用意原在于揭示封建统治阶级上下嬉游、侈靡无度,终于导致战祸四起、国家衰败的严酷教训,以儆戒当时的执政者。历史上的唐玄宗,有他励精图治、贤明开通的一面,对社会的发展安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其统治后期,却信用奸佞、荒淫腐败,终于爆发“安史之乱”,使大唐帝国从此走向衰亡的道路,他的责任是不能推诿的。上段写玄宗因个人生于“乙酉鸡辰”,“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即位后乃大肆倡扬,日以斗鸡为事,“上之好之,民风尤甚”,蔚为一时社会风气,“诸王世家、外戚家、贵主家、侯家,倾帑破产市鸡”、“贫者弄假鸡”,从一个侧面真实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情况,是有着相当的积极意义的。

下段主要用追述的手法,借出家为僧的贾昌之口,从更为广泛的社会角度来反映这种盛衰的变化。它既具有旁观者冷静客观的态度,因而增强了说服力,使人觉得真实可信;又融入亲身经历者的不胜今昔之感,低喟慨叹,有着浓厚的感染力,进而在其间寄寓着谴责、惋惜的含义,发人深思。当然,下段主要是评论叙说,多为理智的认识,缺乏形象刻画,难免产生枯燥平淡之弊。

贾昌是小说里贯穿始终、着力描写的唯一人物,但从艺术方面着眼,他的形象却是模糊不清的。除了盛衰荣辱的大的轮廓外,我们很难看到他个人的性格特征,而这恰恰是推动情节发展、塑造典型形象的关键性的问题。比较而言,上段的后半部分(即记安史乱后,贾昌流落出家的文字)虽然也是叙述多于描写刻画,但总起来说,表现贾昌那种繁华沦落、意念俱灰,回顾半生如梦、万般无奈之中,唯有弃绝人事、逝息佛门,以了此残生的情状,倒还细致生动。而反映贾昌盛况的前半部分,除了铺陈场面、记述事情的经过外,很少有对于主人公个人形象的富于个性特色的描写。总之,本篇以记事为主,寄托着作者治乱兴衰的感叹和以昔鉴今的意图,批评了最高统治者的奢侈腐败以及给国家带来的祸害,具有着较为深刻的社会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生活的某个侧面,尽管艺术上有所不足,但仍然被后人推为唐传奇中的名篇,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