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他们起得很迟。他们喝完咖啡，读完报纸（就像结婚多年的一对家庭夫妇）洗完澡，穿好衣服时已经接近一点钟了。

“我们可以出去，到圆屋喝鸡尾酒，然后吃午餐，”他说，“你喜欢到哪儿？”

“在科波尔的另一方向的林荫大道，有一间很好的饭馆。只是有点贵。”

“那不要紧。”

“真的吗？”她怀疑地注视着他，“我不要你的花费超过预算。你对我一直都很好，我怕我利用了你的仁慈。”

“哦，胡说。”他红着脸回答。

“你不知道，这两天对我的意义。啊！这样的休息！前天晚上是几个月来，我不曾醒过，不曾做梦的第一个晚上。我感到精神很好，感觉十分不同。”

她今天早晨真的看起来比较有精神，甚至皮肤也较白皙，眼睛也较明亮了，她头部的样态保持得更机敏了。

“你已给了我一个美妙的小假日。这帮我太大了，但我一定使你如负重担的。”

“没有呀。”

她带着温和的嘲讽微笑着。

“你受到很好的教养，亲爱的。你这样说太好了，我不习惯人们对我说这样好的话，都要使我哭出来了。但毕竟，你到巴黎是要享受一番的；你知道，现在你不可能跟我享受的。你还年轻，必须享受你的青春，青春苦短。假如你喜欢的话，今天请我吃午餐，下午我就要回到阿利克西的家了。”

“今晚到‘后宫’吗？”

“我想是吧！”

她想叹口气，但是却抑制了，然后轻松的耸了耸肩，明亮的对他一笑。查理因感到不确实而微微地皱着眉头，用痛苦的眼神注视着她。他感到别扭又感到骄傲，而他容光焕发的康健、幸福的感觉，以及在他体内沸腾的兴致，似乎对他自己，奇怪，是一种罪过。他似乎是一个富人在粗俗地把财富显示给穷苦的亲戚们看。她看起来很脆弱，一个穿着脏黄衣服的微弱小东西，而在那一晚之后，却这样的年轻，几乎像小孩一样。你怎能不为她感到难过呢？而当你想到她的悲剧故事，当你想到，——哦，不情愿地，因为那是可怕而无意义，然而却烦人而缠着你——她以她的堕落为丈夫赎罪的疯狂念头时，你的心弦就有被折扭的感觉。你感到，你一点也不介意什么，而假如你以如此的兴奋心情盼望的巴黎假期是一个失望——好了，你只好忍受了。对查理来讲，似乎讲出那种犹疑的话的并不是他自身，而是一种不依靠意志的内部力量。当他听到这些话从嘴唇中溜出时，他甚至还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这么说。

“我要一直到星期一早上才回公司，我要停留到星期日。假如你想停留到那时候的话，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反对。”

她的脸亮了起来，你会认为一线偶然的冬日阳光游荡进房间里了。

“你讲真话吗？”

“不然的话，我不会这样建议的。”

看起来好像她的腿垮下了，因为她投进一只椅子里去了。

“哦，这会是多大的恩赐。可以大大休息一番了。这会给我新勇气；但是我不能，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因为‘后宫’的关系吗？”

“哦，不，不是那个原因的。我可以打电话告诉他们说，我得了流行性感冒。只是那对你不公平。”

“那是我的事，不是吗？”

查理要劝她去做，显然她太担心而不去做的事，去做他愿意，而她不愿意的事，这对他有点费力；但是他不晓得，他现在还能怎么做。她逡巡地看了他一眼。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你不要我，不是吗？”她摇头，“我死我活，对你会有什么关系呢？我快乐不快乐，对你会有什么关系呢？四十八小时前你还不认识我呢。友谊？我对你来讲是一个陌生人。同情？像你那样年纪的人，同什么情？”

“我希望你不要问我难堪的问题。”他露齿笑着。

“我想那是心地的自然良善，他们常说英国人对动物很仁慈。我记得一个老是偷我们茶的女房东，收容了一只无家可归，尽是癞疮的杂种狗。”

“假如你不是这么小，我会因你讲这句话，在你脸上掴你一把的。”他高兴地反嘴说，“那是一件难事吗？”

“我们出去吃午餐吧！我饿了。”

吃午餐时，他们谈到不同的事，但是当他们吃完，查理付了帐，正在等待找零钱时，她向他说：

“你说我可以跟你在一起，一直到你离开，这句话是真心话吗？”

“真的。”

“你不知道，这对我将是怎样的一种恩赐。我无法告诉你，我是如何想要信任你的话。”

“那么为什么不信任呢？”

“那对你并不好玩。”

“不，不会有多大好玩，”他坦白地回答，但带着一丝迷人的微笑，“但会有趣的。”

她笑了。

“那么，我要回到阿利克西那儿去拿一点东西。至少拿一支牙刷和几双清洁的袜子。”

他们在车站分手，莉迪亚坐了地下铁。查理想要看看西蒙是否在家，他问了两三次他家的路后，找到了第一香槟路。西蒙所住的房子高而脏，而百叶窗的木头在碎裂的油漆下露出了灰色。查理把头伸进门丁的厢屋时，他几乎被袭鼻的垃圾、食物及人体的恶臭所击倒。一个小老妇人，穿着好多件裙子，头上包着肮脏的红头巾，用粗糙而愤怒的声调告诉他西蒙确切的住处，好像很讨厌他闯入似的，查理问她西蒙是否在家时，她叫他自己去看看。查理按照她的指示，穿过肮脏的天井，走上一条散发着腐败尿味的狭窄楼梯。西蒙住在二楼，听了查理的电铃，他打开了门。

“嗯。我怀疑你怎么了。”

“我打扰了你吗？”

“没有，进来。你最好穿上衣服，这里不怎么暖。”

那是真的，这里很冰凉。这是个工作室，北面有光线，里面有一个火炉，但西蒙显然正在工作，因为中间的桌子乱放着纸张，所以他忘掉继续添加木头，而致火几乎熄掉了。西蒙把一张破安乐椅拉到火炉旁，叫查理坐下。

“我会再放些焦炭，不久就会暖起来的。我自己却不感到冷。”

查理发觉这张安乐椅有一个弹簧坏掉了，坐起来很不舒服。工作室的墙是一种冷冷的石板灰色，看起来也好像好几年没油漆过了。墙上的唯一装饰是用图钉钉住的大地图，还有一张没整理的狭窄铁床。

“门丁今天还没上来。”西蒙说着，眼睛跟随着查理的眼神动。

工作室除了一张西蒙写字的二手货大餐桌，一些摆著书的书架，一套办公厅用品的桌椅，两、三张堆著书的厨房椅子，以及床边一张破毡了外，没有其他东西。室内显得没生气，而穿过北面窗子照进来的冬日冷光，更为这污秽的景色增加了愁雾重重的感觉。一间路边车站的三等候车室也不会比这间工作室更糟。

西蒙拉了一张椅子到炉旁，点了一支烟管。他敏捷的机智猜出了他的环境给查理的印象。他严肃地笑着。

“住处并不豪华，不是吗？但是，我不需要豪华。”查理没讲话，西蒙冷淡而侮蔑地看了他一眼。“甚至也不舒服，但是，我不需要舒服。不应该有人依赖舒服。那是一种陷阱，陷害了很多你认为更明智的人。”

查理并非没有一丝恶意的，但他不让西蒙看出来。

“你看起来很冷又有点瘦削及饥饿的感觉，大孩子。叫一辆出租车坐到雷滋酒吧，坐在舒服温暖的安乐椅上吃一些煮蛋和咸肉如何？”

“算了。你和欧尔佳怎么了？”

“她的名字是莉迪亚。她回家拿牙刷去了，她要跟我留在旅馆，一直到我回伦敦。”

“她是魔鬼。你是急进的，不是吗？”这两个年轻人互相注视了一会。西蒙向前弯身，“你还没被她迷住，是吗？”

“为什么你把我们两个凑在一起？”

“我想，那会很好玩。我想，你跟一个声名狼藉的凶手的太太一起上床是一种新经验。并且，老实告诉你，我想她可能爱上你。假如她已爱上了你，我应该像一只土狼那样笑着。毕竟，你跟贝格倒是同一个类型，只是他妈的更好看。”

查理忽然记起，莉迪亚在午夜弥撒后一起吃晚餐时讲的话。他那时不晓得她的意思，但现在他晓得了。

“你晓得她赞同那件事，会感到惊奇的。恐怕不能像一只土狼那般的笑。”

“自我圣诞前夕把她留给你后，你们是不是都在一起？”

“是的。”

“事情进展得似乎跟你很相投。你看起来还好，可能……有点苍白。”

查理试着不露出自觉的感情。他绝不愿让西蒙晓得，他和莉迪亚间的关系完全是柏拉图式的。这只会惹起他的嘲笑，他会认为查理的行为是卑劣的伤感行为。

“我认为让我跟她亲热起来，而不让我知道自己已深陷困境，并不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查理说。

西蒙投给他苦痛的微笑。

“那很合我的幽默感。你回家时，值得把这件事告诉你双亲。无论如何，你没什么可发牢骚的，事情进行得很好。欧尔佳知道她的职业，她会以那种方式，赐给你一段他妈的好时光，她不是傻子；她读过很多书，谈论事情比大部分的女人都聪明。那是一种高等的普通教育，我的孩子啊！你知道她还像以前一样爱她的丈夫吗？”

“我想是的。”

“人性很奇妙，不是吗？他是一个可怕的下流胚，你晓得的。我想，你晓得为什么她会在‘后宫’吧！她要赚足够的钱使他逃跑；然后她在巴西接他。”

查理有点慌乱。在她告诉他，因为她要赎罗勃的罪，所以才在那儿时，他相信她的话，虽然这种意念对他而言，似乎是过度，但是很奇妙，还是有点令人感动。想到她竟会对他撒谎，真使他震惊。假如西蒙说的是真的，她就是在愚弄他。

“你知道，我为我们的报纸报导审判情形，”西蒙继续说，“审判曾在英国引起不小的骚动，因为贝格所杀的人是英国人，他们让这消息占了很多的篇幅。那对我只是片片断断而已；我以前在法国从没去看过谋杀案的审判，很渴望去看一次。我曾经到过伦敦中央刑事法院，我很好奇，要把他们的方法和我们的比较一下。我写了一份很完整的说明，我这里有，假如你高兴的话，我可以拿给你看。”

“我愿意看看。”

“这个谋杀案在法国造成很大的骚动。你看，罗勃贝格并不是一个流氓那类的人。他是一个绅士，结交的人都很高尚，他受过很好的教育，英文也讲得很好。有一个报纸称他为‘歹徒绅士’，很投合人心，很赢得人的喜爱，使他成为名士。他还有很好的本钱，那就是他也很潇洒，很年轻，才二十二岁，这也对他有用的。女人都疯狂地跑向他。上帝呀，大家跑去看审判，都互相挤扁了！当他走进审判室时，真的是满场激动。他由两个狱卒带进来，在法官进来之前，让摄影记者拍照。我从没看过如此冷静的人，他的穿著品味很好，他知道怎么穿衣服。他刚刮过胡子，头发很整齐，是暗棕色的。他对着摄影记者笑，随着他们的要求转动位置，这样他们才能取得很好的镜头。他看来就像你可能在雷滋酒吧看到跟女孩子喝酒的年轻有钱人。想到他是一个无赖，使我不禁笑出来，他是一个天生的罪犯。当然，他结交的人都不富有，但他们也并不挨饿，我并不认为，他曾经真的需要过一百法郎。我为一个周报写过一篇有关他的美妙文章，法国报纸摘刊过。这使我在这里蒙受到一些好处。我暗示说，他是以一种运动的形式去犯罪的。了解吗？那是十分有趣地发展完成的。他可说是一个第一流的网球手，有人谈论要把他训练去从事锦标赛，但很奇怪，虽然在普通比赛时他表现得很精采，开球很好，投球也快，但临到锦标赛时，他却常常失败。那么一定有不对劲的地方。他没有伟大的网球手必须具有的抵抗力、决定力或者什么的。我想，这是一个有趣的心理问题。无论如何，他的网球手生涯是终了了，因为每当他在更衣室时，就会有人掉钱。虽然从来没人能证明是他拿的，但每个人都相信他是嫌疑犯。”

西蒙重新点起烟管。“罗勃贝格使我特别惊奇的一件事是，他具有紧张、镇静与魅力的综合性。当然，魅力是一种无价的特质，但并不常跟紧张与镇静相配。有魅力的人通常是微弱而犹疑不决的，魅力是自然给予他们去克服他们的缺点的；我从不大信任有魅力的人。”

查理投给他朋友稍微高兴的一瞥；他知道西蒙正在眨损他认为查理所未拥有的特性，目的是为了使他自己确信，跟他拥有的自信比起来，这种特质并不重要。但是他没打断他。

“罗勃贝格既不微弱也不犹疑，他几乎逃脱了谋杀案的罪名，整1察抓到他真是好极了。他们从事的职业并不惊人，也不壮观，他们只是周到而有耐性。可能，意外对他们有一些帮助，但他们的聪明足够利用意外。人们必须常常准备意外的发生，你知道的，而他们很少准备。”

西蒙的眼睛茫然地瞪视着，查理又一次晓得他正在想到自己。

“莉迪亚没告诉我的是，警方最先怎么怀疑到他。”查理说。

“他们第一次询问贝格时，他们压根儿也没有想到他跟谋杀案有关。他们正在寻找一个较壮大的人。”

“柔丹是哪一类的人？”

“我从没见过他。他是一个卑鄙的人，但是很吃得开。每个人都喜欢他。他常常准备好要请你喝酒，假如你穷困透顶，他从不会介意把手伸进他的口袋。他个子矮小，曾经做过马商，曾经被警告离开英国，后来事实证明，他曾在‘虫木丛林’干九个月的诈欺勾当。他三十六岁，曾在巴黎待过十年。警方知道他跟毒品交易有关，但他们无法从他那儿找到毒品。”

“但是，到底警方怎么会问起贝格的？”

“他是柔柔酒吧的老主顾之一。柔丹常在那吃饭，那是赌赛马的、马商、赛马的秘探、密卖商以及我们新闻记者描写声名狼藉的一些人，常惠顾的暧昧地方，自然警方要尽可能找到他们接谈一下的。你看，柔丹那晚跟一个人有约会，这可从现场盘里有几个酒杯和一块蛋糕的事实看出来，而他们想，他可能无意中漏出一个关于他要见的人的线索。他们很精明，猜想到他的可疑处，并且，柔柔酒吧中的一个人，可能见到他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贝格跟柔丹很要好，而柔柔——酒吧的主人，告诉警方，他看过他跟这个赌赛马的为了钱接触过好几次。贝格曾因从比利时私运海洛因到法国而被控告过，跟他一起的两个人都被送进了监狱，而他却逍遥法外。警方知道他罪恶满贯，假如柔丹跟麻醉品有关，因而送了命的话，他们想，贝格可能知道得很清楚，谁应负其责。他是一个坏蛋，又因偷摩托车而被判过刑，但得了两年的缓刑。”

“是的，我知道。”查理说。

“他的方式又简单又有机巧。他通常都是等有人驾着‘西特恩’牌的车到一间大商店，‘春天’或者‘好市场’，而后把车子停在街道的边石走进商店，这时他就走上来，大胆而无耻，好像他刚从商店里出来一样，跳进去，开走了。”

“但是，他们没把车子锁起来吗？”

“很少。而他又有‘西特恩’牌车子的锁匙。他常常只固定偷一种。他都是把车子用了两、三天，然后就把它放在一个地方，需要时，他就又开始，这样他偷了成打的车子。他从来不把车子卖掉，他只是有特别目的时，就借一辆来，这就给了我写那篇文章的主意。他偷车子是为了好玩，为了运用他大胆的聪明所得着的快乐。他还有一种巧妙的新花样，那是审判时才泄露出的。他常驾着汽车在公共汽车站附近徘洄，时间都是在商店刚关门时。他看到一个女人在等车时，就停下车子，问她是否要搭便车。我想他很会判断个性，知道哪一类女人喜欢接受好看年轻男人的邀请坐车。好了，女人进了车子，他会按照她要的方向开去，而在他们来到一条有点荒凉的街道时，他就停下车子。他假装无法开动车子，要求女人出来，在他推动自动开动机时，叫她举起车盖轻撩汽化器。女人按照他的话做了，把她的手提包和包裹留在车子里，而就在引擎发动她要进车时，他很快把车开走了，在她晓得他到底在干什么之前，他已跑得无影无踪了。当然，有很多女人向警方诉苦，但她们只是在黑暗中看过他，她们所能提供的是：他是个很好看、很温和的年轻人，驾着一辆‘西特恩’，说话声音很好听，而警察所能做的是告诉她们说，接受好看、温和年轻人的搭车邀请是不智的。他从没被抓到。在审判时才晓得他这种玩意一定搞得很不错。

“无论如何，几个警察跑去看他了。他没有否认，谋杀案那晚他是在柔柔酒吧，并且跟柔丹在一起，但是他说他大约十点钟就离开了，以后就没看见他了。几次谈话以后，他们邀他去委员会。注意，负责初审的警察委员并未想到贝格是凶手。他认为柔丹不是被一个他带到公寓的恶棍，就是为一个被他出卖的毒品及赌赛马集团的一员所杀。假如是后者的话，他认为他可以引诱、欺骗、威吓或恐吓贝格，叫他供给使警方能抓住他们的通缉犯的一些线索。

“我设法跟委员见一次面，他叫路卡斯，他不完全是你在那种职业上期望见到的人。他是一个大而肥的人，精神饱满，两颊红润，留着大胡子，大眼睛黑而发光。他是一个快乐的人，如果你赌说，他最喜欢的东西是一顿丰盛的饭和一瓶好酒的话，包你大赢，他是法国南部人，有很浓的口音。他有一种心广体胖的笑容，很友善、很亲切、性情很好，对每个人都是这样，你会不知不觉的信任他。事实上，他在使嫌疑犯吐实这方面做得很成功。他有很大的生理耐力，能不休息，一连审问十六小时。在法国是不用像美国那种严刑拷问的，我是指用乱打的刑问，或钻齿以及像这类的刑罚，来逼犯人的口供。他们只是把一个人带进房间，叫他站着，不给他抽烟，也不给他什么东西吃，只是问他问题；他们不断地问，他们自己抽烟，饿了就有人带饭进来给他们；他们整夜审问着，因为他们知道，晚上的时间是一个人抵抗力最低的时候；假如他有罪，而在早晨来临时为了一杯咖啡和一根烟而不招供的话，那他必得是心非常强韧的人。委员从贝格那儿得不到什么。他承认一度曾和海洛因的走私犯很有来往，但是那次他被判无罪，他声明他真是无辜的。他说年轻时做过傻事，但是他已受到教训。总之，他只是把车子借来两、三天，带女孩子出去玩玩，这并不是很严重的罪，而现在他已经结婚了，他变好了。至于商人运毒品的案件，自那次审判后，跟他就没有关系，而他也不知道特地柔丹跟他们有关系。他很坦诚。他告诉委员说，他很爱他的妻子，而他最怕的是，她会知道他的过去。为了她，以及为了自己、他的母亲，他决定将来要过一种高尚荣誉的生活。这位肥胖快活的男人继续问问题，他以一种友善而同情的方式审问，使人感觉到，我想，他不愿加害你，他赞赏贝格的美好决心，并恭贺他，为了爱情娶了一个一文不名的女孩子，他希望他们有孩子，孩子不但是家的装饰品，也是双亲的大快乐。但是他有贝格的记事表册；他知道在海洛因案件里，虽然法官拒绝定罪，他无疑的还是有罪的，并且从他那天的审问里，知道他被解雇离开经纪人的商行，并且是因为他母亲偿还了他盗用的钱，才逃脱判刑。自他结婚后，就过着诚实的生活，这是谎话。他问他关于他的经济环境。贝格承认他的经济环境很困难，但是他母亲有一点钱，而不久他就要谋得一个职业，那时他们就会很不错了。那么零用钱呢？有时他赌赛马，而他也介绍顾客给赛马的赌业者，（这就是他跟柔丹搭上的道理了）而拿些佣金。有时候没得到钱。

“‘事实上，’委员说，‘在他被杀的前一天，你说你一毛钱都没有，就向柔丹借了五十法郎。’

“‘他对我很好，可怜的人儿，我会想念他的。’

“委员用他友善、发亮的眼睛看着贝格，使他想起这年轻人的容貌并不令人讨厌。那可能吗？但是，不，那是胡扯。贝格说，他已经跟毒品商人断绝关系，委员觉得他是在说谎。毕竟，他手头紧，而从那儿却可以弄到钱；贝格就跟那些耽于毒品的人混起来了。虽然委员没想到他的根据何在，但他有个印象，就是假如贝格不确知谁谋杀柔丹，他也有怀疑的地方；当然他不会说的，但是，假如在他纽里的家找到隐藏的海洛因的话，他们就可能迫他讲出来。委员是一个性格的精明判官，他确知贝格为了平安逃脱，是会牺牲一个朋友的。他下决心扣留贝格，并且在他有机会处置他家里的东西之前搜查他的家。他以同样的想法问他关于谋杀那晚的行踪。贝格说他从纽里来时比较晚，然后就走到柔柔酒吧，他发现很多赛马过后进来的人在里面。他喝了两、三杯酒，而柔丹那天的情况不错，他说要请他吃饭。吃完后，他到处走了一会，但因为烟气重重使得他头痛，所以他到林荫道上散散步。然后大约在十一点时候回到酒吧，他停留在酒吧，直到最后一班到纽里的地下火车时间到时才走。

“‘你离开的时候长得足够杀掉那英国人，这是事实。’委员有一点开玩笑的说。

“贝格大笑。

“‘你不是要控告我这一点吧？’他说。

“‘不，不是那一点。’对方笑着说。

“‘相信我，柔丹的死，对我是一个损失。他被谋杀的前一天借我的五十法郎，并不是我第一次向他借钱。我并不是说他做得对，不过他喝了几杯酒时，向他拿钱并不难。’

“‘他那天仍然赢了很多钱，虽然离开酒吧时也没喝酒，他心里却很快乐。你可能会想，有把握一下子得到几千法郎，比每次得到五十法郎更值得。’

“委员说这话是逗他的，而不是因为他认为这话有什么意义。而他认为，让贝格以为他自己是被怀疑的可能对象并不是坏事。假如他稍微知道一点的话，这确实会使他更愿意讲出罪犯的名字。贝格拿出口袋里的钱，放在桌上，一共不到十法郎。

“‘假如我抢了柔丹的钱，你不会认为我现在口袋只有这么多吧！’

“‘我亲爱的孩子，我什么都不认为。我只是指出你有时间杀柔丹，而且钱也对你有用。’

“贝格向他坦诚而缓和的笑着。

“‘这些我都承认。’他说。

“‘我对你会完全坦诚，’对方说，‘我并不认为你杀了柔丹，但是我很确定：假如你不知道谁做的，你至少有嫌疑。’

“贝格否认了这一点，虽然委员迫压他，他还是坚持否认。那时时间已晚，委员认为最好第二天再审问，他也认为地窖中一夜会给贝格一个考虑他地位的机会。曾经被捉过两次的贝格，知道再反抗也没用。

“你知道毒品商人都在干各种隐藏，品的勾当。他们把毒品藏在中空的拐杖，藏在脚跟，藏在旧衣服的缝边、草席、枕头、床架，藏在每个可以想象到的地方，而警方都知道他们的花样，如果纽里的房屋有什么东西的话，他们肯定会找到的。但是当委员去搜查莉迪亚的房间时，他无意中找到了一个化妆盒，这使他忽然想到，对于中产阶级的女人来讲，那是一件昂贵的东西。她有一只手表，看起来好像花很多钱买的。她说化妆盒和手表都是她丈夫给她的，这使委员想到，研究出他如何得着钱去买这两件东西，可能会很有趣。回到他的办公厅后，他询问了一下，一会儿后就晓得有几个女人报导说，她们被一个自动给她们搭‘西特恩’牌车的年轻人偷去皮包。有一个女人描绘了她因此而丢掉的化妆盒样子给警方，刚好跟委员在莉迪亚的物品中所发现的相符。另外一个说，她的皮包里有某某人造的一个金表，而莉迪亚的那一个上面，也有那人的名字。很明显的，这个警方无法抓到手的神秘年轻人就是罗勃贝格。这件事情似乎没得着柔丹谋杀案的更接近答案，但是给了委员一件促使贝格泄露秘密的附加武器。他叫人把他带进来，问他如何得着化妆盒和手表。贝格说，一个是从一个需要钱用的少女买来的，另一个是向一个在酒吧中遇见的人买的。但是两个人的名字他都说不出来，他都是偶然跟她们一起谈起话的，并且两个人以前以及以后都没碰到过。然后委员以窃盗罪逮捕他，告诉他第二天早晨要他跟物品所有者的女人对质，并且试着诱导他讲出真话以减少麻烦。但是贝格坚持他所讲的，并且拒绝再回答任何问题，除非他找到一个律师帮忙他。按法国的法律，既然他已经被逮捕了，他是有权利在审判时找一个律师的。委员只能默许。就这样，那晚的审问就终结了。

“第二天早晨，那两个女人来到委员的地方，她们一看到东西，马上就认出了。贝格被带进来，其中一个马上认出，他就是那个给她搭车的亲切年轻人。另外一个无法确定；她接受他载她回家的请求是在夜晚，她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是她想，她可以听出他的声音。贝格被要求读一张纸上的一、两个句子，在他还没读完六个字时，那女人就叫出来说，她确定他就是那个人。我可以告诉你，贝格有一种特殊柔和爱抚般的声音。女人退出，贝格被带回地窖，化妆盒和表放在他眼前的桌子上，委员懒散地看着他。忽然他的表情变得更专心。”

查理打断了他的话。

“西蒙，你怎么知道的？你在讲故事。”

西蒙笑了。

“我有点把它戏剧化了。我是在告诉你我第一篇文章里所说的。你知道，我必须尽可能编造一个好故事。”

“那么，继续讲吧！”

“嗯，他派人请他一个属下来，问他贝格被捕时，手上有否戴腕表，如有的话，把表带来。记住，这些都是以后在审判时发生的。警察拿到了贝格的表。表是用一种，我想是叫奥林的金做的仿金表，表面是圆形的。报纸对于柔丹的谋杀案报导得很详细；譬如他们说，用力刺进身体的小刀，还没找到，顺便说起，以后也是没找到；他们说，警察还没发现什么指痕。你会在柔丹放钱的皮夹或者在门把上期望找到一些指痕；而当然，他们从这一点推论凶手戴了手套。但是他们没说到的是（因为警方不让此事公开），他们拿着一支好用的刷子去搜查柔丹的房间时，他们发现了一个破表的碎片。这不会是柔丹的表的碎片，也不一定是凶手的，但无论如何，在凶手紧张与匆忙之中，是有可能因意外敲击到一件家具，而使表玻璃破裂的。在这样的时刻里，他不可能去注意这件事。碎片并未全部找到，但已足够显示出，碎片所属的表是小而椭圆形的。委员用纱纸小心地把碎片包起来，放在一个信封里，他现在把碎片展放在他面前。它们很适合莉迪亚的表，这可能只是一个巧合；大家使用的手表中跟这大小形状完全相同的有好几千个之多。莉迪亚的表有一片玻璃。但是委员细想了一下，他心中翻腾着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似乎勉强得使他耸肩。当然，在贝格所说，沿着林荫路散步的至少四十五分钟时间内，他是有足够的时间，从柔柔酒吧走到柔丹的公寓，那只要十分钟的时间，然后谋杀他，洗净手，把全身弄整洁，然后走回来；但是他为什么要戴妻子的手表呢？他自己有一个的。他自己的，当然，可能坏了。委员思虑地点着头。”

查理吃吃地笑。

“真的？西蒙。”

“闭嘴。他指示便衣人员，到贝格所住的纽里家以外半径两英里的每个表店去问，在最近两星期里有没有表匠修理过一个仿金表或者放置过一个椭圆形面的小女士表的玻璃。一小时之内，有一个人回来说，住在离贝格的房屋不超过四分之一英里的一个表匠说，他修理过一个跟描绘相符的表，这表修好后客人就来拿去了，同时这位顾客又带来另一个表，要加放一片玻璃。他当场就放好了，而她在半小时后才来拿走。他不记得顾客的样子，但他想，她的声音有俄国腔。他把那两个表拿出来给表匠看，表匠认说就是他所修理的那两个。委员微笑着，好像在马赛的老港口饭店里，有一大盘普罗文沙地方的鱼汤摆在他面前似的。他知道他已经找着了他的人。”

“怎么说呢？”查理问。

“简单极了。贝格把表玻璃弄破了，就借了他给莉迪亚的那一个。她几乎都不出去外面，所以她不需要表。你一定记得，那时她是一个安静、谦恭，有一点害羞的女孩子，很少有朋友，而我应该说，有点没力气似的。审判时，有两个人发誓说，他们曾注意到贝格戴那个表。柔柔是警方的密告人，他晓得贝格是警方注意的人物，并很怀疑他怎么得着那表的。他偶然向贝格提起说他戴了一个新表，贝格就告诉他，那是他妻子的。莉迪亚在谋杀案发生后的早晨，去表匠那儿取回她丈夫的表，而很自然地，既然她去了，她就把自己的表换上一片新玻璃。她也没想到要告诉贝格这回事，而贝格也不知道他把那表弄破了。”

“但是，你不是说，他是这样被宣告有罪的吧！”

“不，但这已足够证明委员的控告他谋杀是正确的了。正如同以后的演变一样，他认为新证据不久就会到来的。在整个质问过程中，贝格显示出惊人的灵巧和镇静。他承认每件能够证明的事情，并且不再企图否认他抢了那些女人的手提包，他承认，甚至被判罪后，他还继续在需要时勒索车子；他说他做这种事时简直太自在了，而这种冒险也适合他的胃口，但是他全然否定他跟谋杀案有关。他宣称，那几片表玻璃虽符合莉迪亚的表，却不能证明什么，而她怎么拷问都发誓说，表玻璃是她自己弄破的。最后，连要判定这个案件的审问法官也困窘了，因为他们找不到贝格偷的钱的踪迹，而实际上钱也没被找着。另外一件奇怪的事是，在贝格那天晚上所穿的衣服上，找不到血迹。刀子也没找到。事实证明贝格有一支刀子，在他走动的圈子里，这是很平常的事。但是他发誓，他一个月前就丢掉了。我告诉你，侦探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偷来的汽车没有指印，偷来的皮包也没有。当他把手提包里的东西拿出来后，显然的，他就把它丢到街上，有的被警方得着。所以很明显的，他是戴着手套的。他们在他的所有物里面，找到了一双皮长手套，但他不可能在去看柔丹时戴着那手套，并且从尸体被发现的地方，看出柔丹被袭击时正在换唱片，而很明显的，贝格不是在柔丹让他进房间时就谋杀他的。此外，手套太大了没法放进口袋，假如他在酒吧就戴着的话，有人会注意到。当然，贝格的照片在所有的报纸上都刊了出来，而在困难之中，警察就找新闻界帮助他们。他们向所有人问，谁记得在某日曾卖过一双可能是灰色的手套给一个穿灰色衣服的男人，有的话，就出来报案。报纸对这件事做得蛮像一回事；他们又把他的照片登上去，旁边有行字：‘你曾卖给他用以去杀特地柔丹的手套吗？’

“你知道，有一件常使我惊奇的事是，人们恶魔似地渴望着要告发人。他们借口说，这是公众精神，我一点也不相信，我甚至不相信，这通常来讲还是一种求名的欲望；我相信，这是由于人性的基底，是以伤害他人而得到快感的。你当然知道，在英国人，人家认为国库和国王的代表官有一种美妙的侦察制度来侦察所得税的偷漏、串骗等等，甚至还有离婚案件的侦察。告诉你，这都是骗人的。他们完全靠匿名信，有大量的人，一旦有机会把那些想卷物卷钱逃走的人，打落水狗的话，他们就是不能等待。”

“这是严酷的思想。”查理说，但是又高兴地附加说，“我只能希望你是在夸张。”

“无论如何，有一个‘第三区’手套部的女人出来说，她记得在谋杀案那天卖给一个年蛵人一双灰色的皮手套。她大约四十岁，她愿意看看他。他那时很焦急，不知道手套是否会配合他的灰色衣服，他希望手套足够大，能使他很容易地伸进去。贝格跟十几个其他年轻人一起并列出来，她马上就指认出来，但，就如同他的律师指出的，指认出来很容易，因为她刚刚看了他报纸上的照片。然后他们抓到了贝格的一个不务正业的朋友，他说他在谋杀那晚碰到他，并不是走向林荫道，而是向着柔丹的公寓方向走。他跟他握手，注意到他戴着手套。但是这个特殊的证人却是一个彻底的恶棍。他有丑恶的纪录，贝格的辩护人在审判时猛烈的攻击他。贝格否认那晚看过他，而他的辩护人想要劝服法官说，那个人为了讨好警方捏造了一个虚假的故事。该死的是裤子的事。关于贝格漂亮的衣服，服饰讲究的歹徒以及这类的报导报纸上已经很多了。如果你读了报纸，你会认为他的衣服是在沙味街买的，服饰是在虾味商店买的。检察官急于要证明他非常需要钱，就到供应他用品及家庭用品的商店去问，有没有强迫赊账的情形。但，似乎他家所买的东西，都是立即付钱的，而且没有欠债。情形是这样：就衣服来讲，贝格自从失业之后，除了买一件灰色衣服外，没买别的。私家侦探跟裁缝匠谈话时，问他那套衣服什么时候付钱的。他是一个广告裁缝，生意做得很大，他做衣服以价格低廉来与人竞争。贝格订做了另外一条配合上衣的裤子是这时候才晓得的。警方列有一张他所有物的窗体，而这条裤子并不在里头。他们马上看出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决心不要把这事公开，一直留待到审判时为止。

“相信我说的，起诉时，这件裤子被拿出来的时刻真是惊心动魄。贝格有两条裤子来配他的上衣，而其中有一条不见了，这个事实是无可置疑的。他被问及这件事时，甚至不想说明。他似乎并没有狼狈失措的样子。他说，他不知道裤子丢了。他又说，因为在狱中等待审判，所以好几个月没机会检视他的东西。当问及他对于裤子丢失的可能说明时，他轻率地回答说，可能在搜查他的屋子时，有一个警官需要一条新裤子，所以就偷走了。但是贝格夫人却有另一套流利的说明，而我不得不说，这个说明很有技巧。她说，莉迪亚像往常一样，罗勃穿过的衣服，她就拿去熨，那一次熨斗太热了，所以把裤子烧掉了。他对他的衣服爱小题大作，并且找钱买一件，需要花一番苦心。她们知道他会发妻子的脾气，而贝格夫人希望免除他对她的责备，并且看出她很害怕的样子，就建议不要告诉他；她把那件裤子扔掉，罗勃可能不会注意到裤子不见了。再问她怎么处置裤子时，她说一个乞丐来门口要钱，她就把那条裤子给了他。问及烧的面积多大时，她说大得使裤子不能穿，而当检察官指出不见痕迹的修补可以弥补损害时，她回答说，那要花比裤子本身还大的价钱。然后他说，以他们穷困的境遇来讲，贝格大可以在家里穿用，冒着使他不高兴的险总比把一件可能仍然有用的衣服扔掉还好。贝格夫人说没有想到这一点，她一时高兴把裤子给了乞丐，是为了把它扔掉。检察官指出说，因为裤子上面有血迹，所以她必须把它扔掉，而且她并未把它送给一个那样容易就出现的乞丐，而是她自己把它弄毁了。她激烈地否认这一点。那么乞丐在哪儿，他会在报纸上看到这件事，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正在紧要关头，他会挺身而出的。她转身向着新闻界人士，张开她的手，做了一个戏剧性的手势。

“‘让所有在此的先生们，’她叫着，‘把消息传布得更广更远。让他们恳求他出来，救我儿子的生命。’

“她在证人席表现得顶刮刮。检察官无情地审问她；她像一个泼妇似地应战。他列述她年轻儿子的生活，她承认他所有的不轨行为，从打网球到他判刑后，对还因仁慈而给他另一个机会的经纪人之偷窃行为，她都承认。她把一切罪过都归在自己身上。在罪犯的审判里，法国证人比英国证人有更多的自由。她伤心地责备自己，忏悔地说，他儿子的错都是由于她教养他时太宽纵他了。他是她唯一的孩子，结果把他纵坏了。她的丈夫在战时治疗伤员时失去了一条腿，由于他的健康情形不好，所以她要不停地注意着他，以致影响到她做母亲的责任。他的过早逝世使她的孩子变坏而没人教导。她一直谈死亡夺去他们的小家庭之主，而困扰着他们母子的悲哀情形，企图感动法官。然后又说她的儿子一直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形容他精神旺盛，脾气倔强，容易受坏同伴的左右，但是却有很深的感情，不管他犯了其他什么罪，他不可能谋杀一个向来以仁慈待他的人。

“但是无论如何，他没有给人一个有利的印象。她以一种伤人感情的方式，坚持她自己无可指责的高尚品格。纵然她是在为她所宠爱的儿子辩护，她也不愿失掉机会，提醒法庭说，她是一个参谋官的女儿。她穿着很好看的黑色衣服，可能太好看了，所以给你一个印象，觉得她是一个想要生活在她的地位之上的女人；在她严厉、断然的面貌上有一种盘算着什么的表情；你不会相信，她会给一个乞丐一片面包，更不会相信会给他一件裤子，纵使是破的。”

“而莉迪亚呢？”

“莉迪亚有点令人同情。她有身孕很久了。她流着泪，流得浮肿起来，而她的声音比耳语还低，你几乎听不到她讲的话。没有人相信她自己弄破表玻璃的故事，但是检察官对表并不像对她的婆婆那么严酷；她很显然地是残忍命运的无辜牺牲者。贝格夫人和罗勃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对待她太残忍了。法庭认为，她尽所能去救她丈夫是非常自然的事。当她讲到，他一直对她如何仁慈如何好时，甚至有点令人感动。很显然的，她是发狂地爱着他。她来到证人席时，她投给他的眼光很令人动心。在那群证人、警察、侦探、狱卒、酒吧里的闲人、告发着、无赖、精神专家——他们叫了一些专家来为贝格做心理检查，并且为他的性格画了一张漂亮的画——在所有的那群人里，我说，她是唯一显得有人类感情的人。

“他们请到了马雷蒙内，法国律师界最有名的罪犯律师之一，来为贝格辩护；他是一个很高很瘦的人，长方形的脸，血色不好，眼睛极黑，头发又黑又厚。他有我曾看过的最富表情的手。他穿着黑袍，下巴围着律师的白带，看起来触目惊人。他的声音深沉有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使你想起一张龙希的图画中的神秘人物。他不但是个演员，也是一个演说家。只要一眼的工夫，他就可以表示他对一个人性格的意见，而由那人的一次停顿，他可以表示出那人所陈述的不可能性。我希望你看到他对待举证的证人所用的技术，他用以诱惑他们陷入自我矛盾的谦和，用以暴露他们卑低的嘲笑，以及用以对付他们虚假的揶揄。他可以胜利地说服你，也可以粗鲁地苛刻严厉。精神专家们供述说，在监狱里几次重复检查贝格后，他们的意见是：他爱慕虚荣、骄傲、虚伪、无情、缺乏道德感，麻木不仁，不知悔罪，他就跟他们论究起来，好像他是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一样。注意看他灵巧的头脑在进行活动是件乐事。他以一种安乐、会话似的语调温和地说着，又装饰以他可爱的声音和选字的优美；你感觉到他所说的每件事都会不加改变的直接印到一本书上；但是当他讲到最后，而随意处置他的资源时，结果却是惊人的。他坚持证据的脆弱，他对声名狼藉的见证人的可靠性大加轻蔑；他提出无关的事情来分散对题目的注意力；他争论说，起诉并未证明出一个可能判罪的案情。那时他唠叨不停，对着法官讲话，好像对普通人讲话似的，然后他又奔放为热烈的辩论，他的声音音量变得越来越大，直到雷响似地震动法庭而过。然后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使你的皮肤起了自然的鸡皮疙瘩。他的结尾华丽堂皇。他告诉法官，他们应该尽自己的责任，要以他们的良心下判断，但是他请求他们把因那年轻人承认错误所造成的偏见置之心外，他的声音因带着感情而变得低沉、抖颤——上帝呀！效果奇佳——他提醒他们说，检察官要他们判死刑的人是一个寡妇的儿子，她本人是一个有功于国家的军人之女，他是一个为保卫国家而牺牲生命的军官之子；他提醒他们说，他刚结婚，并且是为爱情而结婚，他年轻的太太现在在她的子宫里孕有他们的结晶。他们能让这个无辜的孩子出生时就带有他父亲是谋杀罪犯的污名吗？招摇的诡计？当然是。但是假如你在那儿听到那些动人、严肃的语调的话，你不会这么想的。天呀！人们都哭了。我自己也几乎哭了，我看到眼泪淌下贝格的双颊，他用手帕擦着眼睛，我觉得似乎很滑稽，所以我的头一动也不动。但是，这次成绩真优美，而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监门官，都能阻止他坐下时所爆发出来的掌声的。

“起诉代理人是一个强壮而红光满面的中年人，约三十五岁，我应该说四十岁。他看起来像一个北国农夫，一脸自我满足的神色。你会感觉到，这个案件是使他受人注意而致推展事业的大好机会。他多话，令人迷乱，所以，假如主审法官没有时间而帮忙他的话，陪审团便几乎不知道他在谈什么。他具有廉价的闹剧性味道。有一回，贝格和一个跟他坐在被告席的守卫耳语时，他就转向他说：

“‘你现在可以笑，但是当你的手臂被绑在背后，走在黎明灰冷的光线中，看到绞刑架在你眼前可怕地耸立着时，你就不会笑了。微笑不会裂开你的唇，只是你的肢体会因恐惧而摇动着，而你对可恶的罪过的忏悔，会扭绞着你的心脏。’

“贝格投给那守卫好笑的一眼，但对检察官所说的却非常轻蔑，假如他不是被虚荣心所蚀的话，他一定会窘迫的。看到雷蒙内对付他的方式令人叫绝。他先夸张地赞美他一番，但在赞美之中却含有腐蚀性的讽刺，使那检察官纵然自负自满，也禁不住觉察出他被愚弄了。雷蒙内很阴险，但是礼节很周到，并且谦恭下怀，你可以看到主审法官眼中闪过一抹激赏之光。我很怀疑那个起诉代理人能否借着审理这个案子推展他的事业。

“三个法官坐在长椅子成一排。他们穿着红袍，戴着黑色方帽，使人印象深刻。其中两个是中年人，从不开口说话。主审法官是一个短小的老人，脸上布着如猴子似的皱纹，声音无力而平淡，但却很留神，注意地倾听着，他讲话时并不严厉，只是带着一种有一点吓人的无情冷静。他富有奇异的理性，这样的人对人性没有谬想，只是因为长久了解到人类可能做出任何的坏事，所以，他就像他认为自己有两条臂两只腿那样地，把那事实认为当然而接受了。在陪审团出去考虑他们的判决时，我们新闻记者就分散来谈天、喝酒或者喝咖啡。我们希望他们考虑的时间不要太长，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而我们必须登上我们的消息。无疑的，我们是在想，他们认为贝格有罪。我参加这个谋杀案审判，注意到一件奇特的事，就是：你在法庭上对事物的印象跟你在报上所读而得的印象有很大的不同。你在报上读到证据的报导时，你会认为那微不足道，假如你是陪审团员的话，你会站在被告的立场发生怀疑。但是你忽略的是一般的气氛，你的感觉那使证据涂上一种完全不同的颜色。一小时后，我们接到通知说，陪审团已经决定好了，我们聚拢着走过去。贝格从地窖被带上来，我们看三个法官一个接一个地进来时，都站起来了。灯亮起来了，拥挤的法庭里有一种不祥的气氛。有一个使人害怕的抖颤笼罩着。你曾经到过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吗？”

“没有，老实说，没有。”查理说。

“我在伦敦时常去。那是学习人性的好地方。在那儿和在使我有一个特殊印象的法国法庭，感觉上便不同。我并不是硬装着要去知道。在伦敦中央刑事法庭里，你感觉到犯人面对着法律的尊严，他所要对付的是客观的事物：抽象的正义。实际上，就是一个观念。这个字的本然意义是可怕的。但是在那个法国法庭里，在我消磨其中的两天里，我被一种不同的感觉所困扰，我并不觉得它渗透着崇高的抽象意味。我觉得法律之设置，是中产阶级社会保护其安全、其财产、其特权，不受坏人威胁的一种安排。我并不是说，审判或者判决不公平。我的意思是：你有一种关于社会的感觉，觉得社会因害怕而被奸污了，而不是有一种对原则的感觉，觉得必须被坚持那原则。犯人遭遇到的是，那些想要保护他们自己的人，而不是像我们一样，遭遇到一个纵然天堂溃倒也必须奏效的观念。这与其说怕人不如说吓人。判决本身就以‘使罪轻些的事件’犯了谋杀罪。”

“有什么使罪轻些的事件？”

“其实没有，但是法国的陪审团不喜欢判人死刑，而且按法国的法律，如果有使罪轻些的事情的话，就不能判极刑。贝格被处以十五年的服劳役刑。”

西蒙看了看表，站起来。

“我得走了。我会给你我写的有关这个审判的数据，你可以在空暇时看一看。看，这儿就是我写的，把犯罪作为一种运动形式的文章。我给你的女朋友看过，但我想她并不很喜欢；无论如何，她送还时附有一句批评的话。这句话作为挖苦的幽默练习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