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_寻欢作乐(毛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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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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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德里菲尔德的确教过我骑自行车。我也正是这样首次和他相识的。我不晓得低座自行车在当时已发明了多久，不过在我居住的肯特郡的那个偏僻的地区，那时还不常见。因此你看到哪个人骑着一辆实心轮胎的车子飞驰而过的时候，你总要回过头去一直看到他的身影从你眼前消失为止。那些中年的绅士认为骑这种车是一种滑稽好笑的行为，他们说靠自己的两条腿走路就很不错了；而那些上了年纪的女士则对这种车感到提心吊胆，每当她们看到一辆自行车从远处过来的时候，她们就马上跑到路旁。我早就非常羡慕那些骑着自行车到校园里来的男孩子。要是你骑进校门的时候双手都脱开把手，那可是一个出风头的大好机会。我一直求我叔叔答应让我在暑假开始的时候买一辆自行车，我的婶婶却表示反对，她说我准会摔断脖子，但是我叔叔在我的坚决要求下还是比较爽快地同意了，因为当然我是用自己的钱去买车。学校放假前我就订购了一辆，几天后车子就由货运公司从特堪伯里运来了。

我决定自己来学骑车，学校里的伙伴们告诉我他们半个小时就学会了。我试了又试，终于得出结论我这人实在太笨（现在我认为，当时这么说未免言过其实），不过即便我完全抛开了自尊心，让花匠扶着我上车，可是到第一天上午结束的时候，我似乎还是和开始时一样自己无法骑上车去。第二天，我想牧师公馆外边的那条马车道过于弯曲，不是学习骑车的好地方，于是我把车子推到外面不远的一条大路上。我知道那条路又直又平坦，而且非常僻静，不会有人看见我出丑。我在那儿一次接一次地试着上车，但每一次都摔了下来。我的小腿也给踏脚板擦破了；我觉得浑身发热，十分烦躁。我试了大约一个小时，开始感到大概是上帝不想要我骑车，但是我还是决心坚持下去（因为一想到上帝在黑马厩镇的代表，我叔叔的嘲讽，我就忍受不了），可就在这时，我讨厌地看见有两个骑自行车的人在这条荒僻的道路上朝我骑来。我马上把车子推到路旁，在一个篱边台阶1上坐下，若无其事地眺望着大海，好像我已经骑了很长时间车，如今正坐在那儿对着茫茫大海陷入了沉思。我瞪着两只出神的眼睛，不去看那两个朝我骑来的人，但是我感到他们正越来越近，而且从眼角边我看到那是一男一女。就在他们从我身边骑过的时候，那个女人猛地向我坐的路边一歪，撞到我的身上，摔了下来。

“啊呀，真对不起，”她说。“我刚才一看见你，就知道我会摔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再保持我那种出神的样子，我满脸通红地对她说一点都不要紧。

她摔倒的时候，那个男人也下了车。

“你有没有伤着什么地方？”他问道。

“没有。”

这时我才认出来他就是爱德华·德里菲尔德，就是几天前我看见跟助理牧师一块儿散步的那个作家。

“我正在学骑车，”他的女伴说。“只要看见路上有什么东西，我就会摔下来。”

“你不是牧师的侄子吗？”德里菲尔德说。“那天我见过你。盖洛韦告诉了我你是谁。这是我太太。”

她以一种异常坦率的姿态朝我伸出手来，我握住她的手的时候，她热情地使劲握了一下。她的眼睛里和嘴上都露出了笑意，即使那会儿我年纪还小，我也看出来她的笑容特别亲切友好。我十分慌乱。见到陌生的人总使我特别忸怩不安，我根本没有看清她的眉目长相。我只觉得她好像是一个身材相当高大的金头发的女人。她那天穿着一条下摆很宽的蓝哔叽裙子，一件前胸和领子都上过浆的粉红色衬衫，在厚厚的金头发上还戴着一顶那时大概叫作“硬壳平顶帽”的草帽。我不知道这是我当时就看清楚的还是我事后记起的。

“我觉得骑自行车实在很有意思，你说是吗？”她说道，一面看着我那辆靠在篱边台阶上的漂亮的新车。“要是能把车骑好，那该多带劲啊。”

我觉得她这话是对我的熟练车技的羡慕。

“只要多练习就成了，”我说。

“今天是我上的第三课。德里菲尔德先生说我进步得很快，可是我觉得自己笨透了，真恨不得踹自己一脚。你学了多久就会骑了？”

我羞愧得面红耳赤，几乎都说不出那句丢人的话。

“我还不会骑，”我说。“我刚把这辆车子买来，今天我头一次试试。”

我说得有点含糊其辞，不过我心里暗自添了一句：除了昨天在自己家花园里试过一阵，好使自己问心无愧。

“要是你愿意，我来教你，”德里菲尔德和蔼可亲地说。“来吧。”

“不成，”我说。“我无论如何也不想麻烦你。”

“这是为什么？”他太太问道，那双蓝眼睛仍然充满亲切友好的笑意。“德里菲尔德先生愿意教你。再说，我也可以歇一会儿。”

德里菲尔德推过我的自行车。我虽然很不愿意，但是却无法拦挡他那友好的行动，我笨手笨脚地跨上车，来回晃悠，可是他用手牢牢地扶住我。

“踏快一点，”他说。

我踏着踏脚板，他在我身边跟着跑，我的车来回晃动，尽管他费了很大力气，但最终我还是摔了下来，我们俩都热极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再保持牧师的侄子应当对沃尔夫小姐管家的儿子采取的那种疏远冷淡的态度。我又上车往回骑，居然紧张地独自骑了三四十码，德里菲尔德太太跑到路中间，双手叉腰，大声嚷着：“加油，加油，二比一占上风了。”我开心地大声笑着，完全忘记了我自己的社会地位。我自己下了车，脸上肯定带着洋洋得意的神色。德里菲尔德夫妇向我道贺，夸我聪明伶俐，头一天就学会了骑车，我毫不忸怩地接受了他们的祝贺。

“我来看看能不能自己上车，”德里菲尔德太太说。我在路旁的篱边台阶上重新坐下，和她丈夫一起看着她一次次不成功的尝试。

后来，她又想歇一会儿，于是失望却依然很开朗地在我的身旁坐下。德里菲尔德点着了烟斗。我们聊起天来。现在我知道她的举止中有一种使人感到毫不拘束抛却一切顾虑的坦率，当时我自然并不了解这一点。她说起话来口气总很热切，就像孩子那样洋溢着对生活的热情，她的眼睛总闪现出迷人的笑意。我说不出为什么我喜欢她的微笑。如果狡黠不是一种使人不快的品质，那我就得说她的微笑中带有一丝狡黠；可是她的微笑天真无邪得不能称之为狡黠。那是一种调皮的神情，就像一个孩子做了一件自己认为很有趣的事，但他知道你一定会觉得他相当淘气。他也知道你其实不会真生气的。要是你没有很快发现他干的事，他会自己跑来告诉你。不过当时我当然只知道她的笑容叫我感到安闲自在。

过了一会儿，德里菲尔德看了看表，说他们该回去了，并且提议我们一起很有气派地骑车回去。那正是我叔叔和婶婶每天在镇上散完步回家的时刻。我不想要冒这个风险，让他们看见我和他们不以为然的人呆在一起，因此我请他们先走，因为他们骑得比我要快。德里菲尔德太太不同意这么做，但是德里菲尔德却用一种古怪的、饶有兴味的目光稍稍瞥了我一眼。这使我觉得他看穿了我不与他们同行的借口，我羞得满脸通红，他说道：

“让他自己走吧，罗西。他一个人会骑得更稳一些。”

“好吧。明天你还上这儿来吗？我们还来。”

“我争取来吧，”我回答说。

他们骑上车先走了。过了几分钟，我也出发了。我心里非常得意，一直骑到牧师公馆门口都没有摔下来。吃饭的时候我大概为此大肆吹嘘了一番，但是我并没有提到我碰见了德里菲尔德夫妇。

第二天早上大约十一点钟，我把自行车从马车房里推出来。这个屋子叫这么个名字，其实里面连一辆小马车都没有，那只是花匠存放割草机和滚轧机的地方，而玛丽—安也把她喂鸡的饲料袋放在那儿。我把自行车推到大门口，好不容易才上了车，沿着特堪伯里大路一直骑到从前是收税关卡的地方，然后转入欢乐巷。

天空碧蓝，温暖而清新的空气热得似乎发出了噼噼啪啪的爆裂声。光线明亮但并不刺眼。太阳光像一种定向的能源射到白晃晃的大道上，然后好像一个皮球似的反弹回去。

我在这条路上骑了几个来回，等候德里菲尔德夫妇到来，不一会儿我看见他们来了。我向他们挥手招呼，随后掉过车头（先下了车才掉过来），和他们一起往前骑去。德里菲尔德太太和我互相祝贺彼此取得的进步。我们紧张不安地骑着，死命地握着把手，但都兴冲冲的。德里菲尔德说等我们都骑得很稳以后，我们一定要骑车到乡间各处去游玩一番。

“我要到附近去拓一两块碑2，”他说。

我不懂他说的是什么，但他不愿意解释。

“等着吧，我会给你看的，”他说。“你觉得明天你能骑十四英里吗？来回各七英里。”

“当然可以，”我说。

“我给你带一张纸和一些蜡，你也可以拓。不过你最好问问你叔叔你能不能去。”

“我用不着问他。”

“我看你还是问一下的好。”

德里菲尔德太太用她那独有的调皮而又友好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我知道要是我去征求叔叔的意见，他一定会不同意。最好什么都不告诉他。可是在我们往前骑的时候，我看见医生坐着他的双轮马车朝我们迎面驶来。他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我两眼直视前方，一心指望我不朝他看的话，他也不会朝我看，但这是办不到的。我感到很不自在。要是医生看见我的话，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到我叔叔或婶婶的耳朵里，于是我心里琢磨着由我自己向他们透露这个看来已保不住的秘密是不是更妥当一点。我们在牧师公馆门口分手的时候（我无法不跟他们一起骑到那儿），德里菲尔德说要是我明天可以和他们一起去的话，我最好尽早去他们家找他们。

“你知道我们住的地方，是吗？就在公理会教堂的隔壁，叫作莱姆庐。”

那天中午我坐下吃饭的时候，一心想找个机会，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偶然碰见德里菲尔德夫妇的事说出来，但是在黑马厩镇上，消息传得很快。

“你今天上午和什么人在一起骑车？”我婶婶问道。“我们在镇上遇见了安斯蒂大夫，他说他看见你了。”

我叔叔带着一脸不以为然的神色嚼着烤牛肉，阴沉地看着自己面前的盘子。

“德里菲尔德夫妇，”我若无其事地答道。“就是那个作家。盖洛韦先生认识他们。”

“他们的名声非常不好，”我叔叔说。“我不希望你和他们来往。”

“为什么不可以呢？”我问道。

“我不想把理由告诉你。我不希望你和他们来往，这就够了。”

“你怎么会认识他们的？”我婶婶问道。

“我正在大路上骑车，他们也在那儿骑车，他们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们一块儿骑，”我把实际情况略微改动了一下这么说。

“我认为这真是一厢情愿，”我叔叔说。

我板下脸来不说话了。为了表示内心的不快，甜点端上桌的时候，尽管是我最爱吃的紫莓馅饼，我却一口都不肯尝。婶婶问我是不是觉得哪儿不舒服。

“没什么，”我尽量摆出傲慢的姿态说，“我很好。”

“吃一小块吧，”婶婶说。

“我不饿，”我答道。

“也让我高兴一点。”

“他自己知道他吃饱了没有，”叔叔说。

我狠狠地瞅了他一眼。

“那么就吃一小块吧，”我说。

我婶婶给了我一大块馅饼。我吃馅饼时候的样子就像一个出于坚定的责任感才不得不做一件自己很不喜欢的事情的人那样。其实那是一块非常可口的紫莓馅饼。玛丽—安做的松脆的馅饼一进口就软化了。可是婶婶问我能不能再吃一点的时候，我摆出冷漠的架势说不要了。她也没有坚持。我叔叔做了饭后的感恩祈祷，我带着受到伤害的心情走进客厅。

等我估计仆人们都吃完饭以后，我走进了厨房。埃米莉正在餐具室里擦拭银餐具。玛丽—安则在洗刷碗碟。

“嗨，德里菲尔德夫妻俩到底有什么不好？”我问玛丽—安道。

玛丽—安从十八岁起就到牧师公馆来干活儿。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她给我洗澡；我需要吃药粉的时候，她拌在梅子酱里给我吃；我上学的时候，她替我收拾箱子；我生病的时候，她看护我；我烦闷的时候，她念书给我听；我淘气的时候，她责骂我。女仆埃米莉是一个轻浮的年轻姑娘。要是让她来照顾我，玛丽—安真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子。玛丽—安是黑马厩镇当地的姑娘。她活到现在还没有去过伦敦。就连特堪伯里，大概她也只去过三四次。她从来不生病，也从来不休假，一年的工资是十二镑。每星期有一个晚上，她到镇上去看望母亲，她的母亲替牧师家洗衣服；每星期天晚上她去教堂。可是玛丽—安对黑马厩镇上发生的每件事都很清楚。她知道这儿的每一个人，他们和谁结了婚；她也知道谁的父亲是害什么病死的，哪个女人有多少个孩子，以及他们都叫什么名字。

玛丽—安听了我问她的那个问题，就把一块湿抹布啪的一声丢到水槽里。

“我并不怪你叔叔，”她说。“要是你是我的侄子，我也不想让你和他们来往。想不到他们竟邀请你和他们一块儿骑车！有些人就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看出来已经有人把饭厅里的那场谈话说给玛丽—安听过了。

“我又不是个孩子，”我说。

“不是孩子更糟。他们竟有脸上这儿来！”玛丽—安说话的时候常随意略去字首的“h”音。“租下一幢房子，装出一副上等人的神气。嗳，别去碰那块馅饼。”

那块紫莓馅饼正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我掰下一块酥皮放进嘴里。

“这是我们晚饭吃的，你要是还想吃一块，刚才吃饭的时候你干吗不要？特德3·德里菲尔德这个人什么事情都做不长。他也算得上受过很好的教育。我只为他的妈妈感到难受。从他生下来的那会儿起他就给他妈带来了不少麻烦，后来他又跑去跟罗西·甘恩结婚。我听人家说在他告诉他妈他要和谁结婚的时候，他妈气得病倒在床上，一连躺了三个星期，跟谁都不说话。”

“德里菲尔德太太结婚前就叫罗西·甘恩吗？是哪一家姓甘恩的？”

甘恩是黑马厩镇最普通的一个姓。教堂墓地里到处是姓甘恩的人的墓碑。

“唉，你不会知道这家人的。她爸爸是乔赛亚·甘恩老头，也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家伙。他出外当兵，回来的时候装了一条木腿。他过去总出去为人家油漆，不过往往找不到活儿干。那时他们住在黑麦巷我们家隔壁。我和罗西常常一起去上主日学校。”

“可是她年纪比你轻，”我带着我那年龄所特有的直率说道。

“她已经过了三十了。”

玛丽—安个子矮小，长着一个塌鼻子，一口蛀牙，不过气色很好，我想她不会超过三十五岁。

“不管罗西装得有多年轻，她其实也并不比我小上四五岁。我听人家说她现在全身穿戴打扮得都叫人认不出来了。”

“她真当过酒店女招待吗？”我问道。

“不错，先在铁路徽章酒店。后来在哈佛沙姆的威尔士亲王羽毛酒店。开始是里夫斯太太雇她在铁路徽章酒店的酒吧间招待客人，但是她的行为太不检点，里夫斯太太只好把她解雇了。”

铁路徽章酒店是一家很平常的小酒店，就开在去伦敦、查塔姆和多佛尔铁路的车站对面，里面有一种邪恶的欢乐气氛。要是你在一个冬天的夜晚路过酒店，透过玻璃门你可以看见有些男人懒洋洋地靠在卖酒柜台上。我的叔叔非常不赞成这家酒店，多年来他一直设法想要取消它的营业执照。上那儿喝酒的多半是铁路搬运工、运煤船船员和农场工人。黑马厩镇有身份的居民都不屑上那儿去，他们要想喝一杯苦啤酒，不是去“熊与钥匙”客店就是去“肯特公爵”客店。

“啊呀，她都干了些什么？”我两眼瞪得很大地问道。

“她什么没干过？”玛丽—安说。“要是你叔叔碰巧听见我跟你讲这些事，他不知该说些什么呢。没有一个到酒店里喝酒的男人，罗西不跟他眉来眼去地吊膀子的，也不管那都是一些什么人。她无法专心爱一个男人，就那么一个接一个地换着。我听人家说那简直令人恶心。她就是那时候勾搭上乔治勋爵的。那种酒店本来不是乔治勋爵会去的地方，那地方可不值得他那么有气派的人光顾，但是据说有一天他偶然因为火车误点走了进去，他在那儿见到了她。从那以后，他就老泡在那儿，和那些粗里粗气的汉子混在一起。当然他们都明白他为什么去那儿，可他家里还有老婆和三个孩子。唉，我真替他老婆难过！这件事引起了多少闲话啊！喔，后来里夫斯太太说她对这事一天也忍受不了了，于是把工资付给罗西，叫她卷起铺盖走路。我当时说，把这包袱扔了，真是谢天谢地！”

我很熟悉乔治勋爵。他的姓名是乔治·肯普，不过大家都叫他乔治勋爵，这个称呼是大家嘲讽他那神气活现的样子而叫出来的。他是我们这儿的煤炭商人，也做一点房产生意，同时还拥有一两条煤船的股份。他在自己家的地皮上盖了一幢新砖房，住在里面，还有自己的双轮轻便马车。他身材壮实，下巴底下留一把山羊胡子，脸上红喷喷的，气色很好，长着一双放肆的蓝眼睛。每逢想到他，我就觉得他的模样一定很像古老的荷兰油画中一个兴高采烈、满面红光的商人。他总是穿得很花哨。每当你看见他穿着配着大纽扣的淡黄色轻皮短外套，歪戴一顶棕色圆顶礼帽，纽孔里还插一朵红玫瑰，轻快地驾着马车驶过大街中央的时候，你禁不住总要看他几眼。每个星期天，他总戴一顶光亮的高顶礼帽，穿着礼服到教堂去做礼拜。大家都知道他想当一名教区委员。显然，他那充沛的精力对教会是很有用的，但是我叔叔说只要他还是这个教区的牧师，就不会同意。后来乔治勋爵为了表示抗议，有一年时间跑到分离派教堂去做礼拜，尽管如此，我的叔叔还是固执己见。他在镇上碰见乔治勋爵，就装作不认识。后来他们和解了，乔治勋爵又上教堂来做礼拜了，但是我叔叔只答应派他当一名副教区委员。绅士阶层的人认为他非常粗俗；我觉得他确实爱好名利，喜欢吹嘘。他们嫌他说话的嗓门太大，笑声刺耳——他在路的一边和人说话的时候，你在路的另一边可以听清楚他说的每一个字——他们还觉得他的举止十分讨厌。他对人过分亲切。他和绅士阶层的人讲话的时候就好像他压根儿不是个做买卖的人；他们说他很爱出风头。乔治碰到每个人都很亲切随便，他对公共工程也很热心，在为每年的划船比赛或收获感恩礼拜募捐时，他都慷慨解囊，他愿意为任何人帮忙，可是如果他以为他的这些行为可以消除他与黑马厩镇的绅士阶层之间的隔阂，那他可想错了。他的所有这些交际方面的努力遇到的却是全然的敌意。

我记得有一次，医生的太太正来看望我婶婶，埃米莉进来向我叔叔通报说乔治·肯普先生想要见他。

“可是我刚才听见前门的门铃在响，埃米莉，”我婶婶说。

“是的，太太，他是在前门口。”

一时间屋子里的人都感到很窘。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应付这样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埃米莉一向知道谁应当从前门进来，谁应当走边门，谁又应当走后门，可就连她这时也有点儿慌张。我的婶婶是个性格温和的人，我觉得她确确实实对一个来客如此将自己置于不合常情的地位感到不知所措，但是医生的太太却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表示蔑视。最后还是我叔叔镇定下来。

“把他带到书房去，埃米莉，”他说。“我喝完茶就来。”

可是不管人家怎么对待他，乔治勋爵却总是那么兴高采烈，爱好招摇，嗓门响亮，叫叫嚷嚷。他说整个镇都死气沉沉的，他要把它唤醒。他要说服铁路公司运营旅游列车。他看不出为什么这儿不能成为另一个马盖特4，而且他们为什么不应当有一个市长呢？弗恩湾就有一个市长。

“我看他是认为自己该当市长，”黑马厩镇上的人说道。他们撅起嘴来。“骄傲必然失败，”5他们说。

而我的叔叔则指出你可带马到水边，无法强迫马喝水6。

我还应该说明，那时我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对乔治勋爵采用的是轻蔑嘲笑的态度。每逢他在街上拦住我，直呼我的名字，和我说话，仿佛我们之间并不存在社会地位的差异时，我都十分恼火。他甚至提出要我和他的儿子一起打板球。他的几个儿子和我的年龄相仿。不过他们都在哈佛沙姆上文法学校7。我当然不可能和他们有什么来往。

玛丽—安对我讲的那些事使我非常激动和吃惊，但是我不大相信她的话。那时我已经看了大量小说，在学校里也听到不少事情，所以对于爱情我已经懂得很多，但我以为那只是一件与年轻人有关系的事情。我无法想象一个长着胡子、儿子都和我一样大的男人还会有这种感情。我以为人一旦结了婚，所有这一类感情就结束了。过了三十岁的人居然还恋爱，我觉得相当令人恶心。

“你总不是说他们当真干了什么勾当吧？”我问玛丽—安道。

“我听人家说罗西·甘恩可什么都干。乔治勋爵也不是唯一和她勾搭的男人。”

“可是，哎，她怎么没有孩子呢？”

在小说里我常读到每逢漂亮的女人堕落得干下蠢事，她就会有个孩子。书里有关这件事的原因总给处理得极其谨慎，有时甚至只用一排星号来表示，但是结果总是不可避免的。

“我看那是她运气好，而不是她手段高明，”玛丽—安说。这时她定下神来，放下她一直在忙着擦干的盘子。“我看你知道了很多你不该知道的事，”她说。

“我当然知道啰，”我很自负地说。“真见鬼！我实际上已经长大了，不是吗？”

“我可以告诉你的只是，”玛丽—安说，“里夫斯太太辞退了她以后，乔治勋爵给她在哈佛沙姆的威尔士亲王羽毛酒店找了一份工作。从此他总驾着马车赶到那儿去喝酒。你总不见得告诉我那儿的啤酒跟这儿的有什么不同吧。”

“那特德·德里菲尔德干吗要娶她呢？”我问道。

“我不知道，”玛丽—安说。“他是在羽毛酒店见到她的。我看他找不到别的女人肯嫁给他。没有一个体面的姑娘会要他。”

“他了解她吗？”

“你最好问他自己去。”

我不说话了。这一切都很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