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预机要”，“杜门却扫”，这是李鸿章对自己退出总署、仕途受挫之后政治境况的扼要概括，蕴含着无限沧桑、凄凉、哀怨的情思。李鸿章茫然若失，11 月 13 日忽奉慈禧懿旨为勘河大臣，会同东河总督任道镕、山东巡抚丁汝梅履勘山东黄河工程。
黄河自 1855 年铜瓦厢改道以后， 屡有溃溢，地处最下游的山东，灾害尤甚。每当黄河决口之时，“水高数十丈，壁立而行，瞬息千里”，“田庐漂没”，“浮尸蔽水”，凄惨景象，触目惊心。究其原因，主要由于政治腐败，河工各员贪污盗窃，偷工减料，不肯认真治理。1898 年山东黄河决口，寿张々城、历城、济阳、东阿、东平、肥城、长清等县受灾甚重，村庄多被淹没。通过流血政变重新训政的慈禧，为了收买民心，稳定大局，装出一付关怀民间疾苦、慎重河防的姿态，特地下偷著军机处会同各部大臣、都察院等妥商善策，并派重臣李鸿章前往山东，履勘情形，通筹全局，拟定切实办法。慈禧此举，同政敌排斥李鸿章也不无关系。吴汝纶看出了其中奥秘，他对李鸿章幼子经迈说：“内意视河事为重大政事，有非我师莫属者，洒湛澹灾，在此一举。”“师相秉节行河，亦似有忌者出之于外。”让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翁，在“时艰款继”的条件下，冒着“风雪天寒”，勘察“积弊已深”之河工，清廷虽然堂而皇之地说什么“倚重”，实则却怀有“挫辱”之意。李鸿章有鉴于此，具疏力辞，召对时又复面陈。他强调河工“积弊已深，即使设法筹办，实恐无甚把握”，加之“年将八十，精力颓衰”，难胜艰巨。但是，清廷不允，李鸿章只好“秉节行河”，借以表现自己老当益壮的心力和超众轶群的才干。11 月 30 日，李鸿章出京赴鲁，12 月 11 日抵达济南。随员中有比利时水利工程师卢法尔，李鸿章采纳他的建议，以黄河下游受病太深，“决定采取西法，以测绘全河形势为先，以算学为本，研究河由何处而生，水由何处而减，而探寻所以根治之法”。除派员赴上下游逐段测绘之外，李鸿章还亲率卢法尔和周馥，会同任道镕，赴海口一带履勘。1899 年 3 月 21日李鸿章与任道铬根据实地勘查，详细研究了古今治河之法，折衷众说，联衔上《勘筹山东黄河会议大治办法折》，陈述了履勘情况和治理意见，提出大治即根治办法 10 条。他深知黄河大治需时较长、用费甚巨，难于落实，因而续奏《筹议山东黄河救急治标办法》，提出先培修堤岸、购地迁民、疏通海口等应急治标措施，并代陈卢法尔所拟救急和治本之策。他认为卢法尔“拟议大办，甚有条理，但款巨时久”，因而“奏陈以俟采择”。纵观李鸿章履勘河工的经过和筹议情况，应当说是比较认真、务实的，从他出京视事到返京复命，历时 4 个月，驰驱两千余里，不避劳苦，潜心筹划，拿出了远近兼顾、标本兼治的通盘方案。这与那些浑浑噩噩、唯难是避、敷衍塞责、甚至以河工为利薮、置灾民死活于不顾者相比，显然是略胜一筹的。4 月 1 日李鸿章陛见复命，“仰蒙垂询河事及洋务甚详”。延议决定“先用救急办法，剋日筹款兴工”，至于“大治”则拟分年筹办，并请简派熟悉河工大员督办。李鸿章向荣禄推荐周馥为河督，为人所阻未果。廷议治标之款，也因户部拮据而难以支付。既缺少熟悉河工大员督办，又不能如期加拨河工经费，因而所谓治标云云，就势必流于空谈。李鸿章忧心忡忡，深怕“水旱之警”会激起人民造反，动摇清朝统查河事竣之后，有将近 8 个月的时光，李鸿章“养闲京国”，郁郁寡欢。9 月，其兄瀚章病逝，倍感悲凉。他对友人说：“忽闻家兄之丧，天伦之哀，况在晚暮，深秋警节，弥益伤怀。”11 月 23 日清廷派李鸿章为商务大臣，前往通商各埠考察商务。新的任命，虽然使他能够摆脱“养闲”、“伴食”的处境，但终因无实可务、徒有空名而使之惆怅不已。清廷起用李鸿章，虽然名曰“考察商务”，但实际上却是企图借助李氏之手压制反对慈禧政变的力量。赞助变法的光绪被幽禁，推动维新的志士被逐杀，业已在众多的海内外人士中激发了对慈禧的憎恨、对光绪和维新志士的同情。然而，控制着中央政权的慈禧和顽固派，却得意忘形，继续倒行逆施，一心搞掉光绪，以便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免受“归政”的威胁。起初打算采取“谋害法”，宣称“帝病重”，英国驻华公使向清廷提出警告，并派法国医生人宫验看。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组织保皇会，创办清议报，揭发慈禧丑恶，歌颂光绪“圣德”，鼓动南洋、美洲、日本等处华侨纷纷发电“请皇帝圣安”，要求慈禧归政。面对这种局势，清廷“特命李鸿章前往各埠，宣布太后德意，及两宫和好，劝侨民勿听党人煽惑”。12 月 19日李鸿章尚未成行，就被清廷改任署理两广总督。
李鸿章署理粤督，是他积极争取外放和清朝统治层权力再分配的结果。李鸿章不甘寂寞，幻想重温“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美梦。戊戌政变不久，杨崇伊就上疏建议“宣召北洋大臣荣禄来京，以资保护”，派李鸿章“前往暂行署理”，说李鸿章“究竟曾任北洋，各将领皆其旧部，紧要之际，似乎呼应较灵。且李鸿章公忠自矢”。杨崇伊为李鸿章谋求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桂冠，反映了他的亲家李鸿章的心声。但是，慈禧却另有打算，她命荣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授裕禄为直隶总督，北洋各军仍归荣禄节制，以裕禄帮办。李鸿章在幻想破灭之后，便屡求“贵幸倾天下”的荣禄为之说项。荣禄与李鸿章，虽然不无分歧和矛盾，但是共同的政治倾向和相互援引则是他们之间关系的主流。当时慈禧因谋害光绪计划受阻，决定改取废立法，命荣禄从速办理。荣禄走访李鸿章，“深谈晚餐，屏退左右”，传达了慈禧废黜光绪的旨意，表示“天位当易，唯亡命者肆意鼓吹，恐友邦为所惑，夙知公娴习外情，烦一探其向背。”荣禄请李鸿章探询外国动向，李鸿章就乘机索取粤督桂冠。他说：“此系内政，先询人，失国体，如必欲询，当授我以两广总督”，届时外宾必来祝贺，即可顺便探询。荣禄点头称是，并得到慈禧的赞赏，“乃命督两广”。外国驻华使节果然前来祝贺，李鸿章向他们提出废立问题，他们表示：“理无干涉，唯国书系致光绪帝，今易帝位，是否继续承认，尚须请示本国”。外国公使暗示反对废立之意，荣禄和李鸿章也因担心废立引起外国干涉和疆臣声讨而持异议。荣禄提出“立大阿哥，徐篡大统”的方案，得到慈禧的赞赏和认可。
当然，慈禧派李鸿章督粤，既从属于情廷内部的权力之争，又基于扑灭保皇党反抗怒火的需要。慈禧鉴于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在海外华商中活动，“气势日甚”，深感不安。她认为海外华商大多籍隶广东，因而特派李鸿章督粤，设法进行镇压。移督两广，对于李鸿章来说，则为他在年近八旬的凤烛残年里，回光返暇般地重新焕发“政治青春”，提供了重要契机。所以，李鸿章由衷庆幸，只经过短短 10 几天的准备，就于 1900 年 1 月怀着“一息尚存，不敢不勉”的壮心，“着三眼花翎，精神饱满，极其喜悦”地登舟南下，当月抵穗，20 日正式接篆视事。
饱尝了失势之苦的李鸿章，更加感到“权”的重要性。他决心把两广经营成自己的巩固基地，因而缉捕“匪盗”（即所谓“刮地皮”），绥靖“治安”，以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就成为当务之急。时任广东南海县令的皖籍人士裴景福有一段生动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对此事的重视。1892 年冬，裴氏调任广东，路经天津，刚刚坐定，李鸿章就傲慢不恭地大声说：“汝欲刮广东地皮耶？”裴氏没有思想准备。感到愕然。1900 年裴氏以南海县令的身份晋见粤督李鸿章，双方进行了有趣的谈话：
李问：“汝再任首邑，政将奚先？”
裴氏一本正经地答道：“先刮南海地皮。”
李问：“十年尚不忘此语耶？”
裴氏答曰：”公之命，公之戒也，敢忘？”
李笑着说：“地皮须刮得净。”这次裴氏理解了李鸿章的用意。
他说：“吾乡呼匪人为地皮，南海多匪，公首重捕匪，故作是语。”
李鸿章到任不久，便奏准恢复就地正法旧章以治“盗匪”，实行严厉的镇压措施。4 月 1 日英国“长沙”号小商轮在西江（香山石歧河地方）被劫掠。港英当局在擅自派遣兵轮前往之后，才通告李鸿章并要求派员“会剿”。李鸿章闻讯后，立即派副将王得胜带兵轮赶赴出事地点，会同地方官兵缉捕人犯，就地处死 3 人，并饬缉捕“余匪”。5、6 月间，广西南宁府属永淳、横州和浔州府属武宣等地会党竖旗起义，李鸿章严饬地方官员和有关防营紧急“剿办”，并派遣广西提督苏元春亲自督率，他随时过问情况，坐镇指挥。由于及时部署和严厉镇压，有效地扼制了会党起义的发展。李鸿章还积极购置军火，计划编练 2 万 5 千人的劲旅，以备“平乱”之用。由此可见，李鸿章所谓“地皮须刮得净”的严酷性了。
如何处理与资产阶级保皇党和革命党的关系，是李鸿章督粤期间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它的复杂和困难程度，远远超过了对付所谓“匪盗”。如果说，李鸿章对一般“匪盗”采取赤裸裸的严酷手段，那么，他对资产阶级保皇党和革命党所持的态度就要慎重得多，表现出相当强的策略性。大体说来，李鸿章在就任粤督后的头 3 个多月里，以筹办保皇党问题为中心政务。当时顽固派和保皇派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清廷在任命李鸿章署理粤督的第2 天，谕令各省督抚严密缉拿康有为、梁启超以“明正典刑”；及至李鸿章接篆视事后 6 天，又下沼以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这是顽固派为消灭保皇党、废黜其“圣主”光绪所采取的重要岁骤。保皇党人深感时局艰危，急谋对策。梁启超明确指出：“圣主之危，甚于累卵，吾辈之责，急于星火。”他同康有为密议函商，决定推进“武装勤王”计划。他力主先夺广东，建立政府，争取外援，“抚绥内政”，然后挥师北指，“去救皇上”。梁启超坚持取粤，势必同粤督李鸿章发生冲突。梁启超一面致函李鸿章，感谢他在戊戌政变后对自己的“殷勤垂爱”，劝他不要迫害保皇党人，为慈禧作荆卿；一面写信给同党表示“肥贼刘豚在粤颇增我辈之阻力，宜设法图之。”“肥贼”指李鸿章，“刘豚”指刘学询（字问刍，又号耦耕），有土豪之称，曾包办“闱姓”（时粤垣一种官督商办的公开赌博，每届科举皆以投考士子之姓氏为赌）多年，致使其“金钱势力足以左右士子之成败，及官吏进退”，成为钱势兼备的士绅，李鸿章督粤时备加倚重和竭力庇护他。1899 年夏秋刘学询经清廷钦派赴日，明为考察商务，实则前去谋刺康、梁，后人李鸿章幕府，成为其机要幕僚。梁启超说：“刘豚为肥贼军师，必竭全力以谋我。恐其必生多术，以暗算我辈。”因此必欲诛之而后快。自称“康党”而又“奉懿旨捕康、梁”的李鸿章，既不敢违抗拿办康、梁的懿旨，又不愿与康、梁彻底决裂，于是历史呈现出复杂的情景。李鸿章一面“奉职而行”，逮捕保皇党人罗赞新等 3 人家属，并请英国外交部电饬新加坡、香港总督及驻华各口领事查拿拘禁保皇党人，力图防止保皇党人以港澳为基地，在广东掀起“武装勤王”风潮；一面“曲为保全”，预留地步。早在 2 月 11日清廷就命令李鸿章铲平康、梁在广东本籍祖坟，“以儆凶邪”。但是，李鸿章迟迟不动。3 月 26 日总署责问李鸿章：“平毁康逆坟墓一事，如何办理，迅速电复。”李鸿章当即复电总署说：“新党”在香港订做“勇衣”、“战裙”，“名为新党勤王，实欲袭城起事”，联系的“会目甚众”，筹集的“会银甚巨”。“惟虑激则生变，平毁康坟似宜稍缓筹办。”慈禧对李鸿章的态度颇为不满，常驻北京的李经述等闻讯后立即通报其父，说“内意甚忌‘新党勤王’四字”，“深以缓平坟一语为不然”。事实确系如此，慈禧怒斥李鸿章“语殊失当”，警告说“倘或瞻顾徬徨，反张逆焰，惟当李鸿章是问”。李鸿章无奈，只得平毁康有为祖坟。不仅如此，李鸿章还暗中与康、梁书信往来。他在接到梁启超信后，曾请他的侄婿孙宝諠代复一书。李鸿章还特地“使人问讯”康有为。凡此种种，博得了康有为一分为二的评价：“公向来既无仇新党之心，而今日乃有显仇保皇之事，在名义则不正，在时势则非宜”；并终于软化了梁启超的强硬态度。4 月 12 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说：“得省城不必戕肥贼，但以之为傀儡最妙。”至于刘学询，他们还是坚持除治，不稍宽恕，认定“豚子不宰，我辈终无着手之地”，此事“与吾党绝大关系，虽多费亦当行之”。刘学询和李鸿章的地位与用处毕竟大不相同。并且，就个人恩怨而言，康、梁与刘学询势不两立，因为刘学询一直自告奋勇充当谋杀康、梁的凶手，而康、梁与李鸿章之间关系的紧张与缓和，则主要取决于政治的需要。
李鸿章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的关系，颇为微妙，甚至富有戏剧性。这主要表现在关于“两广独立”的筹议上。
李鸿章与孙中山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之前。1894 年 6 月孙中山千里迢迢从广东赶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幻想借助李鸿章“仿行西法，以筹自强”。孙中山所以寄希望于李鸿章，不仅由于李鸦章是洋务派的旗帜，号称“识时务之大员”，坐镇北洋，遥执朝政；而且因为李鸿章是孙中山就读的香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提倡西洋医学教育，主张“使西方科学之利益，霑惠于中国医学之实用”。但是，李鸿章既未接见孙中山，也没有理睬其书中主张。孙中山在上书碰壁之后，“抚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始决志走上革命道路，创立兴中会，把推翻封建的清朝政府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结合起来，并决定于 1895 年童阳节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
当时与孙中山有同邑之谊的刘学询“事先亦略知情”，特地向孙中山透露广州有巨额“闱姓”饷银“大可取作军用，借以表示好感”。孙中山在乙未广州之役失败后亡命海外，积极争取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救国。1899 年夏秋刘学询乘访日之机，在东京秘密会见孙中山，企图离间孙、康两派，并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刘学询返国 3 个月以后，成为商务大臣李鸿章的部属。李、刘合谋诱骗孙中山对付康有为，孙中山洞悉其奸，置之不理。李鸿章移督两广后，刘学询作为心腹幕僚护持左右，在策划“两广独立”中主动为李鸿章和孙中山搭桥。
1900 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天津、保定三角地带迅速高涨起来。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锋芒直指外国侵略者。外国驻华公使胁迫清政府扑灭义和团反帝怒火。清朝统治层从上到下，对义和团一直存在着“剿”与“抚”的分歧。洋务派认为“‘助清’者实为清优，‘灭洋’者益增洋衅”。顽固派则表示“赞助”，企图控制、利用义和团，“扶保大清不坏”。凌驾于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上的慈禧，在“剿”与“抚”之间摇摆不定。
面对这种局势，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决定“布背水之阵，以求一战”。孙中山明确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为此，孙中山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针，一面联络三合会等准备在广东发动起义，武装夺取政权；一面根据何启、陈少白的建议谋求与粤督李鸿章合作，争取两广独立。5 月底 6 月初，“素与兴中会关系密切”并与香港总督卜力“甚为相得”的香港立法局议员何启，向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献策，“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而由孙中山“率兴中会员佐之”。陈少白深表赞同，立即函告孙中山。刘学询也闻风而动，对李鸿章说：“如傅相有意罗致”孙中山，他“可设法使即来粤听命”。李鸿章没有明确表态，只是“颔之”而已。于是，刘学询便写信给孙中山，说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孙中山虽然并不相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却认为”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其实，孙中山怀疑李鸿章是不无道理的。当时义和团尚未大批涌入京师，顽固派尚未左右朝局，八国联军尚未组成，香港总督卜力在外休修尚未介入。在这种形势下，说李鸿章“欲以粤省独立”，于理于势，均属虚妄。直至 6 月 10 日即孙中山从横滨乘船赴香港的前 1 天，李鸿章在接到赫德来电之后，才感到“大局危甚”。是日，赫德以“急密”电通知粤海关税务司庆丕，让其“立即往访李鸿章，向他说明此间局势极端严重，各国使馆都害怕受到攻击，并且认为中国政府即使不仇外，也无能为力，如果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我请他电告慈禧太后，使馆的安全极为重要。
对于所有建议采取敌对行动的人都应予驳斥。”庆丕接电后立即去见李鸿章，李鸿章“看了电报之后，很诀就了解了整个局势”，并立即按照赫德的意见电奏清廷。次日，李鸿章致电盛宣怀哀叹“国事太乱，政出多门，鄙人何能为力”，请他续报朝局近况。
在此之前，李鸿章企图罗致孙中山以消除武装起义的威胁是可能的，与之合作搞“粤省独立”，却只能是刘学询和何启的想法。当然刘、何的这种想法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广州和香港官绅急于防止变乱、安定秩序、维持既得权益的反映。
6 月 17 日孙中山僧杨衢云、郑士良及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乘船抵达香港海面。李鸿章派曾广铨率“安澜”号兵轮来迎，邀请孙中山、杨衢云 2 人“过船开会”。这时，孙中山得到“香港同志报告，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阶诱捕孙、杨之计划，更有谓刘实为主谋者，故不欲冒险入粤”，仅派享有治外法权的宫崎、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三位日本友人代行赴会。当夜10 点多钟， 宫崎等 3 人被接至刘学询的公馆，即时与刘学询开始谈判，曾广铨担任翻译。谈判至次日凌晨 3 点结束，宫崎一行即时“乘暗夜回转香港”。这次谈判事属机密，过后宫崎在撰写《三十三年之梦》时，还说“这一段情节有些象传奇小说，但事关他人秘密，至今不能明言，深觉遗憾。”据台湾学者吴相湘考证，宫崎等曾向刘学询表示：如果李鸿章确盲诚意邀约孙中山参加广东独立工作，应该先做两件事，即保障孙中山的生命安全、借款 6 万元（一说 10 万元）。刘学询请示李鸿章后，声称“一切照办”，希望孙中山“早日前来共策进行”。这时孙中山为一种怀疑、戒备与希望交织的复合心态所索绕。当谈判结束宫崎等人乘军舰返回进入香港港口时，孙中山的坐船“已经启碇，正向西贡开去”，宫崎等“挥帽呼叫也没有人回应”。这显然是为了防止突然变故而有意避离，除此而外似乎没有更合适的解释。但是他对谈判仍然抱有幻想，他在到达西贡之后立即致电刘学询探问谈判情况，并致函在香港的同志布置“分头办事”，即继续准备武装起义和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然而，这时全国的政局和李鸿章的处境却发生了重大变化。6 月中旬，八国联军直趋北京，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奋起抵抗。清政府内部对内主“抚”对外主“战”的顽固派，压倒对内主“剿”对外主“和”的洋务派，慈禧倾向顽固派，并于 6 月 21 日对外宣战。慈禧和顽固派既想借助对外战争之名来躲过义和团锋芒的打击，利用义和团攻打使馆区，强迫各国公使同意废黜光绪，另立溥儁，“大事既成，……虽割地以赎前衍，亦所不恤”；又想在对外战争的幌子下，利用帝国主义的屠刀残杀义和团，把造反群众推入血泊之中。作为洋务派要角、拥有地方实力、距离北京较远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在英国的策划下，经过盛宣怀的穿针引线，与列强实行所谓“东南互保”，竭力镇压群众反帝斗争。时势的演变一下子把李鸿章推到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廷先让他迅速来京，后又根据荣禄建议调他为直隶总督、议和全权大臣，与清廷政策牴牾的诸多督抚、将帅和宫绅鼓噪什么消弭“内乱外衅”非李莫属。香港总督卜力也开始充当李鸿章与孙中山之间“诚实的捎客”。7 月 2 日卜力回到香港后，孙中山的一个代表，大概是何启，就来与他联系，请他帮助促成孙、李合作实现“两广独立”。他电告伦敦殖民部说，“反满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湖南和南方爆发。信任他的‘中国绅士’向他保证，造反者不排外，并且希望在他们取得某些胜利后得到英国的保护。”李鸿章“正在向这个运动卖弄风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是总统”。7 月 13 日在得知孙中山一行正从新加坡返回香港后，卜力又电告伦敦殖民部：“如果赞同孙中山和李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于英国的利益将是最好不过的。”因为这可以保证“南方的安定”，而“任何大的骚动都可能演变为一场排外运动”。英国政府虽然同意港督的意见，但是强调只有孙中山得到李鸿章的同意而回来的时候，才准备撤销驱逐令。当得知李鸿章决意遵旨北上的消息后，从港督卜力到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都通过英国驻广州领事劝告李鸿章重新考虑北上的决定，认为“李鸿章留在广州，对和平事业最为相宜。”李鸿章客气地拒绝了这个劝告，并询问路过香港时能否得到港督接见。卜力起初有意强行扣留李鸿章，但因英国政府制止而作罢。卜力随即决定在李鸿章过港时作最后一次挽留。7月 17 日李鸿章乘招商局“安平”轮离穗北上，经香港时，在盛大的仪仗队和礼炮 17 响欢迎声中登陆，拜会香港总督及各国驻港领事。而在此前一天，孙中山已返抵香港海面。香港警署通知孙中山：因对他的 5 年驱逐令尚未期满，不准登岸。但港督表示，如果李鸿章答应了“两广独立”，即可允许孙中山上岸并同李会谈。孙中山虽然推断李鸿章“既无主义上的信念，又甚缺乏洞察大局的见识，并且年已老迈，对功名事业早已看透，所以总督的劝止多数不能为李所接受”；但是侥幸心理却又驱使他抱有某些幻想，误以为“这是旱天一朵乌云”，“不能不预先考虑万一的可能性。”因此，孙中山一面等候着卜力与李鸿章会晤消息的致来，一面在船上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惠州起义事宜。
卜力与李鸿章会见，首先谈到广东问题。卜力对李鸿章决定离粤北上表示遗憾。李鸿章回答说，他不能违抗皇帝的意旨，并且坚持说这个命令是由慈禧和光绪签署。卜力敦促他改变主意，“以保证维持南方的和平与安宁”。李鸿章婉言拒绝，并“转守为攻”，宣称广东和平的主要危险来自香港，力劝卜力禁止颠覆分子利用香港作为基地。
李鸿章对广东问题没有多大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猜测在对中国未来的统治者的选择问题上英国的意向如何。他特别问道：“英国希望谁当皇帝？”卜力回答说，如果光绪皇帝对以他的名义所做的事情没有责任，那么，英国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进行统治是不会反对的。李鸿章认为，如果只有德国公使被义和团杀害，列强就无权决定谁来当皇帝，倘若所有的公使都被杀害，列强就可以合法地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他问道，假如发生这种情况，“列强将会选择谁？”他推测列强将选择“一个汉族人”。在这里，李鸿章暗示，如果列强决定用一个汉族统治者来代替满族统治者，他本人是愿意的。卜力回答说，列强“大概会征询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看怎样做最好。”李鸿章在透露了他的政治野心之后，就说不管慈禧有什么过错，她“无疑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但是在伦敦，英国殖民部却根据李鸿章与卜力会谈记要断定李鸿章“不是不乐意当皇帝”。
事实证明，李鸿章无意冒险搞什么“两广独立”，而是“正准备扮演他将来在北京的角色，即充当中国的和平使者，或是它的新统治者。”但有迹象表明，直到李鸿章临行前，刘学询仍积极参与策李活动，甚至不惜撒谎设计。当李鸿章即将自广州动身的时候，何启的朋友、议政局议员韦玉曾经拜访卜力，声称“和衙门有密切关系的著名中国官员”告诉他，虽然李鸿章不敢无视皇帝的旨意，但如果有一个拒绝之而留粤的借口，他是欢迎的。这位所谓“和衙门有密切关系的著名中国官员”的话，显然是不真实的，是出于某种目的捏造出来欺骗卜力劝阻李鸿章的，而这位神秘的官员可能就是刘学询。兴中会员陈少白也非常热衷，在本来毫无希望的情况下，还登上李鸿章的坐轮，企图让随行的刘学询再次劝说。刘学询无可奈何地告诉陈说，李鸿章“意甚坚决，无法劝阻”。18 日李鸿章自香港启程北上，“两广独立”筹议的这场秘戏，至此方告彻底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