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章在文安诸子中，排行第二，本名章铜，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他踏上人生旅途之日，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末世、清王朝面临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之时，社会环境的薰陶，家庭出身的影响，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使少年时期的鸿章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期望有朝一日通过科举的门径登上仕途，挤进统治阶级的行列。他的启蒙教育，是由严父兼良师李文安进行的。1828 年 6 岁伪鸿章开始在父亲开设的家馆中学习。书房叫棣华书屋，又叫棣书屋，是一所方塘花树环绕的水阁：“门临方塘，水光照屋。菊花三径，杨柳数株。”过去他的父辈们曾在“水阁谈经，柳堂论艺”，而今，这个水阁柳堂又成了他们小字辈切磋学问的场所。1834 年当父亲到费氏墨庄就馆时，12 岁的鸿章也陪同前往攻读。1835、1836、1838 年其父连续三年赴京会试，无暇授徒，鸿章便拜堂伯父仿仙为师。此外，鸿章还曾“从徐明经游”。那时的鸿章，由于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应付科举考试上，所以目光只局限于应制时文和试帖诗等，还谈不上什么学术性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受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学术思想的影响。鸦片战争前后，作为封建政治、经济反映的文化，主要是汉学、宋学、桐城派古文和与之相对立的今文经学。鸿章的三位导师，无不崇尚宋学，有的还兼治桐城派古文，喜爱诗赋。其父致函仿仙说：
第近来学者之弊，舍本逐末，有才无行，举动尽皆浮妄， 文章不求根柢，纵能文获微名，终非令器所成，亦几何矣， 足下少有至性，早濡节母之教，沈深经术，发为文章有序有物，砺节砥行，不苟取与，不与外事，早为乡里推重，经师人师，津梁后学，表正里闾，使同里诸子知所宗仰，不至流为外间坏习，幸甚，幸甚。
这封信中所说的，既是其父的学术见解，又是对仿仙学术观点的首肯。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文安批评的“舍本逐末，有才无行”的学者，不是别人，正是汉学家。“弃本贵末”是宋学家方东树对汉学家的评语。宋学家认为，读经应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而汉学家却反其道而行之，毛举细故，埋头考证，“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煞”。
其次，文安赞赏仿仙的，并非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恰恰是他崇尚宋学和桐城派古文：“沈深经术，发为文章育序有物”。他认为，要阐发儒家典籍的义理，读书就“先须沈潜体玩，熟读熟思，以求实得要，洞悉古人立心制行，与人经世实在处，断不可诵言忘味，至赏奇析疑时，斯收丽泽之益。”而仿仙正是这样做的，所以才得到“沈深经术”的定评。他说仿仙“发为文章有序有物”，无非是肯定仿仙为文遵循了桐城派的义法说。义法说，是桐城派文论的重心。“义”指“言有物”，“法”指“言有序”。
宋学家认为“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经济之学”，又称经世致用之学。研寻义理、经济之学，必须著意经史。李文安也正是这样训勉鸿章等人的。他致函玉坪说：
我辈经济学问，仍须根柢经史。……读书果能贯通，自能致用，真实见地还须在经史中求之。余阅锐、铜等文赋， 气焰尚好，功夫亦熟，只见地未尽高超，未尽踏实。故前书示以用功之法，须著意经史，惊弟早见之矣！
鸿章的另一位老师徐明经，虽然生平事迹不详，但崇尚宋学却无疑义。鸿章致函鹤章说：
兄少时从徐明经游，常告读经之法。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弟亦不妨照此行之，经学之道，不患不精焉。
“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这是宋学家的主张，鸿章得之于徐明经，又传之于李鹤章，这表明他对此说深信不疑，并且是身体力行的。
鸿章天资聪颖，加上良师督导，在义理、经济之学和制艺技巧方面进步较快。1840 年考中秀才，岁试时曾被滋园学使拔取第一。1842 年年届 20 的鸿章，长得身躯颀长，精焊之色，露于眉字。他回首往事，展望未来，百感交集，诗兴泉涌，于是有《二十自述》七言律诗之作。
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
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救人酬。
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沤。
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
丈夫事业正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
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
闻鸡不觉身先舞，对镜方知颊有髭。
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竞何为。
这是《二十自述》诗中具有代表性的两首，作者孤芳自赏、受宠若惊和追逐功名而仕途蹉跎的悲喜交集的心境，跃然纸上。
人生惟有青春好，世事须防白首催。
万里请缨终子少，千秋献策贾生推。作者决意克服“因循”积习，珍惜青春年华，“辛勤读五车”，争作像西汉终军、贾谊那样弱冠扬声的人物。
1843 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宫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都，准备来年顺天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 首，以抒发胸怀。
一肩行李又吟囊，检点诗书喜欲狂。
帆影波痕淮浦月，马蹄草色蓟门霜。
故人共赠纯仁麦，荆妇同持陆贾装。
自愧长安居不易，翻教食指累高堂。
鸿章首次离开故乡，奔赴首都，欣喜欲狂。夫人周氏（何时结婚待考）帮助打点行装，亲朋挚友馈赠饯行，离思深情，悠然不尽。告别庐阳八景之一的淮浦春融，在满天霜华的季节到达地处华北平原的蓟门，沿途泛舟策马，观赏波光草色，令人心旷神估。但当发现京中薪桂米珠而家庭经济拮据时，愁怅抑郁之情又油然而生。
《人都》诗其余 9 首的主题，一是决意争取科举功名，二是希望访求师友。
“丈夫只手把吴钧，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吏，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他日燕台南望处，天涯须报李陵书。”
鸿章的留别诗，以依依惜别的心情，缕述了昔日共战名场的情景，勉励好友立志蹑金鳌夺龙头，期望大家一如既往，心心相印。
鸿章这时虽有几位共战名场的朋友，但却没有结交过著名的文人学士，及至从乡野进入作为清朝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才交游渐广，视野开阔，并因得到名师指导，学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鸿章抵京后，先住安徽会馆，后移居狮子胡同马文虎家。鸿章在《享母》函中说：“马君温厚诚笃，年逾五旬，精神尚矍铄，评阅诗文，则高谈阔论，竟日无倦态，与男意气相投，足堪告慰者也。京中繁华富贵之气，触目皆是。惟男作客此间，万不敢背庭训而稍涉浮华也。”鸿章抵京不久，便以年家子进谒曾国藩。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以戊戌翰林供职京师，与鸿章父亲为戊戌同年。1844 年鸿章应顺天恩科乡试，“三场文墨，差堪自满”，结果中试第 48 名举人。鸿章致函瀚章等说：“北闹中试，蒙曾涤生夫子荐馆于何仲高幕府”，“居停系初年翰林，学问渊博，晨昏清讲，实获吾心。公子亦少年好学。”“安砚此间，差堪告慰。”鸿章一面教授居停公子，一面准备会试。当时在京“各地应举文人，组织文社于九条胡同三号，慕曾涤生夫子之名，请渠出任社长，社规每月应交文三篇、诗八首。”鸿章通过这个文社既同各地士子交游问学，又经常向曾国藩请教诗文。1845年鸿章参加恩科会试，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同考宫。鸿章虽然会试落第，但诗文却博得曾氏青睐。鸿章在《禀母》函中说：“初次会试，男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因师事之，而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后来曾国藩曾对瀚章说：“令弟少荃，自乙末之际（指 1845、1846 年），仆即知其才可大用。”
曾国藩曾从理学大师唐鉴×仁、吴廷栋等讲习理学，向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的刘传莹请教考据学，并承袭桐城派姚鼐之说而治古文，“务为通儒之学”，在士林中颇有名气。他认为“为学之术”有四，即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其中“义理之学”处于首要地位，“经济之学”包括在“义理”之内。“义理之学”讲的是“明礼”、“遵礼”、“守礼”，“经济之学”则是以礼经世治民，实行“礼治”。“辞章”是用以载道，阐扬“义理”的。“考据之学”即汉学，原本是“义理之学”，即宋学的冤家对头。他主张“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叩付一哄”，应“兼取二者之长”，以汉学作为充实宋学的工具，以考据作为“明礼”的手段。鸿章说曾国落“为学研究义理，精通训诂；为文效法韩、欧，而辅益之以汉赋之气体。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常曰：‘古无所谓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已。’”曾氏“规切友朋，劝诫后进，一以此意竟竟焉。”由此可见，李鸿章先后就学的四位导师：文安、仿仙、徐明经和曾国藩，学术见解依稀相似，因而他所受教育是一脉相承的。李鸿章受业于曾门后，发愤攻读经史，以“求义理经世之学”，并“习制举文”。1847 年（道光二十七年丁未）鸿章再次参加会试，出场后给母亲写信说：“男春闱仍应经试，此番文墨，较上科稍为遂心，不稳能侥幸否？前日偕诸好友游通州，返京启蒙上皇恩泽赐游北海。通州天然胜景，北海以匠工争巧，眩人耳目，履其地竟流连不忍去也。”稍为遂心的文墨和赏心悦目的美景，相映成趣，使鸿章飘然若仙了。不出所料，鸿章果然脱颖而出，列为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此次会试正考宫潘世恩， 副考宫杜受田、朱凤标、福济等，座师孙锵鸣。是科状元为张之万。是科同年有不少是曾门弟子，鸿章感叹道：“诸好友均高中，曾夫子门下可谓盛矣。”曾国藩在丁未科进士中，对李鸿章、郭嵩焘、帅远、陈鼐四人非常器重。他致函李瀚章说：“丁未馆选后，仆以少荃及筠仙、帅逸斋、陈作梅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未四君子。”
鸿章春闱告捷，文安欣喜若狂。1846 年因鸿章袒父殿华去世， 文安丁优守制，从京城返回家乡，不久入浙江学政赵光幕。喜讯传来，文安喜而赋诗：
年少许交天下士，书香聊慰阿翁期。 天恩高厚臣家渥，不愧科名要慎思。
文安看到丁未会墨后，对鸿章“首艺入选”所表现出来的才华，颇感自豪，并击节赞赏：
少年气象自峥嵘，翘秀居然荷匠成。
老辈传衣原特识，儒生报国在和声。
品题尤重师庭誉，文字先邀海内名。
盛世辟门资拜献，要恩什帛有殊荣。
翌年，文安服丧期满，重返北京，从此约有 5 年光景，文安与鸿章同在京城做官。1850 年庶吉士散馆，鸿章以成绩优异而改授翰林院编修。他在《禀母》函中说：“挂榜之日，男托大人洪福，名列二院编修。男出辞馆席，承何公（仲高）至诚款留。故席虽辞，仍安身幕府。现已入院视事。”中进士、做翰林，是鸿章“少年科第”的顶峰，在仕途上“一路扶摇”的起点。翰林院是朝廷储备人材之地，掌管朝廷制浩、文史修撰一类工作。“翰林官七品，甚卑，然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仪制同于大臣。”按清制只有翰林出身的大臣，才能人阁为大学士，死后乃得溢文。“故论者终以翰林为清品云”。从 1851年起，鸿章累充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
做翰林、纂修等，比较清闲，又能接触宫内藏书。鸿章利用职务之便，潜心经史，曾写成《通鉴》一书，并以亲身体会谆谆教导兄弟、子侄。
朱子家训内有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兄意亦然。……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
（考试）得失常事，不足虑，总以发愤读书为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间断。读经先穷一经，一经通后，再治他经， 不可兼营并骛，一无所得。侄能听余言，毋论考试之得失， 他日必能成一“有用之人。
鸿章不仅著意经史，而且喜好艺文。他认为“文墨能定人生夭寿”，关乎人的寿命长短。“盖长于新奇藻丽，短于含蓄雍容，以之取科第则有余，享天年则不足。”他反对雕章琢句而内容空虚的文风，赞赏以委曲婉转、平易流畅的文体宣扬纲常伦理、孔孟程朱之道的唐宋八家和桐城派古文。他把两者比喻为“出水芙蓉”和“苍松翠柏”。他说：“出水芙蓉，光华夺目，曾几何时，无复当初颜色。苍松翠柏，视似平常，而百年不谢也。”他特别推崇唐代古文大家韩愈的《论佛骨表》和北宋古文大家苏轼的《代张方平谏用兵书》。他曾致函其弟说：
余平生最喜读者，为韩愈《论佛骨表》，取其气盛也。三弟可常常阅之。……苏拭《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言之非常庸快，余亦常读。
《论沸骨表》意在“尊儒排佛”。819 年唐宪宗派人把藏在凤翔县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的释迦牟尼的指骨迎进长安皇宫供奉三天，韩愈愤然上表，斥责礼佛求福之虚妄，要求将此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宪宗本想藉此祈求长寿，而韩愈却偏偏说信佛的皇帝都得短命。宪宗一怒之下，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这就是韩愈和着血泪写成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的绝唱的由来。《代张方平谏用兵书》意在宣扬“好兵者必亡”。当时西夏扰边，宋神宗派兵进击。以太子少师致仕的张方平建议神宗。“绝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邻，安静无为”。李鸿章认为前者“气盛”，后者“言之非常痛快”，说明他十分欣赏韩、苏的文采和见解。李鸿章既喜欢阅读唐宋古文大家的名著，又热衷于舞文弄墨，宣扬唐宋八家和桐城派古文的理论基石——“文以载道”论。他曾精心写成《文以载道赋》，吹嘘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文以载道一言，发前人未传之秘，实圣贤之通矩，记籍之枢辖也。”他认为“六经为载道之书，后世祖述，为文因时递变，而揆道则一”。这就是说，文学是为“道”服务的，是“道”的载体，历代文学虽然文体各异，但是在宣扬封建的伦理纲常、孔孟之道方面却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