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上沅

不知是甚么缘故，志摩、小曼都和意大利的戏剧发生了一种关系：志摩译过《死城》，小曼译过《海市蜃楼》。或许是偶然的罢，他俩最近合作的《卞昆冈》，在我个人看，也仿佛有一点意大利的气息。

提到意大利的戏剧，我们便不能不想到他们的两个重要时期：文艺复兴以后和现代。文艺复兴以后的意大利戏剧观念是“食古不化”；变本加厉，批评家误解了亚里士多德及何瑞思的原理，把它们铸成了一堆死的规律。他们蔑视中世纪的成绩，蔑视民间的戏剧，他们不明白编剧家与剧场演员及观众间的关系：结果是意大利没有戏剧，除掉一些仿古的空洞作品，一般人没有品味，除掉维持粗俗的短打和蒙面喜剧。经过了十八世纪的法国影响和十九世纪的沉寂，四十年来，意大利的戏剧在世界文艺上终于占了一个地位。从近代意大利戏剧里，我们看得见诗同戏剧的密切关系，我们看得出他们能够领略人生的奥秘，并且能够火焰般的把它宣达出来。急进一步，他们中间并且创立了所谓之未来派的戏剧，虽然它不能得到生命的延长。在意大利的现代戏剧里，除了一两个作家之外，能够持平不偏的几乎再没有了。但是他们的气魄，他们的胆量，总是配受相当的敬意的罢。

刚才我不是说志摩、小曼合作的《卞昆冈》仿佛有一点意大利的气息么？这话可又得说回来了，这个仿佛是有限制的，并不是绝对的。虽然《卞昆冈》也多少有些古典的体制，可它并不是死守那文艺复兴以后的呆板理论，并且，我还以为作者在动笔以先并不会想到过任何戏剧理论。至于气魄和胆量，《卞昆冈》倒比较的和意大利现代剧接近得多。在有意无意之间，作者怕免不了《死城》和《海市蜃楼》一类的影响罢。这都是我妄测的，作者及读者都不见得肯和我同意，我知道。

其实，志摩根本上是个诗人，这也在《卞昆冈》里处处流露出来的。我们且看它字句的工整，看它音节的自然，看它想象的丰富，看它人物的选择，看它——不，也得留一些让读者自己去看不是？他的内助在故事及对话上的贡献，那是我个人知道的。志摩的北京话不能完全脱去硖石土腔，有时他自己也不否认；《卞昆冈》的对话之所以如此动人逼真，那不含糊的是小曼的贡献——尤其是剧中女人说的话。故事的大纲也是小曼的；如果在穿插呼应及其他在技术上有不妥当的地方，那得由志摩负责，因为我看见原稿，那是大部分志摩执笔的。两人合作一个剧本实在是不很容易，谁都不敢冒这两人打架的危险。像布孟（beaumont）弗雷琪（fletcher）两人那样和气不是常有的事。诗人叶芝（w. b. yeats）同格里各雷夫人（lady gregory）合作剧本时是否也曾经打架，我不得而知，不过我想用他们来比譬志摩、小曼的合作，而且我以为这个比譬是再切贴没有的了。至于究竟是否切贴，我也不在此地多说，还是请读者去看一看“the unicorn from the stars”罢。

说志摩根本上是个诗人，在此地并不含有恭维他的意思。假使莎士比亚不进剧场，没有白贝治一班朋友，也许他只继续写他的商籁（sonnet）。诗人上再加戏剧两个字是非经过剧场的训练不可的，这件事似乎在历史上还没有过例外。我曾劝志摩约几个朋友排演《卞昆冈》，把它排印单行本，我也是怂恿最力的一个（因此志摩便责成我写一篇序）。那么，有不妥的地方以后我们及作者自己都好避免，而我们更乐得领会它的长处。我们的戏剧界沉闷极了，有它出来给我们一个刺激多少是件好事不是？新戏剧的成功早晚就要到的，《卞昆冈》正好做一个起点。

我不希望《卞昆冈》有人把它当一件杰作，因为作者还有无穷的希望，而这个无穷的希望又是在《卞昆冈》里可以感觉得到的。我更不希望只是《卞昆冈》的作者有无穷的希望，因为建设新戏剧决不是一两个人的私事。

十七年六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