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桃花坞住了约有三年多光景，我们又迁居到了文衙弄。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古迹，乃是明代的文徵明，曾住在这条巷里。文徵明的故宅，就是我们所住的那座房子的贴邻，现在已改成为七襄公所了。因为文家住在那里，这条巷便称为文衙弄。我起初以为凡是官署，方可以当得一个衙字，因此那种官厅，都称之为衙门。谁知从前却不然，凡是一个大宅子，都可以称之为衙。苏州有许多巷名，都有衙字，像“申衙前“包衙前”“谢衙前”“严衙前”等都是。想当初必定是姓申、姓包、姓谢、姓严的，在这里建筑了一所巨邸，因此就成了这个巷名了。
这个七襄公所是什么机构呢？原来是苏州绸缎业的一个公所。从前没有什么同业公会那种团体，可是每一业也有一业的公所，是他们集资建筑，组织也很完密。即使是极小一个行业，他们也有公所，何况绸缎业，在苏州是一个大行业呢？从前中国丝织物的出品，以苏、杭为巨擘，行销全国，机匠成千家，有绸缎庄，有纱缎庄，分门别类。这个七襄公所，就是绸缎业的公所，七襄这个古典名词，就由此而来的。
文徵明的故宅，怎么变成了七襄公所，这一段历史，我未考据。大概是在太平之战以后的事，因为里面的房子，都是新修葺的。里面却有一座小花园，有亭台花木，有一个不小的荷花池，还有一座华丽的四面厅。因为我们住在贴邻，又和七襄公所的看门人认识，他放我们小孩子进去游玩。除了四面厅平时锁起来，怕弄坏了里面的古董陈设，其余花园各处，尽我们乱跑。
七襄公所有两个时期是开放的，便是六月里的打醮，与七月里的七夕那一天，致祭织女。打醮是大规模的，几十个道士，三个法师，四个法官，一切的法器、法乐，都要陈列出来，这个道场，至少要三天，有时甚至五天、七天。里面还有一座关帝殿、威灵显赫。七夕那天致祭织女，在初六夜里就举行了，拼合了几张大方桌，供了许多时花鲜果，并有许多古玩之类，甚为雅致。织女并没有塑像，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画轴，画了个织女在云路之中，衣袂飘扬，那天便挂出来了。这一天，常有文人墨客，邀集几位曲友，在那里开了曲会的。
七襄公所荷花池里的荷花，是一色白荷花，据说：是最好的种，不知是那个时候留下的。每年常常开几朶并头莲，惹得苏州的一班风雅之士，又要做诗填词，来歌咏它了。所以暑天常常有些官绅们，借了它那个四面厅来请客，以便饮酒赏荷的。
这时候，我家有个小小神话；有一天早晨，祖母向母亲说道：“昨夜里做了一个梦，有人请我吃汤包，不知是何意思？”母亲笑道：“这有什么意思呢？前几天，不是吴桥堍下新开一家汤包店吗？我们明天去买两客来吃。”婆媳两人，也一笑而罢。谁知那天下午，七襄公所的看门人，把我送还家里，好像一只落汤鸡。原来我到他们花园里去玩，见荷花池里有一只大莲蓬，足有饭碗口大。我想采这只大莲蓬，跌入荷花池里去了。幸亏看门人拉起来，虽不曾受伤，但全身衣服，都湿透了。当母亲给我换衣服的时候，祖母说道：“哎呀！对了！汤包！汤包！不是姓包的落了汤吗？准是观世音菩萨来托梦了。”
我家迁居文衙弄时，房东张氏，为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太太，她已孀居了，有子女各一。我们住居在楼上三大间，甚为宽畅，兼有两个厢房，张家住在楼下，而楼下一间客堂，作为公用。此外他们还有傍屋，也是出租给人家住的，但留下一座大厅，是不出租的。门前租一裁缝店，那就不需要看门人了。大概这位老太，除了一些储蓄之外，便靠收房租也足度日了。
她的那位女儿，年已二十三四了，小名喜小姐，读过书，人家说她是才女。不过当时苏州一个女孩子，到了这个年纪，还未出阁，人家便要说她是老小姐了。但这位小姐，却还未许配与人，当然姿色是差一点，但也不十分难看。终日躲在房里，不大出来，有一部木板的“红楼梦”，据说颠来倒去，看过几十遍了。我那时还没有看过“红楼梦”，很想借来一看，但是父亲不许，他说：“你这年纪，看不得红缕梦。”我这时，却也莫名其所以然。
她的那位儿子，此我大三四岁，后来我附读在他们所请的先生那里，我就和他同学了。（从前又叫做“同窗”。）他的名字叫禹锡，与唐代诗人同名，为人倒也恳挚，就是不大勤学。这位我的同学而又是房东，在我五十多岁的时候，忽然又遇到了他，四十多年未见面，他这时是上海德国人所开的西门子洋行的职员。
在这个时期，我的那位顾氏表姊出阁了。这位表姊，从三岁起，一直就在我祖母身边，因为我的顾氏三姑母，在她三岁时，便故世了。因此那位表姊，是在我家长大，而我们对她，也像胞姊一样。现在她出嫁了，从祖母起，我们全家，对她都有依依惜别之情。
她的夫家姓朱，我那位表姊丈朱静澜先生（名锺潆）后来是我的受业师，以后常要提起，这里暂且不说。但我那位表姊出阁时，她继母也已故世，家里仅有父亲一人，他究竟是男人，而且住在店里，不常归家。所以表姊归宁，也常常回到外祖母家，即是我家来，而这位朱姑爷也随之而来，好像是我家女婿一般。
那时我已十岁了，父亲因为自己幼年失学，颇担心于我的读书问题。可是他在我们迁移到文衙弄的时候，早已探听得房东张家是请了一位先生的，这位先生是很好的，于是就预备迁移过去后，就在那里附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