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府考都要隔夜就派人去占坐的，因此夜间贡院前就很是热闲，而摊贩也极多，他们都是来赶考市的。在平时，那些读书人家的子弟，不肯在街头沿路吃东西，以为失去了斯文的体统。到了考场前，就无所谓了。馄饨担上吃馄饨，线粉摊上吃线粉，大家如此，不足为异，此外测字摊卜以决疑，诗谜摊对准古本，也都到考场前来凑热闹了。

到了府考时候，还要热闹一点，因为在县考时，只有长、元、吴三县，而到了府考，其余的六县都要来了。因为苏州当时是省城，而且是首府，便有观光上国之意，在下县中，常熟文风最盛，而吴江、昆山，也不退班，他们都是府考之前，先来租好考寓，以便赴考从容。还有雇好一条船，直开到苏州城河里来，考寓就在船上，竟有以船为家的。有些久居乡下，没有到过苏州的，借着送考为名，藉此畅游一番，因此在考市中，连苏州别的商业也带好了。这个小小考市，虽没有南京、北京之大，但以吴中人文之区，在那时倒有一番盛况呀。

我在十四岁初应县府试的时候，租的考寓，即是和尤家在一起。那时巽甫姑丈说：“因我年小，要大人招呼，而他们家里应考的人多，送考的人也不少，不如附在一起吧。”我父亲很高兴，因为我还是初次应试，而他们家中却年年有人应试，况且我的表哥子青（名志选，此找大两岁），他这次也要小考呢。

我记得那个寓所在甫桥西街陆宅，正对着定慧寺巷的巷口。他们家里房子很多，每次考试，尤家总借着他家做考寓，也是老主顾了。一切招待很为周到。那陆家也是书香人家，好在他们的宅子，邻近考场，他们虽不靠着出租考寓，然而一个考市里，也可以得到不少收入，不仅是尤家，还有其他人家来租的考寓。

事先，母亲给我预备了一只考篮，这考篮是考试时一种工具。提到了考篮，记得有一部小说“儿女英雄传”上的安老爷，郑重其事的取出一只考篮给他的儿子安龙媒，作为传家之宝，迂腐可笑。还有京戏的“御碑亭”中王有道为了赴京赶考，手中所提的考篮型式，曾引起了戏剧家的争论。其实考篮是没有一定型式，各地方的情形不同，何须争执？

我的一只考篮是中型的，共计两层，上面还有一个屉子。母亲在下一层，给我装了许多食物，水果之类，上一层，让我装笔墨文具，以及考试时必需之物，或必需所带的书籍。有许多人，带了不少书的，因为县、府考向不搜检，你可以尽多带书，但我却一些也没有，因为我当时也买不起那种石印的可以携带的书，不过像那种“高头讲章”、“诗韵集成”之类，这是一定要带的。

在尤氏的考寓中，将近进场的时候，吃一顿进场饭，很为实惠。但我却一起身，吃不下饭，好在他们也备有粥，找就吃一顿进场粥，也觉得很为暖和。这时考场前要放三次炮，所谓头炮、二炮、三炮是也。头炮，赴考的人便要起身了；二炮，是吃饭的吃饭，吃粥的吃粥，不租考寓住的稍远的，就要出发了；三炮，必定要到考场前，听候点名了。点名完毕，就要封门，封门又要放炮，谓之封门炮。此外开门也要放炮，放榜也要放炮，每在放炮之前，门外两傍的吹鼓亭内，必定要吹吹打打的一阵子，这也是前清时代对于考试场的老例，恐怕也是历代相传下来的。

苏州长、元、吴三县中，以吴县童生报考的最多，大概每次有七八百人；其次是长洲；其次是元和，总共有二千多人。三县分三处点名，三县知县官亲自临场。因为那时天未大明，为了使考生们知道点名的次序，所以做了好几架灯牌，灯牌上糊以纸，考生姓名都写在上面，预先自己可以认清自己的姓名在第几牌，第几行，到了听点的时候，可就觉得便利多了。

点名是知县官坐在当中，旁边一个书吏唱名的，府试是九县分场考试，也是知府亲临点名的，点到那一个人姓名时，其人答应了一声“到”，便上前接取试卷。主试人看了看那人的年貌，便在名册上点上一点，也有临点迟到的，点完后尚可补点一次。照例是要本人应点接卷的，但县、考竟有托人代为应点接卷的，不像道考那般严正。

记得我那一次县考时，吴县知县是马海曙，他是江苏一位老州县，连任吴县知县有好几年。是一个捐班出身，据说：他从前是一位米店老板。他对于做文章是外行，但于做官是十分老练。在一般考生的目中，因为他是捐班出身，便有些瞧不起他，常常的戏弄他。在点名的时候，都挤在他案桌左右，七张八嘴，胡说白道，甚而至于用一根稻草，做了圈儿，套在他的顶珠上，以为笑谑，也是有过的。

然而这位马大老爷，依旧是和颜悦色，笑嘻嘻的对他们说：“放规矩点，不要胡闹。”为什么呢？一则，有许多全是未成年的孩子，不能给他们认真。二则，苏州地方，绅士太多，绅权极重，这些考生们，有许多都是宦家子弟，未便得罪他们。三则，自已是个捐班出身，须得谦和知趣一点，万一闹出事来，上司只说他到底不是正途出身，不知道国家进贤取士，与夫科举之慎重尊贵。

那时元和县知县是李紫璈，是个两榜出身，俗呼老虎班知县，这些考生们，就不敢戏弄他了。但是有些顽劣的童生，还是唤他“驴子咬”，“驴子咬”（吴语，驴读如李，咬读璈），他也只得假作不闻。原来苏州小考，重生们的吵闹是有名，人们呼之为“童天王”，那些书吏们办公事的，见了他们都头痛。后来各省设立了学校，苏州各学校的学生，也常常闹风潮，其实也不是新玩意儿，在我们旧式考试时代，已经很流行了。凡是少年们，都喜欢生出一点事来，那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古代如此，今代亦然，中国如此，外国亦然。

童天王最闹得厉害，却在府考的时侯，因为那时候，不但只有上三县，下六县的考生也都来了。在考场里，尤其是苏州人和常熟人常常相骂，甚而至于相打。各方有各方的土语，苏州人以为常熟人的说话怪难听，常常学着常熟人的说话，嘲笑他们，可是常熟人要学苏州人的说话，却是学不来。加着苏州人的说话，又是刁钻促狭，常熟人说不过他们，于是要用武力解决了。

常熟那个地方，为了濒临江海，在吴中文弱之邦中，民风略带一点强悍性质。所以说不过你，就预备打局了，然而是十之七八打不成功的。因为相打是要有对手的，苏州人嘴是凶的，真正动手是不来的，这有些像近代国际间的冷战，只可相骂，不可相打，至于真要相打，苏州人都溜光了。但到了常熟人觉得英堆无用武之地，苏州人又一个一个地出来冷嘲热骂了。

县、府考每次都要考三场，这次县考，在吴县七百多人，第一场取出约一半人数，我的文字，自己知道做得一塌糊涂，试帖诗上还失了一个黏（即是不协韵），满以为在不取的一半人数里了，谁知发案（同于放榜）出来，倒也取在第一百十余名。共取了三百多名，我心中想，难道所取的名次中，还有二百多人的文字还做得比我坏吗？于是那个失败心便降抑下去，提高了一些兴趣起来。第二场，便跳起到九十五名。但我的表哥尤子青，他一开头就是前三名。

府考时，我名次也差不多，总在百内百外之间，其实已可以决定院试的不能获售。但父亲说：这一次原不望我进学，只是所谓观场而已。以文字而论，如果取进，那真可以算得徼幸了。县府考既毕，到明年二三月里，便是道考。这道考两字，还是依着从前名称，从前放的是学道，所以称之为道考，现在却已改为学政，三年一任，人家又称之为院试。其所以称为院试者，因为学台衙门，名称为提督学院。这个学政，不但来考童生，而且还要来考生员，三年两试，一名科考，一名岁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