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进了学，算是一个基本学位，又是科举制度的发轫之始，因此社会上也较为重视。进了一个学，有些人家还要请酒、开贺呢。请酒、开贺不希奇，新秀才还要排了仪仗，好似中了状元一般，跨马游街，鸣金喝道的出来拜客呢。但这在江南，尤其在苏州，那些缙绅富豪人家的子弟，方能如此，清寒人家的子弟，即使许你如此，也没有这个力量。

但这要年轻的小秀才，方能有此兴会。当在十六岁以内，越小越好，如果在二三十岁之间，虽然进了一个学，那也应该自伤老大，连贺也不高兴开了。我们亲戚中，我所见的如伊耕表叔、子青表哥，开贺那一天，都排导到我家拜谒祖母，他们进学，都在十六岁以内呀！此外如苏州的彭家、潘家等，科名联翩不断的，也都有此盛举。更有一件令人家艳羡的，那个新秀才，悄然已订婚而未结婚者，这天也要到未来岳家拜谒一过，那必定轰动亲戚邻舍，来看新相公。

那一天，这位新秀才的服装也特别了，身上穿的是蓝衫（原名襕衫，本为明朝所制定的秀才服装，今则以丝织物特制），披了红绸。头上戴的是雀顶，两边插上金花。腰间又排满了什么荷包、风带、各种佩物，脚踏乌靴，有些年纪极轻的小秀才，在十四、五岁以下的，他家里人给他面上敷粉，真是一位白面小书生。

出门时的仪仗，也颇为别致，头导先是有许多彩旗，那种彩旗五色纷披，称之为“竹筱旗”，拔取竹园中新生的长竹，张以狭长的彩绸，上面有金字的联语，一对一对的，当然都是吉祥的句子，什么“五子登科”“三元及第”之类。竹枝上的竹叶，亦不芟除，蓬松的披着。这种彩旗，都是由亲友们送下来的，前导往往十余对以至数十对，这种古典，不知始于何时。此外便是衔牌，在清代做过什么官，便有若干对衔牌，官做得越大，衔牌便越多，新秀才自己没有衔牌，但是他上代做过官的，把祖宗三代的衔牌，一齐掮出来了。其余便是锣呢、伞呢，什么仪仗都可以加进去，最后一顶四人大轿，那个新秀才，似小傀儡般坐在其中。据说这一天，即是苏州最高长官抚台大人出门也须让道，为的是尊重读书人呀！好在抚台也难得出门的，此故事未能徵实。

这是所有新秀才，在一个日子上举行的。出门后，大家都到学宫里谒圣（拜孔夫子），拜学老师，然后散出来，向各处去拜谒亲友。那些事，苏州的所谓“六局”者，都很明瞭（六局者，专办理人家婚丧喜庆事的），他们是有相当经验者的。最可笑的，还有一架彩绸所扎的龙门，新秀才到那家人家，先把龙门摆在人家大门口，让这位新秀才在龙门底下进去，一边还要鼓乐放炮，以迎接这位新贵人。

我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没有这一套的，不要说出门拜客，连圣也不谒，贺也不开，只是躲在家里。那天恰值是我父亲冥诞之辰，每年到这一天，家祭一番，我这一次跪拜，磕下头去，泪如泉涌，竟仰不起来。我母亲极力加以劝慰，而她自己也呜咽得不能成语了。这几天，祖母又值有病。未能起身，母亲道：“快快揩乾眼泪，不要被祖母看见了，又起悲哀呢。”

进了一个学，就要那些大排场，这惟有绅富人家的子弟，方能办此。因为他们经济宽裕，可以花钱，但即使是清寒人家，大钱不花，也须花些小钱。吴县有两个学官，一个名教谕，一个名训导。这两位老师，平日实在清苦得很，虽名为官，还不及我们的教书先生，全靠三年的岁、科两试，取中几个生员，他们方才有一笔进款，那便是取进后送进去的保结，要他签字盖印，而新进秀才人家送他的一笔贄金。要是像我们那些孤寒子弟，他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他所希望的，是本县里新进几位富贵人家的子弟，最好是暴发户，而上代没有什么读书人的，他可以敲一笔小小的竹杠，贄金可以加到数十元或至百元。遇到富而且吝的人家还不肯出，于是要“讲斤头”了。讲斤头的人，总是廪保做中间人，而水涨船高，廪保也可以得到较丰时报酬。

不是说一个童生考试要两个廪生作保吗？一为认保，一为派保，我当时的一位认保，是马子晋先生。朱师的老友，为人非常和蔼。派保沈先生。已忘其名（后来到了上海，方知是沈恩孚先生的令兄）当时我的孤贫，是大家所知道的。两位老师，各送了贄金两元。老师也哂纳了，知道“石子里榨不出油的”。派保沈先生，也送了两元。马子晋先生并且辞谢不受。母亲说：“这是不好的。”马先生处送了一些别样礼物。

还有一件可笑的事。进学以后，要向亲友人家送报单。那种报单，是用红纸全幅书写的。另有一种人。专门书写那种扁体的宋字，上面写着：“捷报贵府□□（以上是尊卑称呼）少爷□□□（以上是新秀才姓名）蒙江苏督学部院□（学台的姓）高中苏州府吴县第□名……”到那一天，两个报房里的人，一个背了许多卷成一束束的报单，用了一面锣。嘭嘭嘭的敲到人家去；一个提了一桶浆糊，在人家墙门间，或是茶厅上，高高的贴起来。人家也以为某亲友人家的子弟进了学了，算也是荣耀的事，未便不让他们贴。而且还要发一笔赏封，这项赏封，不过数十文而已，然积少成多，亦可以百计，报房之乐于为此，正为此赏封也。乡试中了举人以后，也有报单送与亲友，不过颜色是黄的了。

我此次进学，也花费了数十元，都是母亲在筹划。虽没有开贺，但几家至亲密友，都送了礼。舅祖清卿公，送了八元，那是最阔气的了。巽甫姑丈送四元，馆东张检香，也送四元，此外送二元、一元的也不少。从前送礼，不此现在。凡遇庆吊，送一元已算丰厚，若送四元，比一担米有余裕了。因此也勉强敷衍过去。最高兴的是我的馆东张检香，连忙把每月束脩两元的加到了每月三元，那也是苏州处馆先生的升级条例呢。

自以为荣誉的出去应酬，穿上衣冠，红缨帽上，正正式式的戴上一个金顶珠（其实是铜的）。以前我在未进学以前，出去应酬，也戴一个金顶珠，那是非正式的、僭越的（清制：一品为红珊瑚、二品为缕金珊瑚、三品为蓝宝石“俗称明蓝”，四品为青金宝石“俗称暗蓝”，五品为水晶，六品为砗磲“俗称白石”，七品至九品，皆为金顶珠），所以不要看轻这一个金顶珠，自秀才、举人，以至新翰林，都戴这一个金顶珠。

我这一次同案中，有许多中举人，中进士的，我已经记不起他们了。只有一位单束笙（镇）先生，他中了进士后，即放部曹，民国时代，曾经做过审计处处长，直到大家老年时候，方才认识，同住在上海时，时相访问。还有一位欧阳钜元，也与我同案，此君早慧，十五岁就进学，他不是苏州人，曾为苏人攻其冒籍，后有人怜其才，为之调停，旋至上海，成一小说家，笔名茂苑惜秋生，李伯元延之入“繁华报”。有人谓：“官场现形记”后半部全出其手。闻罹恶疾，不幸早夭，年未及三十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