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小说的输入中国，以我所见，则在前清同治年间，其时上海的申报上，时常见一二有译载似小说的纪事。如“巴沙官故事”等，乃纪载一艘帆船失事，有一船员匿在酒桶中，飘流海面，卒乃遇救事。其它亦常有数短篇，不复能记忆了。我幼持，在朱静澜先生家中、曾见有最初出版之申报，订成两册，中乃有此。后来梁启超的时务报，遂有“福尔摩斯侦探案”的附载，这可以算得中国翻译外国侦探小说的鼻祖了。

自从林琴南的“茶花女遗事”问世以后，哄动一时。有人谓外国人亦有用情之专如此的吗？以为外国人都是薄情的，于是乃有人称之为“外国红楼梦”。也有人评之为茶花女只不过一妓女耳，也值得如此用情，究竟小说家言，不登大雅之堂。说虽如此说，但以琴南翁文笔之佳，仍传诵于士林中。这个时候，号称所谓新学界的人，都提倡新小说。粱启超发行的一种小说杂志，名字就叫“新小说”。那个杂志，不但有许多创作小说、翻译小说，而且还有许多关于小说的理论。梁启超自己就写了一个长篇的理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这时把文学上的小说地位便突然地提高了。

我的写小说，可称为偶然的事。其时我的一位谱兄弟杨紫驎，他在上海虹口中西书院读书，为的要学习英文。我到上海去，常常去访他。因为他住在乍浦路，那边有一个中国公家花园（简称中国公园），我们常常到那里去坐地。说起这个公园，很令人生气。原来上海租界中，当时有好几个公园，都不许中国人入内游玩。黄浦滩一个公园，门前挂出一个牌子来，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牌子，不是直到如今，还传为侮辱我华人一个史实吗？富时我们住居租界中人吵起来了，为什么华人不得入公园呢？造公园的钱，也是华人纳税所出的。工部局不得已，便在沿苏州河一带、圆明园路口，另造了一个校小的公园，专供华人游玩。可怜的住居租界的华人，算得了一些小面子，就此不响了。

紫驎为了读英文以供研究起见，常常到北京路那些旧书店，买那些旧的外文书看。因为那时侯，上海可以购买外国书的地方很少，仅有浦滩的别发洋行一家，书既不多，价又很贵。他在旧货店买到除了“迦因小传”外，我又从日本文中，译了两部小说。这两部小说，一名“三千里寻亲记”一名“铁世界”。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后，文化发达，出版的书籍中，对于欧美的文学书，译得不少。他们国内的新旧书店很多，读书的人，把已读过的一部八分新的书，看过以后，往往即送到旧书店。为的他们的读书界，抱推陈出新主义，卖去了旧书，立刻便掉换读新的了。一到售书店，价钱便减了不少，而又可以嘉惠后学。我所译的两部日文书，都是我的留学日本的朋友，从旧书摊拾来，他们回国时送我的。

我知道日本当时翻译西文书籍，差不多以汉文为主的，以之再译中文，较为容易。我就托了他们，搜求旧小说，但有两个条件：一是耍译自欧美的；一是要书中汉文多而和文少的。我译的两种日文小说，就是合乎这两个条件的。那一种“三千里寻亲记”，是教育儿童的伦理小说，总共不过一万字左右，译自意大利文的，在原文还有插图，以引动儿童兴趣，就是一个儿童，冒着艰危，在三千里外去寻他母亲的。另一种“铁世界”，可以说是科学小说，是法国文的，那大概有三、四万字。虽说是科学小说，也浅显而不大深奥的，那时法德世仇，便是写小说也互相諆诋，那里面德国人如何酷烈，法国人如何和平，德人欲害法人，而法人如何逃避的情形，都写在书中。

这两部小说，后来我都售给于上海文明书局，由他们出版。因我自己无力出版，而收取版税之法，那时也不通行。文明书局是一班无锡人所开设的，如廉南湖、丁福保等都有份，而里面职员的俞仲还（前清举人）、丁芸轩等，我都是认识的。大概这两部小说的版权是一百元（当时虽也按字数计，约略估量，不似后来的顶真），我也随便他们打发，因想这不过一时高兴，译着玩的，谁知竟可以换钱。而且我还有一种发表欲，任何青年文人都是有的，即便不给我稿费，但能出版，我也就高兴呀！

后来迦因小传的单行本，也由文明书局出版，所得版权费，我与杨紫驎分润之。从此以后，我便提起了译小说的兴趣来，而且这是自由而不受束缚的工作，我于是把考书院博取膏火的观念，改为投稿译书的观念了。譬如说：文明书局所得的一百余元，我当时的生活程度，除了到上海的旅费以外，我可以供几个月的家用，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我的英文程度是不能译书的，我的日文程度还可以勉强，可是那种和文及土语太多的，我也不能了解。所以不喜欢日本人自著的小说，而专选取他们译自西洋的书。他们有一位老作家森田思轩，汉文极好，译笔通畅，我最爱读他的书，都是从法文中译出来的。还有一位黑岩泪香，所释的西文小说也不少。可是很少由美国出版的书，实在美国那时没有什么文学家，寒伧得很，日本文人，也不向那里去搜求了。

到了民国初年，上海的虹口，已经开了不少日本书店，我每次到虹口去，总要光顾那些日本书店，选取他们翻译西文的小说。不过那时候，日本的翻译小说，不像以前的容易翻译，因为他们的汉文都差了。最可厌的，有一种翻译小说，他把里面的人名、地名、制度、风俗等等，都改了日本式的，当然，连他们的对话、道白，也成为日本风了。所以往往购买五六本的日文翻译小说，也只有一二种可以重译，甚至全盘不可着笔的。

至于像上文所说森田思轩、黑岩泪香所译的书，早已绝版多年，于是托留学日本的朋友，到旧书店里去搜求，倒还可以搜求到不少。他们有时并且给我向图书馆去搜求，那些绝版的书，图书馆里倒还存留着，觅到以后，他们就做了一个“久假而不归”。我说：“这怎么可以呢？”他们说：“无大关系，至多罚去保证金面已，况且这种破烂的旧书，他们已视同废纸了。”

所以我之对于小说，说不上什么文才，也不成其为作家，因为那时候，写小说的人还少，而时代需求则甚殷。到了上海以后，应各方的要求，最初只是鄱译，后来也有创作了。创作先之以短篇，后来便也学写长篇。但那时候的风气，白话小说，不甚为读者所欢迎，还是以文言为贵，这不免受了林译小说薰染。我起初原不过见猎心喜，便率尔操觚，谁知后来竟成了一种副业，以之补助生活，比了在人家做一教书先生，自由而写意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