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此回忆录，往往因前事而述及后事，又因追思往事，涉笔成趣，不见庄谐杂陈。我今又廻叙到我重回苏州这二三年的事。那个时候，我真是所谓吊儿郎当，说我闲吧，我一天到晚也像是很忙的；说我忙吧，我忙了些什么事，真是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苏州嚷着兴学，各处要设立小学堂，我又无意于此。我本也有好多机会，在上海去谋事，有几家书局设立编译所了，但是我祖母年老，母亲日就衰病，遵守家贫亲老，不事远游的古训，诸尊辈都告诫我不离故乡，其时，吾家中又添了一女（名可青），居然四代同堂，八十余岁的老祖母，得见此重孙女，当然晚景一乐也。
在此兴学潮中，苏州城南有一唤作位育善堂，这个善堂，不是苏州地方人士所设立的，是一班侨居于苏的寓公们集资所创办，是一种会馆的格式。不过会馆是一地方的人士所设立的，而这个位育善堂却不拘于一地方人。因为苏州是个省城，人物荟萃，故别省别府别县的人侨居于此者甚众。
这个位育堂内，也设有一个学堂，这个学堂，不同于寻常善堂中所办的义学。寻常善堂中所办的义学，不收学费，拉几个街头失学的儿童，使他读一二年书就算了。这位育堂所办的学堂，是高级的，一样收学费，不同于义学，虽然学生的程度可达到中学，虽然没有英文课，却是有洋学堂的派头，因此不独是许多在苏寓公的子弟就学，苏州本地方的子弟，也就学的很多。这个学堂不分班别，大约共有学生四五十人吧。
忽然之间，那个学堂里的学生闹起风潮来了。原来那时候，正在上海的南洋公学学生大闹风潮之后，好似铜山崩而洛钟鸣，苏州亦如响斯应。这位育堂的学生，为什么闹起来呢？说是大不满意于那位教师。这位教师是谁呢？便是王均卿（名文濡，湖州人，后为上海世界书局编辑，伪造“浮生六记”遗失之二记者），学生们说他傲慢与偏见，本来有四五十学生的，一哄就哄出了二三十人，去其大半。这如何办法呢？书是总要读的，他们就以上海南洋公学为蓝本，学生出来了，组织了爱国学社，他们也要自设一个学社之类。
单是学生，也闹不出什么事，没有什么魄力的，但是有几位家长，几位教员，却帮助了他们。因为位育善堂里这个学堂，是侨居于苏州的人士办的，什么董事之类，很多官僚派，以善堂而办学堂，还带有官气，虽然一样收学膳费，不免仍有义学臭味。于是由几位家长以及几位号称开明的学界中人，开了几次会，组织了一个唤作“吴中公学社”。
这个吴中公学社，当时算来是自治的、民主的，有许多地方，都是由学生自主，学社里的费用，由学生家长们公摊，房子是也由一位姓汪的家长，把一所待租的空屋，借给学社用，不收租金。倒也有一厅数房，可作课堂与宿舍之用。教职员都不领薪水，有的略领一点极微的津贴。其时祝心渊自己办了一所唐家巷小学，他是有了办学经验的，同人奉为指南，还有朱粱任，王薇伯诸君相助为理。
我本来不参加与其事的，他们托祝心渊来极力劝驾，他说：“与其荡观前，孵茶馆，何不来帮帮忙，尽尽义务呢？”我便去当一个国文教员。
那时有吴帙书、吴绾章兄弟两人，日本留学回来。吴家也是苏州望族，他们在日本倒不是学的什么速成师范、速成法政，帙书学医，绾章学理化。而他们回国时，却带来一位同伴，一直到如今，成为中国历史上特殊有名的人物，你道是谁，便是苏曼殊是也。苏曼殊，在当时还没有这个别号（按，曼殊的别号，不下数十个），我们只知道他叫苏子糓。据帙书说：“他是在扎幌学医的时侯认识他的，他不曾到过中国的上海来。这一次，随了我们到上海，但他在上海又没相熟的人，我们回苏州，只得又跟了我信到苏州来了。”恰巧这时候，吴中公学杜的学生，要一位英文教员，以应潮流，曼殊是懂得英文的，吴氏昆仲便把他推荐到吴中公学社里来，住在社里，供他膳食，藉此安顿了他。
当我初见曼殊的时候，他不过二十一二岁年纪吧，瘦怯怯的样子，沉默寡言，那也难怪他，他第一次到苏州来，那里会说苏州话，而且他说的广东话，我们也不懂。那时不独他一人，还带了一位年约十岁左右的男子。起初我们以为是曼殊的弟弟，后来听说曼殊并没有弟弟，据吴氏昆仲说：是他朋友的弟弟，但曼殊也不肯详言其身世，我们也未便查三问四。至于曼殊自己的身世，只知道他父亲是位广东商人姓苏的，母亲是日本人，到后来说他母亲是河合氏，父亲苏某某，差不多到了曼殊逝世以后才发表，这也由于曼殊抱有身世之痛，生前不大肯吐露之故吧。
也有人说：曼殊从小就在广州的某一个寺院出家，当了个小沙弥，后又还俗了。在南社里的一班朋友们，都唤他为苏和尚。但在那个时候，并不像一个出家人，也不谈什么佛学，不过他是剃了一个光头，牛山濯濯，却像一个和尚了。说起光头，我又有一个笑话了：原来和曼殊一同来的吴帙书，也是剃了一个光头的，他未到日本去以前，早已结婚了，回来后，装了一条假辫。他家有个女佣，告假回乡下去，及至再来时，不知主人已归。惊告同伴道：“奇怪！少奶奶房里有个和尚！”众皆大笑。
当时，日本留学生剪了辫子的不少，去的时候，都留着辫子，但是这条辫子颇为惹眼，只有中国人有此怪状。日本那些刻薄文人在报纸上称之为“豚尾”；日本有些小孩手追逐其后。呼之为“半边和尚”，然而中国人有些还不肯剃去，为的是归国以后，将来还须考洋举人、洋进士，不能没有这一条辫子呢。譬如像端方的儿子，在日本留学，把他的旅费、学费，都挥霍完了，向老头子要钱。老头子不答应，他说：“我要剪辫子了。”他们满洲人，怎能剪辫子呢？端方一急，便汇了一千块钱去。曾孟朴“孽海花”上的回目，本来有什么“一辩值千金”回目，后来端午桥把他招致入幕，这回书便不曾写。于是通融的办法，大家便装假辫子，像曹汝霖、陆宗舆等回国考试时，都戴着假辫子呢。
且说苏曼殊最初以不通吴话故，沉默寡言，后来渐渐也听得懂了。吴中公学社诸同事，都兼任了别处事的，也都很忙，吴氏昆仲亦难得来，曼殊不免趋于寂寞。我那时比较空闲，常到他房里去看他，起初我们作笔谈，后来也就不必了。但曼殊却喜欢涂抹，有时写几句西哲格言，有时写一首自作的小诗，即以示我，最后则付诸字簏。他又喜欢作画，见了有空白纸张，便乱画一番，结果亦付诸字簏。有一次，我购得一扇页（摺扇的扇面），那是空白的，他持去为我画，画了一个小孩子，在敲破他的贮钱瓦罐，题之曰：“扑满图”（按，扑满者，小儿聚钱器也，满则扑之，见“西京杂记”）。但这个“扑满”两字，有双重意义，那一个扇面，我却珍藏之，可惜今亦遗失，不然，倒是曼殊青年遗墨也。
吴中公学社有两学生最为出秀，一曰王公之，一曰蓝志先。王公之自吴中公学社解散以后，不知何往，蓝志先后改名为蓝公武，他本是广东潮州人，其父在苏州养育巷开一土栈，志先耻之，乃改为苏州吴江籍，实亦生长于苏州。他最崇拜梁任公，作文亦仿梁任公的文章，洋洋洒洒一大篇，后入北京，为研究系中人，久不闻消息，及至最近，方知其早已加入**。回想当年，是一位十六七岁的青年学生，现在大约也是皤然一老了。
但吴中公学社不到一年，即已解散，学生们便都星散，这是没有基础的一个学社。
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一种戏剧性的演出。我们那时候，大家对于种族革命，似很热烈。上海有章太炎等在那里鼓吹，苏州虽然不敢明目张胆，然而一派自命新派的文人，亦常常以排满为革命先驱。清初文字之狱，最为酷烈，此刻则许多禁书，都在上海出版了，什么“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读之使人心痛，使人发指。其中以朱梁任是个激烈份子，在吴苑茶馆里，也是那们乱说。有人问他：“你姓朱，是否明朝后裔，要是换一个朱洪武来做皇帝。我们也不赞成。”这都是戏谑之词，粱任也期期艾艾，不以为忤。
有一天，是个下雨的天气，朱粱任穿了一双钉鞋，握了一把雨伞，到我家里来。其时我已迁居，自曹家巷迁至都亭桥的承天寺前，这一条巷名很别致，唤做东海岛郎山房。原来吴人佞佛，寺院极多，承天寺这个寺院占地极多，从前那地方本为寺产，现在已成为民居，什么东海岛、郎山房（疑是狼山房），都还是当日寺院中的名称。但我家门前，却有一个古迹。对门一口井，这口井便是宋末遗民郑所南的一部“心史”出现的地方，见之于顾亭林的文集中。但是这虽是一口古井，仍旧为邻近各小家所汲用。梁任来访我，常要到井畔去徘徊，谈及郑所南故事。那一天，也是在我家上下古今，高谈阔论，临出门时，又到那井边指手画脚，这井边正停了一副馄饨担子，不知如何，他的雨伞柄一伸，把那馄饨担打翻了，卖馄饨的拉住了他，不肯干休。还是我出去和解，因为道馄饨担也是我家老主顾，赔了数百钱了事。
有一天，朱粱任忽然发起要到苏州郊外狮子山去招国魂。这种玩意儿，现在想想，也大有痴意。我问：“何以要到狮子山呢？”他说：“我们中国是睡狮，到此时候，睡狮也应该醒了。”偏偏祝心渊、王薇伯等都附和他。还拉了我和苏曼殊，我当时也是好动不好静的人，曼殊是无可无不可的，这种事有几位老先生，真以为我们发痴了。于是由粱任去雇了一条小快船，因为在苏州作郊游，并无车马，总是要坐船的。还由他备了一些祭品，到狮子山去了。
记得那时侯，重阳已过，正是在九月中，一路黄花红叶，秋色漫烂，久居城市中的人，身心为之一畅。爬上狮子山的山巅，扯了一面“招我国魂”的红旗。
朱粱任还带了一枝后膛枪（因他的父亲是个武举人，实在当时家藏枪械也不禁的），向北开放了一声巨响，引得狮子山下的乡下人，莫名其妙。以为洋鬼子又来打猎了。这天，只有朱粱任最严肃，我们都不免带有一些游戏态度。我当时还做了几首“招国魂歌”，在狮子山头，同人大声歌唱。那歌词我早已忘却了，我向来偶写诗歌之类，都不留稿的，二十年后，在金松岑的“天放楼诗集”里，忽然见到他却转载我的“招国魂歌”，而且还有他的和作。
谈起了金松岑，我又想起了我们吴江县同里镇这一班老朋友了。当时苏州一府九县，同里一镇，属于吴江县，而他们人文英发，开风气之先。苏府属的同里镇，时人比之亚洲的日本。我首先认得的是杨千里，杨千里的认得，是在东来书庄时代。因为同里镇和苏州城，相隔非遥，同里镇是个水乡，他们自己家里都有船，家里的佣工，都能摇船到城里来。同里老早就有男女学校，与东来书庄也常有往来，因此千里到苏州来，常来看我，有时也吃吃小馆子，互作东道，他是一个世家子，而弟兄姊妹极多，他约我到同里去玩，他的父亲是位孝廉公，似在那里做学官。耽搁一天两天，我就住在他家。
因杨千里而认积了金松岑，松岑本是南菁书院的高材生，也是同里镇人，此刻在家乡办一学校。说起来大家都知道，那便是写“孽海花”小说的发起人，后来他自己不高兴写，便让给曾孟朴了。但那时也出版了许多小本书，如“三十三年落花梦”、“自由钟”等等，到同里镇时，总是招待请吃饭。又由金松岑而认识了陈佩忍，后来有一时期，在上海几与佩忍朝夕见面，那是在南社时代，此是后话不提。最后，又认识了柳亚子，他们这许多人，都是住在同里镇的，吴江县城内，反而显得沉寂。但柳亚子不是同里人而是黎里人（黎里亦称梨里），不过黎里与同里，一水之隔，相距甚近。此一辈人中，以柳亚子年最轻，那时他没有亚子这个名号，我们只知道他为柳安如，正在松岑所办的学堂里当学生咧。
有一次找到同里镇，是金松岑等所开的学堂里，开了一次游艺会，请我去当评判员，那是他们放船到城里来接我去的。游艺会开完以后，松岑就在学堂里，宴请几位评判员和教职员，大家兴高采烈，行了一个酒令，是写了许多国名，都做了字闱儿，谁拈着那一个国，就算那一个国的统治者。某一国对某一国是世仇，或是某一国对某一国，有所侵略，有所抵抗，便拇战起来。偏偏我拈着的是俄罗斯，当时是在帝俄时代，尼古拉斯二世即位后，颇多侵略，颇多暴政。于是在座各国，都来打我。我的酒量，绍兴酒只有半斤，拇战又不擅长，喝得酩酊大醉，呕吐狼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大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