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吾父亲和母亲故世以后，即寄柩于城北在桃花坞背后之轮香局厝所（其地亦名五亩园）。每岁春秋两季，前去拜奠。人死后以早日安葬为宜，古今中外一例。古语云：“入土为安”，现在人家，往往以华屋为山丘，停棺不葬，为人后者，终觉心中不安。当父亲故世时，我以年幼，且，这笔葬费也无着。母亲故世后，我正筹备父母合葬，却又适逢着祖母故世了。我那时便筹备父母及祖母葬事了。这事便与砚农叔商量，他极为赞成。

向来苏州人家办葬事，隆重而瘫烦，没有葬地的，便要购买葬地，还要请教风水先生，横看竖看，这一种成为封建时代的学术，为的是祖宗的墓地，关系着子孙的荣枯。我们却没有这种麻烦，因为我们本有基地，在苏州西郊乡下的白马涧，我的祖父朗甫公，早已葬在那里了。这是吾祖母的父亲吴炳斋公，帮助吾祖母经营的。所以离他们吴家的坟墓，也很相近，我往祭扫时，有持也与他们吴家一同去的。

我家还有一个祖墓，这个地名，叫做卧九岭（是否这两个字，我还未深考），那个地方较远，我们去扫墓，从白马涧要翻一个岭过去；那是我的高祖以及曾祖等的葬地，那个墓规模很大，占地很广，这一带乡下人称之包家坟，我跟了父亲，在十四、五岁时便去过，但不加修理，很多荒圯，有许多树木也被人砍伐了，我们的宗族凋零，只有我们一家去祭扫，因为路远，一天工夫来回很迫促，也不能年年扫墓。

这白马涧一处，基地虽小，颇为紧凑，对面是青山，四围是松林，乡下人呼之为“绿山”，究竟是那一个相同的字音，我未查志书，怕志书上所未载。我家的看坟人（苏州人称为坟客），是一个寡妇，年约三十余岁，他的丈夫名阿罩，我们呼之为阿罩娘娘。每逢年底，必到城里来，送些乡下土物，以及冬青柏枝之类。吾祖母则留宿留饭，馈赠颇丰。有一次，阿罩娘娘来说：在我们的坟后，本来是没有路的，现在乡下人为了贪便利，行捷径，走出了一条路来，禁止不可，不知有碍风水否？祖母问我怎么办？我素来不信风水之说，随口胡诌道：“后面有路，是最好的了。”其实既然在我们坟外，如何可以禁得住，除非筑一道围墙。筑围墙又很费事，正是他们的生意经来了。而且乡下人的事，你要禁止他行走，他偏要行走，就生出事来了。

苏州有句古老的俗语，叫做：“乡下人打官司，城里人做坟。”意思是说乡下人打官司，必定要到城里来，请教于城里人，这时要吃城里人的亏了。反之，城里人做坟，必定到乡下去，仰仗于乡下人，可是也要吃乡下人的亏。撇开乡下人打官司不说，城里人到乡下去做坟，的确对这班乡下人有些不容易对付。他们是地理鬼，对于做坟的事，比城里人内行熟识得多。他们知道城里某一家大户今年要来做坟，那就是他们的好生意来了。什么土工，石工以及关于葬务上的工作，你总逃不出他们的手，而且他们每一乡一村都团结好了，不许别乡别村的人，来侵袭他们的范围所有权的。

我们白马涧这个墓地，在支硎山脚下，为支道林养白马所在地，因此得名。春二三月，游人到天平、范坟诸胜地，倘在扫墓以后，坐了山轿，到日落时，还来得及一游。那地方的妇女，也以抬山轿为业，十八九、廿一二的乡下姑娘，抬了山轿行走山路，其捷如飞。我有一次扫墓时，船泊环龙桥，有两妇人，一老一少，抢着要抬我这一肩山轿。抬至半路，略事休息，我见那少妇翻开桃红色袖子，还是一位新嫁娘，问之果然，原来此两人一姑一妇也。我问老的道：“她多少年纪？”说是十九岁，我说：“怎抬得起山轿？”那老的道：“前几天，贝家太少爷，一个大块头，身重二百斤，也是我们婆媳抬了走。”

最奇妙的，她们放下山轿，便从事于刺绣，这一乡村，妇女刺绣，也是一种职业，所绣的一为神袍，一为戏衣，北京、上海等地戏班里所穿的袍服，都取给于苏州，而苏州各绣庄，则放此工作于乡村妇女呢。

我于建筑墓地的事，完全是个外行，这又不得不请教于砚农表叔了。他们的帐房里，有一位胡琴孙先生，他是一位熟手，最近清卿公的葬事，也是他经手办理的，与乡下人接洽得很为妥善。而且吴家的坟与吾家的坟，相离不远，乡下人也都认识他，呼他为胡师爷。不过我们的坟和吴家的不能相比拟，他们的规模大，我们的规模小呀。所以我请命于砚农叔及胡琴孙先生，恳他们帮助我办理这件葬事。经他们都答应了，砚农叔就托胡先生陪我筹备一切，择日即盘柩下乡了。

我们当时便雇了两条船，一条大的船，装载了祖母及父亲母亲三具柩；一条小船，便是向来我家每年去扫墓的那条小快船，载了胡先生和我两人。从城里出发到白马涧，也需要行程三四个小时哩。再说：这块墓地只够吾祖父母和吾父母的四个穴位，我们夫妇的穴位是没有的了。当时我曾想：就在吾祖父母和父母的坟地相近，买一块地，为我夫妇及儿辈将来葬身之地，则我们死后，也可以魂依左右。一时有这个思念，却也未曾实行，因为我时常出门远游，离开了家乡，东奔西走，迄无定所。又因世变日亟，内外战争，逃了好几次难，那有闲工夫，办理此事。况且现在经营公墓，提倡火葬，对于坟墓的事，不足注重。我写此回忆录时夫妇都已七十四岁了，身在异乡，未知能否归骨故乡，那末几根枯骨，不知儿女辈如何措置它呢。

我办理这葬事，是在我二十八岁的冬天了（一九○三年，清光绪廿九年），那一天棺柩入土的时候，正在清晨（名曰开金井），天气严寒，还飘了几点雪，乡下人又说是吉兆，很难得遇到的。我办了酒饭鱼肉，请他们吃了一顿。我和胡琴孙先生说：他们很认真劳力，我们宜宽待他们一些，不可苛刻，所以这班工作的人，也无所苛求。仗了胡先生的精明，处理得很奸，这地方的乡民也还是良善的，不致被敲了竹杠，可是我们也没有待亏他们呀。到底我们不是大户人家来做坟，他们也加以原谅。

营葬以后，我对于祖母以及父母的事，好像是有了一个归束。在这期间，却又有使我悲痛的一事，乃是我的子青表哥逝世了。他是可以不死而竟死了，更为令人可哀。譬如我的盟弟戴梦鹤，他的肺病已深，无可挽救，而子青表哥是身体素来强健，别无病痛，他此我长两岁，今年刚三十岁了吧。因为这时他们一家都患了最厉害的喉症，首先是他的母亲传染了。那时苏州并没有医院，仅有在葑门天赐庄美国教士所办的一个小医院，唤做博习医院，仅有数张普通床位。并且这时候中国人不相信西医，尤其所谓上流社会，即使有医院，也不愿把病人送到医院里去，虽然有许多病是要传染的，还是守在家里，预防之法，并不严密。只是相信中医，而中医却不善治此种传染的恶疾。

那时他的母亲（是我的姑母，非吾祖母所出，是巽甫姑丈的续弦，母家江氏），也知道是传染病，叫子青哥趋避，他不肯听，因为他事母至孝。结果，他母亲死了，他抚尸痛哭，他也传染而死了。此外，他的夫人儿子，当时亦都传染，幸而未死。子青哥死了，我哭了他好几场，他是我的兄而兼师的，我没有兄长，视之如亲兄，而哥亦无弟，爱我若胞弟。我们这个表兄弟，有胜于亲兄弟也。他在幼年时，即拘束于家中，别无朋友，且亦难得出门，我想他的朋友除我以外，就很少了。我有什么要想发起的事，他都做了我的后援，如印“仁学”，发刊“苏州白话报”等等。他的环境，为旧势力所包围，然而他是趋向新的路上走。我在外面，得到风气之先，有时对他报告，对他启发，他也很以为是。他的对于时代评论，个人学识，我亦为之心折。不想他乃殉身于旧道德，这是很足以悲痛的。他有两个儿子，都是我的学生，后来也未能出胜，次子又早故世，长子温如，颇为落拓。子青哥生前有一些著作，不知何往，屡次询问温如，思为编集，他却模糊其词，我又与他家人久别，思之不禁泫然。

我自从祖母故世以后，打破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了。我觉得株守家乡，太无意味，至少出外谋一个工作，目的地当然在上海了，我倘然在上海工作，而家眷则仍在苏州，也没什么不便。现在内河小轮船，愈开愈多，苏沪之间，一夜可达，将来火车一通，不是更加便利吗，这时沪宁铁路，已在建筑，先开通苏沪一段，苏州乡人称之为“旱火轮”，在齐门外已在鸠工储材了。我以卖文为活之生活，亦足自给，因为家庭开支很省，我每月所得尽够支持，这只冷板凳我是要远远抛弃了。

不过我虽有此计划，而未能积极进行，上海虽然也去过一两次，也没有什么机会可遇。而且我是不大愿意于求人的，并非高傲，实是懒散。在苏州呢，朋友之中，除了几位略有新思想的，都远离家乡，出门去了。苏州那时也真太安闲了，屈指计之，有数种人：第一种是绅士。苏州可称是绅士最多的地方，因为苏州科举发达，做大官的人多，有的做京官，告老还乡；有的做外官，归营菟裘；不但是本地人、外省、外府的人，也都到苏州来，以为吴风清嘉，而且又是江苏省城，因此冠盖云集，互相交游。至于本地的绅士呢？也有些担任地方公益慈善事业，此外便是亲朋们的应酬，婚丧喜庆，衣冠跪拜，一天到晚，便是忙着这些事。第二种便是富家子弟，保守财产者，家里有田地房屋的产业，不必出而谋事，所谓安富尊荣之辈，一切外事不问。每天叉又小麻雀，踱踱观前街，了此一生。还有吸上了鸦片烟的，吞云吐雾，重帘不卷，短笛无腔，说是吸上鸦片，可以保守产业，不至于外出狂嫖滥赌，任意挥霍了。第三种就是属于我辈号称所谓知识阶级了，弄弄词章，画画山水，游游花园，拍拍曲子，也可称逍遥自在。最苦的是一班素以教书为业的老学究，虽欲改造而也无从改造起了。

前章说的为了筹办什么女学堂，到上海去调查，以至不能对祖母亲视含殓，心中正是郁塞。祖母故世后，在家守孝三十五天，照倒不能到人家去（旧俗，在此期内，到人家去，人家视为不祥），朱粱任虽来看我，我也只约略告诉他，把所徵求的规章都交给了他。他们也觉得当时要我上海去而铸此大错，心中有些不安，所以一直也没有对于此女学有所进行。这件事还没有一个基础，大家一松淡，就此松淡下去了。而且我还有一个私心，我是不愿意长处苏州的，如果女学办成，要我做主任，我又在苏州生了根了。还有如果子青哥不死，他一定能帮助我，今则已矣，尚何言哉？大家意志涣散，女学仅一场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