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九年（清光绪九年，1883年），那时中国与世界交通已达百年，因一切不图进步，故事事相形见绌。在我的幼年时期，中国正处于政治窳腐，军事失利，经济落后，外交无能的极度黑暗时代中。清廷黯于时势，当维新而不维新，有志之士咸认清廷即亡国之前导，救国之障碍，无不义愤填膺，期以改造清廷挽救国家为己任。但因主张不同，遂有保皇党（又称立宪党，维新党）与革命党（初称兴中会，继改组为同盟会）之分立门户。前者以康有为〔1〕先生为首，主张君主立宪〔2〕。后者以孙中山先生〔3〕为首，主张民主共和。

〔1〕康有为（1858—1927）：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清光绪年间进士。中进士前，即屡次上书，聚徒讲学，希冀国家变法图强。中进士后，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设立学堂、报馆，鼓吹变法。1898年（即戊戌年），在清廷改革派翁同龢、徐致靖等人支持下，受到光绪皇帝召见，并由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促成百日维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史称“戊戌变法”，杀谭嗣同等六人，罢陈宝箴等职，康有为逃亡日本避难。此后即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主张帝制复辟。著作有《新学伪经考》、《戊戌奏稿》、《大同书》等。

〔2〕君主立宪：君主权力受宪法制约的政权组织形式。有二元制和议会制两种形式。二元制指君主与议会分掌政权；议会制指国家权力归议会，君主权力受限制，只承担礼仪形式的职责。

〔3〕孙中山（1866—1925）：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早年在广东及港澳行医。1894年，上书李鸿章，提出政治革新主张，被拒绝，乃赴太平洋岛屿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其间，在国内多次发动起义，均未成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回国，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不久，袁世凯窃取政权，孙中山又长期从事反袁活动，曾发动二次革命。北洋军伐执政时期，他以广州为根据地，组织护法军政府，就任大元帅，誓师北伐。1912年，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会组成中国国民党，1921年，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1923年，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改为新三民主义。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著有《孙中山选集》、《孙中山全集》等。

康有为、梁启超〔4〕戊戌变法立宪，受慈禧太后〔5〕之阻挠而一蹶不振。慈禧之所以一意阻挠立宪，乃受中国四千年传统的家天下思想所驱使，为了维护子孙帝业，即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殆至我革命党之力量屡仆屡起，澎湃全国，清廷方图于癸丑（辛亥后二年）立宪，已不及措。后人每有谓“戊戌立宪，万世帝王；癸丑立宪〔6〕，国破家亡”，这实在是对领导失时者之真实写照。

〔4〕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与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维新变法，号称“康梁”。1898年入京，参与“百日维新”，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从事著述。辛亥革命后，一度在北洋政府任财政总长等职。“五四”前后，倡导文体改良。其著述涉及面极广，编为《饮冰室合集》。

〔5〕慈禧太后（1835—1908）：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清代咸丰皇帝妃。1861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死，其子载淳即位，年号同治，她被尊为太后，徽号慈禧，与慈安太后共同垂帘听政。1875年，同治皇帝死，立其侄载湉为帝，年号光绪，她仍然听政。在经济上采用洋务求富政策，在政治上反对维新派。光绪帝重用康有为等人实行“百日维新”时，她即发动政变，重新干政，幽禁光绪帝，杀害谭嗣同等维新派。1900年，一度利用义和团反帝爱国热情，对英美等宣战。八国联军入京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之后又迫于联军压力，惨杀义和团，并签订《辛亥条约》。1901年后，实行新政，且以“预备立宪”延缓国内政治矛盾。1908年病死，清王朝亦随其亡而走向覆灭的边缘。

〔6〕癸丑立宪：时称“预备立宪”。晚清时期，洋务运动兴起，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也随之影响清王朝政体的改革。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往东西洋各国考察其宪政；次年七月，颁谕实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先采取措施，预备立宪。宣统二年（1910），以各省督抚要求各省之谘议局人民代表请愿速开国会推动，诏原定宣统八年（1916）召开国会，宣布宪法，改为宣统五年（1913）立宪。然辛亥革命已于宣统三年（1911）爆发，清廷覆亡。

中国四千年来君位传子专制的家天下思想，不只铸成了政治的保守，抑且阻碍了物质的发达，中国的贫穷，实以此为根因。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我并且十分相信我这个看法。有人说中国文化不注重发达物质，反对奇技营巧，即妨碍了发达物质，我认为这是一个极不公平的批评。因为中国文化提倡“正德利用厚生〔7〕”，“正德”是以德显能，“利用”是以物养人，“厚生”是美善人生，最注重发达物质。“孝悌力田〔8〕”，即是重农。“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9〕”，即是重工。至排斥奇技营巧，不是指发达物质说，是指在不适于人生处耗费精神说。中国由古以来教民生活，不贵异物贱用物，不作无益害有益，这话反面是打击奇技营巧，正面即是提倡发达物质。惟实现“正德利用厚生”，必须是“天下为公〔10〕”的政治，不幸中国君位传贤只历两代，为时一百六十馀年，即变为传子，一私一切皆私〔11〕。在此君位传子的专制政体下，很难父贤子贤孙孙皆贤，为保持不贤子孙的君位就要忌妒民间的贤能。此所以中国历代民间发明虽多，不只得不到政府鼓励推广，反遭到政府的打击。此等行为，尤其在二千一百多年前秦始皇〔12〕统一了中国以后为最。继秦二千年来的政权，做法虽变，但均师其意。盖中国当时无敌国外患，所虑为其子孙君位之害者，就是中国人民，因而一味施行愚民弱民的政策，不只是物质学问不发达，即精神学问亦成了民间的产物，而不是政治的产物。

〔7〕正德利用厚生：出自《书·大禹谟》：“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唐孔颖达疏：“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己以治民。”《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无绌嫚，谓之幅利。”

〔8〕孝悌力田：古代乡官名。《后汉书·明帝纪》：“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唐李贤注：“三老、孝悌、力田，三者皆乡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所以劝导乡里，助成风化也。”

〔9〕“日省月试”三句：出自《礼·中庸》。汉郑玄注：“日省月试，考校其成功也。”唐孔颖达疏：“言在上每日省视百工功程，每月试其所作之事。”清郑观应《盛世危言·技艺》：“夫别器尚象，古圣王之所由利用而厚民也。日省月试，既禀称事，劝工之典，并列九经。”

〔10〕天下为公：语出《礼·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孙希旦集解：“天下为公者，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也。”孙中山先生据此号召实行其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

〔11〕“不幸中国君位传贤只两代”四句：指上古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皆为传贤不传子。而禹传位于其子，遂开启中国政权传子制度。

〔12〕秦始皇（前259—前210）：即嬴政，一称赵政。他在位时，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他自称始皇帝，以图子子孙孙，以至万世，永传其帝位。由于实行专制暴政，严刑苛法，赋役繁重，且连年用兵，导致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秦王朝在他去世后不久即迅速灭亡。

中国儒家的学问，“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13〕”，是发达物质的最高动力，亦是道德能力精神物质合一的圆满道理。中国由古以来，说人民的幸福，一为寿，二为富，三为康宁，四为修好德，五为考终命〔14〕。富必须加大生产力，正为发达物质的动力，其馀寿、康宁、修好德、考终命，亦均须发达物质来完成。所以说中国物质科学不发达，不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是被君位传子专制政体的政治力量所枷锁。明末李自成〔15〕造反，就是因政府忌妒他富而好施迫成的。

〔13〕“货恶其弃于地也”四句，出自《礼记·礼运·大同篇》。意为人们珍惜劳动产品，但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不会将它据为己有；人们在共同劳动中以不出力或少出力为耻，都能尽全力地工作，却没有“多得”的念头。只有树公心、去私心，才能达到货尽其用、人尽其力的境界。

〔14〕寿、富、康宁、修好德、考终命：出自《书·洪范》。考终命，指享尽天年。唐孔颖达传：“各成其长短之命以自终，不横夭。”

〔15〕李自成（1606—1645）：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陕西米脂县人。明崇祯三年（1630），加入起义军，号闯将。崇祯十七年（1644），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旋攻克北京，推翻明朝统治。然不能约束部下，被明将吴三桂引清兵入京后击败。

为笼络才智而开科取士，亦为维护君位的一个重要政策。这一政策发展到八股文〔16〕时代，可谓极尽控制人思路，耗竭人脑力之能事了。我就读私塾时，尚习作八股文，深感其在人脑中是悬崖绝壁，有时苦思终日，写不出一个字来，不同于研究科学之有道路，有阶梯。所以我常说：假如把作八股文的精神用于研究物质科学，其成效不知有多少倍。

〔16〕八股文：亦称时文、制艺。明清时科举考试所定的文体。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因名八股文。其题目一般摘自儒家经典《四书》，所论内容也应根据宋代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不许自由发挥。

我十九岁时（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为时势所驱，认为欲有补时艰，有济国危，只有投笔从戎，乃考入太原国立武备学堂〔17〕。越三年，清政府选送日本学习陆军。山西那一次共去了二十个人，其中我和姚以价〔18〕、张维清〔19〕三人是北京清廷给以公费，其馀十七人是省给以公费。当出国之前，山西巡抚（俗称抚台）张曾〔20〕等所谓五大宪〔21〕（抚台、藩台、臬台、学台、道台）对留日学生谆谆告诫：到日本后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以免误入歧途。提到孙中山先生，尤极尽诋毁之能事。但我一登上日本的船只，就不禁有无限的感慨！人家船上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人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比至日本之初，虽对日本何以国小而强，中国何以国大而弱，不断在脑中萦回，然因临行时清官吏之言犹在耳，仍存心拒与革命党人往来。但逐渐由所听到的话与所看到的书中，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党出刊之《中国魂》〔22〕，益念知清廷之腐败无能，清官吏所吩咐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话，至是在我脑中全部消失，遂决心加入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

〔17〕考入太原国立武备学堂：山西武备学堂，属晚清山西巡抚胡聘之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奏请设置，因戊戌变法失败而停办。光绪二十八年（1902），山西巡抚岑春煊在成立山西大学堂时，奏请恢复了山西武备学堂，四年后改为山西陆军小学堂。学堂以培养下级军官为主，学制三年。阎锡山在十九岁这年，与结拜兄弟黄国梁、张瑜以及温寿泉、乔煦、姚以价、荣福桐等人一起考入该学堂。

〔18〕姚以价（1882—1947）：字维藩，号龙门。山西河津人。1900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后赴日本，入士官学校。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在山西督练公所任职。1911年10月太原起义时，为第八十五第三营管带，被推为起义司令官，指挥攻打抚署。随即转赴江西、云南等地任军职。1947年授陆军上将衔。

〔19〕张维清：生卒年不详，山西阳曲县人。1904年由山西武备学堂被选为赴日留学军事的学生，入振武学校及东京士官学校。回国后，任山西新军测绘队队官。

〔20〕张曾（1852—1920）：字小帆，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七年（1968）进士。曾在湖南、福建、广西等地任职。光绪二十九年（1903）任山西巡抚。三十三年，遣兵捕杀女革命党秋瑾，为舆论谴责。后调任山西巡抚，曾派五十馀名学生到日本留学，旋称病归家。

〔21〕五大宪：省一级五种官制。指抚台、藩台、臬台、学台、道台。抚台指巡抚，是最高长官，负责军事、刑狱、吏治等。藩台，也作“藩司”，为布政使的别称，清代为总督、巡抚的属官，专管一省财赋与人事。臬台，按察使的别称，负责考核官吏。学台，学政的别称，负责一省教育的官吏。道台，一省道员的别称，负责行政的官员。辛亥年太原起义前山西巡抚为陆锺琦，布政使为王庆平，提法使为李盛铎，提学使为骆成骧，劝业道为王在贞。

〔22〕中国魂：1898年9月21日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看到中日两国之差距，即寻找强国之路，著文办报。尤其注重以“大和魂”的功效，因而探寻塑造“中国魂”，呼吁国人重视历史教育，力倡尚武精神。1899～1902年，梁启超通过《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中国魂”进行启蒙宣传，于中国思想界影响极大。如，1899年的《中国魂安在乎》、《东籍月旦》、《论教育当定宗旨》等等，都是苦寻“中国魂”的有名文章。其中最有名，也是最早提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文章当属《中国魂安在乎》：“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欲将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1902年，梁启超在历史学新著作《新史学》中更认为，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是“帝王将相之家谱”，少数人的“墓志铭”。1902年，梁启超将有关塑造“中国魂”的文章，结集为《中国魂》，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

斯时正值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倡导革命，我闻其说奋然兴起，即由结识而参加其所领导之革命运动。翌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我们参加革命运动之同志，均为同盟会会员〔23〕。我开始参加革命运动，距我到日之初仅仅三月，而我个人对革命事业之背向，则自觉判若两人。我由此深深感到为政不可落后了时代，如落后了时代，则所培植之人才，皆为崩溃自己之力量。清政府选送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批之留学生二百六十馀人，超过前五批的总和，不能说不注重留学生了，但参加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运动的，也多是我们这第六批留学生，这完全是清政府领导失时所致。

〔23〕均为同盟会会员：指阎锡山等在1905年加入同盟会。阎锡山1904年赴日留学，属清政府第六批派遣赴日留学生。他们先进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该校专门训练中国陆军留日学生。1906年秋，阎锡山入日本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实习一年，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1909年毕业返国。在日本留学期间，阎锡山听过孙中山几次演讲，并在1905年10月经山西最早的同盟会员神池县谷思慎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当时主盟者为同盟会领袖黄兴。

我们在日本时，清廷曾要求日本驱逐中山先生并禁止革命书刊，日本政府未予接受。当时留学返国的革命同志，被清廷残杀者屡有所闻，我们即从日本致函北洋大臣袁世凯〔24〕与南洋大臣端方〔25〕，要求他们停止残杀，如不接受，即不惜以一万革命同志的生命来换他们两人的生命。我们返国之后，一则因清廷建立新军〔26〕，须以留学生为主干，一则因我们对袁世凯、端方的神经战，使他们有了戒心，于是这一批留学生很快的都在清军中取得职位。

〔24〕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早年投在淮军吴长庆手下从军。1895年参加维新团体强学会。戊戌政变时，出卖维新派，获慈禧太后宠幸。1901年，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此扩张其势力，形成北洋军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凭借其势力及帝国主义支持，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并以武力威胁孙中山让位，又挟制清廷宣统皇帝退位，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解散议会，篡改宪法，并在1915年12月宣布次年为洪宪元年，即皇帝位。因此国内反袁称帝，蜂起云涌。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6月6日，忧惧而亡。

〔25〕端方（1861—1911）：清末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号匋斋。曾在陕西、湖北、湖广、江苏等地任巡抚，署两江总督。1905年出国考察政治，次年回国，建议预备立宪。1911年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率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在资州（今四川资中）被起义军杀死。谥忠敏。有文采，善收藏，著有《端忠敏公奏移》、《匋斋吉金录》。南洋大臣，为南洋通商大臣的简称，与北洋大臣相对，负责江南通商外交甚至海防事务。然端方履历不见有任南洋大臣之记述。或南洋大臣应由两江总督兼任，故阎锡山有端方任南洋大臣之说。

〔26〕新军：清末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制建立的新式陆军。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袁世凯以胡燏棻在天津小站训练的“定武军”为基础，扩编为新建陆军。张之洞也在其任两江总督时练新军。之后，新军逐渐扩展成清军的主要部队，并以北洋新军为中央军，由袁世凯掌控。而各省新军则多有被同盟会等反清势力控制者，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重要军事力量。如阎锡山回国后不久即任山西新军第八十六标标统（相当于团长），故他说：“于是这一批留学生很快的都在清军中取得职位。”

曾记得加入同盟会的誓言中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我对平均地权这一句话的意义不甚了解，有一天向中山先生请教。他告诉我说：“平均地权的‘权’字，不是量也不是质，这也就是说，不是说地亩多少，也不是说地质好坏，是说他的一种时效价值。”我听了说：“我还是不明白。”他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如纽约原来是个沙滩，可以说不值一个钱，现在因繁盛起来，一方尺地即值银子七百两。”当时我未问一方尺的尺是英尺，还是公尺，但我曾问：“美国也是花银子，说两数么？”他说：“不是，美国的货币，名叫套如。一套如约等于我们中国一两银子。我说一方尺值七百套如，你一定不晓得是什么价值，所以我和你说是值七百两银子。”我说：“那么，你说的平均地权，就是平均这一文不值涨到七百两的地价么？”他笑了笑说：“你说对了。”他继续说：“原来一文不值，今天值到七百两银子，不是人力为的，也不是造化予的，这纯乎是因国家经营所提高，不应当让地主享有，应该由国家享有。”我说：“我明白了。”他又说：“如纽约的这一种事实，世界上太多了。就我们中国说，上海、天津、汉口、广州都是这样，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因此我认为应该实行平均地权。”我接着问：“商埠码头可以如此，普通都市也可以如此吗？”他说：“凡有此种事实者，均应如此。”我又问：“耕作地是否可以如此？”他说：“耕作地因国家经营提高价值的事很少。”我复问：“因人力改良而增涨的地价可否归国家享有？”他说：“不可，人力改良的应归出人力者享有。”这一席话历时三十分钟。在此短短三十分钟的谈话中，中山先生问我：“你明白了吗？”总在十次以上，那一种谆谆诲人的亲切态度，至今思之尤觉敬服不置。

我加入同盟会之后，中山先生指示我们学军事的同志不可参加外部活动，以保身份之机密，但应在内部建立一纯军事同志之组织，负起革命实施之责。此组织定名为“铁血丈夫团〔27〕”，盖取《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8〕”之义。参加此组织的二十八人中，山西即有温寿泉〔29〕、张瑜〔30〕、乔煦〔31〕与我四人，其它如浙江黄郛〔32〕，江西李烈钧〔33〕，陕西张风翙〔34〕，云南罗佩金〔35〕，湖北孔庚〔36〕等，都是辛亥前后之革命中坚人物。

〔27〕铁血丈夫团：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内部建立的纯军事干部组织。其中成员以留日学员为主。据说其团员共28人，计为山西何澄、阎锡山、温寿泉、张瑜、乔煦，湖南程潛、仇亮，湖北孔庚、朱绶光、何成浚、李书城，云南唐继尧、罗佩全，江西李烈钧，陕西张凤翙、张益谦，四川尹昌衡，浙江黄郛，河南杨增蔚，直隶（今河北）何子奇。他们后来都成为运动新军，发动辛亥革命的干将。

〔28〕“富贵不能淫”三句：出自《孟子·滕文公下》，三句之下云：“此之谓大丈夫。”

〔29〕温寿泉（1880—1955）：字静庵，山西洪洞人。1902年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1年任山西督练公所会办兼陆军小学堂监督。辛亥革命后，被推为副都督。1936年1月授予陆军中将。1949年建国后，任北京文史馆馆员。

〔30〕张瑜（1883—1914）：字玉堂，1902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赴日留学，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任山西新军第八十六标管带（营长）。辛亥革命后，任山西军政府第四标标统兼北路军总司令、山西督军府参谋长、山西混成旅旅长等职。

〔31〕乔煦：字子和，山西太原人。1902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赴日本入振武学校，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加入铁血丈夫团。1909年回国，任职山西督练公所。该年入京会试，授陆军步兵举人，后任山西新军第八十六标一营管带，秘密策划太原起义。1911年10月29日太原起义成功后，任前敌司令，增援娘子关，阻击清军进攻，并密会清军吴禄贞，商定一起进攻北京。吴被刺身亡，乔煦曾赴京与段祺瑞接头，试图缓和局势。后遭阎锡山排挤，调任河东军政检阅使，不久病亡。

〔32〕黄郛（1880—1936）：字膺白，浙江绍兴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1924年，一度代行北洋政府内阁总理，摄行总统职权。后任外交部部长、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33〕李烈钧（1882—1946）：江西武宁人，原名烈训，字协和。1904年赴日本学习军事，1907年加入同盟会。次年回国，先后在江西、云南从事军事活动。辛亥革命后，被举为安徽都督，次年任江西都督。宋教仁被刺杀后，在湖口宣布独立，通电讨袁，掀起“二次革命”。后历任国民军总参议、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等职。

〔34〕张凤翙（1881—1958）：字翔初，河南沁阳人。1902年入陕西陆军武备学堂。1904年日本振武学校，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升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骑兵科。1909年回陕西，在新军中任职。1911年10月西安起义后，被推为秦陇复汉大都督。次年任陕西都督。之后在国民政府西任参议员等职。新中国建立后，曾任陕西省副省长等职。

〔35〕罗佩金（1878—1922）：字熔轩，云南澄江人。1904年入日本振武学校，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入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在云南新军任职。1911年参加云南起义。1912年授中将，参加护法运动。曾任云南、四川军政要职。1921年，参加驱逐唐继尧。次年唐返回昆明，罗佩金在双金坡被杀。

〔36〕孔庚（1971—1950）：字雯掀，湖北蕲水（今浠水）人。阎锡山留日同学。回国后，在吴禄贞部任职。吴被刺后，投阎锡山。1912年授陆军中将。曾任大同镇守使等职务。1921年后离开山西，在湖北等地参政。1948年寓居武昌。1950年11月病逝。

我在日本留学，于东京振武学校〔37〕肄业二年半，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实习一年，东京士官学校〔38〕肄业一年半。振武学校是从第六批中国留学生起，专门为中国学生设的。士官学校的中国学生亦不与日本学生同住，且上课亦不在一起，因为日本有若干秘密，是不愿让中国学生知道的。在此五年中，我的时间多用于联系革命同志，开展革命工作。暇时常与李烈钧、唐继尧〔39〕、李根源〔40〕、朱绶光〔41〕等分析时事，研究政情，并曾编著革命军操典与革命军战法。革命军操典注重编制之改善，革命军战法则注重夜战，均为适应回国革命而作。实际用于功课的时间不及其半，故每逢考试，辄以意为之；尤其算术一课，多不按公式计算，虽得数能对，老师亦仅给以及格分数。

〔37〕东京振武学校：原名成城中学，自1903年起专门训练中国陆军学生，故改名振武学校。中国学生在此学习三年（其中一年为实习）后，方能经过考试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

〔38〕东京士官学校：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专门培养陆军基层干部。山西籍的何澄、阎锡山、黄国梁、乔煦、张瑜、姚以价、温寿泉等，都曾在这所军校学习军事。

〔39〕唐继尧（1883—1927）：字口赓，云南会泽人。他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于1911年任云南新军管带，率军在昆明起义，任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次长；1913年继蔡锷任云南都督。之后，与蔡锷通电讨袁，又参加护法运动，逐渐成为云南地方军阀。1927年被云龙等威逼去职，不久病死。

〔40〕李根源：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秀才，二十九年（1903）入昆明高等学堂。次年留日学军事，先后毕业于振武学堂与东京士官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加入中国同盟会，次年春任云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长，《云南杂志》社经理。宣统元年（1909）回国，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总办。武昌起义后与蔡锷等发动新军响应，成立大汉军政府，任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继任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后参加“二次革命”。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总统，退出政坛，隐居吴中。“吴淞战事”起，与张仲仁等抚伤救民，收殓大批阵亡将士遗骸，葬于五峰山与马岗山。1926年春夏时，游遍横山、尧峰、皋峰、穹窿、邓尉、天池、渔洋、支硎、天平、灵岩、阳山诸山，访古探幽，历时三月，撰成《吴郡西山访古记》。次年葬母亲阙氏于藏书小王山，建阙茔精舍，经营“松海”十景。1931年，担任《吴县志》总纂，并撰冢墓、金石卷。同时，担任吴中保墓会会长，还创办“善人桥农村改进会”、阙茔小学、成人学校，凿井筑路，绿化山岭，深为乡民称颂。1936年，为营救“七君子”而奔走。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投入抗救亡运动，与张仲仁等倡议组织老子军。不久离苏去内地。

〔41〕朱绶光（1886—1948）：湖北襄阳人，1886年生于福建。1904年，被选送官费留学日本，先入振武学校，嗣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朱绶光入盟，成为最早的会员之一。五年后返国。1925年2月，出任山西都督公署顾问，同时负责创建山西陆军辎重教练所。阎锡山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后，朱绶光改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和第三集团军参谋长。1929年2月，代表晋系集团任国民政府编遣委员会经理部副主任，代行主任职权。8月24日，兼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10月11日，代理军政部长。1932年出任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1936年被南京国民政府授予中将。1937年8月，任长官部参谋长。1939年6月，重庆政府决定成立“绥远省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署”，阎锡山兼任指导长官，以朱绶光为副指导长官。1944年元月，任军事委员会上将参议官，1945年10月，任湖北省第一届监察委员。1948年2月14日，突患脑溢血不治，于武汉寓所去世。

我留日期间，正值明治维新〔42〕，不论政治上与社会上都是一片振兴气象。最使人历久不忘的两件事，一件是你无论向任何人问路，他们无不和和气气地告诉你，甚至领你到达你所询问的路口；一件是你无论在任何地方丢失东西，一定有人想尽办法给你送还。

〔42〕明治维新：日本明治天皇睦仁（1852—1912）时期实行的改革强国运动，对内颁布《帝国宪法》，迁都江户，改名东京，对外实行侵略扩张，从而使日本迅速成为世界列强之一。

还有日本人崇敬军人的精神，也使人十分感佩。我在士官学校时，有一次舍营，演习之后，汗透重衣，人民拿出他们的衣服，让我们穿上，然后替我们将衣服洗净熨干，并招待我们饮水吃饭。吃了晚饭之后，向我们说：“你们早点睡罢。明早集合的时间我们替你们打听，叫你们起来，为你们预备早餐，不用你们操心。”

又有一次行军路经一个乡村，见有些老年女人向军队拱手，若敬神然。我以后向日本人请问为什么如是恭敬军人？他们说早年日本政府有云：“敌人的军队来了，你敬神神不能替你打敌人，能替你打敌人的是军人，你与其敬神，莫如敬重军人。”因此老年的女人尚有这种印象。

日本维新，以发扬武士道〔43〕，提高军人精神，为其主要目标。我到日本的头两年，正值日俄战争〔44〕时期，我曾问过日本友人说：“俄国是一个大国，军队装备又好（那时管退炮日本尚不能制造，战场上掳获俄国制造者，始行仿造），你们日本有没有战胜的把握？”他说：“有。”我说：“你这话有何根据？”他说：“俄国人警告顽皮小孩子的时候，常常说：‘你再不听话，就送你到军官学校。’他们存着这样的轻军心理，我们对他一定有胜利的把握。”但凡事过犹不及，这一段时期，在尚武上俄国是不及，日本是过，俄国在日俄战争时固然招致了失败，日本在二次大战时，由于军人骄横，自由行动，亦难免于失败。

〔43〕武士道：日本武士遵循的道德准则，即应具有忠勇、节义、廉耻、守信、坚韧等品格，始于镰仓时代。明治维新后，武士道的等级废除，但仍然长期宣传武士道精神。

〔44〕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在1904年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权益而进行的战争，以日本战胜，签定《朴茨茅斯和约》结束。战争的结局导致日本取代沙俄获得在我国东北的支配地位，为其进一步侵略中国作了准备。

日俄战争时为日本军人精神最盛时期，日俄战后即渐渐减退。因为战争一结束，社会党（社会上称之为过激党）的传单逢军人即散，传单上充满了讽刺的话，比如说，你们军人死了许多，为日本换来了什么？无非是军人的荣誉与资本家开发满洲的利益罢了。在此种煽动下，很快的就有小部分军队突营的情形。

日本当时的社会党和掌握下层社会的黑龙会，对中国革命运动，都很表同情与赞助。同盟会的盟友与他们过从颇密，对他们的活动亦多支持。有一次日本社会党人大衫岩，因被日政府下狱，他夫人及其同党人向我求助。我想到中国留学生患病住院，领事馆每日可给医疗费日币五元，我遂佯装患病，经过一位德国医学博士（亦社会党人）诊断，允准住院。我一直在医院住了六个月，把向领事馆领到的医疗费，除了医院费用，所馀九百日元，悉交大衫岩夫人。日本政府那时对社会党人甚为敌视，这位朋友是社会党的活跃人物，因而不幸于日本大地震时被日本政府假罪处死了。

民国纪元前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奉中山先生之命，偕盟友赵戴文〔45〕各携炸弹一枚返国，布置华北革命。至上海港口时，因知海关检查甚严，乃将赵君所携之炸弹亦集于己身，并向赵君说：“如检出来，我一人当之，你可不承认是与我同行之友。检查时，我站在前列，你站后列。”赵君说：“我站前列，你站后列如何？”我说：“站后列有畏惧检查之嫌，易被注视，仍我站前列为宜。”果然检查人员检查后列较前列细密，我遂得渡此难关。其后我向赵君说：“愈危难处愈不可畏缩，畏缩则引人生疑。”行抵汉口，在一家旅馆中，很凑巧的看到墙壁上有墨笔写的两行字：“事到难为宜放胆，人非知己莫谈心”，我想那一定是革命党人所题，若非革命党人，脑筋中就不会动此感想。回晋后，在家中住了五天，即到五台山周围各县与雁门关内外旅行，向各处学生、教师、商人、僧侣运动革命，历时三月，复赴日本。

〔45〕赵戴文（1866—1943）：字次陇，山西五台县东冶镇人。19岁入太原晋阳书院，27岁入令德堂学习。1904年，以山西大学堂教员身份，赴日本宏文师范深造，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与阎锡山回国，先后在晋阳中学等处任教员等职。1911年10月29日太原光复后，任都督署秘书兼将校研究所所长，旋任督署参谋长，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参议。1928年12月特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次年任监察院院长。曾坚决反对阎锡山发动中原大战。1936年，任山西省政府主席，次年兼任第二战区政治部主任。抗战期间，坚决反对阎锡山与日本人勾结。1943年12月27日去世。

其后在弘前步兵三十一联队实习的阶段，看见上海报载，广东钦州被革命军占领，兴奋之馀，即向联队提出因病请求退学之条呈，因为那时我的革命军战法已经编成，急欲亲往钦州参加革命行动，对我的革命军战法实际作一试验。结果日本联队长未批准我的退学请求。当批驳之条呈发下，又见报载钦州已被清军克复。于今思之，方觉我当时的举措未免冲动。

民国前三年（清宣统元年，1909年）毕业返国，绕道朝鲜旅行，经京城（今韩国首都首尔—编者）时，适逢朝鲜大臣下朝，人人皆沿墙边小路而走，且每行数步，即掉头向我窥视，其状如鼠之畏猫然。因我穿的是西装，与日本人无大分别。一望朝鲜大臣之可怜模样，即知其在路上常受日人凌辱，以故未敢坦行，亦未敢直视。住旅馆后，朝鲜报社记者来访，最后含泪无言而别。至平壤，见有一座建筑崭新的楼房，经询问获知为妓女学校。我当时深感亡国之民，生命财产廉耻均无以自保，因而于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向山西人民普遍讲述亡国之可怕，大声疾呼的提出“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的口号。为进一步使省人以目睹事实自警警人，曾发动山西各界人士组织韩国参观团，由冯曦〔46〕领导，前往韩国参观。他们于回国后曾将参观报告印散山西全省人民，以是山西人民对亡国惨痛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46〕冯曦（1880—1960）：字子和，山西代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历任山西省议长秘书长、六政考核处处长、村政处处长等职。1928年10月，任绥远省政府委员。1931年12月至1938年10月，任绥远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后赴重庆，以诗文自娱。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内蒙古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紫禾诗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