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第十三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先，是倡率的意思。劳，是以身勤劳其事。倦，是厌怠。

子路问为政之方，孔子告之说：“为政有本，不宜徒责于人，惟当反求诸己。以兴民行，毋徒以言语教导之而已，必也以身先之。如欲民亲其亲，则先之以孝；欲民长其长，则先之以弟；欲民之忠，则先之以不欺；欲民之信，则先之以用情。件件都从己身上做个样子与他看，则民自有所观感兴起，而教无不行矣。以作民事，毋徒以政令驱使之而已，必也以身劳之。如欲民勤于耕，则春省以补其不足；欲民勤于敛，则秋省以助其不给。或劝课其树蓄，或巡行其阡陌，件件都亲自与百姓每料理，则民竞相劝勉，而事无不举矣。为政之道，不外此二端而已。”子路自负其兼人之勇，以为政亦多术，恐不止于先之、劳之二者而已，故复请增益焉。孔子以勇者喜于有为而不能持久，故又告之说：“为政不在多言，前说已尽，无可益也。但天下之事，勤始者多，克终者少，子惟于此二者，持之有常，勿生倦怠。民行虽已兴矣，所以率先之者愈加；民事虽已举矣，所以勤劳之者愈力，则教思无穷、容保无疆，为政之能事毕矣。二者之外，更何所益乎？”然先劳无倦，不止居官任职者为然。人君之治天下，非躬行不足以率人，非久道不足以成化，尤当于此深加之意也。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季氏，是鲁大夫。宰，是邑长。有司，是众职。赦，是宽宥。

昔者仲弓为季氏属邑之宰，问政于孔子。孔子告之说：“宰兼众职，若不分任于先，何以责成于后？故必先授其任于有司，使各专去办理，而后考其成功，则己不劳而事毕举矣。人有大过，固不可不惩，若小小差失一概苛责，则法太密而人无所容，故必于小过而宽宥之，则刑不滥而人心悦矣。至于贤才不举，则众务必至于废弛，故凡贤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必举而用之，则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这便是为政之道。”仲弓又问说：“先有司，可能也；赦小过，可能也；若夫贤才之伏无尽，我岂能以一人之智，尽知天下贤才而举之乎？”孔子说：“贤才之在世也，汝虽不能尽知，然岂一无所知者乎？汝虽有所不知，然人岂无知之者乎？汝但于汝之所知者，举而用之，则人见其诚心荐贤，莫不感动，凡汝之所不知者，亦皆将举之矣，其孰肯终舍之哉？”盖秉彝、好德，人心所同，举其所知者于己，而付其所不知者于人，自可无遗贤之患矣。若必自己尽知而尽举之，何其示人之不广耶？即此观之，圣贤用心之大小可见矣。

大抵夫子所言，皆为政之大体，虽古先帝王致治之盛，亦不外此。故狱慎罔兼，先有司也；眚灾肆赦，赦小过也；翕受旁招，举贤才也。三者之中，举贤为尤要；能举贤才，则政平讼理。凡先有司，赦小过，皆举之矣。所以说治天下者在得人，诚君道之首务也。

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卫君，是出公，名辄。

昔卫灵公逐其世子蒯聩，出奔于晋。灵公卒，立蒯聩之子辄为君。其后蒯聩欲返国，辄拒而不纳，凡宗庙祭祀，与夫出政施令于国，都只称灵公为父，不认蒯聩。是统嗣不明，名实乖乱甚矣。此时孔子自楚反乎卫，子路方仕于卫，因问于孔子说：“卫君慕夫子之道德久矣，今见夫子之来，必且虚己隆礼，以待子而为政。不知子之为政，其所设施者，以何为先乎？”夫子答之说：“君臣、父子，人之大伦，未有彝伦不叙，而可以为国者。今卫君乃不以其父为父，而以其祖为父，彝伦而名实爽矣。若使我行政于卫，必也先正其名，使君臣、父子之间，伦理昭然，名实不紊。此乃政事之根本，有国者之急务也。”子路识见未能到此，乃不深思其意，率尔妄言说：“有是哉，夫子之迂阔而不达于时务也。夫为政者，惟取今日可以安国治民者而急图之可矣。至于父子称谓之间，乃是小节，何关于国之治乱、事之得失，而必以正名为先乎？”子路之言，粗野甚矣，故孔子直责之说：“野哉仲由！何其识见之鄙陋，而言词之粗俗也。夫君子于事理有不通晓处，则姑阙其疑，以俟考问。今汝于我之言有所未知，不妨从容辩问，乃率尔妄对，直以为非，不亦野哉！”夫子盖将详示子路以正名之说，故先折其粗心浮气如此。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事得其序便是礼。物得其和便是乐。措，是安置的意思。

孔子告子路说：“吾之所以欲先正名者，岂故为是之迂哉！盖以为政之道，必名分先正，而后百凡施为皆有条理。若使名有不正，非君臣而强为君臣，非父子而强为父子，则发号施令，称谓之间必然有碍，而言不顺矣。言不顺，则名实乖错，言行相违，所为之事如何得成？事不成，则动皆苟且，必然无序而不和，礼乐如何可兴？礼乐不兴，则法度乖张，小人得以幸免，君子反罹于罪，刑罚如何可中？刑罚不中，则民莫知所趋避，而无安身之地，何所措其手足？”夫以名之不正，其弊遂至于此，可见大纲一隳，万目瓦裂，而国非其国矣。为政者，乌得不以正名为先乎？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又告子路说：“名一不正，则言不顺，事不成，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是以君子之于名也，必其称谓之间，皆当其实而无爽，而后以为名；若不可言者，则不敢以为名也。其于言也，必其出诸口者，皆可见之行而无窒，而后以为言；若不可行者，则不敢以为言也。夫名必可言，则名正而言顺；言必可行，则言顺而事成，而礼乐兴，而刑罚中，皆在是矣。所以君子为政，凡于言之称名者，务求当其实，无所苟且，盖以是耳。盖一事得，则其余皆得；一事苟，则其余皆苟。吾之欲先正名者，意正为此。子乃反以为迂，岂知治体者哉！”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

稼，是稼穑，播种五谷之事。圃，是园圃，种蔬菜之事。小人，是识见狭小之人。

昔樊迟以务本力农，乃治生之常道，故请问于孔子，欲学为播种稼穑之事。孔子说：“稼穑之事，惟年老的农夫知道，吾不如老农。子欲学稼，问之于老农可也。”樊迟以种植园圃之事，比之稼穑为易，故又请学为圃。孔子说：“园圃之事，惟年老种圃的人知道，吾不如老圃。子欲学圃，问之于老圃可也。”夫樊迟再问，而夫子再拒之如此，是不足之意概可见矣。及其既出，又责之说：“小人哉，樊须也！”盖天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修身齐家以治国平天下，大人之事也；务农种圃以自食其力，小人之事也。樊迟游于圣门，乃不务学为大人，而留心于农圃之事，何其识见之浅小，而志意之卑陋哉。故夫子以小人责之，盖将勉之以大人之学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情，是情实。襁负其子，是以布裹小儿于背，而负之以行也。

孔子因樊迟之问稼圃，既以小人责之，此又以大人之事晓之，说道：“小人劳力，大人劳心；劳力者居下而听令于上，劳心者修己以倡率于下，此天下之大义也。如使为上者，能好礼，而动容周旋皆中其节，则民之得于观瞻者，自将俨然畏之，谁敢不敬乎？能好义，而设施措置皆合其宜，则民之得于承顺者，自将帖然守之，谁敢不服乎？能好信，而以实心实意待人，则至诚动物，而民亦以实心实意应之，谁敢不以其情实归上者乎？能如是，则四方之民闻风向化，皆将襁负其子而至矣。民归既众，则皆任土作贡，以奉其上。上虽安享其奉而不为泰也，又安用身亲为稼穑之事哉？”此所谓大人之事也。樊迟不此之务，而顾请为稼圃，何其陋哉！夫周公陈《无逸》以告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而樊迟请学稼，孔子乃鄙之为小人者，盖人君深居九重，小民疾苦常患不得上闻，故周公惓惓以此为言，若学者所志，当以大人自期，又不宜屑屑于农圃之事。周、孔之言，夫各有所当也。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诵，是读。《诗》三百，是《诗经》三百篇。授之以政，是与之以位，而使其行政。达，是通晓。使于四方，是将君之命，出使于他国。专对，是自以己意应对诸侯，不烦指授也。奚字，解作何字。以，是用。为，是语词。

孔子说：“《诗》之为经也，本乎人情，该乎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美恶、政治之得失，故读之者，必达于政。且其言温厚和平而不激亢，多所讽喻而不直率，故读之者必长于言。若有人焉读《诗》三百篇，可谓多矣。乃授之以政务，而漫不知所设施；出使于四方，而不能自为应对，则是徒有记诵之勤，全无心得之益，读诗虽多，有何用处？亦与不读者同矣。所以说虽多亦奚以为？”盖穷经必先明理，明理方能适用，若不能明理，不过记问口耳之学而已，何足贵哉！然不止三百篇为然，大凡经书所载，莫非经世之典，修齐治平之理备在其中，读者须逐一体验而推行之，乃为有益。不然，则是求多闻而不能建事，学古训而不能有获，虽多而无用矣。善学者，可不知所究心乎？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令，是教戒。

孔子说：“上之导下，以身不以言。若使伦理无不尽，言动无不谨，淫声美色不以乱其聪明，便嬖谀佞不以惑其心志，则身正矣。由是民皆感化，虽不待教令以驱使之，而自然迁善敏德，无敢有违背者。若其身不正，伦理不能尽，言动不能谨，声色乱其聪明，便佞惑其心志，则民心不服，虽教令谆切，使之为善，亦有不从者矣。”盖上之一身，下所视效，不能正己，焉能正人？所以《大学》论齐治均平，皆以修身为本，即是此意。有天下国家者，可不求端于身哉？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孔子说：“鲁乃周公之后，卫乃康叔之后，本是兄弟之国。以今日观之，两国之政，也正是兄弟一般。以鲁，则三家僭窃而公室微；以卫，则不父其父而祢其祖。纪纲同一陵替，法度同一纵弛，何其衰乱之适相类也！”盖夫子思拨二国之乱以反之治，而时不我用，力莫能挽，故徒付之慨叹如此。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是卫大夫。居室，是处家。合，是聚合。完，是齐备。美，是精美。三个苟字，是聊且粗略的意思。

孔子说：“人之嗜欲无涯，则其贪求无厌。若卫公子荆之处家，可谓善矣。盖公子荆先贫后富，方其贫时，居处服食之类，草草初具而已。在他人处此，必将求其尽有而后为快也。彼则曰：‘吾今已苟且聚合矣。’推其心，使其止于始有，则亦以是为足而不复望矣。既而渐渐少有，在他人处此，必将求其尽备而后为快也。彼则曰：‘吾今已苟且完备矣。’推其心，使其止于少有，则亦以是为足而不复求矣。其后饶裕充足，虽到富有的时节，然未必至于精美，彼则曰：‘吾今已苟且精美矣。’推其心，盖不啻尽美极备而无以复加矣。是则由合而完，由完而美，可见其随处而安，而无贪求之想。合曰苟合，完曰苟完，美曰苟美，可见其所欲有节，而无尽美之心。公子荆之居室如此，亦贤矣哉。”大抵人之处世，莫病于贪求，莫贵于知足。然所谓知足者，谓其当下便足，非谓有所期限而止也。若有所期限，则亦不免于求矣。子荆当始有之时，不慕少有；当少有之时，不求富有，随时便足，无事营求。非其心清欲寡，不以外物累其中者，讵能之乎？故孔子贤之，谓其近于道也。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适字，解作往字。卫，是卫国。冉有，是孔子弟子。仆，是御车。庶，是众多的意思。

昔者孔子周流四方，行到卫国，时冉有为孔子御车而行。孔子看见那百姓每众多，因叹说：“众矣哉！此卫国之民也。”冉有问说：“有国者，固欲民之蕃庶。然不知既庶之后，又何道以加之？”孔子告之说：“庶而不富，则生养不遂，终必离散，安能长保其庶乎？必也制为田里，薄其赋敛，使百姓每丰衣足食，无贫乏之患，则庶者长庶，而可以为充实之国矣。这是王者厚生之政，所当加于既庶之后者也。”冉有又问说：“有国者，固欲民之富足。然不知既富之后，又何道以加之？”孔子又告之说：“富而不教，则饱暖逸居，乖争易起，安能长保其富乎？必也设为学校，教之礼义，使百姓们孝亲敬长，兴仁让之俗，则富不徒富，而可以为有道之国矣。这是王者正德之政，所当加于既富之后者也。”圣贤一问答之间，而王道之规模、施为之次第，皆具于此。岂非万世之法程哉！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是周一年之月。可，是治理可观。成，是治功成就。

昔孔子怀匡世之志，抱经纶之具，而不得试，故感而叹说：“当今之世，无用我者耳。诚使有人委我以国政而用我焉，虽至于周一年之月而已，将见弊者革，废者兴，纪纲法度渐次就理，皆有可观者矣。若至于三年之久，则化行俗美，礼备乐和，民生以厚，民德以新，而治功成矣。”惜乎不得少试，而使其徒托诸空言也。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善人，是天资仁厚的人。胜残，是化残暴之人。去杀，是不用刑戮。

孔子说：“古语有云：‘善人治国，累代相继，至于百年之久，则世德积久，和气薰蒸，亦可以化残暴之人，使之同归于善，不用刑杀而天下自治矣。’古语如此，诚哉是言，信有此理也。”盖凡民之心，有善无恶，其所以放辟邪侈而陷于刑辟者，岂无仁义之良哉？惟上之人无以感之耳。善人为政，虽未必德业全备、礼乐修明，只以其一念醇厚之心，积之而化，便可使刑措不用，但须先后相承，迟以岁月耳。若夫圣人之治天下，何待百年，其效亦岂止此而已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王者，是圣人受命而兴，以君主天下者。三十年为一世。仁，是教化浃洽。

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仅可以胜残去杀，不过小康之国而已。若乃至治之世，仁恩渗漉，教化浃洽，举天下之大，如人一身血气周流，无不贯彻，才叫作仁。今明主不作，民之不被其泽久矣。如有圣人受命而起，欲纳天下于同仁之域，恐亦未可遽期其效。必是积之以渐，仁心仁政，涵育熏陶，至于三十年之久，然后深仁厚泽，浃于肌肤，沦于骨髓，天下之人皆涵濡于德化之内，而相忘于熙暤之天也。夫岂一时可致者哉！”此可见非王道不足以成至治，非悠久不足以行王道。盖惟唐虞之万邦时雍，成周之宇宙泰和，可以语此。愿治者当知所从事矣。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从政，是为大夫而从事于政治。

孔子说：“为政所以正人也，而其本在于正身。苟能居仁由义，动遵礼法，先自正其身矣，则上行下效，捷于影响，其于从政而正人也，何难之有？若立身行己，一有未善，不能自正其身，则表仪不端，焉能率下，其如正人何哉？”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朝，是鲁大夫季氏私家之朝。晏，是晚。政，是国政。事，是家事。以，是用。

古者大夫虽致仕，犹得与闻国政。昔者冉子为季氏宰，朝于季氏而退，来见孔子。孔子问说：“今日何退朝之晚也？”冉子对说：“适有国政，相与商议，所以来迟。”孔子说：“此必是季氏私家之事耳，非国政也。若是国政，则我旧日曾为大夫，虽已致仕不用，于礼犹得与闻之。今既不闻，则非鲁国之政明矣。”是时季氏专鲁，其于国政，盖有不与同列议于公朝，而独与家臣谋于私室者。故夫子阳为不知而言，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子之意深矣。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定公，是鲁君。几，是期必的意思。

鲁定公问于孔子说：“为治有要，不在多言。紧要的只一句言语，便可以兴起国家，果有之乎？”孔子对说：“兴邦，大功也。一言之微，便未可若是而必期其效，然亦有之。今时人有句话说道：‘为君难，为臣不易。’夫人君势分崇高，威福由己，若无难为者。殊不知君之一身，上焉天命去留所系，下焉人心向背所关，一念不谨，或贻四海之忧；一日不谨，或致无穷之患，为君岂不难乎？人臣职守有常，随分自尽，若可易为者。殊不知臣之事君，上焉辅之以凝承天命，下焉辅之以固结人心，致君之道少亏，则有瘝官之咎；泽民之方未备，则有旷职之愆，为臣亦岂易乎？时人之言如此，人君惟不知其难，固无望于兴邦耳。诚使真知为君之难，而兢业以图之，处己则不敢有一念之或肆，治民则不敢有一事之或忽，由是以倡率臣工，皆务勤修职业，以共尽克艰之责，如此将见君德日以清明，政事日以修治，上而天命于是乎眷佑，下而人心于是乎爱戴，国家之兴，端可必矣。然则为君难一言，不几乎为兴邦之明训乎？吾君有志于兴邦，亦于斯言加之意而已。”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定公又问说：“一言兴邦，既闻之矣。若说一句言语便可以丧亡其国者，亦有之乎？”孔子对说：“丧邦，大祸也。一言之间，便未可若是而必期其祸，然亦有之。今时人有言说道：‘我不是喜乐为君，只是为君时，随我所言，臣下都遵奉而行，无敢违背，此乃其所乐也。’时人之言如此。自今言之，君令臣从，固无敢有违者，然也看君之所言何如。如其所言而善，有益于生民，有利于社稷，那臣下每都依着行，不敢违背，则生民必受其福，社稷必得其安，岂不是好事？如其所言不善，有害于生民，有损于社稷，也都要臣下每依着行，不敢违背，则生民必受其祸，社稷必为之危，而国不可以为国矣。然则惟言莫违之一言，岂不可期于丧邦乎？”夫邦之兴亡，非细故也，而皆始于一言。《大学》所谓“一人定国”“一言偾事”，意亦如此。人君审其所以兴，鉴其所以亡，则可以永保天命而长守其社稷矣。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叶公，是楚大夫。

叶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为政之道，在得民心。若能使民之近者被其泽而喜悦，远者闻其风而来归，则为政之道得矣。然人心至愚而神，苟非有实心实政足以感人，而欲以欢虞小术违道干誉，则四境之内且不能服，况其远者乎？”此盖夫子言外之意也。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莒父，是鲁邑。速，是急速。小利，是小小便宜。达，是通达。

昔者子夏为莒父邑宰，问政于孔子。孔子说：“为政之弊有二，躁急之人，方为其事而遽责其效，这是欲速之弊。子之为政，必须推行有渐，不可欲速以求目前之效。浅狭之人，狃于浅近而昧于远大，这是见小之弊。子之为政，必须志量广大，不可见些小事功便以为得。何也？盖政以能达为贵，然必有渐而后可以达也。若欲速，则求治太急而无次第，欲其通达，反不能达矣。此所以不可欲速也。政以大成为期，所志者大，则小者有所弗顾也。若见小利，则其心已足而无远图，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矣。此所以不可见小利也。”盖子夏素有近小之病，故孔子以此教之。其实为政之道，不外于此矣。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党，是乡党。直躬，是直身而行者。攘，是窃盗。证，是证明。

昔楚大夫叶公与孔子说道：“吾乡党之中，有直身而行，无所私曲的人。其父盗人之羊，而己为之子，乃从而证明其事。夫父子至亲，尚且不能隐，则其直可知矣。”孔子说：“我乡党中亦有直身而行者，与此不同。子有过也，而父为之隐，不使闻之于人；父有过也，而子为之隐，不使闻之于人。夫父子相隐，虽不得为直，然于天理为顺，于人情为安，迹虽枉而理则直，虽不求为直，而直自在其中矣。若父子相证，则于天理、人情两有所乖，岂得为直哉？”此可见道不远于人情，事必求夫当理。矫情以沽誉，立异以为高，流俗之所慕，而圣人之所不取也。后世论道与论人者，宜以孔子之言为准。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仁，是心之德。恭，是敬之见于外者。敬，是恭之主于中者。忠，是尽心而不欺。之字，解作往字。弃，是舍去的意思。

樊迟问说：“如何可以为仁？”孔子告之说：“仁具于心，本体事而无所不在。故为仁之道，须随事而检束其心。大凡日用之间，不是闲居，即是应事，不是应事，便是接人。若此心一有不存，即失其本然之理，而不足以为仁矣。故必静而居处，便要俨然恭庄，而不敢惰慢，则心存于居处之时矣；动而应事，便要肃然敬谨，而不敢怠忽，则心存于执事之时矣；以至与人相处，又要忠实而不敢欺诈，则心存于与人之时矣。然又不可少有间断，必须以此三者拳拳服膺，而无须臾之违。不但安常处顺之时为然，虽到那夷狄患难之中，居处也是这般样恭，执事也是这般样敬，与人也是这般样忠，确然固守而不可弃失，则此心无往不存，将至于全体不息，而浑然天理之周流矣，岂非为仁之道乎？”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耻，是羞耻。硁硁，是小石之坚确者。小人，是局量浅狭的人，非为恶之小人也。斗筲，是器名，所容不多。何足算，是说不足数。

昔子贡问于孔子说：“民生有四，士为之首，士之名亦难称矣。必何如然后可以谓之士乎？”孔子说：“节行乃立身之本，才略为用世之具。若于行己之间，以道义为大闲，凡非义之事皆羞耻而不为，是大本已立矣。及其奉君命而出使于四方，则又能应对诸侯，随机达变，不致辱了君命，是其志既有所不为，而其才又足以有为，若此者始可以谓之士也。”子贡又问说：“全才不容以多得，取人不可以求备，亦有次于此而可以称为士者乎？”孔子说：“士固以才行相兼为贵，然与其行之不足，宁可才之不足。若有人焉，善事其亲，而宗族皆称其为孝；善事其长，而乡党皆称其为弟，此其才虽有不足，而大本不失，亦可以为次一等之士矣。”子贡又问说：“人之品类不同，一节非无可取，又有下此一等而可称为士者乎？”孔子说：“人之言行，本不可以意必，然与其失之放恣，宁可失之固执。若有人焉，所言者不择理之是非而必期于信，所行者不问其事之可否而必期于果，是乃识量浅狭，硁硁然坚固拘小之人也。此其本末虽无足观，而亦不害其为自守之固，抑亦可以为又一等之士矣。”子贡又问说：“今之从政而为大夫者何如，亦有可取者乎？”夫子叹息而鄙之说道：“此辈乃猥琐之徒，譬如斗筲小器，所容无几，何足置之谈论哉！”此可见论士以才行为准，而取人以实行为先。苟有其行，则虽硁硁之小人，尤为圣门之所不弃，不然，则市井无行之徒虽有小才，不可以称为士矣。有用人之责者，宜致辨于斯。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中行，是资质既高，学力又到，无过不及，中道而行者。与，是传授。狂，是有志的人。狷，是有守的人。进取，是进而取法乎上。有所不为，是不为非礼之事。

孔子说：“道以中庸为至。若得那无过不及、中道而行之士以传授之，固吾之所深愿者。但中庸之道，民之鲜能已久，斯人不可得而见之矣。然道不可终无所寄，下此而求其可教者，必也狂与狷乎！夫狂者志大而略于事，狷者孤介而违于俗，皆性禀之失中者，而吾反有取焉，何也？盖天下有一种谨厚的人，其行己检饬，而不见其过差，其处人和易，而动谐于流俗，恰似个中行的模样，然其识趣凡近而无向上之志，行履卑陋而鲜特立之操，这等的人未可以进于道也。惟夫狂者，进而取法于上，动以远大自期，虽其行有所不逮，而迈往之志则有骎骎乎不可以限量者；狷者，自爱其身，非礼之事断然不为，虽其知有所未及，而能守之节则有皎皎乎不可以少缁者。吾于是因其志节而激励裁抑之，狂者使之践履笃实，以充其进取之志；狷者使之恢弘通达，以扩其不为之节，则今日之狂狷，固他日之中行也。传道之托，庶几其有望乎？若夫谨厚拘挛之士，非吾之所愿与者矣。”

按，孔子所谓“中行”，即《洪范》所谓“平康正直”；“狂狷”，即《洪范》所谓高明沉潜之人也。中行之士不可以易得，故不得不有取于狂狷；平康之世不可以常见，故不得不用刚柔以克治之。圣人之教人，与帝王之治世，其道一而已。有君师治教之责者，宜留意焉。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做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南人，是南国之人。恒，是常久。巫，是巫祝，祝鬼的人。医，是行医的人。承，是进。占，是占卜。

孔子说：“南国之人，有常言说道：‘凡人之处己处人，皆当有恒久之心。若使人而无恒，处事则或做或辍，而有始无终；处人则一反一覆，而多变难测。这等的人，虽巫医贱役亦不可以为。’盖巫所以交鬼神，不恒，则诚意不足，而神必不享；医所以寄死生，不恒，则术业不精，而医必不效。南人之言如此。此虽常言，实有至理，不亦善乎！”然不独南人有此言，《易经》中《恒》卦九三爻辞也说道：“人而不恒其德，则内省多疚，而外侮将至，人皆得以羞辱进之矣。”孔子既引此辞，又说道：“《大易》之戒，明显如此，人但不曾玩其占而已矣，苟玩其占，岂不惕然省悟哉？”此可见天下无难为之事，而人贵有专一之心。君子恒其德，则可以为圣贤；圣人久其道，则可以化天下。若以卤莽灭裂之心，而尝试漫为天下之事，是百为而百不成者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是以道相济，而心无乖戾。同，是以私相徇，而务为雷同。

孔子说：“君子、小人，心术不同，故其处人亦异。君子之心公，其与人也，同寅协恭，而绝无乖戾之心。既不挟势以相倾，亦不争利以相害，何其和也。然虽与人和，而不与人同。事当持正，则执朝廷之法，而不可屈挠；理有未当，则守圣贤之道，而不肯迁就，固未尝不问是非而雷同无别也。小人之心私，其与人也，曲意徇物，而每怀阿比之意。屈法以合己之党，背道以顺人之情，何其同也。然外若相同，而内实不和。势之所在，则挟势以相倾；利之所在，则争利以相害，固未尝一德一心而和衷相与也。”此可见和之与同，迹同而心异。公则为和，私则为同，此君子、小人之攸分，而世道污隆之所系。欲进退人才者，所宜慎辨于斯也。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问于孔子说：“公道每出于众论。今有人焉，一乡之人都道他好，果可以为贤乎？”夫子答说：“一乡未必尽善人也，而皆好此人，安知其非同流合污者乎？未可便信其为贤也。”子贡又问说：“正人多忤于流俗。今有人焉，一乡之人都憎恶他，抑可以为贤乎？”夫子答说：“一乡未必尽不善人也，而皆恶此人，安知其非诡世戾俗者乎？亦未可便信其为贤也。盖好恶之公，不在于同，而善恶之分，各以其类。与其以乡人皆好为贤，不如只以乡人之善者好之之为得也；与其以乡人皆恶为贤，不如只以乡人之不善者恶之之为得也。盖善者循乎天理，今从而好之，是必喜其与己同也；不善者狃于私欲，今从而恶之，是必嫉其与己异也。既能取信于君子，又不苟同于小人，其为贤也，复何疑哉！”此可见观人之法，徒取其同，则群情或有所蔽；各稽其类，则实行自不能掩。欲辨官论才者，尤当以圣言为准可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事，是服事。说，是喜悦。器之，是随才器使。求备，是求全责备。

孔子说：“君子之人，易于服事，却难取其喜悦，何也？盖君子之心，公而恕者也。公则好尚必以其正。人或以非理之事悦之，如声色货利之物，阿徇逢迎之事，彼必拒之而不为之悦，是悦之不亦难乎？恕则用舍各适其宜，故虽持己方严，而及其使人之际，则又随材任能，惟器是适，虽才一艺者，皆得以进而效用于君子之前，其事之也不亦易乎？所以说‘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若夫小人，则难于服事，而反易以取悦，何也？盖小人之心，私而刻者也。私则好尚不以其正，惟谄谀之是甘、慢游之是好。人以声色货利之物，阿徇逢迎之事，一投其心，彼即欣然而从之矣，是悦之不亦易乎？刻则用舍不适其宜，故虽易与亲狎，而及其使人之际，则又责望无已，取必太深，不录其所长，而惟攻其所短，必求其全备而后已，其事之也不亦难乎？所以说‘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要之君子悦人之顺理，小人悦人之顺己；君子则爱惜人才，故人乐为之用；小人则轻弃人才，故正人日远而邪人日亲。天理人欲之间，每相反而已矣，用人者可不辨哉！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泰，是安舒自得的模样。骄，是矜高放肆的模样。

孔子说：“君子、小人，其存心不同，故其气象亦自有辨。君子以道德润身，是以内和而外平，心广而体胖，但见其安舒自得而已，何尝矜己傲物而或涉于骄乎？小人以才势自恃，是以志得而意满，心高而气盛，但见其矜夸自足而已，何尝从容不迫而有所谓泰乎？”盖泰若有似于骄，而有道之气象，与逞欲者自殊；骄若有似于泰，而负势之气习，与循理者迥别。欲知君子小人之分，观诸此而已矣。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刚，是强劲。毅，是坚忍。木，是质朴。讷，是迟钝。

孔子说：“仁为心德，本人人所固有者。但资禀柔懦而委靡者，不胜其物欲之私；文饰而口辩者，每蹈于外驰之失，其去仁也远矣。若夫刚者，强劲而不挠；毅者，坚忍而不馁；木者，质朴而无华；讷者，迟钝而不佞。这四样资质，虽未可便以为仁，而实与仁相近。”何也？刚毅则不屈于物欲，欲之分数少，自然理之分数多矣；木讷则不至于外驰，心不驰于外，自然能存于内矣，岂不与仁相近乎？有是质者，若能加以自强不息之学，则天理易于纯全，且将与仁为一矣，岂止于近而已哉！不然，亦徒有是美质，而终不足以为仁，良可惜也。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是情意恳到的意思。偲偲，是告戒详勉的意思。怡怡，是容貌和悦的意思。

昔子路问于孔子说：“士者，人之美称，然必何如而后可以谓之士乎？”孔子说：“士之质性，贵于中和。若于行己接人之时，或径情直行，或率意妄言，或过于严厉而使人难亲，皆非所以为士也。必也切切焉情意恳到，而竭诚以相与；偲偲焉告戒详勉，而尽言以相正；又且怡怡焉容貌温和，而蔼然其可亲，斯则恩义兼笃，刚柔不偏，非涵养之有素者不能也，可谓士矣。然是三者，又不可混于所施。于处朋友，则当切切促促以尽箴规之道；处兄弟，则当怡怡以敦天性之爱。盖朋友以义合者也，以义合者则可以善相责，苟以施之兄弟，其能免于贼恩之祸耶？兄弟以恩合者也，以恩合者则宜以情相好，苟以施之朋友，其能免于善柔之损耶？”此可见天下有一定之道，而无一定之用，虽知其道而不善用之，尤为德之累也。兼体而时出之，斯善矣。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即戎，是用之为兵。

孔子说：“善人之道，笃实无伪。故其教民也，存之内者皆实心，而能使其情意之流通；发之外者皆实政，而能使其纲纪之振举。或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使之知尊君亲上之义；或教之以务农讲武之法，使之知攻杀击刺之方。积而至于七年之久，亦可以使之披坚执锐，而从事于戎伍之间矣。”谓之“亦可”者，是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若夫圣人在上，以善教民，自将无敌于天下，岂但可以即戎，而又何待于七年哉。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孔子说：“兵者，死地；战者，危事。若平素不曾教民，则民不知尊君亲上之义、攻杀击刺之方，一旦驱之于战，适足以杀其躯而已，非弃其民而何？”此两章总是见兵不可以不慎之意。盖天下虽安，忘战则危，所以古之帝王，常于太平之日，不忘儆戒之心。讲武事，除戎器，以备不虞，盖为此也。

宪问第十四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是孔子弟子，姓原，名宪。耻，是愧耻。谷，是居官的俸禄。

原宪问孔子说：“人不可以无耻。不知何者为可耻之事？”孔子告之说：“人之可耻者，莫过于无能而苟禄。如邦家有道，明君在上，言听计从，正君子有为之时也，乃不能有所建明，只空吃着俸禄。至若邦家无道，上无明君，言不听而计不从，虽卷而怀之可也，乃犹觍颜居位，只空吃着俸禄。夫君子居其位，则必尽其职；称其职，乃可食其禄。今世治而不能有为，世乱而不能引退，乃徒窃位以素餐，贪得而苟禄，则其志行之卑陋甚矣。人之可耻，孰大于是乎？”按，原宪为人狷介，其于邦无道，谷之可耻，盖已知之。至于济时行道，或短于设施之才，故夫子兼举以告之，乃因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原宪又问说：“人心至虚，物欲蔽之。好胜者谓之克，自矜者谓之伐，忿恨者谓之怨，贪求者谓之欲。有一于此，皆为心累。若能于此四者皆制之而不行焉，则人欲既遏，天理自存，斯可以为仁矣？”孔子说：“克、伐、怨、欲，皆人情之易动者。今能制之而不行，是其力足以胜私，刚足以克欲，斯亦可以为难矣。若遂以为仁，则吾不知也。”盖仁者纯乎天理，自无四者之累。今但曰不行，则不过强制其情，暂时不发而已。譬之草根不除，终当复生；火种未灭，终当复燃。倘操持少懈，宁无潜滋暗长而不自觉者乎？是未可便谓之仁也。要之原宪之问，徒知制其流；夫子之答，是欲澄其源。惟能致力于本源，则天理渐以浑全，私欲自然退听矣。此求仁者所当知也。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怀，是思念。居，是意所便安处。

孔子说：“士志于道，则居无求安焉。何也？其所志者大，故不暇为燕安计也。苟于意所便安处即恋恋不能舍，或怀于宫室器用之美，或怀于声色货利之私，则心为形役，而志以物损，处富贵则淫，处贫贱必移，其卑陋甚矣，恶足以为士乎？”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危，是高峻的意思。孙，是卑顺的意思。

孔子说：“君子处世，其言行固当一出于正，不可少贬以徇人，然也看时势何如。如君明臣良，公道大行，此邦家有道之时也，则当高峻其言，明是非，辨邪正，而侃然正论之不屈；高峻其行，慎取与，洁去就，而挺然劲气之不回。盖道与时合，无所顾忌，故言行俱高而无害也。若夫君骄臣谄，公道不明，此邦家无道之时也。当此之时，其行固当仍旧高峻，不可少屈以失己之常，言则不妨于卑顺，不可太直以取人之祸。盖道与时违，不得不为此委曲以避害耳。”此可见行无时而不危，君子守身之节也；言有时而可孙，君子保身之智也。然有国者而使人孙言以苟容，岂国之福也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孔子说：“人有存诸中的是根本，有发诸外的是枝叶。即其所存，固可以知其所发；据其所发，则未可信其所存。如行道而有得于心者谓之德。有德者虽不尚夫言，然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敷之议论，必然顺理成章而可听。是言乃德之符也。若夫有言者，则未必其有德。盖言一也，有君子之言，有色庄之言，若但听其言而取之，则君子色庄，何从而辨别之乎？故未可遽信其为有德也。心德浑全之谓仁。仁者虽不期于勇，然心无私曲，则正气常伸，其临事之际，自然见义必为而有勇。是勇乃仁之发也。若夫有勇者，则未必其有仁。盖勇一也，有义理之勇，有血气之勇，若但从其勇而观之，则义理血气何从而辨别之乎？故未可遽信其有仁也。”此可见德可以兼言，言不可以兼德；仁可以兼勇，勇不可以兼仁。自修者固当知所以务本，而观人者亦乌可徒取其末哉？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宫适，即南容。羿，是有穷国之君。奡，是羿臣寒浞之子。荡舟，是陆地行舟。

南宫适问于孔子说：“羿善于射，奡能陆地行舟，以力言之，天下无有能过之者矣。然一则为其臣寒浞所杀，一则为夏后少康所诛，皆不得正命而死。禹平水土，稷播百谷，身亲稼穑之事，以势言之，亦甚微矣。然禹则亲受舜禅而有天下，稷之后至周武王亦有天下。夫以强则羿、奡之亡也如彼，以弱则禹、稷之兴也如此，其得失之故果安在哉？”南宫适之问，托意甚深，且或有感而发。夫子于此，盖有难于言者，故默然不答，但俟其既出而叹美之，说道：“自世俗尚力而不尚德，此君子所以不可见，而知德者鲜也。今观适之所言，进禹、稷而退羿、奡，贵道德而贱权力，则其人品之高，心术之正，可知矣。君子哉，其此人乎！尚德哉，其此人乎！”再言以赞美之，盖深有味乎其言，且以寓慨世之意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子说：“仁者，心之德。心存则仁存，心放则仁失。然存之甚难，失之却易。如君子之心纯乎天理，固宜无不仁也。然毫忽之间，心不在焉，则人欲有时而窃发，天理有时而间断，间断即非仁矣。所以君子而不仁者尚有之也。若夫小人，则放僻邪侈之心滋，行险侥幸之机熟，纵有天理萌动之时，亦不胜其物欲攻取之累矣，岂有小人而仁者哉？”夫人而不仁，不可以为人，则小人固当为戒。然以君子而尚有不仁焉，则操存省察之功，盖不可一时而少懈矣。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劳，是劳苦之事。诲，是规谏之言。

孔子说：“天下有甚切之情，则有必至之事。父母之于子，有以姑息为爱而骄之者矣。骄则将纵其为恶，以取祸败。此乃所以害之，非所以爱之也。若慈亲之于子也，爱之也切，则其为虑也远，或苦其心志，或劳其筋骨，禁其骄奢淫佚之为，而责之以忧勤惕厉之事。盖其心诚望之以为圣为贤，故自不肯以姑息豢养而误之。是劳之者，正所以成其爱，爱之能勿劳乎？臣之于君，有以承顺为忠而谀之者矣。谀则将陷君于有过，以致覆亡。此乃所以戕之，非所以忠之也。若忠臣之事君也，其敬之也至，则其为谋也周，或陈说古今，或讥评时事，不避夫拂意犯颜之罪，而务竭其纳诲辅德之忱。盖其心诚望其君以为尧为舜，故自不忍以缄默取容事之。是诲之者，正所以忠之也，忠焉能勿诲乎？”夫知爱之必劳，则为子者不可以惮劳；惮劳，非所以自爱也。知忠之必诲，则为君者不可以拒诲；拒诲，非所以劝忠也。君臣父子之间，贵乎各尽其道而已。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命，是词命。裨谌、世叔、子羽、子产，都是郑大夫。草创，是造为草稿。讨，是寻究。论，是讲论。行人，是奉使的官。修饰，是增损其词。东里，是子产所居之地。润色，是加以文采。

孔子说：“郑以小国而介乎晋、楚大国之间，其势甚危。然能内抚百姓，外和诸侯，使国家安宁而强大莫之敢侵者，则以贤才众多，而用之又各当其任故也。试举一事言之。如词命乃有国之要务，况以小国之事大国，全赖以讲信修睦、解纷息争，则尤其要者。郑国之为词命也，以裨谌善谋，则使之创为草稿，而立其大意；然一人之识见未可以遽定也，世叔博通典故，则使之寻求故事，而以义理论断之；然虽经评驳，未必多寡适中也，又使行人子羽修饰之，而加以笔削焉；然虽经裁割，未必词藻可观也，又使东里子产润色之，而加以文采焉。一词命而成于四贤之手，此所以详审精密，而应对诸侯鲜有败事也。”即词命一事，而其他可知矣。众贤毕集而各效其长，郑之能国也宜哉！然四子之贤，亦自有不可及者。观其同心共济，略无猜嫌，此不以为矜所长，彼不以为形所短，仿佛虞廷师师相让之风，非同有体国之诚意、忘己之公心者，其能若是乎？真可为人臣事君之法矣。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

子产，是郑大夫，名公孙侨。执郑国之政二十余年，当时以为贤。

>故或人问于孔子说：“子产之为人何如？”孔子说：“子产听郑国之政，德泽浃洽于国人，乃惠爱之人也。”

按，子产为相，政尚威严，芟除强梗，又铸刑书以禁民之非，其迹近于寡恩。然其心切于爱民，修法度而使人知所守，严禁令而使人不陷于罪辟。三年之后，国人皆歌颂之。终子产之身，郑国大治，强于诸侯，盖其实爱之及于民者深矣，故孔子以“惠人”称之。及子产死，孔子又为之垂涕曰：“古之遗爱也。”

问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是楚平王之庶长子，名申。平王卒，令尹子常以其贤，欲立之。子西不许，竟立嫡长子壬为王，又能改修其政，以定楚国，当时称之。

故或人又问说：“子西之为人何如？”孔子无所可否，但应之说：“彼哉！彼哉！”外之之辞也。按，楚僭称王号，凭陵周室。孔子做《春秋》，嘉桓、文之功，贬楚之王号而称子，盖以夷礼外之。子西虽贤，不过僭窃之臣耳，故曰“彼哉，彼哉”，盖置贤否于不足论也。

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管仲，是齐大夫管夷吾，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人也，是说此人也。伯氏，亦齐大夫。骈，是伯氏所封之邑，有三百户，盖大邑也。疏食，是粗饭。没齿，是终身。

或人又问：“管仲之为人何如？”孔子说：“此人也，其功足以服人者也。昔齐大夫伯氏有罪，桓公夺其所封之骈邑三百户，以封管仲。伯氏后来穷约，饭食粗饭，以至终身，曾无怨言。夫夺人之有，人之所不堪也；夺之而致其穷约终身，尤人之所不堪也。乃伯氏安焉，终不以为怨，苟非有以深服其心，岂能如此？观此而管仲之功可知矣。是则管仲之为人也。”按，子产、子西、管仲三人，皆春秋之名臣，然当时议论犹有未定。子产以法严而掩其德爱，管仲以器小而昧其大功，子西以能让千乘之国而盗一时之名，非夫子一言以定其人品，则万世之公论几不白矣。此人之所以为难知，而论人者当以圣言为准也。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孔子说：“贫者多怨尤之心，富者多骄肆之失，此乃人情之常。若处贫而能安于义命，无所怨尤，斯善处贫者也。处富而能收敛谦抑，不为骄肆，斯善处富者也。然贫为逆境，非心无愧怍而真有所得者，必不堪其忧，故贫而无怨，实乃人之所难。富为顺境，但稍知义理而守其常分者，便可以自制，故富而无骄，犹为人之所易。知无怨之难，则人当勉其难；知无骄之易，则人又岂可忽其易哉！”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孟公绰，是鲁大夫。赵、魏，都是晋之世卿，最称大家者也。老，是家臣之长。优，是有余。滕、薛，都是小国。大夫，是任国政之官。

孔子说：“人之材器，各有所宜，用人者必当因材而器使之。如孟公绰为人廉静寡欲，而才干则短，本宜于简，而不宜于繁者也。若使他做世家之长，就是赵、魏之大家，他也为之而有余。何也？家老之职，惟在端谨以领率群僚而已，公绰之廉静寡欲，固自优于此也。若使他做大夫，就是滕、薛小国，亦所不可。何也？大夫任一国之政，非有理繁治剧之才者不能，公绰短于才，则固不足以办此矣。夫一孟公绰也，以为家老，则赵、魏且优，况小于赵、魏者乎？以为大夫，则滕、薛且不可，况大于滕、薛者乎？”可见人各有能有不能，任当其才，皆可以奏功；用违其器，适足以偾事。图治者，可不以知人而善任之哉？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成人，是完全成就的人。臧武仲，是鲁大夫，名纥。公绰，即前章孟公绰。不欲，是廉洁无欲。卞庄子，是卞邑大夫，力能刺虎。冉求，是孔子门人冉有。艺，是多才能。

子路问于孔子说：“人以一身参于三才，必何如然后可以为全人，而于天地之间乎？”孔子说：“人之资禀，庸常者多，高明者少，或虽有高明之资，而不学不知道，往往蔽于气禀之疵，而局于偏长之目，此世所以无全人也。若似臧武仲之智识精明、孟公绰之廉静寡欲、卞庄子之勇敢有为、冉求之多才多艺，其资禀才性固已有大过人者矣；又能各就其所长者，而节之以礼，去其过中失正之病；和之以乐，消其气禀驳杂之疵，则智足以穷理，而不流于苛察；廉足以养心，而不失于矫厉；勇足以力行，而不蔽于血气；艺足以泛应，而不伤于便巧，譬之美玉而又加之以砻琢，良金而又益之以磨炼，斯可以为成人矣。”惜乎四子之未能也。盖子路忠信勇敢，有兼人之才，所少者学问之功耳，故夫子以此勉之。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曰字，还是孔子说。危，是危难。授命，是舍了性命。久要，是旧约。平生，是平日。

孔子既答子路之问，又说道：“吾所谓成人者，自人道之备者言之也。若夫今之所谓成人者，亦何必如此？但能见利思义，而临财无苟得；见危授命，而临难无苟免；与人有约，虽经历岁月之久，而亦不忘其平日之言。有是忠信之实如此，则虽才智礼乐有所未备，而大本不亏，亦可以为成人矣。”此又因子路之所可能者，而告之也。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公叔文子，是卫大夫公孙枝。公明贾，是卫人。厌，是苦其多而恶之的意思。

昔卫大夫公叔文子是个简默廉洁的人，故当时以不言不笑不取称之。夫子闻而疑焉，乃问于卫人公明贾说：“人说汝夫子平日通不说话，不喜笑，又一毫无取于人，信有之乎？”公明贾对说：“言笑取予，乃吾人处己接物之常，岂有全然不言不笑不取者？此殆言者之过也。盖多言的人，则人厌其言，吾夫子非不言也，但时可以言而后言，言不妄发，发必当理，是以人不厌其言，而遂谓之不言也。苟笑的人，则人厌其笑，吾夫子非不笑也，但乐得其正而后笑，一颦一笑，不轻与人，是以人不厌其笑，而遂谓之不笑也。妄取的人，则人厌其取，吾夫子非不取也，但义所当得而后取，苟非其义，即却而不受，是以人不厌其取，而遂谓之不取也。岂诚不言不笑不取哉？”夫时人之论文子，固为不情之言，而公明贾至以时中称之，尤为过情之誉。故夫子疑而诘之，说道：“汝谓汝夫子时言、乐笑、义取，其果然乎？然此非义理充溢于中而得时措之宜者不能，汝夫子岂真能然乎？”夫不直言其非，而但致其疑信之词如此，圣人与人为善之心，含洪忠厚之道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臧武仲，是鲁大夫臧孙纥。防，是武仲所封之邑。要，是有挟而求。

武仲得罪于鲁，出奔于邾，既而自邾归防，使人请立臧氏之后于鲁而后去。孔子即其事而诛其心，说道：“臧武仲既已得罪出奔，虽欲请后，只宜使人陈词于鲁，以听处分，不当又入防以请。推其心，以为若不得请，则将据邑以叛矣。是盖挟不逞之心而劫之以不得不从之势，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夫人臣之罪，莫大于要君，武仲之所以敢于为此者，亦以鲁君失政故耳。使鲁之纪纲正，法度举，彼武仲者其敢蹈不轨之诛乎？图治者，宜慎鉴于斯。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晋文公，名重耳。齐桓公，名小白。谲，是诡谲，与正相反。

孔子说：“齐桓、晋文相继为诸侯之长，当时虽称为二霸，然文非桓比也。盖文公为人专尚诈谋，不由正道，是谲而不正者；桓公则犹知正道，不尚诈谋，是正而不谲者。即如伐楚一事，文公欲解宋围，乃伐曹卫以致楚，欲与楚战，又复曹卫以携楚，不能声罪致讨，只以阴谋取胜而已。若桓公伐楚，则以王祭不供而声其罪，又退师召陵而许其盟，名正言顺，举动光明。此桓之所以优于文也。”二公他事，亦多类此，其优劣判然矣。然夫子亦就二公之事论之耳，推其心，则皆假借仁义，同归于谲而已，其于王者之道岂可同日而语哉！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公子纠，是齐桓公之弟。齐有襄公之乱，桓公出奔于莒，召忽、管仲奉子纠奔鲁，以与桓公争立。桓公既返国，使鲁杀子纠，而缚管、召以与齐。召忽死之，管仲请囚。既至，桓公释其缚，用以为相。九字，《春秋传》作纠，是督率的意思。

子路问说：“桓公使鲁杀公子纠，召忽致命而死，于义得矣。彼管仲者，同为子纠之臣，乃独不死，而反臣事桓公，盖忘君事仇，忍心害理之人也，岂得为仁乎？”孔子说：“稽古者当论其世，论人者勿求其全。彼桓公当王室微弱、夷狄交侵之时，乃能纠合列国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且又不假兵车之力、杀伐之威，只是仗大义以率之，昭大信以一之，而诸侯莫不服从，若是者皆管仲辅相之力也。使桓公不得管仲，则王室日卑，夷狄益横，其祸将有不可胜言者矣。夫仁者以济人利物为心，今观管仲之功，其大如此，则世之言仁者，孰有如管仲者乎？孰有如管仲者乎？殆未可以不死子纠之一节而遂病之也。”按《齐世家》，桓公兄也，子纠弟也，以弟夺兄，于义已悖。是以忽之于纠，虽有可死之义，而仲之于桓，亦无不可仕之理，况实有可称之功彰彰如是乎。圣人权衡而折衷之，其义精矣。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霸诸侯，是为诸侯之长。匡，是正。微字，解作无字。衽，是衣衿。被发左衽，是夷狄之俗。谅，是小信。自经，是自缢。

昔子贡问于孔子说：“管仲之为人，其非仁者欤？当桓公杀公子纠之时，仲为子纠之臣，义当有死无二。彼不能死，则亦已矣，乃又事桓公而为之相，其忘君事仇，忍心害理如此，是岂仁者之所为乎？”孔子答说：“子徒知管仲之过，而不知管仲之功。自周之东迁，王室微弱，夷狄纵横，天下日入于乱矣。幸而有管仲者，辅相桓公为诸侯之长，攘夷狄以尊周室，天下之乱于是乎一正。非特当时赖之，至于今，吾民犹得以享安宁之福者，皆仲之赐也。使无管仲，则中华之地将沦为夷狄，吾其被发左衽矣，尚有今日衣冠文物之盛哉？夫仲之功如此，则其不死，亦何不可之有？岂若匹夫匹妇所见浅狭，守一己之小信，而忘终身之远图，意气感激，即自缢于沟渎之中，而竟无闻于天下后世者哉！”是可见豪杰之士，将建不世之大功，则不拘拘于一身之小节。然此不可以常理论、常情测也。彼管仲之可以无死，贤如由、赐尚或疑之，非圣人孰能定其论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公叔文子，是卫大夫公孙枝，其后谥为贞惠文子。公，是公朝。

昔卫之大夫有名僎者，先为公叔文子家臣，文子因其贤，遂荐之于君，而与己为同僚。夫子闻此事而称美之，说道：“谥法‘文’之一字，最为美称，非其平生有才德行美者，不足以当之。今公叔之得谥为文，我固不知其他，然只就这一件观之，是即可以为文矣。夫知贤而能荐，明也；拔之家臣之贱，而升之公朝之间，公也；惟知为国用贤，不嫌名位之逼，忠也。一事而三善备焉，谥之曰文，夫何愧乎？”按，臧文仲不荐柳下惠，则夫子讥其为窃位；公叔文子荐家臣僎，则夫子称其可为文。是可见荐贤为国乃人臣之盛节，以人事君者所当知也。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康子，是鲁大夫季康子。

昔孔子在鲁，曾谈及卫灵公无道之事。盖其彝伦不叙，纲纪不张，在当时诸侯中最为失德，故夫子言之。季康子因问说：“人君有道则兴，无道则亡。卫灵公既无道如此，何故能终保其位，而不至于丧亡乎？”孔子答说：“灵公虽是无道，然却有件好处，他平生最善用人。如仲叔圉长于言语者也，则用之以接待宾客，应对诸侯；祝熟于礼文者也，则用之管宗庙祭祀之事；王孙贾长于武事者也，则用之以治军旅，居将帅之任。夫治宾客得其人，则朝聘往来，无失礼于邻国，而不致启衅召祸矣；治宗庙得其人，则祀事精虔，神人胥悦，而人心有所系属矣；治军旅得其人，则缓急有备，而敌国不敢窥矣。这三件乃国之大事，皆择人以任之，而用之又各当其才，此所以内外咸理，而国家可保也。灵公虽无道，何由便至于丧亡哉？”夫卫灵以无道之君，得人而任之，尚可以保国，况于有道之世，得天下之贤才而善用之乎？所以说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人主为社稷计者，宜知急亲贤之为务矣。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怍，是惭愧。

孔子说：“凡人放言易，力行难，故躬行君子每切其言而不敢易。若或轻肆大言，高自称许，略无惭愧之心，这等的人，考其所行，必不能相顾，徒妄言以欺人耳。其为之也，不亦难乎？”所以君子贵夫实胜，而听言者又当观其行也。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陈成子，是齐大夫陈恒。简公，是齐君，名壬。讨，是兴兵以讨其罪。三子，是鲁三家：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孔子尝为大夫，时已致仕，故谦言从大夫之后。

昔齐大夫陈成子，平日厚施于国，以邀人心，有篡齐之意。简公恶之，使其臣阚止图之，成子遂杀阚止而弑简公。此时孔子虽已致仕家居，犹沐浴斋戒而朝告于鲁哀公，说道：“陈恒不道，上弑其君，此人伦之大变，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诛之者，请君兴兵以讨之。”当时鲁国政事都是孟孙、叔孙、季孙三家专擅，哀公不得自由，乃答说：“你去与三子计议何如？”孔子出而说道：“弑君之贼，法所必讨。我今虽不在位，然尝从大夫之后，此等大事，不敢不以告闻，亦以行吾义而已。君乃不能自命，而使我曰‘告夫三子’者，何耶？”夫子此言，所以伤其君者至矣。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之字，解作往字。

孔子奉君命而往三子之家，告以讨贼之义。彼三子者素有无君之心，实与陈氏声势相倚，故沮其谋以为不可。意以齐强鲁弱，势不相敌，且他国的事，与我何与？盖与逆臣为党，故以讨贼为非也。夫子乃应之说道：“弑君乃齐之大变，讨贼实鲁之大义。吾之所以来告者，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三子以为不可，又独何心哉？”夫子此言，所以伤其臣者至矣。

按，此章所记齐简公、鲁哀公，皆衰世昏庸之君，不足道者。然亦可见人主独揽乾纲，深防祸本，不可使威福下移，而奸邪有僭逾之渐；不可使事权去己，而纪纲有陵替之忧，然后君臣相安，而国家永保矣。图治者尚鉴于兹。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是犯颜谏诤。

子路问说：“人臣事君之道当何如？”孔子告之说：“臣之于君，有匡弼之责。君有过，必当尽言以谏诤，虽至于冒犯威严，亦有不容自已者。然须本之以忠君爱国之诚心，不可有一毫欺罔之念。由是以进言于君，虽侃侃焉危言谠论，犯颜色、甘罪谴而不顾，而其一念忠爱之诚，实有溢于言词之外者，如是而后可以谓之纯臣也已。若外沽强谏之名，而内无纳诲之实意，徒避不言之责，而故为不切之虚谈，是欺也，非忠也。臣而欺君，其罪可胜诛乎！”盖子路刚直敢言，不患其不能犯，患其无忠爱之诚耳，故孔子以是勉之。然勿欺在于臣，而纳谏系于君。大舜舍己从人，闻一善言，即从之若决江河，惟求有裨于君德，有利于国家耳，何必问其心之诚与不诚乎？此又在上者所当知也。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达，是通透的意思。

孔子说：“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小人之所以为小人，始焉不过一念之少殊，终焉遂至趋向之迥绝。何以言之？天理本自高明也。君子凡有所为，都只循着天理而行，故其心志清明，义理昭著，所知者日以精深，所行者日以纯熟，渐至于为圣为贤，而造位乎天德。譬之登山者，一步高似一步，将日进于高明矣，岂非上达者乎？人欲本自污下也。小人凡有所为，都是一团私欲，故其志气昏昧，物欲牵引，良心则日以丧失，邪行则日以恣肆，渐至于为愚为不肖，而与禽兽不远。譬之凿井者，一步低似一步，将日流于污下而已，岂非下达者乎？欲脱凡近以游高明者，当知所择矣。”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为己，是欲得之于己。为人，是欲见知于人。

孔子说：“古今人所学之事虽同，而其用心则异。古之学者，其从事若与今同也。然学问思辨，只为道未明也，而孜孜焉以明其道；饬躬励行，只为德未立也，而孜孜焉以进其德，所知者性分之固有，所为者职分之当然，惟求尽其在我而已，所以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其从事若与古同也。然学问思辨，未必其明道者如何，而汲汲焉欲见知于人；饬躬励行，未必其进德者如何，而汲汲焉欲求知于世，惟恐人之不知而已，所以说‘今之学者为人’。”为己者虽专于务内，而有诸中者形诸外，其终自至于成物。为人者虽心在务外，而虚誉隆者实德病，其终并至于丧己。学者不可不知省也。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蘧伯玉，是卫之贤大夫，名瑗。使，是差人。

昔孔子尝至卫，主于卫大夫蘧伯玉之家。既而返鲁，伯玉差人来问候孔子。孔子敬其主，以及其使，特命之坐而问之说道：“尔夫子近日在家干些甚事？”使者对说：“人不能无过，而贵于能寡。我主人之心时常战战兢兢，省事克己，欲其言皆顺理而寡尤，行皆合宜而寡悔。但人欲难于净尽，天理难于纯全，恒以为学问功疏，未免于有过，此则我主人之所为也。”使者之言虽愈自卑约，而伯玉好学力行之美，自有难掩者，盖亦善为说辞者矣。故夫子于其既出而称之说道：“斯人也，其真可谓使者乎，其真可谓使者乎！”重言而叹美之，盖亦以彰蘧伯玉之贤也。大抵天下之义理无穷，人心之出入无定，故“寡过未能”非使者为伯玉谦词，乃真实语也。尧、舜、禹之授受，以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成汤之检身若不及；文王之望道而未之见：古之圣贤未有不以此存心而成德者。善学者宜加意焉。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位，是职位。这一句是《易经》中间《艮》卦的象辞。

曾子尝称述之说道：“凡人之居位，虽有大小尊卑之不同，莫不各有当尽之职。若舍其本职，而出位妄想，则在己为旷职，而于人为侵官矣。君子则身之所居在是，心之所思亦在是，凡夙夜之所图虑者，惟求以尽其本分所当为之事。如居乎仓库之位，则思以审会计，明出纳，而尽乎理财之职；如居乎军旅之任，则思以勤训练，饬军令，以尽乎诘戎之职，初未尝越位而有所思也。如是则众职毕举，而庶务成理矣。”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耻，是羞耻。

孔子说：“人之言行，贵于相顾。若喜为高论，轻肆大言，而考其所行未能如是，则为言过其行。究其归，不过便佞小人而已，故君子耻之。以是为耻，则勉不足而谨有余者，自不容不至矣。”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忧，是忧虑。惑，是疑惑。惧，是恐惧。自道，是自家说自家的事，言道其实也。

昔孔子以至圣之德，而常怀望道未见之心，说道：“君子之道有三件，反之于我，一件也不能。三者何？曰仁、曰智、曰勇是也。仁则心德浑全，而私欲净尽，凡穷通得丧皆不足以累其心，故不忧；智则心体虚明，而思虑详审，凡是非邪正皆不足以蔽其心，故不惑；勇则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之决大疑、任大事，自勇往直前，而无足以动其心，故不惧。此三者皆君子之全德，而我之所未能者也。”夫孔子道全德备，其于三者皆已各造其极而时出之，岂复有所未能者乎？故子贡闻其言而叹说：“此乃夫子自言其实有者如是耳。”而乃以为未能，盖圣不自圣之心也。大抵圣人深见义理之无穷，其自视常以为不足，故圣而益圣。有志于希圣者，当知所惕励矣。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方，是比方。

子贡平日好比方人物而较其短长。此虽穷理之一事，然专务为此，则心驰于外，而自治之功疏矣，故孔子反言以警之说：“赐也其贤乎哉？盖惟贤者，自家学问工夫极其精密，乃可以其余力而较量他人。若我则以义理无穷，工夫未到，日孜孜焉惟以进德修业、迁善改过为事，方自治之不暇，而何暇于方人哉？”夫方人之事，在圣人犹以为未暇，况学者乎？孔子言此，其所以警子贡者，至深切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孔子说：“人之处世，常患名誉不彰，人不知己，然此不足患也。惟夫学焉而未能明其理，行焉而未能践其实，此则在己本无可知之具，反之吾心而有歉者，正学者所当患也。今乃不以此为患，而徒患人之不知，何哉？”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逆，是事未来而逆料的意思。亿，是事未形而意度的意思。诈，是欺诈。不信，是不实。抑，是反语词。先觉，是无心而自然知觉。

孔子说：“人之于己，未必有欺诈之事也，而先意以料之，叫作逆诈。人之于己，未必有不信之心也，而先意以猜之，叫作亿不信。这等样有心防人，固有幸而中者，亦有诬而枉者，非诚心率物之道也。然虽不为逆亿，而人或得以欺之，则又忠厚太过，甘受人瞒，亦不足为贤也。惟于人之诈者，不必先意以迎之，于人之不信者，亦不先意以度之，而其诈与不信者之情伪，自能先知之而不为所眩，斯则虚以应物，知能通微。譬之明镜，虽未尝有心以索照，而人之美恶妍媸，自无遁形，是乃可谓之贤也已。”盖多疑生于不明，而明者自无所疑，逆诈、亿不信，皆由不明故耳。至明之人，物至即知，孰得而欺之乎？然非有居敬穷理之功，讲学亲贤之助，则此心虚灵之体，未免为物所蔽，欲以坐照天下，亦未易能也。此又事心者所当知。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微生亩是当时的隐士，盖年高有德之人也。栖栖，是依依不舍的意思。佞，是便佞。疾，是恶。固，是执一不通的意思。

昔孔子周流列国，欲行其道，而人皆不能用之。有隐士微生亩者，讥之说道：“孔丘，我只见你今日之齐，明日之鲁，人不见知，则亦可以已矣；何故这等栖栖然依恋不舍欤？夫世之佞人，则务为口给，以希世取宠。你今所为，无乃为佞以求用于世乎？”孔子答说：“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丘岂敢为佞人之事。但以世道污浊，挽回在人，而康济民物，当有所寄。若是守拘滞之见，以隐为高，昧变通之宜，果于忘世，则执一不通的人，又我之所恶者也。其所以栖栖然而不能忘情于斯世，盖以此耳，岂敢为佞哉！”盖微生亩是齿德俱尊的人，但其所见偏执，故圣人对之礼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骥，是良马之名。德，指马之调习驯良说。

孔子说：“君子之所以见称于世者，不徒以其有可用之才，以其有可贵之德也。譬如马中有骥，其所以见称于世者，不徒以其有驰骤之力，以其有驯良之德也。”盖马之任重致远者存乎力，然使虽有力，而不免于蹄啮，难于控御，则亦凡品而已，何得为骥乎？人虽有才，而苟无其德，是亦小人而已，何得为君子乎？故人不可徒恃其才而不修其德；观人者，论其才而又当考其德也。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或人问于孔子说：“人惟恩怨之心太明，故忠厚之风日薄。若于人之有仇怨于我者，我皆忘其怨，而惟以恩德报之，何如？”孔子说：“酬恩报怨，也是人道之常；称物平施，乃为事理之当。人有怨于我者，既以德报之，则人之有德于我者，又将何以报之乎？此于情理乖谬甚矣。必也，于人之有怨于我者，我则不计其怨，而爱憎取舍，一惟以直道处之。使其人之可爱可取欤，我固不以其私怨而昧其与善之公心；使其人之当恶当弃也，我亦不避私嫌而废夫除恶之公典：这是以直报怨。若于人之有德于我者，则必以德酬之，大而捐躯以图报，小而一饭之不忘。虽其中有委曲用情，屈法从厚者，若于直道有背，而揆之天理人情，固亦未为过也：这是以德报德。如是，而施报之间，庶为得其平乎？”夫观或人之言，非不近厚，而反不得其平；圣人之论，既得其平，而亦未尝不厚，诚权衡万事者之准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义理有本末精粗，从下面学起，才到得上面，所以说下学上达。

昔孔子道高德厚，不求人知，当时亦罕有知之者，故发叹说：“今之人，其莫我知也夫！”子贡问说：“夫子之道德高厚如此，何故人都不知夫子？”孔子答说：“人之学问，惟是高世绝俗，与众不同，乃可以致人之知，若我则无是也。如穷通得丧，系于天者，我虽不得于天，未尝怨天；用舍予夺，系于人者，我虽不合于人，未尝尤人，只是反己自修，循序渐进。如义理有本末精粗，我只在下面这一层着实用工，使功深力到，将上面这一层渐次通达。譬如登山的，只由卑以至高；如行路的，必自近以及远。这不过职分之当为，进修之常事，无以甚异于人，何足以致人之知哉？惟是心存为己，仰不愧天，或者上天于冥冥之中能知我耳，所以说‘知我者其天乎’。”盖甚言其必不见知于人也。夫圣人尽性至命，与天合一，其独得之妙，真有人不能知而天独知之者，然下学上达之一言，乃万世学者之准则。人于可知可能者，逐一讲求，则于难知难能者，自然通透，固不当躐等而进，亦不可畏难而止也。有志圣学者，宜究心焉。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

公伯寮，是鲁人。愬，是谗谮。子服景伯，是鲁大夫子服何。夫子，指季孙说。杀人而陈其尸，叫作肆。

昔子路方仕于鲁，为季氏宰。鲁人有公伯寮者，乃谗愬之于季孙，而季孙信之。子服景伯心怀不平，因以其事告于孔子，说：“季孙之于子路，固因公伯寮之言而有疑心矣。谗邪害正，法不可容。以吾之力，犹能诛伯寮而陈其尸于市朝，以明子路之诬而报其怨。夫子以为何如？”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孔子因子服景伯欲诛公伯寮，乃以理晓之，说道：“士君子之心，非不欲行其道于天下，而道之或行或废，实有非人所能为者。使其道之将行欤，则动见遇合，事事如意，是乃命之通也，固非人之所能使；使其道之将废欤，则动见阻滞，事事违心，是乃命之穷也，亦非人之所能厄。夫道之兴废，皆由于命如此。今仲由之或用或舍，固自有命存焉，使其命该亨通，虽有谗言何畏？若使谗说得行，则亦命之穷耳，于公伯寮何尤乎？吾子固不必深憾而欲诛之矣。”

按，圣人于得失利害之际，惟义是安，本不待决之于命而后泰然也。其言命者，特以晓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然所谓不怨天、不尤人者，即此亦可见其一端矣。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孔子说：“贤者之心，未尝不欲有为于天下，然时不可为，则不得不高蹈远举，避而去之。故有见世之无道，即隐居不仕，而终身以避世者矣；其次，有见此邦无道，去而之他邦者，谓之避地；其次，有见君之礼貌既衰而去者，谓之避色；其次，有因君之议论不合而去者，谓之避言。”此皆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也。世有此人，世道之衰可知矣。

子曰：“作者七人矣。”

作，是隐遁。

孔子说：“当时之君子，不见用于世，作而隐遁者，有七人矣。”七人，今不知其姓名。夫子叹之，盖深为世道虑也。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石门，是地名。晨门，是管门启闭的官，盖贤而隐于下位者。奚字，解作何字。自，是从。

昔子路相从孔子周流四方，晚宿于石门。时有守门官问说：“汝从何来？”子路说：“我从孔氏而来。”晨门说：“我闻君子相时而动，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彼孔氏者，既已知时事之不可为，即卷而怀之可也；乃犹遑遑焉奔走四方，必欲有为于天下，其亦不智甚矣。子之所从者，得非此人乎？”盖讥孔子之不隐也。夫晨门之言，盖亦士君子进退之常。但圣人道高德大，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特时君不能用耳，此又非晨门之所知也。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

荷字，解作担字。蒉，是草器。

昔孔子处春秋衰乱之世，而其康济天下之心，有不能一日忘者。时在卫国，偶然击磬，以寓其忧世之心。适有一隐士，担着草器行过孔子之门，闻磬声而知之，说道：“有心哉，斯人之击磬乎！”盖人心哀乐之感，每托之乐音以宣其意。夫子忧世之志，寓于磬声之中，隐士贤者，故能审音而识其心也。

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

硁硁，是小石之坚确者。“深则厉”二句，是《卫风•匏有苦叶》之诗。带衣涉水叫作厉，褰衣涉水叫作揭。

昔荷蒉者闻孔子之击磬，既叹其为有心，乃又讥之，说道：“斯人也，鄙哉！硁硁乎！何其专确固执而不达夫时宜也。夫君子相时而动，智者见几而作。今世莫我知，道与时违，则亦惟洁身以去乱而已，何为周流四方，可止而不止乎？观诸《卫风》之诗说道：‘凡徒步涉水者，遇着水深的去处，则穿起下体之衣而过之；遇着水浅的去处，则揭起下身之衣而过之。’夫涉水者，必视其水之浅深以为厉揭；则君子处世，当视其时之治乱以为进退。今斯人也，世不见知，犹栖栖然而不止，是深不知厉、浅不知揭矣，岂不鄙哉其硁硁乎？”荷蒉之讥孔子如此，是不知圣人之心者矣。

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孔子闻荷蒉之言而叹说：“观斯人之言，何其果于忘世哉！夫君子之欲行其道于天下，非以为利也，将以救世也。若只要洁其一身，委而去之，亦有何难？然则荷蒉者之果，我非不能为，直不忍为耳。”盖圣人心同天地，天地不以时之闭塞而废生物之心，圣人不以时之衰乱而忘行道之志，诚上畏天命，下悲人穷，非得已也。彼其荷蒉之流，何足以知之！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书》，是《商书•说命》篇。高宗，是商王武丁。谅阴字，当作梁暗，是天子居丧之处。总己，是总摄己职。冢宰，是宰臣之长。

昔子张问于孔子说：“《商书•说命》篇说，商王高宗武丁居其父小乙之丧，三年不亲政事，不发言语。夫人君一日万几，若三年不言，则臣下何所禀令乎？不识此书之旨，果何谓也？”孔子说：“亲丧乃人子之大变，哀慕乃人子之至情。三年不言，何必高宗为然，自古为君的都是如此。考之古礼：君薨，则嗣君居庐守丧，不亲政事，不发号令；百官各总摄己职，以听处分于冢宰，如此者三年。夫既有冢宰可托，则嗣君虽三年不言，何忧国之乱哉？”然托孤寄命，国家大事，必有忠贞不二心之臣，而后可使百官总己以听。苟非其人，又不若嗣君躬亲听览，以守先业之为大孝。故古今异时，宜此礼之不行于后世也。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礼，是尊卑上下的礼节。

孔子说：“有国者常患民之难使，然民之难使，由其不知礼耳。盖礼所以别尊卑、辨上下，其节文度数之间，至严至肃。若为上的心诚好之，修之于身，而视听言动必以礼；达之于政，而教训正俗必以礼，则等威辨而纪纲振。那百姓每都安分循理而无敢抗违，不假刑驱势迫，而趋事赴工之恐后矣，岂不易使乎？若上之人，先自畏拘检而乐简傲，则下皆化之，而僭逾凌迫，固其所也，岂民之难治哉？”所以说礼达而分定，有天下者所宜深念也。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病，是有歉于心的意思。

子路问说：“人必何如而后可以为君子？”孔子告之说：“人之为学，不外乎一心而已。能庄敬，则此心惕励而日进于高明；才安肆，则此心放逸而日流于污下。必须静而存养，动而省察，使戒慎恐惧之心，无时而少懈，则身无不修，而德无不成矣。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者，以此而已。”子路问说：“君子之道大矣，乃止于如此而已乎？”盖以为未足也。孔子说：“这敬不但可以成身，乃人己合一之理。诚能敬以修己，而至于充积之盛，则己正物格，此感彼通，虽推之而至于安人者，亦不外是矣。”子路又问说：“君子之道大矣，乃止于如此而已乎？”盖犹以为未足也。孔子说：“这敬不但可以安人，乃天下为公之理。诚能敬以修己，而至于充积之盛，则处无不当，感无不通。虽极之而至于安百姓者，亦不外是矣。夫功用至于安百姓，岂易能哉？虽尧、舜至圣，以钦明温恭之德，致时雍风动之休，而当时之民亦难保其无一夫之不获，在尧、舜之心，犹有歉然不能自宁者矣。夫观尧、舜且以为病，则修己以敬，岂不足以尽君子乎？”

按，修己以敬，乃千圣相传之要，而尧、舜犹病，实圣人无穷之心。人君诚能法尧、舜之敬以修身，而推尧、舜之心以图治，何患德不符于二帝而世不跻于唐虞哉！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原壤，是孔子的故人，平素从老氏之教，放荡于礼法者。夷，是蹲踞。俟，是待。叩，是击。胫，是足骨。

昔原壤见孔子之来，而蹲踞以待之，其疏放不检如此。孔子责之，说道：“礼法乃检身之要，傲惰为恶德之尤。汝自年幼时，则任情傲物，而不知逊弟之道。及至长大，则蹉跎岁月，而无一善状之可称。今又老而不死，徒败常乱俗，为风化之蠹而已，非害人之贼而何？”孔子既责之，而以所曳之杖微击其胫，若使勿蹲踞然。圣人于败坏礼教之人，深恶而痛责之如此。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阙党，是地名。将命，是传宾主之言。益，是进益。

昔阙党之中有童子者，来学于孔子。孔子使之答应宾客，而传往来之命。或人问于孔子说：“传命亦非易事也。此童子必学有进益，故夫子使之为此，以宠异之欤？”孔子答说：“在礼，童子当隅坐随行。今此童子，吾见其居于长者之位，而不循夫隅坐之礼；见其与先生并行，而不循夫随行之礼。夫为童子而不安其分如此，是乃进修无渐，积德无基，非求益者也，但欲凌节躐等而速进于成人之列耳。故我使之给使令之役，观少长之序，而习揖逊之容，所以折其少年英锐之气，而令其日就于规矩法度之中也。岂宠而异之哉？”由是观之，可见圣门之教，虽以敏求为先，亦以躐等为戒。盖躐等则欲速而不达，循序则日益而不知。所以夫子亦自云“下学而上达”，为此故耳。学者宜知所从事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