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货第十七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

阳货，名虎，是季氏家臣，尝囚季桓子而专国政者。因孔子是鲁国人望，欲其来见己。孔子以货是乱臣，义不往见。阳货乃馈送孔子以蒸豚。孔子以货既加礼于己，不得不往以拜谢之，而其本心，实不欲相见。于是趁他不在家的时节，乃亦往拜之。盖虽不废乎报施之礼，而亦终不亏其不见恶人之义也。乃不期与之相遇于途中。

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怀宝，是比人有道德，如怀藏着重宝一般。亟字，解作数字。

阳货遇见孔子，迎而谓之说：“来，我与你说话。凡人有道德，则当摅其所蕴以济时艰。如有重宝，当售之于人，不可私也。苟徒怀藏其宝，而坐视国之迷乱，不为拯救，可以谓之仁乎？”孔子说：“仁者心存于救世，怀宝迷邦，不可谓之仁也。”阳货又问：“人之好有为者，则当乘时而出，以设施于当世。苟徒好从事，而每每坐失事机之会，可以谓之智乎？”孔子说：“智者熟察乎事机，好从事而亟失时，不可谓之智也。”阳货又说：“日月如流，一往不返，人之年岁日增，而不为我少留。及今不仕，更待何时？”孔子应之说：“及时行道，实士君子之本心，吾将出而仕矣。”阳货所言，皆讥讽孔子的意思。不知夫子抱拯溺亨屯之志，本未尝怀宝失时，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于货耳。故直据理答之，不复与辩。盖圣人之待恶人，不激不随如此。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孔子说：“天之生人，本同一性。虽气有清浊，质有纯驳，然本其有生之初而言，同一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其清而纯者，固可以为善；其浊而驳者，未必生成是恶人。彼此相去，未为大差，固相近也。及到形生神发之后，德性以情欲而迁，气质以渐染而变。习于善的，便为圣为贤；习于恶的，便为愚为不肖。于是善恶相去，或相什佰，或相千万，而人品始大相远矣。”夫以人之善恶，系于习而不系于性如此。则变化气质之功，乃人之所当自勉者也。岂可徒诿诸性而已哉？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这是承上章说：“人之初生，其性固为相近，然有一等气极其清、质极其粹，而为上知者；有一等气极其浊、质极其驳，而为下愚者。世间惟这两样人，美恶一定，非习之所能移。其在上知，是天生成的善人，虽与不善人居，不能诱之使为不善也。其在下愚，是天生成不善的人，虽与善人居，亦不能化之使为善也。善恶系于性而不系于习者，惟这两样人为然。”世间极智之人，固不常有；极愚之人，亦不多见。惟半清半浊、可善可恶者最多。此变化气习之功，在中人所不容已也。然尧舜犹谨危微之几，汤武不废反身之学，虽圣人不敢以上智自恃如此。桀纣恃其才智，荒淫暴虐，拒谏饰非，卒与下愚同辙，岂不悖哉？故曰：“气质之用小，学问之功大。”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武城，是邑名，在今山东兖州府地方。莞尔，是小笑的模样。偃，是子游的名。君子，是有位的人。小人，是细民。

昔孔子行到武城县中，听得处处琴瑟歌咏之声。盖是时子游为武城宰，方以礼乐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夫子见当时皆不能用礼乐为治，而子游独能行之，故骤闻而深喜之。遂莞尔而笑，说：“言偃所治者小邑，何必用此礼乐之大道？譬如杀鸡者，何必用此屠牛之大刀乎？”子游不知夫子之意，乃对说：“昔者尝闻夫子说道，道本切于身心，人能学之，则各有所益。如在上的君子，治人者也，若使学道而有得，则能养其民胞物与之心，而推以爱人，是君子不可以不学道也。在下的小人，治于人者也，若使学道而有得，则能明乎贵贱尊卑之分，而易于驱使，是小人不可以不学道也。夫子此言，偃常佩服之久矣。今日武城虽小，安敢鄙其民而不教之以礼乐乎？”夫子因子游未喻其意，遂呼门人而告之说：“二三子听之，言偃之言，诚为当理，我前割鸡不用牛刀之言，特戏之耳。岂真谓小邑不可以大道治之哉？”盖深嘉子游之笃信，又以解门人之惑也。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公山弗扰，是鲁大夫季氏之家臣，为费邑宰。末之之字，解作往字。

昔鲁自文公以来，季氏世执国政，公室衰弱，君反受制于臣，如此者四世矣。至季桓子之时，有公山弗扰者，与阳虎共执桓子，遂据费邑以叛。因使人聘召孔子。孔子尝愤宗国之陵替，疾季氏之不臣，而思以匡之久矣。今幸其家臣内叛，衅起私门，倘可因其可乘之隙，而运吾转移之术，则亦振鲁兴周之一机也，故因其来召而遂欲往应之。乃子路不达孔子之意，艴然不悦，说：“夫子之齐之鲁，道既不行，身无所往，亦可以止矣。何必又往应公山之召，而徒取失身之辱乎？”是不知公山弗扰之叛，乃叛季氏，非叛鲁也。孔子之欲往，非为公山弗扰，乃为鲁也。故不得已而晓之说：“今世莫我知，无能召我而用之者。今公山氏特来召我，斯其意岂徒然哉？殆必有以用我也。当此之时，如有委我以国、授我以政，而能用我者，我必将修纪纲之废坠，正名分之陵夷，举文武周公之治，而整顿于今日，使秉礼之宗国，复西京之旧俗，而鲁其为东周矣乎？”孔子自表其用世之志，以晓子路如此。而其拨乱反正之微权，转移化导之妙用，则有未易窥者。然考之《春秋传》，公山弗扰与季氏战，兵败奔齐，而孔子亦竟未应其召。道之将废，而鲁之终于不振也。可慨也夫！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侮，是侮慢。任，是倚仗的意思。

子张问为仁的道理于孔子。孔子教之说：“仁道虽大，不外于心。心德之要，凡有五件。若能于此五者，体验扩充于身心之间，推行运用于天下之大，则其心公平，其理周遍，天德全而仁在是矣。”子张因请问其目。孔子说：“所谓五者，一是恭敬，二是宽容，三是信实，四是勤敏，五是惠爱。其名虽异，都是心德之所散见，缺一不可言仁者。然五者亦人所同具，有感必通的。诚能恭以持己，则在下的人，自然畏惮、尊仰，而无敢侮慢矣。宽以容众，则在下的人，自然心悦诚服，而归服于我矣。言行一于诚信，则人都倚靠着我，而无所疑贰矣。行事勤敏快当，则所为无不成就，而动必有功矣。恤人饥寒，悯人劳苦，而恩惠及人，则感吾之恩者，莫不尽心竭力，乐为我用矣，又岂不足以使人乎？五者之效如此，汝能兼体而力行之，则天德流通，物我无间，而仁之体用皆备矣，可不勉哉？”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佛肸，是晋大夫赵简子的家臣，时为中牟宰。磷，是薄。涅，是染皂之物。缁，是黑色。匏，是大匏，味苦而不可食者。时晋室微弱，政在六卿。赵简子与范中行相攻，其家臣有佛肸者，因据中牟以叛。

一日，佛肸使人来召孔子，孔子即欲应其召而往见之，盖亦欲应公山弗扰之意也。子路不达而阻之，说：“昔者我闻夫子有言：‘凡人有悖理乱常，亲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其党，惟恐其浼己故也。’今佛肸据中牟以畔，正是亲为不善的人，君子当远避之不暇，而夫子乃欲往应其召，是辱身而党恶也。何自背于昔日之言乎？”孔子晓之说：“汝谓身为不善，君子不入，此言诚然，我诚有此言也。然人固有可浼者，有不可浼者。譬之于物，凡可磨而薄者，必其坚之未至者也。独不曰天下有至坚厚者，虽磨之，安能使之损而为薄乎？凡可染而黑者，必其白之未至者也。独不曰天下有至洁白者，虽染之，安能使之变而为黑乎？夫物有一定之质，尚不可变，我之志操，坚白自处固已审矣，彼虽不善，焉能浼我乎哉？且君子之学，贵适于用，我岂若彼匏瓜者哉？呺然徒尔悬系，而不见食于人，则亦弃物而已，何益于世哉？然则，佛肸之召，我固当有变通之微权，而君子不入之说，有不可以概论者矣。”

按：孔子前于公山之召，则以东周自期；此于佛肸之召，则以坚白自信。盖圣人道大德宏，故能化物而不为物所化。若使坚白不足而自试于磨涅，则己且不免于辱，何以能转移一世乎？君子处世，审己而动可也。

子曰：“由也，汝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有所遮掩叫作蔽。荡，是放荡。贼，是伤害于物。绞，是急迫的意思。

昔子路负直谅、刚勇之资，而少学问陶镕之力。故孔子呼其名而问之，说：“人之偏于所向者，有一件好处，便有一样遮蔽，总之有六言，而六蔽随之。汝曾闻之否乎？”子路时方侍坐，遂起而对说：“由未之闻也。”孔子说：“汝复坐，我当一一告汝。盖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人必好学穷理，而后所行为无蔽。不然，则虽才质之美，制行之高，亦将有所遮蔽，而无以成其德矣。如仁主于爱，本美德也，而所以用其爱者，有理存焉；若但知爱人之为美，而不好学以明其理，则心为爱所蔽，将至于可陷可罔，而人己俱丧矣，岂不流而为愚乎？智主于知，亦美德也，而所以通其智者，有理存焉；若但知多智之为美，而不好学以明其理，则心为智所蔽，将至于穷高极远，而无所归着矣，岂不流而为荡乎？有言必信，亦美德也，而所以成其信者，有理存焉；若但知信实之为美，而不好学以明其理，则心为信所蔽，将至于期必固执，而伤害于物矣，岂不流而为贼乎？直而无隐，亦美德也，而所以行其直者，有理存焉；若但知直道之为美，而不好学以明其理，则心为直所蔽，将至于径情急迫，而无复含弘之度矣，岂不流而为绞乎？遇事勇敢，亦美德也，而所以奋其勇者，有理存焉；若但以勇敢为尚，而不好学以明其理，则心为勇所蔽，必将恃其血气之强，肆行而无忌矣，岂不流于乱乎？刚强不屈，亦美德也，而所以全其刚者，有理存焉；若但以刚强为尚，而不好学以明其理，则心为刚所蔽，必将逞其轻世之志，放旷而不羁矣，岂不流于狂乎？”夫仁、智、信、直、勇、刚六者，美行也；愚、荡、贼、绞、乱、狂六者，恶名也。人惟足己而不学，见理之不明，遂使美者化而为恶，而况其生质之不美者乎？于此见气质之用小，学问之功大。是以古之帝王，不恃其有聪明绝异之资，而必以讲学穷理为急，诚恐其流于过中失正而不自知也。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兴，是兴起。观，是观感。群，是群聚。怨，是怨恨。

孔子呼门弟子而教之，说：“《诗》之为教，有益于人甚大，尔小子何不于《诗》而学之乎？盖《诗》之所言，有善有恶；学之，则善者可以为劝，恶者可以为惩，而吾心好恶之机，将有勃然不能自已者，故可以兴。《诗》之所载，有美有刺；学之，则美者可以考见其得，刺者可以考见其失，而吾身行事之实，将有惕然因之感动者，故可以观。其叙述情好，于和乐之中，不失庄敬之节；学之，则可以处群，虽和而不至于流矣。其发舒悲怨，于责望之下，犹存乎忠厚之情；学之，则可以处怨，虽怨而不至于怒矣。近而家庭之间所以事父的道理，远而朝廷之上所以事君的道理，莫不备载于中；学之，则可以为忠臣孝子，而大伦克尽矣。且其情景所发，或因鸟兽以起兴，或托草木以寓言，其中称名不一，取类至繁；学之，则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而小物亦察矣。夫《诗》之有益于人如此，尔小子岂可以不学乎哉？”然《诗》之为教，不但学者所当诵习也，《关雎》《麟趾》为风化之原，《凫鹥》《既醉》乃太平之福。《天保》以上，所以治内；《采薇》以下，所以治外，王道莫备于斯矣。为人主者，亦不可以不究心焉。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为，是习学。《周南》《召南》，是《诗经•国风》之首篇。

昔周文王与其后妃俱有圣德，修身、齐家，以令于国中。又使周公治陕以西，召公治陕以东。由是风化自北而南，远被于江汉之域，故诗人咏歌其事。《周南》之诗，自《关雎》以下，言文王后妃闺门之化行于南国者也；《召南》之诗，自《鹊巢》以下，言南国诸侯夫人与大夫之妻，皆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也。孔子教其子伯鱼说：“汝尝学夫《周南》《召南》之诗矣乎？盖《周南》《召南》两篇所言，皆修身、齐家之事，于人伦日用最为切要。学者须把这两篇诗，讲诵玩味，身体力行，乃为有益。人若不学《周南》《召南》，则无以正性情、笃伦理。身且不知修，家且不知齐矣，安望其能经邦而济世、化民而移俗哉？譬如正对着墙面站立的一般，咫尺之地，隔碍障蔽，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矣，况其远者乎？”甚哉！二《南》之切于人，不可以不学也。然《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人君一身，乃万国之仪刑，未有不修身齐家，而可以治国平天下者。则二《南》之诗，岂独为学者之所当习哉？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孔子见世之用礼乐者，专事其末，而不知探其本也，故发此论。说道：“先王制礼，以交神人、恰上下，固未有不用夫玉帛者。然必先有个恭敬、诚悫的意思存之于中，然后用玉帛以将之；若无是敬，则虽玉帛交错，不过虚文而已。然则所谓‘礼云礼云’者，岂徒玉帛云乎哉？先王作乐，以养民德、导民和，固未有不用夫钟鼓者。然必先有个欣喜欢爱的意思蕴之于心，而后用钟鼓以宣之；若无是和，则虽钟鼓铿锵，不过虚器而已。然则所谓‘乐云乐云’者，岂徒钟鼓云乎哉？”盖先王以礼乐教天下，皆本之和敬之实德，而发之于仪文节奏之间。后世徒事于文，而不求其本，故孔子叹之如此！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厉，是威严。荏，是柔弱。穿窬，是剜墙凿壁为窃盗之事者。

孔子说：“人必表里相符，然后可谓之君子。今有人焉，观其外貌，则威严猛厉，似乎确然有守、毅然有为的人；而内实懦弱，见利而动，见害而惧，全无执持刚果的志气。这等的人，中实多欲，而貌与心违，譬之小人，就如盗窃一般。黑夜里剜墙凿壁，偷了人家财物，外面却假装个良善的模样，惟恐人知，岂不可耻之甚哉？”孔子深恶作伪之人，故儆之如此。

子曰：“乡原，德之贼也。”

原字，当作“愿悫”的愿字，是谨厚的意思。乡原，是乡俗中一样软滑的人。人都称他为谨厚，所以叫作乡愿。贼字，解作害字。

孔子说：“人之有德者为君子，悖德者为小人，不难辨也。惟有一样人，名为‘乡原’者，居之似忠信，而非忠信；行之似廉洁，而非廉洁。其自处柔佞而不肯立异，其待人软款而惟求取悦，是以人人都道他好。这样人似德非德，而反乱乎德，乃德之害也。”盖行合乎道之中，事出乎理之正，这才叫作德。今乡原不顾道理之是非，只图流俗之喜悦。人见他以此得人心、取声誉，便都慕效他，以是为德，而不复知有大中至正之道。其惑人心、坏风俗，岂不甚乎？所以说“乡原，德之贼也”。

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道、途，都是人行的路。

孔子说：“人之实心为学者，于凡天下道理，或得之师友之所传授，或考诸典籍之所记载，就便存之于心，身体而力行之，以求实得于己，方为有益。若有所闻而不体会于心，只把来放在口中谈论讲说，这是入耳出口之学。譬如道路上听了一句言语，就在途路上与人说了。如此，则虽闻善言，不过以资口说而已，何能有诸己哉？所以说德之弃也。”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鄙夫，是庸恶陋劣之人。患，是忧患。

孔子说：“为人臣者，必有忘身之诚，而后可以语事君之义。有一等鄙夫，其资性庸恶，全无忠义之心，识趣陋劣，又乏刚正之节，若此人者，终岂可使之立于朝廷之上，而与之事君也与哉？何也？盖所贵于事君者，惟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也。乃鄙夫之心，止知有富贵权力而已。方其权位之未得，则千方百计徼幸营求，汲汲然惟恐其不能得之也。及其权位之既得，则千方百计系恋保守，兢兢然惟恐其或失之也。夫事君而一有患失之心，则凡可以阿意求容、要结固宠者，将何事不可为乎？小则卑污苟贱，丧其羞恶之良；大则攘夺凭陵，陷于悖逆之恶，皆生于此患失之一念而已。以此人而事君，其害可胜言哉？”然君臣之义，本无所逃，而忠君爱国之臣，亦鲜不以得君为念者。但忠臣志在得君，鄙夫志在得禄。忠臣得君，志在任事；鄙夫得君，志在窃权。心术之公私少异，而人品之忠奸顿殊，明主不可不察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疾字，解作病字。凡人气失其平则致病，故人之气质有偏者，亦谓之病。亡字，与有无的无字同。狂，是志愿太高的人。肆，是不拘小节。荡，是放荡。矜，是持守太严的人，即狷者也。廉，是棱角峭厉。忿戾，是忿争乖戾。愚，是昏昧不明的人。直，是直戆。诈，是虚诈。

孔子叹说：“人之气禀中和者少，偏驳者多。一有偏驳，则行有疵病而谓之疾。然古之时，风气淳厚，其间虽有三样资禀偏驳、过中失正的人，然皆质任自然，本真犹未甚凿也。今则淳者日入于漓，厚者日趋于薄，不但气禀中和者绝不复见，就是那三样病痛的人，或者也没有了。盖古之人，有志愿太高、锐意进取的，这是狂之疾。然其狂也，不过志大言大，不拘小节，肆焉耳矣。若今之所谓狂者，则不顾礼义之大闲，纵放于规矩之外，而流于荡矣。古之人，有赋性狷介、持守太严的，这是矜之疾。然其矜也，不过立崖岸，有棱角，示人以难亲，廉焉耳矣。若今之所谓矜者，则逞其刚狠之气，动至与人乖忤，而流于忿戾矣。古之人，有资识鲁钝、暗昧不明的，这是愚之疾。然其愚也，不过任性率真，径行自遂，直焉耳矣。若今之所谓愚者，则反用机关，挟私妄作，而流于诈矣。”夫狂而肆焉，矜而廉焉，愚而直焉，此虽气质之偏，而本真未丧。若加以学问磨砻之功，其病犹可瘳也。至于肆变而荡，廉变而忿戾，直变而诈，则习与性成，将并其习之本然俱失之矣，欲复乎善，岂不难哉？所以说，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夫子此言，盖深叹时习之偷，而望人以学问变化之功者至矣。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朱，是正色。紫，是间色。郑声，是郑国之音。雅，是正。利口，是巧言辩给之人。覆，是颠覆。

孔子说：“天下之理，有正则有邪，而邪每足以害正。如色以朱为正，自紫色一出，其艳丽足以悦人之目，于是人皆贵紫而不贵朱，而朱色之美反为所夺，故所恶于紫者，为其能夺朱也。乐以雅为正，自郑声一出，其淫哇足以悦人之耳，于是人皆听郑声而不听雅乐，而雅音之善，反为所乱，故所恶于郑声者，为其能乱雅也。至若事理之是非，人品之贤不肖，本自有一定之论；乃有一种利口的人，把是的说作非，非的说作是，贤的说作不肖，不肖的说作贤，其巧言辩给，足以惑乱人意，耸动听闻；人主不察而误信之，必至于举动错乱，用舍倒置，正人远去，小人得志，而邦家之颠覆不难矣。然则利口之所以可恶者，岂非以其能覆邦家也哉？”

按，孔子此言，其意专恶利口之人，借紫与郑声为喻耳。从古至今，邪佞小人谗害正直、倾覆国家者不可悉数，如费无忌、江充之流，虽父子兄弟、骨肉至亲亦被其陷害，况臣下乎？是以大舜疾谗说殄行。《大学》说：“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盖畏其流祸之惨毒，故深恶而痛绝之也。人君之听言，可不戒哉！可不畏哉！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述，是传述。

昔孔门学者，多求圣人之道于言语之间，而不知体认于身心之实，故孔子警之，说道：“天下之道，以有言而明，亦以多言而晦。我自今以后，要绝然无言矣。”子贡正以言语观圣人者，即疑而问之说：“天下道理，全赖夫子讲明，然后门弟子得以传述。若夫子不言，则门人小子何所闻而传述之乎？”孔子晓之说：“子谓道必以有言而后传，独不观诸天乎？今夫天，冲漠无朕，何尝有言哉？但见其流行而为四时，则春、夏、秋、冬，往来代谢，而未尝止息也。发生而为百物，则飞、潜、动、植，因物赋形，而无所限量也。是天虽不言，而其所以行，所以生，则冥冥者实主之。盖造化之机缄，固已毕露于覆载之间矣，亦何俟于言哉？观天道以无言而显，则我之教人，固亦无俟于言矣。”盖圣人一动一静，莫非妙道精义之发，正与天道不言而成化一般。学者熟察而默识之，自有心领而神会者，岂待求之于言语之间也？故孔子前既以无行不与之教示门人，此又以天道不言之妙喻子贡，其开示学者，可谓切矣。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孺悲，是鲁人，尝学士丧礼于孔子。一日来求见孔子。想当时必有得罪处，故孔子不欲与之相见，而托言有疾以辞之。然既辞以疾矣，又恐其不悟，乃俟传命者方出户，即取瑟而弦歌之，使孺悲闻而知其非疾焉。夫孔子于孺悲之见，本非疾也，而辞以疾绝之也。既辞以疾矣，又使之知其非疾警之也。使孺悲苟能省其过而迁于善焉，圣人亦岂终绝之乎？此所谓不屑之教诲也。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宰我，是孔子弟子，名予。周一岁为期。燧，是钻火之木。古人钻木取火，四时各有所宜：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故叫作钻燧改火。已，是止。怀，是抱。

宰我问于孔子说：“古礼，人子居父母之丧，必以三年为制。以予观之，礼贵通变，但持丧一年，亦已久矣，何必三年？盖君子三年在哀经之中，不去习礼，则仪节疏旷，而礼必坏矣；三年在哀戚之中，不去习乐，则音律废弛，而乐必崩矣。以虚文而妨实学，何益之有哉？若以期年而言，谷之旧者既没，新者又登，而物候为之一变。钻木取火，木既更而火亦改，而天运为之一周。人子哀痛之情至是亦已尽矣，丧不可以止乎？”夫短丧非宰我之本意，但有疑于古礼之难行，因设此问耳。孔子诘之，说：“三年之丧，食必蔬食，衣必衰麻，礼也。你说期年可止，则自期年之后，便当舍蔬素而食稻，释衰麻而衣锦，于汝心能自安乎？”宰我不察而直应之说：“安。”则昧其本心之良矣。孔子遂责之说：“凡人有所不为，只为心上不安耳。汝既安于食稻衣锦，则期年之丧，任汝为之矣。夫礼因人情而生者也，君子居父母之丧，哀痛迫切，口食旨味而不以为甘，耳闻音乐而不以为乐，身之居处，卧苫枕块而不即安，正惟其心有所不忍，故不肯为食稻衣锦之事也。今汝既以食稻衣锦为安，则期年之丧，何不可为乎？”孔子此言，所以绝之者至矣。及宰我既出，孔子又惧其真以为可安而遂行之也，乃复深探其本而斥之说：“人未有不爱其亲者，宰予何其爱亲之薄而不仁也！夫父母之丧，所以必三年者，正以子生三年，然后能免于父母之怀抱，故丧必以三年为期，以少尽其报称之情耳！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一人不本于父母，则无一人不有此丧服，是三年之丧，乃天下之通丧也。予亦人子也，宁独无三年之恩爱于其父母乎？今乃谓亲丧可短，则何其薄亲之甚哉！”孔子此言，欲宰我闻之，反求而得其本心也。夫子于父母，终身慕之，岂谓三年之丧足以尽其心乎？盖先王因人情而为之节文，使贤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得以企而及耳。宰予不求先王制礼之意，而徒欲任情以为礼，故孔子责之如此，盖以垂教万世之矣。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博，是局戏。弈，是围棋。贤，是胜。已，是止。

孔子说：“吾人日用之间，莫不各有当为之事，必知所用心而后能有成也。设使终日之间，优游放旷，惟知餍饱饮食而已，于凡义理所当讲求，职业所当修举者，一无所用其心。如此之人，神昏志惰，把光阴都虚度了，一事无成，百事皆废，欲以入德而成人，岂不难哉？不有局戏围棋而博弈者乎？这等的人，虽所为非正，然其心未尝无事也，较之悠悠荡荡，全然无所用心者，岂不犹为胜乎？”孔子此言，非以博弈为可为，特甚言无所用心之不可耳。盖人之一心，常运用斯常精明，是以尧舜兢业，大禹孜孜，文王日昃不遑暇食。古之圣人岂好为是焦劳哉？诚以心易放而难收，一念不谨，则庶事隳而天工旷，其关系治乱，非细故也。明主宜深省于斯。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尚，是崇尚。

昔子路好勇，故问于孔子说：“君子为人，亦尚刚勇否乎？”孔子教之说：“君子之人，惟以义为上而已。盖义者，事物之权衡，立身之主宰，是以君子尚之。义所当为则必为，义所不当为则不为。虽万钟千驷，有弗能诱；虽刀锯鼎镬，有所弗避：乃天下之大勇也。至于血气之勇，岂君子之所尚者乎？盖以血气为勇，非勇也。使在位的君子，徒知有勇，而无义以裁制之，则必将倚其强梁，逆理犯分，或无故而自启衅端，或任情而妄生暴横，至于悖乱不止矣。使在下的小人，徒知有勇，而无义以裁制之，则必将逞其凶狠，放荡为非，小而草窃奸宄，大而贼杀剽夺，不流于盗贼不止矣。是人之大小尊卑虽不同，苟不义而勇，无一可者也。然则勇何足尚乎哉？”孔子因子路好勇而无所取裁，故深救其失如此！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子贡曰：“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下流，是在下卑贱之人。讪，是谤毁。窒，是窒塞不通。徼，是伺察。讦，是攻发人之阴私。

子贡问于孔子说：“君子于人，无所不爱，岂亦有所恶者乎？”孔子教之说：“好恶人之同情，君子岂无所恶乎？其所恶者有四：其一，恶那样刻薄的人，专喜称扬人之过恶，全无仁厚之意者；其一，恶那样忿戾的人，身居污下之地，而谤讪君上，非毁尊长，无忠敬之心者；其一，恶那样强梁的人，好刚使气，徒恃其勇而不知礼让，至于犯上而作乱者；其一，恶那样执拗的人，临事果敢，率意妄为，而不顾义理，往往窒塞而不通者。凡此，皆人心之所公恶，故君子恶之也。”孔子因问子贡说：“汝赐也亦有所恶乎？”子贡对说：“赐之所恶者有三：其一，恶那样苛刻的人，本无照物之明，乃窃窃焉伺察人之动静，而自以为智者；其一，恶那样刚愎的人，本无兼人之勇，徒悻悻然凌人傲物，而自以为勇者；其一，恶那样褊急的人，本无正直之心，专好攻讦人之阴私，而自以为直者。赐之所恶如此而已。”由此观之，圣贤所恶虽有不同，而以忠顺长厚之道望天下，其意则一而已。盖天下之患，常始于轻薄恣睢之徒，横议凭陵，而纪纲风俗遂因之以大坏。明主知其然，故务崇浑厚以塞排诋之端，揽权纲以消悖慢之气。故谗慝无所容，而凶人自伏也。审治体者宜辨之。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小人，是仆隶下人。近，是狎昵的意思。远，是疏斥的意思。

孔子说：“天下的人，惟有妇人女子与仆隶下人最难畜养。何以言之？常情于这两样人，不是过于用恩，狎昵而近之；便是过于用严，疏斥而远之。若是昵近他，他便狎恩恃爱，不知恭逊之礼，是近之不可也；若是疏远他，他便失其所望，易生怨恨之心，是远之不可也：此其所以难养也。诚能庄以莅之，慈以畜之，则既有以消其怙恃之心，又有以弭其愤恨之意，何怨与不逊之足患乎？”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孔子说：“人年四十，乃是成德之时。前此而年力富强，正好加勉；过此则神志衰怠，少能精进矣。若于此时而犹有过恶，见憎恶于人，则善之未迁者终不及迁，过之未改者终不及改，亦终于此而已，可不惜哉！”这是孔子勉人及时进修的意思。人能以此自警于心，虽欲一时不汲汲学问，以求日新其德业，不可得矣。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是纣之庶兄。箕子、比干，是纣叔父。当理而无私心，叫作仁。

昔纣为无道，其国将亡。微子进谏不听，恐一旦被祸，绝了商家宗祀，遂引身而去之；箕子谏纣不听，被纣囚系为奴，因佯狂而受辱；比干直言极谏，犯纣之怒，被纣杀之，剖其心以死。此三人者，同为纣之亲臣，而或去，或不去，或以死，行各不同。孔子从而断之说：“殷有三仁焉！”盖论人者，不当泥其迹，而当原其心。三人者，就其迹而观之虽有不同，原其心而论之，则其忧君爱国之忠、至诚恻怛之意，一而已矣。其去者欲存宗祀，非忘君也；奴者欲忍死以有待，非惧祸也；死者欲正言而悟主，非沽名也：所以说“殷有三仁焉”。盖自孔子之论定，而三子之心始白于天下后世矣。大抵人臣之义，莫不愿世平主圣、服休宠而保荣名者，不得已而逃遁、而囚辱、而杀身，则所遇之不幸耳。向使纣有纳谏之美，而三仁者得效其进谏之忠，相与救过图存，则商祀未宜遽绝也，乃拒谏饰非，淫威以逞，卒之三仁去而殷国墟，岂不可为永鉴哉！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是鲁之贤人。士师，是掌刑狱之官。三黜，是屡遭罢斥。父母之邦，指鲁国说。

昔柳下惠为鲁士师之官，屡被退黜。人或有讽之者，说：“子屡摈不用如此，尚未可以去而之他国乎？”言其道不合则当去也。柳下惠答说：“我之所以屡被罢黜者，以因我直道而行，不能屈己以随人耳。今世之人，谁不悦佞而恶直？若我守定这正直之道以事人，则到处为人所恶，何所往而不被其退黜？若我肯阿意曲从，枉己以事人，则到处为人所喜，只在我鲁国亦自安其位了，又何必远去父母之邦乎？”柳下惠以此解或人之言，盖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为辱也。要之，衰世昏乱，故正直见忤于时；惟治朝清明，斯君子得行其志。是以有道之君于秉公持正者，必崇奖而保护之；倾险邪媚者，必防闲而斥远之。则众正之路开，而群枉之门杜矣！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昔孔子适齐。齐景公素知孔子之贤，因与其臣商量待孔子的礼节，说道：“鲁有三卿，季氏最贵，鲁君待之极隆。我今要把鲁君待季氏的礼待孔子，似乎过厚，则我有所不能；若把鲁君待孟氏的礼待他，于礼又简，有所不可。就中斟酌，当以季、孟之间待之，固不至如季氏之隆，亦不至如孟氏之简，庶几其可乎？但惜我年已衰老，不能用其道矣。”夫孔子至齐，本为行道。既不能用其道，而徒拟议于礼节之间，则亦虚拘焉耳。盖不合则去，亦重道之义也。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季桓子，是鲁大夫，名斯。

鲁定公时，孔子为司寇，三月而鲁国大治。齐人惧其为霸，因设计选好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乘文马，舞康乐，以馈送鲁君。欲以惑乱其心，阻坏其政。鲁君果中其计，与同季桓子再三游观，悦而受之。于是荒于声色，怠于政事，三日不复视朝。则其简贤弃礼，不足与有为可知，故孔子行。盖礼貌衰则去，一见几之明也。合前章而观，景公知好贤矣，而耄倦于勤，好之而不能用；定公能用之矣，而中荒于欲，用之而不能终：无怪乎二国之不振也。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

接舆，是楚之狂士。昔周之衰，贤人隐遁，接舆盖亦佯狂以避世者也。殆字，解作危字。下，是下车。辟，是躲避。

昔孔子周流，至于楚地。楚之狂人接舆者，口中唱歌而行过孔子之车前，说：“凤兮！凤兮！何德之衰？”说：“凤凰是灵鸟，能审时知世，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所以为稀有之祥瑞。如今是甚么时候，乃出现于世，是何其德之衰而不知自重耶？然既往之事，虽不可谏止，从今以后，尚可以改图。趁此之际，可以止而隐去矣。我观今之出仕而从政者，非惟不能建功，且将至于取祸，亦岌岌乎危殆而难保矣。于此不止，是安得谓之智乎？”接舆之意，盖以凤鸟比孔子，而讥其不能全身以远害也。然以避世为高，而不以救时为急，则其趋向之偏甚矣。孔子时在车中，闻其歌词，知其为贤人，故下车来，欲与之讲明君臣之大义、出处之微权。而接舆自以为是，不肯接谈，遂趋走避匿，孔子竟不得与之言焉。盖圣人抱拯溺亨屯之具，而又上畏天命，下悲人穷，是以周流列国，虽不一遇，而其心终不能一日忘天下也。彼接舆之徒，果于忘世，往而不返，何足以语此哉！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长沮、桀溺，都是人姓名，盖亦贤而隐者也。二人相并为耦。津，是河边渡口。执舆，是执辔在车。

昔孔子自楚反蔡，子路御车而行。适遇隐士二人：一个叫作长沮，一个叫作桀溺，两人并耕于野。孔子经过其地，将欲过河，不知渡口所在，因使子路下车而问于长沮。长沮问说：“那坐在车上执辔的是谁？”子路对说：“是孔丘。”长沮素知孔子之名，因问说：“是鲁国之孔丘与？”子路对说：“是也。”长沮遂拒之，说：“问者不知，知者不问。既是鲁之孔丘，他游遍天下，无一处而不到，于津渡所在，必已知之久矣，又何必问于我哉？”其意盖讥孔子周流而不止也。

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

滔滔，是流而不反之意。易，是变易。于此不合，去而之他国，叫作避人之士。高蹈远举，与世相违，叫作避世之士。耰，是田器，所以扒土覆种者。辍，是止。

子路问津于长沮，长沮不肯告，因又问于桀溺。桀溺问说：“你是谁？”子路说：“我是仲由。”桀溺素闻孔子弟子有仲由者，因问说：“是鲁国孔丘之徒与？”子路对说：“然。”桀溺遂责之，说：“人贵识时。我看如今的世道，愈趋愈下，如流水滔滔，不可复反。举一世而皆然，其乱极矣！若要易乱为治，易危就安，将谁与转移之乎？今汝之师，今日之齐，明日之楚，不合于此，又求合于彼，是乃避人之士，亦徒劳而已。你与其从着那避人之士，奔走而无成，岂若从我辟世之士，离尘远俗，优游而自乐哉？”语毕，遂自治其田事，耰而不止，亦不告以津处。其拒之也深矣！

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怃然，是怅然叹息的意思。

子路问津于长沮、桀溺而不见答，反被其讥讽，于是还以二人之言告于孔子。孔子惜其不喻己意，乃怃然叹息，说：“彼谓辟人不如辟世，则必高飞远举，不在人间方可耳。殊不知人生天地间，鸟兽既是异类，不可与之同群。若斯人者，固与我并生并育，同一气类，吾不与之为群而谁与哉？既与之为群，则不可绝人逃世以为洁也！他说天下无道，谁与易之？不知我之所以周流不息，正为天下无道，故欲出而变易之也。若使天下有道，世已治，民已安，则固无用我之变易，而我岂乐于多事哉？彼二子者，其亦不谅我之心矣！”盖天生圣贤，本为世道计。故古之圣人，民饥则曰己饥，民溺则曰己溺，一夫不获则曰己辜。其忧时悯世，非但其心之不容己，亦其责之不可辞耳。使如沮、溺之言，则安危理乱，邈不相关，生民将何所托命乎？有世道之责者，宜加意焉。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

丈人，是老人。蓧，是竹器。去草叫作芸。

昔孔子周流四方，子路随行，偶相失在后。于田间遇一老人，以拄杖挑着竹器。子路问说：“你曾见我师夫子否？”丈人不对，而直责之说：“汝于四体，则不知勤劳耕作以自食其力；于五谷，也不能分辨其孰为稻、孰为黍稷、孰为麦菽。舍其农业而从师远游，却来问汝夫子于我，我知谁是你的夫子？”遂植立其杖，而自于田间芸草，更不答他。子路闻丈人之言，知其为贤人也，遂竦然起敬，拱手而立。丈人见子路改容相待，亦为之感动，遂留子路宿于其家，杀鸡造饭以管待之；又令其二子出见，叙长幼之礼焉。盖春秋之时，天下无道，贤人隐遁。而孔氏之徒，独周游四方，欲以行道济时，故动而见沮如此，可以观世矣！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遇丈人之次日，前行追及孔子。把丈人责己之言、相待之礼，一一告知。孔子说：“观此人的言语行事，乃贤而隐遁者也。惜其不明出处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复回见之，欲晓然告以君臣之义。及至其家，而丈人已先出，不得见遇矣。子路乃就夫子之意说道：“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臣事君，义所当然也。若不仕，则是无君臣之义矣。夫君臣、长幼并列于五伦，而君臣为尤大。丈人昨使其二子出见，是于长幼之节既知其不可废矣；至于君臣之大义，却如何其独废之耶？今汝以隐为高，不过欲全生避世、归洁其身而已。不知一身虽洁，而君臣之义从此遂废，实有乱乎人之大伦矣。大伦岂可乱者乎？故君子之出而事君，岂是要图富贵？盖欲行此君臣之义耳。若夫衰世难挽，明君难遇，道之不行，我岂不知？但恐废义而乱伦，有不忍恝然者耳。丈人何其见之固哉！”大抵接舆、沮、溺、丈人之徒，皆明于保身而昧于行义，故往往是己见而非圣人，不自知其陷于一偏，害义而伤教也。是以夫子每惓惓接引，各因其明以通其蔽，所以扶世教而正人心者，意独至哉！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逸民，是隐逸高尚的人。虞仲，即周太王次子，仲雍与泰伯同窜荆蛮者。伦，是义理之次第。虑，是思虑。

记者说，古时隐逸高尚之士，可以考见者七人：如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是也。然七人者，志节虽同，而制行则异。孔子一一而评品之，说：“立志高而不肯少有贬屈，持身洁而不肯少有污染，其伯夷、叔齐与？观他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不立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峻节清风，何凛凛也！若夫柳下惠、少连，则和同混俗，于人无忤。虽降屈其志，卑辱其身，有弗惜者，其出言则合乎伦理，行事必当乎人心，以之处世，如斯而已矣，不为过高绝俗之行也。至于虞仲、夷逸，则行不必其中虑，而隐居以自适；言不必其中伦，而放言以自废矣。然虽隐居独善，而洁身不污，合乎道之清；虽放言自废，而韬晦得宜，合乎道之权。盖与矫异之士、害义伤教者不同矣。然此七人者，其行虽洁，其志虽高，而未免有执一之病也。在夷、齐、虞仲、夷逸，则以绝世离俗为可，而以和光同尘为不可；在柳下惠、少连，则以和光同尘为可，而以绝世离俗为不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都先有个主意在，其见偏矣。若我则异于是：可仕则仕，可止则止；用之斯行，舍之斯藏。因时制宜，不胶于一定，固无所谓可，亦无所谓不可也：此吾所以异于逸民与！”要之，七人之心有所倚，故止成其一节之高；圣人之心无所倚，故优入于时中之妙。所以说观乎圣人，则见贤人。凡行己处事者，当知所取法也。

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太师，是乐官之长。古时国君，每食必作乐以侑食，故有亚饭、三饭、四饭之名。少师，是乐官之佐。鼓、播鼗、击磬，都是掌乐器的官。齐、楚、蔡、秦、河、汉、海，都是地名。

鲁自三家僭乱，歌雍舞佾，私家日盛；而公室反微，音乐废阙，宗庙之祭，至不能备八佾之舞。于是典乐之官，皆失其职，散而之四方。有掌乐的太师名挚者，去而适齐；掌亚饭之乐名干者，去而之楚；掌三饭之乐名缭者，去而之蔡；掌四饭之乐名缺者，去而之秦；掌击鼓的官名方叔者，去而入居于河内；掌播摇鼗鼓的官名武者，去而入居于汉中；为乐官之佐名阳、与掌击磬的官名襄者，去而入居于海岛。夫礼乐所以为国者也，鲁失其政，下陵上替，礼坏乐崩，至使瞽师乐官皆不能守其职，而纷然四散，是尚可以为国乎？记者言此，盖伤鲁之衰也。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鲁公，是周公之子伯禽也。施字，当作弛字，是废弃的意思。以，是用。

昔鲁公伯禽受封之国，周公训戒之，说道：“立国以忠厚为本。忠厚之道，在于亲亲、任贤、录旧、用人而已。盖亲乃王家一体而分者，苟恩义不笃，则亲亲之道废矣。必也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使至亲不至于遗弃可也。大臣，国之所系以为安危者，苟大臣有怨，则任贤之礼薄矣。必也推心以厚其托，久任以展其才，不使大臣怨我之不见信用可也。故旧之家，皆先世之有功德于民者，苟弃其子孙，则念旧之意衰矣。必也官其贤者，其不贤者亦使之不失其禄；非有恶逆大故，则不弃也。人之才具，各有短长，在于因材而器使之。苟责备于一人，则用才之路狭矣。必也！因能授任，不强其所不能，无求全责备于一人焉。此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道也。汝之就封，可不勉而行之，以培植国家之根本哉？”

按，周家以忠厚立国，故周公训其子治鲁之道亦不外此。其后周祚八百，而鲁亦与周并传绵远，岂非德泽浃洽之深哉？此为国者所当法也。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娲。

伯、仲、叔、季，是兄弟次序。

记者说：贤才之生，关于气运。昔周室盛时，文武之德泽涵育者深，天地之精英蕴蓄者久，于时灵秀所钟，贤才辈出。其中最奇异者，兄弟八人同出一母，而又皆双生。其头一胎生二子，叫作伯达、伯适；第二胎生二子，叫作仲突、仲忽；第三胎生二子，叫作叔夜、叔夏；第四胎生二子，叫作季随、季娲。此八士者，产于一母，萃于一门，而又皆有过人之德、出众之才，多而且贤，真乃是盛世之瑞、邦家之光。其关系一代气运，岂偶然哉！考之尧、舜之时，有八元八恺；成周则有八士。盖天将祚帝王以太平之业，则必有多贤应运而生，一气数之自然耳！顾天能生才而不能用才，举而用之，责在人主。是以史称舜举十六相而天下治。《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言其能用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