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下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庄暴，是齐臣。庶几，是可近于治的意思。

齐臣庄暴一日来见孟子，说道：“暴昔者进见于王，王自以其情直告于暴，道己喜好音乐。暴于此时，既不敢谓其所好为是，又不敢谓其所好为非，固未有以对也。不知好乐何如？果有害于治乎？抑无害于治乎？”孟子对说：“好乐无伤，特患王好之未甚耳。使王知音乐之理可通于治，能以一念欣喜之情，推而广之，直至于一国和平而后已焉，则齐国骎骎然有兴起之势，而庶几可望于治矣。汝何不以此而对王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

孟子以好乐之甚启发庄暴，因暴不能复问以达其意，他日乃入见于王而问之说：“王曾语庄子以好乐，有是言乎？”齐王自知其所好之不正，不觉惭愧，乃勃然变色而应之说：“乐固不同，有先王之乐，有世俗之乐。寡人之所好者，非能好那《咸》、《英》、《韶》、《濩》，古先圣王所作之乐也；但好世俗之乐，新声俚曲，取适一时之听闻而已，何足为夫子道哉？”孟子遂迎其机而导之说“：王无谓世俗之乐为不足好，特患王之好乐未甚耳！诚使好之之甚，不徒嗜其音而深会其意，务使欢欣交畅，和气充周，则平心宣化之治皆由此出，而齐国庶几其可望于治矣。何独古乐之可好也？盖先王之乐，固此声音，此和理也；世俗之乐，亦此声音，此和理也：今乐与古乐，一而已矣。吾王欲审其所好，惟在甚不甚之间耳。何至以今乐为惭乎？”然今乐、古乐其实不同。孟子之言，特欲开导齐王之善心，而劝之使与民同乐，故其言如此。

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

齐王因问孟子说：“好乐之所以通于治道者，其说可得闻乎？”孟子欲引之与民同乐，乃先以常情提醒之，说：“作乐为乐，一也。有独自为乐者，有与人共乐者，王以为孰乐乎？”齐王说：“独自为乐，其乐止于一己而已；若要彼此交欢，情意舒畅，固不若与人之为乐也。”孟子又问说：“与人共乐，一也。有与少为乐者，有与众为乐者，王以为孰乐乎？”齐王说：“与少为乐，其乐止于数人而已；若要人人欢洽，和气流通，固不若与众之为乐也。”夫独乐不若与人，与少乐不若与众，此事理之至明者。人惟敝于己私，是以惟知独乐，而不能推以与人同耳。使齐王能推好乐之心以及一国之众，则可谓好之甚矣，而齐安有不治者哉？此孟子委曲诱导之深意也。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

钟鼓、管龠，都是乐器。疾首蹙，是愁苦的模样。羽旄，是旌旗之类。

孟子开导齐宣王说：“王既知独乐不若与人，与少乐不若与众，则好乐之公私得失从可知矣。臣请为王一一陈之于前，可乎？今王为鼓乐之乐于此，百姓每听得王所击钟鼓之声，所吹管籥之音，举皆疾首蹙，私相告诉说：‘吾王之好鼓乐，奈何使我辈到这等穷困之地：以父子不得相见，以兄弟妻子离散；其颠连如此，而略不关心乎？’今王为田猎之乐于此，百姓每闻王车马驰骤之音，见王羽旄缤纷之美，举皆疾首蹙，私相告诉说：‘吾王之好田猎，奈何使我辈到这等穷困之地：以父子不得相见，以兄弟妻子离散；其流移如此，而略不体念乎？’夫鼓乐、田猎，王之所乐也。百姓每见了却这等嗟怨者，岂有他故？良由王独乐其身，而不能推此心以安养下民，使之与己同乐，故其愁苦之情有所感触，自不觉其嗟怨之若此耳。王如好乐，岂可独乐而不恤其民哉？”按，此疾首蹙数语，说小民愁苦情状，宛然可掬。人君能以此轸念民瘼，常若见其愁痛之色，闻其嗟怨之声，则所以振救之者，当无不至，而自不忍于独乐矣。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

这一节是与民同乐之事。

孟子又告齐宣王说：“吾王独乐而不恤其民，固宜有以致民之怨矣。今王鼓乐于此，百姓每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皆欣欣然有欢喜之色，而相告说：‘吾王庶几身其康强而无疾病与？不然，何以能为此鼓乐之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每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皆欣欣然有欢喜之色，而相告说：‘吾王庶几身其康强而无疾病与？不然，何以能为此田猎之乐也？’夫一般的鼓乐，一般的田猎，百姓每见了却这等欣幸者，岂有他故？良由王能推好乐之心以与民同乐，使之各得其所。故其爱戴亲附，自不觉其欣幸之若此耳。”

“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夫观民情之忧喜惟系于好乐之公私如此。今王诚能推好乐之心以及于民，使之各安其生，各乐其业，则天下之民皆将引领望之，闻风而来归矣。有不可以统一海内而成王业哉？我所谓‘好乐甚则齐其庶几’者，盖如此。今乐、古乐，又何择焉？”

由此章而观，民情得所则喜，失所则悲。喜则欣欣相告，有盛世熙皞气象；悲则疾首蹙，为衰世乱离光景。一念之公私少异，而民情之苦乐、国家之治乱因之。是以古圣王之于民，务生养安全，不使有一夫之不获，诚知所重也。愿治者宜深省于斯。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

囿，是蕃育鸟兽之所。刍，是草。荛，是薪。

战国之君，习于骄侈，多以宫室苑囿为乐。故齐宣王问孟子说：“我闻文王之囿，其周围凡七十里之广，果有之乎？”孟子对说：“古书所载，诚有此说。”齐王又问：“文王之囿，乃如此其大乎？”孟子说：“自王视之，若以为大；当时之民，犹嫌其为小也。”齐王说：“寡人有囿，周围仅四十里，比于文王之囿，固甚狭矣。乃百姓每犹嫌其为大，何也？”孟子对说：“文王之囿，虽有七十里之广，而未尝以为己私。囿中之草木，不禁民樵采，凡取草的、取薪的，都往于其中焉；囿中之鸟兽，不禁民射猎，凡逐雉的、逐兔的，都往于其中焉。举凡囿中所有，无一物不与百姓同之。是以一国之民而共此七十里之囿，物之所产有限，民之取用无穷。其以为小，不亦宜乎？”按，《书》称“文王不敢盘于游畋”，其囿必不如是之大。孟子不辨其规制之广狭，但言其利民之公心。盖能与民公其利，则必不以苑囿为己私，而纵游畋之乐，可知矣。

“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国外百里为郊；郊外为关。阱，是掘地为坑，以掩取禽兽者。

孟子又告齐宣王说：“文王之囿，惟其公之于民，故民以为小。若王之囿，民以为大者，岂无其故哉？臣始初来到王之境上，不敢遽入，先问了国之大禁，知所避忌，然后敢入。臣闻说国门之外、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不许百姓每出入。若有人擅入其中，杀伤麋鹿者，就与杀人同罪。夫人之所畏，莫甚于死。今杀一麋鹿，就以杀人之罪加之，则是以方四十里之地为坑阱于国中，而故陷民于死地也。其为民害如此，民之视此苑囿就如陷阱一般，其以为大，不亦宜乎？”夫囿一而已，在文王以为民利，而齐王遂以为民害。盖古人之囿，但用为讲武之地，而志不在于从禽，故其利常归之民。后世则专供游猎之娱，故其利擅之于上，而麋鹿为重，民命为轻矣。明主好尚，可不谨哉。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

葛，是成汤时国名。昆夷，是西方之夷。獯鬻，即今北虏。句践，是越王名。

齐宣王问孟子说：“邻国壤地相接，容有以强凌弱、以小谋大者。兹欲交好于邻国，果有道乎？”孟子对说：“讲信修睦，国之大事，诚有这个道理。大凡为大国的，多恃其强盛，侵凌小国。惟是那仁者，度量宽洪，诚意恻怛，全无计较尔我之私，他为能以大事小，而尽其抚字之道。求之古人：若成汤是大国，反事葛伯；文王是大国，反事昆夷。虽是他犯上无礼，也都包容，不与计较。这便是以大事小，成汤、文王之所以为仁也。为小国的，多不审己量力，挑衅大国。惟是那智者，通晓义理，酌量时势，有知彼知己之明，他为能以小事大，而尽其恭顺之道。求之古人：太王为獯鬻所迫，而至于迁都；句践为吴所败，而请为臣妾。虽被他侵凌役属，也只含忍，不敢抗拒。这便是以小事大，太王、句践之所以为智也。吾王欲交邻国，能自处以仁智之道，则事大恤小，无一之不善矣，邻国安有不睦者哉？”

“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天，指理说。《诗》，是《周颂•我将》之篇。

孟子又告齐宣王说：“交邻之道，固在于事大而恤小矣。然大之当事，小之当恤，莫非天理之所当然，在仁智亦惟各尽其道而已。故自以大事小者而言，忘其势之在己，而诚心爱人，这是有优容之大度，而自然合理，能乐天者也；自以小事大者而言，顺其势之在人，而安分自守，这是有敬慎之小心，而不敢违理，能畏天者也。仁者惟其乐天，故其心与天为一，而包涵遍覆，无一物之不容。四海虽大，皆在吾怙冒之中矣，有不足以保天下乎？智者惟其畏天，故能听天所命，而制节谨度，无一时之敢忽。敌国虽强，而在我无可乘之衅矣，有不足以保其国乎？《诗经》有云：‘人能畏上天之威严，不敢违逆，于是可保守天命而不失。’这两句说话，正畏天者保其国之谓也。而乐天者保天下，从可知矣。夫以心之所存，不外于一理，而国与天下由此而可保焉。则交邻之道，诚莫善于此矣。王可不思所以自尽哉！”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

气禀有偏，叫作疾。抚剑，是用手按剑。

齐宣王闻孟子之言，有感于心，因叹之说：“夫子论仁智交邻之道，能事大恤小，便可以保国保天下，可谓大哉言矣。寡人也有心向慕，但生来有一件病痛：性气粗暴，偏好刚勇。遇小国不恭，常不能包容；遇大国侵凌，常不能忍耐。如何做得这仁智之事。”孟子对说：“好勇无伤，但要知所抉择耳。盖勇有小有大，王请勿好那小勇，激于一时之怒，便按剑在手，张目疾视，说：‘何人敢与我为敌哉！’这是匹夫之勇，凭恃其血气，仅可以敌一人者也，何足为好？王如好勇，请于帝王之大勇好之。振其天德之刚，发于义理之正，务使气慑万人，威加一世，而不徒恃区区之小忿焉，则仁智皆所优为矣，何至以好勇为病矣？”当是时，列国纷争，率以勇力相尚，未有能除暴救民、倡大义于天下者。故孟子于齐王，因其机而导之如此。昔商纣力能格兽，天下咸苦其残；项王举鼎拔山，卒为汉高所蹙：然则匹夫之勇，诚非帝王之所宜尚也。“

《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这一节，是引《诗》而言文王之大勇。

赫，是赫然盛怒的模样。爰字，解作于字。旅，是众。遏，是止。徂，是往。莒字，《诗经》作旅字。文王时，密国之人恃强侵凌阮国，直至共地；文王因举兵往伐其众，所以说“以遏徂旅”。笃，是厚。祜，是福。对，是答。

孟子又告齐宣王说：“臣谓吾王当以大勇为好，盖尝观于文王之事矣。《诗•大雅•皇矣》之篇有云：‘密人违距王命，侵阮而往至于共。王乃赫然奋怒，于是整顿师旅，以止遏密人徂共之众，使不得侵扰邻国。于以抑强扶弱，而笃厚周家之福；于以安抚天下百姓，而答其仰望之心。’

《诗》之所言如此。这是兴兵伐密，文王之所以为勇也。文王赫然一怒，除了密人之乱，由是四方诸侯，强不敢凌弱，众不敢暴寡，而天下之民都赖之以为安。其勇何如其大哉！”“《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这一节是引《书》而言武王之大勇。

宠，是宠任。越字，解作过字。衡行，是不顺道理而行。耻，是愤怒的意思。

孟子又告齐宣王说：“臣所谓大勇，不但征之于文王，又尝观于武王之事矣。《周书•泰誓》之篇有云：‘天降下民，不能自理，于是立之君，使之主治；不能自教，于是立之师，使之教训。其意但要为君、师者替天行道，以辅助上帝之所不及，故授以至尊之位，而宠异之于四方也。今我既受天之命，作民君、师，则凡天下有罪者，惟我得诛之；无罪者，亦惟我得安之。天下何敢有过越其心志、而作乱以虐民者乎？’《书》之所言如此。当时商纣以一人而肆于民上，凶暴淫泆，横行天下；武王辄引以为己罪，不胜愤耻，因举兵以讨之。这是武王之所以为勇也。武王亦惟一奋其怒，除了商纣之暴，遂能绥定四方，而天下之民都赖之以为安。其勇又何如其大哉！”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夫观文、武之大勇惟在于除暴安民如此。当今之世，暴虐无道者多矣。吾王诚能法文、武之所为，亦奋然一怒，于以除残去暴，而救安天下之民；则天威所加，民皆欣然望救，就如拯己于水火一般，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正臣所谓帝王之大勇异于匹夫者也。何可以好勇为病乎？”

按，此章前论仁智主于事大恤小，后论大勇主于除暴安民，其意若相反者。然究而论之，仁者虽能恤小，必不肯养乱以残民；智者虽能事大，而必思自强以立国。所谓大勇，岂有出于仁智之外哉？宋臣司马光以仁、明、武为人君三大德，盖有见也。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

雪宫，是齐国离宫名。

齐宣王馆孟子于雪宫，而就见之。因夸其礼遇之盛，问孟子说道：“宫室之乐，在人君则宜有之；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说：“王既以此处臣，是贤者亦宜有之矣。然好乐人心所同，不问贤者与庶民，皆欲得之。盖庶民自有庶民之乐。若使庶民不得其所乐，则以为人君独享其乐，而不恤民穷，皆将非怨其上矣。夫不得其乐而非其君上者，是不安为下的本分，固不是。为民上而独享其乐以致民怨望者，是失其为君的道理，也不是。所以人君当推己之乐以公之于民，不但当与贤者共之而已。”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又说：“不与民同乐，则民怨；能与民同乐者，民岂有不感乎？且如安居粒食，民之乐也。人君能看得如自己的乐事一般，务为之经营区处，使各遂其有生之愿，则民之得有其乐者莫不怀感；一见君可乐之事，便欣欣然喜色相告，而为君乐之，亦如乐在于己也。饥寒困穷，民之忧也。人君能看得如自己的苦事一般，务为之设法救护，使无有失所之虞，则民之得去其忧者亦莫不怀感；一见君可忧之事，便戚戚然心中不宁，而为君忧之，亦如痛切其身也。夫乐民之乐，民亦乐其乐，是乐不以一人，而乐以天下。忧民之忧，民亦忧其忧，是忧不以一人，而忧以天下。忧乐相通，上下无间，天下之人，莫不倾心归附于我，其有不成王业而王天下者，有是理乎？”可见人君之于民，语其势，则尊卑悬绝；论其情，则休戚相关。人君欲常享其乐，而不致有可忧之事者，其必加意于民而已。三代而后，若汉文帝议赈民之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民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危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其何如？”斯庶几与民同忧乐者矣。

“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

景公，是齐之先君。晏子，是景公之臣，名婴。转附、朝儛，都是山名。遵，是循。放，是至。琅邪，是齐东南境上邑名。

孟子劝齐宣王与民同乐，因举其先世行事以告之，说：“臣谓公乐可以致王，不敢远征诸古，即齐之先君亦有行之者。昔日齐景公问于其臣晏子说：‘省方观民，先王所重。我今欲观于转附、朝儛二山，遵海滨而南行，直至琅琊境上。思昔先王游观，当时以为盛典，后世以为美谈；吾当何修何为，而可以比于先王之行事也？’”

“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

适，是往。省，是巡视。敛，是收获。夏谚，是夏时俗语。豫，是行乐的意思。度，是法则。

晏子因景公之问，遂赞美之，说道：“游观之典不行久矣。吾君独有志于复古，欲法先王之所为，善哉问也！试以先王之法言之：天子十二年一适诸侯之国，叫作巡狩。谓之巡狩者，是巡察诸侯所守之境政事之修废也。诸侯六年一朝于天子之国，叫作述职。谓之述职者，是陈述自己所受之职业，以待天子之黜陟也。天子诸侯，一往一来，都有事干，未有无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春焉省民之耕，察其中牛种有不足的，则发仓廪以补之；秋焉省民之敛，察其中收获有不及的，则发仓廪以助之。天子行此于畿内，诸侯行此于国中，其惓惓为民之心又如此。故夏时谚语有云：‘吾王有游豫之乐，然后吾民得蒙休助之泽。若吾王不来郊野一游，则补助之政不行，吾民那得蒙上之休；吾王不来郊野一豫，则吾民之不足不给者，那得蒙上之助？吾王一游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四方诸侯，都来取法，莫敢无事慢游以病其民者。’斯世斯民，何其幸乎！观夏谚所云，则知王者补助之政为不虚矣。先王游观之善若此，乃吾君今日所当法也。”

“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

睊睊，是侧目而视的模样。胥字，解作相字。慝，是怨恶。方命，是违逆上命。诸侯，是附庸之国，县邑之长。

晏子告齐景公说：“先王之一游一豫，都是为民，固足以为诸侯之法矣。乃今时之国君则不然：但是游观，则军旅随行；既有军旅，便有粮食，是以供给烦难，骚动百姓。百姓每饥者不得食，劳者不得息；皆怒目相视而口出谤言，愁苦不胜而心怀怨忿。夫天子之命诸侯，本欲其上宣德意，下安民生也。今乃上违天子之命，下虐无罪之民；靡费饮食，如水之流，无有穷极。是乃纵于逸乐，流连荒亡，徒为所属诸侯之忧而已，岂若先王之省方观民、可为法则者乎？”

“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从流下，是放舟随水而下。从流上，是挽舟逆水而上。无厌，是不知止足。

晏子承上文说：“所谓流连荒亡者，其义何如？盖人君之为乐，有恣情快意、流荡而无节者，就如放舟随水、顺流而忘返的一般，这叫作流。有拂人从欲、留恋而不舍者，就如挽舟上水、逆流而忘返的一般，这叫作连。以从兽为乐，而不知止足，把几务都荒废了，这叫作荒。以饮酒为乐，而不知止足，把政事都失误了，这叫作亡。此今时之弊也。若先王之游观，非巡狩则述职，非省耕则省敛，何尝有流连之乐、荒亡之行乎？夫游观一也，在先王如彼，在今时如此。这两件，一善一恶，分明易见，惟在君所行何如耳。若能戒今时之弊，而不致慢游以病民，则何先王之不可及哉？王能绎思晏子之言，则必能公其乐以得民矣。”

“景公悦，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大戒，是大出命令。舍，是止宿。兴发，是开发仓廪。《招》，是舜乐名。乐有五声：三曰角，为民；四名徵，为事，故因以取义。诗，是乐歌。畜字，解作止字。尤，是罪过。好，是忠爱的意思。

“景公一闻晏子之言，心中感悦。欣然以今时之弊为必可去，先王之法为必可行。乃大申命令，晓告国人，示以更化图新之意。乃不敢安处深宫，出而住居郊外，察问民间疾苦。于是始兴发仓廪，以补助其不足。其于晏子之言，果一一见之行事矣。既乃召太师而命之说：‘君臣相得，自古为难。我今喜得晏子，而闻其善言；晏子亦喜得我，以行其志：君臣相悦如此。尔当把这欢乐之情，宣诸于音乐，以彰一时明良之盛焉。’其所作之乐，即今所传《徵招》、《角招》是也。盖徵音属事，而景公料理国事，事已治矣，故被之徵音，叫作《徵招》；角音属民，而景公补助斯民，民已安矣，故被之角音，叫作《角招》。其乐中歌词说道：‘畜君何尤。’盖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不至于招尤而取罪也。夫人臣之罪，莫大于逢君之恶。今能畜止其君之失，使不至于流连荒亡，正是望其君为尧、舜之君，忠爱之至者也。好君如此，且当感悟君心，引之当道，夫何罪过之有哉？观景公能悦晏子之言，遂有事治民安之效如此。王能行臣之言，与民同乐，岂有不足以致王者乎？”

按，孟子于齐王，劝之与民同乐，则示以君民一体之情；劝之远法先王，则证以君臣相悦之盛。盖必君臣相得，谏行而言听，然后膏泽下究，政善而民安耳。使或君臣之间，志意未合，则弊政日积，善言不闻；求以保民致治，岂不难哉！明主所宜深念也。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

明堂，是天子所居，以朝见诸侯之所。

昔周天子建明堂于泰山下，在今山东泰安州地方；周室既衰，地为齐有。时人以天子既不复巡狩，而齐为侯国，非所宜居，理当拆毁。故齐宣王问孟子说：“人皆谓我毁明堂，果当毁乎？抑且止而不毁乎？”孟子对说：“明堂乃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是则王者之堂而非诸侯之堂也。王若有心要行王政，便可王天下；可王天下，便可以居此堂，亦不必毁矣。”此孟子歆动齐王，使行王道也。

王曰：“王政可得闻与？”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岐，是周之旧国，在今陕西凤翔府岐山县地方。九一，是周时井田之制，九分中只取百姓一分。讥，是察问。征，是起税。泽梁，是水泽中取鱼之处。孥，是妻子。鳏，是鱼名，鱼目不闭，故以比人之忧愁不寐者。告，是告诉。哿，是可。茕独，是穷困孤苦之人。

齐宣王问孟子说：“夫子说寡人能行王政，则明堂可以不毁。不识王政如何？可使寡人得与闻乎？”孟子对说：“王政莫善于文王。在先文王之治岐邑，于耕田的百姓，则行九一之法，而敛从其薄；于仕者的子孙，则有世禄之赏，而报从其厚；于关市但盘察奸细，而不征商贾之私货；于泽梁则任民取利，而不为禁令以自专；于犯罪之人，刑法止及其本身，而不连累其妻子：文王之发政施仁如此。乃其中则尤有加意者。盖人之老年无妻的叫作鳏夫，老年无夫的叫作寡妇，老年无子的叫作独夫，少年无父的叫作孤子。这四样人，艰难困苦，乃天下之穷民而无所告诉者。文王发政施仁，虽于人无所不济，遇此等尤加爱惜，务使之各得其所焉。《诗经》上《小雅•正月》之篇有云：‘富人还可，惟茕独之人，情有可哀。’夫惟可哀，此文王所以必先之也。文王之治岐如此。此王政之善，所以开周家之基业者。王欲行王政，可不以文王为法乎？”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公刘，是后稷之曾孙。积，是堆积。糇，是干粮。橐、囊，俱布袋之类；无底为橐，有底为囊。戢，是安集。戚扬，是斧钺。爰，是于。何有，是不难的意思。

孟子述文王治岐之政以告齐王，王遂叹美之说：“善哉！夫子此言。真可谓治国之良图也！”孟子说：“闻善贵于能行。王既以为善，则何为不见之行事乎？”齐王说：“寡人非不欲行，但天性有一种病痛：好积财货。惟好货，故取民无制，而不能行此王政耳。”孟子对说：“好货与王政无妨。昔者公刘也曾好货。观《诗经•大雅•笃公刘》篇有云：‘公刘处西戎之间，国势微弱。后来能力行富民之政，其民田有露积，家有仓廪，既富且强。于是裹糇粮于橐囊，而为迁都之计，思以集和其人民，光大其国家。乃张我弓矢与干戈戚扬，启行而往迁于豳焉。’由《诗》之言观之，可见公刘能推好货之心以及于民，能使民之居者有积仓，行者有糇粮；然后可以爰方启行，而保民立国如此也。王如好货，亦能仿公刘之遗意，而导利以厚下，约己以裕民，与百姓同之，使亦有积仓裹粮之富，则天下之民皆归向之。其于王天下何难之有？夫好货一也，私之于一己，则为专利；公之于百姓，则为施仁。然则王之于货，惟审其所好之公私，而不当以之为病矣。”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太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太王，是公刘九世孙，周武王曾祖，名亶父，号古公。至武王即帝位，始追上尊号为“太王”。率，是循。浒，是水之涯岸。姜女，是太王之妃。聿，是语词。胥，是相。宇，是居。旷，是孤单的意思。

齐王自揣不能行王道，又对孟子说：“寡人不但好货，更有一件病痛：喜好女色。惟其好色，故心志蛊惑，用度奢侈，不能行此王政耳。”孟子对说：“好色亦无妨于王政。昔者太王也曾好色，爱其妃姜女。观《诗经•大雅•绵》之篇有云：‘古公亶父为狄人所侵，不得已欲迁国避难。乃于明朝策马而走，顺着西河的边岸，径到岐山之下；爰及其妃姜女同来，与之相择地方，建造城邑，以为居止之所。’由《诗》之言观之，可见太王也喜爱那姜女，而以配匹为重也。但太王不独自有配匹而已。当这时节，举国之中，女子都得嫁其夫，而内无怨女；男子都得娶其妇，而外无旷夫。盖由太王能推好色之心以及于民，故能男女各遂其愿，婚姻各及其时如此也。王如好色，诚能仿太王遗意，而与百姓同之，保全其室家，完聚其夫妇，使无怨女旷夫之叹，则天下之民皆将乐归于我，于王天下何难之有？夫能推好色之心便可以王天下，则好色又何足为病乎？”

按，此章孟子于齐王，因其毁明堂，而劝之以行王政；因其好货色，而劝之以体民情。盖货财妻子之念，人心所同。但在上者，知有己而不知有民，于是有府库充盈，而闾阎不免于空竭；嫔嫱众盛，而妇子不免于流离者矣。诚体民情，则必能行王政；能行王政，则自可以朝诸侯而王天下矣，此明堂之所以不必毁也。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

馁，是饿。

齐宣王怠于政事。孟子欲劝王有为，先引起他事以发问，说道：“朋友有相周之义。设使王之臣有以其妻子寄托于所厚之友，而自往游于楚国者。及至回还之日，始知其妻子一向冻馁，衣食不足。王之臣当所何如以处其友耶？”齐王说：“受人之托而负义如是，非可交之友也，当弃绝之。”盖朋友以义合，不义则当绝也。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师，是掌刑之官。士，是士师的属官。

孟子又问说：“士师以明刑为职。设使为士师者不能统理其所属之士，使刑狱不当，职业不修。王当何如以处之耶？”齐王说：“立人之朝，而瘝旷如是，非可用之臣也，宜罢去之。”盖人臣各有职任，失职则当去也。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又问说：“如今四境以内，皆王之所统理。乃政教不修，人民不宁，是谁之任？又当何如以处之耶？”孟子此言，盖欲齐宣王反己自责，虚心下问，以讲求治国之道，其望之者深矣。王乃耻于闻过，而顾视左右以释其愧，更言他事以乱其辞，其不足以有为可知矣。此齐之所以止于齐，而不能成一统之业也。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

乔木，是高大之木。世臣，是累世勋旧之臣。亲臣，是君所亲信之臣。昔者，是昨日。亡，是走失。

孟子因齐宣王待下疏薄，一日进见而讽之，说：“大凡人君继世而有国，其基业相承，历年久远，如高大的树木、累世的旧臣，都是有的。但故国所以见称，却不是为着有这乔木，便叫作故国，正以有累世旧臣之谓耳。盖乔木有无，何足轻重？惟是那老成故旧之臣，世受国恩，义同休戚，国运赖之以匡扶，人心赖之以系属，这才是故国之所重，而人主不可一日无者也。然他日之世臣，本是今日之亲臣。以今观之，王已无亲臣矣。盖亲臣日在左右，视如腹心，时刻少他不得。王昨日所进用的人，今日有走去而尚不知者，则无亲信之臣可知。既无亲臣，安望他日有世臣乎？然则齐何以保其故国矣？”

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

舍，是舍置。不得已，是势不能已的意思。逾，是逾越。戚字，解作亲字。

齐王因孟子讥己无亲臣，自家解说：“此等亡去的，都是不才之人，我始初不知而误用之，故不以其去为意耳。我今当何如可以预知其不才，遂舍之而不用，使所用皆贤乎？”孟子对说：“人君用人，与其悔之于后，莫若谨之于始。是以国君进贤，当那将用未用之际，其难其慎，审之又审，恰似势之所迫，不得不用他一般，其谨如此。所以然者，盖以尊尊亲亲乃国家体统之常。设使今日所尊者未必贤，日后必别求那卑而贤者用之，是使卑者得以搀越尊者，失尊卑之序矣；今日所亲者未必贤，日后必别求那疏而贤者用之，是使疏者得以搀越亲者，失亲疏之等矣。一举措之间，而所关于国体者甚大，是安可以不慎乎？始进能慎，则所进皆贤，而不才者不得以幸进，自可以无后日之悔矣。王何以不知人为患哉？”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

孟子告齐宣王说：“国君进贤，固所当慎，而慎之何如？盖人才之用舍，不可徇一己之私情，当付之众人之公论。且如有人于此，左右近侍俱道其贤，吾未敢遽以为然也；举朝大夫俱道其贤，吾未敢遽以为然也。何也？诚恐其有私誉也。至于通国之人俱以为贤，宜若可信矣。但世间有一等的同流合污，为众所悦，以致虚誉者，原来不是好人。安知国人之所谓贤，非此之类欤？于是又从而察之，或听其言，或观其行，必看得真真实实是有才德的人，然后进而用之：其不肯轻用如此。又或有在我左右的人都说道此人不贤，不遽信也；众大夫每也都说此人不贤，不遽信也。何也？诚恐其有私毁矣。至于通国之人俱谓不贤，宜若可信矣。但世间又有一等的特立独行，与世不合，以招谤毁者，终不失为好人。安知国人之所不可，非此之类欤？于是又从而察之，或探其心术，或考其行事，必看得的的确确是不贤的人，然后从而去之：其不肯轻去如此。夫其一用舍之间，既遍访于人，又精察于己，虽或跻之尊亲之列，而其从容详审、筹处迟疑，真若有万不得已者。如此乎慎之至也，又安有不才而误用之者耶？王欲知用人之当慎，则宜以是为法矣。”

“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

孟子又告齐宣王说：“人君进退人才，固当审察公论以求至当矣。至于用刑，也不可不谨。有人于此，左右都说他可杀，不要遽然听信；众大夫每都说他可杀，也不要遽然听信。何也？诚恐其有私怨也。至于通国之人俱以为可杀，其言宜可信矣。但世间也有一等的人，无罪无辜，而虚被恶名者。安知国人之所谓可杀者，非此之类欤？于是又从而察之，或验其罪状，或审其情实，必看得情真罪当，是可杀的人，然后从而杀之。决断虽在于君，而公论实出于国人，所以说是国人杀之。明其犯众人之公恶，而非一己之私也。以此用刑也，就如不得已而然者，又何其慎之至乎！”

“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承上文说：“人君用舍刑杀，一惟决于众论之公如此。则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就如父母之于赤子，求中其欲，而惟恐拂其情的一般，不可以为民之父母乎？民心得，则邦本固，而宗社其永安矣。尚何故国之不可保哉？”此可见人君用人行政，当以公论为准。内不专任一己之独见，外不偏徇一人之私情。至虚至公，无意无必，然后好恶之私不作，而爱憎之说不行，贤者必用，而政无不举矣。明主宜致审于斯焉。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贼，是害。残，是伤。

齐宣王问孟子说：“世传汤放桀于南巢，武王伐纣于牧野，果有此事否乎？”孟子对说：“南巢之放，载在《汤誓》；牧野之战，纪于《武成》，传记盖有此说矣。”齐宣王又问说：“桀、纣，君也；汤、武，臣也。以臣弑君，于理可乎？”孟子对说：“君臣大分，岂可逾越？但汤、武乃奉天伐暴，与称兵犯顺之事不同。盖天生民而立之君者，为其能尽仁义之道，以为斯民共主也。惟害仁之人，其存心凶暴淫虐，灭绝天理，故谓之贼。害义之人，其行事颠倒错乱，伤败彝伦，故谓之残。残贼之人，天命已去，人心已离，只是一个独夫，不得为天下之共主矣。所以《书经》上说独夫纣。盖纣自绝于天，故天命武王诛之，为天下除残贼。吾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其为弑君也。观于武王，则汤之伐桀亦犹是耳。”《易》曰：“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正谓此也。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

巨室，是高大的宫室。工师，是匠作之长。胜，是担当得的意思。斫，是斫削。夫人，指贤人说。

孟子因齐宣王不能任贤图治，一日进见而讽之，说：“人君任贤以治国，就如用木以治室一般。王欲建造高大的宫室，谓非大木不可。则必遣命工师，多方采取以充其用。假如工师采得大木，则王欣然而喜，说道可以做梁做柱，能胜巨室之任了。倘或匠人误加斧斤，斫削短小，则王艴然大怒，怪他损坏了这美材，不能胜巨室之任矣。是王之用木，惟欲其大，不欲其小如此。至于贤人，为国家之桢干。当其幼时，诵读讲明，都是圣贤的道理、帝王的事功，正欲待其壮年遭时遇主，一一见之施行，以期不负其所学也。吾王不思大用以尽其材，却乃教他说：‘你且舍置汝之所学而从我所好。’夫贤人所学者，乃修、齐、治、平之具；而王之所好者，不过权谋功利之私而已。今要他舍所学以从王，则是贤人之学甚大，而王顾欲其小之也。夫不忍斫小一木之材，而乃欲贬损大贤之用，则何其任贤不如任木也哉！王诚比类而观之，则知任贤图治之要矣。”

“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玉在石中，叫作璞。镒，是二十两。

孟子讽齐宣王说道：“王任贤而欲小用之，使贤者不得行其志，岂是治国家的道理？且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价值万镒，十分爱重的，也不能自以己意为之雕琢，必求惯能治玉之人，使雕琢之。盖玉必雕琢而后能成器，亦必良工而后能雕琢。故治玉者，未有不付之人者也。至于国家之当治，就如万镒之玉；贤者之能治国家，能如玉人之能治玉一般。王如得贤而用之，则必举国而听之可也。今乃说‘姑舍汝之所学而从我之所好’，则何王之治国家乃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盖国家几务繁多，责任重大，一切要整顿料理，兴起治功，非是涵养有素、抱负不凡的贤人，岂能胜任？既得其人，尤须推心委任，一一付托于他，使得展布发摅，乃能致理。今以玉则一听于玉人，以国家则不肯专听于贤者，是爱国家不如爱玉也，王亦未之思乎？”

大抵用贤之道，惟在纯心。必人君专心求治，念念在于国家，然后能虚心任贤，事事付之能者。成汤昧爽丕显，旁求俊彦；高宗恭默思道，梦赉良弼：此所以登于至治，而逸于得人也。人君欲用贤以治国家者，宜三复于斯。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昔燕王哙让国于其相子之，国人大乱。齐人因乘其衅而伐之。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遂大胜燕。宣王乃问计于孟子，说：“燕国既破，其土地人民尽当为我所有矣。或言利不可贪，劝寡人说莫取；或言机不可失，劝寡人说取之。众论不一，莫知适从。自寡人论之，齐与燕同一万乘之国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势均力敌；乃不待旷日持久，只五十日内就收战胜之功，纵使将勇兵强，人力众盛，未必成功之速遽至于此。殆天意有在，阴助而默相之耳。天既以燕予我，我反弃而不取，必受其殃。兹欲从而取之，可与不可，夫子以为何如？”齐王本意在于取燕，特欲借孟子一言以自决耳。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孟子对说：“天意之予夺难知，民心之从违易见。王欲取燕，亦惟决诸民心而已。诚使取燕而燕民喜悦，都欣然归附，则是天之所废，不可兴也；王其顺民心取之，亦可。古之人有行此事的，是周武王。盖武王当纣恶贯满盈之后，人心皆已归周，所以有牧野之师，可取而取，武王无容心也。王能如是，是亦武王而已矣。使或取燕而燕民不悦，犹思恋故主，则是天命未改，未可图也；王其顺民心而勿取，乃可。古之人有行此事的，是周文王。盖周文王当纣恶未稔之初，人心犹不忘商，所以执事殷之节。不可取而不取，文王亦无容心也。王能如是，是亦文王而已矣。然则燕之可取与否，吾王但当视民心之向背何如耳。众论纷纷，何足据乎？”

“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箪，是竹器。食，是饭。汤酒之类，都叫作浆。运，是转动的意思。

孟子告齐宣王说：“民心可以仁感，而不可以威劫。今齐与燕俱万乘之国也，以万乘之国而伐万乘之国，若使并力固守，其势足以相抗。乃燕之百姓，一闻齐师之来，便不战而服，都盛着箪食壶浆迎犒王师。这岂有他意？特以燕政暴虐，民被其害，如在水火中一般，忍受不过，故避之而望救于齐耳。王如发政施仁以慰其望，则燕人之心始安矣。若恃其强力，更为暴虐，如水之深者益深、火之热者益热，则燕民愈不能堪。今之望救于齐者，将转而望救于他人矣，齐岂得而强取之哉？可见得国有道，惟在得民，而民罔常怀，怀于有德。王欲取燕，亦求其所以安民者而已。”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

齐人前欲取燕，孟子告以当顺民心，齐人不听，竟乘燕国破败，利其有而取之。于是列国诸侯，皆有不平之心，相约起兵，将谋伐齐以救燕。齐王闻而恐惧，乃问计于孟子，说：“自寡人取燕之后，诸侯多谋举兵来伐寡人者，事势至此，有何计策可以设备而预待之乎？”孟子对说：“臣曾闻古之帝王，有以七十里之小国，遂能伐暴救民，行政于天下，而万邦无不归服者，商王成汤是也。今齐国地方千里，堂堂一大国，乃惧怕诸侯伐己，则是以千里而畏人，怯亦甚矣！臣实未之闻也。王何不以之自反乎？”

“《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弔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

这一节正是成汤为政于天下的事。

葛，是国名。奚字，解作何字。霓，是虹霓，云合则雨，虹见则止，以比民望王师之切的意思。弔，是抚恤。徯，是等待。苏，是复生。

孟子说：“臣谓汤以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观于《书》之所言可见矣。《书经•仲虺之诰》有云：‘汤初与葛为邻。葛伯无道，汤乃举兵伐之，是汤之征伐，自葛国始。那时天下之人，都信其志在救民，不是为暴。汤若往东面征讨，则西夷之人怨望；若往南面征讨，则北狄之人怨望。都说道：“我等受害一般，王何为不先来征我之国乎？”’这时节，百姓每冀望王师之来，又恐其不来；就如大旱之时望着云合而雨，又恐虹见而止也：其望之之切如此。及王师既至，商贾各安于市，而交易者不止；农夫各安于野，而耕耘者不变。但诛戮其有罪之君，抚安其无罪之民，就如大旱之后，甘雨应时而降，民皆喜色相庆，欣然大悦。《书经》上载着百姓之言说：‘我等困苦无聊，专等我君来救。我君一来，我等方得苏息，真是死而复生一般。’观《书》所言，则知成汤能以七十里而王于天下者，惟其行仁政以救民，而有以慰斯民之望耳。王今伐燕，未能行仁政以慰民心，则所以致诸侯之兵者，岂无自哉？”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

拯，是救。系累，是执缚的意思。重器，是宝器。畏，是忌。

孟子告齐宣王说：“汤以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而齐乃以千里畏人者，何耶？盖燕国无道，暴虐其民，如在水火中一般。王兴师往伐，以正其罪，燕之百姓以为将救我于水火之中，欣然以箪食壶浆迎犒王师，亦不异大旱之望云霓矣。王必如汤之伐罪弔民，发政施仁乃可。今乃残杀其父兄，系缚其子弟，拆毁他祖先的宗庙，搬取他珍宝的重器，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使燕民大失所望，如之何而可以如此也？夫天下诸侯，固已忌齐之强而欲并力以图之，特未有可乘之衅耳。今并取燕国，增了一倍之地；又不能举行仁政，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诸侯之心。故诸侯之忌愈深，伐齐之谋遂合。是天下之兵，王实有以鼓动之也，能不以千里而畏人乎？”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

旄，是老人。倪，是小儿。置，是立。

孟子说：“王既已动诸侯之兵矣，为今之计，将如之何？王须是急发号令，晓谕国人，将掳略的老小尽数遣还，将欲迁的重器即便停止。子哙已死，燕国无君，则谋于燕之群臣百姓，择一贤者以为君，而后引兵而去之。如是，则燕乱已定，诸侯不得以救燕为名；齐不为暴，诸侯不得以伐暴为名。虽已兴师，尚可以及其未发而使之中止也。王欲求所以待诸侯者，其惟如是而已。”夫当战国之时，皆急功利、尚权谋。而孟子之所为齐王言者，一出于正，可以观圣贤之学术与王政之大端也。

邹与鲁鬨。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

鬨，是战斗之声。穆公，是邹君。转，是饥饿展转而死。残，是残虐。尤，是怪责的意思。

昔邹国与鲁国交兵战斗，为鲁所败。穆公因问于孟子说：“民以用命为顺。不用命者，国有常刑。今我国与鲁接战，众有司对敌而死者三十三人，乃百姓每曾无一人赴救有司而死者。此等顽民，将要杀之，则人众不可尽诛；将要不杀，似这等怨恨长上、疾视其死而不救，法令何由而行乎？或诛或宥，当何如处之而为当也？”孟子对说：“民不用命，不当责之于民，惟当反之于己。盖凶年饥岁，君之百姓老弱不能动移的，则饥饿展转、倒死于沟壑；其少壮的，就食他邦，散走于四方者不知其几千人矣。这时节，人人都望救于君上，如死中求生一般。而君之仓廪有余粟，府库有余钱，有司曾不肯告之于君，散财发粟以赈救之。是君与有司暴慢不仁，而残虐下民也。上既虐下，下有不疾怨其上者乎？曾子有言：‘为民上者，当戒之戒之！施恩得恩，施怨得怨。出自尔身者，即反报尔身者也。’由此言观之，君与有司视民之死而不救，民怨久矣，到如今才得还报，所以视有司之死而不救也。一施一报，乃理之常，君何可归咎于民？亦反求诸己而已。”

“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承上文说：“民心疾怨，虽有司不恤其民，亦由君之不行仁政也。若君能以爱民为心，而举行仁政，务恤其饥寒，救其疾苦；则有司皆体君之心为心，而无有不爱其民者矣。有司既爱其民，则为之民者，自然情义相关：居常则亲其上，爱戴而不忘；遇难则死其长，捐躯而不悔矣。何至疾视其死而不救哉？此君所以当反己，而不可过责于民也。”

大抵君民之情，本同一体。民有财，则当供之于君；君有财，则当散之于民。丰凶敛散，上下相通。故虽水旱灾荒，不能为害，而国与民常相保也。后世人主，以府库为私藏，有司以聚敛为能事，民心一散，不可复收。虽使积藏如丘山，何救于败亡之祸乎？明主不可不鉴也。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滕，是国名，在今山东兖州府地方。文公，是滕国之君。

滕文公问于孟子，说道：“小国势孤力弱，必须依托大国乃能自安。今滕国方五十里，乃至小之国也，又夹在齐楚两大国之间。分当事之，而力不能以兼事；欲就中抉择，则将事齐乎？抑事楚乎？不知孰可依托以安吾国也？夫子其为我谋之。”孟子对说：“凡事倚靠他人的，不可取必；而惟主张在我的，乃可自尽。齐、楚皆大国也，事齐则见怒于楚，事楚则见怒于齐，必不能两全而无害，这计策非吾所能及也。若必欲言之而不已，则别有一说：惟是自守而已。夫高城深池，所以卫国。必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而为之民者，亦感君平日之恩，出力报效，虽至于危亡困迫，亦舍死而不肯去。上下相依，患难相保，庶几可以自全，此则事理之可为者耳。若事齐事楚，岂吾所能必哉？”盖保国资乎地险，守险在于人和；而固结人心之道，则又在于施仁之有素。若平时不知恤民，则人心离散，一遇患难，皆委而去之矣。欲知有国之长计者，宜致审于斯焉。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

薛，是国名，与滕相近。邠，即今陕西邠州。岐山，在今陕西凤翔府地方。

时齐欲取薛，滕文公恐其逼己，因问计于孟子说：“滕与薛同处于齐之西境，势相依倚，就如唇齿一般。今齐人恃其强大，将要取薛之地筑以为城。薛亡，则滕之势益孤，而齐之侵陵益迫，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寡人深以为惧，不知当如之何而可免于吞并之患也？”孟子对说：“敌国外患，从古有之。昔者太王居邠，与北狄为邻。狄人时来侵扰，太王力不能御，遂弃了邠地，去到岐山之下，重建都邑而居之。这时候仓皇迁徙，非谓邠地不如岐山之美，有所拣择而取之也；盖由迫于狄人之难，无可奈何，只得迁徙以图存耳。今滕迫近齐患，诚不得已而图自全之策，则法太王之所为可也。”

“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

创，是造。统，是统绪。继，是继续。彼，指齐说。强，是勉强。

承上文说：“太王迁国于岐，虽出一时避难之权，而周家兴王之业，实由此起。使为君者果能修德行仁，如太王之所为，则虽暂时失国，后来子孙，必有应运而兴，如周之文、武，为王于天下者，此天理之必然者也。然人君创基业于前，垂统绪于后，但能为所当为，而不失其正，使后世子孙可继续而行耳。若夫兴起王业，而成一统之功，则上天自有主张，岂人力之可必乎？今齐强滕弱，势固不敌，君将奈彼何哉？为君计者，只宜勉强为善，尽其在我，听其在天而已矣；此外，则非意虑之所能及也。”夫滕文之意，在免祸于目前；而孟子却教以为善，使之积德于身后。盖目前之计，且可侥幸于一时；而积善以贻子孙，乃所以为国家长远之虑也。小国尚然，而况处全盛之世者，可不务增修其德，以绵宗祀于无穷也哉！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

属，是会集。逾，是过。梁山，在今陕西西安府乾州地方。

滕文公问孟子说：“滕乃小国，间于齐楚之中，虽致敬尽礼，竭力以奉事之，犹不免于侵陵之患。不知何以为计，而后可免乎？”孟子对说：“寡不敌众，弱不胜强；为今日计，惟当避难以图存耳。昔周太王住在邠国，与狄为邻，狄人时来侵犯。初奉之以皮币，不得免焉；再奉之以犬马，亦不得免焉；又奉之以珠玉，亦不得免焉，必欲攻取其国而后已。太王乃会集邠民中的耆老而谕之说：‘吾今奉事狄人，亦已至矣，犹不得免其侵陵之患。是狄人所欲者，不在吾皮币、犬马、珠玉，而在吾土地也。夫土地本生物以养人，今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是反以养人的害人矣。我闻说君子以爱人为心，不以所养人者害人。吾固不忍与之争地，害及尔等。尔二三子莫谓我去之后便无君长，以为忧患；但使有人抚安尔等，是即尔之君长也。我今要舍去此地，迁于他方，以图免患矣。’乃离了邠地，经过梁山，至岐山之下，作邑而居，以避狄难焉。此时邠民感太王平日之恩，相与说道：‘吾君乃仁人也，我辈赖以为安，何忍舍之？’于是相率从之迁于岐下，就如赶集做市的一般。土地虽失，人民如故，此乃迁国以图存者，固一计也。或又说，国家土地，原是先代传来贻与子孙世守的，非我一身所得专主。纵遭患难，只宜尽力死守，不可舍而他去，使先人基业自我不传：此谓守正以殉国者，又一计也。夫此二者，在太王所处，是一时的权宜；在或人所言，是正经的道理。为君今日之计，只是看自己力量，做得那一件，便于此二者之间，拣择而取之。尽其在我，而听天所命，事理可为，不过如此。若夫侥幸苟免之计，岂吾所能及哉？”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公曰：“将见孟子。”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君无见焉！”公曰：“诺。”

平公，是鲁君。嬖人，是亲幸之臣。臧仓，是人姓名。国君所乘的车辇，叫作乘舆。驾，是驾马。之，是往。逾，是过。诺，是应词。

当时乐正子仕于鲁国，曾于平公面前称道其师孟子之贤。一日孟子至鲁，平公将要出朝而往见之。时有嬖幸之臣臧仓请问平公，说：“人君举动，关系非轻，往常吾君驾出，则必传命有司，示以所往之地，使知向导。今乘舆已驾马将行，有司未知何往，敢此命请。”平公说：“我将往见孟子。”臧仓遂拦阻，说道：“吾君乃千乘之尊，孟子一匹夫而已，何故吾君不自尊重，而轻身以先加礼于匹夫？岂道他是有德之贤人乎？夫贤者举动必循乎礼，作事必合乎义，这礼义宜从贤者身上做将出来。我闻孟子前时丧父，其礼甚简；后来葬母，却极其丰厚，过于前丧。则是厚母薄父，不知有礼义之大道，何得为贤？君勿轻身而往见也。”于是平公惑于其言，应之曰：“诺。”遂止而不往见焉。

夫往见孟子者，乃平公一念好贤之心，只因臧仓阻之，遂以不果。可见谗说易行，君心易惑。此明主任贤不可不专，听言不可不审也。

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

乐正子，是孟子的门人。鼎，是调和五味之器，古时祭祀燕飨皆用之。

鲁平公既惑于嬖人臧仓之言不见孟子，乐正子乃入见平公而问之说：“吾君欲往见孟轲，乘舆已驾，何故忽然中止？”平公说：“我初间仰慕其贤，所以欲见。今有人告寡人说：‘孟子后丧母，前丧父，其治母之丧胜过父丧。’夫父母之恩，同一罔极，今乃厚母薄父，此是不知礼义之人，恶得为贤？所以不见。”乐正子又问说：“君所谓后丧逾前丧者，指他那一事说？莫不是谓其前葬父用士礼，后葬母用大夫之礼；前祭父用三鼎，后祭母用五鼎，如此之厚薄不同与？”平公说：“吾所谓逾者，不谓是，谓其葬母之棺椁衣衾美过其父也。”盖礼数厚薄，乃朝廷之名分，固不可以强同；而棺椁衣衾，则人子于父母皆得以自尽，于此而有厚有薄，所以为逾耳。乐正子又分解说：“这不是逾，是贫富不同也。盖孟子前为士，其家贫，贫则力不能厚，故不免于薄；后为大夫，其禄富，富则力能从厚，故不以俭其亲。丧具厚薄，称家有无，乃所谓礼，非所谓逾也。君以此谓其非贤，不亦过乎？”

夫孟子之贤，闻于天下。乃嬖人一言，遂能沮平公用贤之意，而使鲁不得为善国，则谗言之为害甚矣！人君听言，其尚知所辨哉。

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于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曰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克，是乐正子的名。尼，是阻。

乐正子因臧仓谮孟子于鲁君，既已辩白其诬，乃遂往见孟子，说：“我昔日以夫子之贤荐于鲁君，鲁君以我之言为然，已是命驾出朝，来见夫子。被嬖人臧仓造为谮毁之言，阻住鲁君，君以此遂不果来也。小人之能害正如此，奈何？”孟子说：“这也不是臧仓之过。凡人之遇主而行者，或有人在君前称道其贤，使之见用。其不遇而止者，或有人在君前阻遏其进，使之不通。这行止虽系于人，而主张实在于天；行固非人所能使，止亦非人所能尼也。我今不遇鲁侯，你道是臧仓阻之；自我看来，还是时衰运否，天意不欲平治鲁国，故使我不遇也。彼臧氏之子，不过一嬖人而已，安能以人力害我，而使我不遇于鲁君乎？然则我今不遇，但当安命可也，岂可归咎于人哉？”

此可见圣贤出处，关时运之盛衰：盛则明良合而为泰，衰则上下不交而为否。否泰之分，乃国运治乱兴亡所系。所以君子、小人，进退都有天数，非人力也。但士君子可以言天，而人主不可言天。人主以造命为职，惟尊用贤才以挽回气数，则国家之泰运可常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