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具体而有垠，须分别独占。倘求扩张，则必相碍。而物质人生则必依附于空间，向外寻求，常趋于动而争。时间抽象，绵延无已，前后一贯，可以共容，相互融通，互不相碍。精神人生则必依着于时间，故常趋于静而和。但时空实合成为一体，动静亦互融为一体。唯和与争又何能合成为一体？中国人则主争于内而和于外，争于己而和于人。如曰：“安分守己”，其安其守，则必求之于己之内。故曰“立志”，曰“改过迁善”，皆是。中国人好言礼，礼之中必有尊卑主客之分，主必尊客而自卑，则和。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射即如此。射不中，其过在射者之术，不在所射之对象即外物。射者所立之地亦称物。一在己，一在外。所争不在外，乃在己。射者所立之位定，而后可言射术。射而得中，乃和非争。所争则在己之术，即争与和亦合为一体矣。

今人率并言时间空间，此两词乃译自西方。其实两者意义不同，亦未可以对等视之。如地球仅为太阳系中一行星。地球上又分各部分。生为一中国人，与生其他各地人，所受影响各不同。故人生必论空间。人生又必同占一时间。即地球太阳乃及其他空间，亦必同占一时间。而时间之影响人生，则更大于空间。

时间何在则难言。但空间则必包涵在时间内，相与融成为一体。使无时间，空间又何得存在。易系辞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指时间，地指空间，时间尊于空间，中国人观念即如此。

周易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国古人即以象征宇宙万物之一切变化，其中皆涵有时间意义。较之古希腊人之几何学，仅知空间者，其聪明智慧当远胜。实则只有两爻。曰乾“-”，曰坤“--”。“-”即时间，象合。“--”即空间，象分。中国人观念，一切分其先皆由一合来。几何学由点成线，成面，成体，则一切合其先皆由一分来。此两观念乃大不同。岂得谓合亚、欧、非、美、澳诸洲始成一地球，合地球等诸行星始成一太阳系，合太阳系及诸星河始成一天体。则几何之由分而合，其观念之意义与价值，当尚待商榷。

系辞传又言：“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一切物之作而成，其先必有一始。未作未成，则无始可见。物之作于成，皆必占空间，时间亦必随空间而始见。老子言：“有生于无。”有无二字近似具体，实不如易系言乾坤二字之抽象，仅指动静分合者之更为涵蓄而允惬。老子乃道家言，易系又化归之于儒义。以有无言，不如以分合言。周濂溪太极图说则谓“无极而太极”，此较老子有生于无之说亦胜。濂溪乃谓无即有，无乃有之合。合为一则无以名之，故老子称之曰无。佛教主四大皆空，唯求归涅槃，亦主无，不主有。耶教之天堂上帝灵魂界，乃主有，不主无。儒家言可代表中国人观念，乃会合有无以为言。虽分有无，而无在有之中，亦即是有。

易系又言：“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濂溪太极图说则言：“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时间是一动，空间是一静。如太阳地球皆是一静，实则亦皆是一动。易卦以龙象乾，以马象坤，则坤卦亦仍是一动。唯马之动，尽人可见。龙之为动，则不可见不易见。空间静而实动，离去空间，又何由见有动，见有时间。爱因斯坦有四度空间论，于空间中加进时间。而周易则必主乾在先为主，坤在后为顺。动在先静在后，动为主静为顺，乃于时间中加进空间，斯又中西观念不同之大异所在。

易系又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今人则以成形为具体，由具体中乃有抽象。中国人观念，则主先有抽象，乃成具体。如地乃一具体，天乃一抽象，非天何由有地。西方近代天文学，亦求之太阳系诸星河，尽从具体求，则天亦如地，无大异矣。即天堂亦仍是一空间，亦犹地，仍无大异。中国人之天，则超乎地。先有天，后有地，则由抽象生具体，而具体又仍在抽象中。亦可谓具体乃静而定为形，抽象则动而在其先。此则中西观念大不同之可见易见者。

今可谓天地乃一大动体。而生有万物，则较静而定。人生亦万物中之一形，故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坤乃其象，言道则指其动，男女斯成形，乃始有静可言。“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此男女二字，则兼言阴阳。其媾其化，皆指动言。则人生皆由一动来。人之毕生，亦只是一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之休息睡眠，其实亦仍是一动。天之生人，岂专为其休息与睡眠。则自中国人观念，人生之贵动更可知，其贵刚亦可知。近人乃谓中国人贵静贵柔，则失之矣。

今人又分精神人生与物质人生。其实绝不能脱离物质以为人生，而在物质中则必显有精神，仍只是此一人生。食衣住行，属物质人生，但精神人生亦皆散见其中。各自分别，乃若不易见。孔子之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亦即物质人生。颜子之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亦物质人生。离物质，又何以为生。但在物质人生中，有精神之存在，则难具体指陈。具体属空间性，而抽象则属时间性，其轻重之间，则雅俗观念有不同，亦即中西所不同。

要言之，中国主由合而分，西方则主由分而合。故西方主由个人合为群，中国则主群中分有己。己生之前，不知已有千万世之人群之存在。非有此群，何从有己。故于己即见群，亦犹于己即见天。人之一己，又何得独立为生。然己之生则具体，而群体之生则若为抽象。一中国人之生，若与同时其他亚、欧、非、美、澳人之生渺不相干。当前一人之生，又若与以前千万世之人生渺不相干。具体言之若如此，抽象言之则不然。故谓生命有一大总体，亦可谓时间即是此总体。

就个人生命言，可分婴孩、幼年、壮年、成年、晚年各期。合百年之生，而分此诸期。非由此各期而合成为一生。此百年之生，若为一抽象。此各期之生，若见为具体。果认具体为实，则抽象转成为一虚。然则岂合此诸实以成一虚乎？故百年之生，始为共通一实体。婴孩幼年诸期，皆依此共通之实体而各成其为实。婴孩幼年期夭亡，则此生实不啻一虚。两者之间，虚实是非之判，亦可定。

中国人自幼即教以孝，稍长即教以弟。先教以在家族邻里小群中做人，继教以在国与天下大群中做人。在小群中做人，则为一小人。在大群中做人，始为一大人。能在古今人类长时期中做人，则为圣为贤，尤为大人中之大者。仅知有己，不知有人，则又为小人中之小者，斯不得视为人矣。方其为婴孩，不知此下尚有幼年中年老年，故婴孩不得谓之为成人。年渐长，始知其前为婴孩，后有耄老，乃得谓之为成人。

今人重视经济人生，中国古人则重道德人生。经济人生若为具体，而人与人则各别相异。道德人生若为抽象，而人与人乃可会通合一，时间空间亦随之扩大延长，经济人生岂得相比。又经济以财货为主，财货在人生外部，亦可谓乃人生中一虚。道德以心性为主，心性乃人生中一实。贫富与圣贤之孰贵孰贱，则不难辨。

经济人生重商业，供求双方对立，不能由一方作主。农工人生则生命在己。故农工社会重道德心性，商业社会重机会功利。如慈孝，父母子女和合相亲。“孝思不匮，永锡尔类。”一人孝可感使人人孝，世世代代孝。孝道益宏，绝不损及己之孝。老子言：“既已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道德人生即如此。商业牟利，供方多得，乃由求方多与。一方利，他方损。今日则劳资相争，为世界人类一大祸害。

中国教育重培养情感。修心养性，为道德人生主要一项目。西方教育重传授知识，训练技巧，求学即为牟利，乃亦为经济人生中一要项。近代学校学者缴学费，教者受俸给，来学求知，亦如出资购物，教育亦显具商业性。中国则曰“尊师重道”。如孔孟周游，如齐之设有稷下先生，从学者之生活皆赖于师。后代之书院，来者亦由书院供养。其绝非商业性可知。

中国教育重师道，师道可以传之久，学校则时兴时废。如宋初胡安定苏湖讲学，晚明顾高东林讲学，载之史乘，历千年数百年，常在人心人口，而其书院则皆早废。西方如英之牛津、剑桥，美之哈佛、耶鲁，或五六世纪，或三四世纪，其学校则常在。中国人重师道乃重人，有生命，属动的一面。学校建筑则属物，非生命，乃静的一面。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亦可谓重动不重静，重精神不重物质。经济属物质，道德属精神。静则易旧，动则易新。则岂不西方转重守旧，而中国则反重开新。即如埃及希腊，其器物建筑尚多留存，而仅可称之为古埃及古希腊。中国则五千年历史相传，人文演进，不得仍谓是牺农黄帝时代之古中国。正因中国人重时间，属虚属动，故中国人求常不求变。西方人重空间，属实属静，故西方人必求变求新。可谓中国五千年乃其民族生命之绵延，而西方则自埃及、希腊以至今日之英、法、美、苏，民族相异，生命亦变。比较中西双方文化异同，则诚有难一言以尽者。

依人类生活史言，先渔猎，次畜牧，乃及农工业，最后始有商业。亦如人之一生，自婴孩迄老年，去死日近。亦可谓，渔猎畜牧乃人之幼稚前进期，农工业则为成长安定期，商业当为衰老期。人之既衰，最要者乃在其忆往念旧，果使往旧无可忆念，则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又何在。近代商业社会，仍不能无渔猎畜牧农工诸业，商则此诸业以成。依时间言，旧与新乃一贯相成。空间游历，则见新旧相异。时间回忆，则见新旧相成。多寿为人生一福，远游终不免为人生一劳。旧可以无新，而新则终不可以无旧。中国人知重历史，此乃生命精神之所在。斯亦见时间之于人生，乃更重于空间。

孟子言：“规矩，方圆之至也。”方有四隅，四隅皆方乃成方。故方似由分而合。圆则浑成一体，仅有一中心，合而不可分。中国人言“天圆地方”，又言“圆颅方趾”。圆偏动，方偏静，故中国人更贵动。今人乃言中国人好静不好动，好古守旧，不尚进步，不知西方进步在其具体物质，中国进步则在其人文精神，此又其别。

天地万物，如一大圆体。自人类言，其中心乃在各自之一己。中国人言“一天人，合内外”。此天地万物，由己为之中心，乃能一，乃能合。此言非具体，乃抽象。而己之为天地中心者，非其身，乃其心。但非西方哲学心物对立之心。中国则主心物合一，天地万物均融在此心中。此一境，此一理，则常静而不动。故乐天知命，安分守己，此即主静立人极。然而一言一行，一瞬一息，日常之应对酬酢，以至于一日二日之万机，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乃无不在于此心之动。故大学言：“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此一进程，岂非即是一动。而知止在先，则仍是一动。唯动中已包有静，静中已包有动。必分别动静以为二，则难以得其境界矣。亦可谓心是一动，物是一静。大学言“致知在格物”，则心之动即在物。故唯格物乃能致知，而后我心之全体大用无不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达。此始是中国之动静合一，天人合一，内外合一，即心物合一论。

故中国人言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莫不以己心为之主，为之一中心。其向前而进，日迈日达，而终亦不离此中心。其前进乃如绕一大环，到穷头处，还是原先起脚处。依时间言，可谓极其绵长。而就空间言，则还是原处并未迁动。人则终是一人，己则终是一己。回吾本来面目，可谓至圣而神矣。神即融在吾之生。西方观念，灵魂天堂，与此生世，境异非一。西方重空间观，即宗教信仰亦如此。而中国人重时间观，则非今日专慕西化者之所能与言矣。

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矩字指外面一切规范，较具体，较有静定性。庄周则言：“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故儒家重言矩，道家则重言规。因儒家重内心修养，而道家则重外面应付。规较近抽象，较有活动性。故中国人又言“循规蹈矩”，规宜循而矩则可蹈。可见规具向外行动意，矩具守己静止义。矩易落实，而规则空灵。方合四隅而成，一隅不成方，但亦自成其为一隅，中庸谓之致曲。规则为浑然之一体，非循其全，即不见其为规。人心所向，一言一行，皆可成矩。但一言一行，非可即成规。故矩实具空间义，而规则仍涵有时间义。矩为部分，规则全体。故西方人于方圆动静皆加分别。中国人言动中即涵静，静中即涵动。规矩连言，即犹方圆连言，亦犹天地连言，非只言一物一形。但儒家兼言天地重守矩，较之道家之循规仅从天，更适循用。细阐之，亦可谓精义无穷矣。

孔子又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者静，智者动。仁者寿，智者乐。”心分仁智两型。仁属情感，动而易变。智属理智，静而不变。人之初生，即有情感，理智则后起。实则理智属静而较易变，情感则属动而较不变。如慈孝，乃亦常而不变。何道以慈，何道以孝，则属智。中国观念，情感先起，属天。理智后起，属地。中国人尊天卑地，尚智更尚仁。故曰“王道不外乎人情”，又曰“天理人情”，天理王道皆见在人情中，其尊人情有如此。

中国人言人情最重孝。舜为大孝。孟子书又有上古有不葬其亲者一节，推论葬亲之礼之由来。则孝道上古即有。知葬礼乃随其孝情来。孝之礼随世而变，而孝情则终不变。故孔子曰“仁者静，智者动”。但孝行岂可谓之不属动。唯其能常而不变，斯谓之静矣。

今再推而言之，不仅人心有孝，即禽兽亦有孝。若以孝为爱，则草木虽无亲，亦可谓各知爱其生。生命从天来，故孝之德亦从天来。即无生物，相互间若无孝无爱可言，然同出一源，同归一体，物各有性，则宜亦有其相类似者。邹衍阴阳家言，分五行五德，其说尤流行于中国社会之下层。亦可谓即本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一章来。周易乾坤两爻，一合，一分，象征天地间一切事物之变。其言玄，普通人不易晓。孔子言仁智两型，一情感，一理智，则各反之己心而可得。又山水一动一静，则人所同见同知。然犹当辨者，既同属一体，同属一心，则动中必有静，静中亦必有动。仁中必有智，智中亦必有仁。仁而不智，陷于不仁。智而不仁，便是不智。其理虽深，宜亦可知。

乐与寿亦然。孔子称伯夷叔齐“求仁得仁又何怨”，即其乐。饿死首阳山，三千年来，人人心中有其人，即其寿。颜渊居陋巷，箪食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亦不改其乐，亦不失为一仁者。不幸夭亡，而亦永在两千五百年之人心中，则亦不得谓之不寿。则仁者寿，宜亦有乐。而智者乐，宜亦同有寿可知。

再推言之，天地万物同此一动一静，一乐一寿，而其间不妨仍有别。如孔子当其仁，庄老宜可当其智。儒家主仁，亦重智。道家偏智，亦有仁。其所不同，如一身之耳目手足，各分左右，听视持行，左右如一，而亦终有其分。一心兼仁智，亦类此。

身分左右，终不宜偏左偏右。心有仁智，亦不宜偏仁偏智。偏则多失。孔子又曰：“执两而用中。”中国人一切思想论议必分而有合，合而有分。西方则宗教近仁，科学近智，各走极端，不易和合，而尤近于偏尚智，其弊亦经历长时间之演变至今而益显。西方尚智主分，中国尚仁主合，若各就双方同一短时期内之空间观之，则是非得失，洵有难定。若统就其长时间之历史变化言，则五千年来双方之不同，与其是非得失，亦可判矣。故空间之意义与价值，终不如时间。

依照中国阴阳家言东方之人仁，西方之人义，或言智，似若仅为一种空间观。今人亦有据此来分别中西双方文化异同者。其实西外更有西，美国乃转居中国之东。抑且中国古人不知有今日之西方。盖此言虽仅空间观，实仍涵有时间观。日出于东，没于西。故谓东方之人近阳偏仁，西方之人近阴偏义或智，其言东西，实犹言始终。人生当以仁为始而终以义与智。此亦一种心物合一论，亦即仁义仁智合一，情理合一。无情乌得有理，无理亦乌得有义有智。

人生中年以前，日趋生长，则近阳而亦近仁。中年以后，日趋成熟，则近阴亦近义与智，亦证义智由仁来。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忠信近仁，好学则学其义与智。中年以前多情多近仁，中年以后多理多近义与智，此乃人生一自然进程。孔子之求为一完人，必具备人文全体之时间性。读古人书，贵能通其大义，偏据一端，则又必失之。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若谓赤子心近仁，大人多义多智，唯大人贵能不失其赤子之心，是智与义而不失其仁。赤子亦必进而为大人，是即仁而必臻于智与义，情而必达于理。故中国人言天，常兼言阴阳。言地，常兼言山川。言人之德性，则必兼言仁智仁义。今若谓中国人重仁轻智轻义，重情轻理，岂不又失之。又如原始野蛮人，若其仁不如后世人，实乃其智义不如后世人。原始人亦具好生之心，即其仁。唯不知何以好其生，又不知好人之生亦即所以好己之生。智义不及，乃无以见其仁。理不到，亦无以见其情。而近代核子武器之发明，则其仁、其情又远不如原始之野蛮人矣。故人事复杂，世态多端，单凭短暂之空间具体无可判，必待悠久之时间抽象论乃定。

中国人言始终，又言本末源流。倘谓中国人重本源，轻末流，则又失之。故中国人兼言天地，而天尊地卑，又必加以分别。虽其语流为通俗，其义深长矣。